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到一篇博文，《不知進退，終累一生》（博主藍山清風））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139/202102/25020.html
寫得很好，深具人生智慧，讓人印象深刻，很受用！
當然更大的問題在於：道理好多人都懂，真正做到更難。尤其在喧囂的國內，樹欲靜而風不止，大環境如此，會裹挾著個體。
藍山清風最後警示：“超越自己能力的追求，或者任其野心無限膨脹，最終都會付出沉重代價。”
筆者非常認同。
這讓我想起了文革中北航的早期領袖之一戴維堤，他曾經出版過自傳回憶錄《逝者如斯》
https://www.doc88.com/p-8542943331085.html
在第39章（附後）他撰文寫到，“中央給北航紅旗發了一張請柬。請柬是我去領來的，中央要求北航紅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進住中南海，並於10月1日登天安門城樓見毛主席。這張請柬並未點誰的名，一切由我決定。按常理，作為當時北航紅旗的一把手，理應由我代表北航紅旗去，同學們也一致要求我去，沒有任何疑義。”----但是他最後覺得自己能力有限，自我罷官，放棄去天安門，讓給他認為更有能力的韓愛晶去，在天安門城樓上，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了全國英模代表和紅衛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朱成昭。韓愛晶迎來了他的高光時刻。但是禍福相依，韓後麵被判刑15年，也受了牢獄之苦，好在當時政治清明，1987年韓就得以釋放，當局還承認韓學曆並給了出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7%88%B1%E6%99%B6/9929511?fr=aladdin
當然韓後麵撰文對戴維堤的描述表示異議（也附後）
作為後人，僅僅憑兩人的自述我們無法確知曆史的真相。但從前後對照，也沒有太多的當事人站出來質疑來講，戴沒有爭著搶著上天安門的基本事實可信，是不是讓，有沒有資格讓另說，關鍵戴後來過上了平平安安的日子。
而韓則應了藍山清風警示的那句話：“超越自己能力的追求，或者任其野心無限膨脹，最終都會付出沉重代價。”
而且都進入暮年，韓的文章依然很有戰鬥氣息與戴維堤的回憶文章相對平和形成鮮明的對照。
北航紅旗戰鬥隊——北航紅衛兵領袖戴維堤「口述歷史•文革往事(第12集)」【陽光衛視20週年經典展播】 - YouTube
附： 戴維堤自傳回憶錄《逝者如斯》第39章
39）讓“請柬”韓愛晶上天安門
在國防科委大門口“揪”工作組行動中，北航紅旗湧現出了許多“精英”，這些精英後來都成了北航紅旗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其中首數韓愛晶。
韓愛晶是江蘇漣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飛機炸死了，母親是新四軍老戰士，繼父也是老幹部。他1964年考入北航，是發動機係的，文革前他已是入黨積極分子。他艱苦樸素，學習刻苦，善於思考，沉默寡言，本是個不錯的學生，決非像某些人所說的文革前就是壞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對工作組有意見，積極參與了反工作組的活動，也受到了工作組的打擊，但當時並不很出名。他之所以後來成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純屬偶然。
1966年9月29日，鑒於北航紅旗28天28夜揪工作組的“卓絕戰功”，中央給北航紅旗發了一張請柬。請柬是我去領來的，中央要求北航紅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進住中南海，並於10月1日登天安門城樓見毛主席。這張請柬並未點誰的名，一切由我決定。按常理，作為當時北航紅旗的一把手，理應由我代表北航紅旗去，同學們也一致要求我去，沒有任何疑義。
我拿著這張非同尋常的請柬，心裏頓時似波濤洶湧，百感交集，千言萬語湧上心頭。我，一個貧農的兒子，烈士的遺孤，一個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個共產黨撫養長大的大學生，現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門見毛主席，這不是做夢吧？我想起了被敵人活埋的父親，想起了苦命的母親，想起了雙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二老爺，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這個喜訊告訴他們分享。
但是，事情並非這樣簡單。麵對這張沉甸甸的請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隻要我一上了天安門，見了毛主席，“北航紅旗”這個一把手我就要當下去了。可是，我卻覺得，是該辭掉這個一把手的時候了。對天發誓，我當時不想當官。（注：後來想當官也當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當時口吃毛病剛改，但口才仍不佳，麵對以後很難預料的複雜局勢，我將很難應付，幹不好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廣大紅旗戰士。至於別的，我確實沒有想太多，更談不上有遠見之明、激流勇退之說。
