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代的王友琴
王友琴，1952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曾作為知青下放雲南。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8年獲得中國社科院文學博士學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學教授中文，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高級講師、知名的文革研究學者。
於光遠與三個女兒。
原題：
相差45年去世的孫曆生和於光遠
核心提示：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曆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洽，隻有回避。
1、“悲愴的人生故事”
“孫曆生”，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孫曆生的生平簡述如下。
她生於1934年，1949年時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學生，畢業留校當了該校的政治教員。她也是這所學校最早的黨員，14歲那年就被做地下工作的姐姐發展成為地下黨。
1957年，她響應“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的號召，說了幾句上級領導的“壞話”，例如“陸定一這人有點粗暴”，在12月被打為“右派分子”，被送去勞改農場勞動。
她很年輕時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成為“右派分子”後丈夫迫於“組織”壓力和她離婚，其時她懷中的孩子還沒有出世，另外兩個孩子判給了女方，三個孩子在她母親家裏養大。
年輕的孫曆生
1960年，孫曆生迎來了她人生的第二段婚姻。丈夫叫聶寶珣，是一名中學教師，同樣是一名“右派”，兩人在勞改中結識。生下一個女兒後，她因為患心包炎回到了北京女三中，但沒有恢複教職。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她被安排在地下室裏種蘑菇。她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在學校資料室工作。
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鬥爭”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兩個校園“勞改隊”，她和校中另外三個“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
1966年8月20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被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兩名教員被抄家毆打後“自殺”身亡。孫曆生活了下來。
她的母親給“串聯”的學生蒸包子吃，學生們吃完後開始找碴，認定孫家是地主、資本家，於是開始了一場“武鬥”。她母親被剪了陰陽頭，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稈抽，“薄紗被打成一條條掛在背上”。她也被紅衛兵抓到母親家中一起挨打。
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鬥爭”，該校“革命委員會”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將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孫曆生陪丈夫下鄉調研。
第二天中午有人報告孫曆生吊死在一個廢棄的廁所中。學校“革命委員會”宣布她“自殺”。因為不見她的遺書，而且“文革”後銀行發現她留下一張數額不小的存單始終無人認領，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
去世之前，孫曆生回了一趟母親家。跟著姥姥睡的小女兒聽到了媽媽和姥姥的談話：孫曆生告訴母親，如果她沒了，就是死在一個整她的人手裏。
她死的時候34歲，四個未成年的女兒中最小的七歲。
這就是孫曆生的“悲愴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麵，大概很難找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來形容孫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麵，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也隻有了解她的具體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謂“悲愴”到底是怎樣的狀況。而且，其中不僅有她生前的遭遇，還有她死後遭到的論說以及不被論說。
2、“否認”受難者
於光遠就是孫曆生的離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報紙介紹他是“原中顧委委員，原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
其實我的書稿本沒有寫出於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曆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傳統戲劇表現過的“秦香蓮”和“陳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勢或有錢的男人拋棄的成分在內，但是從主要的方麵說，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和“文革”這兩場大運動，也就是兩場大迫害造成的。我盡可能地了解孫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麽樣的折磨。
孫曆生與於光遠的第一個孩子。
這些調查的結果，寫在《文革受難者》一書中和《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隻是孫曆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擊對象成為“受難者”的共同命運。她經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為“革命”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傳統的男女兩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編輯《文革受難者》書稿的時候，在“孫曆生”中的一處加入了“於光遠”的名字。這也有道理。寫一個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紹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等等以顯示真實性，其家庭和社會關係也是一個方麵。何況於光遠確實屬於所謂“公眾人物”，可以寫到。
後來，2009年，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文學會議上，我的發言是對比小說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為例。發言後一名美國教授提問：你怎麽能證明你說的受難者是真的？其時，孫曆生和其他幾名中學教師受難者的照片等資料剛在大屏幕上顯示過。會後有人跟我說：你應該請這位教授馬上給於光遠或王蒙打電話，他們兩人總不能說孫曆生是你編造出來的人吧。
看來，為了顯示孫曆生的真實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經的知名丈夫。不過，提出那種問題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國內的教授要正麵評價“文革”，提出毛澤東時代是“道德的時代”。顯而易見，孫曆生等受難者的“悲愴”故事會使得他們的“理論”無法成立。之前，已經有過“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認受難者存在。後來還有為了捍衛自己擁護“文革’的理論的人也來參與這種“否認”。二十世紀發生的迫害和屠殺，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過“否認者”（deniers）。這些年，隨著中國大饑荒和“文革”的千萬受難者被揭露，就出現了對中國人受難慘狀的“否認者”。
孫曆生與於光遠的浪漫時光
3、王蒙：用莊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難者》書中關於孫曆生有11頁的描述，是經過數年調查才寫成的。北京大學鄭培蒂老師是孫曆生在女三中教過的學生，在采訪中告訴我孫曆生曾是於光遠的妻子，王蒙的鄰居，也是王蒙小說《蝴蝶》中人物“海雲”的原型。她記著孫曆生教學生唱歌的美好形象。
原型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來，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下功夫研究難以考察的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生平，想從他們的生平中找到他們的作品的原型，對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釋。
