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下崗
八九年五月的一天，我們正在準備高考，忽然聽到校門外一片喧嘩。很多同學聞聲就跑出來看熱鬧。原來是冶院、醫學院的大學生們，舉著橫幅，呼著口號，浩浩蕩蕩的從校園出來，要去南門口靜坐示威。他們在三中門口停下，大聲呼喊著：“三中的同學們，快出來，我們一起去啊！” 這時，主持學校工作的謝亞德書記連忙站了出來，和人一起把校門“嘩”的一聲緊緊關上，然後揮手示意，讓大家都回教室去。同學們回到教室裏，卻止不住議論紛紛起來。
改革開放後，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很多，但漸漸地，收入差距也變得越來越大。一些膽子大，有門路, 會鑽營，甚至違法的人發了財。勞動致富的其實不多。. 真正老實本分的人還能拿死工資就不錯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比以前則下降了許多，工廠效益下降，不少國家企業被承包，或廉價出售，要麽就幹脆破產，以前工人師傅名義上還算是國家的主人，卻一下子就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被雇傭者。這還算是運氣不錯的。很多昔日拿著鐵飯碗的工人師傅，一夜之間幹脆就失去了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崗位，失去了收入來源，茫然不知所措。這種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其它一些不公正的現象，比如嚴重的腐敗現象，讓很多人心懷不滿。有時候，這些矛盾還有可能會激化起來, 發生八九這樣的事來。
八十年代末，媽媽所在的工廠因效應越來越差，不得不開始裁員，直至破產倒閉。受此影響，媽媽下了崗，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和弟弟都在讀書，正可謂“青黃不接”。就這樣，全家的重擔驟然壓在了爸爸的肩膀上。爸爸用他瘦弱的身軀硬是抗起了這沉重的負擔。他和媽媽省吃儉用，以前的生活癖好，比如，愛品茶，愛抽煙，一時間他都放棄了。家裏的家具，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購置的，樣式已很陳舊了，客人來了看了都直搖頭。為了給我們付學費生活費，爸爸媽媽幾年沒有置新衣，長年就是身穿一件舊外套，腳上踏著一雙舊膠鞋。
當時贛州已經開設了不少補習學校，邀請爸爸去教課的人很多。為了給家中多掙點錢，爸爸常常是晚上上好幾節課，剛從一個補習學校回來，水都沒有喝一口，就匆匆趕去下一個補習學校。他天性認真負責，對任何學生絕不會敷衍了事，而是竭力幫助他們。他講課嗓門又大，有“高音喇叭”之譽，從來不會因為累了就不大聲講課了。有好幾次，當一個晚上終於結束了，他回到家，就癱坐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可第二天早上，他又得抖擻起精神，給同學們上課去了。這樣的超負荷勞作，長年累月，實在是消耗了爸爸太多的生命能量。記得有一次寒假回來，父親頭痛，讓我用拳頭輕輕地敲擊他的腦幹部，敲了左側再敲右側，然後就覺得頭痛好了一些。 現在想想，父親後來患帕金森症，那時就有病根了。
每當收到工資，爸爸就把這用血汗掙得的錢交給媽媽，讓她安排家裏的生活，並給外地讀書的孩子寄去一些。他怎麽就不知道給自己添件衣服，或者補充點營養呢？爸爸啊，對待我們，你真就像一頭牛一樣，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啊。這樣的恩情，我們怎麽樣才能報答呀？
因為學曆問題，父親的高級職稱當時一直沒能解決。直到我的交大校友黃雲芳學長接任三中校長後，在她的大力推動下，父親的高級職稱終於在九五年初批了下來。那年，父親已經五十六歲了。
九五年祖母去世了。祖母一生艱辛，為了維持這個家，吃盡了人間的幸苦，受盡了世上的磨難。祖母病重期間，父親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回沙石去看望照料老人，讓老人最後含笑而去。在彌留之際，祖母看著守在身邊的父親和叔叔，斷斷續續地說：“我中間是吃了很大的苦，但做女孩子時，和剛嫁過來時，我還是享了福。老了，你們又對我這麽好，這麽孝順，我還是在享福啊。媽這輩子，沒白活，值了……”。言訖而逝，臉上猶帶笑容。
八零年時，祖母和叔叔從峰山深山裏遷回沙石。為了讓他們有地方住，父親母親到處想法湊錢，還把手表拿去賣掉了，在沙石鎮子裏買了棟老房子，讓祖母和叔叔居住。叔叔也是在這棟老房子裏結婚成家的。九十年代初，因為太婆和祖母是被錯劃為地主的，父親和叔叔去沙石鎮政府找人交涉，要求賠償一些從前江家大院的損失，當時鎮政府還給了幾千塊錢，算是賠償和恢複名譽。這些錢，父親做主，給了祖母作為養老用。祖母去世後，在家族中的幾位老輩主持下，父親和叔叔進行了“分家‘。還沒等老輩裁決，父親就先開了口：”所有媽媽養老的錢，都留給少清（我叔叔）；房子也給少清。我什麽都不需要。” 分家很快就這樣結束了。這幾位老輩不禁感慨地說：“這樣的分家，這樣的哥哥，我們活了這麽久，還從沒有見過呢。”
九三年父親和我（父親後），同學們在八境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