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打擊
不知不覺的，我們長大了，開始走上了“曆史舞台”。
名落孫山
1965年我高中畢業，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打擊。
高中我考上了北大附中，按說是個值得驕傲的學校，但是高中三年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個接一個的運動，社會上有什麽運動學校裏就有什麽。1963年學雷鋒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大學解放軍運動、階級鬥爭教育，1965年工業學大慶運動（評功擺好）、思想革命化運動。（高中生活請看我的《畫說一生 九、我們走在大路上》就不在此贅述）
這些運動對於我，一個六十年代的熱血青年來說當然觸動很大。老師要求我們檢查自己與無產階級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及工農兵的思想的差距，寫一份寫思想總結。我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份，第一次對自己的成長過程進行了反思，嚴厲地批判自己因為看西方古典小說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特別給自己扣上了“個性解放、個性自由”的帽子，至於那是什麽玩意兒，我真的鬧不清，不過是鸚鵡學舌當時報紙上時髦的批判用語。現在想想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再加上抖小機靈而已。我認為把自己的“壞”說得越嚴重，認識就越深刻。我的思想匯報寫了四五頁紙，通篇充滿自責。
盡管我強烈地想改造自己，並且也付諸行動，但似乎在班主任的眼睛裏我仍然沒多大長進。我沒有一點政治嗅覺，完全不能預見到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暴風驟雨的前期。我更不知道我的命運已經在從1962年就開始的上層政治革命中被決定了。從那時起《中國青年》雜誌和《中國青年報》不斷地登載要求剝削階級子女加強改造的文章。1965年有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楊國慶砍傷了兩個外國人，報刊就此大做文章，把此事作為階級報複事件，責令“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要引以為戒”。這種輿論愈演愈烈，以至後來發展為文革中“血統論”，奪去了千千萬萬青年的前途和生命。對此我沒有任何知覺，我認為自己和階級敵人及其子女根本無關，而且我從來不看《中國青年》一類報刊。
班上進行了班幹部大換血，新幹部的條件是出身好政治表現好的人，上台的幹部都是出身幹部軍人或工農家庭的。
直到那時我仍然以為自己的出身很好，我完全想不到這種人為劃分的“階級對立”已經把我和一些同學打入了另冊。
盡管是政治風雲即起，大家還是在努力為上大學而拚搏。我的學習不差，稍稍努力就是優秀，考大學時當然下了一番功夫。
七月，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中我們迎來了高考。
我的文科考得都不錯，曆史早就了然於心，答題行雲流水，因為憋尿提前半小時交卷，仍然信心滿滿。作文考試前寫了許多篇文章做練習，這些文章稍加改變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題目下。作文考試的題目是《為革命而學習》。當時的口號不管什麽行業都是“為革命而……”這個題目對於我來說真是手到擒來，我們恰好練過這個題目，立即提筆洋洋灑灑，寫的都是受當時文風影響的大而無當的空話，每段開頭都是“為革命而學習，就要……”滿紙泛泛而論，但我確信寫得很棒。
理科估計上不了九十，但是八十多分是沒問題的。按照我的計算成績該在大學分數線以上。
高考結束後，畢業的操行評語發下來了。看到我的評語，立時透心涼，不僅還是一個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寫得非常糟糕，裏麵充斥著“要努力改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一類的語言。在那樣的年代這樣的評語基本上就宣判了這個人的政治死刑，大學還敢要嗎？一考完試我就抱著所有的教科書筆記本到海澱的廢品站當廢紙賣了。我的感覺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學，決不是因為成績，留著這些書不再有用。
高考完畢我到南京姨媽家去了，瘋玩了整整一個夏天，趕在發榜的前一天回到北京。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據說被錄取的早上發通知，沒錄取的下午發。我滿懷希望等待著，一個早上過去了，郵遞員來送過報紙，沒有帶來任何好消息。我的心開始發慌，安慰自己，投遞過程中有半天的時間誤差是常事。下午幾個同學神色惶惶地跑到我家，他們還沒收到通知。我們又一起去附近一個幹部子弟同學家打聽消息。他考上了哈軍工，又給我們曆數誰誰誰考上什麽大學。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沒戲了。”我不知道自己怎麽站起來，怎麽走的。清醒時，眼前是晃動的藍天，七八雙手抬著我，正往醫務室走去。我羞愧難當，我不是那種執著得化不開的人，連日的疲勞加上落榜的衝擊，身體不聽指揮了。
