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的中國情結
辛夷楣
他在美國與澳洲的大學裏教授中文，他研究與教授古今中國文學，教授中國電影，教授魯迅，深受學生歡迎，他說日本文學和思想界當初無力抗拒軍國主義的滋生，他說東方主義危害美國
1999年8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悉尼市中心的辦公室裏埋頭寫稿，我們的老板李偉林先生興衝衝地走進來說：“劉揚、辛夷楣，你們看，我們收到一封信……”李先生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看他如此激動，我和總編劉揚趕緊圍上來看信。那是一封中文信，打在紐省大學的信紙上。信中說：他是新南威爾士大學中印尼文係高級講師寇致銘，非常喜歡我們的報紙，認為我們的報紙有很強的澳洲特色與文化氣息，代表了澳洲華人知識分子的心聲，他曾從我們的報上選了一些文章介紹給學生。信的最後說：你們的報紙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寶貴的角色。我從美國來，悉尼對我是個陌生的城市，你們的報紙讓我覺得非常親切，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裏紮根……
我們的《東華時報》是一份容量很大的中文周報。我們不但登載大量新聞，還刊發關於澳洲時事與人物的深度報道，更有澳洲作者撰寫的小說、散文、隨筆、評論以及詩歌等等，深受廣大華裔讀者歡迎。可是，我實在想不到，一位西方人，一位英語是母語的漢學家也這麽喜歡我們的報紙，而且對我們的報紙評價如此之高。李先生和劉揚也感歎不已。我說：“我要去采訪這位寇致銘，他跟我們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李先生馬上說：“是該去采訪他，這個人眼光獨到！他的信對我們真是很大的鼓舞！”
我立刻打通了電話，約好了采訪時間。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紐省大學的校園裏找到了寇致銘。他身材高大，講一口發音純正的普通話。他心中濃鬱的中國情象暖風一樣籠罩著我，感動著我。
父輩的中國情結
寇致銘的外文名叫喬恩·尤金·馮·寇瓦利斯（Jon Eugene von Kowallis），他的祖先是奧地利、德國、愛爾蘭、俄國以及美國印地安人。他告訴我，他的姓寇是他的第一位在美國的中文老師，台靜農的兒子起的，後來他在北大學習的時候叫寇誌明，最後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他的老師，台灣的密宗黑教林雲大師給他改成寇致銘。林雲大師在美國講經時，寇致銘曾擔任翻譯。寇致銘用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舊日的老師。
我問他：“你父親祖籍奧地利，又怎麽去了美國呢？”寇致銘用流利的普通話講起了他的家族故事，間或有個別字詞，他才使用英文。
寇致銘的曽祖父是奧匈帝國的伯爵，很有錢，孩子也特別多，祖父年輕時曾經當過騎兵。十九世紀後半葉，奧匈帝國已經走向沒落。祖父無法再依賴日漸衰敗的家業，決定離開歐洲，攜妻去美國尋求發展。在紐約揚克斯，他們夫妻開了一間附帶餐館也賣酒的旅館。1897年，寇致銘的父親約翰出生在紐約。說到這兒，寇致銘笑著補充：“那年是光緒23年”。在父親三、四歲時，他們全家搬到賓夕法尼亞州。祖父信奉東正教，他聽到有些工人的太太哭哭泣泣地說他們的丈夫變成了酒鬼，把小孩吃飯的錢都花光了。祖父覺得賣酒不是教徒應該做的，就想幹些別的謀生，隻好到工廠檢修機器。
寇致銘的父親在賓州長大。1914年高中畢業後，他去俄亥俄州北方大學讀工程係。他大學畢業那年，正好美國宣布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就毅然從軍。因為他是大學生，學過土木工程，會德文，美國軍隊（佛吉尼亞團）就讓他先去上軍官訓練班，還給了他中衛軍銜。他被派往戰火紛飛的法國。在法國前線，他負責修浮橋，並看到了中國派去的義務軍。那時戰勢非常緊張激烈。他深感，中華民國能派出義務軍遠赴歐洲提供援助，很了不起。戰爭結束之後，1919年的巴黎和會競把中國的青島割讓給日本，他義憤填膺，覺得對中國太不公平了。寇致銘小的時候，父親把這些事情講給他聽。
