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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段被湮沒的曆史真相
提要：
幾乎是與1974年結伴而來，仿佛是平地驟起的“批林批孔”運動，其意圖在於將1973年11—12月政治局“批周”會議的“成果”推向社會。這也幾乎是打倒劉少奇步驟的再次上演。直至74年國慶節，“批林批孔”一浪高過一浪。報刊上禦用寫作班子的大塊文章，影射周恩來越來越露骨，“批林批孔批周公”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然而，國慶節後，毛澤東的態度突然發生了變化。他明確表示了：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的態度為什麽會突然改變？這後麵，隱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正文：
（一）毛澤東180度的大轉彎
從1973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倒周”、“代周”之意圖漸漸顯露：
1.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欽定為第3號人物,明顯具有“接班”的特征；【注1】
2.“以鄧製周”、“以鄧代周”的計劃悄然啟動；
3.11月25——12月5日，毛親自部署了名曰“幫助”實為“批鬥”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文革以來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責周恩來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2】
4.1974年驟然而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更名不符實地大批所謂“現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著胳膊”這樣的形似，影射周恩來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5.江青一幹人所挑起的“黒畫展覽”【注3】、“蝸牛事件”、【注4】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後台【注5】、批影片《中國》及“無標題音樂”等，更是射向周恩來的陣陣暗箭。
一切似乎都準備好了，隻差一個時機、一個由頭，就可以讓周去步劉少奇、林彪的“後塵”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跡，毛澤東突然間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1974年10月20日，他明確表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6】毛不僅驟然中斷了已經箭在弦上的“倒周”之舉，還把“四屆人大”的主導權直接交給了周恩來。
這出人意料轉變的背後，有著哪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筆者大膽推測，毛澤東突然察覺到了危險：一個潛在的危機正在迫近。如不及時製止，後果將極為嚴重！除了果斷“刹車”、安撫潛在的對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機之外，已經別無選擇！
那麽，毛澤東心目中原本的計劃是什麽？是什麽因素讓他對局勢做出了危機將臨的判斷？他的判斷準確嗎？事後能否得到驗證？筆者準備就以上幾個問題加以分析，闡述自己的觀點。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計劃
近年來陸續披露的資料表明，毛周關係遠不像官方描繪地那麽親密和默契。“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反冒進”… …毛一直有將周“拿下”的衝動，但始終未能如願。而1973年下半年開始的這波“倒周”計劃，則有著“誌在必得”態勢——它具備了“倒劉”、“倒林”之前的幾乎所有特征：
1.組織和人選準備：
“倒周”不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極難找到能夠取代周恩來的人選。而這次，毛不動聲色地做了備用人選的準備：
（1）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頭子王洪文
毛澤東曾多次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曆比較全麵。【注7】中共“十大”前，根據毛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
中共“十大”，王洪文被“選”為副主席。排名一舉超越提攜他的江青、張春橋等人，以及軍隊中諸多將帥，位列毛周之後第三位。
（2）鄧小平的複出及急劇上升
盡管王洪文的發跡多次被譏為“坐直升飛機”，但鄧小平複出後的上升速度比王毫不遜色。
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中國政壇上隻有鄧小平有足夠的資曆、威望和能力能夠挾製或者進而取代周恩來，所擔憂的唯有鄧是否靠得住。經過幾個月觀察，特別是鄧在政治局“幫周”會議上，說出了毛想說而不便說的話之後，興奮不已。想馬上把鄧找來徹夜長談，隻是因為深更半夜找不到人，隻得作罷。【注8】
隨即，毛連續三次在會上推薦鄧小平：提議他擔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參與軍委的領導工作。僅憑毛的一席話，從中央委員重返政治局，事先都沒有在形式上走走過場。
毛此舉一石二鳥：將鄧小平“摻進”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和葉劍英主持的軍委，同時製衡周、葉二人。
1974年4月，毛力薦鄧小平出任赴聯合國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更是明顯釋放出“以鄧代周”的信號。
鄧的快速上升甚至讓江青一幹人心裏酸溜溜的——冒著“殺頭危險”搞文革，卻被鄧“摘了桃子”。其實質是毛“以鄧製周”、“以鄧代周”的戰略意圖，江青等人未能參透罷了。
2.輿論準備
（1）不管是對付劉少奇、林彪，毛都要先造輿論。而這次倒周也同樣如此：他暗中支持江青一幹人，突然發動所謂“批林批孔”，到處煽風點火，“放火燒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9】爆發之勢。《人民日報》連篇累牘的鼓噪，《解放軍報》則被勒令停刊【注10】達178天。