傍晚我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郵遞員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同情地安慰道：“沒關係，明年再考。”
我躺在床上休息，滿心絕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最後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爸爸覺得對不起我，他猜到了孩子考不上大學，是因為他的父親，我的爺爺。可是我並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沒有爺爺的概念，我所有的履曆表中，從來沒寫過“爺爺”這個詞。我一直以為，爺爺早死。其實，他的去向連爸爸也不很清楚。他們走的是兩條道。爸爸一直追隨共產黨，四十年代初就和爺爺斷了來往。他隻是聽人說一九四九年爺爺去了台灣，死活不知。
後來的風雲變幻，我絕了上大學的望。
鑒定之謎
班上大約有近一半的同學沒考上大學（43人中20人落榜），這些人經常聚集一起互通有無，變得空前地團結。我總是琢磨不透，名落孫山的為什麽是他們？
餘同學，多麽有才氣的女孩子，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書法，會畫畫，會作曲，曾經自創歌劇，精通古文曆史，會唱所有的傳統京劇，生旦淨末醜無所不能。
王同學，學習委員、團幹部，我們班的“萬能解題機”，又喜歡幫助人，不管有什麽學習上的問題，找到他一定給你耐心解釋清楚。
張同學，能歌善舞，作文優等，其它的課程也不在話下，小字也寫得漂亮。
韓同學，一個極其聰明的學生，沒有任何一道數理題能夠難倒她。人也長得漂亮。是透著機靈的漂亮。
還有張同學李同學楊同學……他們的功課也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考上大學應該是沒問題的。
相反班上一些人學習一貫糟糕，卻考上了大學，雖然上的是三類三等的專科學校。如果他們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學應該都能上大學。
沒上大學的人絕大多數出身不好，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學是那時不能見諸陽光隻能暗地通行的國家政策。另外還有一條拿得出來的政策做幌子——“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可以改造好的。”可什麽是政治表現，什麽樣的人可以改造好，什麽樣的人不能改造好，全憑掌權人的一句話語。班上出身不好而考上大學的隻有一個，她學習最好又是班長，所謂出身不好也就不過是一般的資本家家庭，無礙大局。“關管殺台”及“五類份子”的孩子是絕對沒有份的。
三十多年後，我們通過韓同學才知道，除了發到個人手上的評語，另外還有一份鑒定塞進了我們人生首次建立的檔案袋，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後者隱秘不可告人。知青大返城時，在農村插隊的韓同學自己帶著檔案回京，這本是“違法”的，人事檔案屬於國家機密，個人不能拿自己的檔案，更不能打開看。但是那位農村幹部為了圖省事，把檔案發到個人手中，讓自己帶回城裏。韓同學好奇地拆開檔案來看，才發現了可怕的秘密：她被說成是一個思想反動的學生，學校意見一欄中隻有蠻橫的四個字：不予錄取。填寫的日期在我們高考之前，就是說在考試之前，我們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
我不知班主任在我的檔案中寫了一些什麽，隻知道比起發到個人手中的評語，入檔的鑒定隻能是更嚴厲，更不堪，要不然為什麽那麽死死地瞞住本人。
多少年後，沒考上大學的同學仍然在談論這個“檔案問題”，班主任老師特地給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反思那個時代給師生留下的精神創傷，談起當年的畢業鑒定問題，他解釋說他不是黨員，隻能寫評語而沒有權力寫入檔案的鑒定。誰寫的鑒定，寫了些什麽，對於經曆過嚴酷生活的同學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向何處去
沒幾天爸爸去了河南，帶著一片憂心走了。其實我並沒有那麽失落，黨的號召“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早已深入人心。我們的前麵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雋、“軍隊的女兒”作榜樣。海燕不是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嗎（海燕的故事以後講）？我橫下一條心——到新疆去，並且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
