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李平心之死
李平心死了。自殺。
1966年6月15日是個星期三。這天上午，李平心的秘書劉敏文照常到他家裏上班。劉敏文是師大黨委專門為李平心安排的學術秘書，已經為他工作了七年多。每天要做的事情包括抄寫文稿、信件，購買書報雜誌，還幫助獨身的李平心記錄家庭收支賬目。她從口袋裏掏出鑰匙，插進鎖眼，左轉右轉卻擰不動。沒有“哢噠”一聲，門也沒有跟著打開。倒是有一絲煤氣的味道從門縫裏鑽出來，慢慢爬進了她的鼻腔。腦子稍微一轉，劉敏文意識到：出事了。門被從裏麵反鎖上了。她最近兩天的擔心變成了現實。
李平心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民主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上海曆史學會副會長。他早在1927年就入了黨。1930年在上海加入周恩來、林育南領導的“蘇維埃準備委員會”，並參與起草了《蘇維埃土地改革法》《蘇維埃教育改革法》《蘇維埃選舉法》等重要文件。1931年年初，蘇準會被破壞，常來開會的二十多人先後被捕，不久都在龍華被槍殺，其中包括白莽、柔石等“左聯五烈士”以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李平心得到消息後，避往它處，從此與共產黨組織失去聯係。
李平心是較早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並用於社會學研究的學者。脫黨後直到全國解放，他一直作為進步學者，辦進步刊物，著書立說，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民主思想，先後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全國總書目》《人民文豪魯迅》《從勝利到民主》等著作。
他的原名叫李循鉞。1930年代生活書店的編輯艾寒鬆後來回憶，“平心”二字是鄒韜奮的主意。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趙一萍”的筆名為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寫了篇文章，經過數次修改才發表，鄒韜奮見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靜氣，因此給他起了“平心”這個筆名。
李平心的朋友在評價他的時候，用得最多的詞是：博聞強記，見解深刻。顧頡剛不輕易稱許別人，談到李平心時他卻說：“我研究古代史，他懂得很多，給我以啟發，我很佩服他。1954年李平心與某出版社接洽編詞典。他在前門一家飯店住了半年。一起開會，知他的學問比我好。”文懷沙回憶：“他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許多年的深入研究，特別是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部分。為了用唯物史觀探索我國古代的社會發展史，平心對殷墟文字也有不少創造性的見解。……他的淵博也使我佩服。”
複旦大學曆史係主任周予同曾提到，1960年代初，上海市組織人力編新《辭海》，很多社會科學方麵的條目無人能編出來，隻有李平心可以勝任。終審定稿時，大家選他擔任社會科學方麵的負責人。有大才者，多恃才傲物，李平心也不例外。有時評價起別人來，他口無遮攔。比如他看不起俞平伯，私下裏說他低能，一生一世研究《紅樓夢》卻研究不出什麽東西來。多年在報紙上的筆戰生涯，更使他四麵樹敵，為他後來的不幸埋下了伏筆。
李平心自殺那天，6月15日，文革才剛開始不久。這一天，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正坐在從杭州開往長沙的專列上。毛 已經離開北京八個多月了。在這段看似遊手好閑的南巡之旅，他的頭腦一直在醞釀著一個摧枯拉朽的風暴。一個月之後，他將殺回北京，把這個風暴推向高潮。就在這個六月，毛澤東的想法完全成熟了。他詩興大發，寫下了著名的《七律 · 有所思》，詩雲：“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鬆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天神在南方青鬆一怒，千百萬人敗葉紛馳。李平心是一片銀杏樹葉子，在秋天來臨時最先變黃、最先脫落。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自殺。早在十幾年前，他就險些告別人世。隻是那時大水剛剛漲起，還沒沒過頭頂。
讓我們先回溯到1950年代初。那是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時代。潘市長在一次會議上作報告批評上海的民主黨派做了很多壞事，但沒有點名。會後他告訴市政協副秘書長梅達君，說李平心是托派。潘漢年的說法源自1940年代李平心在托派刊物《求真》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後來經過調查，證明李平心這篇現成文章是被一個熟人索去，他事先並不知道刊登文章的刊物由托派把持。文章發表後，他還很生氣，把這個朋友找來大發了一通脾氣，認為自己受騙了。但在解放初期的政治環境下，副市長的結論很致命。
