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日子
我總認為她會主動和我談一次，做些囑咐，或要求。但她總說大便是黑色，又不看病這是何意？是否要我說穿？怎樣說？是我們大家一起和她說，還是僅和我一人說？我猶豫不決，什麽也沒做。
早上母親告訴我頭天她吐了一盆血，小保姆弄幹淨，臨走前說不來了。我馬上要去上課，問她我下午去找可以嗎? 她說可以。她又繼續說大便黑色，我讓她到校醫院，她說不想去。我向往常一樣離開了家。
下了課我和一位同路的同事邊走邊談，到她家門口，隻見一輛白色救護車從我們六住宅中間通道開出來，沒引起我注意，還繼續說著。
快一點我才回家，走到三樓正要開門，對門的黃家二姑娘告訴我，我母親用救護車送去北醫三院了。我一想壞了，病重了。趕忙吃一點東西，看我女兒鎮靜地坐在房裏，我問是她送外婆去醫院的嗎？她沒有明確回答。我趕到急診室，母親閉著雙眼，身上插著各種管子，三、四個醫護人員圍著她。
我叫了母親好幾聲，告訴她我來看她，有什麽話要說嗎？母親不理我，我問醫生她是昏迷還是不想理我，醫生說很難說。我再叫她，她還是不應。趕快到姐姐家告訴她們，讓他們去醫院看一下。我要去找兩個小保姆，12小時一班。我很忙不可能成天在醫院盯著。
到了小棚區，春節剛過，回來的人不多。有一老一小，老的願意，小的害怕，他們到急診室，看到搶救狀態，工作量不大就同意了。老者帶著小者同時幹24小時。不倒班，避免小的害怕。安排好後我就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我丈夫和妹夫來看，母親仍然昏迷。
第三天早上，我問醫生她能醒過來嗎？他說不好說，我問，會成為植物人嗎？他沒回答。
作為醫院並不需要有人成天陪著，對我來說有兩個小保姆在，24小時都有人陪著，讓我感到心安，我可以安穩地回去喘口氣休息一下。每天來醫院早中晚三次。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我可在家睡覺。
姐姐心髒不好，姐夫常來看。第三天晚上我和姐夫都在，我問醫生，她能醒過來嗎？醫生說瞳孔放大了。我問是否沒救了？如果各個管子都拔掉的結果是什麽？他說馬上死亡。我對姐夫說為了延長幾個小時，花國家這樣多的錢就沒有意義了。姐夫同意。我鄭重地對醫生說，由於瞳孔已放大，插管子隻是延長幾小時的生命，意義不大。請拔掉全部管子，讓她自然死亡。
醫生拔掉全部管子一個多小時後，母親安靜地離開了人世，撒手人寰。那是1987年2月16日淩晨兩點左右。享年79歲半。
老保姆說她可幫我換衣服。我家的傳統不認為人死時要穿一身新，所以雖然我知道她快去世並沒想去為她買一套出殯服。
護士把母親來醫院的衣服遞給我，我看一切幹淨，母親是有準備的。我們把她的衣服穿上，把頭發梳理一下，就由醫院送到太平間存放。我帶了她不用的遺物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回家。
在這如此寂靜的漆黑的夜晚，母親帶著她多年沒能實現的願望安靜地離開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她曾多年在夢中回到浙江鎮海老家、去杭州老校長司徒雷登的故居，遠赴重洋到父親曾得學位的美國；惋惜沒能為父親出版文集，翻譯父親的博士論文。感激父親一輩子為她做的犧牲，父去世二十年後，她主辦大型的為父親平反追悼會，請陳永齡叔叔寫紀念文章介紹父親治學經驗和心路曆程，她一直盡力為父親做點什麽，仍愧疚做得太少。
我感到有點傷心，但這是每個人必走的。且早有思想準備，淚水隻在眼眶轉了一下。但心裏的愧疚，和自責揮之不去。她來我這裏6年左右沒有愉快過。我們每天匆匆忙忙，來來去去，似見沒見，從沒坐下好好談談。特別是最後她多次報告大便是黑色，暗示有大病，很快會去世，也沒有主動聆聽她的遺訓。這時才意識到我永遠失去了傾聽她遺言的機會。遺憾呀遺憾！！！
