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馬字三號”懸案
於公孫，李西始
一、“馬字三號”
1930年5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5月中旬，湘贛邊界蘇維埃代表譚震林、贛東北蘇維埃及紅軍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據地蘇維埃代表雷經天、川南蘇維埃代表惲代英、鄂豫皖工農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閩西工農民主政府代表張鼎丞、鄂西蘇維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滿洲省委代表謝覺哉、紅軍第三軍團代表黃公略、紅二軍軍長孫德清、紅六軍政委柳直荀等“兩會”三十多名代表從全國各蘇維埃區域輾轉秘密抵達滬上。
當時的上海處於白色恐怖中，中央在上海舉行如此重要的會議，首先考慮的自是會議代表的安全問題。為此，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不但親自參與籌劃方案、選擇會場、安排應急轉移渠道和警衛措施，還數次踏勘備選的會場，最後拍板，把“兩會”會場放在公共租界成都路1143號由黨中央有關部門開設的“德康醫院”內。“兩會”代表抵滬後，由黨的地下交通站指派交通員前往接頭地點迎接，幾經輾轉，由最後一站的交通員把代表引領到成都路，以患者名義入住醫院。代表入院之後不能外出，也不能跟外界通信通電話，處於封閉式保護之中。
“兩會”一共開了四天，第四天（5月18日）午前會議結束，代表立即撤離會場。鑒於出門就是成都路，公共租界成都路巡捕房（今成都北路360號）相距不遠，而且馬路上不時有武裝巡捕經過，所以代表是分別離開的，三十多名代表全部撤離需要一些時間。沒想到，就在醫院內剩下最後一位代表尚未撤離時，外麵忽然闖進三個男子。他們對醫院的內部結構似是並不生疏，進門後直奔後院病區，朝一間間病房裏探頭探腦窺視。
中央有關部門在醫院是配備了警衛力量的，但此刻都去護送先行撤離的代表了，醫院隻剩下化裝成醫院員工的機關人員。盡管發現這三個自稱是來為老板物色“休養病房”的家夥路數不正，也隻能上前以介紹情況為名予以攔阻。
事後得知，這三人係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少校督察官錢祖誼以及手下兩個特務。他們是有明確目標的，自是阻攔不住。也就不過分把鍾，三人與待在病房裏的最後一名“患者”——贛東北蘇維埃及紅軍代表邵式平劈麵相遇。陪同邵式平的是中共一位元老級革命家——當時正奉命在上海協助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工作的陳潭秋。邵式平、陳潭秋都是掛在敵方通緝榜上的著名人物，其照片錢祖誼早已爛熟於心。當下錢祖誼和兩個特務拔出手槍，錢祖誼下令：“銬起來！打電話通知隊部弄一輛‘大牌照’救護車過來把他們帶走！”
當時滬上城區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三個區域，由各當局自行頒發機動車牌照。如此做法，難免不便，於是三區域當局經過協商達成共識，推出領照費用高於尋常牌照的“大牌照”，掛“大牌照”的車輛可以在三區域任意通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是有警車的，但根據協議，華界與租界警方如若需要在對方區域內執行捕拿人犯的使命，必須由相關職能部門行文，由對方相應部門執行，然後辦理引渡手續，方能把被捕者押解回自己區域。此刻，錢祖誼三人是“越界私查”，如若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察知，當然不會允許他們隨便抓人，隻能用救護車以“轉院”的名義把被捕者帶走。
當時的情勢真可謂千鈞一發。兩個跟班特務中皮粗臉黑的主兒從懷裏掏出手銬，示意另一個瘦高個兒看住陳、邵二人，瘦高個兒點頭表示明白。就在這時，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發生了，隻見瘦高個兒倏地舉槍，朝錢祖誼和黑臉特務分別開火，兩人猝不及防中彈倒地，當即斃命。隨即，瘦高個兒對陳、邵二人說：“他們已死，別管我，沒事的。請二位長官馬上離開，把手槍帶走！”說罷，掉轉槍口對準自己的左側肩膀扣動扳機，然後拋下手槍。
如此，邵式平、陳潭秋得以脫險。稍後，接到報警的成都路捕房巡捕趕到，三個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傷，三人身上並未攜帶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傷員也拒絕透露身份。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過多的傷員送公共租界的“廣仁醫院”救治，在勘查過現場後，把兩具屍體直接送往租界警務處停屍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接到報告，認為這是一起重大凶殺案，需要組建專案組進行偵查，除了讓“德康醫院”嚴格保密，還要求巡捕房一應中外警員不得接受新聞界的采訪。
這個在危急關頭果斷出手擊斃敵人後自傷的瘦高個兒名叫趙寶昊，係黨中央直屬機密部門安插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一名內線。趙是浙江寧波人氏，出身貧窮，十四歲來滬，在“大隆機器廠”做學徒，三年滿師後跳槽去了“鄧泰記機器廠”當了一名機修工。1926年深秋，由中共領導的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準備階段，地下黨組織搞到一批損舊槍支，秘密運至浦東龍王廟請工匠維修，當時不過二十二歲但已有八年機修經驗的趙寶昊是其中一名工匠。趙寶昊跟日夜陪伴工匠的地下黨人接觸下來，迅速提高了覺悟，槍支修理完畢，主動要求留下來。地下黨正需要這樣的人才，以便起義發動後起義工人的武器一旦發生故障可及時修理，就答應了趙寶昊的要求。
不過，他上一線直接參加戰鬥的願望沒有實現。起義發動後，他利用其技術在現場修理槍彈，事後起義總指揮周恩來評價其作用不亞於甚至超於直接參加一線作戰。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趙寶昊幹脆辭去“鄧泰記機器廠”的工作，作為專業技術人員無報酬為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做軍火準備，並直接參加了1927年3月21日發動的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起義後的第三天，趙寶昊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3月22日，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部進駐上海，9月，白崇禧奉命組建“淞滬衛戍司令部”，自任司令。次年春，白崇禧率軍西征，南京國民政府委派陸軍第三十七師師長熊式輝代理衛戍司令，同年4月改為“淞滬警備司令部”。
白崇禧組建淞滬衛戍司令部時，張榜向社會招收相關職能人員，其中包括偵緝大隊偵探（特務）。黨組織認為這是一個打入敵人內部的機會，趙寶昊奉命前往報名，接受特工訓銖，結業後成為淞滬衛戍司令部直屬偵緝分隊的一名特務。黨組織要求他首先要隱蔽自己的秘密身份，其次才是收集情報。領導特別強調，對於非上級指令收集的情報，哪怕是送上門來的，也應忽略不計，因為這有可能是敵人對他的試探。
趙寶昊嚴格執行上級指示，三年來一直寂寂無聲。這次中央舉行“兩會”，他並不知曉，組織上也沒有下達任何使命。這天下午，趙和另一特務汪某在外麵調查一樁刑案線索，騎著摩托車同來準備向上司匯報時，被督察官錢祖誼攔住，說你們二位接著跟我出一趟差吧，就等著你們這輛“大牌照”摩托回來呢。趙寶昊於是知道這趟差是要去租界的。摩托車在公共租界成都路距現場百米外的一處舞廳院子裏停下，錢讓他和汪某檢查武器，他方才意識到情況可能有異。進了“德康醫院”，直奔後院，然後就見到了邵式平、陳潭秋。
趙寶昊作為一個普通黨員，當然不認識邵、陳兩位職業革命家，但他曾聽說過兩人的名頭，也見過這兩個“共黨要犯”的照片。這下他知道自己攤上大事兒了，兩位黨內領導麵臨著巨大危險。趙寶昊當機立斷擊斃兩個特務，其至沒有考慮過下手後該怎麽自保。至於自傷，那是在開槍擊斃錢、汪後方才產生的念頭。
巡捕趕到後，趙寶昊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他知道，此刻隻要說錯一個字，沒準兒就會帶來麻煩。至於他的身份，盡管他們三人都沒帶警備司令部的證件，似他被送往醫院後，警備司令部肯定會很快獲悉，派員跟工部局交涉。
果然，趙寶昊住進“廣仁醫院”不久，就有人來探望他了。不過，最先抵達的並非警備司令部的人員，而是他參加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見過的一位地下黨員曾先生。巡捕房尚不知趙寶昊的身份，他們是將其作為涉案對象對待的，在病房布置華探專門“陪護”。但曾先生悄然出現的當兒，那個“陪護”正好去外麵接一個來自巡捕房的電話（自然是地下黨方麵安排的），並不在場。曾先生告知，敵人未能抓住目標，三名便衣又死二傷一，而且死者中有一名少校軍官，這個案子估計會報到警備司令熊式輝的案頭，甚至還會驚動蔣介石。組織對情況進行了緊急研判，認為接下來對你的調查你應該是可以通過的，傷愈後仍能繼續潛伏。敵人查問你時，你可以說襲擊者是從窗外開的槍。組織上已經派人去現場查看過，現場的彈道角度符合這個說法。此外，組織交給你一個重要任務，你要弄清楚敵人是怎麽掌握中央在成都路“德康醫院”召開重要會議這個情報的。
接下來的情況和組織上估料的一樣，住院第四天，趙寶昊被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接走，軟禁於徐家匯（華界區域）一家由法國人經營的私營醫院。“陪護”趙寶昊的是警備司令部軍法處派來的三個便衣，“陪護”的同時對他進行變相訊問。這種審查方式應該算是比較溫和的，後來得知，這是熊式輝親自下達的命令。
熊式輝這人比較迷信。他有一支蔣介石贈送的象牙柄勃朗寧手槍，寸身不離如同至寶。兩個月前他外出巡視，在郊區兵營如廁時不慎將手槍掉落茅坑。自有士兵迅速打撈，那就必須全部拆開後徹底清洗了。警備司令部有槍械修理所，處置這事不在話下。但熊式輝卻要求經手工匠的生辰八字、麵相必須符合其“心想”，讓把修理所能工巧匠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來供其審查，竟然一個也沒通過。那就隻好另想法子了。副官稟報，聽說偵緝大隊有個隊員入伍前是一名不錯的工匠，是否看看這人的生辰八字？審查結果，符合熊司令的“心想”。處理這麽一把手槍對於趙寶昊來說自然是小菜一碟，熊式輝非常滿意。
從此，熊式輝就記住了趙寶昊這個人。當軍法處把此次事件的書麵報告呈遞上來後，他一看其中負傷的偵緝隊員就是為他修理勃朗寧的工匠，就讓副官向軍法處交代，審查此人時，可以給予優待。有這樣一句話，軍法處在審查時自然心裏有數。也就不過十來天，趙寶昊的槍傷有所好轉，醫生認為可以出院休養時，軍法處的審查結論也出來了，認為趙寶昊沒有問題。
趙寶昊是孤兒，又是單身漢，在滬上並無居所，出院後就來到了位於龍華鎮外直屬偵緝分隊的集體宿舍。趙寶昊惦記著組織上交代的那樁絕密使命，除了在宿舍跟一班同僚接觸以了解情況，每天去司令部醫務室換藥時，還順路去軍法處軍士休息室轉轉，跟那班軍士抽煙聊天。
轉眼一個月過去了。1930年6月18日上午八點多，中央直屬機密部門突然接到秘密交通點傳來的消息：“小涓”要求今日執行“四號方案”！“小涓”就是趙寶昊的代號。趙寶昊打入警備司令部時，組織上給了他七個按照一至七順序排列的接頭方案，每個方案搭配不同的接頭地點、時間和接頭方式，需要向組織上口頭匯報重要情報時，可根據具體情勢選擇其中的一個。現在趙寶昊捎話執行的是“四號方案”，即當天下午一點在淞滬警備司令部附近的龍華寺見麵。這是趙寶昊打入敵人內部後第一次要求接頭，組織上判斷，可能是交代給趙的任務有結果了，遂決定仍派老曾同誌前往。
