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
隔海書 - 金陵子弟江湖客
餘光中
1
我這一生，先後考取過五所大學，就讀於其中三所。這件事並不值得羨慕，隻說明我的黃金歲月如何被時代分割。
第一所是在南京。那是抗戰勝利後兩年，我已隨父母從四川回寧，並在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那年夏天在長江下遊那火爐城裏，我同時考取了金陵大學與北京大學，興奮之中，一心向往北上。可是當時北京已是圍城，戰雲密布；津浦路伸三千裏的鐵臂歡迎我去北方，母親伸兩尺半的手臂挽住了我，她的獨子。
我進金陵大學外文係做“新鮮人”，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還不滿十九歲的男孩，麵對四年的黃金歲月，心情已頗複雜，並不純然金色。回顧七年的巴山蜀水，已經過去，但少年的記憶與日俱深，忘不了那許多中學同學：“上課同桌，睡覺同床，記過時同一張布告，詛咒時，以彼此的母親為對象。”眼前的新生活安定而有趣，新朋友也已逐一出現，可是不像遠去北京那麽斷然而浪漫，而且名師眾多，尤其是朱光潛與(後來才知道的)錢鍾書。至於未來，我直覺不太樂觀。抗戰好不容易結束，內戰迫不及待又起，北方早成了戰場，南方很可能波及。茫茫大地正在轉軸，有一天目前這社會或將消失，由截然不同的社會取代。新的價值也許樸素，也許苛嚴，對文學的要求隻會緊，不會寬吧?到那時，文學就得看政治的臉色了。這種疑慮惴惴然隱隱然，一直困擾著我。
記得當時金陵大學的學生不多，我進的外文係尤其人少，一年級的新生竟然隻有七位。有一次係裏的黑人講師請我們全班去大華戲院看電影，稀稀朗朗幾個人上了街，全無浩蕩之勢。較熟的同學，現在隻記得李夜光、江達灼、程極明、高文美、呂霞、戎逸倫六位。李夜光讀的是教育係，江達灼是社會係，程極明是哲學係，高文美是心理係，後麵兩位才是外文係。其中李夜光戴眼鏡，愛說笑，和我最熟。程金陵子弟江湖客極明富於理想，頗有口才，儼然學生運動的領袖，不久便轉學去了複旦大學，跟大家就少見麵了。他儀表出眾，很得高文美的青睞，兩人顯然比他人親近。高文美人如其名，文靜而秀美，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她的父親好像是南京的郵政局長，所以她家寬敞而有氣派，我們這小圈子的讀書會也就在她家舉行。至於討論的書，則不出當時大學生熱中的名著譯本，例如《約翰·克裏斯多夫》、《冰島漁夫》、《羅亭》、《安娜·卡列妮娜》之類。
呂霞和戎逸倫倒是外文係的同學。呂霞大方而親切，常帶笑容，給我的印象最深，因為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學者呂叔湘，在譯界很受推崇。有了這樣的父親，也難怪呂霞談吐如此斯文。
