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的布置
我的小屋是近於方形，唯一一扇雙開的窗戶和門相對，在房間中部。房間寬度小於床的長度，床隻能橫放在窗戶一側。為了窗戶好開，陽光進來，隻能用單人單層床。我到校產科借了一張木製雙層床下鋪的單人床，三個凳子和一個小書架。床腿高，下墊四塊磚，大箱子放在床下，箱子上放些雜物。在床頭床尾的高木架上拉一條繩子掛衣服。借的三個凳子和母親給的小半塊鋪板，拚在單人床邊形成我們的“大”床，幸虧我兩不胖，可以睡下。
母親給我一個放衣物的三鬥小櫃，緊靠在床頭；借來的小書架，緊挨床尾，放書和各種用具。油鹽醬醋放在門後地上，以免翻倒把其它東西弄髒。門後打上兩個釘子拉了一條繩子，用它掛毛巾及剛洗的小件衣物。
三鬥櫃的台麵即是飯桌、又是書桌、做飯時放切菜板切菜、切肉。念書時最痛苦，由於腿沒法伸直，坐久就麻了。後來我想了個好主意，把上麵抽屜拉出一半放塊板子當書桌，雖然桌麵矮了一點，但腿不麻，可以坐得住。坐姿舒服多了。
小屋的門正對著床。門一開，屋內一切暴露無遺，一點隱私都沒有。如果一人躺在床上，另一人想出去，隻能開小半個門，擠出去。思想必須周密，盡量在睡前辦完全部事項，躺在床上後，不再開房門。
文革期間每天必須按時到辦公室，去學大部頭著作及開會討論。所以早上是搶占廁所的”激烈戰鬥”時刻，他們各自以家為單位來搶。一人搶到一家大小陸續進出，直到用完。所以我必須早起完成大、小便，然後到廚房洗菜池洗漱，做早餐。起晚了上不了廁所，隻好上班時到辦公大樓上廁所。幸虧我丈夫在遠郊區科研所工作，兩周休息一次，周末回來住兩晚，不用參加這激烈的搶廁所戰鬥。
母親來避難
雖然1962年母親就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退休，但1966年文革時仍然被抄家批鬥多次。人大造反派把家清空，辦了“老妖奢侈生活展”。母親住在這空無一人的、毫無生氣的、沒有家具的、空房子裏。那時妹妹住集體宿舍，姐姐住在軍事博物館附近姐夫分的房裏。就我離她最近。丈夫又經常不在，她希望到我這裏住一段時間。
那是1967年夏天，她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來到我家。她不知道這裏作飯條件太差，上下午我必須去上班，沒時間作，隻好從食堂打回來，三頓飯都是這樣湊合著吃。
她從沒想到我家是如此之小，我們床的寬度和她在燕京時從美國人那裏買的寬單人床差不多。她很不習慣和我擠在一起睡。她又常起夜，母親睡在外側，她的部分熱量傳到我這裏側，外牆擋住了熱量的散發，不能像我單人睡那樣兩麵散熱。溫度極高，實在悶熱，又不能開門，隻好打開全部窗戶。我正睡在窗下，雖然穿著夏天的睡衣，但夜裏的賊風還是進一步傷害我的腿關節，並且還得了熱傷風。
開始我隻是當作一般的感冒來吃藥，母親看我病了，且住在這狹小的屋裏實在不舒服。不到兩周她就走了。我想我的病會好得快一點，就沒繼續好好吃藥。這樣就落下了病根，很易感冒，關節經常疼痛。
哮喘病了
1968年九月天氣極好，我們幾位經常遊泳的同事相約，去學校遊泳池，享受這夏天最後一次遊泳。泳池水剛換過，太冷，又放入大量漂白粉消毒，我對漂白粉過敏，再加上著涼，咳嗽越來越重，發展成咳喘病。無論學習、開大小會我都無法控製、無法終止、猶如狂犬的咳嗽。直到嘔吐才告一段落、與會者個個聽著這嘔吐聲，甚感惡心。主持學習和開會的頭頭，隻好允許我到室外咳，也許我請假去看病。西藥不管用，就看中醫，先在校內，後到北醫三院、西苑中醫研究院、東城寬街北京中醫院和廣安門外的中醫研究院等，看了許多中西醫，吃了各種中西藥、正方及偏方，花了半年多時間都治不好。
住在這裏實在受罪，但已不能搬回集體宿舍了。
我想這狹小的房間是得病的罪魁禍首，怎能搬走呢？學校的規定是按資曆和人數分房，資曆很難變，隻有增加人口。想離婚的念頭一直沒斷，不願意讓孩子生在這不和諧的環境裏，這時為了能換房，我隻能改變想法作要小孩的打算，今後必須打消離婚的念頭，讓小孩生長在正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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