我從小急脾氣，做事幹淨利落，從不婆婆媽媽，但有時考慮問題不周，常有失誤。唯獨這一次，不知為什麽，我考慮太多、太多。是上蒼有靈，還是第六感覺起了作用，我也說不明白。
於是，我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我寫了一張自我“罷官”的告示，又把大家召集起來，鄭重地宣布：“中央給我們北航紅旗的這張請柬，我建議讓韓愛晶同誌代表北航紅旗去。韓愛晶同誌文革以來表現不錯，他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強。從今天起，我建議他當一把手，我決定辭去北航紅旗總勤務員職務，當一名普通紅旗戰士。”
我的話還沒講完，大夥兒就炸開了鍋，大聲喊：“不行不行，應當你代表北航紅旗上天安門，應當你去！”韓愛晶也堅決不幹，堅決讓我去，我固執地大聲喊：“別說了，就這樣定了。”
以上這段曆史，發生在1966年9月29日晚上，地點在國防科委大門口附近的體育館裏，在場的北航紅旗戰士有一百多人。
當時許多人為我惋惜。他們從文革一開始就同情我，支持我，為此都挨了工作組的整。他們當時對韓愛晶還不大了解。也有的人被我的行為所感動，握著我的手緊緊不放。
韓愛晶個子較高，身材瘦弱，講話聲音有些嘶啞，但能言善辯。他不修邊幅，衣著隨便，記得當時他頭發長長的，幾個月沒理發了，胡子拉喳的，赤腳穿一雙破涼鞋，一根鞋帶還斷了。我立即派女同學去給他買了一雙新鞋子，又找人給他理了發，把他送進了中南海。（注：上述情節據說有人看了本書後否認，對此我隻能表示吃驚和遺憾。）
1966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紅旗辦公室裏，接到了一位新華社記者打來的電話，詢問核實北航紅旗今天誰上了天安門。我回答：“是韓愛晶。韓信的韓，愛情的愛，結晶的晶，三個日字的晶。”
這天上午，在天安門城樓上，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了全國英模代表和首都大專院校真正的紅衛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朱成昭。消息立即傳遍了全國、全世界。
所謂的“五大學生領袖”就這樣登上了中國文化革命曆史的政治舞台。後來，地院朱成昭很快下台，換成了王大賓。
關於“五大領袖”的提法，最早出於毛澤東之口。後來有人可能怕”犯忌”，改叫“五大學生領袖”。但有人認為北大聶元梓是老幹部，不是學生，便仍稱為“五大領袖”。
韓愛晶登天安門見毛主席之後，正式成了“北航紅旗”一把手。
後來的曆史讀者都知道了，我這張請柬為韓愛晶換來了15年重刑。我經常覺得，我對不住韓愛晶，客觀上是我害了他，他當了我的“替罪羊”。雖然韓本人在後來確實犯了許多錯誤（說實在話，有些錯誤實在沒法不犯），特別是後來北航批鬥彭德懷時動手打過彭德懷，但如果不當北航紅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見不到彭德懷，也就犯不了這個錯誤。我始終認為，是我坑了他，所謂好心辦錯事，真正是也！（筆者注：關於以上這段鐵的曆史事實，某些人持懷疑態度，認為不太可能。許多人認為造反派都是官迷，有些人造反就是為了混個官當當。對此，我隻能說，真正的造反派並不都是“官迷”。我是用自己的良心和心血寫回憶錄，不是寫小說。當年在場的老紅旗戰士除了祝春生外，其他人都還活著，都能證明這件事。連多少年後某些人給我定案做結論時，也把我曾是北航紅旗一把手作為罪狀之一。）
韓愛晶：北航紅旗成立經過
文化大革命時，北航紅旗聞名全國，實際影響及曆史作用非常獨特。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對北航紅旗極為看重，北航紅旗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戰鬥隊。
北航紅旗的成立也非常特殊，比如，我們和清華井岡山兵團的情況就根本不同。清華蒯大富個人作用與影響很大，先有蒯大富出名後有井岡山兵團。而在北航，幾乎是先有北航紅旗這個戰鬥集體，後有我這個勤務員。而我後來鑄成大錯，愧對北航紅旗。
北航被工作組整得最厲害的學生是石興國，相當於清華的蒯大富，他比我高一年級，比我冷靜成熟。還有個學生叫曹偉康，瘦小文弱，他跟工作組鬥爭不屈不撓，讓人非常佩服。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北航代表持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參加大會的就是石興國和曹偉康兩個學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戴上紅衛兵袖章，接見百萬群眾。8月20日，北航對工作組有意見的同學成立了北航紅旗戰鬥隊。我們成立的過程是由下而上，上下結合，同時實行巴黎公社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各級負責人。當時各班各係紅旗奮起，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
最早的北航紅旗戰士是屠海鷹、匡正芳、張依立。在北航紅旗正式成立之前的8月18日，他們參加天安門大會後，就在市裏買了紅布，當晚張依立用黃線鏽字，做了七個紅旗袖章。屠海鷹、匡正芳8月19日上午就戴上了北航紅旗袖章。
石興國以及類似石興國挨整的一些學生骨幹也自發串聯、開小會，組建紅旗核心層，為全院成立統一的紅旗做工作。
1966年8月19日，田東同學貼大字報，公開號召成立北航紅旗，許多班級的紅旗已經自發組成，大字報區到處可見紅旗符號，在總勤務站還沒組成的情況下，北航基層已經遍地紅旗招展。這個情況與蒯大富在清華成立井岡山兵團完全不同。
