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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贖》中,蒙冤入獄的男主角安迪,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用一本聖經,一張性感女星海報做掩飾,再用一把石錘,鑿出一條500米的汙穢秘道,之後逃出生天。
他用整整19年時間,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完成了自我救贖,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議的壯舉。
而有一位中國人,和男主角安迪如出一轍,也完成了自我拯救,從產生念頭到決定逃出國門,他僅僅隻用了十分鍾,而他成功逃離的概率也僅僅隻有0.01%!
他是鄧小平的俄語翻譯,是朱鎔基一直關注的專欄作家,是德國漢堡大學知名學者,曾用中、德、英、意,俄等,多國語言出版著作,並編譯了德文版《魯迅選集》,是世界聞名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一個孤注一擲、絕地求生的亡命徒,是中國最著名也最幸運的“叛國者”……
他,就是關愚謙。
1931年2月,關愚謙生於廣州鳳凰村,父親是嶺南大學的老師,母親出身書香門弟,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後裔,對子女循循善誘,言傳身教,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這個家庭雖充滿書香氣,卻極端拮據,打小他就飽受餓肚子的痛苦。再加上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他的童年是在逃難和炮火聲中度過的,對“喪家之辱,亡國之恨”感受深刻。他跟家人四處漂泊,最後才輾轉到上海,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聖芳濟中學,1945年轉入上海市西中學。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他進入外交部辦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攻讀英文,後轉為俄文。22歲時,由於國家急需外語人才,表現出色的他就被提前畢業分配到,中央財政部蘇聯專家工作室工作,任中央領導人和蘇聯專家之間的俄文翻譯,他曾為陳雲、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做過翻譯,業餘時間,他還翻譯了數本,俄國的經濟專業書和俄國文學著作,是個充滿了才氣,並被領導看重的有為青年。
25歲,是他人生命運的轉折點。當時全國展開整風運動,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所有人都清楚,所謂的“提意見”,要提得有分寸,不能太露骨。隻有他,老老實實地,毫無保留地把所有意見統統說了出來,說得那叫一個酣暢淋漓,勸都勸不住,停都停不下來!
結果就是:他受到輪番批判,政治上還被定性為中右分子……
禍從口出,兩年後,他就從雲端跌入穀底,被“充軍”到青海進行改造,在《青海畫報》社當一名攝影記者。1959年,中國掀起“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他被翻舊賬,再次被送到更偏遠的荒山僻嶺,湟源縣日月山山頂勞動。
可他意誌堅定,硬是憑毅力闖了出去,1960年《青海日報》聘請他當記者,他回到大城市西寧,過上安穩日子。倒黴的是,第二年,因為中國大鬧“災荒”青海糧食緊缺,青海省委就抽調他,到生活條件極端艱苦的青海湖捕魚,他好幾次差點被活活餓死,身體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腫,百病纏身。直到1962年,他才被調回北京,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絡工作。
你以為他終於要過上好日子了?其實他的厄運還遠遠沒有結束……
1966年,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犯過錯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成了重點鬥爭對象,每天被批被鬥,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1968年2月,他再次被勒令獨自留在辦公室寫檢查,等待群眾批判。他心想這次徹底完蛋了,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上百次的批鬥,還是再發配邊疆。一想到這些沒有尊嚴的生活,他就心驚肉跳,再想到落井下石揭發他,寫他大字報,要求和他離婚的妻子,越想越絕望,萬念俱灰下,開始翻辦公桌抽屜,找剃須刀片準備割腕自殺,結果先進入他視線的不是刀片,而是幾位常住中國的國際友人的護照,因為平常工作中,中國外賓出入境手續都是經由他負責辦理,所以外賓的護照都集中在他手上。放在最上麵的那本,是日本人西園寺一晃的護照。
西園寺一晃
西園寺一晃的父親西園寺公一,是毛澤東主席的座上賓,被周恩來讚譽為日本駐中國的民間大使,被中國政府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
西園寺公一和毛澤東
關愚謙翻開護照一看,護照上西園寺一晃的照片,他越看越覺得長得跟自己很像,更絕的是,護照裏竟還有,去埃及和法國的簽證!
