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大相隱於世
作者：徐曉
劉迪
（1950~2011）
第一次見到劉迪是1978年年底，在位於虎坊橋的東方飯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寫作組的所在地，劉迪是寫作組的成員之一。向我介紹他的人說，他就是“四五”天安門廣場上的“小平頭”。
這場事件我本人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受，事件發生時我正因一樁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案”被關押在城南的半步橋看守所。“四五事件”發生時，看守所裏一片騷動，白天黑夜都有人進進出出，開門鎖門的聲音不斷。為了防止犯人趴窗向外看，監獄當局很快就把窗戶塗上了墨汁，僅有的一小片藍天從此成了黑色。直到幾天後恢複了每晚的《新聞聯播》，才知道外麵已經是天翻地覆，半步橋看守所從此而聞名於世，因而也失去了神秘感。劉迪雖然與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識，但因為我們曾經是半步橋的鄰居而倍感親切。
劉迪生於1950年，求學經曆極為簡單，先是北京實驗小學，後是北京第二中學。在應試教育的今天，這兩所學校仍是家長們的首選。1968年，劉迪赴山西定襄縣插隊。八年的知青生活，不僅讓他體驗了底層百姓生活的疾苦，也開始從書本中接受了啟蒙思想。
小學同學。左起武宗夏、葛和華、劉迪、王驥、劉迪的弟弟、楊洋
1976年2月，劉迪回京辦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續，本打算辦完後回定襄取行李而後徹底告別農村的，卻因為延遲了在京時間而趕上了4月的“天安門事件”。
人們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為熱愛，因為惋惜，比如喬布斯。而中國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題發揮，背後有著更複雜更深層的原因。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於詩意的一個春天，紀念碑周圍花圈如海，連鬆牆上都紮著白花，到處貼滿了手抄的詩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鬼”即指四人幫，“雄傑”即指當時的總理周恩來。
當年天安門東南角有一座三層灰磚小樓，後因為建設毛主席紀念堂而被拆除，紀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鬆林，穿過這片鬆林正好到達小樓。小樓是警衛部隊的營房，被臨時用做“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指揮部。四月五日清晨，群眾看到紀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紀念碑四周被軍人和工人民兵圍起來，還設了警戒線。於是，被激怒的群眾更踴躍地走進廣場，集中在紀念碑前，聚集在小樓前麵。人們質問：為什麽不準悼念周總理？是誰的指示？此外，群眾要求歸還那些被轉移的花圈。還有人在宣讀《告士兵書》：“你們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們的糧食是農民生產的，你們的槍是工人製造的，你們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
這時，有一個青年拿著半導體話筒重複地大聲喊：“大家不要擠，我們不是來鬧事的，是要花圈、要戰友來的。第一，不許打人；第二，不許破壞公物。”這個喊話的人正是劉迪。在這場運動被鎮壓之後的許多天，人們都會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著名的播音員用圓潤渾厚的嗓音向全國人民播報：“一個留著小平頭的家夥……”自此，這個命名成為了劉迪的代號。
據後來在廣場上的目擊者回憶，當時，廣場上共有兩人拿著半導體話筒，一位是宣讀告士兵書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後來他與另外四人作為群眾談判代表進了小樓。另外一個拿話筒的是戴黑邊眼鏡穿藍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廣場上發揮了重要的指揮作用。本來，劉迪並非現場的組織者，也不是有備而來。他看到警察正向一個拿話筒的青年靠近，於是一把奪過話筒讓他快跑。由於劉迪的掩護，這個人沒有被捕，在整個事件平反之後他也一直沒有出現。
這裏，體現了劉迪的兩個特質。
首先，他是為了幫助那個無名青年而不是為了做群眾運動的領袖才衝上去做了現場指揮。以後幾十年的交往都說明，劉迪是個絲毫沒有野心的人，不到萬不得已，他從來不出頭露麵，但卻經常在危險時刻代人“受過”。
第二，麵對如此偶然發生的群眾運動，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能在現場發出這麽理性的聲音，說明劉迪有著極高的公民素質和超前的思想修養。如果知道紅衛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麽，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態中，中國的百姓是怎樣盲從地被利用，就知道劉迪在現場的表現是多麽難能可貴。
在“四五事件”發生三十年後，劉迪在接受采訪時說：“當時許多人都把自行車牌摘掉，這種行為本身表明了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是要失敗的，如果認為要勝利那還摘車牌幹什麽？”當時，北京警方因為沒抓到這個留著小平頭的符號式人物，轉而控製了劉迪的父親，試圖讓他交代出兒子的行蹤。據劉迪的姐姐回憶，父親當時對警方說：“有劉迪這樣一個兒子我很驕傲。”而全不知情的劉迪，離開廣場之後，便去了外地雲遊。
