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難料。這種“難”表現在世間人事的後果似乎根本無法由世人自己來定奪的現象上，從而也就無法把握事物的走向，更不用奢談什麽人來勝天了。今天從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的變遷入手來談談觀察人類社會發展路徑的難與易。
14世紀歐洲封建主義在歐洲文藝複興的浪潮中開始漸漸地消退了，隨著歐洲工業社會的形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逐漸確立，但作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產物----意識形態中的自由主義思潮卻要等到19世紀初才緩緩地趨於成熟。由此可見，一種思想意識的成型不是由誰登高一呼就可以兌現的。
思潮的形成是由於社會各方麵在經濟關係上的需要而在政治層麵上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映。當這種市場關係處於發展、變化的過程時期，作為思想意識形態的思潮也就必定會隨之而起舞、不斷地去適應新的市場關係，因而一個軌跡“無定”的過程就會顯得既漫長又多變，這種漫長和多變不可避免地會給受到局限的目光帶來無奈的疑惑。
初期的自由主義思潮為了適應剛登上曆史舞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尚未完全退出曆史的封建主義鬥爭的需要，它主要的任務是鼓吹資本主義立憲，其核心精神則以極端的個人主義為特征。這種特征則以個人能力為個人所擁有及不負有對他人任何義務來解釋，所以這種“消極自由”對政府的要求除了保護國民的人身安全外幾乎為零。這種社會現象與目前的大陸社會有某些相似之處，尤其是相對於那部分民營企業家甚至於個體商販來說是極為相似的。可能這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有的標誌。
隨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逐步成熟，歐洲的自由主義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自由主義者們一改過去那種“原子型社會”的社會觀，大力提倡監督政府運作、幹預政府政策的新自由運動。他們認為在以前那樣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大部分國民並沒有在新的社會形態中得益，翻過了封建君主製那一頁隻是造成了新的非正義，那種被稱為“原子型”的自由主義隻會從臣民型的饑餓換成自由型的貧窮，沒有實質性的社會變革意義。所以，他們提出了自由應該與個人成功聯係在一起，以個人的自我實現為目的。
講到這裏，我想起前一陣有網友在問：做人怎麽樣才算是成功了的人？我在跟貼中這樣說：人的最大目標是去實現自己的天賦，所以實現了自己天賦的人就可以算是成功了的人。意思就是指這樣的“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並不是個可有可無的個人目標，它的出現是有社會意義的。就是這個個人自我實現的述求使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從它的“初級階段”進入了一個更人文化的高級階段：社會自由主義。它通過國家在用更強的平衡手段來達到保護國民的同時還極大地拓展了國民自由權利的範疇，這樣由國家來擔負起重要的經濟責任的方式可以促使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各種因素去共同保證全社會的經濟繁榮和保持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
如此，社會財富就能夠較合理地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分配。所以這個社會階段又比早期的放任型自由資本主義有了科學的進步。不過這樣一來，與原來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初衷又有一點大相徑庭的味道了，相比之下倒好像有點像以前大陸“大鍋飯”時期的社會主義了。
觀察曆史，一般而言遠一些的也就看得清楚一些。中國大陸從鐵板一塊的全民國營計劃經濟在經過了一次次的變革後，現在是進入了開放型市場經濟階段了，社會形態也從馬列社會主義進入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階段，相信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形態還會繼續朝著更合理、更科學的方向轉變。
與此同時，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如上所述的演變中也在向著福利自由社會轉變。這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形態在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上相互間在向著對方的結構和形態在“潛移默化”地轉化，這會是在1516年撰寫《烏托邦》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托馬斯-莫爾想得到的嗎？