大大小小的禦用“寫作班子”——“梁效”“羅思鼎”等一齊上陣，借古喻今批“現代大儒”，含沙射影攻擊“宰相”、“周公”。【注11】和當年借“中國赫魯曉夫”暗指劉少奇；用“劉少奇一類騙子”暗指陳伯達、林彪幾乎是如出一轍——隻差隨時和周恩來劃等號了。
（2）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11.25–12.5連續召開會議，“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就連一向被周器重，同時也視周為“恩師”的喬冠華都錯以為周的政治生命即將完結，對周落井下石；外交部兩位“通天”小人物，更是對周疾言厲色，惡語相向。
周恩來挨批期間，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 …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裏商量下一步對付他的辦法… …往日誰見了周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則盡力回避，即使正麵相遇也表現冷淡。【注12】
經過這個會議，毛深信周已經“威信掃地”，是個“犯錯誤”的人。屆時隻需將“錯誤”升級，便可順勢拿下——正如曾經對付劉少奇的那樣。
3.軍事準備
1973年底的“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令人感到詭異，事前毫不知情的司令員們被命令立即赴任。原因呢？毛用輕飄飄的一句話解釋：“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好”。
應該說，“913事件”後，毛對各地軍頭不信任、唯恐他們借機坐大，是“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總感到還缺少點什麽。尤其是毛還在會上撂下了幾句莫名其妙的重話：
“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呀！”【注13】這不是當年發動文革“倒劉”時一再重複的語言嗎？難道又出了新的“劉少奇”？
他還話裏有話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注14】
這些話是針對司令員們的嗎？顯然不是。那又是針對誰的呢？
筆者曾長期對此困惑不解。直到將其與“倒周”聯係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釋：剛上任的司令員對所轄部隊兩眼一抹黑，即使想幹預“倒周”也無能為力。
蹊蹺的還有“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時間——恰恰發生在政治局“幫周”會議之後，“批林批孔”之前，這絕非偶然。其奧妙值得細細品味。
4.似曾相識的方式
（1）先“內”後“外”的信息擴散
當年倒劉，就是先在中央會議上迫使劉作出檢討，然後擇機將劉犯錯誤的信息擴散出去，最終形成打倒的態勢。
這次“倒周”，又是先開政治局“幫周”會，逼迫周恩來檢討；隨後發動“批林批孔”，意在將“成果”擴散出去。不同地是，毛再也找不到當年為其賣命的造反派了，隻有江青及遲群、謝靜宜等幾個小醜跳梁。
（2）到外地觀察動態
1974年7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先後赴武昌、長沙等地。看毛發動的曆次“路線鬥爭”，身在外地幾乎成了一個規律。高崗事件如此，劉少奇、林彪也同樣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再次離京，意義深遠。
綜合上述幾點，筆者認為，毛澤東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隻消一個由頭或等待一個機會，“倒周”就要破門而出了！
（三）毛澤東突然察覺到了危險
那麽，又是什麽讓毛突然察覺到了危險，並迅速中止“倒周”進程？
筆者認為有兩個因素：
1.周恩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來抱病主持國慶招待會。當麵容消瘦的周恩來出現在國慶招待會上時，人們都站了起來，使勁鼓掌，不斷地呼喊：“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周在招待會上所作簡短的祝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十餘次之多。【注15】
筆者當年看過周主持國慶招待會的新聞紀錄片：周連續做了五、六次手勢，都壓不下去那熱烈掌聲，場麵明顯超過了毛澤東——筆者當時就深感震撼！
國慶招待會強烈的擁周場麵，讓毛澤東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詣“經營”一年之久，馬上就要“臨門一腳”了，卻沒成想踢到了“鐵板”上！心中的懊惱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國慶招待會所透露出來的“擁周”信息了。如果罔顧黨心民意執意“倒周”，極有可能激起強烈的反彈，致使局麵失控。他已進入耄耋之年，再沒有膽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風險，他不能不暫且把“倒周”擱置起來。
四天以後—-74年10月4日，毛澤東做出了反應，他讓張玉鳳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至於誰任總理，或者說周恩來怎麽安排，毛都沒有表態。
筆者認為，此時的毛澤東，僅僅是意識到“倒周”之事還需從長計議，非但沒有決定再次由周擔任總理，甚至可以說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認為最急迫的還是：抓緊提升鄧小平的權柄，加快“以鄧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長沙告狀
如果說，國慶招待會上所出現的強烈擁周場麵，令毛澤東非常震撼，不得不暫且中止“倒周”計劃；那麽，王洪文的秘密長沙告狀之舉，倒是讓毛突然間警醒—-一個潛在的危機或許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說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與江青等人密謀一夜後，背著中央政治局大多數人，秘密飛到長沙毛澤東處“告狀”。王洪文稱當時的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周恩來“住在醫院裏，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後要多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談…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16】王洪文則當天又飛回北京。