按照劉迪的為人，如果知道父親因他而受到威脅，他一定會主動自首的。在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時候需要你在親情與正義麵前做出選擇，所以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關於出賣的故事，常常會譴責那些道德低下的出賣者。殊不知，這種非常態的考驗對於人性其實是極其殘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緝令，各地都非常警覺。劉迪在泰安趕火車時，因為沒有手表幾乎誤了火車班次，行色匆匆中被執勤者攔下詢問。雖然通緝令上劉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緝令上的照片卻暴露了他的身份。於是，在事發三個多月後，劉迪落網，被關在了半步橋監獄。
劉迪出獄後，父親得知他是因為沒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專門為兒子買了一塊手表。這是同樣懷有赤子之心的一對父子，又何曾不是正義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被抓。
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講的是魯迅在《三月的租界》裏痛斥的一個化名狄克的人，說他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幹著反革命的勾當。牢房裏的人雖然不是每個都知道狄克就是“四人幫”之中的張春橋，但也聞出了氣味，頓時有人高聲朗讀蕭軍《八月的鄉村》和魯迅《三月的租界》。第二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四人幫”被抓的消息。
從11月初開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陸續出獄。我的案件雖然與此案無關，但也被算作“反四人幫”的冤案於12月底被釋放出獄。且不說這一事件對於徹底結束“文革”、對於中國現代化曆史意味著什麽，僅就對我個人來說，它起碼改變了我的遭遇。否則，不知我還會被不明不白地關押多久。
從後來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當時被抓的共388人。這些人被放出來後並沒有馬上得到公正的結論。從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社會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聲不斷。北京大學等地貼出了許多大小字報，“天安門事件不平反，八億人民心不安”的大標語和“人民萬歲”的傳單出現在王府井等繁華的街道上。人們將酒瓶掛在樹枝上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當時，因為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而發生的案件共86起，抓捕16人。其中包括孫維世的侄女、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孫泱的女兒和原國民黨將軍程潛的女兒。
在廣大群眾生生不息的反抗聲中，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複鄧小平的工作。1978年8月9日，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樂部召開“首都青年與‘四人幫’鬥爭英雄事跡”報告會。9月至11月，各報陸續刊登了《天安門詩抄》以及相關英雄事跡。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央還未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前新聞媒體的自發行為。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該次會議的公報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至此，參與“天安門事件”的和呼籲平反“天安門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員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懷周”（北京外國語學院部分教師的筆名）為主，組成十一人寫作組，編寫《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意在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回來。劉迪成為該寫作組成員，經常在寫作組駐地出現，我也得以在那裏與他相識。該書於1979年4月完稿，10月出版。
劉迪
我試圖描述這一事件的全貌，是希望從這一曆史過程中看到劉迪和他的朋友們都做了什麽。那是一場有百萬人參與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場運動把中國帶入了現代化的進程。但和任何一場重大政治事件一樣，承擔後果的往往是極少數人。在曆史的機遇麵前，他們以非凡的勇氣和優秀的素質創造著曆史。我們常常稱這種人為英雄。而劉迪對此有自己的解釋：“我也隻是做了我應該做的分內的事，這是我的本分。”什麽叫做本分？他接著說：“好好學習是學生的本分，種田是農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麵對法西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奮起造反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本分。”
