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Lan是我的大學老師，授我的學識令我享用終生。三十年多年來他對我亦師亦友，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互相分享各自的作品和好看的文字。前幾天他用郵件發給我一篇發自肺腑的大作，令我感動不已。好東西不敢獨享，經他同意，轉貼在下麵，與大家共享。
皋蘭路上的東正教堂
Viktor Lan
那日，看到精美無比的意大利米蘭大教堂圖片，勾起我不少回憶……
（一）
五十年代中，父母攜家定居上海，最初是住在皋蘭路上。皋蘭路舊屬法租界，原名高乃依路，1914年築，以法國詩人高乃依（Corneille）命名；抗戰勝利後，1946年改名為皋蘭路。皋蘭路是一條小馬路，寬12米，長278米，離繁華的淮海路很近，卻是鬧中取靜的宜居佳區。皋蘭路梧桐蔥鬱、清雅幽靜，其建築皆為西式花園洋房，風格各異，其中有不少名人名宅，如皋蘭路1號張學良舊居和皋蘭路18號富商虞洽卿故居。
皋蘭路。
當年，我們孩子對名人名宅不知不曉，也沒有興趣；吸引我們的是皋蘭路上另外兩個地方。一個是皋蘭路2號法國公園，後改名複興公園。這所富有法式情調的公園，具有一百多年曆史，高樹參天，綠草茵茵，優美宜人。當年，我們愛去那裏遊玩，常站在那棵伸延生長、幾乎與湖麵平行的巨樹上，而最喜歡的就是那有旋轉木馬的華亭。皋蘭路上另一個標誌性建築，就是16號的東正教堂。這座小巧玲瓏、精致可愛的東正教堂，有大大小小的九個金十字架矗立在絢爛的園頂上，猶如童話裏的神奇宮殿,給孩童時代的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曾在複興公園樹下嬉耍。
皋蘭路張學良故居。
皋蘭路上的教堂。
後來我們搬家，入住南昌路聖保羅公寓。雖然隔了一兩條馬路，可我從家中客廳窗戶，能更清楚地鳥瞰那所美麗的教堂。童年，我常站在窗前，遠眺著它。年幼的我不懂宗教，更不懂宗教區別，但每當風暴來臨，幼小無助的心靈總希望冥冥之中有神靈保佑。皋蘭路上的東正教堂，近在咫尺，就在眼前，自然成了我傾訴膜拜的“麥加”。那年，母親患癌症，我恭敬地站在窗前，麵對教堂，祈求上天保佑；後來弟弟赴新疆，我也同樣寄托思念……。當我大學畢業，即將赴京任教，臨行之日，我憑窗遠眺，躊躇滿誌。然而，行將遠離父母，終究傷感；我久久地望著那教堂的金頂，慢慢回頭環視家中一切，雛鳥戀舊巢之情湧上心頭……。
文革那年，父母被政治風暴趕出了資產階級的豪華公寓，搬到市郊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新村。屆年秋天，我隨串聯大軍，順道返滬探親。那日，我心驚膽顫地摸索著走進父母居住的樓道，迎麵而來的是兩大橫幅，上麵寫著父親的名字：“打到反動文人XＸＸ”，“打到反革命份子XXＸ”……。兩年後，再見父母時，他們搬進了更加昏暗破舊的小屋。在那裏，他們被群眾專政，貧病交加，相繼去世。1980年，文革結束後不久，無牽無掛的我橫渡大洋，在異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期間，我曾數次返滬，可從未再訪皋蘭路。那座美麗的東正教堂，也隨著我少年時代痛苦的記憶，埋在心底深處。
（二）
