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檔案
李南央，1950年生於湖南長沙，1952年隨父母遷入北京。1966年畢業於北京第十女子中學。1968年至1979年在陝西汽車製造廠做大型衝壓工，後調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廠。1990年代初出國。經前蘇聯、西歐，定居美國。主要著作有：《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父母昨日書——李銳、範元甄通信錄》《異國他鄉的故事》等。
原題
我的俄羅斯夢
作者：李南央
原載《各界》2008年5期
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劇照
“這就是他嗎？那個偉大的列寧！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創造的蘇維埃共和國仍如此貧窮。我心中那美麗的紅色夢幻，在走出列寧墓的瞬間，飄走了……”
我的蘇聯冰刀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北郊六鋪炕的水電建設總局宿舍。我們住的9號樓和8號樓之間有一大片空場。那時，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滴水成冰。機關的後勤部門在空場的東邊潑上水，用蘆席一圍，便成了溜冰場。記得門票很便宜，好像是5分錢一張。冰場每天晚上都開，大喇叭裏悠揚的音樂一響，人們便擠擠蹅蹅地在並不寬敞的冰麵上歡暢地滑起來了。
爸爸1955年初從蘇聯訪問回來，給我和哥哥一人帶回一雙冰刀。說它是冰刀而不是冰鞋，因為它是用前後兩個皮帶袢兒綁在腳上的，與那時的類似自製冰刀不同之處在於，這個冰刀是雙刃的。所以在冰上沒有站不住、摔跟頭的危險，我很快就可以滑行自如，在大人中間穿來穿去，很引人注目。我對此是十分得意的，常常滑得忘記回家，直到冰場關閉，才戀戀不舍地離去。
後來，這片空地上蓋起了平房，我和哥哥就隻能去什刹海，或者是北海的正規冰場滑冰了。這樣多了穿大衣、乘汽車、存衣物的麻煩，滑冰不再是寒假期間天天必有的樂趣了。直到爸爸1958年第二次去蘇聯，給我帶回一雙真正的冰鞋，是黃褐色的，而且是打冰球的球刀，不是人人都穿的那種花樣刀，使我成了冰場上常常被“攔截”的對象，這樣滑冰的興致又高了一些。
爸爸那次從蘇聯帶回來的不僅是冰鞋，還有套人，橡皮吹氣的玩具，和其他一些稀罕物件。哥哥得到一隻鵝，滾圓的短身體，細細的長脖子，杏黃色的頭冠下是紅紅的嘴巴，非常可愛。給我的是一隻灰不溜秋的兔子，肥肥胖胖的一坨，既沒色彩，也無線條，一點也不好看。
有一次，家裏亂哄哄地來了一屋子客人，客人散盡，發現那隻蠢兔子成了一張薄片，賴賴地躺在窗戶底下的暖氣木罩上。細細一看，才發現不知是誰在它的背上劃了一條通體的口子。
爸爸帶回的蘇聯東西中，還有一套塑料做的蘇聯各民族的小人兒，這些小人兒立在一個藍色的盒子的底麵，個子比我的小指頭還小，一共有四十多個。盒底是綠色粘絨做的，小人用鬆緊帶固定在粘絨上，也可以從鬆緊帶中褪出來。
我常常坐在收音機前，一邊聽音樂，一邊把這些小人兒按我認為漂亮的程度，男男女女配成對兒，然後自己在心裏給他們編些故事。我可以獨自一人坐在那兒，一玩好幾個鍾頭。
