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軍訓團進校
作者 黃澤文
十年文革期間，1967年是鬧騰得最厲害的一年。各色各樣的群眾組織，活躍在文革舞台上,造反奪權，指點江山。統帥借助他們的力量，把“身邊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子”、“黑幫”、甚至“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紛紛打翻在地。同時，也把與之相聯係的基層組織,包括基層上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等, 掃蕩得一片狼藉。
可是，請神容易送神難。運籌帷幄的統帥並未料到，此時的造反派已成脫韁野馬，難以駕馭。緊接奪權風暴之後，是軍方為穩定局勢而作出的抗爭。在壓製軍方後，重振旗鼓的造反派卻又甩開膀子鬧起了派鬥，爭譽，爭寵，爭權，甚至搞起了血腥武鬥。一時間，全國山頭林立，烽煙四起，工廠停產，鐵路停運，槍聲四起，群眾恐慌，一片混亂。
據說，“那是亂了敵人”。[1] 其實，這明顯是亂了自己。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不僅僅是要解決領導權，也絕不僅僅是要在組織基礎上掃清障礙。他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要從根本上消除產生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從而在農業國的基礎上去構建一個純正的理想社會。[2] 而造反派之間的纏鬥，使得他成天窮於應付，今天一個關於xx省的決定，明天一個關於xx地區的決定，不勝其煩。於是，統帥開始謀劃布局，實施他的新戰略部署。
此時，各級黨政機關，公、檢、法部門幾乎全部失去作用，唯有解放軍沒有亂，軍隊成了國家唯一穩定的力量。鑒於這種形勢，3月19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於是，全國各地，無論何種機關單位，先後均被軍管，軍代表成了單位裏麵的最高領導。據統計，全國有280多萬指戰員參與了“三支兩軍”。軍隊控製了局麵，當然，權力也都歸集到軍隊手中。
遲至1967年11月，軍訓團走進了我的中學。軍訓團由駐軍於市東南郊琉璃場的一支部隊派出，共有20名幹部戰士。團長是一位姓劉的營長，臉瘦，個高，挺直的脊梁，一身軍人風度；而政委姓鈡，國字臉，中等個頭，稍胖，是該部隊的一位營教導員。
軍人們進校後，和藹可親，一本正經，麵對校內對立的兩派，不偏不倚。見麵時，有時叫我們小將，有時直呼小黃，小李。但軍訓團卻並不開展軍訓，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把兩派學生聚攏在一起，一方麵製止武鬥，一方麵搞大聯合，開展複課鬧革命。
當時的成都五中，保守派的學生組織已經消失，造反派則是兩派。由於對“紅十條”和省革籌部分領導的態度不同而相互指責，勢不兩立，已經惡化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學校裏，八二六派的組織叫“東方紅公社”，占據著校園。紅城派的組織叫“毛澤東思想戰團”，退守在一號橋北端的石油技校中。兩派隔著一號橋對峙著。
軍訓團進校後，開始遊走於兩處，耐心地勸說大家放棄分歧，聯合起來，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複課鬧革命。起初，收效甚微。
文革第二年所謂的“複課鬧革命”，如果僅看字麵，容易產生混淆。當時，並不是上麵突然發現中學生失學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有害，要把我們重新拉回校園，去恢複中斷了一年半的學業。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是我等懵懂少年的福分，也是我的祖國的福分。可惜，當時的“複課鬧革命”隻是收拾混亂局麵的一種措施，由停課鬧革命轉入到複課鬧革命，關鍵還是“鬧革命”。複的是聯合起來不再派鬥的課，複的是執行毛主席戰略部署的課，以便集中力量進行本學校的“鬥、批、改”。
野慣了的中學生們，派性十足，眼光短淺，對本校的“鬥、批、改”無動於衷。我們這些“半截子”成人，頭腦已被文革改造，隻認為自己代表著“正確”路線，要為“捍衛毛主席”而戰，並不知道大好年華應該讀書，更不知道自己的未來真正需要什麽。
