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匹大音樂係的學業，一定要介紹我的導師榮鴻曾（Bell Yung）教授。我能到此自費留學，是經過榮老師的不斷努力才實現的；在音樂係的讀研以及做研究助理和助教的工作，特別是碩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都始終是在榮老師的悉心指導下進行的。
榮鴻曾教授（照片來自網絡）。
根據相關的正式介紹，榮鴻曾教授“原籍江蘇無錫，生在上海，長於香港”。曾有一位說話靠譜的朋友告訴我，榮鴻曾教授是中國民族資本“榮氏家族”的成員。當時正值榮毅仁先生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然而榮老師對這些從來沒有提起過（至少對我以及在我知道的場合）。
榮老師的求學經曆很獨特，他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理論物理的博士學位以後，又到哈佛大學隨著名學者趙如蘭教授學習中國音樂，並在那裏成為音樂學博士。隨後他在學術和教學上表現優秀，著述甚豐，獲獎無數，還曾擔任海外中國音樂研究會的會長多年。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鋼琴彈得非常好。記得有一次部分教授和同學在他家聚會，有人請他彈奏鋼琴。他沒有做任何“熱身”，直接就彈了一首非常華麗動聽的樂曲，令人讚歎不已！在場的一位鋼琴行家低聲告訴我，那是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難度很高。
回想在匹大音樂係讀研，我永遠感激榮老師對我的教導！我從匹大畢業以後，聽說榮老師除偶有兼職以外，一直在匹大音樂係任教，直到2012年退休，現在仍是匹大的榮休教授（Professor，Emeritus）。退休後，榮老師移居西雅圖，並擔任那裏華盛頓大學音樂學院的兼職教授（Affiliate Professor）。今年（2021年）適逢榮老師八十壽辰，祝榮老師健康長壽，工作順利，生活幸福！
上圖是1993年秋我入學不久，榮老師過生日，在家招待他的學生，我也有幸在場。左二是榮老師。
下麵轉發一篇榮老師的訪談錄。這雖不是我初到匹茲堡時參與完成的，卻是介紹榮老師很全麵的資料。1998年，我受國內《中國音樂年鑒》編輯部的委托，對榮老師進行了采訪，談了約兩個半小時。在采訪中，榮老師介紹了自己的求學經曆和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他對“民族音樂學”，“音樂學”等學科的見解。我根據錄音整理成訪談錄，經榮老師審閱後，發表在《中國音樂年鑒 1997》（實際是1999年出版的，所以收錄了1998年的訪談錄）。以下是這篇訪談錄的全文：
中國音樂年鑒 1997
人物專訪
著名中國音樂學者榮鴻曾教授訪談錄
特約記者 吳犇
榮鴻曾（Bell Yung）現任匹茲堡大學音樂係教授，香港大學音樂係教授。祖籍江蘇無錫，1941年生於上海。五六歲時開始學習鋼琴。1948年至1960年在香港上小學、中學。1960年到美國加州的聖 克拉拉大學學習。一年後轉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修物理。1964年畢業並獲學士學位後，到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於1969年畢業並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9月成為哈佛大學音樂學係的研究生，一年後決定專業方向為音樂學[那時該係尚無專門的Ethnomusicology（以下譯為“民族音樂學”）專業]。除研習西方音樂學的各種課程以外，開始從趙如蘭教授學習中國音樂。博士論文的課題為“廣東粵劇音樂研究”，曾到香港做多次實地考查。1976年論文完成並獲得音樂學博士學位。1976年至1978年在康奈爾大學做博士後，邊教學邊研究，並從那時開始學習古琴。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兩年半後，於1980年12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音樂係任教至今。在此期間曾於1990年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訪問教授一個學期。自1996年開始兼任香港大學音樂係教授。