對這段“官方說法”，長期以來似乎無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這麽簡單嗎？
筆者認為，在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長沙告狀，讓毛澤東突然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
按王的說法，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說白了，廬山會議，就是林彪企圖將自己的意誌，借被煽動起來的氣勢，強加給毛的一場“未遂政變”。好在毛當時就在廬山，可以及時采取措施。
然而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長莫及，一旦北京事發，那後果可就難以想象！
（四）毛澤東果斷出手化解危機
1.迅速將“四屆人大”的主導權交給周恩來
事情緊迫，來不得半點拖延。王洪文“秘密告狀”兩天後—-10月20日，毛澤東讓王海容、唐聞生向北京傳達他的意見，明確表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 …這實際上就是把“四屆人大”的主導權交給周恩來，同時用王洪文牽製。
應該說，毛對這樣的安排是不大情願的。“913事件”後，毛周分歧漸露：周批林“極左”；毛卻批林“極右”。【注17】借尼克鬆訪華，周主導中國外交走出孤立，開創出新局麵，贏得世界讚譽；毛卻一再挑刺、找茬，批周“屁話”、“投降主義”。像毛的“最高指示”：“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注18】，“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注19】等等，都是針對周恩來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更不用說了。
這一係列事件的背後，都彰顯著毛對周的不滿。“四屆人大”遲遲不開，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毛對當時周主導的政治格局並不滿意，希圖借運動等方式削弱周的力量，改變權力格局。
而今不得不再次啟用周，一方麵是他看到了“倒周”力不從心，實在無力再搞下去；另一方麵也是化解迫在眉睫危機的緊急舉措。
2.對鄧小平“加官進爵”
江青等人這次針對的是鄧小平，“風慶輪事件”是導火索。鄧原本是毛“以鄧代周”戰略中最重要的棋子，卻讓江青的胡攪蠻纏搞破了局。毛心中的惱怒自不待說，卻還得替江青去“擦屁股”。這次，毛不僅再次明確鄧為第一副總理，還指示將鄧黨內地位大幅提升，由低於張春橋（常委）的政治局委員直升為高於張的“副主席”，同時還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黨、政、軍一把抓，在中共曆史上除毛之外，別無二人。
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江青等人不僅未能將鄧的“第一副總理”攪黃，反倒使鄧“加官進爵”。很快，鄧又取代了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真不知江青等人心頭是一番什麽滋味。
筆者揣測，這不僅是毛應付眼下危機的必要舉措，同時也流露出對江青“不顧大局”的極度不滿。甚至暗含這對政治夫妻之間，家事、國事攪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0日，毛接見瑞典首相哈特林後對鄧小平說：“我不大懂北京的事，聽說要開人大，我看不用那麽急，要看總理的身體情況，看準備工作情況。”【注20】
仔細琢磨“我不大懂北京的事”，是否在暗示他已經關注到了北京的異常？對鄧暗含著警告？而“聽說要開人大，我看不用那麽急”，則有點緩兵之計的意味。
3.刻意加強了對葉劍英的籠絡
北京如若“鬧事”，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僅在一年前還批葉的“修正主義”，此時毛宛若換了一副麵孔：
例如，毛澤東讓王海蓉、唐聞生將他“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的意見帶回北京時，特意說：“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讚成照他的意見辦”【注21】… …
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卻說：我擁護葉劍英同誌的意見。【注22】
明顯的籠絡後麵，又隱藏著什麽？
4.鮮為人知江青秘密長沙行
詭異的是，在王洪文、周恩來去了長沙之後，江青還秘密去過一次長沙。【注23】但官方對此無一絲披露，令人感到詫異。
毛為什麽在召見周、王之後，又特意召江青到長沙？毛和江都談了些什麽？為什麽官方至今對此仍閉口不提？
但江青此後不再尋釁，而是采取了比較合作的態度，筆者推測，毛很可能會告訴她前一段的風險，以及眼下暫且後退一步、將來再找機會的戰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和周都分別有自己的“戰略”：毛的戰略在周臨死前即開始實施，正如周預想的戰略也在毛死後立即實施一樣。
5.對周的測試
盡管“葉、周密謀”僅僅是個猜測，但毛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北京“風平浪靜”之後，毛旋即令周恩來與王洪文一同飛長沙，向他匯報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筆者推斷，其中即含有很強的對周測試性質。大凡密謀政變之人，麵臨這樣的召見，總會有“去，還是不去？”的艱難選擇：去，有可能自投羅網；不去，無疑不打自招。
而這一次，周恩來不顧醫務人員的極力反對,忍受著巨大的病痛折磨，坦然飛赴長沙.一方麵,在毛麵前爭取更有利的人事安排,另一方麵,直麵接受毛的探測。用他自己的話說，去完成曆史賦予他的重要使命。周的長沙之行打消了不少毛的疑慮，遂有了12.26毛周二人的“徹夜長談”，並達成了“長沙共識”。盡管從事後看，毛未必是真心誠意。
（五）尾聲：危機真的存在嗎？
人們不免要問：北京政局後來風平浪靜，再也沒有了“廬山會議的味道”——那麽，危機真的存在嗎？毛澤東的反製措施是否真有必要？
說實話，這“八字沒有一撇”，隻不過是極少數人私下密謀、又因達不成共識而“胎死腹中”的東西，要想拿出嚴格意義上的證據，恐怕也是勉為其難。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事情發展的應有邏輯，從當事人行為、態度的顯著變化上加以推測。
可以明顯感覺到不同的是：
1.王洪文“長沙告狀”之後，以周恩來為目標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偃旗息鼓、無疾而終。
2.毛澤東刻意加強了對“嫌疑對象”葉劍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籠絡，意在安撫。
