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廟小神靈大
1968年1月我正式分配工作，代培老師基本都分在城區，因為我要求上山下鄉鬧得凶，教育局管分配的女人說：“你不是想上山下鄉嗎？把你分到農村中學，你滿意了吧？”
於是我被分配到了海澱區永豐公社永豐中學，在這裏度過了十年。這十年是我生命的黃金年代，但是卻不是我生活中的黃金年代。這十年主要的時間用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宋江、批水滸、批走資派還在走、批右傾翻案風、學黃帥批“師道尊嚴”、學張鐵生“反潮流”、拔資本主義的苗、栽社會主義的野草、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嘔嘔嘔是好！！！”……生命中的黃金年華就這樣消解著，消失著，直至1976年始作俑者們去見馬克思，直至批人的人被人批。
春節一過，我就去永豐中學報到。學校在頤和園後麵再往西北二十多裏地的永豐屯。從家到校要換三趟車，下車後步行近一個小時。
海澱的學校分為“山前”“山後”，以西北旺為界。山後的老師沒有特別關係就永遠無望邁進山前。永豐中學在“山後”，所以從理論上說永豐中學將是我一輩子的歸宿。
城裏的老師都得住校以便參加早晚的政治學習，星期六下了課才能回家。坐車連換帶等帶走路大約需要兩個半小時，下了車，總能看見媽媽在汽車站焦急等待的身影。
那時候的冬天，徹人心肺地冷。換了三次車人已凍僵，下車後手腳生疼麻木，一步也挪不動。路邊有一個馬廄，裏麵有一個飼養員的小屋子，很多馬車夫和農民坐在裏麵烤火。凍得實在沒辦法，我就一頭闖了進去，問馬夫：“大爺大叔，我能不能烤烤火。”他們從炕上給我騰出一個坐位。屋子裏混合著馬廄的臊味，幹草料的香味，燒柴和抽煙的嗆味。當我的腳由生疼變為酥麻，又變成熱辣辣時，我就繼續上路了。
如果騎車，冬天是個嚴重的考驗，幾乎每星期一都遭遇強烈的西北風。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冷風在南口的狹窄處加快了速度，尖嘯著，強勁地插入永豐地帶。如果天氣預報四五級北風，那裏必有七八級。上班的路正好頂風，自行車根本騎不動，風會連人帶車吹倒在地，隻能推著車走，彎著腰，頭頂著風，踉踉蹌蹌，幾乎走不動。密密集集的砂石撲麵而來，如尖銳的釘子把臉打得生疼。
春天一樣糟糕，泥土翻漿，整條路像個隨意丟棄的大棉被，高高低低綿綿軟軟，根本沒法騎車，推都推不動。
一般的棉褲根本擋不住刺骨寒風，我趕緊給自己做了一條棉褲，絮了厚厚的棉花，棉褲做好，自己就可以站在地上。
學校以一個大廟為基礎，前殿劃分給小學校，中學占了後殿及側殿，已經年久失修，油漆剝落。大殿的周圍建了幾排教室，也都是灰暗破舊的。
教師宿舍在校園的西南角，廁所卻在大操場的東北角，上趟廁所要“長途跋涉”。廁所三麵有牆，一麵南向，大敞，想一想刮西北風蹲坑的感受吧。
學校沒有自來水，隻有一台壓水機，壓出來的水顏色發黃，有臭滋泥味。學校的環境固然艱苦，想想我的在新疆兵團姐姐，在山西和內蒙插隊的妹妹，以及班上那些被發配到新疆東北內蒙的同學，我簡直是一個幸運兒。
學校還在搞運動，文革中層出不窮的運動對於一般群眾來說就是無盡無休的政治學習。每天早上六點到七點半天天讀，晚上七點到九點政治學習。如果刮風下雨學生不來上課就整天學；如果發表“毛主席最新指示”（總是首先通過晚八點新聞聯播發表），就連夜慶祝遊行（二三十個老師孤魂野鬼般摸黑在幾個村轉幾圈）並學習；若有重要中央文件下達就停課辦學習班學。寒暑假老師不要奢望放假，總是有全公社教師學習班，好不容易給一個星期的假，又被叫回去學文件或支援農業。
集體政治學習的本身就是浪費生命，多數時間是念報紙，一個人念，其他人個個心懷叵測，老道入定般枯坐。念上個把鍾頭，時間就打發完了。最怕的是學什麽指示，人人表態，一人說一通表決心的話。我不會當眾說話，也不會說違心的套話，所以總是等到最後一個才發言，多數情況下，還沒輪到我發言學習就結束了，我鬆了一口氣，又憂心沒發言被人看成落後分子。
