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母親，我叫她孫姨，曾經和現在都這樣叫。這期間，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年輕時的梅娘
最早聽說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底。那時我住在醫院，已是寸步難行；每天唯兩個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學們來看我。同學們都還在陝北插隊，快過年了，紛紛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來看我。有一天，他們跟我說起了孫姨。
“誰是孫姨？”
“瑞虎家的親戚，一個老太太。”
“一個特棒的老太太，一九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現在她連工作都沒有。”
好在那時我們對右派已經有了理解。時代正走到接近巨變的時刻了。
“她的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了。”
“她隻能在外麵偷偷地找點活兒幹，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
“可是鄰居們都說，從來沒見過她愁眉苦臉唉聲歎氣。”
“瑞虎說，她要是愁了，就一個人在屋裏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見見她。”
“保證你沒見過那麽樂觀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難多了。”
我聽得出來，他們是說“那老太太比你可堅強多了”。我知道，同學們在想盡辦法鼓勵我，刺激我，希望我無論如何還是要活下去。但這一回他們沒有誇張，孫姨的艱難已經到了無法誇張的地步。
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說，我們都還不知道梅娘是誰；我們這般年紀的人，那時對梅娘的作品一無所知。曆史常就是這樣被割斷著，湮滅著。梅娘好像從不存在。一個人，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竟似消散得無影無蹤。一個人豐饒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無聲無息。
兩年後我見到孫姨的時候，曆史尚未蘇醒。
某個星期天，我搖著輪椅去瑞虎家——東四六條流水巷，一條狹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間一座殘損陳舊的三合院。我的輪椅進不去，我把瑞虎叫出來。春天，不冷了，近午時分陽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門前的太陽地裏聊天。那時的北京處處都很安靜，巷子裏幾乎沒人，唯鴿哨聲時遠時近，或者還有一兩聲單調且不知疲倦的叫賣。這時，沿街牆，在牆陰與陽光的交界處，走來一個老太太，尚未走近，她已經朝我們笑了。瑞虎說這就是孫姨。瑞虎再要介紹我時，孫姨說：“甭了，甭介紹了，我早都猜出來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輕捷，說她是老太太實在是因為沒有更恰當的稱呼吧；轉眼間她已經站在我身後撫著我的肩膀了。
那時她五十多接近六十歲，頭發黑而且茂密，隻是臉上的皺紋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樣。她問我的病，問我平時除了寫寫還幹點什麽。她知道我正在學著寫小說，但並不給我很多具體的指點，隻對我說：“寫作這東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時候要等待。”倘是現在，我一定就能聽出她是個真正的內行了。二十多年過去，現在要是讓我給初學寫作的人一點忠告，我想也是這句話。她並不多說的原因，還有，就是仍不想讓人知道那個雲遮霧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們說笑了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說：“下午還有事，我得做飯去了。”說罷，幾步跳上台階走進院中。瑞虎說，她剛在街道上幹完活回來，下午還得去一戶人家幫忙呢。“幫什麽忙？”“其實就是當保姆。”“當保姆？孫姨？”瑞虎說就這還得瞞著呢，所以她就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當保姆，越遠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曆史，誰還敢雇她？
她的什麽曆史？瑞虎沒說，我也不問。那個年代的人都懂得，話說到這兒最好止步。“曆史”，這兩個字，可能包含著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可能給你帶來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災難。一說起那個時代，就連“曆史”這兩個字的讀音都會變得陰沉、壓抑。以至於我寫到這兒，再從記憶中去看那條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陽光暗淡下去，鴿子瑟縮地蹲在灰暗的屋簷上，春天的風卷起塵土，卷起紙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賣聲在小巷裏流竄。倘這時有一兩個傴背弓腰的老人在奮力地打掃街道，不用問，那必是“黑五類”，比如右派，比如孫姨。
其實孫姨與瑞虎家並不是親戚，孫姨和瑞虎的母親是自幼的好友。孫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幾十年中兩家人過得就像一家。曾經瑞虎生活困難，孫姨經常給他們幫助，後來孫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顧著孫姨的孩子。這兩家人的情誼遠勝過親戚。
梅娘和三個孩子