幾天之後，在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上，梅達君嚴厲地說，民進內部不純，有人有政治問題！李平心開始並沒在意，當他發現梅達君嚴肅地看著他，四下望去，除了梅達君，還有好幾個人的眼光也直盯著他，他才感到情況不妙，就站起來想要申辯幾句。梅達君用手指著他，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完全掌握情況，我們完全掌握情況。”
“我們完全掌握情況”，這句混合著否定、威脅、倨傲、權威的話，意味深長，把李平心迎接新中國的喜悅心情一掃而空。不久，民進的負責人就開始找他談話，使他精神上感到極度壓抑。他開始整晚整晚的失眠。抗戰時李平心曾被抓到日本憲兵隊，受過電刑。電流造成了無法治愈的大腦損傷。此時腦病又發作了。他頭痛欲裂，精神恍惚。
有一次，他哭著對妻子胡毓秀說：“我不知什麽地方得罪了潘漢年，他說話太不負責任。潘漢年現在是副市長，他要想斷送我的政治生命，我是無權發言的。現在民進連一張市人民大禮堂聽報告的票子也不發給我。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走到哪裏，別人都對我歧視，有時還要諷刺我幾句。有人說我，平心先生，現在解放了，大家都忙得不亦樂乎，而你卻閑蕩蕩的，像沒事人一樣。我到處受到壓力，透不過氣來，受人奚落，這日子真不好過啊。”
除了政治上的失意，他和妻子胡毓秀的婚姻也接近破裂。胡毓秀入黨比李平心還要早一年，曾參加過南昌起義。1928年兩人在蔣光慈、阿英主持的春野書店相識，同年即結婚。作為婦女裏少見的老黨員，胡毓秀這段時間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她擔任著上海市婦聯的執行委員，還曾代表婦聯去柏林參加了“國際婦聯第四屆理事會”，行前接受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接見。
李平心對胡毓秀早已沒有感情，他甚至直言不諱地告訴胡毓秀，自己在香港有個叫金葆華的情人。1950年李平心曾私自跑到香港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與金葆華相會。在解放初政治形勢天翻地覆的苦悶日子裏，他堅決要求和胡毓秀離婚。兩個人常常整夜吵鬧直到天亮。李覺得胡在政治上投機，成了積極分子，指責她袒護潘漢年，勢利眼，不肯幫他說話，不同情他。胡則勸他接受考驗，不要老是在家裏慪氣，哭哭啼啼，長籲短歎。
對於李平心提出的離婚要求，胡毓秀先是采取拖的辦法。後來時間一長，怕李平心在政治的泥潭裏越陷越深，影響兒子李前偉的前途，才終於下定了決心。1954年10月，二人正式離婚。離婚後，李平心立即向上級提出申請，要求到香港去工作，沒有得到統戰部的批準。
李平心不是一個性格剛強的人。胡毓秀說他軟弱，怕吃苦，喜歡資產階級情調。1940年代陳毅曾邀請他到新四軍辦的江淮大學當校長，他推說身體不好，沒有答應。胡毓秀說實際原因是他不願意離開上海，“他離不開抽水馬桶”。李平心是個書呆子，愛讀書，甚至在浴缸上設計了一個放書的架子，以便邊泡澡邊看書。他拚命買書，用錢卻完全沒有計劃。逢人就借錢，且多數是有借無還。他不願意參加劍拔弩張的第一線鬥爭，寧願在書房裏研究馬列主義，做一個安逸的“資產階級學者”。
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自政治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他是承受不住的。書呆子李平心精神一天天接近崩潰。終於有一次，在絕望中，他掄起一把斧子，向自己的前額砍去。這種自殺方式，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勇氣。這是他第一次自殺。經過搶救，他脫離了危險，但腦門上留下了一道疤痕。從此，李平心的發型變了。他像小孩子一樣留起了劉海。傷疤被劉海遮擋在後麵。當他以新形象出現在朋友、同事之間時，所有人都竊竊私語，說他看上去怪怪的。直到1958年，他的朋友文懷沙到上海出差，給他介紹了一個整容大夫，對前額進行了細致的修補。治愈後，他才重新把頭發梳起來，露出他那飽滿、寬大的前額。
李平心的命運在1955年出現了轉機。這年4月份，潘漢年去北京參加全國代表會議時被秘密逮捕，罪名是“內奸”。潘漢年案後來成為共和國著名的冤案，潘漢年也是幾十年裏最出名的受害者之一。但由於他的受害，由於他的突然消失，無辜的李平心複活了。李平心重新被安排成為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員會委員、民進中央理事，不久又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托派的罪名洗刷掉了，政治上又有了地位，他又可以高高地抬起頭了。
和1950年代這次揮斧自殺相比，李平心在1966年6月15日的自殺，顯得更冷靜，更務實。用斧子自殺，既痛苦，效果又差。當斧子的利刃以全速接近麵部皮膚的一刹那，出於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你握斧子的手會不由自主地把揮動的速度在瞬間降下來。造成的後果就是自殺變成自殘，斧子變成水果刀，麻煩別人也拖累自己。