榮鴻曾教授是海內外知名的音樂學者，在中國音樂研究與“民族音樂學”領域著述甚豐。同時他還為推動海外的中國音樂研究事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與重要的貢獻。他是海外“中國音樂研究會”（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簡稱 ACMR，1986年成立）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並擔任該會會長兼會刊主編多年。他還積極參與海外另一學術團體“中國演唱文藝學會”（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簡稱 Chinoperl）的活動，並於1996年起任該學會會長至今。
受《中國音樂年鑒》編輯部的委托，吳犇對榮鴻曾教授進行了采訪，時間是1998年8月6日下午，地點在美國匹茲堡榮教授的寓所。采訪進行了約兩個半小時，其主要內容整理如下（已經被采訪者本人審閱）。
記者：
榮老師，您的經曆與多數音樂學者不大一樣，特別是您獲得物理學博士以後又開始念音樂的研究生。能否請您談談您改學音樂前後的情況？
榮鴻曾：
其實我一直都想學音樂。我從小開始學習鋼琴，後來一直堅持練習。大學畢業後，本想開始念音樂的研究生，但麻省理工學院給了獎學金，是很難得的。後來在該院學習期間，曾跟一位有名的鋼琴教師凱莉阿娜•西洛蒂（Kyriena Siloti）繼續學琴。她的父親亞曆山大•西洛蒂（Alexander Siloti）是李斯特的學生。她是朱莉亞特音樂院的鋼琴教授，利用每個周末的時間在波士頓教學生。另外我還參加了“波士頓中華合唱團”，擔任鋼琴伴奏。這個合唱團是1967年成立的，絕大多數成員是華人學生，主要演唱中國歌曲。當時由於中國和日本在釣魚島的領土之爭，合唱團曾演唱了不少抗戰歌曲，同時也演唱一些藝術歌曲。在這個合唱團，我認識了趙如蘭教授，她當時擔任合唱團的顧問。這些都使我學習音樂的願望更加強烈。所以從麻省理工學院一畢業，就開始到哈佛去念音樂的研究生了。一開始是什麽課都學，包括鋼琴、作曲、西方音樂史等。一年以後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音樂學，同時希望做中國音樂的研究。當時係裏並沒有“民族音樂學”的課程，所以主要向趙如蘭教授學習中國音樂。我的學習與研究受趙教授的影響很大。她的研究大體有兩個方麵： 一個是中國音樂史，以她有關宋代音樂史的博士論文及專著為代表，主要以各種史料研究為基礎; 另一個方麵是對京劇及說唱音樂的研究，包括她發表的有關專著與文章，主要以她本人的實地考察為基礎。我更多地受到她後一方麵的影響，所以選擇了廣東粵劇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並特別注重實地考察。
記者：
能否再談談您本人的研究工作，包括以前的成果，現在進行的項目及將來的計劃?
榮鴻曾：
我的研究工作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是對廣東粵劇音樂的全麵研究，其成果發表在我的博士論文及後來出版的英文專著中（Cantonese Opera：Performance as Creative Proce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第二個方麵是對古琴音樂的研究。我是在1977至1978年期間開始向張世彬先生學習古琴的。他當時在哈佛大學做一年的訪問學者。後來我於1978年至1980年在香港工作期間，向蔡德允先生學琴。在那兩年半的時間學了不少琴曲。另外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個夏天，曾到上海向姚丙炎先生學琴。我最近出版的關於古琴的專著（Celestial Airs of Antiquity，Madison：A – R Editions，Inc. 1997），主要就是根據向姚丙炎先生學習的六首《神奇秘譜》中的琴曲。另外也先後發表了一些關於古琴音樂的文章。最近在考察蔡德允先生的生平及古琴藝術。他今年92歲了，是浙派沈草農的學生。
第三個方麵是對一些廣東說唱音樂曲種的研究，也是主要建立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已經發表了一些有關文章，主要是在《中國演唱文藝學會會刊》（CHINOPEAL PAPERS）上。近兩年在香港教學期間 ，還在繼續這方麵的考察，希望將來能完成一部有關的專著。
