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工出差，第一次到台灣，從此開始了我的台灣戀情。回來後寫了一篇很長的遊記，翻出來再看，和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作為曆史回憶，刪減分享如下。
（一）
聯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穿過雲霧飛入台北上空，航姐從擴音器中要求乘客係號安全帶。我的心開始緊張了，好像馬上就要進入戰鬥。這是因為在漢城換飛機的時候，我毫無準備地受到了那亞洲現代文明的衝擊。在漢城機場，上下飛機的人前推後搡，用韓國話高聲喊叫，搶著從傳送帶上拿自己的行李，搶著往登機口擁擠。機場內也是人山人海，有就地而坐的，有靠牆而臥的。廁所人進人出絡繹不絕，有人甚至提著褲子就出來了。這場景雖不能說陌生，但畢竟久違了，所以當飛機平穩地在雨中降落在台北中正機場後，我挾緊了所有隨身行李，運足了氣，踏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土地。
中正機場的造型酷似華盛頓的杜拉斯機場，寬大明亮，人雖然不少，但出乎意料並不擠鬧喧囂，比漢城機場顯得文明多了。第一眼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看到頭戴軍盔的國民黨憲兵，我的心馬上又緊張起來了，下意識地覺得到了“敵占區”。然而海關人員和執勤警官的態度非常友好，二十幾年在大陸受到的醜化“蔣匪”的影響開始雲消霧散。
來接我的司機小劉開著一輛麵包車在機場轉了兩個彎就上了高速公路。在暮色和台風帶來的大雨中，台北的高速公路除了巨型路標上的中國字以外跟美國的沒有什麽兩樣。我們的車走得並不快，小劉告訴我說，與高速公路連接的輔助公路質量不太好，常常塞車，加上大雨，就更影響了行車速度。透過車窗我看到沿路破舊的農舍、失修的民房、農田、荒山，加上收音機中的中文廣播，使我產生了回到家園的幻覺；可是舉目再向遠看，那閃爍迷離的城市燈火、像紅白兩條火龍並排蠕動的車隊和收音機裏那半土半洋的流行歌曲，又讓我覺得我在一個異國他鄉。
車進入台北市，我馬上領教了小劉和所有駕車人的高超車技。除了紅燈停、綠燈行外，似乎沒有任何交通規則。車與車之間有那麽三四寸距離就夠了，突然起步，緊急刹車都是基本技術。換線不是問題，因為路上雖然畫著行車道，但有空就有車，司機與司機之間的默契代替了交通規則。超車時幾乎可以不顧迎麵來的車，在幾乎要頂牛時往右一閃就過去了。一家四口同騎一輛小蹦蹦車也不失為台北街景一觀。不過這種交通混亂與波士頓的橫衝直撞、喇叭聲、叫罵聲、上馬路牙子相比實在是太文明了，混亂中體現了我們孔老夫子的禮讓精神。
不久便到了我下榻的圓山大飯店。在市內的希爾頓飯店建成之前，圓山大飯店是全台灣最豪華的國賓級飯店。雄偉的建築全部采用中國古代建築特色，紅牆碧瓦漢白玉，有炫宗耀祖、振興中華的磅礴氣勢；高大的一樓大廳有半個足球場那麽大，為世界飯店之首。飯店老板是宋美齡，管理與財政油宋氏家族掌管。我的房間是九樓的一間“內間”，沒有對外的窗戶，不能居高臨下欣賞台北夜景，實在為美中不足。打開電視，陳衝半裸上身，嬌滴滴地作肥皂廣告；我最喜歡的美國連續劇“文武雙全”中的麥蓋文說著滿口的台灣國語，滑稽可笑。已經十一點多了我還沒有睡意，就從冰箱裏抓出一瓶寶島啤酒，一邊喝一邊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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