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請示”和“晚匯報”，所謂請示和匯報就是每頓飯前站在食堂門口，手捧“紅寶書”，麵向高懸的毛主席像，念幾段毛主席語錄。通常大家都選擇最短的語錄念，念多了，固定成為“老三段”：“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遍，“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兩遍，“要鬥私批修”三遍。然後揮動“紅寶書”，高頌“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方可進食堂。老師們覺得一個人站在食堂門前又念叨，又揮手，像發神經病一樣，所以通常是三四個老師趕在一起祝禱。
到校不久就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第一個被“清理”出來的是趙老師。罪名是“破壞軍婚”，因為他和一個軍屬老師有“生活作風”的問題。他被定為敵我矛盾，由群眾專政，監督改造。
趙老師是教音樂的。一次我經過他的宿舍門口，裏麵傳出來華麗麗的手風琴曲，是歡快的阿爾巴尼亞歌曲《地拉那之歌》，我禁不住歌聲即將飛出胸膛的誘惑，推門進去，隨著風琴放聲高唱：“在十一月美麗的日子裏，地拉那充滿歡笑，烈士們獻出生命，為你自由繁榮……”
這以後我一聽到趙老師的手風琴聲，就不由自主地跑到他的宿舍放歌，完全忘記了眼前是個“敵我矛盾”。
錢老師是與我同時來的，也是65屆高中畢業生，曾在十一中學代培。我和他及其他新來的老師在一起很說得來。
到永豐第一年的暑期，小錢去青島老家，回來時帶來一個大酒瓶裝滿了液體，一定要我嚐一嚐。我對著瓶口喝了一口，又苦又腥，原來是海水，小錢高興得拍手大笑。我對他突然有了一點點心動的感覺。
不久發生了讓我震驚的事情。一天來了幾個人，其中有解放軍，與軍宣隊革委會談話之後，召開全體大會。會上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錢某揪出來。錢被拉到台前，低著頭。來人是十一學校的軍代表和革委會成員。他們宣布了錢的罪狀——帶領學校的“聯動組織”打砸搶，並有一係列“攻擊敬愛的江青同誌”的言論。會後他被那幾個人揪回十一學校批鬥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聽說在那裏先是勞改，落實政策以後又留在那裏教書。
“錢某事件”讓我感到萬分驚悚。他那些反江青言論，我在不同的場合也說過。到學校後不習慣這裏一潭死水，常和別人講起外麵的形勢，我自己的觀點，還有文革中參加武鬥的經曆。千萬別把我也當成反革命啊。
我立刻把到永豐中學後寫的日記全部撕毀，那裏麵記錄了我對學校運動和人事的批評。我的串聯日記太有價值了，我舍不得銷毀，帶回家藏起來。可是媽媽偷偷看了我的日記後，立刻將其撕毀，然後扔到抽水馬桶裏衝走。我大怒，串聯日記是我一生中最有內容和思想的一本日記，現在全都化為烏有。
媽媽說這是一顆定時炸彈，要是被人發現了，不整死你才怪。想想也是，我隻能無奈地接受了。同時銷毀的還有我高中三年的兩大本日記、一個雜記本、高中時寫的一些算是練筆的小片段。隨著這些日記的被毀，我的性格中的自由因子徹底地被埋葬了。
由於精神緊張，失去了判斷是非和自我判斷的能力，我處於極端壓抑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反映到身體上就是持續不斷的胃疼。以至潰瘍便血。即使病成這樣，我不敢請假，否則逃避階級鬥爭的帽子就得扣在頭上。
