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北京
© 齊白石／口述
© 張次溪／筆錄
民國六年（丁巳·1917年），我五十五歲。我自五出五歸之後，始終沒有離開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遠遊。不料連年兵亂，常有軍隊過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戰，附近土匪，乘機蜂起。官逼稅捐，匪逼錢穀，稍有違拒，巨禍立至。沒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膽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間，又發生了兵事，家鄉謠言四起，有碗飯吃的人，紛紛別謀避地之所。我正在進退兩難、一籌莫展的時候，接到樊樊山來信，勸我到京居住，賣畫足可自給。我迫不得已，辭別了父母妻子，攜著簡單行李，獨自動身北上。
陰曆五月十二日到京。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北京，住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豐米局後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複辟之變，一夕數驚。葆生於五月二十日，帶著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著去了。到六月底，又隨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後來又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廟內，和楊潛庵同住。
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師曾能畫大寫意花卉，筆致矯健，氣魄雄偉，在京裏很負盛名。我在行篋中，取出《借山圖卷》，請他鑒定。他說我的畫格是高的，但還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題了一首詩給我，說：
曩於刻印知齊君，今複見畫如篆文。
束紙叢蠶寫行腳，腳底山川生亂雲。
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
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
正如論書喜姿媚，無怪退之譏右軍。
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他是勸我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這話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書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裏，和他談畫論世，我們所見相同，交誼就愈來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詩的，我把詩稿請他評閱，他作了一篇序文給我，並勸我把詩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了《借山吟館詩草》，樊山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我這次到京，除了易實甫、陳師曾二人以外，又認識了江蘇泰州淩植支（文淵）、廣東順德羅癭公（悼融）、敷庵（惇）兄弟、江蘇丹徒汪藹士（吉麟）、江西豐城王夢白（雲）、四川三台蕭龍友（方駿）、浙江紹興陳半丁（年）、貴州息烽姚茫父（華）等人。淩、汪、王、陳、姚都是畫家，羅氏兄弟是詩人兼書法家，蕭為名醫，也是詩人。尊公（本文筆錄者張次溪的父親，下同）滄海先生，跟我同是受業於湘綺師的，神交已久，在易實甫家晤見，真是如逢故人，歡若平生（次溪按：先君篁溪公，諱伯楨嚐刊《滄海叢書》，別署滄海）。還認識了兩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階是阜成門外衍法寺的瑞光，後來拜我為師。舊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詒、樊樊山、楊潛庵、張仲颺等。新知舊雨，常在一起聚談，客中並不寂寞。
不過新交之中，有一個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詩能畫，以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來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麵雖也虛與我周旋，眉目之間，終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樣子。他不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裏罵我粗野，詩也不通，簡直是一無可取，一錢不值。他還常說：“畫要有書卷氣，肚子裏沒有一點書底子，畫出來的東西，俗氣熏人，怎麽能登大雅之堂呢！講到詩的一道，又豈是易事，有人說，自鳴天籟，這天籟兩字，是不讀書人裝門麵的話，試問自古至今，究竟誰是天籟的詩家呢？”我明知他的話，是針對著我說的。文人相輕，是古今通例，這位自稱有書卷氣的人，畫得本極平常，隻靠他的科名，賣弄身份。我認識的科甲中人，也很不少，像他這樣的人，並不覺得物稀為貴。況且畫好不好，詩通不通，誰比誰高明，百年後世，自有公評，何必爭此一日短長，顯得氣度不廣。當時我作的《題棕樹》詩，有兩句說：