1919年，寇致銘的父親從歐洲回到美國匹茲堡。當時經濟不景氣，父親一麵在工廠工作，一麵在卡內基大學夜校攻讀碩士學位。他擔任工程師以後被派到芝加哥。那時，芝加哥的唐人街雖然並不繁華並且時有幫會爭鬥 (Tong Wars)，但卻是他的流連之地。他喜歡那裏的中國氛圍，還和常常光顧的一家洗衣店的華人老板成為朋友。兩三年以後，他回賓州結婚，生下寇致銘的哥哥傑克，不想，八、九年後，他的妻子競患心髒病去世了。
四十年代，寇致銘的父親在匹茲堡郊外的一個大鋼鐵廠擔任總經理。也就是在這裏，他與一位比他小三十歲的姑娘墮入情網，1949年，他們結婚。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了，鋼鐵廠的老板大為高興，喜滋滋地等著發戰爭財。但是，寇致銘的父親卻直率地表示，美國不該在朝鮮登陸，美國一旦參戰，就永遠不可能撤兵。他相當有遠見，美國兵不是至今還駐在南朝鮮嗎？因為政治觀點分歧，他與鋼鐵廠老板的關係日益緊張，最後他決定放棄高薪，毅然辭職。父親找到了其他工作，但是薪水不高，母親就去匹茲堡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然後在小學教書。
中學就迷上魯迅
1954年初，寇致銘出生在匹茲堡郊外的甜水鎮 (Sewickley)。他在那附近讀小學，又讀中學。1966年，當他還在讀中學時，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他讀到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馬思聰的文章。這位中國著名的音樂家因不堪造反派的迫害，在友人的幫助下逃到香港，然後又到了美國。讀了馬思聰的文章，寇致銘產生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強烈欲望。他想起父親給他講過的有關中國的事情。在匹茲堡大學的書店裏，他找到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後來在圖書館借到了《大河彼岸》。《西行漫記》寫的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大河彼岸》寫的則是六十年代初年的中國，在書後的扉頁上，還有一個書目，並且提到舊金山的一個書店專門進口中國大陸書籍。
寇致銘就根據那個書目訂購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翻譯的《魯迅小說選》。魯迅小說選寄來了，上麵有警告說，美國聯邦調查局知曉，該書店是中國大陸的代理 （英文用的字是 agent，也有特務的意思）。這實際上是故意嚇人。寇致銘當時隻有十五歲，卻很有主見，他一點也沒有被嚇倒。他覺得這種警告相當荒謬，不值一顧。當然他以前也看過關於中國的書籍，譬如說賽珍珠的《大地》。但那部《魯迅小說選》卻讓他愛不釋手，驚喜癡迷。他反複閱讀，不斷琢磨，對中國文學中國社會興趣越來越濃。
那時，美國政府正在國內拚命征兵，強迫美國男青年去越南打仗。政客們揚言，打越南其實是打中國，如果光打越南，美國早勝了。因為有中國的人力物力支援，北越才如此強悍難打。有些右派政客則宣揚，美國一定要控製越南、柬埔寨以及老撾，防止中國擴張甚至占領澳大利亞。寇致銘對同學們說：“我不相信這些政客的話。既然中國要擴張，要打美國，他們為什麽還要打文革這種內戰呢？”
寇致銘的很多同學不讚同他的觀點，甚至認為他是在反對美國政府。寇致銘卻心想，這些同學盲目跟著美國政客跑，如果被征兵在越南打死了，大概會象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要被槍斃了，還不明白是怎麽回事？他覺得美國人太不了解亞洲，太不了解中國了，這實際上使美國人自己很吃虧。他決定，要上大學研究東亞，學中文，進一步了解中國與中國文化，將來當一名教育家，幫助美國人了解東亞，不要變成戰爭的犧牲品。