此時的校園一片凋零，不僅是安放不下課桌，甚至已經沒有多少課桌可供安放了。操場上的籃球架被學習開車的同學撞得東倒西歪，後操場豎立起一個鋼鐵高架，上麵裝著幾個高音喇叭，對準一號橋的石油技校，天天高叫著宣傳本派的主張。校園後牆被打倒，缺口處堆滿了破損的桌椅，校外和校內的人均隨意拿來烤火驅寒，數百張桌椅被毀掉，燒掉了。
駐在校園的一派，把教學樓構建成堡壘，槍眼處架上機關槍。和近鄰的二中“井岡山”，三中“紅色堡壘”同派戰友一起，組建“五二三警備區”，武力控製城東的交通要道，以顯示自己草頭王的威風。跑到石油技校的一派，也一樣在該處武裝割據。由於武鬥，來校的同學寥寥無幾，大家都無所事事，心情低沉。
在這樣的氣氛中，慢慢地，軍訓團的勸說有了效果。高中一年級（文革開始時的學籍序列）的高68（3）和高68（4）先後辦起了五中第一和第二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兩派的同學，包括原來的保守派同學，以及長期逍遙在家的同學，終於坐在了一起。此時，我對辦學習班有了興趣，主要原因就是無所事事。由於對武鬥導致的校園褪變反感，與其成天遊蕩，浪費時日，不如用行動來結束這種對立。
聽說我們願意辦學習班，軍訓團極為高興，立刻派了兩位解放軍，一個排長老嘉和一個戰士老賴，來幫助我們。時值寒冬，老嘉和老賴卻熱情似火。老嘉是文革前十五中的高中生，成都人，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是位文靜的青年軍官。老賴是個農村兵，憨厚而踏實。
前年夏天停課，極為容易，那是一紙決定就辦成的事。而68年初春辦學習班，卻困難重重。我所在的高68（4）班，除了兩派的同學外，其餘的“逍遙”同學，散落於城市的各個角落，有的甚至遠走他鄉。辦學習班的第一件事，是把同學們找回學校，這由老嘉和我來完成。老嘉用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載著我，滿城跑動。我指點地址，他蹬自行車，兩人在料峭的寒風中奔跑著，挨家挨戶地去“請”。
有的同學，已經一年多未曾見麵，有的同學，則是我的保守派對頭。我還是和老嘉一道，硬著頭皮一一拜訪，說明來意，通知時間。曾經同窗不到一年的同學，已經生疏了，有的見麵還算熱情，有的卻異常冷淡。經過兩三天的努力，我們一共找到了30餘人，原來班上可是54人。經過文革一年半的折騰，中學生的心已經散了，重新聚攏需要時間。
1968年初春的一天，我班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正式開始。由於教室殘破，桌椅零落，原來的教室已經不可用。我們的學習班選在學校的醫務室裏舉行，此處是個套間，還算寬敞。開學時，一共到了20餘人。
開學之前，老嘉和老賴指導我們把醫務室精心布置了一番。醫務室門沿上，貼著老嘉的工筆大字：“成都五中高六八（四）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門迎麵是兩幅毛主席的大幅畫像，這是軍訓團給學習班的賀禮。其實，這兩幅畫像本是東方紅公社和毛澤東思想戰團送給軍訓團的見麵禮，上麵各落有組織的名稱。軍訓團雙雙送來，並排擺放，不偏不倚。內房設置一台，台牆上，偉大領袖正在微笑著看著大家。兩邊各有一條毛主席語錄，分別是：“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下麵有一橫幅，上書林彪的海軍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對麵牆壁上還有“要鬥私批修”五個大字。醫務室外麵的牆壁上則布置有一個專欄，供學習班學員發表言論。
學習班開課，首先是一套畢恭畢敬的儀式。全體起立，麵對毛主席像，手持毛主席語錄，由老嘉領頭說：“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大家立刻接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三呼之後，接著是老嘉再說：“敬祝敬愛的林副主席”，大家立刻接上：“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也是三呼。在三聲敬祝之時，手持紅寶書，從胸前向外平推，跟隨三呼的節奏連續推三次。聲音洪亮，整齊劃一，莊嚴而虔誠。三齊呼和三平推後，大家坐下，由老嘉帶領大家，齊讀一段毛主席語錄。讀畢，方正式開始。
（圖片來自BBC中文網，特此致謝）
學習班由兩派學生各推舉一人主持日常學習。主要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以及各種應時的報紙文章。大多數時間是讀，少數時間由老嘉講。他們在用解放軍的套路來引導我們這些野慣了的中學生。