劉迪出生在一個本分的家庭，他的父親劉雋湘生前是生物製品專家、衛生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血液製劑室主任。他在專業領域裏的貢獻數不勝數，其中一項與公眾離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動了我國的單采血漿術。這項技術是指將獻漿者的血液抽出後，分離成血漿與血球兩部分，紅血球回輸到獻血者體內，血漿用於製作生物製品。
劉迪的父親1960年代在中國推動這一技術時，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國際醫學界正式命名。1979年，單采血漿術由天津中心血站試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被迅速推廣。三十多年來，這一特殊行業，曾因采血之亂引發令人聞之色變的“中原艾滋之禍”。2008年，《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問世。
而在公眾視野裏，早於1999年離世的劉雋湘，身份亦就此塵封，唯一的訃告刊登在一份發行僅千份的專業學術刊物上。在劉雋湘最後的歲月裏，他以花甲之齡跑遍河北、河南、山東，奔走在各地血漿站間，身邊的助手也感覺到他的憂心忡忡。正如“炸藥大王”諾貝爾一樣，劉雋湘在彌留之際是否曾有一絲的後悔？
劉雋湘早年就讀於北平的燕京大學、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和哈佛大學醫學院，1949年被先於他回國的導師湯飛凡邀請回國，劉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湯飛凡，這位將沙眼從高達百分之九十的發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體之父”，後來在“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1981年，湯飛凡被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授予金質獎章，並提名諾貝爾獎。此時，西方人還不知道，世界上已經沒有了湯飛凡。
之所以談及劉迪的父輩，是因為在了解這一切之後，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命運的相似性，劉父與劉父的導師，以及劉迪與劉父，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們的名字隻在圈子裏如雷貫耳，在公眾中卻鮮為人知。其次，我想讓讀者知道，是什麽樣的環境造就了劉迪這樣的人格。
據劉迪的發小回憶，他從小到大從來沒打過人，連一句罵人的髒話都沒說過。劉迪的招牌衣著是永遠洗得幹幹淨淨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工人的勞動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線手套。他是我見過的最講衛生的男性，也是我見過的衣著最不講究卻最幹淨的一位男性。據說，“文革”之前他的職業理想是當一名醫生。劉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於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別聰明，看人看事總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豐富，友善的，開朗的，諷刺的，有時是矜持或者靦腆的。
被人們稱為英雄、漢子的劉迪，其實骨子裏始終留有一份童真，接觸過他的人無不為他從內到外的純淨而吃驚。一位曾經受到過他幫助的朋友這樣評價他：“一個人一生怎麽可能像他這樣一點私心都沒有？”的確，劉迪是這個時代的奇跡。1978年，當他正備考研究生時，他與朋友們的事業遇到了困難，他把自己的家和時間都搭了進去，也與改變個人處境的機遇失之交臂。
他一生沒有在一個正式單位工作過。當1980年代喧囂的塵埃落定，進入1990年代以後，漸入中年的同輩人紛紛把精力轉向功利之事，劉迪卻把更多時間花在公益事業上。他與朋友李南一起，作為“自然之友”的誌願者，負責調查中國的環境意識現狀，連續幾年經常鑽到圖書館裏去作數據統計。近十年來，他開始飼養流浪貓，為了這些動物，他放棄了許多次旅行與聚會。
劉迪墓地
有朋友不禁追問，劉迪為什麽要選擇隱身？他為什麽不僅對流俗的社會，而且對誌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隱身？為什麽我們對他如此熟悉，卻又覺得如此陌生？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大家突然發現，他的經曆簡單得像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連編寫訃告都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也許，除了不願意接受感恩和報恩之外，除了要與那些誇張矯情、博取虛名者劃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個性和高貴尊嚴，他無法容忍世人的誤讀與誤解，更不想讓犬儒般活著的人們難堪。
（本文摘自徐曉著《半生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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