我見到孫姨的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去世。孫姨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小女兒早在她勞改期間就已去世。兒子和小女兒得的是一樣的病，病的名稱我曾經知道，現在忘了，總之在當時是一種不治之症。殘酷的是，這種病總是在人二十歲上下發作。她的一兒一女都是活蹦亂跳地長到二十歲左右，忽然病倒，雖四處尋醫問藥，但終告不治。這樣的母親可怎麽當啊！這樣的孤單的母親可是怎麽熬過來的呀！這樣的在外麵受著歧視、回到家裏又眼睜睜地看著一對兒女先後離去的母親，她是靠著什麽活下來的呢？靠她獨自的歌聲？靠那獨自的歌聲中的怎樣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現在也不敢問。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誰能預見到右派終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經常在想起我的母親的時候想起孫姨。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地壇裏尋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孫姨，那時她在哪兒並且尋找著什麽呢？我現在也已年過半百，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於是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親當年的苦難，從而越來越多地想到孫姨的當年，她的苦難唯加倍地深重。
我想，無論她是怎樣一個堅強而具傳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兒一定是她決心活下去並且獨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兒叫柳青。毫不誇張地說，她是我寫作的領路人。並不是說我的寫作已經多麽好，或者已經能夠讓她滿意，而是說，她把我領上了這條路，經由這條路，我的生命才在險些枯萎之際豁然地有了一個方向。
柳青、梅姨和史鐵生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醫院，坐進了終身製的輪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隻是這終身製終於會怎樣結束。這時候柳青來了。她跟我聊了一會兒，然後問我：“你為什麽不寫點兒什麽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寫點兒什麽的。”那時她在長影當導演，於是我就迷上了電影，開始寫電影劇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我寫了三萬自以為可以拍攝的文字，柳青看了說不行，說這離能夠拍攝還差得遠。但她又說：“不過我看你行，以我的經驗看你肯定可以幹寫作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繼續寫，目標隻有一個——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夠出現在銀幕上。我差不多是寫一遍寄給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這一稿真的不錯，我給葉楠看了他也說還不錯。”我記得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並且從那時起，彩蛋也不畫了，外語也不學了，一心一意地隻想寫作了。
大約就是這時，我知道了孫姨是誰，梅娘是誰；梅娘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並且同時就是那個給人當保姆的孫姨。
又過了幾年，梅娘的書重新出版了，她送給我一本，並且說“現在可是得讓你給我指點指點了”，說得我心驚膽戰。不過她是誠心誠意這樣說的。她這樣說時，我第一次聽見她歎氣，歎氣之後就是短暫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著梅娘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必上演著中國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往事如煙，年輕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這中間，她本來可以有多少作品問世呀。
現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兒給孫姨預備好了房子，預備好了一切，孫姨去過幾次，但還是回來。那兒青天碧水，那兒綠草如茵，那兒的房子寬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園，空氣幹淨得讓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孫姨說那兒真是不錯，但她還是回來了。
她現在一個人住在北京。我離她遠，又行動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麽。有兩回，她打電話給我，說見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評論我的小說的文章。“要不要我給你翻譯出來？”再過幾天，她就寄來了譯文，手寫的，一筆一畫，字體工整，文筆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親也在國外。瑞虎的姐姐時常去看看孫姨，幫助做點兒家務事。我問她：“孫姨還好嗎？”她說：“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過腦子還是那麽清楚，精神頭旺著呢！”
本文選自《在家者說》，史鐵生／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1月。
梅娘：一個與張愛玲齊名
卻被曆史湮滅的傳奇女作家
來源：宸冰讀書
01. 走進梅娘