母親在這裏的幾年，曾充滿信心地說，她會活到一百歲。我當時為她改變要死了的負麵情緒，開始正向思維而高興。我隻忙為她做事務性工作，請保姆，吃、喝，正常生活，帶她去看病等。從沒意識到她需要我們的感情、安撫。
為什麽她告訴二表嫂，而不對我說？這表明母親對我們充滿感情，不願讓我們難過，不想驚動我們。這和我原來的估計完全不同。本以為她會讓我們大折騰一下，每天帶她到大醫院見專家教授，用盡各種方法進行檢查、治療、使用國內外最先進的療法和藥物來搶救。但真實的情況是：在便血後，她竟如此安靜，表現出視死如歸，堅強的麵對死亡。
在她心中一定會想，人間雖好，但不是對她這樣人的，她已經受盡人間的多次大苦難，人不留我，幹嗎偏賴在這裏？！回想她的大苦難：父親劃為右派；她被下放農村，改造思想。忍受著冬天刺骨寒風、夏日蚊蟲叮咬，白天幹著髒累的活、晚上還要完成食堂會計工作超負荷運轉；特別得知父親肺癌需要陪他到處尋找醫院的下放期間，不想以照顧為名搞特殊提前回校，承受著對癌症的恐懼，對父親的擔憂，經常長途跋涉往返於農村與北京的艱難歲月；受到忘恩負義保姆的誣告，多次上庭，得到法院不公平的處理；文革又遭保姆帶紅衛兵抄家3次，寸草不留，被造反派辦“老幺奢侈生活展”，斷錢、斷掉一切生活來源；所寫的文章不合時宜，無法發表；晚年為方便兒女照顧，被迫住在黑暗、狹小、寒冷的空間。
她走得愉快，心中充滿喜悅。從小養育她的母親，在被她父親拋棄後相依為命幾十年，是她在我父親關在日本監獄時期的精神支柱，已在佛堂拜佛等她四十一年了，現在馬上就可投入她的懷抱。
甜蜜婚姻25年、忠誠、可信賴的我父親，正當年華在她大病時騰出時間細心、體貼、溫柔照顧，理解、諒解、包容的丈夫已在天堂等她二十八年了，現在馬上可以盡情地親吻、擁抱、傾訴多年思念和愛戀。
回想她的一生，很讓人遺憾。年輕時如此拚命的女強人，不到四十歲，就被疾病打倒了。最後落得如此之慘的地步。如果按她年輕時的活力，那樣堅定地走下去，首先戰勝病魔，戰勝自己，然後繼續飛馳在文學的戰場上，到79歲該有多麽輝煌的成就！真太可惜了。
既然人走樓空，不用再驚動年事已高的老朋友和親戚，不想打攪其他更多的人，所以沒發訃告。我會陸續去看望一些長輩和親友，向他們當麵匯報。
送火葬場前，我們舉行了最簡單的告別儀式。三三哥來向母親告別，然後是我們三家大人：妹夫、姐姐、姐夫、我和丈夫。妹妹在美國，不在場。我們不想讓小孩耽誤上課，所以三個外孫女都沒來。簡單的告別後，我隨火葬場的車子，陪母親走完最後一程。父親去世時我在哈爾濱實習，不在場，沒有盡力。這次由我來主持，是我盡一份孝心，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的最好時刻。
母親的骨灰盒一直放在我家，直到妹妹從美國回來。我們一起把她的骨灰撒在她和父親一輩子事業最有成就，生活最愉快的地方，燕京大學。把她和斯諾、賴普吾等老同事、老朋友安葬在臨湖軒後山上。我在美國定居後，回北京時曾和姐妹一起去掃墓。姐妹住在北京，每年都去看望母親。
在我的心裏一直有一個謎，誰送母親去醫院的？我一直認為是我母親最不喜歡的野孩子我17歲的女兒做了這重要的工作。近來和女兒的交談中才知道實情。那天中午，女兒下課回家，開門進去，看見母親倒地，嘴角流著血，睜開眼看了她一眼，一句沒說。她嚇壞了，不知怎樣辦。忙跑到對門305號黃教授家，外婆的野孩子隻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報告了鄰居。她告訴了他們家的黃二姐。黃二姐和黃大姐、黃大姐夫一起叫了救護車送母親去的醫院。是她們幫了大忙。33年過去了，我從沒向他們家表示過感謝。實在太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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