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54：“蘇聯專家”詐騙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1年第4期
文：範匯公
一、“富二代”的破財遭遇
首先出場的是那封寫給中共上海市委六大書記的求助函件的作者林午昊。時值1957年12月，這位仁兄二十六歲，持有大學本科畢業文憑，學的是美術專業——油畫。林午昊出身富商家庭，其父林炳甫以前是擁有三家工廠、兩家商鋪的老板，公私合營後每季度所拿的定息就有七千多元，平均每月兩千多元，相當於四五十個青年工人的工資總和，這在當時是一筆非常豐厚的合法固定收入。
林午昊有著這樣一個老爸作為經濟靠山，過著衣食無憂的富裕日子。兩年前大學畢業時，學校分配他去濟南工作，他想都沒想就一口拒絕了。在當時，不服從分配是作為表現不好來看的，學校說如不去山東，那就不會再給你安排工作了。林午昊對此當然不會在乎，樂嗬嗬地回家啃老。
當然，林午昊也有屬於自己的一份誌向——當一位名畫家，世界級的不夠級別，就做國家級的，國家級的也不行，就鬧個名揚上海灘吧。為此，他對於繪畫倒是很在意習練的，每個星期要去外麵寫生一兩次。
林午昊就是在三個月前的一個星期天去外灘寫生時跟瓦洛嘉（全名是瓦洛嘉·格裏高利雅夫，為了敘述的方便，全文均以“瓦洛嘉”相稱）相識的。那天，林午昊在外灘寫生，旁邊湊上了幾個圍觀者。憑經驗，這種圍觀的時間是不長的，稍微看一看滿足一下好奇心就行了。但這天的情況有點兒異樣，林午昊感到身後有一個人已經停留了較長時間，憑呼吸判斷那是一個男子，而且應該是個人高馬大的男子。林午昊於是就回頭去看，哦，竟是一個外國男子，三十多歲，金發碧眼，西裝革履，風度翩翩。
那人見林午昊回頭看自己，彬彬有禮地用英語打了個招呼說他可能影響了林午昊的創作，表示歉意。當時上海灘像林午昊這樣的小開，基本上都能說幾句英語，有的還說得很流利，因為這是一種時尚，也是一種上層社會身份的象征，當下，林午昊就用英語跟對方交談。
對方告訴林午昊，他叫瓦洛嘉，是蘇聯援華專家。林午昊一聽就樂了，因為他的英語快用完了，而他在大學時學過兩年俄語，學得不錯，被學生會選為代表參加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跟蘇聯留學生互教互學母語的活動，每個月換一個互教互學的對象，到畢業時，已經能夠把俄語說得跟正式的翻譯那樣流利了。現在這個瓦洛嘉是蘇聯人，那正好用俄語交流。瓦洛嘉於是發出邀請，去附近找家咖啡館坐著慢慢聊吧。
像林午昊這樣的小開，對於上海灘所有的西餐店、咖啡館都是爛熟於心的，否則在小開圈子裏是沒法站住腳的，當下立刻把瓦洛嘉引往附近南京東路靠近外灘的和平飯店，那家著名飯店裏有一個供應正宗進口咖啡的小店，正好適合招待像瓦洛嘉這樣身份的外賓。兩人喝著咖啡，聊得很愉快。出乎意料的是，最後竟是瓦洛嘉搶先結了賬。於是，林午昊就感到很不好意思，問瓦洛嘉下周幾時有空，能否請他到紅房子西餐館去品嚐法國大菜。瓦洛嘉扳著手指算了一下，說他下周六晚上有空，於是就約定下周六傍晚七時在陝西南路長樂路口的紅房子西餐館門口見麵。
這樣，兩人就開始了這種基本上每周一次見麵喝咖啡或者吃飯聊天的交往。雙方自然會聊到各自的家庭和現狀，林午昊於是知道瓦洛嘉是列寧格勒人，三十六歲，二十歲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機械廠工作，參加了衛國戰爭，立過戰功。戰爭結束後，他成了一名兵工工程師，一邊工作一邊繼續深造，於1953年成為一名動力學博士。1957年春天，奉組織指派，以兵工專家的身份來到上海。林午昊原本想問他在哪裏工作、是否能給他一個電話號碼方便聯係，一聽對方是搞兵工的，馬上想到了保密，就不敢開口了。倒是瓦洛嘉要了他的電話，以後就是打這個電話跟他取得聯係的。
第三次見麵時，瓦洛嘉對林午昊說：閣下這樣喜歡油畫，那為什麽不設法去國外留學呢？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介紹你到蘇聯去留學。林午昊聽著，心裏不禁一動：對啊，我要想成為一個名畫家，出國留學乃是一條捷徑啊！既然現在有這麽一個機會，為何不抓住呢？於是就向瓦洛嘉表示自己很想出國留學，如果能得到瓦洛嘉先生的幫助，那真是三生有幸，感激涕零啊！
瓦洛嘉答應寫信到蘇聯去跟他的一位在莫斯科大學擔任學院領導的親戚打聽此事。兩個星期後，瓦洛嘉給林午昊打了電話，說他的親戚回信了。林午昊在上海大廈請他吃飯，席間，瓦洛嘉出示了那封信。信封上是不寫地址的，隻用俄文寫著瓦洛嘉的名字，後麵是一個括號，裏麵是一行阿拉伯數字，上麵蓋著一枚三角形的紅色印戳，是俄語的縮寫以及日期。瓦洛嘉告訴他，他們專家組跟蘇聯的通信是每周一次，周一統一交上去後由駐滬總領事館安排隨同外交郵件一起由專門的信使送往蘇聯，蘇聯郵回的郵件也是按此辦理。這個紅色印戳就是援華專家專用的內部通郵標記。
瓦洛嘉讓林午昊看了那封俄文函件。林午昊大體上能看懂，瓦洛嘉那個在莫斯科大學當學院領導的親戚的意思是：歡迎林午昊去蘇聯留學，他將竭力促成此事，請靜候佳音。林午昊一看之下，喜出望外，拉著瓦洛嘉的手連聲道謝。
從這次見麵開始，瓦洛嘉就開口向林午昊借錢了。他說組內專家將要回國探親，他想請他們帶一些中國的特產回國去送給家人和親戚，算下來手頭還缺一點兒現鈔，想向林午昊借一些，等這個月的津貼發下來後就還。林午昊自是點頭，問他需要多少。瓦洛嘉說不多，也就一兩千元人民幣吧。這個金額，當時已經可以在上海市區買一套幾十平方米的舊民居了。但林午昊倒並不認為是一筆巨款，隻是他得向老爸要。
林午昊的老爸林炳甫是個在生意場上滾了一輩子的商人，應該說對於這種拆借手法有所警惕，但因為當時的社會治安已經治理得非常好了，舊社會的那套犯罪手段已經被扔進了垃圾箱，最主要的是林老先生跟兒子一樣堅信瓦洛嘉真是蘇聯專家，加上還要托他辦理兒子留蘇求學的大事，幾個因素加在一起，老先生覺得是應當拿出這筆錢鈔來的，至於瓦洛嘉是否會歸還，那就不去管他了。於是，林老先生就拿出了兩千元人民幣讓兒子去給瓦洛嘉，特地關照如果對方要打借條的話，你不要接受。林炳甫還親自前往南京路購買了絲綢料子、珍珠粉等禮品，讓林午昊一並拿給瓦洛嘉，說這是送給瓦洛嘉先生家眷的一點兒薄禮。
瓦洛嘉也懂得禮尚往來的社交規矩。一周後，他得知林午昊將要訂婚，送給林午昊的未婚妻一份貴重禮物：一枚鑲嵌著一克拉鑽石的白金鑽戒！他同時還給林午昊帶來了一個好消息：莫斯科大學同意接收林午昊為留學生，請他寄去一應需要的申請材料。使林午昊完全放心的是，材料是讓他直接寄給莫斯科大學的，這個地址林午昊是知道的。
看來瓦洛嘉不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或者是因為他所說的發放津貼的日子即將到來，所以他不準備再跟林小開玩下去了，於是就抽身而退吧。可是，他在臨退場前還要給林午昊留下一個特別深刻的印象——
周五，瓦洛嘉給林午昊打了個電話，說他想利用周日休息時間上吳淞口去看長江入海口，問林午昊是否有空一起前往，最好帶上照相機，拍攝一些照片，林午昊自是一口答應。這樣，到了星期天，林午昊就帶上他家那部價格不菲的德國蔡司照相機和同樣品牌的望遠鏡趕到了吳淞口。那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大晴天，兩人遊覽了一會兒，拍了幾張照片，都是瓦洛嘉給林午昊拍的。
一會兒，兩人在堤岸上坐了下來，林午昊取出特地準備的牛奶、點心、巧克力、蜜餞請瓦洛嘉品嚐。瓦洛嘉從他的挎包裏拿出了一瓶伏特加、兩個木頭酒杯、兩個貼著俄文商標的魚肉罐頭、一個足有一市斤的列巴，兩人邊喝邊聊。林午昊發現瓦洛嘉的漢語進步很快，這段時間已經能夠聽懂漢語，甚至還能說幾句。
林午昊喜歡喝酒，但是酒量不大，狀態最好時也隻能喝一瓶啤酒。此刻跟瓦洛嘉喝伏特加，情狀自是可想而知的。不一會兒，他就感到暈暈乎乎了。瓦洛嘉喝了半瓶烈酒，不但若無其事，反而激發了興致，又給林午昊倒了一杯，提議為中蘇友誼和他們兩人的私人友情以及預祝林午昊留學手續辦得順利而幹杯。林午昊已經感到不勝酒力了，原本是要推辭的，但是對方說出這樣的祝酒詞，那不喝也得喝了。
這一喝，林午昊很快就迷糊過去了。一會兒，林午昊覺得冷颼颼的，就像鑽進了冰窟窿，睜開眼睛不由大吃一驚：身邊已經沒了瓦洛嘉，當然也沒了蔡司照相機、望遠鏡，覺得仿佛鑽進冰窟窿的原因是自己穿在身上的那件嶄新的小羊羔皮夾克也不翼而飛了。定定神，覺得手腕上也空落落的，一看，那塊歐米茄金表也沒了！
換了別人，這時作出的反應肯定是向最近的派出所報案。但是，林午昊卻沒這麽做。此為何故？因為林午昊不知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他不願也不敢懷疑這是瓦洛嘉使的壞，就往其他方麵去考慮：我睡著了，也許瓦洛嘉先生有急事離開了，正好來了壞人，見有機可乘就下手了。林午昊等了半個小時，沒見瓦洛嘉的影子，實在耐不住寒意，於是就決定——回家。
林午昊回家後對老爸林炳甫述說了遭遇，老爸大吃一驚之後稱讚了兒子的處置方式：幸虧沒有報案，否則這事驚動太大，弄到最後是怎麽一個結果就難說了。可是，損失是慘重的：皮夾克、金表、照相機、望遠鏡、錢包（內有一百多元）加起來，差不多就有五六千元了！這事應該怎麽辦？林炳甫再三考慮後，決定給一個人打電話，相信這人是有辦法解決的。
這個人名叫施誌勳，那年四十三歲，經曆有點兒複雜：留學日本學過法政，回國後在國民黨法院當法官，上海淪陷後被日偽政權留用，仍做法官；這倒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懲治漢奸竟然也沒動他這個給日偽政權效過力的人，而且仍讓他擔任法官，坐在審判席上給他昔日的同事判刑。稀奇事還沒有結束，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先生竟然又被人民政權留用，當了兩年人民法官，因病休養兩年後，根據安排去當了一名律師。懂行的人知道，像施誌勳這樣的境遇，並不是運氣兩字能概括的，而是他在暗地裏還客串過另一份差事：地下工作。替日偽政權效力時，他暗地裏為“軍統”提供情報；替國民黨政權效力時，他暗地裏為共產黨助力；所以，人民政權之下他不但能“逍遙法外”，而且還活得有滋有味。施先生的有滋有味的日子一直到“文革”才結束，當時他已經不當律師了（那時中國沒有律師了），也不幹其他工作，而是在家吃老本。但造反派還是惦記著他，給他封了一個“三開分子”的頭銜，正要揪鬥他時，閻王爺搶先一步，施誌勳心肌梗死、搶救無效而歿。
本案發生時距施誌勳先生去世尚有九年，他當時還很健康，是上海市法院係統許多法官最不願意在法庭上遇到的職業辯護人之一，也是眾多被告家屬爭相聘請以至於不得不提前預約才有希望如願的滬上名律師之一。但林炳甫不必預約，也不必親自前往拜訪，隻要一個電話就可以把他叫來。因為他是林炳甫的妹夫。
施誌勳接到電話，立刻趕到林家來了。盡管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但聽林午昊述說了跟瓦洛嘉的交往過程以及當天所遭遇的情況後，一時竟也不敢懷疑瓦洛嘉跟該案會有什麽關係。想了想說，你把那位蘇聯專家贈送的白金鑽戒找出來。
之後，施誌勳帶著林炳甫去了一位好友周先生那裏，這位周先生是滬上一位著名的珠寶鑒定師。施誌勳請他鑒定一下瓦洛嘉送給林午昊的這枚戒指是真是假。周先生把戒指拿在手裏，隻看了一眼就下了結論：這是假貨！
於是，施誌勳基本上也就認定那位瓦洛嘉先生也是假貨。聽施誌勳這樣一說，林炳甫忍不住叫起來了：“我要報案！”說著，一把抄起了電話機。但施誌勳卻按住了電話機的叉簧，說不能報案，現在剛搞過“反右”運動，多少人因為在蘇聯的事兒上說了幾句話就給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還敢說蘇聯專家犯罪？林炳甫做生意內行，於政治卻一竅不通，說我兒子受騙上當，財物“出送”（滬語，意即“沒了”），難道我不能說，不能報案嗎？施誌勳說你們工商界也有“右派分子”，他們真的反了什麽嗎？有個羅老板跟蘇聯人一起吃飯，發現他們胃口好，隨口說了一句“就像餓死鬼投胎”就成了“右派”，被送到青海勞改，這事難道你不知道嗎？現在的情況是，你隻要搭上“蘇聯”兩個字，那就要小心點兒！