哪知，僅僅過了兩個小時，我方潛伏於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另一名內線突然傳來密報：上午十時許，警備司令部直屬偵緝分隊宿舍門口發生槍戰，數名特務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黨潛伏分子”趙寶昊，趙寶昊在打死一人打傷兩人後開槍自盡，壯烈犧牲！
當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指派專人對“兩會”代表遇險和趙寶昊同誌被害兩樁互有關聯的事件進行專案調查。該專案名謂“馬字三號”——1930年是馬年，故稱“馬字”；至於“三號”，似乎並無說法，可能是隨機指定的代號，也可能這年另有一號、二號專案也未可知。
以當時的白色恐怖形勢，要想在敵方內部刺探這種絕密情報，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項工作在進行一個月後仍無進展，不得已，中央決定暫時擱置對“馬字三號”案件的調查。這一擱置，就是二十年。1949年11月和次年5刀，中央社會部、公安部向上海下達調查兩批曆史懸案的指令，“馬字三號”係其中之一。上海市公安局因此成立“曆史懸案調查辦公室”，下設六個專案組，指定由第四組承辦該案。
二、首輪調查
1950年5月28日，“懸辦”（即曆史懸案調查辦公室）第四專案組召開首次案情分析會。
“懸辦”是一個臨時偵查機構，成員是從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上海市公安局以及上海市委組織部分別抽調過來的。組長洪思愚是上海本地人，抗戰前就已是中共地下黨的情報人員，抗戰爆發後因暴露身份撤往安徽茂林新四軍軍部駐地從事鋤奸保衛工作，抗戰勝利後奉命返回上海繼續從事情報工作。解放前夕再次暴露身份，遭敵特追捕時負傷，組織上安排其藏匿上海遠郊養傷。出於醫療條件差，傷勢惡化，如果不是上海解放後即由組織上安排入住“廣慈醫院”治療，他即便不死也得截肢。洪思愚這傷一直養到開國大典後方才痊愈，正好“懸辦”開張，急需政治可靠且熟悉業務的同誌，洪思愚就被任命為第四專案組組長。他手下四名組員都是中共黨員，梁任重、宋有穀是南下公安幹部，蔡微鑫是新四軍淞滬支隊偵察員出身，張福仁是舊警察局刑警，此時的對外身份仍是留用警員。
洪思愚把“馬字三號”的相關案情向四名下屬作了一番介紹，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調閱二十年前中央調查該案的檔案，以供參考。洪思愚並不知道此案當年是否建立過卷宗，“懸辦”領導楊主任交辦時也沒給過任何書麵材料，當然，他們現在的調查是必須建立案卷的。楊主任明確指示過：結案後，必須交出全部材料，專案組每個成員都須親筆簽名，由楊主任親自到場密封，然後送交北京。不單單是“馬字三號”，其他專案組承辦的案件也都如此處置。
眾人於是明白這樁活兒幹起來難度不是一般的大，隻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了。第一步就是分析案情，幾人一番議論後，把話題集中到一點上：趙寶昊不幸犧牲的原因是什麽？是敵人對他一個月之前的“現場負傷”產生了懷疑，還是之後他奉組織之命進行秘密調查時被敵人察覺了？
反複討論下來，一時很難作出判斷。於是，就決定先調查趙寶昊在1930年6月18日犧牲時的現場情況。這個調查可以分兩步同時進行，一是查敵檔，二是尋找現場目擊者當麵了解。五名偵查員分為兩撥，張福仁、宋有穀、梁任重去查敵檔，洪思愚、蔡微鑫調查趙寶昊犧牲時的現場情況。
先說張福仁三個。他們去市局檔案室詢問，管理員說接管的敵檔不計其數，7月份開始就已經在整理分類了，人手不夠，還找來上百名經過政審的大學生相幫，每天幹得灰頭土臉，弄到現在隻是大致上分出了一個輪廓。你們要查閱的情況屬於軍事類的，不在市局接管的警務檔案之內，得去向軍方求助。三人便直奔位於虹口區海南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接待軍官聽偵查員說明來意，說軍事敵檔確實是由我們接管下來的，郊區庫房裏堆積如山，還沒有整理過，就您三位，得翻騰到哪一年呢？再說，這裏麵還可能涉及軍事秘密，光是市公安局的介紹信隻怕還不行，得去華東軍區（南京軍區前身），請政治部蓋個章。對方說的在理，倒並非故意為難，可三偵查員的調查明擺著沒法兒往下進行了。
洪思愚和蔡微鑫這一組進行得還算順利。二十年前，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設在上海市區西南側的龍華古鎮上，偵緝大隊下設三個中隊，分別駐於楓林橋、曹家渡和閘北。但趙寶昊所在的直屬分隊與偵緝大隊無關，由警備司令部直接指揮，其駐地在龍華鎮南側鎮口的一座廢棄道觀內。洪思愚、蔡微鑫到龍華鎮上一打聽，當年的那座道觀已在抗戰爆發後毀於戰火，日軍占領上海後，淞滬警備司令部沒了，戰後國民黨的警備司令部則設於虹口。不過，偵查員此刻要找的是人而不是建築物，洪、蔡還是按照原計劃去了龍華派出所，得知鎮上有一位吳姓老頭兒當年曾是警備司令部直屬偵緝分隊集體宿舍的門房。
吳老頭兒這年七十有三，身體看上去還不錯，記憶力也沒毛病。他給直屬分隊當過三年門房，每月領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屬於雇工，一生沒參加過任何幫會黨派，解放後其成分被定為“城市貧民”。但這個“貧民”卻過著比小資本家還滋潤的生活，因為他的五個子女都了得——四個兒子都是知名醫生或高級工程師，女兒是滬上唯一一家女子銀行的職員，嫁了一個英國專家。老頭兒吃穿不愁，愁的是日子過得太平淡，聽說眼前這二位是市裏下來專門了解二十年前淞滬警備司令部那場槍戰的，頓時來勁，忙不迭沏茶遞煙張羅點心。
據吳老頭兒說，那天上午將近十點鍾的時候，他正在整理郵差剛送到的信函報刊，軍法處的軍法官“活閻羅”閻望仕帶著四個特務突然趕到。“活閻羅”原本就惡名遠揚，係軍法處一眾軍法官中心腸最歹毒手段最殘忍的一個，故得了這麽一個綽號。那四個特務，有兩個吳老頭兒見過，趙寶昊出院時就是由那兩個特務送回來的。還有一個，都喚其小郭，是駐紮在楓林橋的偵緝大隊一中隊的特務探長。小郭經常來這邊分隊宿舍跟幾個狐朋狗友一起喝酒，進進出出多了，吳老頭兒也認得。這人平時對吳老頭兒還算客氣，用無錫方言喚其“爺叔”。這次，也是他先跟吳老頭兒招呼，打聽小趙是否在宿舍。偵緝分隊有兩個趙姓隊員，吳老頭兒便問是哪個，對方說就是上月挨了一槍的那位。吳老頭兒說沒留意過小趙是否外出，應該在吧。
其實這天趙寶昊去了外麵，，不過是一早吳老頭兒在門衛室拐角處生煤球爐時出去的，吳老頭兒沒看到。槍戰之後，軍法處對趙寶昊的當日行蹤作了調查，吳老頭兒聽說，趙早晨離開宿舍後去了茶館，然後就不知去了哪裏。本來，趙寶昊有機會逃過這一劫的，不巧的是，“活閻羅”一行撲空正要離開的時候，他卻從外麵回來了！
趙寶昊應該是從龍華鎮上返回的，手裏托著一包打開的芝麻酥糖，正一邊走一邊吃。這時，“活閻羅”一行將其攔下，但還沒有掏槍。一開始，吳老頭兒並未注意幾個人在說什麽，隻是後來趙的聲音漸高，正在掃地的吳老頭兒才抬起頭向那邊張望。隻聽得趙對小郭說：“你說我通共？有證據嗎？”一邊說著，一雙眼睛往四下裏掃瞄，目光掠過門衛室旁邊站著的吳老頭兒和馬路對麵一個正在掃地的清道夫，忽然發出冷笑，“嗬嗬！小郭啊，我看儂真是名不虛傳的十三點——無錫十三點！”
小郭是無錫人，別看是幹特務的，怛性情中頗有些娘娘腔的成分，平時沒事喜歡唱錫劇，反串風騷花旦惟妙惟肖。可能入戲太深，把戲台上的舉止帶到了生活裏，故人在背後都稱其“十三點”。這主兒對這個外號十分惱火，曾經放出話來，誰再敢這麽叫他，他就對誰不客氣。現在趙寶昊竟然當麵高調稱他是“無錫十三點”，他自然怒不可遏。不過，他還沒來得及發作，“活閻羅”開腔了：“小趙啊，讓你乖乖跟我們走是給你麵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對不住了——弟兄們，把他銬上！”
話音剛落，吳老頭兒隻看見七八米開外那幾位中間倏地騰起一股煙霧，幾乎是同時，有人發出了慘呼。原來，趙寶昊把手裏的那包酥糖朝衝在前麵的特務劈麵扔了過去。不知他是不是在那包酥糖裏摻了石灰之類的東西，反正酥糖一出手，兩個準備銬人的特務已是雙手捂著眼睛慘叫不止。倏忽間，趙寶昊已拔出手槍，左肘勒住一個慘叫著的家夥的脖子擋在身前作為人肉盾牌，衝“活閻羅”、小郭等人開槍射擊。那幾個也是使槍行家，當下分散開來尋找隱蔽物，“活閻羅”和小郭竄進了門衛室，另一個慢了半拍，被趙寶昊一槍爆頭。閻、郭兩個開槍還擊，也不知是誰，竟然不顧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對準“人肉盾牌”開了火！這一槍的後果是，子彈貫穿“盾牌”的胸部又射入趙寶昊的身體，兩人一起倒地。
趙寶昊身負重傷，已無力還擊，遂用盡全力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扳機！
這一幕的目擊者，除了吳老頭兒，還有一人——掃馬路的清道夫薛瘸子。不過，薛瘸子已在大前年患病去世，他的兒子小薛仍住在鎮上，是經營小百貨店鋪的。三偵查員按照吳老頭兒的指點前往走訪。
三十三歲的薛店主證實了吳老頭兒的說法，其父在事發當天問家說起這事，稱讚趙先生是一條硬漢。其時鎮上人都在傳說，自裁的趙寶昊是共產黨，將其如何與楓林橋一中隊特務槍戰之事添油加醋說得活靈活現。偵查員問薛店主，鎮上居民何以知曉那幾個特務是一中隊的？薛答稱，這是鎮警署的警察說的。民國時清道夫歸警察局管理，薛瘸子的薪水是在鎮警署領的。事發次曰正是發薪水的日子，他老爸去領薪水時，警署上下都在議論此事。
專案組分析，按照當時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職責分工，偵緝大隊負責調查被軍方認為需要插手的案子。不過，偵緝大隊隻管調查，把對象逮捕後，得交軍法處處置。根據吳老頭兒和薛店主的陳述，當時是由軍法處出麵前往偵緝分隊宿舍逮捕趙寶昊的，看來，該案應是由軍法處承辦。鑒於參與逮捕行動的特務中，至少有兩個是趙寶昊出院時的護送者，偵查員傾向於認為，成都路“德康醫院”事件後，軍法處並未解除對趙寶昊的懷疑，雖然在內部宣布趙寶昊是“遭遇共黨，光榮掛彩”，其實隻是放了一顆煙霧彈，意在麻痹當事人，以便暗中對其進行調查。6月18日那天，敵人肯定是找到證據了，所以才下手逮人。
如果上述推測成立，趙寶昊就一直處於敵人的監視之下。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趙寶昊在出事之前通過地下交通員向組織上傳送要求執行“四號方案”的信息是否被敵人偵知了呢？專案組對此再三研究，最後予以否定——“活閻羅”一行前往偵緝分隊宿舍抓捕時，很明顯並不知道趙的去向，這至少可以證明，趙向組織傳遞信息時應該是沒人跟蹤的。
那麽“活閻羅”又是如何發現趙寶昊的破綻的呢？
三、查找“活閻羅”
次日，專案組開始訪查“活閻羅”的下落。之前偵查員曾問過吳老頭兒，老爺子說自那天槍戰後，就再也沒見過他，那個姓郭的也沒有來過，宿舍的那些隊員也沒再提起這兩人，沒準兒受上司處置啦？
偵查員認為，普備司令部給“活閻羅”一個處分是有可能的。五個特務去抓一個人，目標的肩膀上還有槍傷，不僅沒能抓到活口。還損兵折將鬧了個一死兩傷（那個被自己人一槍打了個貫穿傷的特務命大，沒死），這手藝實在太潮了，不處理那以後誰還肯“奮力向前殊死效命”？但要說就此把閻幹掉，那估計也不至於。想找到“活閻羅”的下落，還得去龍華古鎮走訪。
這個思路是對頭的。雖說已經二十年過去，白雲蒼狗世事變幻，警備司令部可以遷走，但古鎮上的居民還是那些。偵查員到鎮派出所一說來意，馬上獲得一個信息：賣糕團的申駝背可能知道“活閻羅”的下落，他的糕團攤頭常年擺在警備司令部大門對麵，全鎮人都知道“活閻羅”最愛吃糕團，每天的早點申駝背都特意為他留著。