2002年夏，我陪同一個美國教師團來滬。一天下午，我攜友人舊地重遊，一路走去，先後看了淮海路和南昌路上我家的舊居。滄桑歲月給這些舊居蒙上了灰暗，昔日的光彩和神韻一去不複返。如今，四周大樓高聳林立，老居顯得格外低矮陳舊。然而，當我們走到皋蘭路上，我的眼睛為之一亮：那些老房子依然存在！而且，它們如今都成了受保護的名宅重所，被粉刷修整一新。當年僻靜的皋蘭路風景依舊，西式洋樓風格各異，法國梧桐綠葉婆娑，在日益繁雜的城市喧鬧中，顯得格外嫵媚、靜謐、幽雅。那座風情別致的東正教堂仍然矗立在那裏。可是走近一瞧，我吃了一驚，神聖的教堂竟成了一個餐廳！
說來有趣，這麽多年來，我“高山仰止，遠而望之”，從未進過這教堂。 這並不能怪我，解放後不久，教堂就被關閉，後來改建成工廠。十字架都被摘除，大小金頂都矮了一大節，年久失修，成了個灰頭土臉，烏突突、灰蒙蒙。可笑的是；門前還掛著一塊牌子：“工廠重地， 閑人免進“。可是那天，在我麵前展現的教堂翻修一新，米色的磚瓦刷得幹淨，彩色大窗擦得透亮，圓頂也做了修複，上麵嵌著一個Ashanti Dome 的招牌。教堂是座拜占庭式的建築，教堂平麵呈十字形布局；正麵向西，集中式正方形平麵，上置洋蔥頭形穹窿頂，為典型俄羅斯古典風格。經過整修，它煥然生輝，招徠著各路客人，令我大喜。
我和友人欣然走進大堂咖啡廳—我這可是第一次進此教堂！喝著咖啡，品著甜點，我充滿好奇地環看四周。大堂內裝飾富麗堂皇，鑲嵌著一塊用俄、英和法文所刻的教堂名石碑，四壁及拱頂由彩色瓷磚砌成，均飾有聖像。午後的陽光，透過臨街的五彩玻璃，給大堂更增五光十色。據說，當年教堂可容納400～500名教徒祈禱；可那天下午，除了我和友人以及兩個服務生外，大廳內空無一人。出人意料的是，阿香蒂不僅有聖女圖，還有毛主席畫像。據說，文革中因為掛了毛主席像，教堂才免受打砸，得以保存。也許正因為此，教堂正門處，顯眼的位置上仍掛著毛主席像。主席像與教堂的格調迥異，但大堂內還掛了不少中國現代派畫作，兩者相衝，呈現出一種後現代藝術的氛圍。
午茶過後，我意猶未盡，立即給代表團領隊打了電話，建議大家來此教堂進晚餐。起初，領隊聽說要上一個教堂進晚餐，有些猶豫；可是當我介紹了它的曆史和現況，她欣然同意。夜晚七時，代表團所有成員，來到了“阿香蒂”；個個換上正裝，人人心懷好奇。
據說，當年改建成工廠時，為了能放下更多的機器，神聖的教堂大廳被隔成上下兩層。而今天，重建後的“阿香蒂”二樓大廳仍保留了以聖經為題材的壁畫，但其中又參插了幾大幅聖女圖。二樓平時可容納六七十人；那晚，我們一行二十多人，把二層包了下來。 桌子排成兩大長條，一邊十餘人。我和兩排洋人，坐在彩色大壁畫下，麵麵相覷，肅穆莊嚴，似乎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的重現。此時，瀟灑時尚的餐廳經理健步走上樓來。 他拿來兩瓶葡萄美酒，說是歡迎貴賓來訪。這是一位年輕的法國人，有個響亮的中文名字：高揚。不過據說，餐廳的老板SCHOENI並非法國人，而是一名瑞士畫家。他租下這座東正教堂，裝修之後，變成一家純法蘭西風格的酒吧。畫家在南非有葡萄酒生意，酒名“ASHANTI DOME”。為了突出這酒的酣醇，給這餐廳取了一個浪漫的中文名字：阿香蒂。
隨著晚餐的進行，氣氛慢慢轉為歡快。寬大圓拱形的穹頂、閃亮低垂的水晶吊燈、古色古香的歐式燭台、色彩奪目的雕像壁畫、光影迷離的高矮酒杯，就如一幅巨大精美、立體三維的collage。 高廓的圓頂、宗教的召喚、藝術的渲染、絢爛的色彩、赤裸的人體……，絢麗而浪漫，光怪又神聖。這一切，伴隨著葡萄美酒、曼德林鹿肉、香草羊排、黑菌煎牛柳、鵝肝醬、三文魚等法國佳肴，讓人眩暈，令人心醉。我和所有的美國客人都是微醺醺、輕飄飄，不知今宵身處何方！