林炳甫原本膽小，聽施誌勳這麽一說就不敢往公安局打電話了。當然，事情還是要解決的，於是就向妹夫請教應當怎麽辦。施誌勳給他出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竟然比報案還有效，而且絕對安全！
二、又發現了受害者
兩天後，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一式六份寫給市委書記處六位書記的人民來信，這六位書記是：第一書記柯慶施，書記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馬天水和許建國。信函都是掛號的，有發信人的姓名、地址和電話，發信人就是林午昊。
通常都會以為林午昊的這一式六份函件的內容是向市委領導反映自己跟瓦洛嘉交往的遭遇，請求主持公道之類。如果信函真的是這麽寫的，那林炳甫也就不必請施誌勳出場了，而施誌勳“三開分子”這個不尋常的稱號也就白叫了。這封由施誌勳執筆起草後讓林午昊謄抄的信函的內容跟我們所預料的正好相反，沒有告狀，隻是讚頌偉大的中蘇友誼，述說自己跟蘇聯專家瓦洛嘉交往後獲得的思想和外語方麵的進步，然後言歸正傳，說正當自己想進一步努力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優良品質和先進思想時，突然和瓦洛嘉同誌失去了聯係。所以，他冒昧地給市委領導寫信，請求領導在百忙之中打聽一下瓦洛嘉同誌的下落，以便繼續向老大哥學習。
這就是施誌勳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他很清楚這封信寄出後會有什麽反應，而這種反應七拐八彎到最後肯定會定位在追查瓦洛嘉其人這一點上。到那時，公安局自會介入。
情況的發展果如施誌勳所料。當時的人民來信雖然不像現在這麽多，但通常這種寫給領導同誌的信函是不會直接交給領導本人看的，一般由負責信訪的工作人員處理掉就是了。林午昊發出的那六封信函也是這樣，市委的信訪人員將信函登記後，轉給了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即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請他們跟蘇聯專家組聯係後，給寫信人一個回複。
當時在上海的蘇聯專家有二百多名，涉及幾十個單位。在滬的專家屬於一個組織統一管理，這個組織是蘇聯人在來華前就已經組建了的，稱為“援華專家第102小組”，配備有政工、黨務、外事、安全、生活、事務、技術等方麵的負責人，這些人本身不是專家，但他們是管專家的，相當於一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所以，外事處就把林午昊的信件轉往專家組處理。
專家組收到信件後，一查，並無瓦洛嘉其人。於是就感到奇怪了，到底是有專家使用其他名字跟中國居民接觸呢，還是有人冒充蘇聯專家跟中國居民接觸？這方麵，蘇聯人是很認真的，於是就決定對此進行調查。
這樣，就有兩位蘇聯人在外事處的幹部、翻譯的陪同下來到了林宅，向寫信人林午昊當麵了解是怎麽回事。林家父子見蘇聯人登門，一陣激動，但他們牢記著施誌勳的囑咐，隻字不提財物被騙被盜，隻是說了瓦洛嘉跟他們的交往情況，每周一兩次到某某飯店、西餐館、咖啡館去吃喝，還去過哪裏哪裏遊覽。蘇聯人一聽就禁不住要露出一臉的驚訝來了：這不是揩中國居民的油嗎？這是違紀行為啊！這個瓦洛嘉究竟是何許人？
兩個蘇聯人返回專家組後，向組領導匯報了情況。專家組領導決定對此進一步調查。原先的調查是由日常事務方麵的負責人出麵進行的，這回派出的是保衛小組的人了。還是由外事處的工作人員陪同前往，再次跟林家父子見麵。這回的調查就不同了，因為專家組搞保衛的人，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特工人員，他們都接受過相關訓練，跟林家父子一接觸，立刻就從他們的神情言語間覺察到這件事的背後可能另有隱情，於是就盯著追問，問到的都是細節問題。這樣，林家父子最後就按照施誌勳關照的，對來人說這樣吧，讓我們的法律顧問施誌勳先生跟你們談吧。
施誌勳出場的陣勢就不同了，隨同他出場的另有兩名律師作為見證人，還提出要求請蘇聯駐滬總領事館派員到場。專案組方麵一看一聽，就意識到這件事確實不那麽簡單，背後肯定隱藏著其他內容，於是就通知了駐滬總領館派人過來。施誌勳把情況一五一十敘述了一遍，專家組來人聞言大吃一驚，當下立刻給專家組領導打電話報告。專家組領導指示：請林午昊到專家組去辨認照片，看瓦洛嘉究竟是哪位專家。
林午昊由施誌勳等一幹人陪同著去了專家組駐地，在那裏，他翻閱了專家組提供的全部男性專家的照片，最後搖頭：“一個也不是！”
專家組對此事抱著極為認真的態度，光憑林午昊的否定還不作數，他們又連夜下達指令，要求全體男專家對自己在林午昊和瓦洛嘉相約去吳淞口的那天各自的活動情況寫一份說明。這份說明施誌勳是無權查看的，是屬於專家組內部的審查依據。最後，蘇聯專家組得出結論：瓦洛嘉其人並非蘇聯援華專家組成員，而是一個冒充蘇聯專家進行刑事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
12月23日，蘇聯專家組向市人委外事處遞交了一份書麵文件。這份書麵文件受到了特別重視，第二天就出現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議上。眾所周知，柯慶施書記對於此類事情，一向是眼裏容不得沙子的，當下就對參加會議的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說：“這件事關係到蘇聯專家的名譽，也跟上海的形象有關，你們公安局要調查清楚，把那個冒充蘇聯專家行騙的歹徒揪出來，繩之以法！”
於是，上海市公安局當天就組建了一個五人調查組。這個調查組的陣容有點兒特別：有政保條線的警員，也有刑事偵查條線的刑警，由於還未立案偵查，所以這裏一概稱他們為“調查組”。
調查組長穀鑫基來自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門，是個從老區南下的公安幹部，具有比較豐富的調查案情的經驗。他跟四名組員見麵後，簡單地介紹了情況，說領導交辦任務時有兩點要求：一是迅速、準確地將情況調查清楚，市局是要上報市委的；二是嚴格保守機密。我們先一起去林家吧，找林炳甫、林午昊父子分別了解他們跟那個瓦洛嘉的接觸情況。
林家父子如實提供了跟瓦洛嘉交往的情況，當然也說到了那枚瓦洛嘉贈送的“鑽戒”。於是，這枚戒指就被調查組取走，當天傍晚送去做技術鑒定。公安局的技術部門沒有鑒定珠寶的專家，這事兒還得請社會上的專家做。由於調查組有時間要求，所以技術部門當晚即聯係了兩位專家，用汽車把兩人接到市局。兩人中的一位，就是前麵說到過的那位周先生。兩人的鑒定結論是一致的：這是一枚偽造得比較逼真的假鑽戒。
當晚，調查組開會討論分析了林家父子所說的情況，當然基本上是林午昊所陳述的內容。大家發現了一個似乎可以作為突破口的情節：大約一個月前的那個星期天下午，林午昊約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國際飯店吃飯，飯後，去了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看完電影出來分手前，瓦洛嘉在電影院旁邊弄堂的那個傳呼電話亭打了個電話。林午昊並沒有看到瓦洛嘉撥了什麽號碼，但電話接通後，他聽到瓦洛嘉用俄語問了句“是外國語學院嗎”。對方可能聽不懂俄語，不知說了什麽，稍停，瓦洛嘉就改用比較生硬的漢語再次詢問，得到確認後，他仍用漢語報出了一個三位數的數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說得清楚了，因為當時正好有一個外地人從弄堂裏出來，向他問路。
調查組對於這個情節當然是很感興趣的，盯著小夥子追問。最後，了解到大致情況可能是這樣的：電話接通後，瓦洛嘉對著話筒說了一兩句話，是用俄語說的，但其中好像夾雜著一個漢語人名，然後，就沒有反應了，拿著話筒等在那裏。林午昊很熱心地給問路的外地人指點了公交車站的方位後，回頭一看，瓦洛嘉還在等候，他不便過去打擾人家，就在人行道上等著。大約過了四五分鍾，他看到瓦洛嘉開始通話了，神情很興奮，說的是俄語夾漢語，以俄語為主，說什麽林午昊沒聽清楚。
放在如今，要想弄清瓦洛嘉當時是跟何人通的電話，隻要去電信公司查一下就行了。但是，當時的通訊設備落後，沒有這種功能，那就隻好分析：瓦洛嘉最初撥通的那個號碼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電話總機，後麵報出的三位數字應該是分機號碼；接通分機後拿著話筒等候，那是請接聽電話的人去叫人。
往下，需要前往上海外國語學院調查。調查組指派朱養學、汪明化去完成這個任務，兩人通過外國語學院保衛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總機接線員。一問，接線員因為有“星期天”和“俄語來電”這兩個原因，還記得一個月前的那次電話，但她已經記不清來電人是要求接到哪個分機的。朱、汪兩人和保衛科商量下來，認為可以通過排除法進行鑒別，即先把肯定沒人在的（星期日不上班）那些辦公室電話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衛科、食堂、學生宿舍樓的電話了。打了幾個電話，排除了值班室、保衛科和食堂，還有就是學生宿舍樓了。每幢學生宿舍樓隻有一部電話，有電話打進去，得由接聽電話的宿舍樓管理員去傳呼，這就方便查問了。最後，終於查明那天瓦洛嘉的電話是打給俄語係大三女生袁秋亞的。
袁秋亞，二十三歲，祖籍重慶，本人出生在上海，其外公曾當過清朝四品官員，後棄官經商，創下一份不菲的家業。因此，袁秋亞的母親結婚時獲得了一份豐厚的嫁妝。十年後，四品官員去世，她又獲得了一份豐厚的遺產。袁秋亞生長在這樣一個富裕的家庭中，物質生活的優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於1948年因肺結核醫治無效而歿。兩年後，袁秋亞的母親借著新社會新風氣之勢，追求婦女解放，嚐試自由戀愛，跟一名醫生定了終身，於次年國慶節成婚。袁秋亞的繼父將袁秋亞視同己出，在各方麵都給予關愛。袁秋亞在繼父的鼓勵和幫助下，刻苦學習俄語，於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語高等專科學校（創建於1949年，1956年改為“上海外國語學院”）。1957年夏天，袁秋亞的繼父被劃為“右派分子”，而且是“極右”，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解往青海勞動改造。袁秋亞被認定是“右派分子”家屬，按照政策，像袁秋亞這樣的學生，畢業後將被分配到偏遠貧窮之地的某所中學去工作。
那麽，袁秋亞是怎麽跟瓦洛嘉認識的？她是懷著什麽動機跟對方交往的呢？這就需要找袁秋亞本人調查了。
朱養學、汪明化請保衛科把袁秋亞找來，保衛科跟俄語係通電話後，得知今天下午袁秋亞那個班沒有課，她可能不在宿舍。朱、汪說不管她此刻在不在宿舍，我們過去一趟再說吧。於是，保衛科就派了一位女幹事陪同朱、汪前往女生宿舍。
袁秋亞果然不在宿舍，不過並未回家，她還在學校，是和另外三個女生去導師張嘉蹈家了。於是朱養學等人就去家屬院，找到張教授家，果然有幾個女生和張教授夫婦一起圍著桌子在包餛飩，可是其中並沒有袁秋亞。女幹事問那幾個女生：“袁秋亞同學呢？”
一個女生說：“她和我們一起過來的，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走了，估計是回家去了吧。”
