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危險！失去曆史感的一代

來源: 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於 2021-11-11 10:48:23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80688 bytes)

作家簡曆

本文作者

顧曉陽，作家、導演。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1987年赴日本留學，1990年移居美國。作品有《洛杉磯蜂鳥》等，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編劇，電視劇《花開也有聲》導演。

原

危險! 失去曆史感的一代

作者：顧曉陽

我在《我的1976》一文中，說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母親從湖北“五七幹校”回京探親後，拒絕再回去，說什麽也不離開北京。軍代表勸返無效，威脅要扣她工資。她說：“你怎麽扣的將來怎麽還給我！”

微信公號“新三屆”發出此文後，文末有人留言：“軍代表說要扣曠工者的工資錯了麽？曠工還理直氣壯？奇葩。”

這句話引起的情緒反應我就不說了，單單是留言者對曆史的無知就十分令人錯愕，因為凡是過來人，沒有一個會這麽看待這件事的。而你要向認為這是“曠工”的人解釋那到底是怎麽回事，三言兩語還真說不明白，怎麽也得寫一本書。

這使我意識到：我們所實實在在經曆過的事情，如今，已變得撲朔迷離、含混不清，甚至完全變成了另一回事。雖說是“前朝往事”，也不過相隔四五十年，應該說不算太久，而曆史的真實麵貌，卻湮滅得實在太快了！

五七一工程紀要，原件影印件

（這裏隻引用一段最早對此事所做的評論：“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剝削……”林立果等《五七一工程紀要》，1971年）

早些年，我在微博上曾記述我初聞粉碎“四人幫”消息的情形，大致是：我剛進家門，我媽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拉到房間內的旮旯裏，壓低聲音對我說：“把他們抓起來啦！”（此細節後來寫進《我的1976》）

這短短140字的敘述，引來了1300多條評論，大多數是謾罵，有些還十分粗鄙，諸如“應該把你媽的逼放在什麽什麽裏……”（記不住了）之類。對這些，我倒一點兒不生氣，因為一看就是埋頭在電腦前玩兒命提高產量的人寫的，寫一條才給五毛錢，你還指望他（她）能深思熟慮、認真批判你嗎？當然是寫髒話最簡單快捷。所以對這些評論我既不反駁也不刪除，希望保留原始記錄。但其中有一條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意說：“你這個作家也太會誇張了，說就說吧，還拉到房間的旮旯，還壓低聲音……”我感覺這個人沒有惡意，隻是對曆史完全無知，因此回複了一句：你沒有在紅色恐怖中生活過，所以不理解（大意）。

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人，對“旮旯”“壓低聲音”這些細節，不會有絲毫疑問，因為人人如此、太過平常，已成為大眾條件反射式的自然動作。直到今天，有些上歲數的人在飯桌上說到某人的名字或高層傳聞，仍會立刻降低嗓音、警惕地觀察一下四周，活像特務接頭……這都是當年留下的習慣。想不到，太平日久，這種習焉不察的小事，在一些年輕人眼中，竟被視為失真的誇張。（是啊，有哪個美國人在咖啡館裏罵總統時，還得用暗號？——“白等白等我是餃子”？）

鄧公當年聽到粉碎“四人幫”，是在他自己家裏。他把報信人引到衛生間，打開水龍頭，在嘩嘩水流的噪音中，才敢讓來人開口。

1977年，“四人幫”已經粉碎有些日子了，幾個老幹部去301醫院看望住院的徐向前。當他們議論時政時，徐帥指指天花板，暗示可能有竊聽器，提醒他們注意言詞。

當“四人幫”被抓的消息流布到民間，各地都有人去菜市場買螃蟹，隻買四隻，而且特別強調要“三公一母”。大家相視而笑，心照不宣，但誰都不敢說出口。

十幾年前，和一幫朋友吃涮肉，說起1959至1961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一位詩人朋友是安徽農村家庭出來的，當年的學霸，他說：我們家鄉沒有饑荒，更沒有死人，我沒聽村裏人說過有這樣的事（他當時還沒出生）。他話裏的意思是不僅他家鄉沒有，對其他地方大批死人的事情也持質疑態度。