他異想天開,想到冒名頂替,心裏有個聲音不停地響起:“走吧!走得越遠越好,這裏不適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而這也是死路一條啊,99.99%的概率會被邊防警察開槍打死,僅有0.01%的可能性僥幸過關。而他僅用10分鍾就做出了決定:留下來無尊嚴,生不如死,冒名出逃被發現是死,搏一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他決定選擇賭那0.01%,不自由,毋寧死!
當時已是下午三點多,他撥通民航訂票處的電話,謊稱日本外賓臨時決定第二天要出國,要求對方以最快速度訂一張國際航班機票。民航訂票處原本一口回絕,一聽是西園寺公一的兒子要走,立即想方設法在6點下班前為他弄到票。
他癱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喝了口裏麵剩的冷茶,使勁咬了咬食指,盡量使自己冷靜下來。接著,他開始像平時做工作計劃那樣,有條不紊地寫下了要辦的事:1.帶護照去公安局蓋出境章;2.到財務科領支票;3.六點下班後取機票;4.燒掉家裏的朋友信件,以免事發後連累他們;5.準備簡單的行裝。
可一個持日本護照,卻不會說一句日語的冒牌貨,如何突破重重關卡呢?他自己也覺得這想法根本不可思議。在騎虎難下的境遇下,他還是硬著頭皮把10分鍾內,倉促選擇的不歸路繼續走了下去。
他趕在下班前騎車到了公安局,謊稱外賓出境申請表已經填好了,卻忘在辦公室,明天一早就補過來,經過他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帶出境申請表的不利情況下,他讓外事警察為他蓋上了出境章。
之後,他馬不停蹄地趕到單位財務科領支票,他在心裏禱告,千萬別撞上難纏的王科長,這王科長是他的死對頭,到處抓他把柄準備鬥他。誰知冤家路窄,剛進門,王科長也到了,他暗暗叫苦,可這次王科長不知道為什麽,一看到他就扭頭走了,他心中一陣暗喜,因為隻要王科長稍加核對,他的馬腳就會露出。科長一走,他就立即逮著機會,抓著不明就裏的出納開出了支票。
取機票的事也很順利,他甚至還擠出了點時間,去儲蓄所提取了兩百元錢以備急需。巧合接二連三地出現,他就像被開了綠燈,暢通無阻。平常至少3天才能辦好的事,那天他僅用3個小時就辦完了。
當晚回到家,看著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兒子,他強顏歡笑,心情卻十分沉重。從前恥於撒謊的他再次撒了謊,他哄母親去姐姐家住,打發妻子帶兒子去親戚家借住幾天,安頓好了一切。那夜他輾轉反側,遲遲未能入眠,夜深人靜時,他悄悄掏出護照,細細審視起來,這一次,他越看越覺得照片裏的人跟他不像。於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來,換上自己的照片,還用指甲在照片上,掐了個鋼印的輪廓。
第二天,他到了機場。行李很簡單,隻有一把母親送給他,當生日禮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毛主席語錄》。
因為發生過,“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的荒唐事,來中國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候機大廳一片冷清。他一現身,辦理外賓出境手續的海關檢察員小金,大老遠地就熱情地跟他打招呼:“小關,送外賓啊!”
當時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決定賭一賭小金不會開箱檢查。於是強裝鎮定,將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隨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兒子出國。”
小金一聽,二話沒說,就在他的行李單上蓋“免檢放行”的戳子。臨了小金還調皮地擠了擠眼睛:“小關送來的外賓行李,哪有檢查的道理”。
可這僅僅是第一道關卡,接下去就是把護照交給邊防警察。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劉值班,那他肯定會被認出,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卻是個新來的年輕邊防警察,從未和他打過照麵,他把護照交給他後,從容地到地下室廁所,脫下製服,塞到抽水馬桶上端的水箱後頭,掏出早就準備好的花領帶,熟練地打上。不一會,從廁所裏走出一個,穿西裝、打領帶、戴黑框眼鏡,還掛著一個北京防風沙常用的,防塵口罩的“外國紳士”。
那天偌大的外賓候機室,隻坐著他一個人,還是個假洋鬼子。一直等到飛機起飛前十分鍾,那個新來的邊防警還沒把護照還給他,他快崩潰了,莫非是在護照上發現了疑點?