這時，張嘉蹈問女幹事這二位同誌是哪裏來的，找袁秋亞有什麽事。由於領導強調調查組必須對這件事嚴格保密，所以不但外國語學院保衛科不知道調查組為何事找袁秋亞，就是對朱養學、汪明化兩人的真實身份也是不清楚的，他們過來時出示的介紹信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因此，女幹事就按此身份向張教授介紹了。
張嘉蹈於是問朱養學、汪明化找袁秋亞是不是有急事，那二位不好說是急事，隻好比較含糊地應付。張教授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馬上覺得來者是想盡快見到袁秋亞的，於是便說：據我所知，袁秋亞同學是去見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電話打到我家想請我轉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話的時候，袁秋亞正好來了，就直接讓她接聽了。
朱養學、汪明化聽了暗鬆一口氣：既然是把電話打到你府上來的，那麽你就能跟對方聯係上了，打個電話過去告訴袁秋亞讓她盡快回校不就得了！但張教授卻是搖頭。何故？因為那人的住址、單位、電話我統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為他是蘇聯專家！
蘇聯專家？怎麽又是蘇聯專家？
朱養學定定神，對張嘉蹈說：“張教授剛才說的那位蘇聯專家叫什麽名字？”
“他叫瓦洛嘉。”
這話一說出口，朱養學、汪明化頓時一驚：怎麽眼前這個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識，而且對方可以把電話直接打到他家裏來？這當然要問個清楚，於是，亮出了公安局的證件。這下，就輪到張嘉蹈震驚了，馬上說你們要了解什麽情況，隻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給你們。
朱養學、汪明化聽張嘉蹈一說情況，頓時給弄了個目瞪口呆——真沒想到，眼前這位張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三、疑犯逃脫
張嘉蹈教授看上去是一個瘦瘦弱弱的白麵書生，一口俄語說得比漢語似還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他當年竟然還騎著戰馬拿著槍跟日本關東軍麵對麵地打過仗。他出生於哈爾濱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父母都是給“十月革命”後逃亡到哈爾濱的俄國貴族當傭人的，洋東家為他們全家提供食宿，所以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用俄語進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環境中，其俄語底子就是那時打下的。“九·一八”事變後，十七歲的張嘉蹈放棄高中學業，和幾個朋友瞞著家裏投奔了一支民間抗日義勇軍。不久，這支義勇軍又集體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張嘉蹈遂成為一名抗聯戰士。
1934年，張嘉蹈所在的部隊遭遇日本關東軍的埋伏，幾乎全軍覆沒。張嘉蹈僥幸帶傷突圍，逃生後偷偷來到了哈爾濱父母處。當時哈爾濱已經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對抗日人士查緝甚嚴，不但父母擔驚受怕，連俄國貴族老東家也嚇得不輕。好在洋東家仗義，動用了其社會關係將張嘉蹈送到了上海。張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會中學教書的職業，一邊教俄語，一邊上大學。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關係也就結束了，從此，他就過著安逸的白領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後，組建了一所專門培養俄語人才的高校——上海市俄語高等專科學校，師資是向社會招聘的。張嘉蹈看到報紙刊登的招聘啟事後，就前往應聘。麵試時，他那口俄語說得比考官還好，自然立馬錄取，從此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三年後又晉級教授。
張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識似乎偶然。大約兩個月前的一個陰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虹口公園散步。在魯迅墓前，看到一個外國人手捧鮮花一臉肅穆地在憑吊，嘴裏喃喃低語，聽上去說的是俄語。張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獻上鮮花後上前，直接用俄語跟對方攀談起來。這才知道對方名叫瓦洛嘉，是蘇聯援華專家。張嘉蹈一聽，心裏頓時湧上了一股那個時代老百姓對蘇聯老大哥的真摯敬意，見對方並無急著要離開的意思，就開口邀請去公園大門外的那家咖啡館坐坐。
兩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張嘉蹈在告訴對方自己家裏的電話後見對方並未吐露他的電話號碼，以為是由於保密規定的原因，也就沒有開口索取。
接下來老套路很快就出現了，瓦洛嘉跟張嘉蹈第二次見麵時，就熱情主動地表示願意介紹張嘉蹈去蘇聯講學，還可以幫助他聯係在蘇聯國家級的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兩樣都是夢寐以求的，如果能夠得以實現，不但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還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彈衣，什麽運動你都可以逃過，什麽曆史問題（隻要不是直接欠下過血債）都沒人來追究。當然，此一時彼一時，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狀了。張嘉蹈對瓦洛嘉自報的身份深信不疑，當然也就相信對方的那份熱心和真誠。往下，就是錢鈔問題了，兩個月裏，瓦洛嘉以“借錢”和“辦理相關手續費用”為由，分兩次向張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麽，大三女生袁秋亞又是怎麽跟瓦洛嘉認識的呢？這跟張嘉蹈有關係。張嘉蹈跟瓦洛嘉相識半個月後，請瓦洛嘉到他家來做客。瓦洛嘉抵達張家不一會兒，正好袁秋亞和另一女生結伴前來向張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說。張嘉蹈向袁秋亞兩人介紹了“蘇聯專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當時就用俄語跟袁秋亞兩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亞在跟他交流，因為另一女生的俄語口語能力比較弱，性格又內向，平時用漢語跟別人交流也不大擅長，這時麵對著一位說一口流利俄語的“蘇聯專家”，不低著頭已經算是膽大了，哪裏還敢說話？當時，張嘉蹈離開過一會兒，估計瓦洛嘉向袁秋亞要了聯係方式，而袁秋亞家有錢，是裝著電話的，大概隨口就把宅電號碼告訴瓦洛嘉了。反正之後張嘉蹈就聽袁秋亞說她跟瓦洛嘉經常通電話，俄語口語水平有了明顯的進步。
朱養學、汪明化兩人沒想到竟然又發現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詐騙情節，兩人議了議，一時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適，於是就決定給調查組打電話請示。調查組長穀鑫基接到電話後，也感到非常意外，但語氣裏透著明顯的興奮，因為畢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線索，至於往下如何進行，他稍稍一想就有了主意：關照張教授對此嚴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聯係，請他即刻通知調查組。
朱養學、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的時候，調查組已經變成了專案組。原來，組長穀鑫基接到他們的電話之後，當即向領導匯報，局領導下令：對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調查組原班人馬轉為專案組，穀鑫基仍任組長。
專案組隨即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議，大家認為從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軌跡來看，他肯定已經對袁秋亞實施了詐騙犯罪。現在的主要工作已經不是調查瓦洛嘉的情況，而是應當將其抓捕歸案。怎樣將瓦洛嘉抓捕歸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偵緝工作的行家裏手，眾人議下來，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暫時不急著向那個女生袁秋亞了解情況，但並不是將其放在一邊，而是要對袁秋亞進行嚴密監視，通過監視她的行蹤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
考慮到性別問題，穀鑫基向領導提出要求：調一名精幹女刑警來充實專案組。於是，二十三歲的女刑警馬豔田就來專案組報到了。她隨即就被指派化裝監視袁秋亞。偵查員張寶山、紀海群兩人弄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四塊牌照（不時調換，以免被目標發覺），輪流配合她實施監視。專案組其餘三名成員，朱養學、汪明化輪流前往外國語學院電話總機監聽外麵打給袁秋亞的電話，組長穀鑫基則坐鎮市局專案組駐地。
馬豔田一連監視了三天，袁秋亞沒有離開學校一步。瓦洛嘉也沒有給袁秋亞打電話，隻有袁秋亞的母親打來過一次，囑咐女兒天氣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學校沒有課，袁秋亞在學校吃過午飯後就離校回家了。這樣，三個負責監視她的偵查員肩頭上的分量就加重了，因為以當時的技術手段，監聽袁秋亞家的電話不像在外國語學院的電話總機房那樣容易，除非去電話局總機監聽或者在袁秋亞家的電話線上接出一根飛線。專案組認為還不至於非要采取這一步手段，所以就沒有實施。
下午兩點多，在袁秋亞家對麵樓上執行監視任務的馬豔田發現袁秋亞出門了，於是立刻下樓跟蹤。與此同時，偵查員張寶山也駕著摩托跟了上去。事後知道，當時袁秋亞是接到了瓦洛嘉的電話，前往靜安寺那邊的一幢花園洋房去跟他見麵的。袁秋亞家住在黃浦區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隻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電車就可以抵達。馬豔田尾隨著她上了20路電車，張寶山的摩托車則跟著電車行駛。電車駛至終點站後，袁秋亞下了車，步行了五六分鍾，進了一幢被一堵磚牆隔開的獨立花園洋房的後門。當時，跟蹤她的兩個偵查員都發現她竟然是有該處房產的鑰匙的，隻見她從容地打開了院門，入內後又把院門鎖上。