還有一樣東西，受到哥哥好朋友的熱烈歡迎，那是一台幻燈機和四大盒幻燈片。記得有《公雞和狐狸》的故事，愛聽奉承話的公雞沒有記住主人的囑咐，被狐狸的好聽話騙出了窗台，讓狐狸抓走了；還有《小紅帽》的故事，小黑孩兒的故事，那是一個逃到了一艘軍艦上的黑人小孩兒和水手的故事。但是幻燈片上的大多數故事，都沒有相應的中文的故事書，所以我們無法猜出幻燈片上那些俄語的意思，哥哥的那些朋友就根據畫麵瞎編。後來，爸爸讓他的俄文翻譯把幻燈盒上的名字都翻譯成了中文，這樣，放的時候至少可以知道幻燈片的名兒了。
爸爸還給媽媽帶回兩個十分美麗的白色塑料盒子，一個畫著皇後的黑漆盒和一塊玫瑰紅的花頭巾。總之那些爸爸從蘇聯帶回的東西，都是那時的中國沒有的，都那麽讓周圍的人豔羨。透過這些東西，我看到了一個令我神往的國家，我多麽希望有一天爸爸能夠帶我去蘇聯看看嗬。
蘇聯專家和他們的孩子們
除了這些蘇聯東西讓我向往蘇聯，還有爸爸工作的水電總局的那些蘇聯專家和他們的孩子們，也讓我感到好奇。他們和我們長得那麽不一樣，衣著也比我們好得多。爸爸那時常常請蘇聯專家到家裏吃飯。
碰到這樣的日子，位於鼓樓根兒下的馬凱餐廳的大師傅就會來家幫忙做飯。我們小孩兒是不能上桌的，隻有向客廳探頭探腦的份兒。那些蘇聯叔叔會帶來糖給我和哥哥。有一種小熊包裝紙的巧克力糖，非常好吃。
沒想到四十多年後在美國的俄羅斯食品店，竟然買到了一模一樣的。還有一種圓圓的核桃糖，個子非常大。蘇聯叔叔剝開糖紙把糖塞進我的嘴裏，我的嘴就被撐得一動也不能動了。融化的糖汁順著嘴角往外直流，我得拚命地唏溜才能不讓糖汁流到衣服上。一塊糖吃完，嘴巴累得都麻了。
蘇聯專家除了來家吃飯，周末爸爸還常常請他們和家眷出去玩。一般情況下，媽媽總是帶著我和哥哥同去。記得去過頤和園、十三陵。在那些蘇聯孩子中，我隻記得薩沙和蓮娜。因為薩沙和我同歲，我和他在頤和園門口的銅獅子前一起照過相。薩沙的哥哥瓦洛佳和我哥哥同歲，是他的朋友。
我到蓮娜家玩時，她領著我到她的屋子，把她的一個塑料洋娃娃送給了我。那個娃娃的胳膊、腿和腦袋都是能動的，你可以把它們任意地轉來轉去，擺成各種姿勢。媽媽教我給這個娃娃用毛線織毛衣、帽子和鞋子，她是我最喜歡的玩具之一。一直到有一天，因為我不斷地尋求她的四肢為什麽會轉動的秘密，把她的腦袋搞掉為止。
“文革”初期，社會上剛剛開始破“四舊”、抄家時，我家曾有過一次自我破“四舊”，把那些會引起紅衛兵懷疑的東西先自行消滅掉，薩沙和蓮娜都被從同我的合影中剪了去。但是我們沒有舍得毀掉那些幻燈片，搬家後把它們藏在過道間頂櫃的最深處。可是在1968年的春天，媽媽機關來人抄家時，不知被誰偷偷地拿走了。因為那時社會上流行一種用膠片製作的燈罩，這些幻燈片實是不可多得的原料。
我的蘇聯筆友
後來上了小學，我們學校和蘇聯哈爾科夫城的一個中學結成了友誼學校，那個學校派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學生和老師的代表團到我們學校訪問，帶來了很多照片和蘇聯學生自製的玩具和他們的優秀作業，在我們學校的活動室辦了一個很大的展覽。可惜我正好生病在家，沒有遇到代表團。
病好後回到學校，發現整個兒學校沉浸在灼熱的中蘇友好氣氛中，幾乎每個同學都有一張蘇聯孩子的照片，那是他們通過代表團新交的蘇聯朋友。大家一遍一遍地談論著那個叫蓮娜的女孩子有多麽漂亮，簡直像仙女。
同學們熱烈地議論著，部裏陪代表團來學校的領導說，我們學校也要選派最優秀、最漂亮的學生回訪蘇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被評為好學生，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因此可以成為回訪蘇聯代表團的成員。那個似乎不可及的去蘇聯看看的夢，一下子變成了可以觸摸到的東西。我因為失去了直接結識蘇聯朋友的機會，感到非常懊惱。隻好請求已有了蘇聯朋友的同學寫信給她的蘇聯朋友，請她在她的同學中為我尋找一位朋友。