如今，六十開外的申駝背還在賣糕團，不過已經變固定攤位為流動攤販。龍華鎮不大，偵查員在街頭轉悠了片刻就找到他了。果然，他知道“活閻羅”在血案發生後的去向。
“活閻羅”這個禍闖得有點兒大，據說熊司令聞言摔了東西，然後就把“活閻羅”、郭風雲（小郭）關押起來，還上了手銬腳鐐，內部議論說看來這二位的腦袋要被熊司令拿去祭旗了。但最後的處置卻是雷聲大雨點小：開除兩人軍籍，“活閻羅”調往江蘇第二監獄當獄卒，郭風雲就沒那份幸運了，開革了事，自己去尋飯碗謀生。
江蘇第二監獄位於漕河涇鎮東，民間俗稱漕河涇監獄。“活閻羅”是軍法官，去了該監獄後，人家覺得讓他當獄卒還要上三班委屈了他，
就讓他做了一名采辦員。這主兒倒也放得開，也不嫌掉價，竟然穿了警察製服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從漕河涇到龍華來拜訪一班同僚，當然沒忘記繼續享受申駝子的糕團。申駝子以前受“活閻羅”的照顧，多年來沒受鎮上流氓地痞的欺壓，這會念著一份情免費招待。閻的那番遭遇就是吃糕團時透露的。
偵查員這下簡直喜出望外了。舊上海監獄係統在解放伊始是由上海軍管會法院接收處負責接收的，監獄、看守所概由法院勞改工作委員會管理（1951年5月改歸公安建製），一應舊檔案都在法院庫房裏，之前“懸辦”未成立時，專案組中有人去法院查過舊檔，都是按接收時的門類分別擱在架子上的，一查就著。當即就奔法院，一問，接待員說漕河涇監獄在“八一三”稍後毀於日軍轟炸。洪思愚等人大失所望，好在另一個留用老吏提供了一個情況，讓他們的臉色馬上陰轉晴了——漕河涇監獄是在連續幾天遭轟炸後方才成為一片廢墟的。頭天挨的是一顆啞彈，當局接報後急令搶救檔案，釋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囚犯，五至十年徒刑的囚犯於次日發往軍隊當挑夫。當晚，一幹囚犯加班把檔案打包裝箱，連夜用卡車轉移到北新涇監獄（即司法行政部直轄第二監獄）。因此，漕河涇監獄的舊檔解放後是被接收下來的。
當下調出這部分檔案查閱，申駝子所言不謬，“活閻羅”閻望仕於1930年7月2日去漕河涇監獄報到，做了三天獄卒就改采辦員了。1936年3月，閻提出辭職獲準，之後就跟監獄沒有關係了。
這下，一幹偵查員大眼瞪小眼了。老刑警張福仁建議：“要不，照老方子抓藥試試——去漕河涇鎮上走訪，看是否有當年供職於漕河涇監獄的獄卒之類的？”
5月30日，專案組去漕河涇鎮查訪。到鎮派出所一說，人家竟像是未卜先知，接待偵查員的副所長老田立刻從文件櫃中取出一冊材料，說您幾位要了解的都在上麵記著呢。原來，上海解放伊始，市軍管會發布通告，要求凡是參加過黨政軍警特憲以及反動會道門的人員都須前往指定機構登記。通告一出，前往漕河涇鎮派出所登記的人頗有一些，其中最多的就是江蘇第二監獄的獄卒。當年建造該監獄時，並未為獄卒準備住房，連集體宿舍也沒有，隻有若幹間可以臨時住宿的值班室。所以，一幹獄卒不管是有家小的還是單身漢，都到鎮上租私房居住。“八一三”後監獄解體，部分獄卒不願隨軍撤退，留在鎮上自謀出路，此時，他們已經算是漕河涇的老居民了。洪思愚等偵查員分頭走訪了這些人，查摸到如下情況——
閻望仕來到漕河涇監獄後，因其是外埠人，監獄又不能住宿，也隻好在鎮上租房居住。最初，閻時不時要發幾句牢騷，過了一段日子，他發現監獄方麵並未虧待他，采辦員雖然不是什麽“長”，拿的是尋常獄卒薪響，但油水不少，因為他掌握著向哪家商鋪采購監獄一應日常消耗品的選擇權。其他不說，光是監獄數百號囚犯的油米菜柴，每天的消耗量就是一筆不錯的生意。於是，鎮上商家老板紛紛拉攏“閻采辦官”。閻望仕早年讀的是法政專業，於商業貿易一竅不通。但這主兒頗有點兒小聰明，無師自通，兩個月下來就琢磨出一套從中謀私利的手法。半年後，他在鎮上已經有了三個情婦，其中兩個是米行、油醬店的老板娘，另一位則是經營煤炭燃料行的蔣寡婦。蔣寡婦跟閻勾搭上後，幹脆讓閻退掉租居的房子，住進了自己家裏。
解放後，蔣寡婦仍住在漕河涇鎮上，不過已經不做燃料生意，而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了。偵查員登門拜訪，蔣寡婦冷不防見一下子來了五名氣度不凡的公家人，頓時大驚失色！因為若是往細裏計較，她是夠資格進集訓大隊之類的地方吃幾天免費飯的——她的亡夫早年是幫會頭目、惡霸，如果不是早幾年病歿，解放後上刑場挨槍子是免不了的；她本人曾參加過“一貫道”，抗戰時期還與至少三名漢奸姘居過。聽不速之客道明了來意，她懸著的心才放下：“您幾位先生要打聽那個姓閻的？他十幾年前就離開漕河涇啦！”
“活閻羅”貪財貪色，而且這主兒得隴望蜀，光靠采辦員之便掙外快已經難以滿足其貪欲。遂動起了另外的腦筋。1936年2月下旬的一個晚上，蔣寡婦的燃料行來了一個個頭矮小的中年男子，說一口浦東土語，自稱姓林。這於江西人閻望仕來說構成了語言障礙，好在有蔣寡婦做翻譯，他才明白了對方的來意：新押解漕河涇監獄服刑的一批囚犯中，有一個判處五年徒刑的強奸犯張阿根，這人在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奉為老大。他們不願張老大待在牢裏吃苦頭，想請“活閻羅”幫個忙，設法把他放了。當然，好處是少不了的，對方當即拿出五兩（十六兩老秤）金條，許諾事成之後還有重謝。
閻望仕是軍法官出身，這種事兒以前遇得多了，並不大驚小怪，隻問對方打算何時接人。對方說：“從明天起，連續五天都有人在漕河涇鎮上等候。你隻要把他帶進鎮子，隨時有人接應。放心，萬一運氣不佳被人發覺，他也會一口咬定是他自己逃跑，與他人無涉。”
監獄每天要出動人力拖車采購食材，這活兒當然不會讓采辦員自個兒幹，閻望仕仿效前任，去監區開幾個犯人出來就是。借此機會放走個把犯人，於閻望仕而言端的是易如反掌。而監獄裏逃脫一個輕刑犯，在那個年代算不上什麽大不了的事。閻望仕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敢點頭。
犯人逃脫後，閻返回監獄向典獄長胡仁清報告，胡也不過說了聲“以後帶犯人出去要多加留意”，隨口吩咐秘書以監獄名義行文呈報上峰備案。
次日，閻望仕收到江西老家托人捎來的幾隻活雞鴨，就讓蔣寡婦去龍華警備司令部跑一趟，送給軍法處的幾個同僚。蔣寡婦回來時帶來一封公文，說是軍法處正好要派人送往漕河涇監獄，見她過去，就托她拿回來，請閻明天交給典獄長。
閻望仕拆開一看，驚出一頭冷汗。原來，張阿根係奉賢著名水陸兩棲江洋大盜梁六龍的化名，年前到七寶鎮辦事，遇一美貌少婦，淫心頓起，扯到路邊樹林裏實施強奸，恰被幾個巡查路過的保安團丁發覺，當場拿下。他當然不會供認自己是慣匪梁六龍，隨口說了個名字應付。日前，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在辦其他案件時無意間獲得該信息，遂行文軍法處，軍法處又批轉該犯羈押地漕河涇監獄。
原來這主兒是這麽一個角色！閻望仕知道自己闖大禍了，這回肯定是沒法兒糊弄過去的，那個林矮子找他洽談這樁買賣時曾許諾，如果閻為此受了牽連，就去浦東找他，他會相幫安排藏身之地。如今，隻好走這一步了。
第二天，閻望仕即向典獄長提出辭職，佯稱接到家鄉一個在省裏任職的親戚的信函，說已替他活動了一份縣長差使，要求他必須在七天內趕回老家上任。典獄長不疑有他，閻望仕當天辦好離職手續，不敢耽誤片刻，立馬動身。蔣寡婦有情有義，撇下生意，陪同閻一起前往浦東奉賢縣南橋鎮找林矮子。林矮子從館子叫了一桌酒菜給他們壓驚，陪客中有三個一看就是江湖人物。飯後，蔣寡婦返回漕河涇。
閻望仕的估料果然沒錯，僅僅過了三天，事情就穿幫了。蔣寡婦被銬上手銬，帶到漕河涇監獄就地訊問。蔣寡婦嫁的是幫會惡霸老公，對江湖上的規矩了解一些，知道這件事若是坐實了，那不單單是對老閻不利，還會禍及自己，於是堅稱她按照軍法官的吩咐把那件公文交給老閻了，其他情況一概不知。警方還真拿她沒辦法，再說其夫雖然已死，但一眾幫會徒弟還在，聽說師母被傳訊，自要作出姿態。蔣氏很快就被釋放，此後，她再也沒見到過閻望仕，也沒聽到過其任何消息。
聽完蔣寡婦的這番陳述，洪思愚、梁任重等專案組偵查員大失所望，尋思這條線索就這樣斷了？看來得去奉賢南橋跑一趟了，隻是不知那個林矮子是否還在。畢竟在抗戰期間，浦東地區經曆過“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混亂局麵，像林矮子這樣的主兒是否還活著都難說。
倒是蔣寡婦見來人這副神色，腦子裏竟然靈光閃現，怯怯發問：“您幾位先生是想追查老閻的下落？”
眾人一聽情知有戲，便問蔣氏是否知道林矮子等人的信息。蔣寡婦說那個林矮子沒有見過，不過當初一起吃過飯的三個江湖人物中有一個被稱為“徐師傅”的，今年三月初三龍華廟會那天，她去龍華寺遊玩，在廟內看見幾個匠人師傅在幹活兒，其中一個看著臉熟，事後回想起來，那不就是徐師傅嗎？
一幹偵查員直奔龍華寺，監事翻了記事冊，說廟會時段確有泥水匠在寺裏幹活兒，那是通過鎮上的薦頭店（職介所）找來的，寺裏並不清楚那幾個匠人師傅的具體信息。隨即去找薦頭店，終於弄清楚，這人不是姓徐，而是姓齊，就住在奉賢南橋鎮上。
5月31日，偵查員前往奉賢南橋。到縣公安局一了解，林矮子果然已死。此人多年與土匪暗中勾結，從事刺探作案信息、勾兌綁票交易等不法勾當，抗戰爆發後倒是參加了浦東地區民眾自發組建的抗日武裝，竟然做了遊擊隊的軍師，在一次潛入南橋鎮刺探日軍情報時身份暴露，死於日軍槍口之下。
那個姓齊的匠人叫齊火生，他告訴偵查員，老閻早就死了。閻望仕抵達南橋鎮的當天晚上，慣匪梁六龍在張翁廟設宴酬謝。席間，喝高了的梁老大不知為閻的哪一句話惱火起來，拔出手槍就把閻給幹掉了。酒醒後，想想不妥，嚴令手下不準走漏風聲。按黑道規矩，閻望仕是他的救命恩人，這事傳到江湖上，說他把恩人一槍幹掉了，那以後還怎麽在江湖上混呢？梁老大吩咐手下人放出口風，說閻先生死於酒後急病，然後又辦了一場隆重的喪事。墳墓就是請齊火生叫了幾個匠人師傅給弄的，現在還在。
偵查員前去查看，果然如此。這條線索就此斷了。
四、發現線索
6月1日，五名偵查員開會研究工作思路。一番討論後，大夥兒認為原先選擇的調查方向沒有錯，眼下首惡分子閻望仕雖已死亡，但當時隨同閻前往抓捕趙寶昊的一共有五人，除去死了的那個，還有郭風雲及另外兩個特務。往下，專案組應該繼續盯著這個方向進行追查，把這三個人作為突破口。
據門房吳老頭兒說，小郭是偵緝大隊一中隊的特務，另外三個他不認識，但可以肯定不是直屬分隊的。那就去原一中隊駐地楓林橋碰碰運氣吧。
1920年，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餘畝，修築了一條通向沈家浜路（今醫學院路）的馬路，並在肇嘉浜建造了一座橋梁。何豐林以自己的名字將這一路一橋命名為豐林路、豐林橋。1927年7月，豐林橋和豐林路更名為楓林橋、楓林路。當時，由於上海特別市政府位於毗鄰的交通路（今平江路），楓林橋遂成為上海華界的政治中心。國民黨政權在楓林橋設有監獄，1928年，楓林橋監獄改為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1930年時，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一中隊的隊員宿舍就設於原楓林橋監獄附近的一處強行征用的花園洋房裏。
偵查員向派出所了解下來，該處花園洋房目前由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使用。那麽，二十年前這裏的門房由什麽人擔任呢，是不是和偵緝分隊宿舍的情況一樣呢？接待他們的派出所長是南下幹部，不了解情況，不過，所裏有兩名留用老警察，二十年前，那二位正好幹的是巡警，每天路過那處宅院不下七八次，印象深刻——那裏的門房是白天雇人，晚上由偵緝隊員輪值。門房共有兩人，每人輪流上一天班，十二小時。兩個門房一個姓張，一個姓何，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張老頭兒去年去世，何老頭兒還健在。
很快，何老頭兒就來派出所了。偵查員的運氣還不錯，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腦力也似乎未顯退化跡象，聽明來意後，說您幾位先生所說的小郭，名叫郭風雲，無錫人，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鑽，還很勢利，隻要是當官的，不管是哪個部門的官，他都會像哈巴狗那樣圍著人家打轉搖尾巴，軍法官“活閻羅”對他很器重。