有一次政治學習之前，我的胃又疼起來，學習又不能不去。我找校醫孫大夫看病，他拿了一根針灸針，用黑黑的手捏著棉花球擦了擦酒精，在我的內關處紮了一針，一股酸麻順著胳臂一下子走到胃部，立時胃疼就止住了。我驚異老大夫的針灸術高明，見人就盛讚他。
沒幾天又是一個批判會，這回批的是孫大夫。他曾經是國民黨中校軍醫。批判發言的“任務”交給了我。這是革委會第一次對我表示信任，要知道上台發言的人一向都是革命左派。我認真地寫了發言稿，意思說國民黨反動軍隊和共產黨的革命軍隊作戰，被我軍打傷，石某某卻醫治好他們的傷口以便讓他們重返戰場殺害更多的解放軍，狼子之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雲雲。
時間長了才知道，在永豐中學孫大夫是最沒有民憤的一個人，和大家的關係都好。一個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很讓人同情。沒有人願意批判這樣一個老人，就讓我這麽一個新來乍到的人去做這個得罪人的事。也可能是領導見我老稱讚他，給我敲敲警鍾。反正我的人性在靠攏革命隊伍的路程上逐漸喪失。至今回想起來，我仍覺得非常對不住孫老頭。
老李是學校裏的幾個怪人之一，人稱“李瘋子”，是那種幹事不要命的人。他是南開大學數學係高材生，一聽他說話就知道是那種腦袋瓜非常靈光的人，他的數學課很受學生歡迎。他的家庭出身非常不好，大概是因為這個，他做事十分積極而且極端，比如他用所有的空餘時間，抄寫《毛選》四卷本，抄得工工整整，密密麻麻。每個人都有一兩套免費發放的《毛選》四卷，看都看不過來，不知他搞什麽名堂，真是有點“刮風掃地，下雨潑街”般的多餘。
他的“早請示，晚匯報”也與眾不同，自成一格。他從來不和別人一起“請示匯報”，而是一個人站在那裏，念念有詞，不知道在說些什麽，時間肯定比背誦“老三段”要長得多。
不管老李怎麽表現，他永遠屬於“可以教育好的”那一類，而“教育好”前麵的限定詞“可以”則永遠是一種可能性而已。
老李後來和農村的一個貧下中農姑娘結婚，多少衝洗了一些家庭帶給他的“恥辱”。他婚後生活得很幸福，老婆非常喜愛他。他本人其實是很可愛的，熱情奔放，又有很多新鮮花樣，很多女學生都喜歡他。
秦某，學校裏的勤雜工，原來是山前學校的數學老師。據說他對男學生做了什麽“壞事”未遂後發配到我們學校，做買菜運煤之類的雜活。大家對老秦保持著高度警惕，但是看上去他真不是那麽一個險惡的家夥，他走路悄聲悄氣，說話慢聲細語，臉上總是靦腆的笑模笑樣，對大家都是和和氣氣的。他喜歡拿著毛線活，跑到女老師宿舍，坐在床上，一邊給自己織毛衣毛褲，一邊和大家敘叨家常。時間長了，見老秦毫無進攻性，人們也就放鬆了對他的警惕，並且對他的印象挺好。
後來學校看他“改造”得差不多，讓他教回數學課。
尚老師，四十多歲，是一個人緣很好，謹小慎微的人。他的缺點最多不過是有點虛榮心，好吹噓。好多年前他和別人聊天，有人說自己當過三青團小隊長，尚吹牛道，我還當過中隊長呢。不想這句話被人匯報，百口莫辯，從此就背上了“三青團中隊長”的黑鍋。在“清理階級隊伍”的中央文件中，三青團中隊長及以上的是清理對象。在交待會上尚痛哭流涕，說他根本沒當過中隊長，都是虛榮心害死了他。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無足輕重的老好人，暗暗地捂著嘴笑。革委會並沒拿他怎麽樣，檔案上沒有這回事。不久尚老師就以高血壓為由，休了長期病假。“四人幫”倒台後，形勢有所好轉，他才回來上班。沒有幾天，他在女兒的喜宴上多喝了兩杯酒，突發腦溢血而死。看來，尚老師的高血壓病是真的。
季老師是永豐中學的“才子”，教語文，非常受學生歡迎。