任君無厭千回剝，轉覺臨風遍體輕。
我對於此公，總是逆來順受，絲毫不與他計較，毀譽聽之而已。到了九月底，聽說家鄉亂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裏人避兵在外，尚未回來，茹家衝宅內，已被搶劫一空。
民國七年（戊午·1918年），我五十六歲。家鄉兵亂，比上年更加嚴重得多，土匪明目張膽，橫行無忌，搶劫綁架，嚇詐錢財，幾乎天天耳有所聞，稍有餘資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栗栗危懼。我本不是富裕人家，隻因這幾年來，生活比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飽肚子，附近的壞人歹徒，看著不免眼紅，遂有人散布謠言，說是：“芝木匠發了財啦！去綁他的畫！”一般心存忌嫉、幸災樂禍的人，也跟著起哄，說：“芝木匠這幾年，確有被綁票的資格啦！”我聽了這些威嚇的話，家裏怎敢再住下去呢？趁著鄰居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帶著家人，匿居在紫荊山下的親戚家裏。那邊地勢偏僻，隻有幾間矮小的茅屋，倒是個避亂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後，隱姓埋名，時刻提防，唯恐給人知道了，發生麻煩。那時的苦況，真是一言難盡。到此地步，才知道家鄉雖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從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來住了。
民國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歲。三月初，我第三次來到北京。那時，我乘軍隊打著清鄉旗號，土匪暫時斂跡的機會，離開了家鄉。離家之時，我父親年已八十一歲，母親七十五歲。兩位老人知道我這一次出門，不同以前的幾次遠遊，要定居北京。以後回來，在家鄉反倒變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嚀，希望時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鄉一點薄產，情願帶著兒女株守家園，說：她是個女人，留在鄉間，見機行事，諒無妨害，等我在京謀生，站穩腳跟，她就往來京湘，也能時時見麵。並說我隻身在外，一定感覺不很方便，勸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無人照料。春君處處為我設想，體貼入微，我真有說不出的感激。當時正值春雨連綿，借山館前的梨花，開得正盛，我的一腔別離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淚。我留戀著家鄉，而又不得不避禍遠離，心裏頭真是難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廟內，賣畫刻印，生涯並不太好，那時物價低廉，勉強還可以維持生存。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親戚朋友，遠隔千裏，不能聚首一處，輾側枕上，往往通宵睡不著覺，憂憤之餘，隻有作些小詩，解解心頭的悶氣。
到了中秋節邊，春君來信說：她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將來京布置，囑我預備住宅。我托人在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搬了進去。不久，春君來京，給我聘到副室胡寶珠，她是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八月十五中秋節生的，小名叫做桂子，時年十八歲，原籍四川酆都縣轉鬥橋胡家衝。冬間，聽說湖南又有戰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啟程之時，我作了一首詩，中有句雲：
愁似草生刪又長，盜如山密劃難平。
那時，我們家鄉，兵匪不分，群盜如毛，我的詩，雖是誌感，也是紀實。
民國九年（庚申·1920年），我五十八歲。春二月，我帶著三子良琨，長孫秉靈，來京就學。到北京後，因龍泉寺僻處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門內石鐙庵去住。我從法源寺搬到龍泉寺，又從龍泉寺搬到石鐙庵，連搬三處，都是住的廟產，可謂與佛有緣了。
搬去不久，直皖戰事突起，北京城內，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帥府園六號租到幾間房子，邀我同去避難。我帶著良琨、秉靈，一同去住。帥府園離東交民巷不遠，東交民巷有各國公使館，附近一帶，號稱保衛界。戰事沒有幾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隻因石鐙庵的老和尚，養著許多雞犬，雞犬之聲，不絕於耳，我早想另遷他處。恰好寶珠托人找到了新址，就搬到象坊橋觀音寺內。不料觀音寺的佛事很忙，佛號鍾聲，比石鐙庵更加嘈雜得多。住了不到一個月，又遷到西四牌樓以南三道柵欄六號，才算住得安定些。
