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hinanews.co/news/gb/z_special/2012/04/201204022158.shtml
連夜寫完文章後，我帶著稿子回北京。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報社領導們又報到中宣部送審——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是胡耀邦。幾天後，總編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文章一個字都沒改，連標點都一動沒動，但耀邦同誌希望把割喉管那個細節刪掉，可能他也覺得太過殘忍了。
上麵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個念頭那時也異常強烈：一定要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最後，我“狡猾”地換成這種表述方式：“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寫的長篇通訊《一份血寫的報告》在《光明日報》第一版發表。發表當天就有了反饋，一個讀者打來電話追問，“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對接電話的幹事說，“照實直說”。對方一聽就哭了，哽咽地說：“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裏提到一個遇難的學生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傷痕被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麽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麽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