那時我相當內傾，甚至有點羞怯，不擅交際，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所以讀書不但是正業，也是遣悶、消憂。書呢讀得很雜，許多該讀的經典都未曾讀過，根本談不上什麽治學。因此當代文壇與學府的虛實，我並不很清楚，也沒有像一般文藝青年那樣設法去親炙名流。倒是有一次讀莫泊桑小說的英譯本，書中把“斷頭台”誤排成了quillotine，害我查遍了大字典都不見，乃寫信去問我認為當時最有學問的三個人：王雲五、胡適、羅家倫。這種拚法他們當然也認不得，也許我寫的地址不對，信根本沒有到他們手裏，總之一封回信也沒有收到。
名作家去南京演講，我倒聽過兩次。一次是聽冰心，我去晚了，隻能站在後排，冰心聲音又細，簡直聽不真切。一次是聽曹禺，比較清楚，但講些什麽，也不記得。
金陵大學的文科教授裏，舉國聞名的似乎不多，也許要怪我自己太寡聞，徒慕虛名，不知實況吧。隔了半個世紀，我隻記得文學院長是倪青原，他教我們哲學，學問有多深我莫能測，但近視有多深卻顯而易見，因為就算從後排看去，他的眼鏡邊緣也是圈內有圈，其厚有如空酒瓶底。教我們本國史的陳恭祿也戴眼鏡，身材瘦長，鄉音頗重。有一次見他夾著自己的新著《中國通史》兩大冊，施施然在校園中走過，令我直覺老師的“分量”真是不輕。還有一位高覺敷教授，教我們心理學，口才既佳，又能深入淺出，就近取喻，難怪班大人多。有一次他公開演講，題目竟是青年的性生活，聽眾擁擠當然不在話下。這講題十分敏感，在當日尤其聳動，高教授卻能旁敲側擊，幾番峰回路轉，忽然柳暗花明，冷不防點中了要害。同學們的情緒興奮而又緊張，經不起講者一戳即破，大爆哄堂，男生鼓掌，女生臉紅。
教我們英國小說的是一位女老師，蔻克博士(Dr.Kirk)。她的美語清脆流利，講課十分生動，指定我們一學期要讀完八本小說，依序是《金銀島》、《愛瑪》、《簡·愛》、《咆哮山莊》、《河上磨坊》、《大衛·高柏菲爾》、《自命不凡》、《回鄉》。我們讀得雖然吃力，卻也津津有味。唯一的例外是梅裏迪斯的傑作《自命不凡》(The Egoist by George Meredith)，不僅文筆深奧，而且好掉書袋。我讀得咬牙切齒，實在莫名其妙，有一次氣得把書狠狠摔在地上。蔻克其實是金陵女子學院的教授，我們上她這堂課，不在金陵大學，而在她的女校(俗稱金女大)。每次和同學騎自行車去女校上課，那琉璃瓦和紅柱烘托的宮殿氣象，加上闖進女兒國的綺念聯翩，而講台上娓娓動聽的又是女老師悅耳的嗓音，真的令我們半天驚豔。
初進金大的時候，我家住在鼓樓廣場的東南角上，正對著中山路口，門牌是三多裏一號；弄堂又深又狹，裏麵蝸藏著好幾戶人家，我家隻有一間房，除了放一張雙人床、一張書桌、幾張椅子之外，幾乎難有回身之地。我被迫在隔壁堆雜物的走道上放一張小竹床棲身，當時倒並不覺得有多吃苦。好在金大校園就在附近，走去上課隻要十分鍾。
後來我家終於蓋了一棟新屋，搬了過去。那是一棟兩層樓房，白牆紅瓦，附有園地，圍著竹籬，在那年代要算是寬敞明亮的了。籬笆門上的地址是“將軍廟龍倉巷十八號”。我的房間在樓上，正當向西斜傾的屋頂下麵，饒有閣樓的遁世情調。最動人逸興的，是我書桌旁邊的窗口朝東，斜對著遠處的紫金山，也就是歌裏所唱的巍巍鍾山。每當晴日的黃昏，夕照絢麗，山容果然是深青轉紫。我少年的詩心所以起跳，也許正由那一脈紫金觸發。我的第一首稚氣少作，就是對著那一脊起伏的山影寫的。