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我的潤格，一個扇麵，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來問津，生涯落寞得很。師曾勸我自出新意，變通辦法，我聽了他話，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我畫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楊補之（無咎）。同鄉尹和伯（金陽），在湖南畫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學的楊補之，我也參酌他的筆意。師曾說：工筆畫梅，費力不好看。我又聽了他的話，改換畫法。同鄉易蔚儒（宗夔），是眾議院的議員，請我畫了一把團扇，給林琴南看見了，大為讚賞，說：“南吳北齊，可以媲美。”他把吳昌碩跟我相比，我們的筆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經易蔚儒介紹，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時我又認識了徐悲鴻、賀履之、朱悟園等人。我的同鄉老友黎鬆安，因他兒子劭西在教育部任職，也來到北京，和我時常見麵。
我跟梅蘭芳認識，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記得是在九月初的一天，齊如山來約我同去的。蘭芳性情溫和，禮貌周到，可以說是恂恂儒雅。那時他住在前門外北蘆草園，他書齋名“綴玉軒”，布置得很講究。他家裏種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牽牛花就有百來種樣式，有的開著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見所未見，從此我也畫上了此花。當天，蘭芳叫我畫草蟲給他看，親自給我磨墨理紙，畫完了，他唱了一段貴妃醉酒，非常動聽。同時在座的，還有兩人：一是教他畫梅花的汪靄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人李釋堪（宣倜），是教他作詩詞的，釋堪從此也成了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到一個大官家去應酬，滿座都是闊人，他們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無熟友周旋，誰都不來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該貿然而來，討此沒趣。想不到蘭芳來了，對我很恭敬地寒睻了一陣，座客大為驚訝，才有人來和我敷衍，我的麵子，總算圓了回來。事後，我很經意地畫了幅《雪中送炭圖》，送給蘭芳，題了一詩，有句說：
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
勢利場中的炎涼世態，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國十年（辛酉·1921年），我五十九歲。夏午詒在保定，來信邀我去過端陽節，同遊蓮花池，是清末蓮池書院舊址，內有朱藤，十分茂盛。我對花寫照，畫了一張長幅，住了三天回京。秋返湘潭，重陽到家，父母雙親都康健，心頗安慰。九月十五日得良琨從北京發來電報，說秉靈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動身北行。回到北京，秉靈的病好了。
臘月二十日，寶珠生了個男孩，取名良遲，號子長。這是寶珠的頭一胎，我的第四個兒子。那年寶珠才二十歲，春君因她年歲尚輕，生了孩子，怕她不善撫育，就接了過來，親自照料。夜間專心護理，不辭辛勞，孩子餓了，抱到寶珠身邊喂乳，喂飽了又領去同睡。冬令夜長，一宵之間，冒著寒威，起身好多次。這樣的費盡心力，愛如己出，真是世間少有，不但寶珠知恩，我也感激不盡。
民國十一年（壬戍·1922年），我六十歲。春，陳師曾來談：日本有兩位著名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來信邀他帶著作品，參加東京府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叫我預備幾幅畫，交他帶到日本去展覽出售。我在北京，賣畫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機會，當然樂於遵從，就畫了幾幅山水，交他帶去。
師曾行後，我送春君回到家鄉，住了幾天，我到長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時了。初八那天，在同族遜園家裏，見到我的次女阿梅，可憐四年不見，她憔悴得不成樣子。她自嫁到賓氏，同夫婿不很和睦，逃避打罵，時常住在娘家，有時住在娘家的同族或親戚處。聽說她的夫婿，竟發了瘋，拿著刀想殺害她，幸而跑得快，躲在鄰居家，才保住性命。她屢次望我回到家鄉來住，我始終沒有答允她。此番相見，說不出有許多愁悶，我作了兩首詩，有句說：
赤繩勿太堅，休誤此華年！
我是婉勸她另謀出路，除此別無他法。
那時張仲颺已先在省城，尚有舊友胡石庵、黎戩齋等人，楊皙子的胞弟重子，名鈞，能寫隸書，也在一起。我給他們作畫刻印，盤桓了十來天，就回到北京。
