923年2月，他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隨後與在武漢地區領導工人運動的項英和林育南取得聯係，以輪駁工的身份出麵掩護幫助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轉入地下。由於工作頗有成就，向忠發在武漢地區頗有聲望[8]。1923年3月，他被推選為中共武漢區委執委會委員。6月，作為武漢黨組織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春，以武漢地區黨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9]。同年底，因國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國民黨。1926年，北伐戰爭中，向忠發與林育南、許白昊等組織工人罷工，支持北伐軍作戰。當時北伐軍兵臨武昌城下，向忠發等發動船工並組織用輪駁在長江中架起浮橋，使北伐軍通過浮橋順利過江[10]。隨後，他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11]。他出任漢口市國民黨部工人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李立三、項英為副委員長[12]），還兼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13]。1927年，時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向忠發，給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國民黨、國民政府在國民革命武漢時期臨時代行黨政最高職權的組織）主席徐謙，發了一封公函（檔案號：漢7134），要求為漢陽兵工廠幾千工人的待遇問題：兵工生活已苦不堪言收入極其微薄，勞動強度卻相當大，一般工作時間都在13小時以上，廠方還經常以各種借口強迫工人加班；因病不能上班者，不僅按天扣發工資，甚至還被罰款；軍火生產有極大的危險性，但工廠沒有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碼的保障，工傷死亡事故不斷發生。再加上當時湖北財政困難、物價飛漲，工人們隻能進行大罷工，反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謀求自身權益。
四一二事件後，向忠發積極策劃反對中國國民黨。隨後在中共五大上，由於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徵和向忠發取代鄧培和王荷波，進入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之後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14]。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改組中共中央，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罷免陳獨秀，由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隨後中共召開八七會議中，共產國際出麵要求中共加強中國領導層的工人成分；向忠發也因此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他從上海抵達莫斯科，經數月蘇聯及歐洲遊曆之後，在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15]，並當選為大會副主席[16]。
蘇聯生涯[編輯]
當時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各國共產黨派代表團祝賀。而中共中央派出工農出身幹部領隊，按資曆當推蘇兆徵，而偏巧蘇正養病，於是改派向忠發。之後向忠發在蘇聯受到斯大林接見，並受到共產國際重視[17]。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代表團出席，他擔任代表團秘書長，並參與起草《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並通過[18][19][20]。他還當選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21]。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屆一中全會，他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發表《關於職工運動及討論結論》[22]，共產國際代表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和斯大林紛紛表示讚同，並將向忠發區別於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葉挺、毛澤東等人。在共產國際支持下，向忠發平步青雲，瞿秋白則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7月19日，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7月20日，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沿黨內習慣稱之為“總書記”[23]。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盡管向忠發擔任名義上的黨內領袖，但之後很多時間中，中共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