其實那時候我的譯筆也已經揮動了。早在我高三那一年，和幾個同學合辦了一張文學刊物，竟然把拜倫的名詩《海羅德公子遊記》詠滑鐵盧的一段譯成了七言古詩，以充篇幅。不難想見，一個高三的男孩，就算是高材生吧，哪會有舊詩的功力呢?難怪漕橋老家的三舅舅孫有慶，鄉裏有名的書法家，皺著濃眉看完我的譯稿後，不禁再三搖頭，指出平仄全不穩當。
不過咪咪，我的十五歲表妹也是未來的妻子範我存，卻有不同的反應。那時我們隻見過一麵，做表兄的隻知道她的小名。那份單張的刊物在學校附近的書店寄售，當然一份也銷不掉，搬回家來，卻堆了一大疊，令人沮喪。我便寄了一份給正在城南明德女中讀初三的表妹，信封上隻寫了“範咪咪小姐收”，居然也收到了。她自然不管什麽平仄失調，卻知道拜倫是誰，並且覺得能翻譯拜倫的名作，這位表哥當非泛泛之輩。戰火正烈，聚散無端，這一對小譯者與小讀者四年後才在命定的海島上重逢，這才兩小同心，終成眷屬。此乃後話，表過不提。
進了金大不久，我讀到一本戲劇，叫做《溫波街的巴府》(The Barretts of Wimple Street by Rudolph Besier)，演的是詩人白朗寧追求巴家才女伊麗莎白(Elizabeth Barrett)的故事；一時興起，竟然動筆翻譯起來。這稚氣的壯舉可愛而又可哂。劇中對話的翻譯，難在重現流利自然的語氣，遇到英文的繁複句法，要能鬆筋活骨，消淤化滯。這對於大二的生手說來，無異是愚公移山。當時我隻是出於興趣，憑著本能，絕對無意投稿。譯了十多頁，留下不少問題，就知難而止了。其實要練就戲劇翻譯的功力，王爾德天女散花的妙語要能接招，當時那慘綠少年還得等三十多年。
這就是我的青澀年代，上遊風景的片段倒影。我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是那閩南的山縣隻有在五六歲時才回去住過一年半載，那連綿的鐵甲山水，後來，隻能向我承堯堂叔的畫裏去神遊了。我以重九之日出生在南京，除了偶爾隨母親回她的娘家常州漕橋小住之外，抗戰以前，也就是九歲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金陵古城，童稚的足印重重疊疊，總不出棲霞山、雨花台之間。前後我進過崔八巷小學、青年會中學、金陵大學，從一個南京小蘿卜變成“南京大蘿卜”。在石頭城的悠悠歲月，我長得很慢，像一隻小蝸牛，纖弱而敏感的觸須雖然也曾向四麵試探，結果是隻留下短短的一痕銀跡。
2
二〇〇〇年十月三日，正是重九之前三日，與我存乘機抵達南京。過了半個世紀再加一年，我們終於回到了這六朝故都，少年前塵。在我，不但是逆著時光隧道探入少年複童年，更是回到了此生的起點。在我存，也是在做了祖母之後才回來尋覓初中的豆蔻年華。機輪火急一觸地，我的心猝然一震，冥冥中似乎記憶在撞門，怦然激起了滿城回聲。
南京大學中文係的胡有清教授來南郊的祿口機場迎接，新機場高速公路浩蕩向北，引我們繞過雨花台，越過秦淮河，進入市區，進入了一個又像熟悉又像陌生的世界，隻覺得背景隱隱，呼之欲出，前景栩栩，市聲囂囂，遮不斷曆史的回響。胡教授左顧右盼，為我指點街景與名勝，不斷問我以前是什麽樣子。他問的我大半答不出來，一切都在真幻之間，似曾相識，可驚又可疑。身為南京之子，麵對南京竟已將信將疑，南京見我，隻恐更難相認吧。畢竟是半世紀了，玄武湖的明眸能看透我這白頭，認出當年倉皇出城的黑發少年嗎?我見鍾山多嫵媚，從東晉以來便如此多嬌，但鍾山見我豈應如是?
