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敦子77歲了，頭發雪白，她已經在東京北部淺草附近的一座公寓樓裏住了7年。每個周一到周五，她都要步行半個多小時，到一座寺廟裏祭奠丈夫，風雨無阻。
寺廟的骨灰存放已經自動化，她隻要刷一下卡，傳送帶就會將骨灰盒送出來。敦子會點上香，與丈夫說說話。她說，之所以避開人多的周末，就是為了和丈夫隔著時空聊天。
丈夫離開這個世界已經8年多了，敦子感覺他從來沒有離開，自從1987年12月19日兩人在北京結婚，就從來沒有離開過。
“我就覺得人真的說不清楚，但是緣分就在那裏。”敦子告訴新華社記者。
緣分開始於1971年4月的名古屋，正好是50年前，和現在一樣的春天裏，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正在那裏舉行。從小在中國西北長大的敦子那時剛從中國回到日本沒幾年，在偏遠的島根縣生活並不習慣，老想回中國。得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來了以後，感覺是“親人來了，非要去見見不可”。
自從容國團在1959年拿了世界冠軍，乒乓球就風靡全國。敦子記得在酒泉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在打乒乓球了。“每個人都揣著乒乓球拍子，一下課就衝出去搶台子，下課鈴一響，老師要是多說一句話，大家都跺腳，搞得老師都不好意思。”
敦子一個人不敢去，於是就約了一個同事，兩人坐夜班火車到了名古屋，組委會的人表示，中國第二天有比賽，特別緊張，最好不要打擾，建議她們在比賽結束後再去。4月7日比賽結束，敦子和同事再次坐夜車到了名古屋，聽說有兩個日本女青年來訪，中國隊派出了莊則棟來接見，他是中國隊最有名的運動員，60年代曾連續三次獲得世乒賽男單冠軍。敦子記得他穿著紅色的中國隊隊服，他拿出一個代表團的胸針送給她作紀念，她不要，她要的是他胸前佩戴的國徽，但遭到了拒絕：“這個不可以，我們每個人隻有一個，每次出場都要戴。”
那次見麵很短，不到15分鍾，但給敦子留下的印象卻非常深刻。
“特別高大！”敦子回憶說。“其實他並不高，也就1米70左右，但我覺得特別高大。看到他我就覺得是中華民族的那種氣概。”
聽說第二天中國隊就要坐火車經大阪回國，敦子和夥伴就在火車站附近找了個小旅館，她激動得一夜沒怎麽合眼，寫了一封長達三四頁的信，表達了一個生長在中國的日本人對中國隊奪冠和見到冠軍的激動心情。第二天她擠過車站裏送行的“人山人海”，終於在車廂上再次見到了中國隊的隊員，並當麵把信遞交到了他們手中。
那天正好也是4月8日。
敦子當時並不知道那次世乒賽中間發生了什麽，也不知道她見到的這個人在賽場外做了什麽，更不知道兩天後發生的改變世界的“乒乓外交”。
她當然也想不到與這個叫莊則棟的人以後還會有交集。
這些經曆，和後來的故事，她在過去幾十年裏已經講過很多次，但再次講起來的時候，她眼睛裏依然泛著淚。
後來就到了80年代，人生有起伏，歲月有波折。1987年，她曆盡千辛萬苦，放棄了在日本公司駐中國的工作，改變國籍，與在北京少年宮擔任教練的莊則棟結了婚。
“其實日本公司的社長找我談話，他說如果你願意，仍然可以在北京工作。但我媽媽說，你嫁給莊先生，就要全心全意。”於是，敦子賣掉了東京的房子，到北京做了一名家庭主婦。
80年代中日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敦子說，這個決定並不困難。“我真是體驗了愛情的力量，我就覺得隻要在莊先生身邊，什麽苦都可以受。很奇怪，以前曾經在小說或者電影裏聽到這些東西時，都沒有任何的感受，可是當你真正遇到的時候，就知道它的偉大力量了。”
在采訪中，敦子始終稱他為“莊先生”。
結婚後，兩個人幾乎形影不離，敦子說，兩個人隻有在洗澡和上廁所時不在一起，就這樣生活了26年。“他主外，我主內。 我以前常說，莊先生是太陽，我是月亮，我借的是太陽的光，離開了太陽，月亮就發不出光。”
2013年2月10日，莊則棟在北京因病去世，敦子在中國失去了唯一的親人。在日本，她還有5個兄弟姐妹，為了有個照顧，她從2014年開始常住東京。
敦子的手機上掛著用兩人多年前的合影做的吊墜，照片上兩個人笑得都很開心。東京的家裏也都是丈夫的照片和書法作品，前些日子東京地震，敦子住的10樓搖晃得非常厲害，因為擔心丈夫的照片從書架上掉下來，她不顧一切爬起來把照片搶救了下來。
圖為佐佐木敦子提供的莊則棟的書法作品。如果不是疫情，她上周清明節的時候，應該回北京為先生掃墓，她以前每年固定回國三次，一次清明節，一次中元節，還有一次是出席以丈夫的名字命名的乒乓球比賽。
丈夫去世後，她將骨灰分成兩份，一份留在北京，一份帶回東京。
北京的墓地位於昌平，墓碑最下方的石基上有“愛妻佐佐木敦子敬立”的字樣。背麵刻著：“在這裏長眠著小球推動地球的人”。
50年裏，她隻在三年前回過一次名古屋，那是陪日本一個電視台做節目去的，當年中國隊住的酒店已經變成了停車場。
“以後再也不去了，去了後肯定傷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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