3.毛批準了以周、鄧、葉為首的“老派”占優勢的“四屆人大”和政府組成，讓風頭甚勁的江、張、王暫居了下風。
4.毛澤東對江青除了幾次書麵批示加以告誡【注24】之外，還專門召到長沙耳提麵命、麵授機宜。此後，江青果然安分了很多。
5.周恩來曾責怪鄧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葉劍英也曾通過手勢暗語告訴王震，等毛死後再動手等，都應該是這場“密謀”主要當事人思想的真實流露和寫照。
6.“實在人”陳永貴下台之後曾透露，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 …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注25】
（六）小結
其實，毛澤東1974年確有“倒周”意圖，以“養病”為名離開京畿喧囂之地，到南方冷靜評估“倒周”的利害與得失，並非本文提出的新觀點,《晚年周恩來》早已有披露。
筆者此文的新論點在於—-
1.在1974年，北京確實存在著以葉劍英為首的軍人集團，密謀趁毛不在北京的機會抓捕張春橋和江青等人的計劃。不過，由於周恩來拒絕參與，該計劃“流產”。
2.恰恰是王洪文秘密的“長沙告狀”，反而使毛對北京政局的形勢大為警覺，並果斷出手化解危機，從而結束了已經箭在弦上的“倒周”之舉。
（七）結束語
1944年，那些謀求刺殺希特勒的“德國抵抗運動”軍人曾經疑惑：他們的努力還有沒有用處？盟軍已經成功在諾曼底登陸，東線的蘇軍也在節節勝利。即使起義成功，德國也不可避免被敵人占領。而這時，俄國戰線第二軍團參謀長特萊斯科夫將軍說：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進行刺殺的嚐試。即使失敗，在首都攫取權力的嚐試也必須進行。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和我們的後代證明，德國抵抗運動的成員敢於走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為此冒生命危險。同這個目標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無足輕重的。”【注26】
正因如此，施道芬堡伯爵實施了機智過人並震驚世界的刺殺希特勒行動，僅係偶然，希特勒才躲過這一劫。結局卻很悲壯—-抵抗運動的成員幾乎被一網打盡，就連聲名卓著的隆美爾元帥也無以幸免。
與1944年的這些德國將軍們相比，30年後的中國軍人沒有能在毛活著時走出這“決定性的一步”，似乎顯得過於懦弱；但，保住了生命，保住了實力，為最終結束極左集團統治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戰後期德國軍人“決定性的一步”，贏得了全世界的尊崇和讚譽，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74年的中國軍人“窩囊”了兩年，最終卻贏得了徹底的勝利。孰更勝一籌？
注釋:
【注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3
【注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71
【注3】高皋 嚴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華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501
【注4】高皋 嚴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華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498
【注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3
【注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509
【注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80
【注8】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杜 p.288-289
【注9】高皋 嚴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華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497
【注10】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70
【注1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94–496
【注12】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p.118
【注1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72
【注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網絡版
【注1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網絡版
【注1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509
【注1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4
【注1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69
【注19】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63
【注20】人民網：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21】人民網：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22】中新網：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6-21/2353927.shtml
【注23】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 p.164_165
【注2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76
【注25】《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 1998年5月網絡版
【注26】《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 p.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