不久我就收到了斯捷塔·波林采娃的來信。藍紫色的墨水寫成的斜斜的俄文字是那麽地美麗、娟秀，我看了又看，愛不釋手。爸爸的俄文翻譯幫助我把信翻譯成中文，斯捷塔在信中形容了她所在的哈爾科夫城和她學校所在的伊凡諾夫街和校園。她把它們描寫得像童話世界一樣，我真是羨慕極了。我立即回了信，寄去了一張我的照片，表示希望也得到她的一張照片。我真希望她是一個漂亮的姑娘，這樣我也可以拿她的照片向那些有漂亮蘇聯朋友的同學顯擺了。
我無法把它們畫上等號
可惜沒有等到回信，中蘇關係就惡化了。蘇聯似乎一夜之間從親密的朋友變成了十惡不赦的修正主義。這又成了同學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同學們彼此傳議著從家長那裏聽到的有關蘇聯的消息，議論著我們中國有多麽了不起，毛主席真是偉大，敢於向蘇聯老大哥挑戰。很多同學憤怒地撕碎了蘇聯朋友的信和照片。
可是我實在舍不得，我一直將斯捷塔的信保存在我的裝寶貝的盒子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怕它成為通su修的罪狀，才在那次破“四舊”的行動中萬般無奈地撕了。
真奇怪，那次砸毀家中我曾那麽喜愛過的唱片時，一點猶豫和留戀都沒有，真心覺得自己是在與“四舊”斷絕關係，可是對那封信，我卻常常想起，總有一種隱隱的傷感。
也許我蘇聯小說看得太多了，《紅肩章》《短劍》《普通一兵》《鐵木兒和他的夥伴》《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古麗雅的道路》《青年近衛軍》《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母親》《我的大學》《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媽媽讓看的，媽媽不讓看的，隻要能抓到的蘇聯書，我都會看得昏天黑地。
實際上，那時市麵上除了不多的幾部中國小說，能夠買到的就是蘇聯的翻譯作品了。我深深地被那些書中所描寫的蘇聯人的勇敢、忘我、正直、善良，還有姑娘們的美麗和小夥子的魁偉而打動，我覺得他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是我人生的榜樣，我無法把他們和蘇修畫上等號。
對蘇聯人的熱愛，對那片土地的向往，在我真正踏上她的土地之前從未減弱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記得《紅肩章》中有這樣一段，有一個學生向他的老師匯報了另一個學生做錯的事情，等那個學生走了之後，老師對自己說，這個學生的人格是這樣地卑賤，他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軍人。麵對“文革”中被煽起的人格中最醜陋的一麵，麵對甚至朋友、親人間的互相揭發、告密者受提拔重用，我愈加熱愛那些小說中描寫的高尚的蘇聯人。
終於踏上蘇聯的土地
1986年我第一次得到出國的機會，是到日內瓦的歐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八個月。回國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乘火車回國，做了一次橫貫歐洲大陸的火車旅行。當我終於踏上了那塊我兒時起就夢想的土地時，我是那麽地失望。
那次我在莫斯科隻逗留了短短三天，卻在警察局為了辦臨時戶口耗去了整整半天。路上所遇到的蘇聯人，隻要我稍稍接近他們，沒容我開口，他們就一迭聲地“囁、囁！”像躲瘟神一樣，慌慌張張快步走開。我看不到一張有生氣的臉，更不要說在西歐已經看習慣了的人們臉上的燦爛陽光了。