這是誰的房產？是袁秋亞家的嗎？外國語學院的學生檔案裏沒有記載。袁秋亞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這個問題需要由偵查員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以便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
馬豔田悄然走到張寶山旁邊，輕聲詢問應該怎麽辦。張寶山稍一思索，說你在這邊盯著，我去一趟派出所問問情況。他騎著摩托車去了靜安寺派出所，一了解，這處房產是一個姓段的資本家的，上海解放初期，駐軍因公征用了該房產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給房主使用，以市價按月支付租金。1955年，部隊退租了該處房產，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段姓資本家並未拆掉當時部隊在花園裏所砌的圍牆。原部隊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給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後，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進來。房主一家的戶口不在該處，而是在長寧區，但段本人有時會來後院住幾天，有時有外地親友來滬，也小住幾日，那當然是需要按照規定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的。
張寶山問：那處房產——我指的是後院，有電話機嗎？
戶籍警肯定地回答：有的！說著，找出那處房產的空白戶籍卡，上麵果然有一個電話號碼，因此也知道了那個資本家的姓名，他叫段高飛，住長寧區天山路某號，家裏也是有電話機的。
張寶山記下了那兩個電話號碼，腦子裏已經有了主意。於是，去了派出所長的辦公室，借用那裏的電話機給組長穀鑫基打了個電話。張寶山向穀鑫基匯報了上述情況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既然該處房產跟袁秋亞沒有關係，而袁秋亞竟然持有那裏的鑰匙，能從容自在地出入，這是有問題的。他懷疑那裏是瓦洛嘉的棲身地，因此向領導請示，在袁秋亞離開後，是否需要對該處房產進行監視。
穀鑫基一邊接聽電話，一邊已經在考慮應對辦法，待張寶山說完，他的法子也出來了，說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搞監視呢，現在就弄個清楚不更好嗎？我讓朱養學處理。你回到那邊和小馬繼續監視就是了。
穀鑫基隨即給還在外國語學院電話總機房無聊至極地泡著的偵查員朱養學下達了一條指令：你立刻叫上學校保衛科同誌，一起去一趟張嘉蹈教授那裏，找一位女同誌給我現在報給你的這個電話號碼撥打電話，說幾句不著邊際的閑話，最後說是打錯了結束通話。注意，要讓張教授也能聽見對方說話，請他分辨一下接聽電話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與不是，你都立刻給我一個回信。
朱養學照此辦理，很快就電告穀鑫基：張教授肯定那個接聽電話的人就是瓦洛嘉，不過，他竟然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穀鑫基說不管他說什麽話，我都要拿下他。你對保衛科同誌說，請找一個跟袁秋亞同班的女生，我馬上派車去外國語學院，把你們一起接出來，執行下麵的任務。
當市局派出的一輛吉普車把朱養學和袁秋亞班上的團支書送達靜安寺那幢花園洋房附近時，穀鑫基已經到了，站在他旁邊的還有另外兩名偵查員汪明化和紀海群，三人懷裏鼓鼓囊囊的顯然掖了手槍。朱養學興奮地問：“要下手抓這家夥了？”
穀鑫基點點頭，跟那個一臉緊張地看著他們的女生輕聲交待了幾句，無非是說請你協助我們抓捕一名犯罪分子，然後就教給她應該怎麽怎麽做。所謂“怎麽怎麽做”，就是讓那個女生去叫門，然後佯稱學校有急事讓學生回校。這個辦法是否管用，穀鑫基沒有把握，但比戶籍警出麵“查戶口”大概要好一點兒。
團支書來到後院門口，扯開嗓門奮力叫喊了數遍，裏麵沒有任何聲響。穀鑫基在旁邊隱蔽處看著，知道此計泡湯了，於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強行突入！
偵查員越牆而入，撞開裏麵洋房的大門，底層沒人，於是上到二樓。二樓臥室裏，床上一片淩亂，袁秋亞正慌亂地往身上套衣服，卻沒見瓦洛嘉的影子。偵查員正要發問，下麵院子裏傳來了那個沒有上來的女生的叫聲：“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壞人啊——”
待到偵查員下樓時，院子裏已經沒了瓦洛嘉的影子。原來，狡猾的瓦洛嘉聽到外麵的動靜，立刻飛快地穿上了衣服。偵查員撞開洋房大門一擁而入搜查底樓各個屋子時，他攀著後麵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麵。見院門關著，擔心外麵有人把守，於是便直衝到那堵把花園一分為二的圍牆前，正要攀越，那個女生勇敢地衝上來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聲中，瓦洛嘉攀牆而過，從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幹偵查員衝到馬路上時，早已不見他的影子了！
行動失利，專案組全體偵查員好不沮喪。定下神來，稍一商議，決定向袁秋亞和房主段高飛了解情況，指望從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絲馬跡。
四、上訪資本家的“救星”
那個年代，要說婚外性關係（當時稱為“肉體關係”），別說當事人是袁秋亞這樣的未婚女大學生，就是幾嫁幾離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樁無地自容的醜事。因此，可以想象，當場給堵在床上的袁秋亞此刻是一副什麽樣子。她所麵對的，不僅僅是顏麵掃地，還有可能被學校開除，被街道作為壞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勞動教養——這些絕對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無數先例的。
因此，當偵查員在現場對這朵帶雨梨花說要請她跟他們走一趟時，袁秋亞忽然放下蒙住臉孔的雙手，直奔陽台。幸虧及時跟進的女偵查員馬豔田動作麻利，這才製止了她想往樓下跳的企圖。
一幹人去了福州路市局專案組駐地，經過一番教育勸說，袁秋亞總算停止哭泣，表示願意回答問題。於是，專案組就弄清了袁秋亞跟瓦洛嘉的交往情況：袁秋亞在張嘉蹈教授家裏跟瓦洛嘉相識後，果真如張教授所估料的，把自己宿舍樓和家庭電話都告訴了對方，她很希望跟這位英俊的“蘇聯專家”交往。三天後，瓦洛嘉就給她打電話相約見麵。第一次去了淮海路“天鵝閣”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帶到了靜安寺的洋房裏。然後，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鑰匙給了她，讓她以後過來時自己開門徑直入內。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亞跟瓦洛嘉也有經濟交往。瓦洛嘉答應給她聯係赴蘇留學，所以她“借”給了對方八百元人民幣，贈送了一塊繼父的八成新的“英納格”手表。
根據安排，專案組的另一路偵查員找到了靜安寺洋房的戶主、資本家段高飛，就在他家進行了調查。段高飛還不知道他的洋房裏出了事，大門也給撞壞了，但他是一個老實本分的人，一見警察登門就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點兒害怕。待到聽說了洋房那邊的情況，大吃一驚，連聲說：“怎麽會這樣？怎麽會這樣？”
接著，段高飛就開腔作了陳述，他的上當受騙經曆跟林午昊、張嘉蹈和袁秋亞有所不同——
段高飛可能是當時上海灘資本家中唯一的頻繁上訪戶。他是段家的長子，其父親是一個經營中藥材批發的商人，還開著兩家中藥店鋪、一家中藥成藥廠，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而他的爺爺是老一輩寧波人來上海灘經商者中有點兒成就的一位，臨終前給其子即段高飛的父親留下了一筆遺產。從法律上來說，老爺子的這筆遺產屬於“有條件繼承”，其條件是：隻要家境尚可，該款項就不能動，留著置不動產，以後由長孫段高飛繼承。這樣，這筆款項一放就是二十年，在段高飛的父親決定退休而把其產業交給段高飛經營的時候在靜安寺那裏買下了那幢花園洋房。1945年，段高飛的老爸去世前，請來律師作證，按照老爺子的遺囑，把這套房產過戶到了段高飛的名下。
段高飛接受了這套房產，在父親去世後攜母親及全家大小七口搬進了花園洋房。三年後，其弟段高衝結婚，也住在這套房子裏。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飛擔心人民政府對有錢人家搞無償征收之類的動作，就帶著妻子兒女搬遷到其在長寧區的那套房子裏，這邊的花園洋房留給老媽、弟弟一家居住。不久，老媽因病去世。其時，解放軍駐滬部隊找到段高飛，提出因公需要，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該房產的一部分。而段高飛這時正好要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所以馬上一口答應。這樣，部隊就把花園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來租了下來，三分之一留給房主。段高飛仍讓弟弟一家住在那裏。
那幾年，段家似乎有點兒不順，房子剛租出去，弟弟段高衝的肺結核就控製不住了，急送滬上著名的肺病專科醫院“葉家花園”（即後來的上海肺科醫院），住院一月後醫治無效死亡。老弟歿後，段高飛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裏是有祖傳房產的，是否請弟婦一家搬過去，把那套房產讓出來我們租出去？應當說，這是一個合理的建議，如果段高飛當時接受了，後來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訪了。可惜的是，段高飛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信奉的是“長子當父”，認為父親作古了，自己這個長子就應當代行父親的職責，善待弟妹。弟弟剛剛去世，哪能讓弟婦、侄子侄女就搬家？這樣，這件事就耽擱下來了。
後來，部隊搬離了，段高飛又把那三分之二房產出租給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婦一家還是無償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產裏，已經轉到弟婦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產也租了出去，由弟婦收取租金。雙方一直相安無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隊征用房產的公司搬離了，段高飛收回了房子。過了大約一個月，沈陽市政府準備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看中了位於靜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飛的那套房子，來跟段高飛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說，可以高些，但是有一個條件：要租下全部房產。段高飛想想也可以，當然這就要去跟弟婦商量，讓他們一家搬回曹家渡那裏去住。
