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後，除極少數蔣軍嫡係中的精銳部隊外，絕大多數軍隊的裝備可謂慘不忍睹。中日兩軍火力可以說有數量級的差距。抗日官兵拿著相對簡陋的裝備，用血肉之軀對抗侵華日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雙方傷亡交換比可謂懸殊。這其中，除去戰役指揮、戰術素養方麵的因素，裝備極度落後、火力嚴重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南京方麵不是口口聲聲說自己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在“忍辱負重，積攢國防實力，準備將來對日一戰”嗎？每年占預算超過三分之二的海量軍費支出，究竟都花到哪兒去了？
其實，無需查找什麽“密檔”“日記”，將明麵上的賬一算，答案便不言而喻。
以1935年為例，當年南京方麵的軍費預算為2億9301萬4600元法幣。這筆錢首先要用以維持軍隊的日常開銷。
全麵抗戰爆發前，蔣氏嫡係軍隊的陸軍部隊，共計有37個步兵師，1個教導總隊，1個步兵旅，騎兵第7師及幾個獨立炮兵團、工兵團等，約40多萬人。這些部隊供給充足，每個師每月的薪餉、夥食補貼、辦公費、訓練費用共計25萬元法幣。1個師1年約需300萬元法幣的維持費。僅這40多萬人，加上5-6萬的機關院校人員，每年的維持費就需1.2-1.4億元法幣。
除去嫡係，朱培德部2個師、孫連仲部4個師、原譚延愷部2個師，原五省聯軍被收編而成的4個師，因為依附於蔣軍嫡係，所以每個師每月可得到16-18萬元法幣的政府撥款。雖然時有拖欠，但1年下來，大體上還需消耗2200萬元法幣左右的軍費。
閻錫山部12個師，宋哲元部4個師，韓複榘部5個師，何健部6-7個師，楊虎城部3個師，東北軍15-16個師，南京每月要給每個師2-10萬元法幣的補助，餘下不足部分要靠這些部隊自籌。即便如此，一年下來，南京也需給予這些地方派係軍隊至少3000萬元法幣的軍費。
此外，沒有地盤或收入很少的15-16個師的地方軍閥部隊，南京給予每師每月10-15萬元軍餉，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兩個月，拖欠的最後基本賴賬。算下來，每年至少也需撥款1500萬-2300萬元法幣。
對一些桀驁不馴、不服從指揮管理的地方軍閥部隊，南京每月隻給每師發餉5-6萬元法幣。雖然南京經常用停發軍餉的辦法來迫其就範，但每年也得花費數百萬元。
以上總計，僅每年陸軍部隊的維持費，就需支出至少2億元法幣。此外，還有海軍、空軍要維持。雖然抗戰爆發前，中國海空軍的規模都不大，但其人員待遇較高，因此每年也需一筆不菲的軍費。
綜上所述，1935年度南京編列的2億9301萬4600元法幣軍費預算，僅維持費就至少要耗去2.2億元以上。餘下的不到7000餘萬元法幣，還要支付在西南、西北地區與紅軍作戰的巨額開銷，能用於裝備更新的錢，應該不超過5000萬元法幣。這其中還得分出相當一部分給海軍、空軍這兩個“吞金巨獸”，因此陸軍能分到的裝備購置費，不大可能超過每年3000萬元法幣。
按南京的整軍計劃，從1935年整軍開始到1938年年底整軍結束，需要整編出30個“26年調整師”和30個“26年整理師”。
根據編製表，配齊這30個“26年調整師”和30個“26年整理師”，至少需要山（野）炮1440門，20毫米機關炮1200門，82毫米迫擊炮2880門，重機槍4320挺，輕機槍19800挺。而從1932年至1936年，南京兵工署隻生產出了325942支步槍，3492挺輕重機槍，976門82毫米迫擊炮。至於火炮，整軍開始時統計，堪用的身管火炮不到400門，且大多裝備預備炮兵，距整軍計劃所需數量相差甚遠。而小口徑機關炮，國內完全無法生產。這還僅僅是數量不足，還沒有涉及到產品性能和質量問題。