《蝴蝶》是“文革”後文學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調查了解了孫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關研究。孫曆生和王蒙小時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絨線胡同自家的房子裏，小學一年級就在一個班讀書，都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1957年都當了“右派分子”。
《蝴蝶》是小說，裁剪原型的事實是應有的手段，不過，從取舍和改動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孫曆生被離婚時已經有三個孩子，是“組織”要求離婚的。《蝴蝶》中“海雲”隻有一個孩子，成“右派”後主動要求和高級幹部丈夫離婚。“組織”逼迫離婚是廣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個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離婚太難被讀者相信，改成一個孩子是很聰明的做法。
孫曆生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折磨，小說則沒有寫。看來是為了配合另一篇同時發表的《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的縮寫）中主人公對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因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殘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孫曆生與於光遠的第一個孩子。
王蒙聰明，他對原型人物的實事的改動確實有助於他要對“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釋。此外，他還用了莊子哲學，《蝴蝶》篇名就來自莊子最有名的“夢蝶”的故事。莊子對人生的看法超然瀟灑。在莊子看來，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質財富是身外之物。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說法。
但是，不會有人愚蠢到想用莊子哲學為殺人犯和盜竊犯辯護說，既然“生死齊一”，物質財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對他們判罪和懲罰。“文革”後一段時間時髦說老子莊子哲學，如《蝴蝶》所作，當時有人私下說這是故弄玄虛滑過審查以求發表，而王蒙正善於此道。但是，今天孫曆生已經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寫了好幾本非虛構作品，他的自傳寫了他生平種種大小事情，甚至也簡單提到了孫曆生，但是，他從未詳述孫曆生的悲慘遭遇。
於光遠去世兩周後，是王蒙的八十歲生日。在一篇介紹其生日慶祝的文章中，講述為什麽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們夫婦的話，是因為他們“一貫謙虛謹慎”，“聽毛主席教導”，“向農民學習”。該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
從三十年前寫《蝴蝶》到現在，王蒙的認識又進了一層？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訣竅的同時，也在暗示受難者們都是因不“謙虛謹慎”而遭難的嗎？
4、於光遠：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經了解到孫曆生在“文革”慘死，卻沒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檔案中顯然會有記載，但是要認識人才可能查到。所以這隻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試了各種辦法沒有結果，最後，隻有給於光遠寫了信。他沒有回信。我在做受難者調查的時候，也曾給另外幾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寫過信。因為他們的名聲和地位，收信地址不會錯，他們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回信，和我寫過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對比。
孫曆生與於光遠的前兩個孩子。
但是，於光遠的女兒收到了我手寫的信的傳真件。傳真件上沒有任何附加的說明。她不知道是她父親還是父親的秘書或者別的人把我的信傳真給她的。她和我聯絡，我才知道了孫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後，1978年，孫曆生的女兒們為母親舉行了追悼會。她們發出了一百張請帖，到會的有幾百人，多是中學老師。其中有當時已經80歲的孫曆生小時候的老師，也有和她一樣在“文革”中慘遭毆打折磨的教師。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校長高雲遭毒打後失去知覺，被紅衛兵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有氣，沒有燒他。他的兩個同事薑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雲在追悼會後還來看望孫曆生的孩子，希望幫助他們。於光遠沒有出席孫曆生的追悼會。
於光遠的女兒說，多少年來，為孫曆生的死，隻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是陸定一。陸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個高級幹部“彭羅陸楊”四人中的一個。孫曆生被劃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說了批評他的話。陸定一為孫曆生之死向孫曆生的孩子道歉。這個道歉和陸定一說宣傳部多少年來做的“就是整了這個整那個”一樣，沒有得到過正式的發表。
於光遠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抄家，被從原來的住房中逐出。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書《文革中的我》中有記敘。那本書裏沒有提到孫曆生。孫曆生的女兒還向我指出，書中有專章講述他的孩子，但是隻寫在孫曆生之後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沒有提起孫曆生的孩子，盡管書中寫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場。於光遠有五個女兒。其實對外人來說，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寫到的孩子哪一個出自孫曆生。他的這種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許也體現了他內心的一種緊張？說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簡單的忘記？
孫曆生（右4）在右派勞改農場。
在追念於光遠的報道中，提到他晚年寫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書”，還留下了寫作用剩的兩千多個鉛筆頭。這鉛筆頭收藏是很生動的關於一個高壽筆勤多產的作者的情節。但是也會令人問：為什麽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曆生？崇高的社會地位，98歲的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談論人生所有經曆的年齡了，他為什麽還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麽？
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中國有長久的學校和教育傳統。前現代的精神導師孔子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師。“文革”中，連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員都被學生紅衛兵打死。我調查過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其中有三名校長和兩名教員被女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孫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女十中教員孫迪，女四中教員齊惠芹。這既不能從傳統也不能從現實中找到任何借口。
王蒙寫小說可以在莊子哲學的雲裏霧裏侃上一氣，於光遠作為“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很難這樣扯。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曆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洽，隻有回避。
在1980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鮮花”之一（這是一本當時得到平反後複出的作家的文集的書名），以後則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行政職務做到文化部長。而於光遠，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孫曆生的故事前，他們隻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晚年於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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