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的實力派軍閥這一塊，在民國史上一向很重要，因為國民黨“黨統”在粵，連蔣介石本人都被資深的國民黨視為外來戶。而在粵軍軍閥這一塊，前後出過好幾茬。象陳炯明是比較早的，早在孫中山死前就被打倒了。然後，晚一點的是許崇智。蔣介石是許的參謀長，許的粵軍是國民黨一大二大時期依靠的主要力量，當時黃埔軍校的黨軍還沒有培養成功。許崇智是因為廖仲愷被刺案，和胡漢民一起退出了實權舞台，此後蔣介石才拿穩了軍權的。但許崇智後來仍然是國民黨元老，退出了軍界但沒退出政界。
北伐時期，張發奎是廣東軍閥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伐“鐵軍”第4軍軍長就是李濟深，但李濟深沒有出粵，第4軍第12師的師長是張發奎，張發奎打出了廣東，武漢的賀勝橋汀泗橋戰役，就是張發奎指揮的，葉挺獨立團是他的部隊之一。他在武漢跟汪精衛搞在一起，汪精衛分共，武漢政府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唐生智的湖南部隊，張發奎的廣東部隊，和李白的桂係。張發奎被汪精衛任命為新的第4軍軍長。南昌起義很大一部分部隊來自朱培德和張發奎的部隊，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朱培德和張發奎都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部隊，汪精衛在國民黨內也是左派。他們和蔣介石的中間派，胡漢民和西山會議這些右派相比，在國民黨內都比較左傾。
寧漢合流以後，張發奎一度回廣東，驅逐了老上司李濟深，但是共產黨廣州起義部隊是張發奎的部下，這讓汪精衛張發奎丟盡了麵子和實權，雙雙下野。此時，北伐期間留在廣東的粵軍就是李濟深。李濟深手下兩員大將是陳銘樞和陳濟棠。所以說，1935年授銜，夠資格代表粵係，跟中央係何應欽、桂係李宗仁、西北軍馮玉祥、晉係閻錫山、東北軍張學良平起平坐，授一級上將銜的，其實本應是李濟深。但是早在二次北伐勝利以後，1929年蔣介石李宗仁的蔣桂戰爭那時候，李濟深和李宗仁兩粵聯手，被蔣介石先發製人扣押在南京，同時蔣介石策反了留在廣東的陳銘樞和陳濟棠，兩陳反李濟深。這一招釜底抽薪，李濟深失去了根據地的支持。同時這也是蔣桂戰爭李宗仁落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李濟深倒台以後，廣東陳銘樞出任省主席，陳濟棠掌軍，這兩陳一軍一政，都是粵係李濟深手下的代表人物，在明爭暗鬥。30年代初，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以後，蔣作為軍事上的最後勝利者，開始得意忘形，忘了國民黨內胡漢民和汪精衛所代表的黨權並沒有臣服於蔣。胡漢民是右派，汪精衛是左派，此刻為了反蔣聯合起來了，在廣州成立新政府，逼蔣第二次下野。廣州政府依靠的軍事力量，就是陳濟棠。
說到這裏，應該講，1935年授銜比陳濟棠更有資格代表粵係的，就算不是倒了台的李濟深，起碼也是陳銘樞。而且1931年的時候，陳銘樞和陳濟棠競爭，陳濟棠是廣東國民政府的軍事脊梁，陳銘樞可是站在南京老蔣一邊的。而且陳銘樞也不是沒有軍隊。蔡廷鍇蔣光鼐的第19路軍就是陳銘樞的本錢和親軍。而且老蔣為了顯示對陳銘樞的倚重，京滬衛戍都不交給黃埔嫡係，而交給了19路軍。所以在一二八上海抗戰的時候，是19路軍在跟日寇打仗，因為當時19路軍就是擔任南京上海衛戍任務的禦林軍！
蔣的南京政府和胡漢民、汪精衛、陳濟棠、李宗仁的廣州政府在1931年差點打起來，但918事變爆發以後，整個國民黨內都有和解一致對外的共識。老蔣趁機拉攏了汪精衛和孫科脫離廣州政府，然後老蔣第二次下野，胡漢民的廣州政府放棄國民政府名義，雙方妥協，南京政府由雙方都能接受的孫科主政，陳銘樞主軍。這個時候是陳銘樞地位最高的時候。但孫科沒有政治才能，又沒有錢，不久就幹不下去了，蔣介石複出。陳銘樞和他的19路軍論功行賞得到福建這塊地盤。
1932年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的19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打的不是國民黨內反蔣的旗幟，而是第三黨的旗幟，而且和共產黨停戰友好。所以福建事變沒有得到陳濟棠的廣東實力派（廣東的軍事是陳濟棠負責，政治領袖是胡漢民），和廣西李白的支持，一敗塗地。從此以後，陳銘樞也離開了權力的舞台。
這就是1935年授銜的時候，資曆極低的陳濟棠得以代表廣東地方實力派，和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這些老資格一起獲得一級上將軍銜的原因。論資曆，李濟深才是和馮閻李相當的人物。就連陳銘樞的資格都高於陳濟棠。但李濟深陳銘樞已經下台了。
陳濟棠很幸運地趕上了1935年授銜，但他沒能得意很久，因為轉年1936年他和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反蔣。結果手下大將餘漢謀倒戈，粵軍紛紛跟著餘漢謀反對陳濟棠。於是陳濟棠也下台了。從此以後，廣東的實力派就換上了親蔣的餘漢謀。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係內部團結，沒有人倒戈，蔣也沒有大打一場的決心，再加上反蔣最固執的元老胡漢民恰在1936年病逝，在國民黨各方元老的調停下，桂係和老蔣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