在紅場旁邊的大百貨商場裏，我看到了和爸爸小時候給我們買回的一式一樣的鵝和兔子，我詫異得半天合不攏嘴。要知道，那時的中國雖然改革才剛剛起步，各式各樣色彩鮮豔、造型頗具創意的塑料充氣玩具已充斥市場。真沒有想到，20年過去，我們的老大哥還在原地踏步。
我沒有能在幾乎空空如也的食品店的櫃台上找到小熊巧克力和圓圓的核桃糖，這不但是踏步，而且是倒退了。食品店裏除了麵包，就隻有像中國那時的食品店的豬肉一樣用刀砍著賣的黃油。坐在那黃油後麵的賣貨的“瑪達姆”，跟那墩黃油一樣，碩大無比。這就是我夢中的蘇聯人嗎？那些英俊的小夥子在哪裏，那些和善的老媽媽在哪裏？
尤其讓我驚訝的是，紅場是那樣的狹小和破敗。我見到了躺在地下的列寧，我讚賞地穴設計的簡潔，不及毛澤東紀念堂堂皇的萬分之一。但是氣氛是陰森的。我盡量緩慢地走過列寧的靈柩，想把這個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人的麵貌看得清楚一些。這就是他嗎？那個偉大的列寧！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創造的蘇維埃共和國仍如此貧窮。我心中那美麗的紅色夢幻在走出列寧墓的瞬間飄離了我的心。
1990：到當年的蘇聯專家家裏做客
我從蘇聯回國不久，父親通過薩沙的父親、蘇聯專家庫茲涅佐夫當年的翻譯徐銳先生，和庫茨涅佐夫先生恢複了聯係，兩位老人互通了離別半個世紀後各自的經曆。庫茲涅佐夫深深敬佩父親的品格，父親也說庫茲涅佐夫是當年所有的蘇聯專家中學識最好、待人最溫文爾雅的一位。1990年，我準備帶著女兒離開中國，坐火車經前蘇聯去當時的西德。給薩沙打了電報，薩沙立即回了電報，告訴我，他會在莫斯科火車站接我們。
經過五天半的旅行，我和女兒在中午時分到達莫斯科。我們開始在月台等，人都走光了，還不見薩沙的影子。隻好叫了個搬運工，把行李裝上車往站外推。快到站台出口，見一個青年向我們走來。雙方都有些猶豫，我是覺得對方麵相太少，不像40歲的人，對方則可能覺得我太老？但是我們都還是站定了：“薩沙？”對方立即迎了上來：“你好！”嗬，他居然會說中文！我拿出了寫有他家地址的信封，他掏出了我打給他的電報。35年之後，這對在頤和園門前合影的“小朋友”雙手緊握在一起，頗有夢幻之感。
薩沙一手一個拎起了我的兩個箱子，就徑直向車站外走去。我們在他夫人的姑姥姥家洗了澡，稍微休息了一下。當晚薩沙就帶著我們上了去列寧格勒的火車。庫茲涅佐夫老人在車站迎候我們，他輕柔地牽起我的手吻了吻。這種吻手禮節，我隻在電影上看到過，從蘇聯小說上讀到過。當時那種受到如此的尊重、如此的禮遇的震撼，至今仍能回憶得出。
老人有一輛“小華沙”，薩沙幫助我們把行李放在車上就走了。我們和老人一同回到了他的公寓。他住的是高層建築，樓道的清潔和電梯的質量（沒有電梯工）要比1990年的中國強得多。他的夫人維拉在家裏迎接我們，我們人還沒有進門，就被她緊緊地抱在了懷裏。他們住的是兩間臥室的單元，一大一小。為了我們的到來，兩位老人把小間的臥室騰給了我們，自己在平時作為客廳的大間臨時搭了一張床。房間的裝修和家具，特別是廚房的麵積和設施，比那時的中國不知要強多少倍，公寓區的綠化和高樓間的小遊樂場被我剛滿十歲的女兒稱為天堂。但是食品、百貨的供應仍然幾乎是零。