段高飛到洋房那裏一看，暗吃一驚：原住在後院的弟婦一家竟然已經搬到了前院！於是就問弟婦是怎麽回事。弟婦很客氣，還是一口一個“大哥”，但說出的話卻差點兒讓段高飛吐血：這房產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衝的，我有權決定住哪裏，這是法律規定的。現在是新社會了，我們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說是不是？
弟婦是醫生，醫術一般，但有時閑來寫寫文章，偶見報章，在當時也算不容易了。文人做事講道理，所以她不光是嘴上說說，還拿出了新辦理的房產證給“大哥”過目。
段高飛見弟婦有房產證，那股火氣反倒降下來了。因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產部門弄錯了，聽了弟婦的一麵之詞，可能弟婦還托了熟人，就給辦理了。段高飛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堅信隻要去向房產部門說清楚情由，出示他手裏保留著的1945年購買該房產的契約，那就可以糾正過來了。
於是就去走訪房產部門，怪事也就出現了：人家告訴段高飛，經查，那套房產當時你父親是留給你弟弟段高衝的，所以，現在核發新證就寫了段高衝的遺孀的姓名，這是有法律依據的。
段高飛聽著就糊塗了，說那房產明明是祖父關照父親留給我的，怎麽變成留給我弟弟的了呢？
你說是父親留給你的，請問有什麽證據？
段高飛說留了就留了，還需要什麽證據？我是長子，這是規矩嘛。再說，我弟婦、妹妹她們當時都是知道的呀！那麽我弟婦說房產是留給她丈夫的又有什麽證據呢？
當然有證據，否則我們憑什麽核發新證給她！
於是出示了證據，是弟婦供職的那家公立醫院出具的一紙證明。在當時，凡是公立單位就被視為國家，醫院給弟婦作證，差不多就是公證處給她作證了，房產部門也是國家的，所以就給辦理了。
段高飛的上訪就此開始。兩年多時間裏，他先後數十次上訪，信函更是發了不計其數，跑了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區房產局、市房產局、市人大、市政協、市工商聯、各大報社，但是，都沒用。大約兩個月前，當段高飛又一次上訪市人委從信訪接待室出來後在門口前的台階上整理材料時，遇見了一個人。這個人被段高飛視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蘇聯專家”。
這位“專家”真是絕頂聰明。在跟林午昊、張嘉蹈、袁秋亞接觸時，因為估計到那三位肯定是能夠說說外語的，所以直接就用外語開腔了。而眼前這個獵物，雖然西裝革履（當時穿得起西裝的都是富裕階層），但從氣質看顯然不是教授之類的知識分子，那就是資本家了，這就該喜出望外一下了。於是，就直接用漢語跟段高飛說話了。事後段高飛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無好奇地詢問過：你怎麽會說中國話的？瓦洛嘉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戰前我在蘇聯，大學攻讀的就是漢語。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國待過三年多，名義上是做機械產品買賣，實際上幹的是收集經濟情報的工作，所以，就能說說漢語了。
瓦洛嘉第一次跟段高飛說話，就直接點中了這個飽受委屈卻無處討公道的資本家的穴道，他在段高飛身邊站著，看著段高飛整理好材料放進公文包裏，直截了當開口道：“怎麽？事情弄得很不順吧？”
段高飛發現跟他說話的竟是一個外國人，自然有點兒謹慎，盯著對方看了片刻，緩緩問道：“這位先生是……”
瓦洛嘉自我介紹是蘇聯援華專家組的專家。段高飛聽了，頓時生出一種親切感，腦子裏飛快地冒出了一個念頭：也許我的情況此人能夠幫助解決呢！於是，就熱情地邀請對方去附近找個地方坐坐。
段高飛產生這樣一個念頭，是有其思想基礎的：這麽長時間上訪下來，他的事情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他認為根源是沒有哪位大首長過問。他認為這件事自己肯定是占了道理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替他說話，因為他的身份是資本家，盡管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交出了所有企業，參加了公私合營，但還是拿著定息，所以，當他跟被視為有“公家”支持的弟婦發生糾紛時，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因為對他公正了，對“公家”（出具證明的醫院）就不公正了，誰肯幹這種傻事？如果這件事能夠被某位大首長知曉，相信人家當那麽大官的肯定是不會有什麽顧慮的，一切以事實、道理為準，隻要大首長在他的上訪材料上批幾個字，或者對秘書說兩句話，底下還敢不認真辦？隻要認真辦，事情就糾正過來了。所以，段高飛不止一次做夢夢到過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長麵前，立馬作了批示給糾正了。當然，這不過是做做夢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沒有把上訪材料遞送到大首長麵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現的這位“蘇聯專家”，或許有可能幫他做成這件事。
現在，段高飛見瓦洛嘉願意接受自己的邀請，大喜，正好有一輛出租車從麵前駛過，立刻揮手叫停，請瓦洛嘉上車，去南京路“梅龍鎮”，請人家“蘇聯專家”品嚐一下中國的淮揚菜。
一頓老酒喝下來，段高飛已經跟瓦洛嘉談得很熱絡了。瓦洛嘉聽了段高飛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飛開口相求，就主動表示如果有機會，他一定幫助將相關材料遞送給市領導甚至北京來的更高一級的領導。
何謂“有機會”呢？瓦洛嘉向段高飛解釋：中國方麵每年會舉行宴會招待蘇聯專家組，屆時會有一些首長出席，他作為與會的蘇聯專家，是有跟中國首長直接接觸、說話、贈送禮品等等機會的，屆時順便把段高飛的材料一並遞送，說這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某某某遞送給首長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長同誌的關心，不就行了！
當然，瓦洛嘉並不敢大包大攬，說我是搞科學的專家，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國首長並無私人交情，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隻能替你做到這裏，究竟是否能如你心願，那我就不敢保證了。段高飛要的就是到這一步，因為他堅信隻要到了這一步，事情就能辦成了。
像段高飛這樣的純粹生意人，功利意識是深入到骨子裏的，他深諳“無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哲學，認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處，就沒有必要替他這個沒有交情的中國人效力。於是，在之後的接觸中，段高飛就不時請對方吃飯，贈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參，還把靜安寺那邊的洋房（後院）鑰匙交給瓦洛嘉，讓他需要時居住（弟婦搬到前院後，後院還沒處置即被段高飛發現，當下就派人去把後院的門鎖調換了。弟婦畢竟心虛，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兩個星期前，段高飛請瓦洛嘉來家裏做客，見瓦洛嘉對家裏收藏的一個玉盤愛不釋手，把玩多時後提出想借去欣賞，便慷慨贈送給對方了。
偵查員尋思那興許是文物了，便問：“那玉盤有多大？”
段高飛用手比畫著：“這麽大，直徑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戰勝利時一個漢奸太太轉讓給我的，說是戰國時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買了下來。後來請人鑒定，說是清朝仿製的，值不了多少錢，我上當了！既然瓦洛嘉喜愛，就送給他算了。”
段高飛說得輕巧，偵查員當時也沒特別當回事。上世紀五十年代，清代的東西還不算如何珍貴，除非是從大內流出來的禦用品。後來破案後，專案組本著認真負責的精神，請專家對那個從瓦洛嘉那裏收繳的玉盤作了鑒定，認定是真品，確實是戰國時期的貴族用具，專家說價值超過一萬元人民幣。當時的一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市區可以買下一套小四合院。這個玉盤的價值就可想而知了。
五、追查混血兒
案子偵查到這裏，應該說還是很有希望的，因為線索沒斷。但是，專案組長穀鑫基卻樂不起來：該案是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直接過問的，規定組長每天要向黃局長本人報告一次。黃赤波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當年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位置上時有一個規定：每天下午四點鍾，全市（市區）各公安分局的局長本人必須到市局參加由他主持的碰頭會。這個規定後麵還有一個附加規定：為了節省辦公經費，來時不準動用小車、吉普、摩托車，順路搭車也不行（估計是生怕故意製造這種“順路”）。至於你是騎自行車還是搭乘公交車，那就自己決定吧。
穀鑫基不過是一個副科級，攤上這麽一位高幹領導，匯報工作時不戰戰兢兢已經算是膽大的了。這次他向黃局長匯報了靜安寺緝拿瓦洛嘉失利的情況後，立刻挨了一頓批評：如果事先考慮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個偵查員，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應該說，這個批評是合情合理的，盡管黃赤波的態度可能不那麽和風細雨，但穀鑫基口服心服，隻怪自己考慮得不周密。
黃赤波又說，人已經逃了，那隻有花力量去偵緝了，盡快將其緝拿歸案，將功補過吧。稍一停頓，說出了使穀鑫基最為擔心的一句話：“給你們一周時間——查清案情，抓獲犯罪嫌疑人，結案！”
在黃赤波麵前是沒有討價還價之說的，穀鑫基於是立刻召集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研究怎樣抓獲瓦洛嘉。這次會議時間不長，也就半個小時左右就結束了。因為接下來的工作重心是抓獲犯罪嫌疑人，所以就盯著這一點討論。眾人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瓦洛嘉當時是翻越花園裏的那道圍牆從前院逃走的，像他這樣一個洋人模樣的家夥，不管跑到哪裏都是特別引人注目的，循著他的逃跑路線順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於是專案組六人全部出動，先向前院住戶調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飛的弟婦、某公立醫院藥劑師唐莉嬋，但當時她還沒下班，家裏待著的是其母劉老太和十二歲的女兒段小玲，於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調查。