辦學習班在當年是個極為風行的活動。偉大領袖專門對此發了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裏得到解決。”但我們辦起來後卻發現，解決不了什麽問題。讀語錄、文件、報紙後，開始討論。但討論時，一接觸到聯合等具體問題，兩派學生就開始七嘴八舌地爭論。雙方均以文革陶冶的心性，標榜自己正確，指責對方錯誤。這時候的場麵是：兩邊爭得麵紅耳赤，激動興奮；老嘉老賴左右為難，無可奈何；而逍遙人士則靜觀爭吵，無動於衷。
不過，唯一可喜的是，大家放棄了武鬥對立。雖然站隊各異，但麵對麵坐在了一個房間裏；雖有爭吵，卻沒有凶相，也沒有仇恨。
學習班在困難的氣氛下堅持著，來的人卻在逐漸減少。軍訓團急得很，老嘉下了決心，一定要聯合起來。他叫我起草一個大聯合的協議書，即使走過場也好。我寫了，按照我派的意見寫就，自然，對立派通不過，雙方僵持不下。無論老嘉怎樣調和，也無法把這些迷了心竅的小青年說動，隻好不了了之。
學習班每況愈下。有時，醫務室裏隻有老嘉和我兩個人，相對枯坐。但老嘉是個有恒心的軍人，他鼓勵我：“不要打退堂鼓，學習班的大方向沒有錯。”有時候，他就給我聊他在部隊裏的經曆，聊他參軍的經曆，聊他在成都的父母家庭。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現在，我偶爾會回想起當時和老嘉相處的細節，心中懷念這個像大哥哥一樣的軍人。
最終，學習班無疾而終。導致其失敗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影響，二是學習內容空洞。進入1968年春天，成都的造反派對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人民南路附近，發生了曆時半個多月的以成都十中為據點的瘋狂攻防戰，整個中心地區幾近癱瘓。在這樣的氣氛中，雙方的齟齬被放大，遮蓋了理性的思維，很難心平氣和地談聯合。而學習班不複文化課，成天就學習一些報章文件，這些大塊文章，充斥著文革邏輯，套話連篇，久聽生厭。
班級的學習班雖然了停下來，但在軍訓團的主持下，全校兩派籌備大聯合的協商會卻開始了。軍人們心中有數，就是要采用一種形式，讓兩邊的“小將”們坐下來說話。麵對麵的接觸，總好過隔橋對峙；唇槍舌戰的口水戰，總好過呼嘯奪命的真槍實彈。軍訓團掌握著當時文革的大趨勢，他們明白，最高統帥要結束這種沒完沒了的派鬥，文革要進入由“亂”到“治”的階段，這條路一定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走通。
聯合的道路的確走通了。在軍訓團不懈地努力下，兩派同學終於以對等的原則，簽署了協議，於6月13日成立了一個成都五中大聯合委員會。這是邁向成都五中革委會的關鍵一步。緊接著，經過一番努力，在1968年的8月17日，建立了成都五中革命委員會。
幾個東方紅公社的初一同學，心靈手巧，專門為革委會的成立刻製了一個新校牌。自製長板，多遍刷漆，精心雕刻，刻上“成都五中革命委員會”九個仿宋體大字，送給學校。慶祝母校在經曆兩年多的折騰後，終於排除萬難，回歸平靜。其中主要操刀者名叫譚雲，後來入讀四川美術學院，成長為著名雕塑家，曾主持完成過建川博物館的大型抗日將軍雕塑群像《中國壯士：1931-1945》。[3] 他的雕塑事業，估計就是從雕刻校牌那一天開始的。
自1966年夏天，五中搞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的領導機構，走馬燈似地變換著。由以往慣有的支書-校長製，轉變為校文革委員會，爾後則是革命造反派的奪權委員會，進而變化為全校大聯合委員會，然後再過渡到革命委員會。據說這些“委員會”遵循了革命傳統，而且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生事物”最終均銷聲匿跡於曆史的歲月中，一切還是回歸到了文革前的那套舊有體製。
參考文獻
[1] 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1967-10-07。
[2]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1967-11-06。
[3] 譚雲(國家一級美術師雕塑家)，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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