第二天，我們還在睡夢中，被關房門聲弄醒。起來一問，方知庫茲涅佐夫已經從市場上回來。他是4點鍾去的商場，整整排了3個鍾頭的隊。那時蘇聯買一樣東西要排3次隊，第一個隊是開票，第二個隊是憑票付款，第三個隊才是用付款收據取要買的東西。3個鍾頭買回的是6個雞蛋。庫茲涅佐夫不好意思地說，沒有東西招待你們，隻買到這幾個雞蛋。列寧格勒十月的清晨已經要穿大衣了。看著老人手中小心捧著的那半打雞蛋，呼吸著他一身的寒氣，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女兒以後每每說起庫茲涅佐夫爺爺，都清清楚楚地記得那3個鍾頭凜冽寒風中排來的6個雞蛋。那個中的愛，曾經那樣地溫暖了出奔異國他鄉、前途茫茫的我和女兒的心。
老人後來給我看了他獲得的列寧勳章，令我驚訝的是，他告訴我，他已經退出了蘇聯共產黨，因為這個黨的所作所為太讓他失望了。他的大兒子瓦洛佳第二天來看我們，一進門就把我和女兒緊緊地擁抱在懷裏。我立刻感到了蘇聯小說中描寫的、那種俄羅斯人特有的熱烈的情感，眼睛一下子熱熱地湧滿了淚水。
瓦洛佳和庫茨涅佐夫帶我和女兒去了列寧格勒公墓，那裏埋葬著五十多萬在列寧格勒保衛戰中戰死、餓 死的軍人和平民。庫茲涅佐夫的兩個叔叔和一個哥哥就是那時餓 死的。他告訴我，當時平均每個家庭都要死兩三個人。人們被圍在城中，不能出城，要與城市共存亡。公墓進門處燃燒著永遠不熄的地火，墓碑一個緊挨一個，空中輕輕飄動著哀怨的俄羅斯樂曲，老人緊緊摟著我的肩膀，緩緩地從碑林中走過。事過半個世紀，我仍能感到他和瓦洛佳那刻骨銘心的傷痛。我告訴庫茲涅佐夫，俄羅斯有過太多的苦難，這和我們中國十分相似。
他告訴我，他這輩子隻記得有兩個時期不為食品發愁，一個是1924年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再一個就是1950年代初在中國，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永遠記得我父親和中國人民對他們的友好。他後來聽說了在中國發生的一係列運動，對我父親的命運也有耳聞。他為我父親能活過那苦難的歲月而高興，他為能在蘇聯見到李銳的女兒而無比榮幸。
庫茲涅佐夫和維拉還領著我們逛商店，空空如也的櫃台，使他們感到無比地尷尬。我為女兒買了一個粉色的大大的塑料圓圈耳環。在一個小咖啡館裏，維拉為我們買了幾塊硬硬的小點心。她抱歉地說，以前不是這樣的，這裏有各種各樣的點心和咖啡。可那是太久遠的事情了。我們在一個類似北京友誼商店、隻能用美元買東西的地方買了一個十分可愛的黃色的小雞鬧鍾，和一個蠟做的小女孩，給女兒做紀念。
到繼續我們旅途的時候了，庫茲涅佐夫和薩沙送我們去上開往東柏林的火車。薩沙告訴我，隻有頭一節車廂是去西柏林的。火車在東柏林大約隻停15分鍾，你們到時要快些跑到第一節車廂。進了車廂，列車員如果來查，你們隻要給他10美元，他就不會趕你們下車，可以一直坐到西柏林。火車拉響了汽笛，到分手的時候了，我期待著老人緊緊地擁抱我。但是他沒有，他還是輕柔地拉起了我的手，還是那樣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眼中含著淚對我說，“你是你父親的女兒，你很勇敢，你會帶著女兒順利地到達美國的。到了那邊一定要給我們來信。”火車開動了，老人脫下他的帽子揮動著，火車帶動的風吹起了他的稀疏白發。我一直不覺得這會是永別，我總覺得我還會回到那個城市去看他和維拉，瓦洛佳的一家，薩沙的一家。
2003：再遊俄羅斯
後來我們一直通信，在信中老人總是抱怨生活很苦，看不到希望。一直到2002年的聖誕節，一切似乎突然變了，老人的信中充滿了陽光。薩沙為他們在鄉下蓋了幢別墅，他們的退休工資可以使他們過得十分富裕，一切都有了。
就在我們計劃著全家去俄羅斯旅遊看望老人的時候，萬沒想到，2003年4月20日的深夜，接到他的孫女歐嘉從聖彼得堡打來的長途電話，告訴我她的爺爺一個星期前去世了。