就這樣，借著俄羅斯東正教堂的神聖、莊嚴和美麗，“阿香蒂”餐廳以“既食美味，又品建築”的特色，吸引了中外客人。但是好景不長！2010年，我重訪上海，再去尋夢。皋蘭路依舊，梧桐依舊，教堂依舊。然而，當我興衝衝來到那東正教堂“阿香蒂餐廳”， 我看到的是大門緊閉，燕雀無聲。舉頭再看，連那美麗的招牌也無影無蹤。我繞教堂兩周，欲問究竟。可是，中午時分，僻靜的皋蘭路上竟不見半個人影！我等了許久，無可奈何，隻能是敗興而歸。歸途中，我尋思著：阿香蒂關門，到底是為什麽呢？是店主虧損賠錢，難以支撐，還是盆滿缽滿，歸鄉釣魚？是出於對宗教的尊重，還是對宗教的排斥，或另有其他政治原因？此時，我想起：數年前，美帝國主義的“星巴克”就曾被趕出咱北京的皇家故宮……
(三)
我帶著疑惑和遺憾回到京城。是日，“阿香蒂”重現腦海，催我上網搜索其曆史。不搜還罷，一搜不可收拾！這所小小教堂，竟有那麽多曆史來由，引起我甚多沉思感歎！
說來可笑，我和這教堂“廝守相戀”半生，卻從不知其尊姓大名。孩提時代，就知它是個東正教堂；老來重逢，隻識它是個法國餐廳。現在，上網一查，首先得知的就是教堂的由來和大名。1917年蘇維埃十月革命後，大批俄國達官貴人、遺老遺少流亡中國；其中不少定居哈爾濱，但也有不少來到冒險家的樂園—上海。大量俄國人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上海，遍布法租界、公共租界、華界。為了與紅色蘇聯人有區別，上海人把他們稱為“白俄”或“羅宋人”。這些白俄流亡他國，仍篤信俄羅斯東正教，並效忠沙皇。1932年，他們各自出錢出力，迅速籌集到10萬銀元；一年多的時間，就在法租界中心的皋蘭路蓋起了這座教堂。為了紀念被蘇維埃處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們命名教堂為“聖尼古拉斯”教堂 （Church of St. Nicholas）。
1940年代的聖尼古拉斯教堂。
談起沙皇尼古拉二世，不由我想起史學家多年來對他的爭議。記得，中學曆史課本中，每提到蘇聯，總要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把沙皇尼古拉二世送上了斷頭台。上大學後，所看曆史書籍也總把末代沙皇寫成是殘酷的暴君。然而我僑居美國之後，發現西方學者和百姓，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都有所不同。1967年，美國史學家Robert K. Masse寫了一本尼古拉二世和皇後的傳記，名為《尼古拉和亞曆山德拉》(Nicholas and Alexandra)，後來被拍成電影，獲電影界大獎。 書和電影極力淡化俄國末代王朝覆滅的複雜政治背景和原因，集中渲染沙皇和皇後間的愛情和家庭親情。沙皇一家被命運擺布，最終全家慘遭屠殺的史實，在廣大讀者中引起極大影響—其中也包括了我。
尼古拉二世夫婦和五個兒女們，幸福又悲慘的一家。