瓦洛嘉可能平時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行動不但敏捷，而且輕巧。他在被數名警察追捕的情況下，從二樓順著水管子攀下來，又翻越花園裏的那道圍牆，居然沒鬧出什麽動靜，以至於當時正在廚房裏忙家務的劉老太竟沒發覺。但是，段小玲看到了，當時她正在書房窗前寫字台上做老師布置的作業，見有個外國人從窗前奔過，大吃一驚。小姑娘機靈，立刻奔去把客廳大門關上，然後衝進廚房告訴外婆。劉老太這才知道有個外國人闖進自家院子來了，祖孫倆貼著窗子往外張望，隻見那外國人奔逃到前麵院門口，打開院門衝了出去。
這是劉老太和外孫女所見的一幕，那麽，瓦洛嘉逃出前院後又是怎麽離開現場的呢？這個調查起來就比較複雜了。這幢花園洋房的選址很不錯，屬於鬧中取靜，地段是上海灘著名的熱鬧區域靜安寺，卻又不直接對著南京西路，而是一條小馬路。這條小馬路隻有三十來米長，連地圖上也是沒有標出的。小馬路是條斷頭路，隻有一個出口——順著小馬路往北行到盡頭，就是南京西路了。這條小馬路上不通公交車，沒有商店，也沒有弄堂。平時除了偶爾經過的路人，是沒有人走的。所以，專案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後的去向，隻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尋找了。但此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鍾，那個年代的這個時段，南京西路上除了偶爾開過的車輛外，已經沒有能夠向偵查員提供情況的目擊者了。於是，往下的調查就隻有延緩到次日。
次日，專案組再次出動前往調查。六個偵查員是兩人一組分頭進行查訪的，分別找了小馬路口附近的一些商店的營業員、在人行道上擺小攤頭（那時還沒有城管幹涉，工商部門也不管的）的攤販。線索最後是被偵查員紀海群、張寶山兩人找到的，他們從一個賣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攤販那裏打聽到：昨天下午將近四點，他賣完了粥，挑著空擔子往家的方向走。經過那條小馬路時，冷不防從裏麵躥出一個人高馬大的金發洋人，差點兒撞上他的擔子。那人靈活地一閃讓過擔子，拔腿繼續奔跑，還拋下了一句話：對不起！可是，竟是用上海話說的：對勿起！老頭兒尋思：我到上海灘將近十年了，打從第一天起就在努力學習上海話，學到現在還是一開口就被人聽出蘇北腔，這個外國人能夠說這樣標準的上海話，他是怎麽學的？
偵查員繼續打聽：他去了哪裏？
老人看到那個洋人穿過南京西路，奔向一輛停在路邊的黑色出租車，拉開車門上車，轉眼就消失在車水馬龍之中了。
紀海群、張寶山將調查到的情況向組長穀鑫基報告後，穀鑫基決定立刻行動，迅速找到那輛載著瓦洛嘉離開現場的出租車。
這種查找方式，如果放在今天的話，那麻煩就大了。全上海如今有出租車四五萬輛，讓偵查員怎麽調查？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這種查找方式是可行的，當時全上海隻有一家出租車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司。車輛有多少呢？隻有一百八十五輛！
於是，就去國營的市出租車公司，公對公，人家很是熱情。不過並不能一下子就完成這件事，因為車雖然隻有一百八十五輛，但沒有如今的車載電台、衛星定位、司機手機這樣的設備，車子開出去後就不知道去了哪裏、幾時回來。所以，要聯係司機師傅，得耐著點兒性子。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結果，出租車公司保衛科給專案組打電話說，已經找到了那個在靜安寺載過外國客人的司機師傅，姓戴，是舊社會就已經在私營車行開車的老駕駛員了。
這位戴師傅很快就開著出租車趕到了專案組。戴師傅說，他所載的那個外國客人是在靜安寺上的車，匆匆忙忙，像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情要辦。外國人會說上海話，而且說得跟一般上海人無異。他上車就說：“師傅，送我到外灘，開快點兒！”到外灘後付了車費下車時，說：“師傅，謝謝儂哦！”另外，這個外國人對上海的道路也蠻熟的，車子開到浙江路口時，正好有一批小學生由老師帶著過馬路，所有車輛、行人都停下來讓小朋友先行。這個外國乘客忍不住了，說：“師傅，你左轉彎，從北京東路走！”戴師傅依著他從北京東路走了，到了外灘，他又讓車開過了外白渡橋才付錢下車。
下車後是從哪裏走的呢？
哦唷！這個我倒沒有留心，因為當時路邊站著一個穿上海大廈服務員工作服的小青年正在替客人招出租車，我的注意力被他吸引過去了。
很遺憾，這條線索查到這裏就斷了。大家很是著急，黃赤波局長給的七天期限已經過去一天多了。不過，希望還是有的，這條斷了的線索又衍生出另一條新線索：瓦洛嘉會說上海話，而且說得很地道；對上海的道路又很熟；說是到外灘，其實是開過外白渡橋的，那就是虹口區的範圍了，所以，估計這人是住在虹口區的。
那麽，這個瓦洛嘉會是什麽身份呢？專案組根據上述細節作出了判斷：這個瓦洛嘉是一個在上海生活的外國僑民或者混血兒。至於究竟是外僑還是中國籍的上海市民，這一點需要判斷清楚。如果是外國僑民，那偵查起來就會受到一些限製，動不動就得通過外事部門，還得跟外國駐滬領事館打交道；如果是中國籍的混血兒，那查找起來就方便多了，甚至比查找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還方便，因為那副外國人的模樣畢竟是很醒目的，專案組如若以市局名義向各分局下達協查通知的話，估計一兩天內就能把這主兒從茫茫人海中梳理出來。
偵查員根據掌握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從受害人林午昊的遭遇來看，當時瓦洛嘉是去了吳淞口的。這樣，就可以找到一條對其身份進行基本判斷的途徑了。
如今五十歲以上的大城市居民可能還會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曾經看到過的一塊牌子，這是一塊大約1米寬、0.8米高的木牌，豎立在城市和郊區的接合部，上麵用中文、英文等幾種文字寫著：外國人未經許可，不準超越。下麵的落款是當地的公安局，白底黑字，非常醒目。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那段時間裏的一個特別現象。根據國家的規定，對於外國人的區域開放範圍是有嚴格控製的，不能讓外國人隨意到處亂轉。這塊木牌就是一條警戒線，外國人如果沒有經過當地公安機關的許可擅自超越這條警戒線，那就對不起，肯定會被公安機關請去。
根據規定，吳淞口那裏早已超越了“外國人未經許可不準超越”的範圍了，所以瓦洛嘉如果是在滬的外國僑民，他肯定是知曉中國方麵的這一規定的。這樣，他在考慮對林午昊實施犯罪的地點時，完全可以避開這個約束。上海市區範圍內跟吳淞口那樣同樣有助於他作案的冷僻地方有的是，比如西郊公園（即如今的上海動物園）、中山公園、長風公園。因為他沒有必要為了去吳淞口而專門去公安局提出申請，那不是在犯罪前先到公安局掛號嗎？同樣，他也不大可能不經申請而擅自去吳淞口，那是要冒風險的。這種風險有別於一般的外國僑民故意穿越警戒線所受到的處罰，還會衍生出更為嚴重的後果：如果遇到經驗豐富的老公安，那麽他可能就會追問去吳淞口幹嗎？一旦發現是跟林午昊那樣一個小開相約遊覽，那肯定還會追究下去，如此，就有可能發現瓦洛嘉的犯罪活動了。
因此，專案組趨向於認為瓦洛嘉並非外國在滬僑民，而是一個中國籍混血兒。當然，這還需要向從市區去吳淞口途經的寶山、吳淞兩地的公安分局了解一下，那天是否查獲過外國人擅自穿越警戒線的情況。查詢結果，寶山、吳淞分局均稱沒有查獲過。再向市局外事科查詢：那天（或之前三天——規定申請有效期為三日）是否有外國僑民提出過前往吳淞口的申請？外事科的回答也是沒有。
那就基本上可以認定瓦洛嘉是一個中國籍混血兒了。專案組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從上海市區範圍內總共不到一千名的男性混血兒中找出瓦洛嘉來。盡管偵查員誰也不相信瓦洛嘉會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名，但從偵查工作的技術程序角度出發，他們還是去了市公安局，翻閱了那裏存放著的這部分居民的戶口資料。果然沒有瓦洛嘉這樣一個名字。那就通過各分局布置下麵的派出所查吧。
專案組諸君對這種調查方式是很有信心的，盡管名字是假的，但人是真的，協查通知上已經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齡、容貌體態、語言等特征，各派出所對於自己轄區的混血兒對象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肯定是一查一個準。可是，一天之後反饋上來的信息卻出乎專案組的意料：沒有發現這樣的對象！
六、頂風作案
這下，專案組諸君在奇怪之餘，人人都有點兒頭痛了。這麽說來，原先所作的判斷是錯誤的，瓦洛嘉那家夥真是個旅居上海的外國僑民？
穀鑫基說既然如此，那我們得準備大費一番周折了。所謂“大費周折”，就是要對在滬的外國僑民進行調查，這中間除了繁瑣的外交手續外，還有語言溝通問題，因為有一部分外僑也許會采取不配合態度，明明聽得懂也會說漢語甚至滬語，可是他故意裝作聽不懂，你拿他沒有辦法，隻好請外事科派翻譯。
但是，既然到了這一步，再繁瑣也得做了。穀鑫基說，我們先一齊出動，去外事科查在滬外僑資料，把符合瓦洛嘉年齡特征的那些男子的照片調出來辨認了再說吧。
市局外事科就在專案組所在的福州路市公安局裏麵，所以跑路就不必了，一行六人不過是換了個樓麵，去了另一間辦公室。這邊眾偵查員在查閱資料時，怎麽也沒有想到瓦洛嘉竟然再次冒出來作案了，而他作案的地點就在距市局不過一公裏的河南中路袁秋亞的家裏。
袁秋亞那天在靜安寺段高飛的洋房裏跟瓦洛嘉幽會時被專案組當場撞著，後來去市局回答了偵查員的詢問，由女刑警馬豔田送其回家。途中，袁秋亞哀求馬豔田不要向其母說起此事，馬豔田一口答應而且確實為其保密了。沒有想到，此舉竟然給瓦洛嘉提供了再次作案的機會。
當時的高校，等同於就讀大學生的單位，不但要管學業、生活方麵的事宜，還要管做思想工作。比如像袁秋亞這樣的出了事兒的學生，學校在沒有作出處理決定（這是專案組跟校方溝通過的，要求在沒有結案前，不要對袁秋亞作出任何處理決定）之前，生怕她想不通來個輕生什麽的，所以就派人找她談話，安撫其情緒，還指派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日夜陪伴她。校方明確向袁秋亞提出建議：最近你最好不要回家，就對你家裏說學校有事情讓你做，很忙。袁秋亞覺得這樣也好，因為之前她已經把瓦洛嘉要替她聯係去蘇聯留學之事告訴老媽了，生怕老媽問起來不大好回答，如果暫時不回家，正好就可以避開這個敏感話題。
這個情況瓦洛嘉是否知道呢？據他落網後交代，他是知道的。他是怎麽知道的呢？他用的辦法很簡單。他聽袁秋亞說過課程安排，知道從周一到周六袁秋亞哪天回家，哪天不回家；哪天的什麽時候離家去校，什麽時候離校回家。他用了兩天時間在袁秋亞應該進出家門的時段悄然躲在袁秋亞家附近暗暗窺察，沒有發現袁秋亞的身影，於是就斷定袁秋亞是讓學校給“看”起來了。
瓦洛嘉為什麽要對袁秋亞有這份關心呢？他應當知道發生了“靜安寺洋房事件”後，自己已經成為警方的偵緝對象。而且，他跟袁秋亞的關係並不是談情說愛的產物，不過是相互利用罷了。所以，按常理來說，他此刻應該是惶惶不可終日，乖乖地躲在住所祈禱上帝保佑，別讓警方的偵查觸角伸到頭上來才是。