第四個方麵是對查爾斯·西格的研究。西格是美國“音樂學學會”與“民族音樂學學會” 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對美國音樂理論界有很大影響。他的一些學說具有很深的曆史與現實意義。西格晚年曾到波士頓講學。我曾多次聽過他的演講並與他討論過一些有關音樂研究的問題。後來我在匹茲堡開設了有關西格的研究生討論課。以後在一些研究生論文的基礎上編輯了一本關於西格及其音樂理論的書。我自己寫了其中一章，是受西格一些思想的啟發，第一次結合物理學的方法談音樂學的一些間題。這本書已定稿，將於明年（1999年）出版。另外我還想繼續做一些結合物理學的方法去看音樂現象的研究。物理現象是大自然的現象; 而音樂現象則是一種人為的結果。人的創造與選擇與自然規律不同；但另一方麵，音樂現象也與自然現象有某些相似之處，因此可以結合物理學的方法，對一些音樂現象進行研究。這也是我今後想做的一個課題。
此外還有一個方麵是對中國儀式音樂的研究。1993年在匹茲堡主持了一個關於中國儀式音樂的研討會。後來在會議論文的基礎上，與曆史和人類學的另外兩位教授（Evelyn S. Rawski，Rubie S. Watson）一起編輯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儀式音樂的書（Harmony and Counterpoint：Ritual Music in Chinese Contex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我寫了其中一章，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儀式音樂研究的模式。這個方麵的研究也將要繼續下去。
記者：
您有這樣多方麵的研究成果，真令人敬佩! 您的絕大部分研究與中國音樂有關，相對中國本土而言，這些研究是在海外完成，出版的。您多年來一直在為推動海外的中國音樂研究事業做不懈的努力。能否請您談談海外中國音樂研究的特點及一般狀況，特別是與國內的研究有哪些不同?
榮鴻曾：
首先，在海外搞中國音樂研究，由於研究對象在中國，所以一定要回國去做實地考察，收集資料。這一點很重要。當然國外有些方麵的書麵資料也不少，如一些曆史文獻及用外文發表的有關材料與成果等，有些還是國內所沒有的。所以對某些研究課題來說，最好是國內國外的資料都能占有。
在實地考察和收集資料之後，往往是回到國外寫出論文或專著。這時有一個很大的不方便，就是在書寫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現在實地考察時，有些情況還了解得不夠。這時再通過寫信等方式了解就很不方便，有時不得不等到下一年再回國時彌補。但另一方麵，我覺得在國外寫也有一定優點，那就是離開了實地環境後，可以比較清靜地分析和總結研究對象在一定時間內的狀況。因為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變化，我們做為研究者對它的看法也會不斷有所變化。如果在分析和寫作時離對象太近，就會不斷受其變化的影響，反而可能寫不好了。
另一點不同之處是國內的研究人員多，在一個工作單位內往往有人可以互相交流、討論、商量，因為大家都是做中國音樂研究的，有共同的興趣。在海外就不同了。做中國音樂研究的人分散在不同的學校和單位，沒有人能夠隨時交流和討論，同時又要教一些其它的非中國音樂的課，看一些其它領域的書，不能把全部精力都用來做中國音樂的研究，這是不如國內的地方。但另一方麵，在國外的優點是能及時了解到國際上的有關新的理論與方法，並學習和運用其中合理的成分。例如國外的中國音樂研究受“民族音樂學”的影響要比國內大。
記者：
據我所知，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對“民族音樂學”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在美國教“民族音樂學”的各種課程已有多年，請談談您對這一學科的大致看法。
榮鴻曾：
這一學科雖比較年輕，但對研究世界上的非西方音樂和把音樂做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等方麵，它無疑是做出了很大貢獻。它的很多理論和方法是值得很好地學習並加以運用的。但另一方麵，它也存在一些阿題，人們對它的確有很多不同看法。首先它的名稱“Ethnomusicology”本身就很有問題。因為英語“ethno”或“ethnic”原本具有“非主流”或“非自身”文化的含義。在曆史上，它甚至還有貶義。雖然一些“民族音樂學家”認為這個詞的詞義已有所轉化，但對普通讀者來說，它的以上含義仍是明顯的，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個名稱應該改。今年兩位“民族音樂學”學會會長候選人朱迪絲·貝克（Judith Becker）教授和邦尼·韋德（Bonnie Weide）教授都認為學科名稱應該更改，說明這個間題確實是該解決了。
