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應梁啟超、張東蓀等的邀請，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來華巡回演講。為羅素這樣的世界級大師找位合適的譯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後選定的是趙元任。為什麽選趙元任呢？關於這個問題，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有一句話：“因為元任的博士論文是數學的哲學，正對他的題目。”（楊步偉《我們的結婚》，載《趙元任生活自傳》，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年，第162頁）其實理由恐怕不限於此。我們不妨追溯一下趙的問學經曆：1910年，18歲的趙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留學生，赴美求學，與同期的胡適等分在康納爾大學，趙元任主修數學，輔修物理、哲學。趙的學習成績出類拔萃，畢業許多年以後仍然保持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1914年獲康奈爾大學數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在該校哲學院研究一年，第二年入哈佛大學，主修哲學，選修音樂。1918年，以論文《論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在哈佛獲哲學博士學位。此後他還短期遊學於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聽了大量數學、物理、哲學、語言學甚至化學課程。1919年，趙元任受邀返回康奈爾大學，任物理係講師。趙元任對羅素本人的思想也早有了解，1914年7月10日，趙在日記裏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極符合我的想法”。他仔細研讀了羅素、懷特黑德（A.N.Whitehead）合著的《數學原理》。（《趙元任生活自傳》第90、94頁），還讀過柏拉圖的《共和國》、休謨的《人性論》。趙留美10年，其學術背景跟羅素的學術領域和學術思想相當吻合。羅素在華有五大演講：《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社會結構學》，涉及哲學、物理學、心理學、數學、邏輯學、社會學等等，範圍很廣，趙元任的學術背景基本能涵蓋這些領域。至於在口譯員所需要外語和本國語言的能力方麵，日後成為世界著名語言學家的趙元任，自然也是非常理想的人選。1920年春天，在美國的趙元任接到清華大學的邀請。（楊建民《趙元任與羅素》，《人物》2003年第12期）趙與美方協商後決定以一年學術休假的形式暫離康奈爾大學返華。（《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16-117頁）8月趙回國，入職清華大學，開始時被安排教數學和英語或哲學和中國史，最後確定為物理學和心理學。梁啟超等5月已向羅素發出了邀請，同時為羅素尋找譯員。當時負責杜威、羅素等演講的講學社負責人蔣百裏谘詢了蔡元培、丁文江、秦景陽和陶履恭等人的意見後，與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確定以講學社名義“借”趙一年。趙元任的翻譯工作時間長，且必須與羅素隨行，因此接下這一任務後，清華的課他不能親自登台講了，便推薦朋友王賡接替。9月下旬，趙南下，經漢口抵上海，準備在那裏迎接羅素一行。羅素於1920年10月12日到達上海。因為接待方安排上的失誤，羅素到上海的當天，碼頭上沒有組織歡迎儀式。因為這一情況，趙未能當天見到羅素，而是13日才見麵的。為羅素的演講做翻譯開始於上海，10月中下旬，趙隨羅素從上海到杭州，再到南京，10月25日到達長沙，10月31日抵北京。羅素在此暫住下來，開始了漫長的考察和講學。第二年的3-4月間羅素肺部感染，病情嚴重，倫敦報紙甚至誤傳他已經在中國去世。5月初羅素基本康複，3日即接見訪客，之後還有多場演講。羅素即將離華時，送別宴請一場接一場，1921年7月6日羅素在北京教育部會場舉行告別講演，題目是“中國通向自由之路”（China’s Road to Freedom，當時譯為“中國到自由之路”）。所有這些正式演講，都是趙翻譯的。7月11日，“羅素結束訪華返英，留下一本《中國問題》”。（裴毅然《羅素首次訪華細節：由梁啟超邀請並籌措經費》，《新民晚報》2012年5月16日）以上是趙為羅素當翻譯的大致經過。許多資料包括《趙元任年譜》稱，趙為羅素翻譯總共近1年時間，其實，是差不多9個月。在此期間，趙不但為羅素的正式演講做翻譯，而且也是羅素的會見、考察等其他活動的隨行譯員。羅素到北京的第5天，梁啟超登門拜訪，就是趙元任翻譯的。趙還為羅素的同行女友多拉·布萊克（Dora Black，當時多譯為“勃拉克”）小姐翻譯，她有時候也有講話、演講，趙氏都為她譯。趙主要是口譯員，但也有書麵翻譯的工作。當時的《羅素月刊》所刊載羅素的文章也都是趙元任所譯。因時間跨度很大，具體情況相當複雜，所以也有其他人臨時代替趙為羅素翻譯。例如，在湖南期間，湘督譚延闓會見羅素，趙為譚翻譯，而遊學英國7年的楊端六臨時代趙元任為羅素翻譯。有人說羅素在長沙的第一場演講《德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政治》是楊端六翻譯的（據百度百科“楊端六”條），此說法可疑，因為羅素在長沙隻有26日的一次正式演講，趙元任對自己為此次演講做翻譯有清楚的記載。