對於這個問題，瓦洛嘉歸案後向偵查員作了說明：他從靜安寺洋房僥幸逃脫後，並未特別驚慌失措，因為他估計警方是無法追查到他頭上來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犯罪活動到這時候應該告一段落了。不過，瓦洛嘉並不是一個很願意“見好就收”的人，他還想作最後一次努力，再撈一點兒錢鈔或者財物。這時候去物色新的行騙對象，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他也沒這份膽，那就隻有從已經被他詐騙過的那幾位當中物色了。可是，盤算下來，似乎都不行：林午昊，已經有了吳淞口之行；袁秋亞，差點兒被當場拿下；段高飛，警方肯定已經查到他頭上了；還有張嘉蹈張教授，也不敢樂觀，袁秋亞是通過他介紹認識的，袁秋亞已經被警方堵住了，還能不把張教授給交代出來？瓦洛嘉想到這裏有點兒沮喪，看來隻好罷休了。
可是，過了一夜，瓦洛嘉的腦子裏忽然閃出一個念頭：這件事袁秋亞的媽媽是否知道呢？聽袁秋亞說過，她曾對她媽媽說過他這個“蘇聯專家”，她媽媽說如果人家有興趣，歡迎來我家做客。如果袁秋亞她媽不知道女兒出事了，那便可以登門拜訪，管他多少，騙上一些總是好的。
於是，瓦洛嘉就用了兩天時間觀察袁秋亞家，得出的結論是：袁秋亞給學校“看”起來了。那麽，她媽媽是否知曉此事呢？這個，瓦洛嘉就沒法判斷了。他經過反複考慮，決定不管袁母是否知曉此事，反正家裏就她一個人，登門碰碰運氣再說。如果她知道此事，神情應該就會有反應，大不了立馬逃跑就是了。
這樣，瓦洛嘉就在專案組全體到外事科去查閱外國在滬僑民資料的當兒，壯著膽子按響了袁秋亞家的門鈴。袁秋亞的母親王斯姝來應門，見到門外站著一個外國男子，不禁一怔。她這副神情差點兒把瓦洛嘉嚇得轉身拔腿奔逃，幸虧她隨即反應過來了，臉上露出笑容，開腔問道：“您是瓦洛嘉先生吧？”
瓦洛嘉點頭致意，彬彬有禮道：“夫人好！您是袁秋亞同學的母親？”
瓦洛嘉被王斯姝熱情地迎進屋裏，奉上咖啡。王斯姝是富家女出身，有抽煙習慣，而且抽的都是用外匯從華僑商店購買的外煙，不過她取出來請瓦洛嘉抽時不大好意思，因為那是一種比較淡的適合女性抽的香煙。瓦洛嘉當然毫不介意，他介意的是能夠騙到多少錢財。於是，就開始表演。因為是披著“蘇聯專家”的外衣，所以說話要以俄語為主，而王斯姝年輕時曾經上過教會學校，能夠聽懂一些俄語，還會用英語進行一些簡單的會話。所以，兩人就談了一陣。瓦洛嘉說的當然是幫助袁秋亞辦理留學的事，聽得王斯姝滿臉笑容，雙目生輝。
瓦洛嘉的計劃是，不管對方怎樣熱情地款待自己，最多也隻能在袁秋亞家待上十五分鍾，以防不測。所以，說了一會兒，看看手表（就是林午昊的那塊金表），十五分鍾快到了，就言歸正傳，說他不知道袁秋亞今天不在家，否則就去學校找她了。王斯姝忙問，您有什麽事？瓦洛嘉說國內來了消息，通知袁秋亞同學支付辦理留學手續的費用。因為時間比較緊，他已經請專家組打電話讓其妻子代付……
王斯姝說，哎呀，太麻煩您了，多少錢？我馬上給您！
瓦洛嘉說錢不多，就一百盧布，你給我人民幣就行了。王斯姝不知道人民幣和盧布的匯率，想打電話向銀行詢問，瓦洛嘉說不必問了，人民幣跟盧布的匯率是1：3.5，您付三百五十元就行了。
三百五十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金額，一般人家裏是拿不出的，袁秋亞家裏也沒有留這麽多的備用金。王斯姝就向瓦洛嘉表示歉意，說她馬上去銀行取，請瓦洛嘉稍等，銀行離此不過三四分鍾路程。瓦洛嘉在心裏暗暗埋怨自己考慮欠周，最後還是經不住這筆款子的誘惑，同意等待。
王斯姝出門後，瓦洛嘉察看了袁秋亞家的前後地形，做好了隨時逃跑的準備。本來，他想乘機上樓去女主人的臥室撬竊首飾，又擔心王斯姝萬一叫來警察，來不及逃走，所以隻是扯斷了電話線，然後站在院門前貼著門縫觀察外麵的動靜。
那時候的銀行業務清淡，王斯姝跑一趟取了款回來不過十來分鍾時間。但對於瓦洛嘉來說，這段時間特別漫長，所以當他從王斯姝手裏接過那三百五十元錢鈔時，動作有點兒急促。拿到錢後，他立刻開口告辭。熱情的女主人堅持把這位貴客送到門外，原是想替瓦洛嘉招一輛出租車的，可是上海灘當時的出租車實在太少，不能像現在這樣隨時可以遇到，也隻好作罷了。她站在門口，懷著滿腔感激之情目送著瓦洛嘉的背影漸漸遠去。
王斯姝返回家裏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給女兒打個電話告知瓦洛嘉登門的消息。於是，她就發現家裏的電話打不通了，仔細一看，電話線斷了。當時她還沒把這跟瓦洛嘉聯係起來，而是去外麵找了個公用電話給電話局（當時稱為郵電局）撥打了報修電話。那時上海灘的電話總量不多，有私宅電話的更是鳳毛麟角，所以電話局的服務特別到位，而電話局離王斯姝的宅第又很近，所以她剛到家，修理工也騎著自行車趕到了。
修理工一檢查，說這電話線是被人扯斷的。王斯姝不信。因為她在瓦洛嘉抵達之前大約二十分鍾還跟一位女友通過電話，如果是扯斷的話，那就是貴客瓦洛嘉做的了，人家蘇聯專家怎麽會做這種事兒呢？再說，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呢？修理工見王斯姝不信，就把拆開的電話機給王斯姝看，指著裏麵業已損壞的電線連接點說，你看，用的力量還很大呢。
這樣，王斯姝就不得不接受了電話線是被扯斷的說法。修理工修好電話機離開後，王斯姝想了想，還是給女兒打了電話。可想而知，當袁秋亞聽說瓦洛嘉剛去過她家，從母親那裏騙去了三百五十元錢鈔時，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到這當兒，就沒有必要再向老媽隱瞞了，於是，袁秋亞就對王斯姝說：媽媽，那人是騙子！
王斯姝大驚之下，立刻給公安局撥打了報警電話。那當兒，專案組六位還在外事科查閱外僑檔案資料。穀鑫基聽說發生了新的案子，頓時覺得腦袋大了一號，暗暗責怪自己沒有想到在這方麵加強防範，當下，立刻點了馬豔田、朱養學兩人，隨他一起去袁秋亞家。
穀鑫基三人從王斯姝那裏了解到瓦洛嘉再次作案的情況，有兩個情節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一是瓦洛嘉能聽懂王斯姝的滬語中最原始的上海本地話；二是瓦洛嘉離開時出了門是往南去的。民警們想，這家夥說不定真的是中國籍的混血兒，可能住在虹口區（從王斯姝宅第出門往南就是虹口區）。虹口區公平路那邊住著不少白俄混血兒，到那邊去找吧。一番研究後，專案組全體出動，前往虹口分局查找線索。
可是，他們翻閱了該分局保存的全部混血兒戶籍卡，給幾個有混血兒居住的管段派出所打了電話，得知派出所收到協查通知後，已經對各自轄區的所有對象進行了核查，確實沒有發現有涉嫌該案的人。
專案組一行垂頭喪氣地返回市局。這時已是暮色初降時分，除了當晚值班的外，各個辦公室的同事都陸續下班了。偵查員們去食堂草草吃了點兒東西後，開會分析情況，討論下一步該怎麽做。
經過再三分析，大家一致認為還是應該堅持“犯罪嫌疑人是混血兒”的判斷。那麽，為什麽之前各分局查摸下來都沒有發現犯罪嫌疑人呢？專案組認為很有可能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所以，下一步隻有一條路可走：專案組自己下到基層去，對梳理出的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每個混血兒進行麵對麵的核查。
市局戶籍處的檔案資料顯示，具有俄羅斯血統的上海戶口混血兒分布在虹口、黃浦、南市、靜安、長寧、盧灣這六個區，以虹口區、盧灣區居多。眼前有兩個方案可以采用，一是同時對六個區進行核查，專案組六名偵查員正好每人跑一個區。這個方案比較穩妥，缺點是時間長，而黃赤波局長給他們的期限已經過去一半多了；另一個方案是集中全部力量，對最有可能是瓦洛嘉所在地的那個區進行集中核查，迅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經過慎重考慮，專案組決定采用後一個方案：集中力量對一個區進行核查。這個區，就是專案組白天已經去過的虹口區。
七、“蘇聯專家”落網
這回去虹口區，穀鑫基的想法是專案組不再泡在分局，而是直接下基層，一個個派出所跑。頭一個跑的就是公平路派出所，因為這個派出所管段內的白俄混血兒數量，在全市所有派出所管段裏是最多的。虹口區的白俄混血兒，基本上都在這個派出所管段裏。
派出所方麵指派了三名民警協助專案組查摸，向偵查員提供了該所轄區內白俄混血兒適齡男性居民的名單。穀鑫基拿出從市局戶籍處抄來的名單，親自一個個核對無誤，於是就將名單一分為三，偵查員也分為三個小組，各由一名派出所民警陪同按照地址逐個訪問。要求是必須見到對象本人，驗明正身並與其談話，詢問對方昨天上午的活動情況。
公平路派出所管段內的適齡男性混血兒居民一共有四十七人，三個小組一家家訪問，訪問對象正在單位上班的，就去單位；不上班也不在家的，就讓其家人或者居民小組長立刻去找回來。這樣跑到下午三點，專案組在派出所會合，匯總情況，四十七個對象見到了四十六個，隻剩下一個還沒見著。
這個還沒訪問到的對象名叫沙懷山，戶籍資料是這樣顯示的：三十四歲，係上海第三鋼鐵廠爐前工，其父是蘇聯羅斯托夫人氏，出身於當地的一個貴族家庭，本人是沙皇軍隊的一名上校軍官。“十月革命”爆發後，這個有著貴族和舊軍官雙重身份的上校逃亡到中國的哈爾濱，不久又到了上海，在虹口這邊開了一家麵包店，搖身一變當起了老板。他原是有妻室子女的，但因“十月革命”失散了，在上海安定下來後就娶了一個叫莫茵華的上海寡婦為妻。
莫茵華於1923年生下了一個男孩，十年後沙俄上校麵包店老板因心髒病猝死，莫茵華遂第二次成為寡婦。兩年後，她三度出嫁，這回嫁了一個從蘇北來滬經商已經小有成就的喪妻男子沙某，做了填房。與沙俄上校生的混血男孩隨繼父之姓，改用了一個中國姓名——沙懷山。
沙懷山長得酷似乃父，一副俄羅斯人的模樣，看不出其身上有一半中國的血統。他很喜歡跟虹口的那些混血兒夥伴廝混，能說俄語、英語，上的也是俄語學校。長大成人後，他開始跟著繼父沙某經營木材生意，後來進了一家白俄老板開的飯館當侍者，一直做到上海解放飯館倒閉為止。當時他已經娶了一個俄日混血兒姑娘為妻，並且有了兩個孩子。失業後在家待過一段時間，替人做零工，後來就進了上鋼三廠，當了一名爐前工。
應該說，沙懷山是一個符合犯罪嫌疑人瓦洛嘉特征的嫌疑對象，可是，專案組直到此刻卻還沒跟他談一談。為什麽呢？因為陪同那一路偵查員的派出所民警告訴他們，沙懷山出了工傷，正在住院。他的左手腕骨折了，打著石膏呢。不言而喻，打著石膏的骨折病人是不可能實施犯罪活動的。所以，派出所民警去醫院跟他聊了幾句，就告辭了。
專案組的這一路偵查員是汪明化和馬豔田，兩人聽了派出所民警的介紹後，完全認同了這一看法，也就不再去醫院跟沙懷山見麵了。
專案組長穀鑫基聽了這個情況後，也認同了這個觀點，但過後卻覺得什麽地方不對頭，心裏總感到不大踏實。轉念一想，恍然：手腕骨折的病人還需要住院嗎？這似乎有些反常！於是說：“他住在哪家醫院？我們還是去看一看吧，老朱跟我一起走一趟。”
兩人也不要派出所民警陪同，向派出所借了兩輛自行車，騎著上路了。沙懷山就住在第一人民醫院，離派出所不遠。到了醫院，先不去住院部，而是去了保衛科，出示證件後，說想了解一下正在貴院骨科病房住院治療的病人沙懷山的病情。保衛科於是給骨科打了電話，請住院病人沙懷山的主治醫生俞鑫過來一趟。
俞鑫匆匆來到了保衛科，進門後跟穀鑫基一照麵，專案組長心裏就驀地一喜：看來有戲！
為什麽呢？因為這位俞醫生也是一個看上去像是歐洲人樣的混血兒，穀鑫基憑直覺就感到這人可能跟沙懷山有一種特殊關係。
俞鑫聽保衛科的人介紹了穀鑫基、朱養學的身份，神色有點兒異樣。然後，他就作出了不正常的反應：拒絕介紹沙懷山的病情，聲稱這是醫務人員的權利，是《日內瓦宣言》所賦予的。偵查員有點兒慚愧，因為他們甚至連《日內瓦宣言》是什麽都不知道，所以，就重申了他們這是在執法，請對方無條件配合。接著，俞鑫就發怒了，拍著桌子指責偵查員不尊重人權，然後轉身就走。