考慮過其它的自殺方法嗎？投水和臥軌都太浪漫了，更適合小說家和詩人。上吊又太決絕，腳一蹬就再也沒有挽回的機會了。跳樓也不好，弄得血肉模糊，給收屍的人增加不必要的麻煩。選擇煤氣則聰明得多。你可以精心地製定一個計劃。比如下午先去自己熟悉的理發店剪一個整齊、清爽的發型，然後到飯館好好地吃上一頓，菜不妨多點幾個，浪費一點就浪費一點吧，這個時候不必擔心寅吃卯糧。晚上回到家，踏踏實實地在台燈下寫好遺書，裝進信封，放到寫字台上顯眼的位置。到衣櫃裏挑一身自己最喜歡的毛料中山裝，慢慢地用絨布把皮鞋擦亮。穿戴齊整之後，站在穿衣鏡前，端詳一下自己。看看這張皮膚已經鬆弛的圓臉：這張臉被人讚揚過，崇拜過，與人爭辯時憤怒過，在床榻上沉醉過，麵臨威脅時退縮過，開會時坐在 台上也誌得意滿過。
在打開煤氣之前，走到窗前再看一眼這個令人失望的世界吧，你驚訝地發現世界還沒有你的窗框大，你對它感到前所未有的無所謂，你一身輕鬆，打消了所有抱怨，甚至想咧嘴笑一笑。你輕輕拉上窗簾把疾馳的黑夜關在外麵。你很幸福，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和一小段無人打擾的時間。擰開閥門，關上電燈，等煤氣從管道裏噴射出來，吐出絲絲的聲音，你還有足夠的時間摸黑躺倒，挑選一個最愜意的姿勢，提醒自己小心一點，別把熨過的中山裝弄皺。
在永遠的黑暗降臨之前，你來得及閉上眼睛，傾聽死亡的音樂以一個出人意料的音符奏響，把一生中的千百個畫麵同時推送到你麵前。貧窮的少年時代，焦慮而消沉的中年，婚禮上那個還沒有讓你厭煩的妻子，剛降生的孩子（現在和你隻剩下血緣上的聯係），同事們臉上變幻莫測的表情，在車站等待情人時你那狂熱跳動的令人窒息的心髒，幸福的，痛苦的，驕傲，恥辱，記住所有這一切。直到由於缺氧而產生的紅暈在臉上逐漸擴散開來，再把它們徹底忘掉。注意，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你的靈魂不會出竅。它不會通過頭皮上的發根擠出身體。你的靈魂將遵紀守法地待在某個最深的角落裏，監視你度過這最後的夜晚，一言不發。
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李平心在他最後的幾小時裏都做了什麽，想了什麽。還是把目光放遠一點，看看他自殺之前的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吧。
複述一點眾所周知的曆史：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文章宣稱吳晗編劇的《海瑞罷官》“大力吹捧一個因搞‘退田’‘平冤獄’而被‘罷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廬山會議上因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而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重新上台執政，為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複辟開路”。文章發表後，北京的黨政機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各大報紙沒有立即轉載。大家沒有意識到，姚文元的文章將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狂熱運動，姚文元的背後，還站立著一個籠罩一切的身影。毛澤東要求立即把姚文印成小冊子發行。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征訂，北京新華書店由於不明就裏，沒有立即訂購，此事加深了毛對北京市委的懷疑和不滿。在毛澤東的幹預之下，《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在11月末，才轉載了姚文。但兩報同時加了編者按，力圖把事件限定在學術討論的範圍之內。
李平心像所有人一樣，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深刻背景。他的辯論激情和給自己製造話題的願望被點燃了，先後在報刊發表了《漫談清官》《“循吏”、“清官”、“良吏”的曆史評價法》《關於評價曆史人物的標準問題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問題》等文章，提出了一整套的不同意見。對於評價曆史人物，他總結出兩條標準，即曆史科學標準和政治標準。他認為政治標準固然重要，“卻不能代替科學標準”，而應“按照他們的實踐思想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對今天現實產生的影響來估定他們的價值”。他批評姚文元等人“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簡單化”“犯了右傾錯誤”，並指出，那些利用“清官”問題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過是“別有用心的新黑幫分子”，“他們披戴紙糊的‘革命’鎧甲，一手揮舞有形的刀槍，一手掄動無形的板斧；並且善於濃妝豔抹，長於便詞巧說，對照老黑幫來說，他們的確是青出於藍，後來居上”。
這樣一個對立的靶子，正是開展運動所必須的。上海市委的寫作班子（由徐景賢、姚文元、朱永嘉、王知常、朱維真組成，徐景賢是支部書記），馬上組織整版的內容對李平心展開駁斥。他們在《平心先生對誰發火？》《歡迎“破門而出”》《自己跳出來的反麵教員》等文章裏，指責李平心“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反動的學術權威”，“赫魯曉夫的應聲蟲”等等。