1930年6月18日——之所以記得這麽清楚，是因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來了第三代中第一個男嬰，那天正輪到老何當班，家人特地趕來告知喜訊，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動，在門口轉來轉去，隻要見到出出進進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務還是來訪的外人，也不分長官軍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點左右，門房間的電話機忽然鈴聲大作，老何接聽，耳機裏傳出在滬人聽來被稱為“彎*****”（即說話聲音像是打彎）的客邊人口音（當時滬上把外埠人士統稱為“客邊人”）：“我是軍法處老閻！你馬上把小郭叫來接電話！”
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還是夜間有使命，待在宿舍裏沒出去，老何用馬口鐵土喇叭一叫就出來了。按照規定，這當兒老何必須回避，離開時還得把門關上，因此，他沒聽到小郭跟“活閻羅”說了些什麽，隔著玻璃窗，隻看見這小子頻頻點頭如雞啄米。掛斷電話後，小郭返回宿舍。片刻，就見他與另兩個偵緝隊員李連升、榮富貴開著一輛掛“大牌照”的三輪摩托出來，邊開邊一個勁兒按喇叭。老何立馬把大門打開，摩托車絕塵而去。
這一去，他們就再也沒有回來。後來老何聽說他們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黨分子時，李連升、榮富貴負傷，另一個不知是軍法處還是偵緝大隊哪個中隊的主兒丟了性命，“活閻羅”和小郭都被擼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後，老何就再也沒見到過他們。
專案組認為老何所提供的情況很有價值，閻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德康醫院”案件調查的負責人，如果這個調查有一個調查組的話，組長是閻，郭、李、榮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務則是組員。但是，從偵緝分隊門房吳老頭兒提供的情況來看，趙寶昊在返回龍華後，並未受到監視，其外出與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製。可是，為什麽在“德康醫院”案件發生一個月之後，敵人突然決定要抓捕趙寶昊呢？
偵查員分析下來，認為可能由於以下原因：一是敵人雖然已經恢複趙寶昊的自由，但對他的審查其實並未完全結束，仍在暗中悄然進行。二是敵人對趙寶昊的審查確已結束，趙也基本過了關。可是，6月18日當天或者之前一兩天，敵方意外獲得足以推翻之前審查結論的可靠情報，證實“德康醫院”案件發生伊始他們對趙寶昊的懷疑是有根據的，所以決定采取逮捕行動。三是逮捕趙寶昊的行動與“德康醫院”案件並無直接關係，趙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組織向其下達的絕密使命，要求執行“四號方案”時不慎露出破綻，被敵人發覺。
那麽，究竟哪一種可能性更大呢？偵查員傾向於第二種。試想，如果敵人早已發覺趙寶昊在“德康醫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會知道趙並非關鍵人物，特工活動多半是單線聯係，即使抓住趙寶昊，也難以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形成致命威脅。最好的應對辦法，應該是放長線釣大魚，而不是公開抓捕。如果是趙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員接頭時被敵人發現破綻，敵人也應該采取類似的手段。但事實證明，趙犧牲後，地下黨組織並未遭到破壞，因此，第三種可能也就不成立了。況且，哪怕敵人真的以為趙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關鍵人物要對其實施抓捕，出麵組織抓捕行動的也應該是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處長這個級別的軍官，哪輪得上“活閻羅”這麽一個普通軍法官？
專案組最後一致認為，趙的犧牲與“四號方案”無關，應是敵人意外發現了趙寶昊在一個月前“德康醫院”事件中的疑點而采取的行動。組長洪思愚立即向”懸辦”楊主任匯報了專案組目前的進展，楊主任意專案組的分析，要求專案組再接再厲，盡快完成使命。
6月3日上午八點，偵查員梁任重第一個到達辦公室，就接到龍華鎮派出所打來的電話。專案組日前前往龍華鎮調查時，曾要求派出所協查二十年前以“活閻羅”為首抓捕趙寶昊的五名特務相關的信息，龍華警方自是重視，特地組織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積極分子、居委會幹部、退休進步人士組成的三十多人的隊伍，分頭走訪。這一步棋還真是收到了效果，現在人家來電話告知：五名特務中兩個受傷者的下落已經打聽到，一個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涇鎮上開了一家算命館；另一個搖身一變成為江湖藝人，終年在滬郊一帶流動賣藝。
偵查員當即出動，當天即把二犯捉拿歸案。這兩個人就是當年偵緝大隊一中隊特務探長郭風雲的下屬李連升和榮富貴。1930年6月18日，郭、李、榮三人以及軍法處警衛老金隨閻望仕赴偵緝分隊宿舍抓捕趙寶昊，老金被趙寶昊一槍擊斃，李、榮兩人被趙寶昊擲出的石灰粉傷了眼睛，榮富貴更是雪上加霜，被趙寶昊挾持作為人肉盾牌挨了一槍，那顆子彈湊巧從心肺之間的空隙穿過，給他留了一命。由於目標自裁，斷了線索，再加上己方損失慘重，熊司令視為“奇恥大辱”，不過，對死傷特務的善後處置還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撫恤金照撥，傷者李連升、榮富貴送醫院治療，出院後發給一筆退伍費滾蛋。
李連升當時的位置在上風口，進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隻是視力受損，並未失明；榮富貴就倒黴了，雙眼失明胸口還挨了一槍。兩人都是行伍出身，當軍人自是如魚得水，若說謀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虧幹了幾年偵緝活兒，在上海灘有若幹江湖朋友，有人看他們可憐，就分別介紹他們拜師學藝。榮富貴已是瞎子一枚，當時並無“殘疾人就業政策”之說，對殘疾人的稱謂也是鄙視性的“殘廢人”，所以瞎子的就業崗位隻有兩個選擇，要麽做算命先生，要麽去澡堂給浴客按摩。榮富貴想學按摩，但槍傷導致雙手無法過度用力，那就隻好去算命了。好在幹特務的腦瓜子大多沒毛病，而且還都比較聰明，學啥像啥，榮富貴隻學了一年出頭就滿師放單飛了。他先是沿街搖鈴招攬生意，不久有了點兒小名氣，就在鎮上擺了個算命攤頭。因為有江湖朋友捧場，幹得還不錯，抗戰勝利後盤下了一個臨街門麵，開了家“富貴命館”。
江湖朋友給李連升介紹的營生是學唱“小熱昏”。“小熱昏”是江南地區一項傳統的街頭說唱藝術，清末朝政腐敗，社會上多現欺壓民眾侵犯公權損害道德的現象，一些有正義感的說唱藝人就把這種現象編入節目在街頭演唱，作為招徠生意（賣梨膏糖等）的一種手段。由於節目內容過於敏感，難免會驚動官府。當事人就以自己染病發高燒熱昏了頭胡言亂語為借口逃避處罰，故而得名“小熱昏”。時間稍長，形成了一種風格獨特的吳語曲藝形式。李連升在唱“小熱昏”方麵的發展不及榮富貴學算命，二十年下來，始終在滬郊遊走表演，做流浪藝人。
不過現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藝人也好，都做到頭了。兩人被捕後，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1930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時許（即“德康醫院”槍擊事件發生後），李、榮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廣仁醫院”對麵的“唯誠旅館”向閻望仕報到。閻吩咐他們三人對正在醫院治槍傷的趙寶昊進行秘密監視，特別強調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晝夜“陪護”，務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畢竟這邊是公共租界。
就這樣，三個特務在“廣仁醫院”監視了三天。第四天，警備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趙寶昊獲準離開醫院，由他們三人接往徐家匯天主教堂後麵的一家由法國人開的小醫院隔離審查。閻望仕每天來一趟聽取匯報，遇到疑問則進病房直接跟趙寶昊談話。六天後，閻望仕說軍法處已有結論，趙寶昊沒問題，可以解除隔離，返回龍華偵緝分隊宿舍休養。
郭、李、榮於是返回一中隊，之後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過與此事相關的使命，閻望仕也沒在他們跟前露過麵。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榮兩人，閻軍法官來電，讓他們三個立刻趕往軍法處報到，估計有緊急差使。三人隨即駕駛一輛三輪摩托，急如星火從楓林橋趕往龍華。閻望仕告知，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審查過的那個趙寶昊，但並未解釋原因。三個特務也不多問，幹這一行就是這個規矩。參與逮捕行動的還有軍法處警衛老金，之後就發生了那場槍戰。
李連升、榮富貴的供詞證實了專案組之前的分析，可以確認，趙寶昊最初是通過了敵人的審查的。至於一個月後敵人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為審查結論發生了改變。根據國民黨特務係統“一案一辦”的原則，隻有同一個案件，才會動用同一撥特務繼續執行使命，這樣做有利於保密。由此偵查員判斷，趙的被害，不會跟他受組織之命進行的絕密調查有關係。如果是那樣的話，逮捕他的應該是另一撥特務才對。
李連升、榮富貴交代的一個情況引起了專案組的注意：1930年5月19日下午，有一個三十多歲、妝扮時尚卻一臉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現在“廣仁醫院”外科病區，向病區看門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趙寶昊的牌子。看門人自然屬於特務首先要打點的對象，立刻在窗口掛出了“有人探望”的暗號。李連升隨即跟了進去。讓他驚訝的是，這個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來“陪護”趙寶昊的那個便衣，不徂輕鬆進入病房，而且那個便衣隨即離開，去病區走廊另一頭窗前抽煙去了。李連升想假裝認錯病房推門窺探，被那便衣發現了端倪，背著手朝病房門口踱過來。李連升隻好去病區外把榮富貴喚上來，兩人商量好，由李設法纏住那便衣，榮則趁機闖進病房。不料，當他們兩個再度進入病區時，那女子正好從趙寶昊的病房裏出來了。