俞鑫當然是走不了的，被阻止後他就試圖強行離開。他的力氣很大，輕而易舉就把阻止他的那兩個保衛科人員推開了。這樣，偵查員朱養學就隻有掏槍了。而且，醫院這邊顯然也已經不適宜跟俞鑫醫生進行談話了，需要換一個地方，比如派出所，或者直接去市局。
不過，偵查員沒有因為這段意外插曲而忘記了那位住院病人沙懷山。朱養學立刻前往病房去查看，但那裏沒有沙懷山。問了護士長，說他今天沒有來過。朱養學有點兒蒙了：什麽叫沒有來過？他不是住在這裏的嗎？怎麽可以離開？怎麽想來就來呢？護士長作了解釋，原來，沙懷山是一位特殊病人，因為他是為了搭救一位同事而受的工傷，又因為他跟主治醫師俞鑫是關係特鐵的發小，所以，俞鑫給他在醫院安排了一個長期床位，至今已有五個多月。他想回家就回家，想住院就住院，有時一個星期不來醫院也是有的，反正單位會給他支付所有費用。
朱養學又打聽：那麽，昨天他是否待在這邊呢？
護士長去病房問了病友，回來告訴朱養學：昨天上午他是將近十一點鍾時來的，午飯後睡了一覺就回家了，到現在還沒來過。
穀鑫基於是給在派出所待命的汪明化等偵查員打了電話，讓他們立刻去沙懷山家，見到沙懷山後，不必問什麽，直接拘捕就是。然後又往市局打電話要了輛小吉普，把俞鑫帶到了市局。
俞鑫一進局子就作了交代，內容很簡單，但基本上可以證實沙懷山即是瓦洛嘉——
俞鑫和沙懷山同歲，是從小就在一起玩耍的發小，十三歲時還學著上海灘的幫會大哥搞過結拜。不同的是，俞鑫讀書很聰明，後來讀了醫科學校，成了一名骨科醫生，而沙懷山不思上進，隻好當了一名工人。沙懷山五個多月前工傷後，最初是在廣慈醫院治療的，並未住院，醫生對骨折作了處理後給開了病假，讓他回家休養。俞鑫聞訊後前往沙懷山家探望，看到他家居住條件不佳，就出主意說要不你到我們醫院去住院吧，反正你這是工傷，單位承擔醫藥費用，還會給你夥食補貼。沙懷山聞之大喜，於是就去了第一人民醫院住進了俞鑫分管的病房。那是一個小病房，隻住著三個病人，俞鑫給他安排了一個靠窗口的床位。沙懷山不是一個靜得下來的人，傷還沒好的時候，就天天到外麵去溜達，晚上才來病房睡覺。後來傷好了，為了能夠繼續住下去，俞鑫就給他造了一份假病曆，說骨頭沒有接好，得重新接。為遮人耳目，還為沙懷山製作了一個活絡石膏套子，需要時就套上，不需要時就卸下。過不多久，俞鑫就開始時不時被沙懷山請去飯館吃飯，還經常收到禮物，收音機、糕點、珍珠粉、水果等等都有，最貴的是一塊掛表，嶄新的，還有發票，價格是七十八元，是從著名的“亨得利”鍾表店購買的。俞鑫對經濟狀況一般的沙懷山何以忽然變得闊氣起來感到不解，但因為有東西拿，所以也不去多想。
這邊在聽俞鑫作上述交代時，另一路偵查員汪明化、張寶山、紀海群、馬豔田四人去了沙懷山家，但沙懷山卻不在，問其家人，說不知道。問當天行蹤，說是中午還在家喝酒，下午就出去了。再問平時的行蹤以及昨天的活動，家人一概搖頭。偵查員稍一商議，決定守株待兔。
但是，一直守到晚上十一點，沙懷山還沒回來。醫院那邊由穀鑫基、朱養學蹲守著，也沒等到沙懷山。那個年代，夜生活不像如今這樣豐富多彩，十一點鍾已經屬於非常晚了，馬路上除了夜班下班的工人外，基本上沒有其他路人，如果誰還在散步什麽的，給夜間巡邏的民警看到，很有可能會攔下盤問，甚至帶到派出所去接受審查。所以，專案組就不得不往沙懷山是否逃逸這個思路上去考慮了。
穀鑫基於是決定：對沙懷山家實施搜查！
搜查結果，抄得了照相機、手表、玉盤、望遠鏡等贓物，以及七張銀行存折，都是最近這段時間存進去的，用的是化名，存折上的金額相加，大致上是幾起詐騙案的贓款總和。
至此，案件已經破獲，隻待拿下犯罪嫌疑人沙懷山了。專案組在沙懷山家附近的工廠借用了一間辦公室開了個短會，對沙懷山的去向進行了分析，認為像沙懷山這樣一個外形酷似歐洲人的家夥，冒充蘇聯專家行騙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逃避追捕，那就正好相反。按照當時的治安管理操作思維，這種角色不論出現在哪個公共場所——火車站、碼頭、長途汽車站、戲院，甚至通宵營業的公共浴室，都有可能引起民警或者單位治安人員的注意，從而加以“特別關照”；至於想住賓館飯店旅社客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別說沒有介紹信，就是有，因為那副洋人長相，服務台也百分之百會通知派出所過來盤查。對於沙懷山來說，他應該清楚這一點，所以不會冒險去外麵流竄。
因此，專案組得出結論：沙懷山沒有離開本市，而是在本市的某個被他認為安全的角落裏躲藏著。那麽，專案組方麵應該怎麽辦呢？一番討論後，決定除了通知火車站、碼頭、長途汽車站的民警協助布控外，同時采取兩個措施：一是繼續派員在沙懷山家和醫院蹲守；二是查摸沙懷山的社會關係，通過社會關係追查沙懷山的下落。
次日，即黃赤波局長規定的七天期限的第六天，專案組走上了打最後一仗的征途。穀鑫基事先已經預想到最後一仗可能不大好打，需要耗費些時間，但由於堅信沙懷山是不會離開上海的，尋思再費時間，隻要多調些人手，兩天之內總可以把沙懷山的那些社會關係都一一查摸到吧。可是，實際情況卻出乎專案組長的意料，因為沙懷山的社會關係不但多達一百多個，而且非常複雜，有的社會關係還衍生出“子關係”甚至“孫子關係”，即從甲那裏調查時得知沙懷山在哪裏哪裏還有一個哥們兒，到那哥們兒那裏調查時意外得知哪裏哪裏還有一個沙懷山結拜過的朋友。
這樣，專案組的工作量就意外增加不少，盡管從分局、派出所臨時借調了五名人手，但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還是不夠，於是穀鑫基隻好向領導要求再增派警員，領導從市局又抽調了四名偵查員。
這兩項措施進行了四十多個小時，仍未獲得沙懷山的任何線索。這時，七天期限將到，穀鑫基去見黃局長，要求給予寬限。黃赤波是一位很通情達理的領導，當然同意了，在了解了專案組的工作情況後，還當場決定增派兩輛摩托車並特批了加班夥食補助，讓偵查員增加營養，保持充沛的體力。
又過了一天，沙懷山並沒有回家或出現在醫院，所有已經掌握的社會關係也都查訪到了，仍然沒有獲得什麽線索。犯罪嫌疑人逃到哪裏去了呢？有偵查員甚至提出了“是否畏罪自殺”的猜測，往黃浦江裏一跳，退潮時屍體漂到長江口，衝進了東海，就永遠找不到了。穀鑫基的身體不是很強健，這時已經被沒日沒夜費心耗力的持久工作折騰得非常疲憊，心緒也很不好，尋思如果這廝真自殺了，也無話可說。找不到人，案子作為懸案掛起來，專案組沒有功勞，但有一點卻是可以慶幸的：外地不會再有“蘇聯專家”冒出來行騙，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了。當然，這是虛念，眼下還得玩實的，繼續分析案情討論對策吧。
討論下來，大家就不敢樂觀了，因為考慮到了一種可能：也許這廝運氣好，僥幸躲過了遭到盤查的厄運，已經逃往外地了。如此，那就要考慮向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發協查通報了。
就在專案組討論是否要發協查通報的當兒，在沙懷山家蹲守的偵查員張寶山打來了一個電話，稱他可能發現犯罪嫌疑人的線索了。
蹲守人員是輪流值班的，這天輪到張寶山和分局刑警小周兩人在沙懷山家待著。閑著沒事，張寶山隨手從已在搜查時被翻得亂七八糟的東西裏拿了一本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翻閱，發現裏麵夾著一個照相館裝照片的紙袋，內有三張一式的120黑白照片，上麵是沙懷山和另一個四十來歲的外國男子，看上去像是蘇聯人，穿著工作服，戴著安全帽，背景是一艘正在製造的輪船。再一看紙袋上所寫的取照日期，是半年前的。
張寶山跟小周對照片進行了分析：背景是正在製造的輪船，那看來拍照的地方是造船廠的船台了；那個穿工作服的外國男子，會不會是貨真價實的蘇聯專家？沙懷山這小子可能憑著他那副外國人長相和流利的俄語，結交上蘇聯專家。那麽，現在沙懷山出了事，正遭到警方的追捕，他會不會逃到人家那裏去躲著了？於是，張寶山就到對麵的工廠借用電話機給穀鑫基打電話報告了這事。
穀鑫基看了照片，立刻給市人委外事處打電話，要求查一下在滬的蘇聯援華專家中是否有去造船廠擔任技術顧問的。外事處當場就給予回答：有的，去的是江南造船廠。
穀鑫基立刻點了兩名偵查員，驅車前往江南造船廠，果真在那裏抓到了沙懷山。當時，這小子正穿著工作服，待在那位跟他合影的蘇聯專家旁邊，指點著圖紙給幾個工程師翻譯呢。
沙懷山到案後，對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認不諱。至於他跟那位蘇聯專家的結識，就像他跟林午昊結識一樣，是在外灘偶然遇到的。雙方用俄語交談，說到各自的老家，沙懷山驚喜地發現自己那位俄羅斯生父的老家跟這位蘇聯專家在同一個鎮上，於是，兩人就認了老鄉。在後來的交往中，對方請沙懷山吃了頓飯，沙懷山則帶人家遊覽了城隍廟。不久，沙懷山去專家工作的江南造船廠看望，用他帶去的從同事那裏借來的120照相機合了影。
照片衝印出來沒幾天，沙懷山就出了工傷。當時他還沒有想到冒充蘇聯專家行騙。俞鑫提供了養傷的方便和長期病休假後，他閑著無事，到外灘（醫院離外灘很近）去散步，想起自己跟那位專家相識的一幕，頭腦裏驀地閃出了一個念頭：我何不冒充蘇聯專家弄點兒外快撈撈？於是，就開始進行詐騙犯罪了。
專案組發現沙懷山就是瓦洛嘉那天，沙懷山本來是會落網的。那天下午他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浴室泡澡、喝茶，又睡了一覺。傍晚回家時，走到離家隻有三四十米處，遇見鄰居一個小學生，告訴他說你家來客人了，是開著公安摩托車過來的。沙懷山一聽就意識到大事不好了，之前他已經在靜安寺敗露，又去袁秋亞家向王斯姝騙了三百五十元錢，公安局肯定到處找他。派出所民警曾去醫院看過他（是以探望為名去的），他當時以為難逃厄運了，哪知厄運並未來到，民警被他手上的石膏給蒙了。現在有開公安摩托車的人登門拜訪，那還有什麽僥幸？
於是，沙懷山立馬轉身。當晚去了哪裏呢？他的膽子還真大，也很會分析推理，竟然去了段高飛在靜安寺的洋房。因為他斷定警方是想不到這一點的，而段高飛也不至於在出事後立刻把洋房出租，而段自己是不會去住的。
不過，那肯定不是長久之計。次日，沙懷山就去了江南造船廠投奔那位認了老鄉的蘇聯造船專家。他編造了一個謊言，說自己已經離開了上鋼三廠，暫時無業，能否請專家替他跟造船廠通融一下，允許他幹一段時間的臨時工。造船廠缺少俄語翻譯，但要想請上級派下來，手續太麻煩，還得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而沙懷山正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又是蘇聯專家出麵推薦的，當然沒有問題，於是就收了下來。
沙懷山被捕後，關押在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這個案子影響惡劣，當時許多人認為沙懷山可能會被判處死刑。但是，沙懷山卻逃過了死刑，甚至連檢察院那一關也逃過了——在被捕二十多天後的一個晚上，沙懷山在監房裏突然大呼心痛，送醫院搶救無效殞命。經屍檢，認定係大麵積心肌梗死。
沙懷山的結拜弟兄俞鑫醫生，當時也給關進了看守所。結案後未曾判刑，而是給予勞動教養的處分，押送上海郊區的青東農場，後來情況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評論】
沙懷山在監房裏突然大呼心痛，送醫院搶救無效殞命。經屍檢，認定係大麵積心肌梗死。
是不是KGB做的，敗壞蘇聯名聲
估計是，哈哈。
很有可能是
惡人有惡報
便宜了這個洋垃圾
裏麵這些人有一個算個一，大概率都捱不過文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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