眾所周知，舊中國重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工藝、材料非常落後。有的人吹上天的所謂“黃金十年”，主要靠長三角地區一些輕工業撐門麵。真正關乎國防安全的重工業卻原地踏步，甚至水平還有倒退。國產武器的仿製原型本來就性能落伍。好不容易仿製出來的產品，性能還不如原型。以火炮為例，設備最好的沈陽兵工廠早在1931年便已落入日寇手中。太原、金陵、上海、漢陽兵工廠仿製的山炮、野炮基本都是一戰時期的水準，且包括炮管、複進簧等主要零部件皆依賴進口，且產能不足。因此，整軍所需的火炮隻能大部依賴進口。
以瑞典博福山炮為例，每門炮售價1.5萬美元，炮彈每發售價20美元。南京方麵在戰前共引進了132門此種山炮，每炮配1000發炮彈，裝備了2個預備炮兵旅和3個獨立炮兵營。僅火炮和炮彈，便花費462萬美元。按1936年5月中美達成的協議，100法幣兌換30美元計，462萬美元折合1540萬元法幣。外購火炮之昂貴由此可見一斑。雖然抗戰前夕，南京方麵也曾計劃過建設炮廠自行生產，但此議久拖不決，直至抗戰爆發仍未付諸行動。以當時國內的工業基礎來看，即使炮廠建成，主要部件及原料仍需進口，考慮到勞動生產率及成品率不高等因素，國內仿製品的價格恐怕並不比進口貨低。
按照1936年南京陸軍整理處的計算，外購1個師屬炮兵營需150萬元法幣。以30個“26年整理師”師屬炮兵團折合成90個炮兵營，加上30個“26年調整師”師屬炮兵營，僅購建這120個炮兵營就需花費法幣1億8000萬元。此外，無論是山炮還是野炮，都需要大量的騾馬馱載或挽曳才能機動。按“26年調整師”平均每師2352匹馬，“26年整理師”平均每師3000匹馬計算，完成整軍計劃至少需購置16萬匹軍馬，這還沒考慮馬匹的汰換問題。當時的市場價，最便宜的馬每匹售價也在60元以上。考慮到軍馬的選用標準高於民馬，僅購置這16萬匹軍馬，就需1000萬元法幣以上的資金。
也就是說，僅僅配齊整軍計劃規定的師屬炮兵和馬匹，就至少要花費法幣1億9000萬元以上。如果再加購置、更新其他武器裝備，其花費則更為巨大。而根據前述計算，從1935年整軍開始到1938年間，南京方麵陸軍充其量隻能得到約1.2億元法幣的裝備購置費。這點錢連配齊配齊整軍計劃中的師屬炮兵和馬匹都遠遠不夠，就更別談其他了。
雖然在1936年，南京方麵獲得了1億馬克的德國貸款，將其中的9成以上用以購買德國軍火。但對於數量多達200餘萬，裝備欠賬甚多的龐大軍隊來說，實屬杯水車薪；再則貸款是需要還本付息的，不過相當於提前預支軍費罷了。若自身無雄厚財力支撐，靠外國貸款重整軍備斷難持久。
以上這筆賬，還是建立在南京方麵上上下下都一心為國，清廉辦事的基礎上。而實際情況，大家都清楚。整個當局從上至下，就找不到一個幹淨的。無論是國內采購，還是外購，吃回扣居然成了明規則，經辦人毫不避諱。更有甚者，1936年蔣氏50大壽之際，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獻機祝壽”活動。名為自願捐獻，實則強製攤派。搜刮了一圈地皮，各級經辦人員都得了油水，最後公布的賬麵上的錢，仍能買500架至1000架飛機（依機型不等）。可是，身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卻把錢存進外國銀行吃利息，還美其名曰：“等戰爭爆發再買不遲”。結果事到臨頭，洋大人們紛紛以“中立”為名，實施對華武器禁運。戰前中國空軍積攢的那一丁點家底，不出3個月便損耗殆盡，無以為繼。
如此總總，說一句南京高層買辦誤國，不為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