在長途電話裏，歐嘉對我說，生活剛剛好起來，我們的國家剛剛開始令人興奮的變化，爺爺卻走了。我問她老人得了什麽病，她說是摔了一跤，摔裂了盆骨，住院時轉成肺炎，是在睡眠中安然去世的，沒有經受很多痛苦。我閉上眼睛，麵前又浮現出那隨風飄動的稀疏白發，像一片白雲。
2003年夏天，我們全家還是去了俄羅斯，女兒在莫斯科的醫院有個研究課題，我和先生也就順便一遊了。先生是第一次訪問俄羅斯，我則是第五次了，最後一次是1993年因公出差。十年過去，俄羅斯的變化很大，商店裏的東西應該說應有盡有，可是價格貴得嚇人。我和女兒在一個鞋店的櫥窗看到一雙式樣不錯的涼鞋，我倆打賭說不會超過6000盧布（200美元）。可是我們錯了，進去一看標價，竟然要兩萬四千盧布，真是天價！
人也變了，變得很淡漠，變得隻認錢，沒有什麽友誼了。我在美國就一直給薩沙打電話、發伊妹兒、發傳真，聯絡手段比當年的電報先進多了，可是薩沙的回複卻遲遲不來。到了聖彼得堡，在我多次電話一再要求下，薩沙才定下了讓我們造訪他家的日子。
薩沙搬了家，他所在的公寓區已沒有了十年前的美麗，用慘不忍睹形容絕不過分。因為剛剛舉行過聖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大典，公寓樓群臨街的一麵都粉刷一新，而進到小區裏，破敗不堪，跟十年前女兒形容的天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到處都是肮髒的水坑，垃圾遍地，樓的外牆塗料斑駁陸離，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薩沙的家倒是裝修得比十年前好多了，壁紙、地板、家具，能看出薩沙很有些錢了，而且他還有了一輛吉普車。薩沙的女兒歐嘉拿了她通過伊妹兒向我要的一套保養皮膚的貴重香脂，在飯桌上沒有坐多大一會兒，就告辭了，說她還有事情，這使我十分意外。薩沙的小兒子說是在鄉下奶奶的別墅給奶奶看狗，也沒有來。我們沒能見到那麽想見的瓦洛佳一家，因為薩沙不願意為我們聯係。瓦洛佳一句英語不會，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找到他。
隻有維拉老太太還是那樣熱情，見到我們就哭了，抱著我不放手。吃飯時薩沙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抱怨今不如夕，對普京大加批判，說他什麽也沒有做。倒是老太太突然地冒了一句：你們不要老是發牢騷，我看現在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生活會越來越好的。
我們不禁啞然失笑。招待我們的午餐是讓我女兒猜到了，頂多有幾片西紅柿和黃瓜，然後就是麵包、黃油和腸。俄羅斯的青菜太貴了，一個袖珍小圓西紅柿相當於兩塊多人民幣，而俄羅斯普通人的月工資隻有不到1000人民幣。等到吃過飯後的巧克力和點心，喝過茶，努力營造的談話氣氛漸漸淡了下來，我們知道是告辭的時候了。
我緊緊地擁抱過維拉，老太太又哭了，不願意放開我的手。和薩沙的夫人客氣地握過手，薩沙送我們到地鐵車站，在那裏我們和他客氣地握手告別，沒有了十年前的戀戀不舍。我們三個人在地鐵裏好長時間都默默無語，我後來問先生和女兒：“你們還會想再來俄羅斯嗎？”女兒說：“多半不會了。”先生說：“我還想再回來看看夏宮，但是會從芬蘭入境，當天來當天回。”他們誰也沒有提再回來看薩沙一家。這縱跨半個多世紀、三代人的友誼就這麽結束了嗎？
我的俄羅斯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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