1971年，寇致銘高中畢業時，以優異成績被哥倫比亞大學東方研究係錄取。他是那年當地公立高中唯一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哥倫比亞大學東方研究係世界知名。名教授夏誌清就曾教過寇致銘現代中國文學。
寇致銘高中一畢業，就到匹茲堡大學暑期班學中文。中文老師是台靜農的兒子。有一天寇致銘請教關於魯迅的狂人日記裏吃人的象征意義。寇致銘以為象征著帝國主義國家要瓜分中國，把它吃掉。台先生說不是這個意思，“這是指中國社會裏的一種人。”台先生驚訝十七歲的美國人會知道這個小說，就講起當年他父親認識魯迅，魯迅到過他們家，不小心把熱茶倒在他身上了。寇致銘隨口問：“是嗎？”台老師就要把衣服解開給他看傷疤。寇致銘連忙叫：“不用，老師。我相信！”但可惜的是台老師以後再也沒講魯迅的小說，很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冷戰中大學的政治氣氛，再說他父親在台灣而當時魯迅的書仍被國民黨查禁。
中文真是難學，特別是中文字，對美國人實在太難記了。寇致銘幾乎要打退堂鼓了，但是對魯迅作品的熱愛使他不想放棄。他讀魯迅作品原文時，覺得魯迅用中國字，用得很有意思。當時，他看的是威廉·萊爾 （William A. Lyell）編的《魯迅讀本》。這本教科書編得很好，寇致銘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想繼續學中文。
1974年，寇致銘隻用了三年就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中國語文文化學士學位。哥大東方係老師用英文講課，也沒有重視中文對話課。因此，幾年下來，寇致銘可以讀中文書報，也可以讀魯迅作品了，但是中國話卻說不利索。他覺得這樣不行，他想去中國進修，但是“文革”尚未結束，他就申請去台灣。
赴台灣與大陸深造
1974年，二十歲的寇致銘去台灣師範大學深造。七十年代的台灣還在戒嚴，政治控製仍然相當嚴厲。寇致銘到達的前一年，台大哲學係的教授陳鼓應隻因聽了一盤介紹中國大陸情況的錄音帶，即遭軟禁，不允許在台大教書了。年輕的寇致銘與幾個外國學生則不管這一套，他們經常跑到陳鼓應家去求教。後來，陳鼓應就定期給他們講莊子與列子。寇致銘與陳鼓應的師生誼一直延續下來。寇致銘也是通過陳鼓應的介紹認識了台灣鄉土作家陳映真以及詩人高準。後來，陳鼓應想在中國大陸出版他修改的《莊子今注今譯》，書稿也是交給寇致銘帶到北京。1981年8月，寇致銘到王府井親手把書稿交給中華書局的編輯。
寇致銘很遺憾地說：“1970年代的台灣，大家都很害怕，氣氛不自由。有些朋友叫我不要去見台靜農，因為他不敢講魯迅。我怕影響他老人家，所以沒去拜他為師，到現在還覺得很遺憾，因為我當時是他兒子在台灣唯一的美國學生，按道理應該拜訪他，我想他也會很高興。台靜農對魯迅作品的了解那麽深，而一個字兒都不能講，真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大悲劇，是白色恐怖產生的。”
在台灣住了兩年，寇致銘的中文長進不少，普通話講得流利多了，回美後在美國國務院的口試上考到滿分（第五級）。據說，以前美國白人還沒有人考到這麽高的分數。
1976年9月，寇致銘得到美國國會獎學金，去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跟羅錦堂導師修讀中國文學碩士學位。羅教授原籍甘肅，是台灣教育部的博士，研究元人雜劇的。寇致銘因此也對元雜劇很感興趣。他的碩士論文題目則是“魯迅舊體詩全英譯注”。 後來，他決定將碩士論文修改成專著——《詩人魯迅》(The Lyrical Lu Xun)。
寇致銘認為魯迅的短篇小說是語言運用的典範，他也一直著迷於魯迅白話文著作中使用的文言短語。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魯迅的風格極具創新性，但他的語言常會出現文言文，因為他的一些反諷語言依賴的就是新舊之間的相互糾纏……這就引起了我對魯迅‘純’古文作品，包括他的早期文言論文的研究興趣。”
寇致銘還談到：“可以說我最初寫《詩人魯迅》的動機來自一種對於探究魯迅‘複雜意識’（林毓生後來的說法）的渴望。我認為魯迅大量引經據典的舊體詩能夠使博識的讀者看到他的內在精神和個人情感。這是為什麽我花費很多時間翻譯和注解他的詩歌。有些詩我譯了多遍，不少注釋我也花了幾年時間斟酌。我對比了很多中日學者就某些具體詩句所寫的全部評論。”