梅娘，原名孫嘉瑞，1920年出生在東北長春的大戶人家。父親是東北實業巨子孫誌遠，他因拒絕擔任“滿洲國”的中央銀行副總裁和“通產大臣”的職位，便攜帶家人搬遷到華北。母親是偏室，在梅娘兩歲時被正房趕出家門，從此生死不明。年幼無知的梅娘以為正室是自己的母親，便喊她娘親。
有一次，年幼的梅娘不小心踩壞了狐仙堂裏供奉的泥塑狐仙的尾巴，她這位娘親便用鞭子使勁地抽打她，自此以後她就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世，因為她認為自己的母親怎麽可能用如此怨恨的眼神盯著自己的女兒呢？後來她知道真相，便在寫作的時候取“梅娘”為筆名。梅娘即是“沒娘”的諧音，她取這個名字的目的就是為了記錄那段承載著太多沉痛的過往。
02 遠渡日本
次年，梅娘在父親生前好友張鴻鵠的幫助下，遠渡東洋赴日留學。吉林女中的日本副校長村田琴給東京女子大學寫了一封推薦信，在信中她稱讚梅娘是自己教育出來的“滿洲淑女”。
年輕時的梅娘
抵達日本後，梅娘進入東亞日本語學校高級班學習。該校的創辦人是鬆本老人，他是一個中國通，並極力反對日本侵華的行為。鬆本老人對梅娘說：“日本進滿洲，是趁菩薩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給菩薩的油豆腐。”後來，梅娘回憶說：“侵略者造成的各種傷害，是嵌在我們的骨髓之中的。鬆本老人給我的啟迪，至今難忘。”
03 備受矚目
1942年，梅娘從日本留學回國，她受聘於北平《婦女》雜誌，並在各大媒體發表小說、散文及翻譯作品，其中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水族係列小說《蚌》《蟹》《魚》等。她這三篇小說像是跟大家族陽關三疊式的告別禮，小說中的女主角都有著梅娘過去的影子，她掙紮在小說裏，像水生動物一樣活著，卻最終鑽進那張早就鋪好的網。她在《蚌》裏寫道：“與其賣給一個男人去做太太，還不如去做野妓。”
同年年末，北平一家書店與上海《宇宙風》雜誌聯合舉辦了“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的讀者調查。最終的結果是上海的張愛玲與北平的梅娘並列第一，於是便有了“南玲北梅”之說。那一年，梅娘才22歲。
04 丈夫離世
對於這段時光，梅娘的大女兒柳青曾在回憶錄《未曾忘記的》寫道：“弟弟是暮生，三個月前帶著我和妹妹在台北等待爸爸來過春節，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輪在台灣海峽遭海難喪生。
1962年梅娘與兒子孫翔、女兒柳青合影
太平輪是一艘由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的貨輪改造成的客輪，往返上海和台灣基隆港之間，戰亂期間一票難求。輪船超載。爸爸並不是和國民黨一起撤退台灣去，而是帶著北方局劉仁給的特殊使命：說服他的好友，內蒙古政府陸軍參謀總長烏古廷起義，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大西北而奔走。他正是陪著烏的家眷去台灣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媽媽選擇不留台灣。雖然她有可能留在那裏，或者接受日本大學的聘請去教書。但是她選擇回到大陸，回到新中國。這一選擇，不僅決定了她的，也決定了我和妹妹，還有肚子裏懷著的弟弟的命運。”
太平輪
05 遭受迫害
1950年代中期，梅娘陷入到無休止的懷疑和審查，她需要交代丈夫柳龍光的身份和去向，偽滿時期她的創作和翻譯作品被翻來覆去地質問，而她所獲得的“大東亞文學獎”也成為了一大汙點。之後，梅娘又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寫作權利被剝奪，並被送到北京昌平的一處勞改農場。
1959年，她13歲的小女兒因體弱多病無人照料，不久便在救濟院離世。大女兒柳青到勞改農場哭著告訴她時，她平靜地安慰著女兒。後來，她唯一的兒子孫翔在“文革”中串聯時染上肝病，治療幾年都不見起色，於是在23歲時就離世了。梅娘為了還醫院所欠下的賬，她在建築工地上搬過磚，挑過土，和過泥。在北京的防空洞，從東四頭條到十條，梅娘都挖過。後來她還學會了泥瓦匠，不用拉線就把牆砌得又快又好。在街道做繡活時，這位神戶女子大學科班出身的淑女，繡得比街道大媽都漂亮。
十年浩劫期間，大女兒柳青也跟她劃清界限，直到結束後兩人才恢複母女關係，梅娘說：“我不計較柳青給過我的傷害，明白她是順應形勢。”
06 自我洗白
1996年，有關單位召開《淪陷區文學八年》座談會。這個會本來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而準備的，但是由於涉及到淪陷區文學，主辦者為了避免本不應當成為問題的誤解和麻煩，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
由於此次會議召開曆經波折，在會議上梅娘的情緒十分激動，她慷慨激昂地說：“過去我們評價曆史習慣於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間色，這實際上是對曆史的裹讀。抗戰期間，中國有一半的國土淪喪，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淪喪了，個人無法選擇。怎麽能說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就一概是漢奸文人呢?怎麽能對他們的作品統統不予理睬，不予承認呢?“、”我當時寫小說，是要想在高壓政策之下說點心裏話。我們不拿偽政府的錢，也沒有受命於任何人去寫作。我所追求的，是敢於以人的良知來寫作，這是文學的第一職責。我寫的東西白紙黑字放在那裏，可以接受檢驗。”
07 尾聲
梅娘的一生像極了她筆下的魚和蟹，掙紮在命運和時代的大網中。然而在命運掙紮的過程中，她並沒有妥協，正如她所說的：“真正的淑女，不會流眼淚。在心裏挖口井，充足的鹽分會滋養強壯的生命。”
晚年的梅娘，獨自居住在一所小屋裏，房間臨著喧鬧的大街。家裏擺放著一張書桌、一盞台燈，倚牆放著一張單人床。她喜歡看韓劇，每周都會打幾圈麻將，喜歡和來訪者坐在沙發上閑談。
有時候，她會感慨道：“生命必然伴隨七災八難，韌才能支撐人類到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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