榮富貴立刻跟蹤。隻見目標出了醫院，招停了一輛黃包車。榮富貴幹這一行當然熟門熟路，事先早就在醫院門房那裏寄存了自行車，當即騎車尾隨。隻見黃包車從醫院所在的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廟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彎，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來。那女子下了車，到馬路對麵一家小百貨店門口擺出的攤頭上挑選商品。一輛電車“當當”駛來，女子忽然丟下手裏的商品，一個轉身上了電車。本來，以榮富貴當年的體格，踩自行車追上電車是沒有問題的，可中途卻遇到巡捕抄靶子（攔路搜身），耽擱了時間，好不容易脫身時，目標早就失去蹤影了。
這段供詞對於專案組來說，無疑是一條線索。這個神秘女子是何許人？她的出現是否與案子此後的轉向有關？偵查員對此進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該女子是地下黨組織派去跟趙寶昊接頭的聯絡員的可能。“懸辦”領導介紹“馬字三號”案情時說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發生後，趙寶昊被巡捕房送往“廣仁醫院”不到一小時，組織上已經指派曾先生前往醫院與趙寶昊聯係。組織上也肯定預料到警備司令部不會閑著，絕不可能采用這種方式堂而皇之地與趙寶昊再次接觸。那麽，那個神秘女子來自何方呢？來探訪的親友？應該不會，趙寶昊在奉命打人敵人內部後，已經切斷了跟所有親友的來往。況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話，怎麽能空著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兩樣禮品才是。而且那女子還能摒退巡捕房的“陪護”，更是令人百思不解。
一幹偵查員反複研究，沒能說得出個所以然。有人提出，要麽換一種思路，是否可以對見證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關人員進行調查？可問題是，這麽些年過去，去哪兒找當事人呢？
專案組長洪思愚想到一個辦法：當年“陪護”趙寶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許人，可以通過查閱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檔案找線索。租界當局對於檔案保存非常重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公共租界檔案落入侵華日軍之手，仍原封不動保存於庫房。抗戰勝利後，租界警務檔案由國民黨政權接收，保存於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後，全部檔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當時巡捕房對該案有記載的話，那肯定也會記錄“陪護”便衣的姓名。
次日，專案組五名偵查員前往市公安局檔案庫查閱原公共租界警務檔案。折騰了整整一天，終於找到了“德康醫院”槍擊案的相關記載。檔案裏對該事件的記載很簡單，由於沒有更多證據，租界警務處是將該案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具體承辦單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派赴醫院以“陪護”名義監視趙寶昊的便衣有單正超、施清泉兩人，每人晝夜為一班輪值。事發當天下午四時，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經公共租界警務處批準，趙寶昊出院。
檔案中附有一紙英文條子，翻譯出來後，為偵查員解答了神秘女子的來龍去脈。該女子名叫邢美蘭，係“德康醫院”槍擊案中死者之一、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少校督察官錢祖誼的遺孀。錢有青幫身份，被擊斃當天，邢氏即去龍華求見熊式輝，要求給一個說法，但熊司令拒絕接見。邢氏認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槍擊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況，但這必須得到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允許，遂向青幫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給公共租界警務處打了電話，警務處就批了這麽一紙條子給成都路捕房。在醫院值守的捕房華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對邢氏未加阻攔，甚至主動回避。至於邢跟趙寶昊具體談了什麽，檔案中沒有記載——這並非巡捕房的公務。
專案組認為，趙寶昊其時所從事的秘密使命屬於特工性質，按說隻有經過專業訓練才能勝任，但以我黨當時的實際情況，根本沒有條件舉辦這種訓練班，也難以安排專業教官對其進行個別輔導。所以，不能排除趙寶昊在與邢美蘭交談時露出破綻的可能（當然他自己沒有意識到）。如果這樣的猜測成立，邢美蘭一定會做出相應的反應。或許，這就是敵人在一個月後突然逮捕趙的原因。
在進行上述分析時，偵查員發現了一個疑點：按說，邢美蘭係新喪寡婦，她去“廣仁醫院”時是丈夫死亡的次日，應該是熱孝在身。可是，李連升、榮富貴兩人的供詞中說，她穿著一身淺綠色衣衫，從頭到腳未見任何戴孝標誌。這在當時來說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畫腳的，一個新喪寡婦，怎能如此穿戴？於是，專案組決定查查這個女人的下落，指望從她身上找到線索。
巡捕房檔案中沒有關於邢美蘭個人情況的記載，也沒有死者錢祖誼的相關信息，僅僅是對趙寶昊的個人信息提及一句，說他“係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軍士”。那就隻好另辟蹊徑了。偵查員議了議，找到了一個法子——當初她是經杜月笙介紹去找公共租界警務處的，那就通過這條線倒查吧。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專案組沒法兒找其了解情況。起初他們想通過原幫會人士打聽邢美蘭的下落，邢夫錢祖誼是青幫成員，其妻在其死後既然能夠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來錢祖誼在青幫內部應該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進行分工安排，忽見偵查員張福仁似有異議，便問老張是否有另外的主意？
張福仁是地下黨，在上海灘做了多年刑警，是專案組五名偵查員中對舊時上海綜合情況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從事刑偵工作時，跟幫會打過許多交道，還數次跟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三位滬上幫會大亨有過接觸。所以，他對青幫內部情況比較了解。此刻，他發表意見，說如果采用廣泛撒網的方式調查邢美蘭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徑。那麽，這捷徑怎麽走呢？張福仁說，可以找一個叫黃國棟的人打聽。
1934年10月3日，杜月笙的總賬房黃文祥患中風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發跡前，曾在上海大碼頭裏馬路“張恒大水果地貨行”當學徒，與黃文祥是師兄弟關係。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義氣，自然要對黃文祥的喪事和身後事宜有一個交代，用他的說法就是，既要對得起已故的師兄，也要給江湖人留一個榜樣。杜月笙除了協助黃家很體麵地辦理了喪事，還邀請黃文祥的兒子黃國棟前往杜公館，繼承其父的總賬房職務。杜公館的總賬房，是公館內一個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雜役巴結的位置——所有人要動用金錢都須經其點頭。因此，總賬房對於公館內外幾乎所有與幫會相關的事兒都知曉若幹。
張福仁與黃氏父子均熟識，一度還做過鄰居，知道黃文祥生前經常給兒子談些江湖閑話，以增加黃國棟的社會閱曆。張福仁認為，像錢祖誼中彈身亡以及衍生出來的其遺孀邢氏前往杜公館求助這樣的事兒，黃老爺子肯定會告訴黃國棟的。與其到處尋找邢氏的線索，倒不如直接找黃國棟調查。其他偵查員聽張福仁如此這般一說，皆深以為然。
這樁活兒自然非張福仁莫屬了。當下，老張和偵查員蔡微鑫、宋有穀一起去向黃國棟外調。黃國棟在接替亡父杜公館總賬房職務之後，一口氣幹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後，他被逮捕判刑，囚於提籃橋監獄（上世紀八十年代，黃曾任上海某區政協委員）。6月4日，三偵查員前往監獄，一問，黃果然聽其父說及此事，那時他還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四年後其父病歿，他接替杜公館總賬房一職後，曾與邢美蘭見過兩次。第一次是1935年一個春雨瀟瀟的下午，一個三十歲出頭的時尚女子持杜公館管家萬墨林簽署的條子前來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條子上領款人姓名是邢美蘭。後來有人告訴他，這個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產黨打死的警備司令部少校軍官錢祖誼的遺孀。
半年後，邢美蘭再次來到杜公館，拿來了一百八十元鈔票，說是還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單上並無借款之說，黃國棟告訴她，須待萬管家證明確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這天，恰巧萬墨林出去辦事，杜月笙則去了浙江天目山，沒辦法，隻好等萬墨林回來後再說了。黃國棟就讓在杜公館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龍給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沒事，就陪著聊了半個小時。黃國棟告訴偵查員，他記得邢美蘭說過她家住在滬東楊樹浦路華忻坊。那天邢美蘭還了錢離開後，大龍告訴黃國棟，這個女人是個角色，聽說跟“黨調科”有關係。
黃國棟提供的這個情況引起了專案組的重視。所謂“黨調科”，其全稱係“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始建於1927年（另一說是1928年初），1932年，該科擴充為“特工總部”，1935年又改組為“黨務調查處”。1937年4月，該處與戴笠負責的“力行社”合並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軍統”），該處為第一處。1938年3月，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提議（當場獲得通過），以“軍事委員會第一處”為基礎，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至此，曆史上與“軍統”相提並論的“中統”正式形成。該組織雖改過不少次稱謂，諸如“特工總部”、“常務調查處”、“軍統局第一處”等，但坊間一直稱其為“黨調科”，抗戰爆發改稱“中統局”後，“中統”這個稱謂才取代了“黨調科”。
黃國棟聽到邢美蘭跟“黨調科”有關係這個說法時是1934年，要知道，自1928年以來，這個“黨調科”是中共在滬上進行秘密活動時最難纏的對手，如果邢氏跟“黨調科”確有關係，那麽趙寶昊的犧牲是否也跟“黨調科”有關呢？
五、深入調查
次日，專案組五名偵查員全體出動，先往黃國棟所說的邢氏當時居住的滬東楊樹浦路華忻坊打聽，很快就獲得了邢美蘭的情況。