在這部專著中，寇致銘不僅給魯迅的舊體詩做了大量詳細的注解，還用“直譯”與韻文詩兩種形式把它們統統翻譯成英文，並且寫了詳細的魯迅生平作為序。《詩人魯迅》1996年被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得到很多學報的好評。他對魯迅舊體詩的翻譯也得到學界的認可推崇。幾年前，有一位在英國的中國學生用寇致銘對魯迅舊體詩的翻譯作為碩士論文題目。
1978年8月，寇致銘在夏威夷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又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一次，他以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為研究對象。他在伯克利半工半讀，先在圖書館工作，後來又當助教，教大學三年級的中國文學，講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和散文。
1979年中國打開了國門，1981年寇致銘終於有機會去他朝思暮想的中國，到北京大學進修中文，並且繼續做他的博士論文。
我好奇地問他：“那時，你已經去過台灣了，你對中國有什麽印象？”寇致銘激動地說：“中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大，是廣闊，是一個泱泱大國，就象從前的奧匈帝國一樣。80年代初的中國很開放，氣氛自由，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控製遠不如70年代的台灣厲害。我當然很興奮。”
寇致銘一方麵在北大學習，一方麵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收集資料。他的導師孫玉石是王瑤的學生，研究魯迅的《野草》。兩年後，寇致銘又到北京外文局當上了編譯專家。在去外文局之前，他有機會認識了仰慕已久的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早在中學時代，他讀到的第一部中國文學作品就是《魯迅小說選》，而這部小說選正是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現在，能與他仰慕的這對翻譯家結識，他當然十分高興。他沒有想到的是，與楊憲益、戴乃迭的結識為他打開了一扇門，使他結識了北京的許多知識分子，使他徹裏徹外沐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裏。
寇致銘很興奮地告訴我：“楊憲益是一位天津銀行家的兒子，赴牛津大學念書。他學識淵博，博聞強記，談吐特別風趣。戴乃迭的父母曽在中國當傳教士，她在中國長大。她是牛津大學主修中文本科的第一人。這對中西結合的夫婦十分好客。那時，我到他們家喝酒聊天，在那裏碰到許多中國作家、畫家、文藝界人士，氣氛十分自由，有點象巴黎的沙龍。後來我在中國大陸一直住到1984年十月底，跟陳鼓應老師一起參加了10月1日的大閱兵。你還記得嗎？遊行隊伍中有人舉著‘小平，你好！’的橫幅？”
東方主義危害美國
1984年底，寇致銘回到美國。他先在加州洛杉磯大學替正在休假的林培瑞教授代課，教了兩學期中國文學，然後又回加州伯克利大學教中文。1989年底，他完成了關於清末民初舊派詩人的博士論文。以前的學者，包括哈佛的宇文教授，認為晚清的中國舊體詩已然“承載了過多的曆史，沒有繼續發展的活力與動力”。寇致銘在翻譯與分析了清末大量詩人的詩作之後指出，這些詩人的舊體詩雖然仍然采用舊形式，但是已經認識到舊的信仰體係與世界秩序不再有效，在內容上對現代形勢有微妙的回應。後來，他以《微妙的革命》為名出版了這一專著，受到學術界各個學報的好評。