（《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2頁）當時還另有人為羅素翻譯書麵講義。據說，“為羅素翻譯講義的是新潮社員孫伏園（留日生）”（裴毅然《羅素首次訪華細節：由梁啟超邀請並籌措經費》）。蔣百裏安排羅素和譯員趙元任的住宿，住地選擇了北京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那是一座四合院，羅素和布萊克小姐在主間北上房，趙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當時，羅素與布萊克還尚未結婚，這樣的同居在那時的中國是有傷風化的，因而這事還引發了一場討論，不過住在一棟四合院、最接近他們的趙元任卻對此似乎也沒有什麽微詞。 在為羅素當翻譯期間，趙元任走進了婚姻殿堂。1921年6月1日，趙元任與楊步偉結婚。當月，兩人曾在租住地小雅寶胡同49號請羅素、布萊克女士及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先生在屋頂花園小聚。用方言翻譯。羅素在上海女子高等師範演講時，趙元任用上海方言翻譯；在杭州，用杭州話翻譯。在去湖南途中跟湖南人楊端六學習湘語，不到一周，在譚延闓會見羅素時，趙元任竟能把譚的湖南話譯成英文。10月26日羅素演講時趙用湖南話為其翻譯，演講後有聽眾到台前問趙：“你是哪縣人？”（《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2頁）提問者把趙當作了湖南人。如今流行一種說法：羅素每到一地演講，趙元任即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當地人均以為趙元任是他們的老鄉。這不免有點誇張，至少還沒有書麵材料表明，趙元任陪同羅素在南京時用南京話為羅素演講做翻譯，盡管趙元任少兒時在南京住過三年，憑他的語言天賦，應該會說南京話。再者，所到之處，當地人“均以為”趙氏是他們老鄉，也找不到可信的證據。
因見女友而遲到。為羅素當翻譯之前，趙剛剛解除了舊式的婚約——與一個從未見過麵的女孩子定的親。幾乎同時，趙認識了在北京開醫院的楊步偉（韻卿）和另一女醫生李貫中（韻嫻）。趙為羅素當翻譯期間，也正是他的愛情誕生與成熟的季節。據楊步偉的回憶，趙當時常常往楊步偉和李貫中合開的森仁醫院跑。楊曾對趙說，醫院事多，沒空陪他。趙表示陪不陪都沒關係。他說，給羅素翻譯一般都是在晚上，所以白天比較閑，而且他跟羅素一樣，也不喜歡那些應酬。（楊步偉《我們的結婚》，載《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66頁）實則趙當時恐怕主要不是太閑而常來醫院，而是因為有愛情的動力。一次羅素在師大演講，趙因為與楊步偉見麵，誤了一點時間。看到趙跟女孩一起晚到會場，羅素輕聲對趙說“壞人、壞人”。這顯然是幽默。（《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3頁）後來，趙在楊步偉和李貫中兩位姑娘之間選擇了前者，到了羅素演講接近尾聲，趙元任與楊步偉的愛情終於瓜熟蒂落，喜結連理。為羅素女友翻譯出現口誤。一次，趙為布萊克做現場翻譯。布萊克提到“unmarried men and unmarried women”，趙譯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引起大笑，布萊克問他大家為什麽笑，趙說現在沒時間跟你解釋。（《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3、164頁）趙自己後來說，是看到楊步偉跟李貫中走進演講會場來，一走神就出現了口誤。
女友拿趙跟胡適PK。杜威與羅素的訪華和係列演講時間、地點上重疊了很大一塊。杜威於五四運動爆發的前5天來到中國，早於羅素1年4個多月。（周惠斌《1919-1921：杜威在中國》，《中華讀書報》2011年1月19日）。但是，他們同一天離華。兩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活動，兩邊的主講者和譯員都是超一流學者，當時京城的青年學生可以一天之內，聽了杜威的，再去聽羅素的，看來有時雙方不免有點打擂台的味道。為他們做翻譯的趙元任、胡適這一對康奈爾昔日同學在暗中較勁兒也未嚐不可能。兩位譯員都是天資極高的青年才俊，但各有相對的優勢和不足。胡適5年前就在哥倫比亞大學成了杜威的嫡傳弟子，而趙元任此前從未與羅素謀麵，因此就對主講人所講內容及其背景的熟悉程度而言，胡適略勝一籌，或者說占了些便宜；然而畢竟10年前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生時，趙總分第二，胡則屈居第五十。（尼克《王浩和他的朋友們》，《東方早報》 2011年10月9日。一說胡排在第55名，據張昌華《教我如何不想他——趙元任和楊步偉》，《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因此，趙的天資至少不遜色於胡，而且在語言造詣上，趙一定高過胡，這可以以胡適自己的留學日記為證：“元任辨音最精確，吾萬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暉室劄記”卷15第1108頁，《胡適留學日記》，商務印書館1937年）胡適雖然說的是辨音之事，但也可見趙的語言功夫之高。可能因為趙是語言學家，過於注意遣詞造句，字斟句酌，反而多少有些束縛自己，因此沒有胡適那麽灑脫。