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人又想把我們兩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經過日本展覽以後，外國人來北京買我畫的很多。琉璃廠的古董鬼，就紛紛求我的畫，預備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的人，也都來請我畫了。從此以後，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長孫秉靈，肄業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成績常列優等，去年病後，本年五月又得了病，於十一月初一日死了，年十七歲。回想在家鄉時，他才十歲左右，我在借山館前後，移花接木，他拿著刀鑿，跟在我身後，很高興地幫著我。當初種的梨樹，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詩，有雲：
梨花若是多情種，應憶相隨種樹人。
秉靈的死，使我傷感得很。
民國十二年（癸亥·1923年），我六十一歲。從本年起，我開始作日記，取名《三百石印齋紀事》。隻因性懶善忘，隨著好幾天，才記上一回。中秋節後，我從三道柵欄遷至太平橋高岔拉一號，把早先湘綺師給我寫的“寄萍堂”橫額，掛在屋內。附近有條胡同，名叫鬼門關，聽說明朝時候，那裏是刑人地方。我作的寄萍堂詩，有兩句：
馬麵牛頭都見慣，寄萍堂外鬼門關。
當我在三道柵欄遷出之先，陳師曾來，說他要到大連去。不久得到消息：師曾在大連接家信，奔繼母喪，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個知己，心裏頭感覺得異常空虛，眼淚也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他對於我的畫，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聽從他的話，逐步地改變了。他也很虛心地采納了我的淺見，我有“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的兩句詩，可以概見我們兩人的交誼。可惜他隻活了四十八歲，這是多麽痛心的事啊！
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寶珠又生了一個男孩，取名良已，號子瀧，小名遲遲。
民國十三年（甲子·1924年），我六十二歲。十四年（乙醜·1925年），我六十三歲。良琨這幾年跟我學畫，在南紙鋪裏也掛上了筆單，賣畫收入的潤資，倒也不少，足可自立謀生。兒媳張紫環能畫梅花，倒也很有點筆力。
乙醜年的正月，同鄉賓愷南先生從湘潭到北京，我在家裏請他吃飯，邀了幾位同鄉作陪。愷南名玉瓚，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來喜歡研究佛學。席間，有位同鄉對我說：“你的畫名，已是傳遍國外，日本是你發祥之地，離我們中國又近，你何不去遊曆一趟，順便賣畫刻印，保管名利雙收，飽載而歸。”我說：“我定居北京，快過九個年頭啦！近年在國內賣畫所得，足夠我過活，不比初到京時的門可羅雀了。我現在餓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燒，人生貴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麽多錢，反而自受其累呢！”愷南聽了，笑著對我說：“瀕生這幾句話，大可以學佛了！”他就跟我談了許多禪理。
月底，我生了一場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蘇醒回來，滿身無力，痛苦萬分。足足病了一個來月，才能起坐。當我病亟時，自己忽然癡想：“六十三歲的火坑，從此說算過去了嗎？”幸而沒有死，又活到了現在。
那年，梅蘭芳正式跟我學畫草蟲，學了不久，他已畫得非常生動。
民國十五年（丙寅·1926年），我六十四歲，春初，回南探視雙親，到了長沙，聽說家鄉一帶，正有戰事，道路阻不得通。隻得折回，從漢口坐江輪到南京，乘津浦車經天津回到北京，已是二月底了。隔不了十幾天，忽接我長子良元來信，說我母親病重，恐不易治，要我匯款濟急。我打算立刻南行，到家去看看，聽到湘鄂一帶，戰火彌漫，比了上月，形勢更緊，我不能插翅飛去，心裏焦急如焚，不得已於十六日匯了一百元給良元。我定居北京以來，天天作畫刻印，從不間斷，這次因匯款之後，一直沒有再接良元來信，心亂如麻，不耐伏案，任何事都停頓下來了。到四月十九日，才接良元信，說我母親於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已時故去，享年八十二歲。彌留時還再三地問：“純芝回來了沒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沒有看見純芝，死了還懸懸於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無法奔喪，隻可以立即設了靈位，在京成服。這樣痛心的事，豈是幾句話說得盡的。總而言之，我漂流在外，不能回去親視含殮，簡直不成為人子，不孝至極了。