在翻譯了魯迅的舊體詩之後，寇致銘又翻譯了清末詩人的大量詩作，他對詩歌翻譯的看法相當有趣。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時常告訴學生，即使我們都認同‘詩不可譯’的觀點，別人仍將繼續譯詩，而其譯本也將繼續暢銷，為人們購買和閱讀，不是想喊停就能喊停的。譯詩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部分。它是一種更多源於好奇而非愚蠢的一種跨文化理解的嚐試，因此應該受到鼓勵，而非嘲諷。”
至於譯詩的原則，寇致銘寫道：“我遵循的首要原則是將原詩中的意境和味道（tone and mood）翻譯到譯詩中。如果丟棄了意境和味道，詩將不詩。其次是詩句的含義，包括字麵和隱含意義。如果直譯不能傳遞詩意，那通常至少可以是部分地意譯。最後還有詩歌的‘音樂’美；如果可能的話，譯者應該試圖傳遞原詩中的節奏感與韻律。黑格爾認為，詩人表達的是詩化的思想，因此詩可譯。實際上英文裏一些影響巨大的詩歌都是譯作（如《聖經·舊約》中的《詩篇》）。正因如此，我不讚同認為詩不可譯的觀點。”
1990年，美國東部的麻州威廉斯大學聘請寇致銘來主持中文係。那時，正值六·四事件剛過，許多美國教授很敵視中國，選學中文的大學生很少。該校聽說，寇致銘的中文課選材新穎豐富，很吸引學生，因此把他請來。寇致銘開的中國現代文學課，不僅講魯迅，講其他現當代作家，還講中國及港台電影。後來，他還以公映不久的大型電視紀錄片《河殤》為教材，給學生講中國曆史、文化以及對它的反思。
他解釋說：“比如美國電影《大班》和趙丹主演的《林則徐》都是寫鴉片戰爭的。我讓學生們先看這兩部電影，然後給他們做比較，告訴他們曆史事實，講解美國電影錯在哪裏，中國電影對在哪裏。當然，這部中國電影也有宣傳成分，但是，我要學生們了解曆史真象，了解被侵略的中國一方的立場。”
寇致銘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不了解，好多人喜歡看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但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影片的內涵，隻是被其中的東方主義色彩吸引。他告訴我：“1978年，哥倫比亞大學英文係的一位巴勒斯坦學者艾德沃德·薩伊德（Edward Said）出版了一本書——《東方主義》。他在書中批評英美法的幫閑文人歪曲東方文明，使用異國情調，將之過度神秘化，突出它的落後與刻板。我認為這本書很重要，它起到了使學術研究健康化的作用。比如，有人老是強調中國女人裹小腳和清代的長辮子，他們不去了解中國曆史與今日的真實。美國社會甚至美國大學裏的很多人不願花時間去了解中國，對中國存在許多誤解甚至敵意。東方主義危害美國，危害中美關係。這一點，澳洲人就比美國人強多了。他們比較願意了解中國的真麵目，他們承認了解中國對澳洲很重要。”
寇致銘談到，人們一般認為第一代西方漢學家是耶穌會士。這樣算來，漢學起源於17世紀初。在歐美國家的一些著名大學裏，漢學在19世紀下半葉成為一門學科。但在澳大利亞，直到二戰後，漢學才真正發展起來。
早在1981年，寇致銘在加州召開的一個魯迅國際研討會上，認識了大衛·侯姆 (David Holm)。大衛·侯姆是美國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當時，他正在澳洲教書。他以研究陝北大秧歌著名，說著一口帶北方口音的普通話。他告訴寇致銘，在澳洲，研究中國的氣氛遠比美國正常，這使寇致銘很向往澳洲。
1993年下半年寇致銘放假，他應邀到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哲學院遠東語文係當普實克客座教授，講晚清散文以及東方主義兩門課。他非常欣賞捷克漢學學生的開放而認真學習的態度。1994年下半年，他回美國威廉斯大學後，中文係被國務院的人控製，別的係有人說他批評東方主義是不對的，中國就是那個樣子。有一天晚上，他應學生的邀請出席一個會議。結果滿屋子都是同情西藏獨立的人，他們視他若大敵來臨。他沒有機會解釋自己的立場，滿屋子的美國人似乎把他當中共的大使看待。
這種敵意氣氛使寇致銘不得不選擇離開。1996年春，他申請到墨爾本大學中文係的講師位置，1997-8年度，還當上亞洲研究主任，也升到高級講師。1998年下半年，當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中印尼文係擴大時，係主任漢斯·亨德利士克（Hans Hendrischke）請他來到了新南威爾士大學當中文高級講師，後來還長期擔任過係主任。