汽車在鼓樓的紅燈前停下，數字鍾忐忑地倒數著秒，雞鳴寺纖細的塔影召我於東天，像要提醒我什麽。紅燈轉綠，熙攘的中央路引我們長驅北上，終於到了一棟雙管齊上的圓頂高廈，玄武飯店。其中的一管有如平地登仙，將我們吸上了天去，整座南京城落到我們的腳底，連同街道市聲紅燈與綠燈，落下去，隻為了騰出十裏的空曠，秋高氣爽，讓紫金山在上麵接受我們覲見，讓玄武湖回過臉來，佩戴著翠洲與菱洲的螺髻黛。猝不及防這一霎驚豔，安排得恰到好處，有如童年跟我捉了半世紀的迷藏，遍尋不見，忽然無中生有，跳出來猛跟我打個照麵。一驚，一喜，一歎，我真的是回來了。
其後三天，或有賴胡有清、馮亦同諸位學者的導引，或接受久別的常州表親聯合來邀約，我們懷著孺慕耿耿、鄉愁怯怯的心情，一一回瞻了孩時的名勝：中山陵、夫子廟、燕子磯、棲霞寺……半世紀來這些早成了記憶的坐標，夢的場景，每一個名字都有回音，可串成一排回音的長廊。南京湖多，不限於玄武與莫愁。朝陽門與正陽門之間的明代城牆下，有一弧波光灩灩懷抱著古城，狀如新月，叫做月牙湖。十月五日的下午，江蘇省及南京市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就在湖邊的譚月樓上舉辦了一場“餘光中文學作品研討會”，城影與波光之中，我有幸會晤了省垣的文壇人士，並聆聽了陳遼、王堯、方忠、馮亦同、莊若江、劉紅林等學者提出的論文。
但最能安慰孺子的孤寂、並為我受難的魂魄祛魔收驚的，是玄武湖與中山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當年生我在這座古城，曆經戰亂，先是帶我去四川，後又帶我去海島。七十三年後隻剩我一人回到這起點，回到當初他們做新婚夫婦年輕父母的原來，但是他們太累了，卻已在半途躺下，在命定的島上並枕安息。
當年，甚至在我記憶的星雲以前，他們一定常牽我甚至抱我來玄武湖上，搖槳蕩舟，饕餮田田的荷香，饕餮之不足，還要用手絹包了煮熟的菱角回家去咀嚼，去回味波光流傳的六朝餘韻。這一切，一定像地下水一般滲進了我稚歲的記憶之根，否則我日後怎麽會戀蓮至此，吐不盡蓮的聯想的藕絲。
後來進了金大，每逢課後興起，一聲吆集，李夜光、江達灼、高文美，幾位雙輪騎士就並駕齊驅，向玄武門馳去。金大是近水樓台，不消一盞茶的工夫，我們已經像萍錢一般，浮沉在碧波上了。越過風吹鱗動的千頃琉璃，西望是明代的城樓，層磚密疊，雉堞隱隱。東望是著魔的紫金山，陰晴殊容，朝夕變色，天文台的圓頂像眾翠簇擁的一粒白珠，可以指認。九州之大，名湖自多，但是像玄武湖這麽一泓湛碧，倒映著近湖的半城堞影，遠處的半天山色，且又水上浮洲洲際通堤的，還是少見。若你是仙人向下俯瞰，當可見湖的形狀像一隻菱角，令仙人也嘴饞。
在我這南京孩子的潛意識裏，這盈盈湖水頗有母性，就是這一汪深婉與安詳，溫柔了我的幼年，嫵媚了我的回憶。或許有人會說，長江浩淼，不是更具母性嗎?當然是的，不過長江之長，奶水之旺，是南京與上遊的江城水埠所共, 不像玄武湖那麽體己。
至於父性呢，該屬紫金山了，尤其是中山陵。紫金山在南京的行政劃分上，與玄武湖同屬玄武區，但遍山林木蒼翠，名勝古跡各殊氣象，又稱鍾山風景區。這是登高臨風悠然懷古的地方，是處青山好埋骨，墓有今有古，今人的墓有中山陵、譚延?墓、廖仲愷與何香凝墓，古人的還有明孝陵與常遇春墓。但孩時印象最深，而海外孺慕最切的，是中山陵。
壯麗的中山陵是青年建築家呂彥直的傑作。不知為何，許多中山陵的簡介都不提設計人的名字。他是山東東平縣人，字仲宣，又字古愚。孫中山一九二五年病逝於北京，次年一月他的陵墓就在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起建，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落成。呂彥直也就死在這一年，才三十五歲。
