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秦暉《走出帝製》
秦暉是著名曆史學者，他的著作《走出帝製》是研究中國清末社會轉型曆史的文集。書中有很多發人深思的灼見。
中國在民國就站起來了：中國是否站起來了，主要的評價要看: 第一，獨立的程度，是像偽滿、汪偽那樣完全的“兒皇帝”，或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樣基本是外國代理人，還是像國民政府那樣基本上獨立自主，隻是在“弱國無外交”的情況下，才有對外妥協之舉？第二，對外依賴的代價，尤其是在一些明顯有損於中國、卻有利於自己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問題上，持何種態度？第三，正確的世界站隊尤其重要。民國的兩次世界大戰站隊，都站對了，確定了中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世界四強的地位。國民政府廢除了列強的不平等條約, 關稅自主並收回了除香港澳門之外的租界，從蘇俄手裏收複了新疆。
中世紀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帳汗，靠蒙古人撐腰，狐假虎威地統一了羅斯諸國——包括擊敗了不肯屈服於蒙古人的同胞諾夫哥羅德，最終把衰落的金帳汗國也打敗了，莫斯科公國就是靠這種不光彩的辦法，成功崛起，變成了沙俄帝國。其實這隻是見風使舵的投機。隻是因為後來主子衰落了，他就趁機踹了一腳，反客為主。如果主子不倒，他就甘心當奴才。就像如果斯大林不死，毛也不會與蘇聯翻臉。
從這個角度評價，和蘇聯鬧翻前的中共還是跪的。否則不至於為消除主子的疑心，就主動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抗美援朝。毛澤東宣布全麵倒向蘇聯並反美的政策，在世界格局中錯誤站隊，造成中國至今與世界為敵的地位。
雅爾塔的後果：1950年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最後答應了毛的要求，以新中國接受雅爾塔會議的結果為條件，換得蘇聯承諾歸還旅順和大連與中長鐵路。 但是斯大林非常惱火。改變了他此前一直反對金日成對南朝鮮用兵的立場，告訴金日成可以發動戰爭。而中國卷入朝鮮戰爭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蘇同盟”。
民國時期的主要外患來自於日、俄。而其他西方列強則向中國歸還了以前侵占的權益。日本的二十一條，五卅慘案，五三濟南慘案、九一八事件、七七事變和日本全麵侵華。蘇俄的中東路事件、煽動蒙古獨立、侵吞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日本戰敗後搶占東北資產、扶持盛世才作為代理人侵占新疆，雅爾塔會議蘇聯繼承日本的侵華遺產（以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以及承認蒙古獨立，作為對日作戰的條件。美、英在對日作戰中，犧牲比蘇聯大得多，但都沒有如此要求）。美國主持的華盛頓會議糾正了凡爾賽會議的錯誤。美國帶頭在舊約未到期時主動改訂新約，廢除與清國簽的不平等條約。美國力挺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五大國。英國在美國的說服下，勉強接受中國，而蘇聯則堅決反對。但是1949年後中國卻全麵倒向蘇聯，反而與友好的西方國家為敵。
英國和其他封建製為什麽絕少改朝換代？英國曆史上有政治變革、製度轉軌、社會動亂, 發生過黑死病、大憲章、百年戰爭、玫瑰戰爭、光榮革命、英國內戰，但都沒有改朝換代。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諾曼征服至今，一共出現四十一位國王，都有威廉一世的血統。“封建”製下的王朝幾乎都是如此。如波蘭，隻有皮亞斯特和雅蓋洛兩個王朝。無論在血緣上還是政治宗教上，雅蓋洛王朝都是皮亞斯特王朝的延續，立陶宛王雅蓋洛入贅繼承了皮亞斯特王朝成為波蘭國王。而中國曆史上經曆了二十六次改朝換代，平均每個朝代的統治不足百年。
悖論是皇權越大，越容易改朝換代。封建製下，君權受限，逐鹿者鮮，王位爭奪隻是王室內部家事。“封建”時代的“虛君”不靠壟斷權力來維持，人們對之有脫離權力的敬畏乃至敬愛。而在由傳統向現代化演進時，走向和平立憲的道路也比較容易。
其他
國民黨政府在越南受降時，支持越共，反對法國，後果是北越南共產化。事實上，後來法國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是西方各國中最糟的。大陸易手時，國民黨敗軍退入越南，受盡法國虐待，後來法國在西方列強中首先拋棄台灣，與新中國互派大使，都與這一段曆史有關。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短視影響了東南亞局勢。
譚嗣同認為，專製的國家強大了反而是禍害，還不如不強大。幸虧中國不強大，如果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不但君主為禍，而其他人種將無活路了。他說西方軍隊打敗中國防止中國禍害民主國家。主張“先民主，後強國”。這是“人權高於主權”在中國最早的表述。
秦暉用一句入木三分的話形容當今中國：“小富即狂”。
理想主義隻能要求自己，一旦用來要求別人，就很危險。個人貢獻是高尚行為，哪怕是烏托邦的理想。但是如果要求別人，這個性質就完全變了。每個人都有平庸的權利，別人不能強迫他人高尚，底線是他不去害人。 “高調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若能持守，不逾底線，低又何妨。”楊朱主張“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罵他的人說他很自私。但楊朱是個人自由主義：我的一毛我做主，是我的自由。為天下拔自己的一毛是崇高的，值得敬仰，但敬仰不能成為侵犯個人權利的借口。不能以利天下為理由來拔別人的一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