到澳洲來教中國文學和電影
寇致銘關心現實，關心社會，思想活躍，學術研究與授課範圍相當廣泛。他給紐省大學本科生講中國電影、古今中國文學、古代漢語以及理論（中國與東方主義）課。他給研究生講中國詩與詩學、中英文翻譯與翻譯理論， 並且當博士生的導師。他在教書之餘，出版了若幹學術著作，還撰寫了大量文章。1997年，他在墨爾本參加了中華文化與移民文化國際研討會，在會上發表了“‘大流亡’與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化的過程”的講演，很受歡迎。他的文章“‘大流亡’與港台後現代電影”，也被收入一本國際教科書——《跨國中國電影》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中。2007年，他升任副教授。
寇致銘開的中國電影課非常叫座，長盛不衰，深受學生歡迎。他先讓學生看電影，然後，他不僅分析電影的內容，還結合原著介紹時代背景；然後剖析影片的哲學意義與社會意義。他從三十年代周璿與趙丹主演的《馬路天使》開始，講到四十年代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的《祝福》，六十年代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然後是文革前的《東方紅》，文革中的樣板戲片段與故事片《決裂》，文革之後的《芙蓉鎮》、《紅高粱》、《錯位》、《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活著》，直到最新的中國電影。他實際上是在用不同時期的中國電影再現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
寇致銘對中國文學與中國電影的分析深刻獨到入木三分。他是很欣賞莫言的。他說：“莫言作品的偉大之處即在於此——他讓普通人講述自己的曆史。我是2005年通過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的介紹認識莫言的。我們當時還開玩笑說自己都來自偏遠地區。”“我在中國現代文學課、碩士階段翻譯課和中國電影課上都講授過《紅高粱》。這部小說是中國當代‘尋根文學’的典範。小說以高粱地和釀酒廠為主要場景，以寓言的方式、從華北偏遠地區貧困人民的視角重述了中國近代史。它生動地展現了普通群眾怎樣飽受日本侵略之苦，也沒有什麽政府、軍隊或遊擊隊在幫助他們。這才是抗戰未曾講過的曆史。”
寇致銘對我說：“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碩士生的時候，學生中有尋根作家盧新華，還有現在的著名學者史書美。所以我現在特別喜歡給學生們講八十年代中國的尋根文學。‘後現代主義’有一個內容是懷疑政府公認的說法，而向家人、民間尋求真象，然後寫出來。有人說是受了美國黑人小說《根》的影響。實際上，《紅高粱》、《活著》都有這一傾向。”我很讚同他的提法。文革之後的這些年，中國民間的尋根傾向越來越強烈，尋根文學的土壤越來越廣闊。
寇致銘很欣賞張藝謀的電影《活著》。他對我說：“《活著》比喻、暗示較少，它直接告訴你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曆史，它也包含了很深的哲學道理。《易經》中講到，人活在世界上，是活在變化之中，人要適應這個變化才能生存。《活著》不僅講了這段曆史，它還講了這個哲學道理。”
寇致銘對中國電影、對張藝謀的評價既深刻又公允。他說：“我認為中國人之所以能夠拍出優秀電影作品，是因為中國有‘寫意’的傳統。這種傳統對於在有限時間（2－3小時）內放映而改編文學作品或寫作劇本來說十分重要。張藝謀早期的電影成就了他的偉大，而且這種偉大貫穿於他的現實主義階段，但是我為他轉向巨片創作而遺憾。我也反對使用魔幻現實主義。電影創作的空間很大，並不需要魔幻現實主義的摻入。魔幻現實主義出現在拉美受到嚴格控製的政治環境中，它在那樣的環境裏是合適的，但我們不應該隨意地借用。我覺得張藝謀是太過於為‘成功’所困。”