李平心對自己的理論水平相當自負。曆史上，他曾多次在報刊上與各色人等打筆戰，可以說是久經沙場的一員老將。最近的一次論戰是1960年前後，在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大討論中，他為《學術月刊》、《新建設》、《文匯報》撰寫了十餘篇論戰文章。他認為，生產力有它自己的運動規律，生產關係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範圍來推動生產力前進。“要消除消耗社會鬥爭的力量，把更多更多的力量，投向偉大的自然。”“個人生活利益是刺激勞動率不斷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的觀點當然是與官方論調不符的。但這場論戰沒有給他帶來噩運，他隻是被當作“唯生產力論者”，犯了雅羅申科用生產力取消生產關係的錯誤。他當時自負地對文懷沙說，光是圍繞上述主題的中心問題，他就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馬列主義理論加以闡述。寫一本三十萬字的專門著作是毫不費勁的。而他的論敵則是貧乏得連寫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也要翻來覆去，連起碼的邏輯都沒有搞通。他感歎道：“和一個或一夥並不勢均力敵的論客討論問題是痛苦的。但對方在不斷地混淆讀者群眾的視聽，不給予澄清又不行。”
幾年前的論戰沒能使他吸取什麽教訓。他的理論水平高，政治智商低。已經是山雨欲來，李平心還渾然不覺。他沒有對姚文元為首的寫作班子引起足夠的警惕，他又輕敵了。有一次王元化到他家去，他輕蔑地對王說：“工農兵寫批判文章我還服，可是有些人‘隨風轉舵’，我頂恨。現在在打亂拳，但我不怕，我有犧牲精神。”
事情的性質很快就發生了變化。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後來被稱視為“文化大革命”起點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寫的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什麽？》。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在此影響下，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組，由張春橋擔任組長。
與此相比，桌麵下麵的行動開始得還要更早一些。在此之前的四月份，華東師大黨委就已經在上級的授意下，從文科各係抽掉了不少教師、學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組。其任務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問題，供批判用，對外不公開。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標誌著對史學界的衝擊勢頭進一步加劇。同一天，華東師大物理係11名學生貼出全校第一張攻擊校黨委書記姚力的大字報《姚力的總結居心何在？》，這是上海高校中出現最早的將矛頭指向本單位黨組織及其負責人的大字報。
6月1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在會上做了《關於進一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會議根據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提出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點了8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為資產階級音樂家德彪西辯護”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複旦大學教授周予同和周穀城、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電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藝界的王西彥。
據參會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錢伯城回憶：“經曹荻秋（他自己後來也成了‘叛徒’，瘐死獄中）公開點名，他們便受到了輪番的純然是侮辱性的批鬥。李俊民每次被揪上台，由一個身穿綠軍裝的造反派站在身後，將他雙臂反剪，美其名叫‘噴氣式’，再雙膝下跪；有一次，李俊民稍有反抗，一個造反派死命扭他耳朵，直至出血。賀綠汀強頭倔腦，不肯低頭認罪，因此大吃苦頭；每逢文化藝術界的批鬥大會，即使賀綠汀不是主角，也要押來陪鬥，他的女兒就是因為不堪受辱，憤而自殺的。周信芳是麒派老生的祖師爺，唱唱戲罷了，卻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麵紅旗’的‘三反分子’，他被反背雙手，跪在一輛大卡車上，兒子周少麟也跪在旁邊，兩個造反派分別揪住父子的頭發，使臉部朝上示眾，周遊全市，這叫做‘遊鬥’。”