我母親一生，憂患之日多，歡樂之日少。年輕時，家境困苦，天天為著柴米油鹽發愁，裏裏外外，熬盡辛勞。年將老，我才得成立，虛名傳播，生活略見寬裕，母親心裏高興了些，體氣漸漸轉強。後因我祖母逝世，接著我六弟純俊，我長妹和我長孫，先後夭亡，母親連年哭泣，哭得兩眼眶裏，都流出了血，從此身體又見衰弱了。七十歲後，家鄉兵匪作亂，幾乎沒有過一天的安靖日子。我漂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養到京，心懸兩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長沙，離家隻有百裏，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見父母，痛心之極。我作了一篇《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沒有說得詳盡。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來信，說我父親病得非常危險，急欲回家去看看。隻因湘鄂兩省正是國民革命軍和北洋軍閥激戰的地方，無論如何是通不過去的。要想繞道廣東，再進湖南。探聽得廣東方麵，大舉北伐，沿途兵車擁擠，亦難通行。心裏頭如同油煎似的，幹巴巴地著急。八月初三夜間，良元又寄來快信，我猜想消息一定不是好的，眼淚就止不住地直淌下來。急忙拆信細看，我的父親已於七月初五日申時逝世。當時腦袋一陣發暈，耳朵嗡嗡地直響，幾乎暈了過去。也就在京布置靈堂，成服守製。在這一年之內，連遭父母兩次大故，真覺得活著也無甚興趣。我親到樊樊山那裏，求他給我父母，各寫墓碑一紙，又各作像讚一篇，按照他的賣文潤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筆資。我這為子的，對於父母，隻盡了這麽點心力，還能算得是個人嗎？想起來，心頭非但慘痛，而且也慚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車胡同十五號，買了一所住房。
民國十六年（丁卯·1927年），我六十五歲。北京有所專教作畫和雕塑的學堂，是國立的，名稱是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林風眠，請我去教中國畫。我自問是個鄉巴佬出身，到洋學堂去當教習，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長和許多朋友，再三勸駕，無可奈何，隻好答允去了，心裏總多少有些別扭。想不到校長和同事們，都很看得起我。有一個法國籍的教師，名叫克利多，還對我說過：他到了東方以後，接觸過的畫家，不計其數，無論中國、日本、印度、南洋，畫得使他滿意的，我是頭一個。他把我恭維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寵若驚了。學生們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課，都是很專心地聽我講，看我畫，我也就很高興地教下去了。
民國十七年（戊辰·1928年），我六十六歲。北京官僚，暮氣沉沉，比著前清末年，更是變本加厲。每天午後才能起床，匆匆到署坐一會兒，謂之“上衙門”，沒有多大工夫，就紛紛散了。晚間，酒食征逐之外，繼以嫖賭，不到天明不歸，最早亦須過了午夜，方能興盡。我看他們白天不辦正事，淨睡懶覺，畫了兩幅雞，題有詩句：
天下雞聲君聽否？長鳴過午快黃昏。
佳禽最好三緘口，啼醒諸君日又西。
像這樣的腐敗習氣，豈能有持久不敗的道理。所以那年初夏，北洋軍閥，整個兒垮了台，這般懶蟲似的舊官僚，也就跟著樹倒猴兒散了。
廣東搞出來的北伐軍事，大獲勝利，統一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到了北京，因為國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稱作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改稱藝術學院，我的名義，也改稱為教授。木匠當上了大學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鐵匠張仲颺當上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一樣，總算都是我們手藝人出身的一種佳話了。
九月初一日，寶珠生了個女孩，取名良歡，乳名小乖。我長子良元從家鄉來到北京，探問我起居，並報告了許多家鄉消息。我五弟純雋，在這次匪亂中死去，年五十歲，聽了很覺淒然。我的《借山吟館詩草》，是那年秋天印行的。
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年），我六十七歲。民國十九年（庚午·1930年），我六十八歲。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年），我六十九歲。在我六十八歲時，二弟純鬆在家鄉死了，他比我小四歲，享年六十四歲。老年弟兄，又去了一個。同胞弟兄六個，現存三弟純藻、四弟純培兩人，連我僅剩半數了，傷哉！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逝世於北平，我又少了一位談詩的知己，悲悼之懷，也是難以形容。三月十一日，寶珠又生了個女孩，取名良止，乳名小小乖。她的姊姊良歡，原來乳名小乖，添了良止，就叫大小乖了。
那年九月十八日，是陰曆八月初七日，日本軍閥，偷襲沈陽，大規模地發動侵略，我氣憤萬分。心想：東北軍的領袖張學良，現駐北平，一定會率領他的部隊，打回關外，收複失土的。誰知他並不抵抗，報紙登載的東北消息，一天壞似一天，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人家都說，華北處在國防最前線，平津一帶，岌岌可危，很多人勸我避地南行。但是大好河山，萬方一概，究竟哪裏是樂土呢？我這個七十老翁，草間偷活，還有什麽辦法可想！隻好得過且過，苟延殘喘了。
重陽那天，黎鬆安來，邀我去登高。我們在此時候，本沒有這種閑情逸興，卻因古人登高，原是為了避災，我們盼望國難早日解除，倒也可以牽綴上登高的意義。那時，宣武門拆除甕城，我們登上了宣武門城樓，東望炊煙四起，好像遍地是烽火，兩人都有說不出的感慨。遊覽了一會，算是應了重陽登高的節景。我作了兩首詩，有句說：
莫愁天倒無撐著，猶峙西山在眼前。