上文說到趙元任翻譯時出現“男嫁”、“女娶”的口誤，演講完後楊步偉對他說，胡適的翻譯“目空一切，自然的很。你為什麽要緊張？”據說，胡適知道楊的這一番話後頗為得意。（楊步偉《我們的結婚》，載《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64頁）趙元任有超群的語言天賦，為卓越的演講家羅素翻譯，自然是理想的搭檔。羅素出口成章，常不乏幽默；趙氏應接自如，語言洗練。羅素有時說出這樣的句子：“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欲證無思則需多思）這兩個thought 多少有些難為他的年輕的翻譯了，而趙元任覺得這樣的文字遊戲還“較易翻譯”。當然，有時趙也會感到“頗為困難”（《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3頁），例如，羅素說：“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What is mind? It doesn’t matter! ”按照修辭學的術語，羅素在短短的十來個詞的句子裏居然巧妙地運用了雙關和近似頂針和回環等三種辭格，可謂令人回味無窮。在中文翻譯裏，如果要很好地傳達原意，就極難同時保留與原文一樣的修辭格。趙的翻譯如下：“什麽是‘物質’？不足掛齒；什麽是‘心意’？無關重要。”逗人的修辭格是沒了，但是還是相當自然的。趙元任不太拘泥於原話，有時有自己的發揮、引申，為羅素的演講增加了感染力。他說，“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眾反應。”（《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3頁）看來，趙對翻譯實為第二次創造有深刻體會。由於趙元任有多學科的深厚功底，他覺得翻譯專業的內容並不難，特別是能見到演講提綱時就更輕鬆些。他感到最難翻譯的是客套話，在自傳裏兩次提到這一點。回憶這段譯員經曆時，他還說過，翻譯近義詞比較麻煩，如talks, discussions, conferences，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想出近乎同義的幾個不同的詞。（《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1、129頁）冬去春來，鶯飛草長；花開花謝，夏來暑襲。9個月的相處，使年輕的趙元任與羅素成了很熟悉的朋友，到了後來，他們之間已經很隨便，開玩笑也司空見慣了。趙元任曾指著一張照片對羅素說，照片裏的羅素很像“瘋帽人”（Mad Hatter），羅素回應說趙是“妙想天開”。（（《趙元任生活自傳》第 129頁）“瘋帽人”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裏的人物，這部名作的譯者就是趙元任。早在上海剛見到羅素時，趙在日記裏寫道：羅素跟自己從照片及描述中得到的印象很吻合，又顯得更強壯些，更高大些，儀態更為優雅。趙在後來這樣評價羅素：他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趙元任生活自傳》第125頁）在保定時，條件較差，在沒有生火的大禮堂裏演講，為了表示對聽眾的尊敬，也是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羅素每次堅持脫掉大衣。趙認為是因為羅素那次受凍了，導致大病一場。在自傳中述及此事，趙氏對羅素的敬佩溢於言表。遺憾的是，筆者尚未見到羅素對他的這位譯員的評價。恰如有人稱泰戈爾的中國巡回演講為“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孫宜學《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泰戈爾來華演講與論爭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羅素的中國之行似乎也留有遺憾。親曆者對羅素的一次演講有如是記載：“那次是羅素在師大的首次講演，題目是：物質是什麽？開講前，一間特大教室已經座無虛席，連人行道、窗台都擠滿了人。羅素和翻譯趙元任一同走進教室，全場掌聲雷動。羅氏開講，分析物之為物，講辭甚為抽象。約十分鍾後，聽眾隻剩下一半了。講到關鍵環節，羅氏發問：‘我們何以知道那塊桌布下麵有張桌子呢？’聞此，聽眾又走了不少，後來隻剩下二三十人了。由此可知，當時學生對羅素的講演，能聽懂的應是少數，大多是慕名而來。”（孟凡茂《羅素與清華——何時來訪，有無演講？》，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358.html，2009-06-23發表）顯然，這次不成功的演講，趙元任成了最有發言權的見證人。曲高必然和寡，或許大哲人羅素不大了解他的中國聽眾。這位西方偉人當時應有些許尷尬，至於作為現場直譯的趙元任，是否也有一絲悵然？ 然而，無論如何，羅素來訪及其一係列活動，讓剛剛經曆過五四洗禮的中國學界開拓了視野，增進了對西方世界和新派學術及思潮的了解。趙元任，這位中國20世紀最傑出（沒有“之一”）的語言學家在這一背景下為羅素作隨行譯員達三個季度之久，在傳播羅素思想、加深羅素乃至當時整個西方對古老中華文明的了解等方麵，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20世紀中國文化長廊裏，“趙元任”與“羅素”無疑是緊緊鑲嵌在一起的兩個閃光的名字。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