宏偉的中山陵坐北朝南，靈穀寺與明孝陵拱於左右，占地近二千畝。從山下一路上坡，由四柱擎舉的白石牌坊到三洞的陵門，是四百八十米長的墓道，入了陵門要穿過碑亭，踏三百九十二級石階，才抵達祭堂。
那天秋氣高爽，胡有清教授帶我們去登臨，本來已經走進了側道，樹陰疏處隱隱窺見陵貌莊嚴。我忽然覺得那樣太草率了，五十年後終於浪子回頭，孺子回家，應該虔誠些，像是典禮。於是我們原路退回去，鄭重其事，從巍峨的牌坊起步，一路崇仰上去。
小茅山的坡勢緩緩上升，呂彥直匠心的經營，琉璃青瓦的陡斜屋頂覆蓋著花崗石的白壁，陵門上去是碑亭，更上去是祭堂，肅靜而高潔那氣象，層層疊疊把中山陵推崇到頂點，舉目隻見人造的是白石青瓦的嚴整秩序，神造的是雪鬆水杉鬱鬱蒼蒼的自然生機，人工與神工天人合一，標舉一種恢弘的意境。
從陵門前起步，淺灰的花崗石階，三百九十二級，天梯一般把朝山的人群一級級接引向上，去攀附高處長眠的或許是仍未瞑目的靈魂。石階寬敞，可容數十人並肩共登，更添天下為公的氣象。或許呂彥直有意把整座石陵譜成一首深沉的安魂曲，用三百九十二琴鍵來按彈，但按的不是巴哈或蕭邦的手指，是朝山者不絕於途的虔敬腳步。想當年有一個小學生，在女老師帶領之下也曾與群童推擠著踏過這一長排白鍵，幼稚的童心該也再三聽說過，腳下這坡道是引向崇高，但那首安魂曲究竟多深沉，卻要經曆過五十年的風吹雨打，從海外歸來才能體會。
正是重九的前一日，高處風來，間歇可聞遲桂的清芬，隱隱若前人留傳的美名。登到頂點已有些汗意，不禁在祭堂前回望人寰，才發現，咦，剛才攀登的數百級石階竟都不見了，隻見梯田一般的坡勢變成了一幅幅寬坦的平台。原來由下而上，隻見一層層階級，不見中間的平台；到了高處，回望時階級就悉被平台遮掉了。據說這正是呂彥直的匠心：朝山的人對陵頂的氣魄仰之彌高，油然起敬而見賢思齊，但祭堂上坐著的大理石像，胸懷廣闊，俯視隻見坦然的平台，卻無視於一階一級。
3
十月四日的上午，胡有清教授帶我們去尋訪半世紀前我母校的校園。金陵大學早在五〇年代之初並入了中央大學，改屬於南京大學，所以地圖上隻見南大，不見金大了。金大校友會會長周伯塤、副會長馮致光，南大校友總會副會長賈懷仁、秘書長高澎陪我重遊初秋的校園，並殷勤為我指點歲月的滄桑。
南京大學目前聲譽日高，是中國排名前幾位的重點學府。校園看來相當整潔，有些建築顯得古意盎然，例如昔日的小教堂，但風骨猶健，並不破落。李清照詞“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可印證半世紀後我的母校，雖已換了好幾代人，而舊樓巍巍，樹陰深深，規格仍在。似真疑幻，一霎間我成了老電影中遲暮的歸客，恍然癡立在文理農三院鼎立的中庭，往事紛紛，像脫序倒帶的前文提要，閃過驚擾的心神。若非校友會的諸君在旁解說，我真想倚在那棵金桂陰裏，合上倦目，讓風裏的桂香嫋嫋引路，帶我回到最後的——一九四八年的那一季秋天。也許高文美或者李夜光會抱著一疊書，從正中的文學院台階上，隨下課的同學們一湧而出，瞥見是我，會興奮地向我跑來。但跑到一半，會忽然停步，一臉驚疑，發現樹陰下向他們招手的並不是我，而是一個白發的老人。
我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是回來了，遠從海峽的對麵，回來了，但不是回到五十年以前，因為世紀都已經交班了。我站在母校三院拱立的中庭，還記得當年的景色並沒有多少改變，這在那十年的大劫之後，在紅衛兵狂舞著小紅書鼓噪著破四舊之後，可說是十分幸運了。隻是水杉與刺柏都長高了許多，而猖獗的爬藤，長莖糾纏著亂葉，早已迫不及待，攀上了方正的鍾樓，恨不得把高窗全都攀滿。
記得從前從家裏來上課，總是踏著漢口街沙石的斜坡，隔著高過人頭的籬樹，隱約可窺三院的灰瓦屋頂，往往從鍾樓頂上還會飄來音樂，恍惚迷離，奏的是舒曼的《夢幻曲》(Traumerei)。
“請問你就是餘光中先生嗎?”