因為有許多人，妄想倚賴國聯調查團的力量，抑製日本軍閥的侵略，我知道這是與虎謀皮，怎能靠得住呢，所以作了這兩首詩，去諷刺他們的。
那年，我長子良元，得了孫子，是他次子次生所生的孩子。取名耕夫，那是我的曾孫，我的家庭，已是四代同堂的了。我自擔任藝術學院教授，除了藝院學生之外，以個人名義拜我為師的也很不少。門外瑞光和尚，他畫的山水，學大滌子很得神髓，在我的弟子中，確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人都說他是我的高足，我也認他是我最得意的門人。同時，尚有兩人拜我為師：一是趙羨漁，名銘箴，山西太穀人，是個詩家，書底子深得很；一是方問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祖父方星樵，名秉忠，和我是朋友，是個很著名的昆曲家。問溪家學淵源，也是個戲曲家兼音樂家，年紀不過二十來歲。他的姑丈是京劇名伶楊隆壽之子長喜，梅蘭芳的母親，是楊長喜的胞妹，問溪和蘭芳是同輩的姻親，可算得是梨園世家。
你（編者按：此段以後多為白石老人親筆所記，“你”係指筆錄者而言。）家的張園，在左安門內新西裏三號，原是明朝袁督師崇煥的故居，有聽雨樓古跡。尊公篁溪學長在世時，屢次約我去玩，我很喜歡那個地方，雖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壇的森森古柏，一片蒼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天氣晴和的時候，還能看到翠微山峰，高聳雲際。遠山近林，簡直是天開畫屏，百觀不厭。有時雨過天晴，落照殘虹，映得天半朱霞，絢爛成綺。附近小溪環繞，點綴著幾個池塘，綠水漣漪，遊魚可數。溪上阡陌縱橫，稻粱蔬果之外，豆棚瓜架，觸目皆是。叱犢呼耕，戽水耕田，儼然江南水鄉風景，北地實所少見，何況在這萬人如海的大城市裏呢？我到了夏天，常去避暑。記得辛未那年，你同尊公特把後跨西屋三間，讓給我住，又劃了幾丈空地，讓我蒔花種菜，我寫了一張“借山居”橫額，掛在屋內。我在那裏繪畫消夏，得氣之清，大可以洗滌身心，神思自然就健旺了。
那時令弟仲葛、仲麥，還不到二十歲，暑期放假，常常陪伴著我，活潑可喜。我看他們撲蝴蝶，捉蜻蜓，撲捉到了，都給我做了繪畫的標本。清晨和傍晚，又同他們觀察草叢裏蟲豸跳躍，池塘裏魚蝦遊動的種種姿態，也都成我筆下的資料。我當時畫了十多幅草蟲魚蝦，都是在那裏實地取材的，還畫過一幅《多蝦圖》，掛在借山居的牆壁上麵，這是我生平畫蝦最得意的一幅。
（次溪按：袁督師故宅，清末廢為民居，牆垣欹側，屋宇毀敗，蕭條之景，不堪寓目。民國初元，先君出資購置，修治整理，置種許多花木，附近的人，稱之為“張園”。先君逝世後，時局多故，庭園又漸見荒蕪。我為保存古跡起見，征得舍弟同意，把這房地捐獻給龍潭公園管理。）
袁督師故居內，有他一幅遺像，畫得很好，我曾臨摹了一幅。離故居的北麵不遠，有袁督師廟，聽說也是尊公出資修建的，廟址相傳是督師當年駐兵之所。東麵是池塘，池邊有篁溪釣台，是尊公守廟時遊息的地方，我和尊公在那裏釣過魚。廟的鄰近，原有一座法塔寺，寺已廢圮，塔尚存在。再北為太陽宮，內祀太陽星君，據說三月十九為太陽生日，早先到了那天，用糕祭他，名為太陽糕。我所知道的：三月十九日明朝崇禎皇帝殉國的日子。明朝的遺老，在清朝初年，身處異族統治之下，懷念故國舊君，不敢明言，隻好托名“太陽”，太陽是暗切明朝的“明”字意思。相沿了二百多年，到民初才罷祀，最近連太陽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了。
太陽宮的東北，是袁督師墓，每年春秋兩祭，廣東同鄉照例去掃墓。我在張園住的時候，不但袁督師的遺跡，都已瞻仰過了，就連附近萬柳堂、夕照寺、臥佛寺等許多名勝，也都遊覽無遺，賢父子招待殷勤，我也是很感謝的。我在《張園春色圖》和後來畫的《葛園耕隱圖》上題的詩句，都是我由衷之言，不是說著空話，隨便恭維的。我還把照像留在張園借山居牆上，示後裔的詩說：
後裔倘賢尋舊跡，張園留像葬西山。
這首詩，也可算做我的預囑哪！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我七十歲。正月初五日，驚悉我的得意門人瑞光和尚死了，享年五十五歲。他的畫，一生專摹大滌子，拜我為師後，常來和我談畫，自稱學我的筆法，才能畫出大滌子的精意。我題他的畫，有句說：
畫水鉤山用意同，老僧自道學萍翁。
他死了，我覺得可惜得很，到蓮花寺裏去哭了他一場，回來仍是鬱鬱不樂。我想，人是早晚要死的，我已是七十歲的人了，還有多少日子可活！這幾年，賣畫教書，刻印寫字，進款卻也不少，風燭殘年，很可以不必再為衣食勞累了，就自己畫了一幅《息肩圖》，題詩說：
眼看朋儕歸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錢
先生自笑年七十，挑盡銅山應息肩。
可是畫了此圖，始終沒曾息肩，我勞累了一生，靠著雙手，糊上了嘴，看來，我是要勞累到死的呢！
自沈陽淪陷後，錦州又告失守，戰火迫近了榆關、平津一帶，人心浮動，富有之家，紛紛南遷。北平市上，敵方人員往來不絕，他們慕我的名，時常登門來訪，有的送我些禮物，有的約我去吃飯，還有請我去照相，目的是想白使喚我，替他們拚命去畫，好讓他們帶回國去賺錢發財。我不勝其煩，明知他們詭計多端，內中是有肮髒作用的。況且我雖是一個毫無能力的人，多少總還有一點愛國心，假使願意去聽從他們的使喚，那我簡直對不起我這七十歲的年紀了。因此在無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把大門緊緊地關上，門裏頭加上一把大鎖，有人來叫門，我先在門縫中看清是誰，能見的開門請進，不願見的，命我的女仆，回說“主人不在家”，不去開門，他們也就無法進來，隻好掃興地走了。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們沒有見著我之時，先給他們一個閉門羹，否則，他們見著了我，當麵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脫不掉許多麻煩了。冬，因謠言甚熾，門人紀友梅在東交民巷租有房子，邀我去住，我住了幾天，聽得局勢略見緩和，才又回了家。