正在這時我收到了海澱區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當老師。在父母看來，上不了大學，這個工作也還差強人意，可是我跟中了邪一樣，拒絕接受分配，隻是一個心思——新疆，新疆，新疆。實際上我的覺悟還遠遠達不到“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高度。我內心深處不願意去新疆，但是更不想服從分配，似乎在和誰賭氣。大學落榜者的分配前景除了插隊，就是在北京的街道工廠郊區農場當集體所有製的工人，或在副食店當售貨員，最好的工作算是小學老師。我都不願意做，一百個不願意，我寧可離開城市到邊疆去。
我到海澱區教育局找到管分配的幹部要求分配到兵團或農村去，吵了一大架，撕掉了分配通知。我真是不理解我的決定讓爸爸媽媽的心裏有多疼，兩個人電函交馳，商量對策。遠在安陽的爸爸千裏外搬兵，請他的表弟餘運先，即我的表叔，一個在北京的中學老師到我家來遊說。表叔說：“你現在是一腔熱血，將來會有很多現實問題，比如在邊疆找對象結婚生孩子回北京都不容易。能留在北京教書多少人求之不得，為什麽還要自討苦吃呢？”我非常的心高氣傲，想：“瞧瞧，這就是一個在城市裏當老師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裏變得這麽俗不可耐，我更要離開城市。”其實表叔所說，何償不是父母所擔心的呢？多少年後真的找對象結婚生孩子了才覺得他的“庸俗”確實有道理。
我逼迫媽媽走了姨父的後門（當年海燕就是通過這個路子走的），順利地辦好了去新疆的一切事情。臨走的前幾天，媽媽要帶我去農墾部領取安置費及火車票，上班前她和我說好下午請假帶我去。去新疆的事馬上就要實現了，我的心裏說不出什麽滋味，隻知道沒有一絲興奮。中午媽媽沒有回來，下午兩點多鍾才匆匆進門，頭一句話就是：“新疆去不成了。”“為什麽？”我抗議道。媽媽說：“中午去請假，盧瓊英（領導，陳翰伯太太）問幹什麽去，我說了你的事，挨了她一大頓批評。她說我支持女兒不服從組織分配，走後門搞不正之風，喪失了黨性立場，責成我立即製止此事，並作深刻檢討。”媽媽接著說：“新疆肯定是去不成了。盧瓊英還要我匯報你最終是否服從了分配。”我心裏知道媽媽非常樂意接受這些批評，她並非支持我走，而是萬般無奈，拗不過我。“組織”幫她挽留了女兒，她感謝不及呢。我和媽媽大吵一頓，心裏卻頓時輕鬆起來，一個月後去教育局報了到。
沒想到的是，分配當教師的幾百個畢業學中有五十個人分配到中學，我是其中之一。更想不到的是，在集訓時教育局的領導給我們訓話：“所有當教師的同學高考成績都超過了大專分數線，而你們之所以被選中當中學老師，是因為你們的成績更為優秀。”
教育局給我們這五十個人辦了一個三天的學習班。在討論發言中，人人都表決心要擺脫反動家庭帶給自己的影響，做一個無產階級的人民教師。這時我才知道，這批“未來的人民教師”沒有一個出身好的，都是來自“關管殺”或地富反壞右家庭。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我的家庭為驕傲。如今和這麽多“黑五類”子女為伍，自尊心大大受挫。我想起爸爸曾經和我說過：“你媽媽這麽早參加革命，如此忠心，可是一輩子就當個小科長，你們知道為什麽嗎？”的確，媽媽一生兢兢業業地革命和工作，始終沒當上什麽“大官”，除了率真，心口一致等不適於官場的自身的因素外，爸爸揭示了本質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什麽都不是。”
爸爸當然“是什麽”，他是有名的翻譯家。這個“什麽都不是”說的是政治上，因為他的父親，我的爺爺在台灣。爺爺事實上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他已經被當作一個政治符號偷偷塞進了我們家每一個人的檔案之中，其威力甚至超過了“關管殺”，所以爸爸在政治上不可能“是什麽”。不僅他，連媽媽，甚至我們這一代也遭株連，“什麽”都不可能“是”。
我也犯迷惑，不是強調階級路線嗎，不是強調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嗎，為什麽把關管殺台的子女放在這麽“重要的崗位”上，黨就放心了呢？
爸爸立即從媽媽的信中得到消息，非常高興。在日記裏寫道：
海鷗的工作確定，我就安心了。遠離身邊到萬裏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難過。海燕後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後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鍛煉，成為一個又紅又專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經過的階段，過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內心是矛盾的，又想跟上黨的號召又心疼女兒。“真使人難過”一詞道盡了爸爸心中對女兒全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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