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8日，農業部向國務院農林辦請示，將涿縣實驗站作為北京農業大學半耕半讀生產勞動基地。後經譚震林副總理批準，將涿州實驗站移交給北京農業大學，改名為“北京農業大學涿州實驗場”。
65年初二年級後半學期我們都去了涿縣半農半讀，也是上級的號召，雖然讓大家討論了，大部分人有意見，認為我們來是要學知識的，很多基礎知識都沒有學呢，不理解，但是那是想通想不通都要做的事。那時年輕，黨叫幹啥就幹啥，全校幾個係的一，二年級的學生浩浩蕩蕩到了涿縣分校。我們蔬菜專業是跟著劉步洲老師和農場的吳師傅下去的。我們就都睡在鋪了稻草的地上，門透著風，我挑了門口正對著的鋪位，那時候是揀不好的留給自己，好的給別人。稻草很濕，後來上麵的稻粒都發了芽，就知道地有多濕了，好多人都腿疼，我也得了關節炎，甚至拄了雙拐。
我們是蔬菜專業，從掏糞，挑糞，漚糞，平地，整地，修渠，修陽畦，蓋溫室，打草簾，編柳筐，播種，間苗，倒栽，搭架，打杈，收菜，挑菜，十八般武藝樣樣都學，學的還挺帶勁，種菜許多活都得蹲著，光是一個蹲功就練了三天。劉老師問誰會編筐，我報了名，金同學說：“你會嗎就報名？” 我說什麽都是學出來的，就參加了，我學到了基本技術，到內蒙後有很多的柳條，我可以編各式筐和籃子，學的技術，終生有益。到美國還大顯了身手，這是後話。馬家爸爸最勤快，樣樣走在前頭，劉老師很喜歡他。
劉老師每天穿件老棉襖，拿根草繩係在腰上，教我們學本事，吳師傅則是動手給我們看。我們還寫了快板表演節目，隻記得說“吳師傅抓起一把糞，不臭不算好！”。他真的是這麽幹的。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蓋起了一棟棟溫室，修了一排排陽畦，種出的菜除了供應自己的食堂還拉到涿縣城去賣，馬家爸爸到了美國還說過，到縣城賣菜時就去買油餅吃，那裏的油餅又大又好吃（當然自己花錢）。不過他們吃的多，糧票和我們一樣也是三十一斤，怎麽夠吃？也挺苦，所以那時不用減肥。劉老師沒孩子對我們象自己的孩子一樣，他還成了好教師的典型，領導要發展他入黨。王校長也常下來看我們，跟我們親切交談，一點沒架子。後來蓋起了學生宿舍，教室，大食堂，很是規模。
畜牧係也下去了，係主任也下去，很有本事，馬家爸爸常跑去看，聽說老師不怕髒，胳膊直接插進馬屁股，檢查有沒有病。他可是沾了光， 他們允許讓他騎馬，真是痛快。
大廚房的劉師傅也去了，飯菜還是那麽棒，每天就是醋溜白菜，焦溜肉片，滑溜裏脊，回鍋肉，當然有現在叫的青炒時菜了。青菜5分一份兒，肉菜1角2分一份兒，日子過得很愉快，瀟灑，白天幹活上課，晚上回來打排球，吃飯，男生就到大渠裏去洗澡。周末我們也會走十幾裏路去爬山。記得到了一個地方是大渠我跳不過去，馬家爸爸還拉了我一吧，好幸福。
最苦的活是插稻秧，早春，彎腰站在冰涼的水裏插秧，多累不能蹲下，要不褲子就濕了，收割稻子也是一樣，我幹活就是慢，馬家爸爸比誰都快，一人頂倆。這本來不是我們的專業，但是節令不等人，要搶種搶收，所以全校低年級總動員。
最美的是水果熟了的日子，西瓜，蜜桃，杏子，李子，又鮮，又甜，又便宜，又好吃，本來我每月的錢有剩，都攢在那裏，結果全吃光了，好日子啊。每天嘻嘻哈哈，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那時也要求進步，想入團，中學大學都一個班的老哈還是我的介紹人。團支書找我談過話，問我為什麽開會不發言？我最受不了有人一發言就以小時記，手裏捏著自己的扣子，沒完沒了，我真的沒什麽可說的。可是後來開始對學生分類，要求進步的學生開會，沒有我的份，當然也沒有我的好友老葉，湯同學和另外兩個男生的份。全班四十五人就我們五人是另類，我們也不在乎，少開會更好，照樣愉快地玩。
但是我怎麽也琢磨不出來為什麽，因為我一直被選為班幹部啊。後來大學畢業了，我問老哈到底咋回事，她說因為我的親戚在台灣沒法調查。後來工作了在內蒙古辦學習班時我就說：“我每天在共產黨領導下守著共產黨的親戚，我受她們的教育大影響大，還是受我的國民黨親戚影響大？你們這明明是貶低共產黨的領導”。聽完人事局的符姐也說我說的有道理，不過我對進步已經不感興趣了。
後來，農墾部在涿縣農場搞了個四清試點，整二區隊的隊長，為了玄乎，把他們那兒說成是小台灣，把隊長掛了起來，也是停止工作，上樓下樓，狠整了一通，批判時讓我們全體同學去聽。八十年代，回到北京，那個整人的農墾部領導整人的組長調到我們蔬菜所當了書記，每次見麵時總有說不出來的一股勁兒，因為那時整人的人已經不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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