我早年跟胡沁園師學的是工筆畫，從西安歸來，因工筆畫不能暢機，改畫大寫意。所畫的東西，以日常能見到的為多，不常見的，我覺得虛無縹緲，畫得雖好，總是不切實際。我題畫葫蘆詩說：
幾欲變更終縮手，舍真作怪此生難。
不畫常見的而去畫不常見的，那就是舍真作怪了。我畫實物，並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顯出神韻。我有句說：
寫生我懶求形似，不厭聲名到老低。
所以我的畫，不為俗人所喜，我亦不願強合人意，有詩說：“我亦人間雙妙手，搔人癢處最為難。”我向來反對宗派拘束，曾雲：“逢人恥聽說荊關，宗派誇能卻汗顏。”也反對死臨死摹，又曾說過：“山外樓台雲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諸巨手，平鋪細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說：“胸中山氣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讚同我這見解的人，陳師曾是頭一個，其餘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鴻了。
我畫山水，布局立意，總是反複構思，不願落入前人窠臼。五十歲後，懶於多費神思，曾在潤格中訂明不再為人畫山水，在這二年中，畫了不過寥寥幾幅。本年因你給我編印詩稿，代求名家題詞，我答允各作一圖為報，破例畫了幾幅，如給吳北江（生）畫的《蓮池講學圖》，給楊雲史（圻）畫的《江山萬裏樓圖》，給趙幼梅（元禮）畫的《明燈夜雨樓圖》，給宗子威畫的《遼東吟館談詩圖》，給李釋堪（宣倜）畫的《握蘭簃填詞圖》，這幾幅圖，我自信都是別出心裁，經意之作。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1933年）年，我七十一歲。你給我編的《白石詩草》八卷，元宵節印成，這件事，你很替我費了些心，我很感謝你的。我在戊辰年印出的《借山吟館詩草》，是用石版影印我的手稿，從光緒壬寅到民國甲寅十二年間所作，收詩很少。這次的《白石詩草》，是壬寅以前和甲寅以後作的，曾經樊樊山選定，又經王仲言重選，收的詩比較多。
我的刻印，最早是走的丁龍泓、黃小鬆一路，繼得《二金蝶堂印譜》，乃專攻趙叔的筆意。後見天發神讖碑，刀法一變，又見三公山碑，篆法也為之一變。最後喜秦權，縱橫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變。光緒三十年以前，摹丁、黃時所刻之印，曾經拓存，湘綺師給我作過一篇序。民國六年（丁巳），家鄉兵亂，把印拓全部失落，湘綺師的序文原稿，藏在牆壁內，幸得保存。民國十七年，我把丁巳後在北京所刻的，拓存四冊，仍用湘綺師序文，刊在卷前，這是我定居北京後第一次拓存的印譜。本年我把丁巳以後所刻三千多方印中，選出二百三十四印，用朱砂泥親自重行拓存。內有因求刻的人促迫取去，隻拓得一二頁，製成鋅版充數的，此次統都剔出，另選我最近所刻自用的印加入，湊足原數，仍用湘綺師原序列於卷首，這是我在北京第二次所拓的印譜。又因戊辰年第一次印譜出書後，外國人購去印拓二百方，按此二百方，我已無權再行複製，隻得把庚午、辛未兩年所刻的拓本，裝成六冊，去年今年刻的較少，拓本裝成四冊，合計十冊，這是我第三次拓的印譜。
三月，見報載，日軍攻占熱河，平津一帶，深受威脅，人心很感恐慌。五月，塘沽協定成立，華北主權，喪失殆盡。春夏間，北平謠言四起，我承門人紀友梅的關切，邀我到他的東交民巷寓所去避居，住了二十來天。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我祖母馬孺人一百二十歲冥誕之期。我祖母於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十二月十九日逝世，至今已過了三十二個周年了。她生前，我沒有多大的力量好好地侍奉，現在逢到她的冥誕，又是百二十歲的大典，理應稍盡寸心。那天在家，延僧誦經，敬謹設祭。到了夜晚，焚化冥鏹時，我另寫了一張文啟，附在冥鏹上麵，一起焚掉。文啟說：
祖母齊母馬太君，今一百二十歲，冥中受用，外神不得強得。今長孫年七十一歲，避匪難，居燕京，有家不能歸，將至死不能掃祖母之墓，傷心哉！
想起千裏遊子，遠別故鄉廬墓，望眼天涯，黯然魂銷。況我垂暮之年，來日苦短，旅懷如織，更是夢魂難安。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我七十二歲。我在光緒十八年（壬辰）三十三歲時，所刻的印章，都是自己的姓名，用在詩畫方麵的而已。
刻的雖不多，收藏的印石，卻有三百來方，我遂自名為“三百石印齋”。至民國十一年（壬戌）我六十歲時，自刻自用的印章多了，其中十分之二三，都是名貴的佳石。可惜這些印石，留在家鄉，在丁卯、戊辰兩年兵亂中，完全給兵匪搶走，這是我生平莫大的恨事。民國十六年（丁卯）以後，我沒曾回到家鄉去過，在北平陸續收購的印石，又積滿了三百方，三百石印齋倒也名副其實，隻是石質沒有先前在家鄉失掉的好了。上年羅祥止來，向我請教刻印的技法，求我當場奏刀。我把所藏的印石，一邊刻給他看，一邊講給他聽。祥止說：聽我的話，如聞霹靂，看我揮刀，好像呼呼有風聲，佩服得了不得，非要拜我為師不可，我就隻好答允，收他為門人了。本年又有一個四川籍的友人，也像祥止那樣，屢次求我刻給他看，我把指示祥止的技法，照樣地指示他。因此，從去年至今，不滿一年的時候，把所藏的印石，全數刻完，所刻的印章，連以前所刻，又超過於三百之數，就再拓存下來，留示我子孫。