第二天，《文匯報》報道了市委召開萬人大會的消息，同時發表了題為《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破浪前進》的社論，其中提到：“有一部分文化教育事業單位，實際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而是掌握在黨內外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所謂‘學術權威’手裏。”同一天的《解放日報》則在題為《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的社論中指出：“李平心瘋狂地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永遠隻許一家、一宗、一派專斷一切’，咒罵批判吳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幫分子’……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產階級複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當華東師大校園裏鋪天蓋地地貼出了針對李平心的一萬多張大字報後，校黨委讓曆史係的戴介民陪李平心去看這些戰鬥檄文。覆蓋了所有建築物的大字報上到處寫著，李平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是欺世盜名。看了還不到一半，李平心便“拂袖而去”，說他頭痛得厲害，不能再看了。
麵對上海市委組織的寫作班子，李平心尚能抖擻精神，提筆應戰，這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麵對的隻是幾個理論素養低劣的對手。而大字報能夠形成一種印象，即人民群眾已經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了一致，他們整齊的呼聲已匯成了海洋。任何個人在這樣的大海麵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人的自信來自何處？沒有人能真的僅憑雙腿支撐自己。沒有人能真正做到我行我素，無視世界懷疑的眼光。這些令人興奮的紅色紙張、有力的粗體字、密集的驚歎號，構成強大的心理震懾力，將徹底衝垮你的精神防線。
李平心知道，千軍萬馬正在身邊摩拳擦掌，他們隨時有可能包圍過來把自己撕成碎片。浪頭已經打到他的鼻子尖上了。對於大字報的威力，《人民日報》上有篇文章作了形象的描述：“革命的大字報，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是放手發動群眾向敵人猛烈衝擊的最有效的辦法。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都最害怕大字報。一切革命群眾，都最喜歡大字報，都把大字報當作揭露和戰勝敵人的最強有力的新式武器。你貼一張，我貼一張，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都可以揭發出來，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都可以揪出來，叫他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我們就是要大搞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大長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的誌氣，大滅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風。”
6月14日，李平心自殺前一天。曆史係把他叫去談話。這件事被學生們知道了。他們把曆史係走廊擠得水泄不通。有一位同學在係主任門上貼了一幅漫畫，意思是李在負隅頑抗，要對他鬥爭到底。後來係領導把漫畫蓋上了，叫專人護送李平心出校，一直送到公共汽車上。一位目擊者說，李平心顯得神情很緊張。他矮胖的身軀，顯示著高智商的碩大頭顱，那副和善如彌勒佛的蒼白麵容在同學們憤怒目光的注視下從大樓的陰影裏逐漸走出來，暴露在正午的光線裏。他的眼鏡片和別在製服上的金屬筆帽反射出一種空空如也的光澤。他的腦病又犯了嗎？疼痛是否如同震耳欲聾的戰鼓，咚咚咚咚，不停擊打著他的太陽穴？
五十九歲。這是熟人們最後一次看見活著的李平心。
驅使一個人斷然舍棄僅有一次的人生，除了政治上的窮途末路和對受辱的畏懼，必然還包含著對親情的徹底絕望。萬世飽經惟欠死。全世界隻剩下你一個。完全孤立。置身於遠離人煙的森林裏。雙手張開，抓不住一束陽光。感覺不到親人的溫暖，沒有朋友。你能珍惜的，隻有你自己。你想要對自己證明點什麽，隻能用一個完全獨立的姿態告別世界，告別漫無邊際的空虛感。李平心走出曆史的舞台，通過一扇矮小憋屈的木門。臨別之際，讓我們替他四處張望一下，他的親人此刻都在哪裏？
他有個兒子，名叫李前偉。1954年北大畢業，1957年到捷克駐華使館當翻譯，1963年起到北京市外交人員服務局工作。1965年，李前偉寫了材料揭發李平心在生活方麵的不正常行為，包括李平心同香港的金葆華之間的交往（懷疑金葆華是特務）。材料一式兩份，一份送市統戰部，一份送華東師大曆史係。李前偉的母親胡毓秀曾同上海市統戰部部長陳同生談到這份材料。陳同生是李平心的老朋友，1930年代在左聯就相識了。陳同生讚許道，前偉這個表現很好，說明孩子政治覺悟有所提高。