我很吃驚，跟他爭了幾句。因為關於那三年的饑餓，我從小聽到得太多了。我的鄰居王大媽說，那時全家吃飯，她就是在碗裏倒點兒醬油，用小石頭子蘸醬油下飯。她的兩個兒子經常為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打架。這還是在首都北京！後來，時興聽憶苦報告，為的是“憶舊社會的苦，講新社會的甜”，結果好多老貧農上台憶苦，開口就是“六〇（或六一）年苦啊！什麽吃的也沒有……”

與這位朋友交談，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質疑（否認？）那三年餓死人。從那以後，我注意到類似說法不僅開始出現，而且越來越多了。如今，整個社會分裂成左右兩大塊，分裂得很厲害：同一個曆史事件，肯定會出現兩個版本，觀點則針鋒相對、水火不容。雙方在所有問題上都是對立的，一個共同點也找不到。我們會忽然發現身邊的某個好朋友與自己的觀點看法不一樣了，彼此都覺得很奇怪。他（她）怎麽會突然變成這樣了呢？——基本上找不到原因。這種變化和分裂，是過去幾十年從來未有過的。如果追溯時間點，我沒有研究，個人感覺是從二〇〇幾年開始的。

在網上議論困難時期沒飯吃時，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條評論是：這些人簡直胡說八道！怎麽會沒飯吃呢？隨便找塊地、種點兒東西，不就有的吃了？

這位網友真是聰明。可事實卻非常簡單：沒有種子！連種子也作為公糧被征收了，一粒不剩！

為什麽鬧饑荒？主要原因就是上繳公糧太多。為什麽上繳那麽多？因為層層向上虛報了產量。比方說，上報的是畝產1000斤（虛報畝產萬斤、十萬斤的是少數，就不說了），而實際收成隻有200多斤300斤。繳公糧時，是要按照畝產千斤的比例來繳的，那麽就是把全部收成都繳了公糧（及其他名目的征收），也未準能達到指標。所以為了完成指標，在許多地方，大隊幹部帶著民兵挨家挨戶搜糧食，不僅翻箱倒櫃，還挖地鑿牆，把農民偷偷藏起來的全部搶走了。

據我們老家同村的人說，那時，我們村的支書不僅沒有虛報，反而瞞產——上報的產量比實際產量要低。所以家家有糧吃。我們縣是全國貧困縣，我們村是太行山裏一個貧窮小村，可在那幾年突然成了“暴發戶”，用那位同村人的話說，“連唐縣的姑娘都嫁過來了”。可見，虛報與瞞產，結果大不一樣；而虛報還是瞞產，就全憑書記的良心了。良心這個東西非常脆弱，壓力大小起決定性作用。像這位支書這樣的人極少，我認為應該給他立碑。

1962年4月，國務院派我父親率一個調查組到四川進行調查，內容著眼於農村生產力破壞程度及其原因，其中包括人口死亡情況。他們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對十幾個縣進行了深入調查，並去省有關單位調研，寫出幾十份調查報告，其中11份上呈中央（後因形勢變化，其他報告不敢上報了）。

在去省民政局、公安局、糧食局、農業廳調研時，我父親囑咐派出人員說：“他們都有兩本賬，一本是給上級看的，一本是真的。你們要學會辨別真假。”

他們來之前已經知道四川死的人多，但在實際調查時，死亡人數仍超出他們的預估。我父親也害怕搞錯了，所以非常謹慎，反複核實數字，有的地方他還去到墳地裏，親自計數墳頭。在農民家，他當麵詢問挨餓情況，聽農民講述家裏餓死人的細節。

在《郫縣合興公社（原老紅光社）生產力的嚴重破壞情況》這份調查報告中，詳列了七個方麵的情況：1.人口大量減少；2.辦食堂、搞居民點拆了大批房屋；3.農具的破壞極為嚴重；4.耕地是怎樣減少的？5.這幾年的糧食產量究竟如何？6.退賠不徹底，社員意見大；7.今年的生產比去年好，但仍有困難。