在國與國意識形態的爭鬥問題上許多人更多看見的是多頭主義與單一製的爭鬥，其實這隻是政治演繹出來的民族間利益的博弈，是表象，其表現在曆史走向上的實質卻是為了追逐利益而“身不由己”地在更深層次上的被對方所融合。單就人類思想發展的本質在一個階段中的反映如自由人文主義與社會人文主義的理念而言，鑒於社會的平衡需要它們是處在相互借鑒、靠近、融合的過程中的，這猶如實在論與唯名論之間的關係，它們兩者之間也是一種既鬥爭又相互修正發展的相互作用關係一樣。
再以剛才說過的那個“消極自由主義”為例，在資本主義早期它是一種左派思潮，但誰又想得到時光流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它卻“潛移默化”地成了保守主義新右派的思想價值觀了，而這種價值觀也回過頭去在那裏主張“自由必與價值共存”的“共享的價值和共通的文化”了，這是英國大憲章運動時期的資本主義設計家們想得到的嗎？
在歐洲中世紀的前期，由於強大的教會勢力的壓製，各種反宗教的異端思想、神秘主義學者、反經院聯盟、自然科學主義傾向都無法在社會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在經過長時期的醞釀、積聚後它們終於在文藝複興運動中求得一逞。按理說，社會中的各種反叛因素在運動獲得成功後應該會朝著運動發起的初衷方向行進發展下去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在綿延數百年的文藝複興過程中，那些熱衷於參加反教廷運動的異端宗教派別及其它社會分子，原本是反對教廷試圖通過利用亞裏士多德主義將經院哲學理性化的努力來維持神學統治的，沒想到結果卻出現了新形態的文化變革：在奪走了教廷賴以維持地位的宗教教義解釋權、打破了神權統治的格局使皇權不再隸屬於神權後，原來反對“空洞的文字遊戲”經院體係的宗教改革者們自己也由於需要將自己的信仰理性化而在建立一種屬於自己的更封閉的經院哲學體係了，而且還是采用了直接從希臘植入的亞裏士多德世界觀理論，全然忘了自己的源頭和初衷。這樣的社會變革怎麽會是運動始作俑者們在事前想得到的？更遑論五百年後受此餘波影響的浪漫主義運動了。
世事難料。從以往人文曆史的軌跡來看，社會的變遷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今天的自稱為“共同形態”的社會形態差了十萬八千裏，亞裏士多德的邏輯也沒能推算出今天的社會構架來，毛澤東時代的開國者們想必也不會想到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在今天還會有這樣多樣化的經濟結構，為解放黑奴而建立了豐功偉績的林肯更不會料到解放了的黑奴們今天還會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的要人權的口號來。誰曾想到過今天會是這樣的？
不過雖然世事是很難料的，但其實通過上麵列舉的這些難料的世事人們也應該不難發現通過人類的無知或者說是人們的短視在無意識行為中促成的不以人性為轉移的萬變不離其宗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那條發展軌跡是難以擺脫起伏回旋在自然地循序漸進過程中的相互借鑒、逐步修正、甚至是在相互間反作用的狀態中較量著出現的變化規律的。這種規律應該是我們通過相對擴大了的視野可以看到的------這裏的相對是指隨著曆史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又會出現的更大的循環現象而言的。
曆史的發展不是由著誰一勞永逸的設計來安排的，而是出於人們各自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不斷的變化和必然會有的相互作用所不斷產生的新思維、新信仰、新哲學使人的理性世界發生著漸進式的變化，這樣的過程曲折、性質又可以是及其抽象的曆史進程使受時代和地域的局限而意識不到自身的人們難以理解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逐利的人性應該是我們不應忽視的規囿客觀反映在主觀意識上的一個因素，譬如前麵所例舉的通過逐利的人性反映在文藝複興曆史進程中的哲學史觀上的反動。
綜上所述，應該說世事難料是相對的，因為難料的隻是人類無法預知在自己隨心所欲地左右了人事後或臆想出諸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或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所闡發的各種理念後會發生的結果，而世間人文自然進化的方式和規律-------如上所述應該還是可以用人類深邃的理性去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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