後來，李前偉又逼著李平心和金葆華徹底斷絕關係。那個在大家眼裏“穿著高跟鞋，奇裝異服，妖形怪狀”的香港女人一直和李平心保持著聯係。金葆華很漂亮，是個基督徒。他們曾經有過一些快樂的時光。她曾送給李平心一隻金表。三年自然災害裏，她給李平心寄來了大量包裹，其中有稿紙、絨布、襯衣、絨褲、食品、藥，還有一些大部頭的工具書，單是海關的關稅就花了一千多元。李平心深愛這個女人。但此時此刻，他為了不影響孩子的政治前途，還是寫了一封絕交信寄出去。當然，這封信被上級組織截獲，並拆看了，組織上對此信的評價是“信的內容充滿了纏綿思念的話, 這哪裏是絕交書”。
6月10日文化廣場的萬人大會召開之後，有一天李平心的秘書劉敏文來找胡毓秀。劉敏文說李平心向她打聽師大附近長風公園的情況，她懷疑李平心要到公園自殺，希望胡毓秀救救他。作為前妻，胡毓秀在內心深處還是牽掛李平心的，但在嘴上她隻能說：“李平心是華東師大的一麵黑旗，我怎麽能幫他的忙？假如華東師大組織上要我去鬥爭李平心的話，我要和他開展麵對麵的鬥爭。”劉敏文走後，她還是急急忙忙跑去告訴統戰部長陳同生，說李平心有輕生的念頭，希望統戰部注意。陳同生對她說，黨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後還要給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於自殺。
所有牽絆感情的線都斷了。兒子揭發自己，情人遠在香港鞭長莫及，前妻隻能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麵孔。我們看不出這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還會有什麽別的選擇。
師大黨委在李平心的自殺現場找到了幾封遺書。在致黨委的信裏，李平心說他的死不怨黨委。他坦然回顧了解放初和潘漢年的鬥爭，並說這次批判他，與市裏某些領導有關。最後表示，要把留下來的四萬冊藏書全部捐獻給學校。在寫給李前偉的信裏，他則表達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忠誠，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和對人民事業必勝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書給兒子（俄文大百科全書和中國曆史方麵的大部頭），給秘書劉敏文也留了三部。每部書都寫明估價，並說明如果經濟困難可以變賣。
發現李平心自殺後，師大立即給李前偉打了電報（沒有別人可通知了），讓他回來料理後事。不過李前偉迫於形勢，沒有趕回來，他給黨委寫信說：“我相信黨會妥善處理一切後事。他的手稿、書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給黨。”自殺當天，全校召開了李平心批判大會。幾天之後，文匯、解放兩報同時發表了批李的長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學者”李平心》，給李平心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漏網資產階級大右派”，“修正主義應聲蟲”，“資產階級保皇派”等幾頂醒目的大帽子。
一死不能捐萬惡。自殺並不是李平心事件的終點。由於自殺行為被認為是“自絕於人民”，性質極為惡劣。華東師大成立了“李平心專案組”，針對李平心曆史問題的調查在人死之後又大張旗鼓地展開了。外調人員像旅行家一樣提著旅行包，乘坐火車，走遍了大江南北。全國範圍內，凡是和李平心打過交道的人被一一走訪。每個人都被要求仔細回憶李平心的一言一行，並寫成文字材料。
李平心的問題集中在以下幾點：1931年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的被破壞，是不是由於他充當了叛徒；李平心到底是不是托派；他和香港人金葆華有什麽關係，金葆華是不是國際間諜；李平心解放後有哪些反動言論；在反複的調查之下，李平心的前妻胡毓秀出現了鬆動。不堪忍受連續的揭發、批判、鬥爭，直至隔離審查，胡毓秀違心地承認李平心在蘇準會事件中，曾與一個國民黨人打過交道，出賣了革命。好在除了她的揭發之外，沒有其他旁證和物證材料能證明李平心是內奸。所以關於李平心的死因，1975年9月，師大革委會作出的結論是：“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對黨的政策不理解，在1966年6月15日自殺身亡。”
文革結束後，李前偉向全國政協遞交了一封申訴書，要求給李平心平反，發還遺產。胡毓秀也推翻了供詞，重新寫了大量的說明材料。1978年6月20日，師大黨委在《關於李平心同誌問題的複查報告》（滬師委（78）複22號）裏，肯定了李平心的學術成就，並決定舉行李平心骨灰安放儀式，為他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一個故事在肅穆的骨灰安放儀式上結束了。哀樂，花圈，挽聯。如果李平心在這個儀式上突然複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遺像麵前，站在死者的隊列裏麵對生者，他還能認出自己的兒子、前妻、同事、領導、學生嗎？他會不會對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後用手扶一扶眼鏡，說上一句：“謝謝。我在那邊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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