老人家1958年3月視察了郫縣紅光社。後來為了紀念這次視察，在當地修建了紀念館，現在經常組織青少年在那裏緬懷偉人接受教育（上圖）

報告說：1958年9月時全社有11394人，到1961年1月下降到8082人，減少3312人，其中死亡2408人，占總人口的21.2%。最嚴重的紅光三大隊第一生產隊高達50%。死絕戶的幾乎隊隊都有。

報告認為：造成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高估產高征購。凡未完成征購任務的隊就是“右傾”。在紅光公社召開的全社反“右傾”大會上，對征購沒有完成任務的隊幹部脫衣服、跪磚頭、打屁股。紅旗管區大隊長王明高，因征購任務沒有完成，在冬天被脫光衣服，跪板凳、挨打，回家後氣餓交加而死。

交完征購任務以後，各村的“大食堂”就基本上沒有糧食吃了，每天隻是煮一些蔬菜充饑（包括苕子），後來連蔬菜、苕子也接不上了，就幹脆停火。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全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100多人。

群眾家裏死了人，既不許哭，又不準說是餓死的，要家屬講是生病死的。

報告中還記載了很多荒唐事，比如當時要求各地大辦鐵路。郫縣犀浦鎮到成都距離十多公裏，走路隻需兩個多小時。為響應號召，修了一條土鐵路，坐火車走這段路，卻要花上四個小時，有些路段需要乘客下來推火車，而且還經常翻車。

當年7月，我父親回京向楊尚昆做了三個小時的口頭匯報，受到楊的肯定和表揚。在談到死亡數量時，楊尚昆插話說：“有的地方比這還嚴重！”“我也有個數字，比你的多。”

我一直認為我個人的經曆平淡無奇，沒什麽可寫的。事實也的確如此。記得1980年看遇羅錦寫的《一個冬天的童話》，真是太悲慘太離奇了！跟她及其家庭的遭遇相比，我在“文革”中受的那點兒折騰根本不叫個事兒。所以上大學開始寫東西時，我寫的都是虛構作品，主角都是胡同裏的老頭兒、木匠、泥瓦匠、窩囊廢。也寫過老幹部（部長），可一不留神給寫成了一個相當無恥和邪惡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這篇純粹瞎編、沒有一點兒生活原型的小說，被同學認為是我寫得最好的一篇。多年後吳思說：當初我們班有不少同學都在寫小說，看了這篇後，嚇得他們都不敢寫了。

後來我也嚐試將個人經曆寫成小說，可一下筆，就是滿滿的文青味道，都寫壞了。那篇虛構的老幹部的故事，使我與傷痕文學保持了距離，甚至有些“反傷痕”；而根據自身經驗寫的小說，卻又把我拉回到當時的潮流裏，成了我最為討厭的“時文”。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讀到於光遠的一篇文章，寫他與外孫女輩的孩子的一次對話，他問：“你知道‘四人幫’嗎？”“知道啊！”“是哪四個人呢？”“嗯……有林彪，還有魏群……”魏群是九十年代的一個足球明星，這回是於老請教了外孫女才知道的……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所親曆的、作為生命曆程一部分的那些事件，已經成為曆史了，後來者已經開始不知道了……驚訝之餘，不禁感到焦慮。

中國人最重曆史。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們常說“鑒古知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了解曆史，怎麽能認識當下呢？

後來社會上掀起了曆史熱，至今不衰。最早大家感興趣的是清朝，接著是明朝，現在宋朝又成了文青們津津樂道的朝代……越回溯越遠，可對近百年來的事情、尤其是近70年的事情，越來越懵。愛看宮鬥劇和通俗曆史讀物的朋友，對滿清皇家的八卦如數家珍，可是問到林彪魏群的關係，卻未必了了。

我感到：如果我們把“70後”及之後各代際的人都籠而統之地叫做“後文革一代”，那麽籠而統之地，也可以稱之為“失去曆史感的一代”。這不是當事人的責任，而是教育和社會出了問題。它已成為潛藏的危機之一。

我個人的經曆雖普通，我經曆過的時代卻太不普通，一歌一哭，都是曆史的回聲。“60後”及之前各代際的人，是曆史的證人。我們應該把閱曆過的事情說出來，留下證言。不同的人，所見所聞不同甚至相反，都沒關係；觀點不同，也沒有關係；把所有的東西放在一塊兒，就會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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