寇致銘對李安評價很高。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與張藝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安。 “他沒有改動《色戒》以取悅美國的發行商。他為忠實於藝術而減少了收入。他那部關於美國內戰（1861－1865年間南北戰爭）的電影《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也是這樣。該電影展示了美國觀眾不曾見過的南北戰爭的一麵。美國官方與發行商對此大為光火，從而導致電影的發行麵受限。我很幸運能在悉尼唐人街看到這部電影。最近我看了斯皮爾伯格拍攝的《林肯》，覺得它遠不及李安作品。斯皮爾伯格隻是再次加強觀眾的傳統印象，沒有打破舊框框，而李安則比他走得深遠多了……”
有一次，寇致銘見到了李安。那天，他們跟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們在台北一起吃晚飯。寇致銘問李安：“你知道，你為什麽成功嗎？”李安說，不知道。寇致銘就接著說：“我認為，你是用中國傳統的寫意手法來拍電影，因此你成功了。電影時間有限，無法拍太多細節，比如你拍簡·奧斯汀的《理智與感情》，就用了寫意手法，很成功。”李安聽了，頻頻點頭。他說：“你是對的，但是還沒有人這樣講過……”
悲情之戀
1999年8月我對寇致銘的那次采訪，氣氛特別融洽。我忍不住不揣冒昧地問他：“你結婚了嗎？”他用手指指滿桌滿架的書，對我說：“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我感覺我沒有辦法成家。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如何做父親》。他認為做父親的責任很重大。我想，我無法負起這樣重大的責任。我受魯迅影響很深，因此，我一直也未結婚，但是我不怪他！”我笑起來：“你可以結婚但不要孩子嘛！”他卻歪著頭反問：“按照中國人的觀念，結婚就該有孩子對嗎？”
就在那次采訪之後不太久，一個星期六下午，寇致銘走進悉尼大學附近的一家書店。他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孩正在書架之間看書。女孩長得象東亞人，身材苗條臉龐秀麗一頭黑發，背著一個彩色的印度風格的書包。寇致銘再一細看，女孩正在看一本英文哲學書，一邊看還一邊做著筆記。
他不由走過去，與女孩搭訕。女孩嚇了一跳，以為他是書店的雇員，來阻止她抄書呢！等弄清楚，他也是顧客，女孩笑起來。他倆高高興興地聊起來。原來，女孩是台灣人，訪問學者。她已經在台灣拿到一個博士學位，又拿獎學金來悉尼大學讀第二個博士，研究教育與社會政策。寇致銘很想念台灣，想念那個讓他學會講普通話的地方。他問女孩是台灣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她笑了，說台灣現在沒有人這麽問。他們發現，可談的話題競那麽多。寇致銘要了女孩的郵箱地址，沒敢問起電話。
回到家，寇致銘把自己寫的關於台灣文學、台灣電影的文章發給女孩。她很喜歡看關於導演賴聲川的文章，兩人就這樣來往起來。沒多久，女孩的父親生病了，她回台灣探望，之後又回到悉尼。後來，她的父親去世，她趕回台灣奔喪。她們家有一些矛盾，她很苦惱也很傷心。那段時間，她和寇致銘天天通電話。寇致銘盡量勸慰她。他講述了自己父親去世時，家裏也有一些矛盾。他很理解她的處境與心情。
患難把他們拉近，等她再回到悉尼，他們就漸漸好起來。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日子。他們性格相投，愛好相近，熟悉彼此的文化，互相欣賞愛慕。他們在悉尼並肩學習，看大陸電視劇《走向共和》和賴聲川的《飛俠阿達》，還一起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會兩次，又一同去中國。但是，她在悉尼大學的學習結束了，不得不回台灣的原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教書。遠隔太平洋，他們兩人思念得很苦。那一段兒，寇致銘一有假期就飛台灣。