“清理階級隊伍”中，他經常請假。大家都知道他有嚴重的肝炎，澳抗、轉氨酶和GPT的指標不正常。他定期上醫院化驗，然後交一張假條，休息一兩個禮拜。有一天他又去驗血，醫院打電話來，說他塗改了化驗單，人已經被扣留，叫學校派人去領人。待學校去了，季老師不見了，從此就失蹤了。直到幾個月後才在什麽地方被人發現，揪回學校，開了批鬥會。他交代說，他的肝炎是假，畏懼和厭煩革命運動是真。為了混個假條，每次驗血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喝白酒就鬆花蛋，第二天早上澳抗轉氨酶和GPT指標準高。不料最後一次化驗不靈，他就塗改了驗血報告單。
逃避革命運動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革委會調查了許久，找不出原因。其實季老師就是膽小，怕登高怕耗子怕人整人。如果他不是那麽抖機靈，什麽事也沒有。
在貧下中農進校“摻沙子”之前，學校裏出身好的教師少，小陸老師出身於工人階級，因為出身好，破四舊時兩條及臀的大辮子得以保留，每天細心梳理。她嫁了一個空軍飛行員。飛行員在人們心中的排行榜上要比一般陸戰軍人高級，小陸也立時身價翻倍。理所當然地成了革委會提拔重用的對象，無奈她對政治毫無興趣，唯一的話題就是丈夫和孩子。她書也教得一塌糊塗。不過她人不錯，心地善良，不搞是非，隻是入錯了行而已。
她丈夫每次飛行任務完畢回到北京，不管多晚回來，都要把她叫回家。丈夫有幾天假期，她就請幾天假和丈夫共享夫妻之樂。平時不允許回家的老師們嫉妒得眼紅眼綠。後來小陸自己也感到教中學力不從心，離家又遠，要求調到山前，教小學就行。飛行員的老婆總是好辦，軍隊一發話，地方馬上辦理。小陸在眾人的豔羨之下，順順當當到了“山前”。
小張老師是和我同時分配來的師院畢業生，我們最好。不久張老師要結婚了，她帶我去太舟塢村婆家看新房。新房裏擺滿了她收到的結婚禮物——數不清的毛主席的掛像座像，光是印著毛主席各個時期的照片的鐵盤子就一大摞。張老師很不滿意，悄悄對我說：“這麽多毛主席像，掛沒地掛，擱沒地兒擱，用不敢用，扔不能扔，留著幹嘛使？”我說：“你需要什麽東西，我送你。”她想了一下，說：“我沒有鏡子。”我們一起去村裏供銷社買鏡子，她挑了一麵直徑五六寸的小圓鏡子，兩毛七分錢。光看這麵鏡子，我覺得這個婚禮一定是很寒酸的。
我給小張出主意，不是大家都送毛主席像嗎？你也如法炮製，來一個“革命化婚禮”婚禮上不發煙不發糖，每人發一本“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三分錢一本）。她聽了很過癮，似乎見到大家得到“老三篇”時的狼狽相，高興得拍掌：“對！就這麽辦！”三天婚假後，小張回來上班，我問她是否給大家發“老三篇”了。她說沒敢，還是發的糖，要是真發“老三篇”，人都會得罪光了。
孫老師教體育，彪形大漢一個。他家就住在永豐屯村裏，娶的是永豐屯的一個學生。
老孫有兩個孩子，老大是男孩，臉紅撲撲的很健康，老二是女孩，胖乎乎的，機靈得不得了。孫老師特別喜愛這個女孩，知道我有照相機，一天專門請我去給他家老二照相。我照了幾張。可是照片洗出來後發現曝光不夠準確，我就沒好意思交給孫老師，想等以後有機會再給她重照。誰知沒多久，老二生病發燒，村裏的赤腳醫生就當感冒簡單地處理了一下，沒想到第二天孩子竟死了，死時還不到四歲。孫老師的老婆傷心得幾乎發瘋。
不久，孫老師來找我問：“你還記得給我家老二照相的事嗎？”我說：“記得呀，照得不清楚，沒好意思給你。”他說：“不清楚也沒關係，她就照過這麽一次相。”我從抽屜裏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照片遞給他。照片上是哥哥和妹妹，哥哥一本正經地站著摟著妹妹，妹妹調皮地縮著脖子，笑著，臉頰上有兩個甜酒窩。老孫一接過照片就蒙臉哭起來，我不知怎樣安慰好，也陪著流淚。老孫的老婆思念死去的孩子變得神神道道，病弱不堪，風一吹就倒的樣子，直到他們又懷上了老三，生了一個兒子，女人才好了一些。
這裏講的老師都是文革中受碾壓的小人物，其實那些極左分子也有故事，很遭人恨，在這裏就不揭他們的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