我從藤蔓綢繆的樓塔上收回目光，一位青年停在我們麵前，笑容熱切，負著背包。我含笑點頭，胡教授問他，怎麽認出是我。
“我讀過餘先生的書，見過照片。”他說。
“餘先生是我們南大的校友，”胡教授說。“五十年第一次回來。”
“真的呀?”那學生十分驚喜，要求與我合照。
“這幾天我們國慶放長假，”望著那學生的背影，胡教授解釋。“校園裏冷冷清清，否則就難脫身了。”
說著，眾人來到了老圖書館前。一進門，磨石地板上赫然鑲著一輪圓整的校徽，白底清純，襯托出篆書的“金陵”兩個大金字，各為半圓，直徑超過四尺。我搜索失焦的記憶，不確定以前是否就如此。校友會諸君都說，正是原來所鑲的校徽。
“以前的做工就是這麽認真，”我存羨歎。“到現在都沒有缺陷!”
我走進陰深的大閱覽廳，一步，就跨回了五十年前。空廳無人，隻留下一排排走不掉的紅木靠背椅子，仍守住又長又厚實的紅漆老桌，朝代換了，世紀改了，這滿廳擺設的陣勢卻仍然天長地久，叫做金陵。我抽出一張椅子來，以肘支桌，坐了一會。舒曼的《夢幻曲》彌漫在冷寂的空間，隱隱可聞。我相信，若是我一個人來，隻要在這被祟的空廳上坐得夠久，李夜光、高文美、江達灼那一夥同學就會結束半世紀捉迷藏的遊戲，哇的一聲，從隱身處一起跳出來迎我。
當天下午我訪問了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並以《創作與翻譯》為題在校園公開演講。雖在十一大假期間，而且隻貼出一張小海報，留校的學生卻無中生有忽然湧現，文學院措手不及，三遷會場才能夠開始。師生都來得很多，情緒也十分熱烈。聽眾的興奮令講者意氣風發，講者的慷慨更加鼓舞了聽眾。中文的“演講”也好，“講演”也好，不但要講，多少還要演，所以顯得生動。對比之下，英文的talk隻講不演，就不及中文傳神。
能在自己的生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用自己的母語對同樣是金陵的子弟，訴說自己對這母語的孺慕與經營；能回到中國對這麽多中國的少年訴說，倉頡所造許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緊義山所織錦雪芹所刺繡的中文，有怎樣的危機又怎樣的新機，切不可敗在我們的手裏——能這樣，該是多大的快慰。
幾百雙烏亮而年輕的眼瞳，正睽睽向我聚焦。那樣灼灼的神情令演講人感動。我當年聽講，也是那樣的神情嗎?想當年戰火正烈，我懷著淒惶的心情，隨父母出京南行，投向渺不可測的未來，正是他們這年紀。
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
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
悠長的歲月，在對岸聽到的是不斷的運動接運動，繼以神州浩劫的十年，慶幸自己是逃過了。但回到了此岸，見後土如此多嬌，年輕的一代如此地可愛，正是久晴的秋日，石頭城滿城的金桂盛開，那樣高貴的嗅覺飄揚在空中，該是鄉愁最敏的捷徑。想長江流域，從南京一直到武漢，從南大的校園一直到華中師大的桂子山，長風千裏，吹不斷這似無又有欲斷且續的一陣陣秋魂桂魄。這麽想著，又覺得這些年來，幸免的固然不少，但錯過的似乎也很多。想這些年來，我教過的學生遍布了台灣與香港，甚至還包括金發與碧瞳，但是幾時啊，我不禁自問，你才把桃李的青苗栽在江南，種在關外?
二〇〇一年十月於高雄西子灣
兄弟餘光中（左）童年時與哥哥餘光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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