他們決定訂婚，然後永遠在一起。她還夢見了他們的兒子的臉。就在他們滿懷希望準備結婚之時，她忽然生病了，病得很厲害，檢查來檢查去，醫生確診是癌症。她上師範學校時，曾經得過肝炎。醫生分析，她的肝炎沒有完全痊愈，留下隱患，最終導致癌症。寇致銘向大學請了一年半長假，飛去台灣照顧愛人。她年輕的生命經受不住癌症的襲擊，一天天衰弱下來。最後，四十一歲的她住進台大醫院，寇致銘寸步不離，直到她最後合上雙眼。
寇致銘不能相信這麽年輕美麗的生命竟會香消玉損，他不明白自己美好的愛情為什麽猶如曇花一現？回到悉尼，回到大學，寇致銘的心一直陷落在悲傷裏。他知道，自己必須振作起來。他開始每天到海邊遊泳，即使冬天也堅持冬泳。冰涼的海水刺激了他的神經，也撫慰了他的心靈。他的精神沒有崩潰，他從深沉的悲傷中漸漸走了出來，又一頭紮進他無限鍾愛的中國文化教學與研究之中。
寇致銘對我說：“後來，我也碰到過別的人，但是我覺得別人都不如她。”這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啊！人海茫茫，碰到真愛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慶幸寇致銘經曆了真愛；我又惋惜，他的戀愛如此美好卻充滿悲情。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隻是衷心希望他幸福安康。寇致銘身上有一種一往無前不斷深入的鑽研精神。我知道，任何困難挫折，甚至喪失真愛，都不能使他在中國文化的研究領域止步不前。
寇致銘告訴我，目前，他得到了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項目，正在研究魯迅早期思想的形成，特別是1906－1908年間，魯迅從仙台醫學院輟學，回到東京開始創作他的早期文言論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時所受的影響等。他的假設是它們實際上構成了魯迅畢生事業的最初藍本。光討論《摩羅詩力說》可以寫成一本書，因為涉及的範圍很廣，從屈原和劉勰，魯迅寫到了英國的拜倫 (Byron)、雪萊 (Shelley)，又轉到俄國的普希金 (Pushkin)、萊蒙托夫 (Lermontov)，波蘭的密茨凱維支 (Mickiewicz)、克拉辛斯基 (Krasinski) 以及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 (Petöfi) 等。
寇致銘談到：“東京當年是一個複雜而引人入勝的知識潮流中心。魯迅懂日語，他常去逛日本書店，並與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革命者交流。我想嚐試重建當時的知識氛圍。我在閱讀日文資料，但是我的日文不如中文，所以進度可能比較慢。我也在翻譯魯迅的這些文言論文。總之，我想搞清是什麽影響了早期的魯迅，以及這些影響在他後來事業中的去向。”
最近，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寇致銘的專論集《微妙的革命》的中文版。我特別欣賞寇致銘眼界的開闊、分析的深邃、觀點的獨到與新穎。他不是孤立地分析評論中國文學或者中國作家；他把中國文學放在世界大範圍內，放在世界曆史進程中；他把中國文學與周邊國家的文學相比較。
他在一篇文章中講到研究魯迅的日本知識分子竹內好，尖銳地指出：“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有著明顯的負麵特征，尤其是日本文學和思想界無力抗拒軍國主義的滋生……與日本知識分子有汙點的文化傳承相比，魯迅象征著東亞作家和思想家該有的明澈和敏銳。這就是為什麽二戰後魯迅在日本影響巨大的原因之一；他體現了半殖民社會中知識分子保持不妥協的可能。”我覺得，寇致銘這些振聾發聵的觀點非常可貴，對中國人，對日本人，對西方人，對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是很好的啟迪。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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