邢、錢夫婦當年住在該裏弄的一幢廣式兩層小樓內，該小樓是邢家的產業。邢美蘭是浙江鄞縣人，其父早年來滬經商，小有發展，是滬上五金批發行業”十大掮客”之一。這幢小樓是當初（大約1925年）邢第一次結婚時其父送給她的禮物。邢氏的第一任丈夫小馮是寧波同鄉，係老邢手下的一名跑街先生，據說經商頭腦特別好，人也長得帥。由於經常去老邢家，一來二去，就被在“華洋德律風電話公司”當接線員的邢美蘭給看上了，不久成婚。婚後小日子過得不錯，不巧的是小馮的職業是終年四處亂跑推銷商品，什麽環境都接觸，不慎染上了肺結核病。當時，這種毛病除非自身抵抗力特別強，大部分患者沒法兒逃過死神的召喚，隻不過時間長短罷了。小馮也未能逃過這一劫，結婚一年兩個月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料理完丈夫的喪事，邢美蘭沒有回娘家生活，仍舊住在華忻坊。兩年後，北伐軍抵滬，邢美蘭跳槽進人“美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下轄的美商上海電話公司工作，仍是接線員。1927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邢美蘭中班下班，途中忽然腹痛如絞，從自行車上摔翻在地。這時已是午夜時分，馬路上靜寂無人。快要昏迷過去時，忽然聽到一陣引擎聲由遠至近……
醒來已在醫院，醫生告訴她是急性闌尾炎發作，如果不是那個摩托車騎手送到醫院，還支付了一應費用，闌尾可能會穿孔，那就有生命危險了。這個摩托車手，就是錢祖誼。
錢係廣東陽江人，1927年春以北伐軍上尉軍官身份隨軍來滬，其時他已晉升少校，供職於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邢氏父女對他自有一番酬謝。之後，老邢本著商人的習性，利用錢的關係做成了幾筆生意，動了要把錢祖誼拴牢的念頭，於是請人撮合，讓他跟女兒邢美蘭配了夫妻。
邢、錢成婚後，邢仍供職於電話公司。兩人一起生活了兩年多，到1930年5月錢祖誼出事時，據說邢美蘭已經懷孕兩個多月。據鄰居回憶，邢美蘭應該是在5月18日傍晚下班剛到家時獲悉丈夫死亡的，稍後，邢家父母兄弟等都趕來了，為錢祖誼布置靈堂，但邢美蘭卻消失了。有人說她悲傷過度被送醫院了，此語是否屬實不清楚。不過，後來出殯時她在場。
之後，邢氏獨自生活，懷的孩子不慎流產。又過了兩年，邢家突然遭難。先是老邢生意不順，跟一個英國商人合夥做五金生意時上當受騙，損失巨大，到處借債企圖翻本。1935年春的一個下雨天，老邢去郊區黃渡鎮談生意，說好住一夜次日返回市區，可是，這一去竟然再也沒有回來。兩天後，其屍體在鎮畔吳淞江的一條支流被發現，已經沒有腦袋了。黃渡那一帶民風強悍，吳淞江兩岸不乏“忙時做工種田，閑時夜出為匪”的角色，這種案件最難偵破，老邢死也就白死了。老邢死後大約一年，邢美蘭把華忻坊的房子賣掉，不知搬遷到哪裏去了。
偵查員尋思，既然邢氏供職於電話公司，那就去該公司查一下。當時雖已解放，但美商上海電話公司仍是獨立經營（該公司於1950年12月30日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的外籍主管出麵接待偵查員，聽洪思愚說了來意，稍一沉思，說我記得這位邢小姐，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那個月的月末離開本公司了。說著，抄起電話命下屬調出1941年的人事檔案，果然，檔案中有邢美蘭親筆所寫的辭工報告，落款日期為1941年12月29日。偵查員提出查一下邢小姐的家庭住址，外籍主管聳聳肩表示愛莫能助。因為當初招工時並未要求應聘者提供自己的住宅地址，隻要求留下聯係方式。邢美蘭所留的聯係方式是為其擔保的南市“祥盛電氣器材進口公司”，擔保人是公司老板秦大命。
偵查員隨即去找“祥盛”秦老板，可是，原“祥盛”所在地已變成一家飯館。向飯館老板和一幹鄰裏打聽下來，得知“祥盛”早在抗戰前兩年就已關門打烊，秦老板去海外兒子那裏養老了。那就隻有另外設法尋訪邢美蘭的下落了。
6月6日，專案組偵查員再次前往華忻坊，挨家挨戶走訪居民和小販等。折騰到中午，全部居民家家都跑到，弄堂口擺攤頭以及穿街走巷的流動攤販也都一一接觸，誰都說不出邢美蘭的娘家在哪裏。
往下該怎麽訪查呢？偵查員宋有穀說，我估摸這麽一條弄堂裏，二十年前的老住戶總有搬走的，是否可以設法找這些人打聽打聽？眾人認為這個建議值得一試，再次紮進弄堂走訪居民。還別說，這二十年裏搬離該弄堂的住戶還真不少，竟有十七家之多。立刻分頭前往調查，終於有了收獲：一個多年前搬遷到愛多亞路（解放後易名延安東路）的篤信天主教的程姓老太告訴偵查員，記得錢先生（指錢祖誼）還在的時候的一個星期日，她去董家渡教堂做禮拜，竟發現旁邊那位小姐就是邢美蘭！邢美蘭平時一向對鄰裏冷若冰霜，但此刻在教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她也就客氣地跟程老太打招呼。此後，兩人在路上遇見，總是要互相點頭致意。稍後，邢小姐的丈夫橫死，鄰居對她不戴孝的行徑議論紛紛，隻有程老太為她辯解，告訴鄰居邢小姐是天主教徒，教會裏對這種情況並沒有嚴格的規定。
程老太的這番陳述，使專案組弄清了兩個問題，一是邢氏當時沒戴孝的原因；二是邢是天主教徒，一度曾去董家渡教堂做禮拜。這就好了，去教堂調查，那裏估計留有教徒的聯係地址。
果然，董家渡教堂中有邢美蘭的聯係方式。這個女子已經改名“鍾鳴琴”，居住於新成區江陰路，離開電話公司後，在教會小學當老師，至今單身。當晚，專案組傳喚邢美蘭，即如今的鍾鳴琴。
在這之前，專案組已向管段派出所了解過該女的政治曆史麵目：屬於一般群眾，並未發現她在解放前參加過反動組織或者幫會。偵查員跟民警說起其亡夫係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少校軍官之事，對方大吃一驚，說這個情況派出所沒有掌握。不過她倒是並未違反政策，因為沒有規定過尋常群眾必須把已故配偶的政治身份向警方登記。
邢美蘭跟偵查員見麵時，顯得很淡定。錢祖誼死亡距今已有二十年，而且她並不清楚錢當年在公共租界成都路主持的抓捕行動是何種性質，估計警備司令部那邊也沒人會向她透露。偵查員所問的第一個問題，當然是1930年5月19日她去“廣仁醫院”跟趙寶昊見麵之事。
邢氏答稱，趙寶昊是警備司令部直屬偵緝分隊隊員，她丈夫則是警備司令部派往偵緝大隊的督察官。她聽錢祖誼說過，他的使命是監督、指導偵緝大隊的一應業務，必要時可以直接調遣偵緝大隊所有成員執行任務。錢在5月18日出事後，她當即前往租界警務處停屍房查看丈夫屍體，然後便去警備司令部要求對其夫之死給個說法，不料碰了壁。因此，她對丈夫的死因覺得蹊蹺，轉而想向執行使命的三人中唯一活著的趙寶昊打聽——邢氏也認識趙寶昊，錢祖誼生前曾因家裏水電維修之事請能工巧匠出身的趙寶昊幫忙，邢氏還下廚燒了幾樣菜肴招待。
租界巡捕房不允許邢氏去醫院接觸傷員，無奈之下，邢氏找了其所供職的電話公司的外籍高管求助，她知道該高管跟巡捕房關係不錯，請他出麵估計巡捕房會買麵子。外籍高管聽聞邢氏的遭遇，表示同情，答應幫忙，當場打了一個電話。邢氏就在旁邊，聽得很清楚，高管並未直接向巡捕房開口，而是托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口答應，讓邢小姐19日上午去杜公館取他寫的條子。邢拿了杜簽的條子再去巡捕房，果然通行無阻。
邢美蘭和趙寶昊談了些什麽呢？她告訴偵查員，她向趙寶昊詢問案件發生時的一應情況，卻被趙寶昊拒絕。趙說按照規定，他隻能向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執行公務的軍法官或者經授權的其他警備司令部人員透露相關情況，否則要受到處分的。邢氏當然不死心，反複求告，趙寶昊不為所動。沒辦法，她隻好離開醫院。
偵查員的第二個問題是：“你跟‘黨調科’是否有關係？”
邢美蘭交代，她的母親徐氏是浙江財閥徐新六的族親，其父老邢當初就是倚借徐新六的關係發跡的；她去電話公司當接線員也是通過徐的關係介紹的。因此，“黨調科”成立伊始，徐新六的近親本家、也是該科的實際主持人徐恩曾就請邢美蘭全家在“王寶和”吃過飯。席間，徐恩曾說他手頭有個項目需要幫手，想請小姐姐以後方便時給予協助（徐恩曾出生於1896年，比邢美蘭大四歲，此處以“小姐姐”相稱是表示客氣）。當時，別說邢美蘭了，就是其父老邢也以為徐恩曾的身份是機電工程師（徐恩曾早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後留學美國，回國後在上海當機電工程師），以為是機電業務上的事，自是表示可以幫忙。
沒想到，大約過了兩個月，徐恩曾指派一個汪姓男子持其親筆便條前來跟邢美蘭談話。邢這才知道，原來徐恩曾已經改行做起了國民黨的“秘密工作”，上次在“王寶和”飯局上提及的所謂項目合作，其實就是讓她利用在電話公司當接線員的便利條件，對“黨調科”提供的電話號碼進行竊聽並作記錄。那年，邢美蘭是個二十八歲的寡婦，從未涉及過政治，盡管徐恩曾開出的津貼費比較誘人，但她不敢貿然應允，就跟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到這時方才知曉徐恩曾已經改行，他們認為一個女人最好不要參與政治性活動，勸女兒拒絕。於是，邢美蘭就回掉了那位汪先生。
偵查員的第三個問題是：“錢祖誼是否跟你說起過他平時的工作情況？1930年5月18日他率趙寶昊等人去公共租界，事先是否曾跟你提起過？”
邢美蘭說她受父母的影響，不關心政治。而且在跟錢祖誼結婚前徐新六去她家（指娘家）表示祝賀時，曾關照過她結婚後不要過問錢的工作，錢幹的是機密活兒，盡管是他的妻子、也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邢美蘭對丈夫的工作情況從來不打聽。錢祖誼也是守口如瓶，向來不對她提及自己的工作。出事那天，錢祖誼跟平時一樣上午七點多離家。這天邢美蘭輪休在家，錢祖誼臨走時跟她約定，今天不要做晚飯了，傍晚他下班回家後去外麵吃館子，然後去跳舞。邢美蘭聽後很開，從下午四點就開始等候丈夫回家了，可等來的竟是一個噩耗。
專案組對上述情況作了分析，認為邢氏所交代的內容基本屬實。尤其是她跟“黨調科”的關係，傳言並不可信。否則，她就不必拐彎向杜月笙求助，直接請徐恩曾打個電話就是了。
之後，偵查員通過查閱接管的敵檔，同時向上海解放後被捕的原“中統”特工調查，終於打聽到了當初受徐恩曾派遣邀邢美蘭為“黨調科”效力的汪姓特務的下落。此人叫汪富相，其時已經年過六旬，抗戰中期，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與國民黨情報機構在上海灘大打特工戰時因傷離開“中統”，回浦東老家開了一家經營小百貨的小鋪子。解放後，由於他有點兒文化，而且鎮上無人知曉其以前曾效力“中統”的曆史，又偽裝積極要求進步，已被縣工商聯視為進步人士。如果不是這次“懸辦”專案組把調查觸角伸到他頭上，沒準兒是能逃過製裁的。
6月9日，汪富相被捕，其交代證實了邢美蘭拒絕為“黨調科”效力的說法。由於汪富相跟專案組正在調查的案件沒有關係，“懸辦”將其移交市公安局處置。後來，該犯被判處二十年徒刑。至此，專案組終於確認，邢美蘭與“馬字三號”案件無涉。
六、目標顯現
6月10日，專案組長洪思愚向“懸辦”楊主任匯報情況時，楊主任說這畢竟是曆史懸案，其間二十年又恰恰是戰亂時期，人證、物證散佚湮沒，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調查清楚。你們第四組是這樣，其他幾個專案組也是這樣。因此，不要著急，盡量把工作做細，給你們提一個建議，幹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擺出來，從頭到尾細細理一理，找出之前沒有留意到或尚未觸及過的，沒準兒可以有所突破。
令案組偵查員於是聚攏起來，對案情重新進行梳理。這回他們換了個角度，站在敵方的立場上，以當時經辦人員的思維來考慮應該怎樣對趙寶昊進行審查，對能夠想得到的審查環節一一進行分析——