他甚至已經做好了準備,隻要一發現有軍警圍過來,他就故意往出口跑,這樣軍警會當場向他開槍,起碼能死個痛快,不用沒日沒夜地被拷問。終於邊境警察來找他了,可來人卻不是剛才那位新來的,而是和他經常拍肩膀開玩笑的熟人老劉,老劉直直走過來,他徹底嚇傻了,隻能眼睜睜看著老劉,翻到護照中有照片的一頁。他心裏一涼,等待“死刑”的到來。
直到老劉用英文問他,這是不是他的護照時,他才恢複淡定,原來老劉竟然沒認出他來。他竭盡全力控製住顫抖的聲音,用英語回答了老劉的問題,再次幸運地化險為夷。
他就像有主角光環一樣,在幸運女神的眷顧下躲過重重難關。
現在,他終於到了最後的一關,——登機口。出了登機口,外麵便是自由天地,可這次他還能跟之前一樣走運嗎?三個登機口門邊,都有兩個女服務員把守著,這些女孩子他幾乎都認識,每次送外賓時,他都和她們開玩笑,她們中間任何一個認出他來,喊他一聲“小關”,就前功盡棄了。飛機馬上就要起飛,可他又不敢硬闖,在原地猶豫不決,就在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時,廣播突然響起:“首長到了,所有工作人員,請立即到二號門夾道歡迎!”,女服務員們很快都撤了,登記口無人把守,他迅速抓住這個天賜良機穿過登機口,氣喘籲籲跑上停機坪上的小型客機。
隨後飛機起飛了,離開之時,天色已暗,可他卻覺得眼前一片光明。他瞞天過海,絕處逢生,把一個不可能的賭注,演繹成百分之百的奇跡。他激動萬分,無法平靜,甚至想放聲高唱。腦海裏不停地重複著同一句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每當他回想這次驚心動魄的逃亡時,他都覺得是一個純粹的奇跡,絕對的奇跡,他甚至懷疑,邊防警察老劉是不是故意放走了他。二十多年後,他和老劉在機場再次重逢,很認真地問過老劉,可老劉否認了,他的運氣果真逆天!
計劃這次驚天逃亡時,當時護照上有法國和埃及的簽證,他憑自己多年的外事經驗,明智地選擇飛埃及,法國當時已和中國建交,極有可能他一落地就當即被遣返。而埃及那時和中國還尚未建交。
國界這人造之物,既為人類的自由而生,也為人類的自由而死。
在飛機上,驚魂過後的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知道自己出逃,會給家人帶去怎樣萬劫不複的災難,蒼老的母親,年幼的兒子,還有仍遭受折磨的父親,想著想著,他就心如刀割,突然難以自抑地失聲痛哭起來。
鄰座的好心乘客非但沒覺得他怪,還特意起身安慰他,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後,他坦誠地說自己是從中國逃出來的,這位好心乘客得知他身無分文時,便決定要幫助他。落地後,他們把他帶到蘇聯大使館,委托一位蘇聯作家接待他。
蘇聯作家聽說他的遭遇後,深表同情,給他安排了臨時在埃及的居所。安定後的他,準備在埃及開始新的生活,然而,預想中的否極泰來卻未如期而至。
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他。原來蘇聯大使館透露了他的行蹤,中國駐埃及大使館的紅衛兵,已經開始四處搜尋他的藏身之處。埃及警察得知後,便搶先找到他把他帶走。雖然他避免了押解回國受審的災難,可埃及政府不願因他把兩國關係鬧僵,決定把他送到一個既安全,又鮮為人知的地方。而這個安全的落腳點竟是埃及最大的監獄。
就在他認為出獄遙遙無期時,一年後轉機卻突如其來,埃及當局通知他,中國正式放棄遞解他回國,埃及當局打算將他送往第三國,跟他說:最好的選擇就是去美國。沒想到他一口拒絕:"不!我不去美國!美國是帝國主義! 美國派兵打朝鮮、打越南,對我們中國進行經濟封鎖!"