北航學生絕大部分都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軍人家庭，他們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投身文化大革命。北航紅旗戰士的出身幾乎都是紅五類。那些出身於市民或知識分子家庭就算差的了。因此血統論在北航紅旗並無多大影響，這與清華也不同。
北航紅旗實行巴黎公社全麵選舉製。班、係、院三級，一層一層選舉，不像清華，蒯大富當然就是井岡山的一把手，由他指派總部委員。
北航紅旗每個係推舉兩人到院裏總勤務站，加上教師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個人，形成院一級的領導核心。我隻是這個核心成員之一。
據我回憶，各係推舉參加院總勤務站的有：胡少南、邵仲威、屠海鷹、匡正芳、韓愛晶、何金國、杜小慧（女）、杜玉榮（女）、石興國、戴維堤、劉金榮（女）、仇北秦、杜璉、黃銘鈞等。另外，還有教師朱尚祥、張樹泉（女）；工人李樂、靳晶印等，
總勤務站開會的時候，大家一致認為:一切活動都要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和發揮每個紅旗戰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石興國提議：北航紅旗的領導機構，不采用司令部製，實行勤務員製。各係紅旗戰士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表——係勤務員，由他們組成北航紅旗院級領導機構 “總勤務站”。勤務員隻有分工，不分次序。北航紅旗成立之初從法律程序上講沒有明確過常委，也沒有明確過一把手、二把手。但無論從影響上講還是根據總勤務站實際情況，最開始的時候，石興國是主持全麵工作的。我在校外、在國防科委門口負責那裏的鬥爭。
“勤務員”、“總勤務站”的名稱後來被全國各地許多群眾組織采用，始於北航，創造者是石興國。
有個戴維堤同學，是北航紅旗老戰士。他寫文章說：大家一致推舉北航“十大牛鬼蛇神”之一、曾寫血書明誌的烈士子弟戴維堤為“北航紅旗”的總勤務員，並擔任總召集人。其他幾個總勤務員還有何金國、井崗山、田東、韓愛晶、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鷹等人。
這個說法是自我吹噓加主觀臆造。與事實根本不符。
1．北航紅旗成立之初從法律程序上講沒有明確過常委，也沒有明確過一把手、二把手。
2．根本沒有推舉戴維堤為“北航紅旗”的總召集人。戴維堤當時也有相當影響，他腹中有文采，字也寫得漂亮，但根本不具備召集會議、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質，生性如李逹，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缺乏組織能力。
3．無論從影響上講，還是根據總勤務站實際情況，最開始的時候，石興國是主持全麵工作的，石興國具備召集會議、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質。
4．田東是北航紅旗的公開發起人、按照田東的影響，完全可以擔任北航紅旗院勤務員之一。但在三係選舉兩人進院總勤務站時，田東表示自己不願意當頭頭。這樣，三係選韓愛晶與何金國參加北航紅旗院總勤務站。但有時搞重大活動時，田東也常參加重要討論。
5．侯玉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務員，四係院勤務員是杜小慧和杜玉榮。後來杜小慧對運動有看法，她向我舉薦侯玉山，經過改選，侯玉山才進入院總勤務站。
6．當時，井崗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務員。九係選進院總勤務站的是杜璉和黃銘鈞。而井崗山當時是北航紅旗延安遊擊隊隊長。
戴維堤同學還寫文章說：“自從我‘自我罷官’把一把手讓給韓愛晶後，我當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紅旗戰士，”這個說法同樣是自我吹噓，實在太不自重。
戴維堤同學說什麽“自我罷官”？真荒唐！當時，北航紅旗正處在最艱難日子，正在進行二十八天二十八夜鬥爭，戴維堤同學動搖迷茫，臨陣避險。在鬥爭火線上貼出一張告示，表白說：辭職也能幹革命。實際無人在乎其退出，隻能成為笑柄。北航紅旗翻身後，又進行巴黎公社式改選，他連基層勤務員都沒當上。北航紅旗是大民主選舉，豈是戴維堤同學自吹的讓出一把手，他憑什麽有權指定誰當一把手？何況他本來也不是一把手。
直到1966年10月4日，我們北航紅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選，才產生五個常委:韓愛晶、井崗山（現名：井然)、田東、仇北秦、杜玉榮。這時才明確我為一把手。石興國雖然沒擔任常委，但一直擔任院勤務員，同時擔任五係勤務站一把手。
北航紅旗決定重大問題都要召開大會、小會、包括全體戰士會，凡事少數服從多數。之後還進行過幾次改選。我作為北航紅旗主要負責人，在複雜的鬥爭中，因自身素質跟不上要求，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某些成員幹擾，左傾盲從，出了不少問題。使北航紅旗做了一些錯事、傻事。這是後來的事。我辜負了曆史重托，愧對北航紅旗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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