第一，經辦人員（即閻望仕）接受使命後，安排郭風雲、李連升、榮富貴三人化裝潛人“廣仁醫院”秘密監視趙寶昊，這個階段，由於目標同時受巡捕房“陪護”探員的監控，應該是無法離開病房的，所以郭等三人要監視的是趙寶昊跟外界以及醫院內部人員是否有接觸。這個環節中，郭等人曾發現錢祖誼之妻邢美蘭（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其身份）進了趙寶昊的病房，肯定會將此作為一個可疑跡象向閻望仕報告。但是，據李連升、榮富貴供稱，閻望仕聞報之後並未對此作出相應的布置。偵查員分析，很有可能閻已通過警備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內線查明了邢的身份和去醫院的事由，認為這個情節與案件無關，不必關注。
第二，警備司令部與巡捕房交涉後，趙寶昊獲準離開醫院，被警備司令部轉移到徐家匯那家由法國人經營的小醫院，進行封閉式審查。這個階段應該是審查的重點，據李連升、榮富貴回憶，他們（含小郭）都是嚴格按照閻望仕的指令行事，並無出謀劃策的資格，連提個建議的想法都沒有產生過。因此，審查計劃應出自閻望仕之手。由於此案的重要性，估計閻製訂的審查計劃還須報請軍法處長審核。
第三，審查結束後，趙寶昊出院，返回龍華鎮上的偵緝分隊宿舍休養。至此，審查其實已經結束了，因為執行者小郭等三人已經歸建。從李、榮的供詞判斷，閻望仕對他們三人的表現還是滿意的，這從後來的抓捕行動時閻仍舊指派郭、李、榮參與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
以上三點是大的環節，偵查員在分析時還考慮到了小環節，而且，他們認為之前沒有著眼考慮的小環節似乎更值得推敲--
審查趙寶昊，主要是要認定其槍傷是怎麽形成的。以當時現場的情形來看，盡管已經遭到“人為破壞”，但子彈的彈道痕跡是無法破壞掉的。趙寶昊不能隨口編瞎話糊弄調查人員，陳述情況必須符合自己的傷口位置，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好在錢祖誼等人的手槍都已被拿走，巡捕房鑒識師即便認定現場發現的三顆子彈頭是從同一支手槍發射的，也無法證明是趙寶昊的手槍射出的。當時民間擁有槍支的情況比較普遍，像警備司令部這種軍事單位，槍支基本上處於無管理狀態，根本沒有什麽“一槍一檔”的製度，偵緝隊員執行勤務時所使用的手槍，可以是配發的，也可以是他們從各自的渠道搞到手的，子彈也是如此，總之是一筆糊塗賬。這樣，趙寶昊就巧妙地避開了“彈痕鑒定”和“發射角度”這兩個關鍵的認定。
但專案組偵查員也考慮到，趙寶昊的自傷並非完全天衣無縫：自傷者開槍時，槍口離創口肯定比較近，這就會導致創口留有明顯的火藥燒灼痕跡，應該無法瞞過“廣仁醫院”接診處理傷口的外科醫生。可是，據李連升、榮富貴供稱，閻望仕讓他們審查的內容中並無此點，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專案組五名偵查員中沒有熟悉法醫知識的，專案組長洪思愚就打電話請來了一名原在法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幹過多年的留用老法醫。
老法醫的說法是，這種創傷辨識在法醫學上稱為“槍彈傷鑒定”，其種類有貫通槍彈傷、盲管槍彈傷、回旋槍彈傷、擦過槍彈傷和反跳槍彈傷；射擊距離也有接射、近射、遠射這三種區分；至於槍彈傷的性狀，那就更有說頭，本文就省略了。偵查員向老法醫請教，聽您老說下來，趙寶昊當時的自傷屬於“近射”，形成的痕跡應該是比較明顯的。老法醫表示認可。那偵查員就不明白了，趙寶昊這一槍是怎麽瞞過敵人的呢？
老法醫提供了一種可能--第一個處理傷口的醫務人員為他消除或者至少是掩飾了上述痕跡，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銷毀掉了，給他換上了入院患者必須要穿的醫院病員服。老法醫估計，捕房刑事部的刑技鑒識官和警備司令部的軍官應該是詢問過外科醫生關於患者的傷口情況的，至於是否打聽過其換下的衣服的下落，那就不能確定了。從調查常識來說，如果敵人問到衣服下落，那他們就已經對醫生產生懷疑了。
根據法醫的上述說法，偵查員發現了一個調查的新思路：找到當初為趙寶昊處置傷口的醫生。
當年趙寶昊治療槍傷的“廣仁醫院”，於1940年由美國聖公會主持，與公共租界內的“同仁醫院”合並，更名“宏仁醫院”（1957年又改為“上海胸科醫院”）。該院的管理很到位，時隔多年，還完整地保留著建院以來的醫療檔案，而且檢索方便快捷。偵查員很快就查到了1930年5月18日由公共租界巡捕房送來的那位受槍傷的“無名氏”的醫療記錄。病案顯示，負責為趙寶昊處理槍傷及後續治療的醫生名叫方仲知。那麽，這位方醫生還在嗎？院方接待人員告知，方仲知早已離開上海，據說是去了香港。至於具體是什麽時候離開的，接待人員說不清楚，隻有查人事檔案了。
人事檔案顯示，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辭而別的方式突然離開醫院的。三天後，他從香港寄來一封掛號信，向醫院提出辭職，但沒有說明為何辭職。6月18日這個日期節點使偵查員頓時一個激靈：那不是趙寶昊犧牲的日子嗎？怎麽這麽巧？這個巧合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麽秘密？
這份病案上還記錄了手術間護士的姓名，一共三人，一個叫鍾文雅，一個叫薑曾珠，還有一個叫司徒萱。一問，三人中薑曾珠、司徒萱還在該院，鍾文雅則在大約十八年前離開醫院，聽說也去了香港，而且恰恰嫁給了已在香港一家英國人經營的醫院擔任外科主任的方仲知。
專案組長洪思愚馬上意識到，這個方仲知身上有戲！不過，想要再查下去，似乎難度頗大，因為目標在香港，即使可以化裝前往秘密進行調查，但如果確定方仲知涉案，把他弄回來可是個麻煩事。洪思愚遂把仍供職於該醫院的薑曾珠、司徒萱兩個老護士召來，由偵查員分別跟她們談話，一是了解二十年前她們參與處置趙寶昊槍傷時的現場情況，二是打聽方仲知和其妻鍾文雅在上海的社會關係。
兩個老護士回憶，那天趙寶昊被巡捕送到醫院時，正是中午時分，先送急診室，接診醫生見是槍傷且傷員失血較多，馬上轉外科手術處置。當時，薑曾珠、司徒萱兩個年輕護士正在食堂午餐，接到緊急通知讓速去手術室。兩人趕到時，方醫生已在鍾文雅的協助下處理趙寶昊的傷口了。那兩個押送傷員來醫院的捕房華探未進手術間，那兩人都是手指焦黃的老煙槍，此刻正倚在外麵走廊窗口吞雲吐霧，狀甚悠閑。其時二十二歲的鍾文雅比薑曾珠、司徒營大兩歲，十六歲就已考人護校，十八歲畢業後正式上崗，工齡既比她們兩個長，心靈手巧也不是後者可以比擬的。鍾護士還有一個特點，手腳敏捷，無論幹什麽活兒都是又快又好。方醫生有這麽一位助手相幫，即使不召喚薑曾珠、司徒萱，也可以把這台手術對付下來。但租界工部局衛生處有規定，一個動手術的醫生必須配三個以上護士，方醫生也不能擅自違規。至於三名護士未曾配齊手術就已經開始，應是那兩個華探的決定。她們兩人到場後，不過相幫遞遞器械、消毒紗布、擦拭血漬的藥棉之類，很快，司徒萱就被方醫生打發去藥房領取幾樣藥品，等她返回手術室，創口處理已經結束。
那麽，方醫生為什麽在手術一個月後突然赴香港呢？這個，薑曾珠、司徒萱都說不上來。她們隻知道方醫生原本就是廣東人，聽說是南洋華僑，在海外讀的醫科，曾在香港醫院工作過，後來他的父母等家人都到上海來經商，他也就到滬上定居了。偵查員又問了鍾文雅兩年後去香港並嫁給方仲知之事，她們都說知道這事，鍾離開上海後，她們三個還保持著聯係，十八年來每年都有數次通信。鍾和方醫生結婚時，她們兩人還合送過一份禮物。
她們還告訴偵查員，鍾文雅是上海人，她和方醫生都住在原法租界霞飛路，鍾家以前她們去過，方醫生家沒去過，據說兩家住得不遠。
專案組根據上述情況基本認定，二十年前，方仲知在處置趙寶昊的槍傷時對法醫所說的槍彈燒灼痕跡做了處理。按說這是為中共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為什麽在趙寶昊犧牲當天不辭而別呢？這很容易使人產生一個推測，即方仲知將其為趙寶昊隱瞞槍傷的情況向第三方透露了，直接導致了趙寶昊的犧牲。他生怕因此而遭到某方的報複，獲悉情況當天，立刻不顧一切逃離滬上避禍。方的這種透露，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情形：一是直接向警備司令部報告（或者已被警備司令部懷疑，被捕後交代）；二是他向其他人透露後，其他人向警備司令部告密；還有一種情況，即他並未向任何人透露，卻被其他人通過某種途徑查知，向敵人告發。專案組要查明真實情況，那就必須和方仲知當麵接觸。至於如何跟遠在海外的方仲知見麵，那得製訂周密方案。在製訂方案前，須對方仲知在滬上的社會關係作一個調查。
次日，專案組偵查員前往霞飛路（抗戰勝利後改為林森中路，解放後又改為淮海中路）淮中派出所，了解方仲知、鍾文雅兩家的情況。
方家確是南洋歸僑，其已故父親方伯康曾是滬上知名律師，其母尚在，已七十多歲，長期居住在尚賢坊宅第，兩個兒子（方的兩個弟弟）都是大學教師，皆已成家，兒孫三代同堂，沒聽說方家有什麽人與政治或者刑事案件有關。至於方仲知本人，派出所就不清楚了，隻聽說方家大兒子在香港做醫生，好像跟家人聯係不多，隻有在1943年其父病歿時奔喪回過一趟滬上。另一位鍾小姐，家住複興公園旁邊的雁蕩路，由於早年離滬赴港，派出所對其情況知道得更少。據說鍾文雅赴港後從未回過上海，但跟父母兄姐始終保持著聯係。
為防驚動調查對象，專案組當天沒有去走訪方、鍾兩家。他們要對情況作一個仔細分析，再製訂穩妥方案，看怎樣把方仲知夫婦“誘”回上海。
經過反複研究，專案組最後決定，以方仲知兩個弟弟的名義，佯稱老母病危向香港拍發加急電報。不過，要實施這樣一個涉及海外當事人的方案，專案組是沒有決定權的，該方案以書麵形式上報“懸辦”；“懸辦”亦無拍板權，得向上海市公安局黨委請示。這中間需要至少三天時間。不過，專案組沒有利用這三天時間進行休整——該方案一旦獲準實施，還得對如何保密、如何防止方仲知從香港來電向其弟或其家裏其他人甚至親戚朋友核實此信息真偽等進行周密考慮。
三天後的6月16日午前，“懸辦”楊主任親自電話通知洪思愚：批準執行該方案。
洪思愚心裏一喜，哪知剛放下話筒，淮中派出所又打來電話報告了一個讓專案組長簡直高興得跳腳的消息：方仲知、鍾文雅夫婦由港來滬，此刻已在派出所！
七、真相終現
方仲知、鍾文雅乘坐香港至上海的客輪於當天上午九時許抵滬，下船便招了一輛出租車回到淮海中路尚賢坊老家。由於事先沒有發過電報，家人皆感意外。方、鍾夫婦雖是解放後第一次回內地，但在香港每天看報，知曉上海一應情況，按照內地公安機關的規定，夫婦倆當即去淮中派出所報臨時戶口。派出所民警前幾天剛接待過“懸辦”偵查員，對方、鍾夫婦自是牢記於心，當下所長親自出麵，請二位海外來客喝茶聊天，同時暗示民警給專案組打電話通報。
方、鍾夫婦還是第一次跟人民公安打交道，隻道查驗過一應證件、車票，報上臨時戶口就完事了，忽見五名便衣一擁而入，所方民警隨即回避，方意識到事情沒這麽簡單。洪思愚對二人倒還客氣，自我介紹是市局民警，聽說方先生回滬探親，正好有事要請教。為了緩和對方的緊張情緒，專案組長並未直奔主題，而是先跟對方聊起了香港近況。方仲知屬於那種有點兒迂腐之氣的知識分子，醫術雖然精湛，卻不諳世情，尋思這些警察大概沒見過世麵，對海外情況感到好奇也在情理之中。那麽，從哪裏開始聊呢，思忖片刻，就從香港的氣候聊起吧，說完了香港氣候，隨即就說到自己這次突然回滬的因由。他原準備8月初回來的，農曆六月廿六、公曆8月9日是其母七十歲生日，他準備攜妻將雛回來辦一場熱熱鬧鬧的壽慶。可是，半月前他收到了國際外科醫學研究會的邀請函，邀其參加8月5日至15日的歐洲七國巡回醫療活動。對於一名外科醫生來說，這是一次與國際同行交流的難得機會，他不想放棄，就決定提前來滬為老母慶生。
接著，偵查員便提出了早已準備好的問題：一是當年處理巡捕房送來的那位傷員的情形；二是為何突然出走。
方仲知說，1925年他從香港來滬，在“廣仁醫院”做外科醫生後，由於其醫術在全院外科中數一數二，很快就有了名氣。某日，他搶救了一個從外地來滬拜訪杜月笙突患疾病的幫會人士，因而與杜公館管家萬墨林交上了朋友。稍後，經萬介紹，他被杜月笙收為弟子，正式加入青幫，自然也認識了一些幫會人士，其中不乏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中的捕探。當然，像他這樣一個全身心撲在醫術上的迂腐書生，是不可能參加幫會活動的，連每年一次尋常弟子必須出席的給杜月笙拜壽的盛事也經常缺席。不過，青幫中自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三大亨往下，到下麵跑腿的小縷囉，對他的口碑都不錯——幫會械鬥事件頻發，受傷者都送“廣仁醫院”請他治療，他一概盡心盡力，偶爾也有要求在處置創口時做做手腳，以便鑒定時瞞過法醫。