埃及當局又勸他去蘇聯,他又鄭重宣告:"我也不去蘇聯!”他還記得那場差點讓中共毀滅的中蘇論戰。
去國未敢忘憂國,在他心中,自己雖身背“叛國者”罪名,但骨子裏是愛國的,不願意做任何背叛中國的行為,雖流亡在外,可他堅持他背叛的是黑暗勢力,而不是民族大義。
當年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在那場文化浩劫中蒙難,或自殺或迫害致死,隻有他和音樂家馬思聰逃了出來,同是天涯淪落人,本該惺惺相惜,可他看不起逃到美國的馬思聰,馬思聰一到美國就召開新聞發布會,四處宣告自己脫離了中國,馬思聰的行為,讓他感到厭惡。
他就想去政治上中立、不與中國敵對的國家,於是他見了瑞士、瑞典等大使館官員,等來的消息卻是失望接著失望,第一國答複"愛莫能助",第二國答複"愛莫能助",第三國答複,也是"愛莫能助"。等了五個多月,仍沒有他心中理想的國家願接收他。
無國籍,無自由,也無人理,希望破滅,生命歸零,此時的沮喪已無以複加,他甚至動了誓死回中國的念頭,哪怕回去後等待他的是槍子兒。
就在萬念俱灰之際,這個上帝的寵兒再次交上了好運。德國同意他暫時的滯留,幾近波折的他終於找到了理想的容身之國。
他到德國後,首先麵臨的就是解決溫飽問題,由於不懂德語,自己的文學長處無處發揮,已到不惑之年的他,不得不去碼頭扛鋼筋,去亞洲飯館端盤子。而最令他感到煎熬的,是對故鄉和家人的思念,他常常用那把母親送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編過的《二泉映月》,悲戚的旋律,道盡了辛酸苦楚,故鄉,成了他觸碰不到的月亮。
痛定思痛,人生不怕從頭再來,他開始從零學習德語,想進入當地大學學習,但在德國,必須有學曆證明才能申請大學,他倉促出逃,根本沒帶任何學曆證書,專業學的又是俄語,英語也隻是湊合而已,可幸運女神再次眷顧了他,有人指點他去拜訪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係的華裔教授劉茂才,跟劉教授談起了自己的經曆,劉教授立馬就給他出具證明,就這樣,千裏馬碰上了伯樂,他得以進入漢堡大學學習語言學。
不僅如此,劉教授還給他提供了一個,中國語言文化係的教員職位,教授德國大學二年級的中文課,薪水雖然不高,但隻要他能在兩年內拿到碩士學位,就可以申請正式講師的位置。
他不辜負伯樂舉薦,兢兢業業,結合自己學俄語時的經驗教訓,用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方式教學,他會將簡單的中文,改編成童話和民間故事,教他們唱中國民歌等等,這些活潑的手段取得了極佳的效果,德國學生們都十分喜愛這位中國老師。
兩年後他拿到碩士學位,但學校卻不讓他申請正式講師。學生們為了他,自發組織罷課行為,驚動全市,最後高教局迫於輿論壓力,同意特批一個講師編製,並且跳過登報和征聘公開選拔的程序,直接讓他入了職。
命運不會虧待任何一個,既努力而又有才華的人!