再有，這個學科究竟是怎樣一個學科? 它的主要方向與方法是什麽? 對此仍有不同看法。從理論上，很多人認為它是包括用各種不同方法，從各種不同角度研究音樂的學科。但在實際上，又有很多人認為它與人類學關係密切（這與“民族音樂學”的曆史有關，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這個學科的人都是人類學家或有人類學背景），主要是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音樂的學科，是人類學與音樂研究的交叉領域，並不是一個界定非常廣闊的學科。這些不同看法與做法目前仍然存在，使得這一學科在這些關鍵問題上並不明確。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研究對象。從理論上講，很多人認為這個學科研究世界上所有的音樂; 但在實際上，絕大多數“民族音樂學”學者在做非西方藝術音樂的研究，即西方以外世界各地的音樂以及西方的民間與當代流行音樂。有人認為不應該如此，但卻又不能不麵對現實。這也與剛才談的學科名稱的問題有關，因為“Ethnomusicology”給人的印象就是研究非主流文化的音樂。所以有人建議，不管是研究西方音樂還是非西方音樂的學科都統稱“音樂學”。這樣最公平，是很理想的，但在實際中又會有新的問題。按目前這樣把“民族音樂學”與研究西方藝術音樂的“音樂學”分開，在管理上與財務上會對“民族音樂學”有一些好處。因為現在有一些資助或職位是明確要授給“民族音樂學”學者的。如果大家都混在一起叫作“音樂學”的話，原來做非主流音樂研究的人就很可能被擠掉或喪失很多機會。因為在美國或其它西方國家，搞主流音樂的人比搞非主流音樂的人多得多。所以按目前這樣分開，在實際上對“民族音樂學”是有些好處的。這個名稱問題很複雜，不是輕而易舉就能解決好的。
記者：
您對“民族音樂學”的這些看法真是言簡意賅，我想對國內關心這一學科的同行們也一定會很有啟發。您剛才談了在海外中國音樂研究的一些特點，能否再請您談談對國內中國音樂研究的看法及希望?
榮鴻曾：
國內的資料豐富，對自身音樂研究的曆史長，研究人員的數量大，多年來發表的研究成果也多，這些都是海外所不能相比的。總的來看，國內有很多高質量的研究。但另一方麵，也有不少研究雖包含很豐富的資料，但理論顯得不夠。這一點與海外的情況正相反。在海外，由於受西方各學科理論的影響，音樂研究也往往非常注重理論，這是好的一麵; 但另一方麵，有時忽視了實際的資料。有的研究甚至就是從理論到理論，沒有一點實際的資料或音樂，這就太極端了。而國內的一些研究往往是資料多，描述多，理論研討不夠。再有，國外現在一般承認音樂是社會的一部分，音樂不能與人分開。但在國內，有些研究似乎還不是這樣，即對音樂本身的描述多，但聯係社會與人還不夠。總之，希望國內的研究在資料豐富，描述具體的基礎上，多一些理論的探討與規律的總結，同時多一些音樂與社會及音樂與人的聯係。
國內的中國音樂研究有一個優點是西方“民族音樂學”所沒有的。由於實際上多數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是在研究“非我”音樂或西方社會的非主流音樂，他們往往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態度，即對音樂作品不作主觀評價，特別是美學與藝術方麵的評價。這一點與研究西方藝術音樂的“音樂學”不同。“音樂學”的一個前提就是音樂有價值，有好壞高低之分。他們的研究就是講在西方藝術音樂領域中“好的”音樂是如何產生的（音樂史），“好的”音樂為什麽好（音樂作品分析），以及如何創作出“好的”音樂（作曲法）。這些工作是必要的，因為這是建立西方主流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而西方的“民族音樂學”往往不談（非西方）音樂的美學與藝術價值。這雖然與研究者大都是“局外人”有關，但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因為這實際是否認了非西方音樂的美學與藝術價值。而中國國內的研究就不存在這個間題，往往是兩個方麵的工作都在做：既有客觀的描述與分析，又有藝術方麵的評價。這也是建立主流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工作。當然也有很多困難，比如如何評價西方文化對中國音樂的各種影響，如何使少數民族的音樂精華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等方麵，都還有很多工作需要下功夫去做。
上圖是《中國音樂年鑒 1997》上發表榮老師訪談錄的第一頁（全書第299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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