1930年5月18日中午，適逢方仲知午時值班，忽然接到一個有幫會背景的好友章某的電話，說馬上會有一個槍傷男子送“廣仁醫院”，請方醫生務必將其創口表麵痕跡處理幹淨，以經得起法醫鑒定，拜托！拜托！剛放下電話，外麵已經傳來警車的警報聲響了。
其時，方仲知已經做了八年外科醫生，香港三年上海五年，這兩地都是黑社會盛行，他見識過的槍傷可能比尋常法醫都多。當下一看被送來的那個“無名氏”的創口，馬上斷定這是自傷。把自傷痕跡消除，對於他來說並不犯難，很快就處理好了，當時在場的隻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鍾文雅。
方仲知並不知傷員是何許身份，“廣仁醫院”是捕房治療外傷的指定醫院，方仲知也知道在跟這種對象接觸時最好是保持沉默，那個傷員自始至終也是一聲不吭。方仲知原以為警務處法醫會來向他詢問創口處置情況，但法醫根本沒來過醫院。倒是傷員離開醫院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閻姓軍法官帶著書記員來醫院向他詢問最初處置槍傷的情況，他“據實”而言，但臨末拒絕在筆錄上簽名，指出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麵找他簽字。但後來不知什麽原因，並沒有人來找過他。
方仲知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哪知一個月後，也即6月18日中午，他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捕房的一個青幫好友打來的，說剛剛看到一份警備司令部的緊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廣仁醫院”外科醫生方仲知，引渡給警備司令部軍法處，案由是“包庇共黨分子”。方仲知是書呆子，聞言甚覺納悶兒，說我不認識什麽共產黨，就是想包庇也沒處找啊！當下便要去龍華找警備司令部討說法。對方急了，說方醫生你趕緊逃吧，公函上說了，你是警備司令部的要犯哩！跑得越遠越好，最好是去海外，去了就不要回來！方仲知這才相信自己大概真攤上了厄運，尋思那就隻好走了。他剛從抽屜裏取了錢包和護照、醫師執業證書，門突然被推開了，一個陌生男子閃身進來，關上房門，問了聲：“您是方仲知醫生嗎？我是章先生的朋友，章先生讓我來接您離開這裏。”
方仲知來不及多想，跟著對方就走。他們出了醫院後門，上了馬路對麵停著的一輛小轎車。轎車疾馳，前往黃浦碼頭（即如今的秦皇島碼頭）。方仲知見那男子和司機高度緊張的狀態，方知情勢確實危急。車在碼頭內一個角落裏停下後，那男子說章先生已經安排好了，你就憑這個徽章上那條英國貨輪，說著把一個徽章佩在方仲知的領帶上，然後掏出一個鼓鼓囊囊的信封：“這是您的盤纏。”
就這樣，方仲知總算有驚無險地逃脫了追捕。他在香港站住腳後，以親戚的名義給已經初戀的護士鍾文雅寫信。鍾回信說，沒聽說巡捕房來醫院抓人，但您離開後的頭幾天，醫院裏經常有身份可疑的陌生男子鬼鬼祟祟轉悠，不知想幹什麽。方仲知其時已經在跟捕房朋友的通信中得知，警備司令部確實要求捕房逮捕並引渡他，但捕房沒有大張旗鼓公開行動，隻是指派便衣去醫院秘密蹲守，數日後無果而撤。方仲知於是再也不敢回內地了。老父去世時，上海已處於汪偽政權統治下，公共租界、警備司令部都不複存在，所以他才敢回去奔喪，但在滬上也不過待了三天就返回香港了。
上海解放後，當年的青幫朋友中有人逃往香港，其中包括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前不久方仲知參加過他們的一個聚會，方才得知當年警備司令部並沒有“冤枉”他，他受友人委托為其掩飾創口痕跡的那個傷者確實是共產黨。
專案組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方仲知所述內容屬實。那麽，還是老問題：軍法處是怎麽掌握趙寶昊自傷線索的呢？看來毛病應該出在“廣仁醫院”內部。偵查員正議到這裏的時候，忽然接到門衛室電話，說有一位自稱是“宏仁醫院”外科護士的女子求見。洪思愚一躍而起，說會議暫停，老蔡跟我去接待一下。
來訪者是護士薑曾珠，她向偵查員反映了同事司徒萱近日的一個情況。6月12日偵查員去“宏仁醫院”調查時，曾對她和司徒萱關照過，希望把當年的相關情形再回憶回憶，如果想起來需要補充的，可以隨時到市局來反映，也可以打電話。薑曾珠聽過也就聽過了，但她發現同一科室的司徒萱自此卻有些異樣，原本很健談的她話沒有那麽多了，空閑時常常一個人站在窗前發呆，工作中還曾出現兩次差錯。昨天傍晚，她們兩個下班時一起步行去車站候車，途中司徒萱忽然沒來由地對她說了一段話，大意是聽其老公（係黃浦分局留用警察）說，最近本市公安係統內部正在整頓，已有多名留用警察因解放前參與調查、逮捕中共地下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的罪行被收審，有的甚至可能會被判死刑呢！她老公說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主動向組織交代曆史罪行的，也有的則是平時話太多，被別人檢舉。薑曾珠聽著不知是什麽意思，隨口附和了一句：“哎，迭種人老憨個喔（滬語，說某人傻的意思）！”司徒萱接口道：“所以，我們也要多注意。”
當時薑曾珠急著要回家，沒有在意。晚上跟老公閑聊時，作為八卦把司徒萱的話說了說，她老公是數學老師，邏輯思維能力強，當下就說你們又沒有做過壞事，注意個啥？一語提醒了薑曾珠，她按照老公提醒的思路回憶了司徒萱這幾天的反常表現，老公認為這人可能有問題，應該向公安反映。
專案組立刻決定：控製司徒萱！
司徒萱作為嫌疑人被控製後，專案組並未馬上對其進行訊問，而是連夜召集二十年前的另外三位當事人方仲知、鍾文雅和薑曾珠，先分別談話，再集中一處集體回憶，終於找到了司徒萱可能涉案的一個線頭！
二十年前的5月18日，方仲知雖然並不知曉傷者的身份，但他是一個書呆子醫生，腦子裏具有根深蒂固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意識，把消除痕跡的每個環節都考慮到了。處理完創口，他想到傷者的衣物也許會露出破綻（破損部位也會留下近距離射擊導致的燒灼痕跡），就關照鍾文雅將傷員送到病房後，把衣服送到太平間旁邊的焚燒點直接燒掉。
鍾文雅是個老實本分的姑娘，她和司徒萱、薑曾珠把傷員送往病房後，就關照“陪護”的捕房便衣需要注意哪幾點。關照完，三護士剛要離開病區，鍾文雅卻被該病區的外籍值班醫生喚住，有關一名住院患者的情況要跟方醫生反饋一下，請她帶個話。於是，她就把正要推著手術床進電梯的司徒萱喚住，悄聲關照返回手術間後立刻把傷員換下的衣服燒掉，還強調必須親自動手。司徒萱一口答應。一會兒等鍾返回時，司徒萱告訴她已經燒掉了，當時鍾對此沒有一點兒懷疑。
專案組認為，司徒萱極有可能並未把衣服燒掉，而是藏匿起來了。一個月後，她以此為證據向警備司令部告密，從而導致了趙寶昊的犧牲。
專案組隨即訊問司徒萱，司徒萱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原來，當時二十歲的美女護士司徒萱走上工作崗位後，對比她大九歲的方仲知產生了愛慕之情。司徒萱心思玲瓏剔透，知道自己是新護士，不能貿然表露出對方醫生的那份意思。於是，就時刻留意方醫生的種種言行，待時機成熟時主動出擊。哪知幾個月觀察下來，卻意外發現方醫生喜歡的居然是方方麵麵都比不上自己的鍾文雅。這下，司徒萱不能等了，決定迅速出手，頻頻向方醫生發出暗示。可是，方仲知是個不解風情的迂腐書生，而工作安排又決定了司徒萱和方醫生幾乎沒有單獨相處的機會。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心上人和情敵越來越親密，司徒萱因愛生恨，第一個恨鍾文雅，第二個就是方仲知了。然後，就動起了報複的腦筋。
5月18日的槍擊事件把機會送到了她麵前。不過，她是在方仲知給傷員處理好傷口後才與薑曾珠一起進入手術間的，根本不知道這場手術中竟然有“貓兒膩”。當然，即使她一開始就在場，以其專業、學識，也不一定會發現什麽端倪。直到鍾文雅關照她返回手術間後先把衣服燒掉，她才隱隱覺得什麽地方不對頭：這個傷員未患傳染病，外傷也不是由狂犬撕咬導致的，為什麽要立即燒掉衣服，而且還要親自燒？醫院通常的做法，是送到太平間那邊由管理太平間的雜役每天定時焚燒。因此，她就多留了一份心，取了衣服後，並未送到太平間，而是進了更衣室偷偷查看。盡管基本是外行，但還是一眼發現了衣服上創口位置周邊的燒灼痕跡，由此隱約猜到了“貓兒膩”所在。於是，她就把衣服用油紙包好，藏於更衣箱內。
“無名氏”被接離醫院後，司徒萱聽人議論說那個傷員係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員。她對政治並無興趣，想的隻是如何報複方仲知和鍾文雅。但畢竟年輕，一時沒什麽主意，想把血衣悄悄郵寄給警備司令部，又不敢確定有沒有效果。這樣，一直拖到6月17日，無意間聽同事說起，前天看到方仲知和鍾文雅在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奧飛姆大戲院（解放後改名滬西工人劇場、滬西電影院）看電影，不由得妒火中燒，決定實施報複行動。當天下班後，她寫了一封檢舉信，在其住所附近的靶子場路（今武進路）郵局以掛號方式把血衣連檢舉信一並寄往龍華警備司令部。
但是，司徒萱卻沒有看到自己報複的後果——方仲知成功脫逃，鍾文雅平安無事（專案組分析，應是警備司令部方麵認為鍾與該案無涉），兩年後，鍾文雅竟然移民香港，成為方仲知的妻子。司徒萱大哭了一場，自此心灰意冷，不久嫁給了一個供職於國民黨警察局穿警服的財務人員（解放後留用做了交警）。
司徒萱始終不清楚自己的告密行為對那個傷員產生了什麽後果，直到這次偵查員去醫院調查，她方知自己當年的衝動闖了大禍，驚得差點兒昏厥。之後，她一直精神恍惚，舉止顛三倒四不說，還出了昏招，竟然跟薑曾珠說了那番話。
至此，“馬字三號”案件偵破了一半，還有一半即趙寶昊要求執行“四號方案”想要給組織傳遞的消息到底是什麽。專案組正準備再次投入調查時，“懸辦”楊主任召見組長洪思愚：北京來電告知，該案的另一半已由公安部根據上海“懸辦”每天通過機要件形式報送的《偵辦簡況》進行研判，獲得了結果。因此，本案調查即告結束。
洪思愚自然感到意外，但又不能問是怎麽研判出結果的。直到數年後，他才偶然得知了這個謎團的答案：趙寶昊出事時，曾怒斥特務郭風雲“依真是名不虛傳的十三點——無錫十三點”，這就是趙寶昊意識到自己難逃此劫後傳遞出的情報。他知道這次遭遇必然會成為龍華鎮上的一個大新聞，他怒斥郭的這句話，必定會通過吳老頭兒、薛瘸子之口散播出去，被組織上察知。遺憾的是，當年調查“馬字三號”案件的同誌由於受到種種條件的限製，未能獲得這一信息。其實，專案組對這句話也未曾留意，隻是作為調查內容匯報上去而已。但公安部專家注意到了這個內容，研判後得出的結論是：趙寶昊連說兩個“十三點”，並強調“無錫”兩字，是利用其寧波口音巧妙地傳遞了一條四字信息——“滬西二十六”，這是當時地下黨在滬上一個秘密交通員的代號，此人係迎接“兩會”代表並把他們送往成都路“德康醫院”秘密會場的地下交通員之一。
不過，現在已無法追究這個叛徒的罪行了。1930年初冬，“滬西二十六”因出賣其他同誌被組織發覺，當即予以鋤殺。現在，專家根據趙寶昊生前最後一刻傳遞的信息最終認定，是“滬西二十六”向錢祖誼出賣了組織的機密情報。
1950年10月27日，“馬字三號”案的相關罪犯司徒萱、李連升、榮富貴被上海市軍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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