在德國收獲事業的同時,他還收獲了愛情。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國姑娘,她隻在電視上見過中國人,因為那時中國人總是穿藍色的衣服,老土、保守是當時對中國人最常見的評價,當她在舞會上見到他時,驚為天人。他穿著黑色的褲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卻有一頭烏黑的頭發,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還好,他會拉小提琴、彈鋼琴,對西方的文學也懂得很多,這讓未滿20歲的海珮春,心生愛慕之情,情竇初開,對這個出類拔萃的中國人,產生了強烈的好感。
她是個執著的姑娘,一眼認定了關愚謙後,就主動邀請他參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紹給全家人,以確定戀愛關係,嫁給中國人在當時的德國,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何況他還是個無國籍人士,前途未卜,說不定明天就會被趕出德國(當時德國政府隻允諾他的暫時居留)。盡管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可這個德國姑娘還是鐵了心。
1977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他在北京的老鄰居到德國出差,輾轉找到他,告訴他說,他的妻子已單方麵和他辦理離婚手續。海珮春得知他已無婚姻的羈絆後,迫不及待地想和他確定婚姻關係,但是他在德國屬於無國籍人士,是個徹頭徹尾的黑戶,無法辦理結婚手續。不久後,他和海珮春去香港旅遊,看到香港街頭有個婚姻注冊處,兩人就進入碰碰運氣,沒想到竟可以辦理婚姻登記手續,需要的材料沒德國那麽嚴苛,這段異國情緣就這樣在香港修成了正果。
盡管是老少戀,但相識40年以來,兩人恩愛有加,他最欣賞妻子的地方,就是她的慷慨,因為他好客,他的學生,沒有一個沒來過他家的,改革開放以後又多了一撥撥,從中國來德國考察的各路家鄉父老,點心、水果、咖啡、留餐,留宿,在他家已成常態,對此,德國妻子毫無怨言,他們從未因為金錢的事而紅過一次臉。
妻子還認認真真地學起了中文,進入漢堡大學的漢學係,中文的聽說讀寫都沒了問題,甚至中醫針灸,她都知之甚多。對中國丈夫的愛,轉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之後他們共同合作,一起用德文撰寫了,《中國民間故事集》和《中國文化指南》,截止目前,夫婦倆合作寫的,介紹中國的著作已有十幾部。
1981年,他和歐洲華人學者,一起成立歐洲華人學會,並多次組織學術研討會。還為華人藝術家多次舉辦音樂會、藝術展,並組織大型中國文化節等活動。八十年代中期,他又主編,《歐華學報》和《德中論壇》雜誌。他開始用外文寫作,讀者遍布全球,1994年,他成功讓自己參與合編,花了15年時間完成了德語版的《魯迅選集》,在歐洲麵世,震驚了中國。
出逃十載,他終於在信息上,與國內有了互通,陸陸續續收到了國內家人的來信,這些年,他最深愛的父母親已病世,無法見到至親最後一麵,成了他永遠的遺憾和錐心的痛苦。當時他的家人都因他出逃,而受到牽連坐了牢。最讓他牽掛的就是兒子關新,這些年他缺失了一個父親的關心,他開始拚命的彌補,他和佩春一起資助兒子出國留學,當再次見到兒子,聽著他苦難的成長經曆時,他連眼淚都不敢流,他覺得自己沒資格流眼淚,是他讓兒子小小年紀便遭受顛沛流離之苦,他緊緊抱著兒子,心顫抖得說不出話……
他和珮春沒有再要孩子,令人欣慰的是,珮春和兒子關新相處得就像親母子。
時過境遷,曆經風雨後的1981年,這個愛國的“叛國者”,終於被允許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時隔十三年,他回到了自己深愛的祖國,受聘於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做兼職教授。
現在他和德國妻子,春秋在中國旅遊、講學,冬夏回德國度假、過節。說起過往經曆,他有意無意的淡忘,有些被他自始至終的堅守。他隻在自己的傳記《浪》的序中寫道:
我將會在天堂裏最美麗的地方找到你,然後,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離去。
為什麽他總能逢凶化吉,他自己也不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不管天翻地覆,他都用心生活。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有一樣能穿透一切高牆的東西,那就是希望。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是否找個理由隨波逐流,或是找個借口繼續苟活,是否展翅高飛保持憤怒,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我們該如何存在?他非比尋常的逃亡經曆,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那股強者自救的信念,讓他成為一隻,衝破紅色牢籠的憤怒飛鳥,傳奇地完成了自我救贖,告訴了我們,生命究竟該如何存在。
有些鳥兒,注定不會被關在牢籠裏,因為它們的每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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