1980年12月，我到美後的第一個聖誕節，所收禮物中就有這本《尼古拉和亞曆山德拉》。至今記得，我一天一夜一口氣看完這本厚厚的英文書。之後一個星期，我始終沉浸在沉重的傷感之中。書中滲透彌漫著強烈的人道主義、浪漫色彩、感傷情調、神秘宿命……這些非無產階級的“頹廢情感”觸動了我，困惑著我。我剛剛經曆了文革的血風腥雨，淚水還沒擦幹，創傷仍未撫平。在那些你死我活的殘酷階級鬥爭中，我們每個人都被“革命戰火”所淬煉，舉國上下，八億人口，年年、月月、日日想的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我怎能想像一個沙皇暴君能有那麽多的柔情詩意，一個人民公敵竟如此令人同情，一群無辜的孩子能如此被殘酷地消滅……! 在那之後的多年中，我留心收集閱讀尼古拉二世的資料，每有新書出版，我都第一時間購買。從而，我了解了末代的沙皇時代，也走近了尼古拉二世的內心世界。我詛咒他的命運，鞭笞他的昏庸，同情他的兒女，惋惜他的才華。他對愛情的忠貞，我也始終有著一份敬意。所以，當我得知教堂是以他命名時，心中一陣竊喜。
竊喜過後，我繼續用中英文上網搜索，並研讀了上海學者汪之成教授的專著。慢慢地，漸漸地，一出出、一場場、一幕幕曆史在我麵前重現。 令我驚喜的是，我還獲得了“王太太“的信息。說來也巧，我當年來北京任教，一位同事是上海人。言談中，得知她母親就住在皋蘭路上，而且就在教堂後院，房子曾屬一位”王太太“。 這些年來，我總想知道教堂的來曆和這位神秘的王太太去向，但無從了解，終無下落。 不料，這一番搜索研究，讓我意外得知一些相關她的軼事。原來這位王太太本姓丁，冠夫姓，叫王丁秀珍。當年，白俄向她租地皮，蓋了教堂。 1942年，聖尼古拉堂地皮租約到期，王太太依約收走房產。1946年法院進行多方調解，教堂仍歸東正教會使用。不久，上海東正教會分裂，加入蘇聯國籍的北京總會維克托總主教與白俄伊萬總主教為教堂發生爭訟。 這”紅軍“和”白軍“ 在教會財產上的爭執，以白俄主教勝訴告終。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巨變，俄僑紛紛離滬。1955年8月，教堂關閉。1956年9月28日由蘇聯政府移交給中國政府。 1966年文革中，聖尼古拉堂的彩色圓頂被毀，並被一家縫紉廠占用。1990年代，曾開設幸運閣大酒店。1994年，該堂公布為上海市建築保護單位，教堂重建了穹頂，但改為簡易的馬賽克貼。再後，就變成了”阿香蒂“法國餐廳……。
文革期間教堂的偶像被取代。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小小一座教堂，八十年中，曆經政治風雨，多次易主中外，命運乖蹇，前途未卜。而其原地產業主—王太太早在解放後移居美國，最終於2008年，在加州Santa Monica仙逝。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沉；如今的我，思想起少年時代的往事，歎息歲月流逝，世事滄桑，總有一種“無處話淒涼“之悲凔。如今的皋蘭路教堂，我心中的教堂，是否又被易名，我不得而知。然而，此文寫畢，頗為難舍，我又上網探尋，竟看到教堂前又升起了五星紅旗……。
注: 初稿寫於 2011-9-23。 2016年8月，我又重返上海淮海路，直奔向皋蘭路，尋訪這座教堂。然而，時隔幾年，我怎能想到，今日的皋蘭路，路兩旁不少房子，被翻新改建，被拓寬加高，麵目全非。而我麵前的教堂緊閉，僅有底層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酒吧，灰頭土臉，萎縮蕭條。舊日教堂的華美莊嚴香消雲散，而數年前”阿香蒂“餐廳的風韻也蕩然無存......美人遲暮，一片敗落。那時那刻，我少時的種種記憶突然湧來，心中一陣悲涼油然而生......霎時間，天昏昏兮人鬱鬱，叫我如何不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