我刻印，同寫字一樣。寫字，下筆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決不回刀。我的刻法，縱橫各一刀，隻有兩個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刀，回一刀，縱橫來回各一刀，要有四個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我刻時，隨著字的筆勢，順刻下去，並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才去下刀。我的刻印，比較有勁，等於寫字有筆力，就在這一點。常見他人刻石，來回盤旋，費了很多時間，就算學得這一家那一家的，但隻學到了形似，把神韻都弄沒了，貌合神離，僅能欺騙外行而已。他們這種刀法，隻能說是蝕削，何嚐是刻印。我常說：世間事，貴痛快，何況篆刻是風雅事，豈是拖泥帶水，做得好的呢？
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寶珠又生了個男孩，取名良年，號壽翁，乳名小翁子。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我七十三歲。本年起，我衰敗之相迭出，右半身從臂膀到腿部，時時覺得酸痛，尤其可怕的，是一陣陣的頭暈，請大夫診治了幾次，略略似乎好些。陽曆四月一日，即陰曆二月十八日，攜同寶珠南行。三日午刻到家，我的孫輩外孫輩和外甥等，有的已二十往外的人，見著我麵，都不認識。我離家快二十年了，住的房子，沒有損壞，還添蓋了幾間，種的果木花卉，也還照舊，山上的樹林益發的茂盛。我長子良元，三子良琨，兄弟倆帶頭，率領著一家子大大小小，把家務整理得有條有理，這都是我的好子孫哪！隻有我妻陳春君，瘦得可憐，她今年已七十四歲啦。我在茹家衝家裏，住了三天，就同寶珠動身北上。我別家時，不忍和春君相見。還有幾個相好的親友，在家坐待相送，我也不使他們知道，悄悄地離家走了。十四日回到了北京。這一次回家，祭掃了先人的墳墓，我日記上寫道：“烏鳥私情，未供一飽，哀哀父母，欲養不存。”我自己刻了一顆“悔烏堂”的印章，懷鄉追遠之念，真是與日俱增的啊！
我因連年時局不靖，防備宵小覬覦，對於門戶特別加以小心。我的跨車胡同住宅，東麵臨街，我住在裏麵北屋，廊子前麵，置有鐵製的柵欄，晚上拉開，加上了鎖，比較的嚴密得多了。陰曆六月初四日上午寅刻，我聽得犬吠之聲，聒耳可厭，親自起床驅逐。走得匆忙了些，腳骨誤觸鐵柵欄的斜撐，一跤栽了下去。寶珠母子，聽見我呼痛之聲，急忙出來，抬我上床，請來正骨大夫，仔細診治，推拿敷藥，疼痛稍減。但是腿骨的筋，已長出一寸有零，腿骨脫了骱，公母骨錯開了不相交，幾乎成了殘疾。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我七十四歲。陰曆三月初七日，清明節的前七天，尊公邀我到張園，參拜袁督師崇煥遺像。那天到的人很多，記得有陳散原、楊雲史、吳北江諸位。吃飯的時候，我談起：“我想在西郊香山附近，覓一塊地，預備個生壙。前幾年，托我同鄉汪頌年（詒書），寫過‘處士齊白石之墓’七個大字的碑記。墓碑有了，墓地尚無著落。擬懇諸位大作家，俯賜題詞，留待他日，俾光泉壤。”當時諸位都允承了，沒隔幾天，詩詞都寄了來，這件事，也很感激你賢父子的。
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托住在北平的同鄉，常來請我刻印，因此同他通過幾回信，成了千裏神交。春初，寄來快信，說：蜀中風景秀麗，物產豐富，不可不去玩玩，接著又來電報，歡迎我去。寶珠原是出生在四川的，很想回娘家去看看，遂於陰曆閏三月初七日，同寶珠帶著良止、良年兩個孩子，離平南下。二十九日夜，從漢口搭乘太古公司萬通輪船，開往川江。五月一日黃昏，過沙市。沙市形勢，很有些像湘潭，沿江有山嘴攔擋，水從江中流出，江岸成彎形，便於泊船。四日未刻，過萬縣，泊武陵。我心病發作，在船內很不舒適，到夜半病才好了。五日酉刻，抵嘉州。寶珠的娘家，在轉鬥橋胡家衝，原是酆都縣屬，但從嘉州登岸，反較近便。我們到了寶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掃她母親的墳墓，算是了卻她一樁心願。我有詩說：
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
難得老夫情意合，攜樽同上草堆寒。
十一日到重慶。十五日宿內江。十六日抵成都，住南門文廟後街，認識了方鶴叟旭。那時，金鬆岑、陳石遺、黃賓虹，都在成都，本是神交多年，此次見麵，倍加親熱。鬆岑麵許給我撰作傳記。我在國立藝院和私立京華美專教過的學生，在成都的，都來招待我。
川中山水之佳，較桂林更勝一籌。我遊過了青城、峨嵋等山，就離別諸友，預備東返。門生們都來相送。我記得俗諺有“老不入川”這句話，預料此番出川，終我之生，未必會再來的了。我留別門生的詩，有句雲“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勸再來遊”就是這個意思。八月二十五日離成都，經重慶、萬縣、宜昌，三十一日到漢口。住在朋友家。因腹瀉耽了幾天。九月四日，乘平漢車北行，五日到北平，回家。有人問我：“你這次川遊，既沒有作多少詩，也沒有作什麽畫，是不是心裏有了不快之事，所以興趣毫無了呢？”我告訴他說：“並非如此！我們去時是四個人，回來也是四個人，心裏有什麽不快呢？不過四川的天氣，時常濃霧蔽天，看山是掃興的。”我背了一首《過巫峽》的詩給他聽：
怒濤相擊作春雷，江霧連天掃不開，
欲乞赤烏收拾盡，老夫原為看山來。
本文選自《大匠之門：齊白石回憶錄》，齊白石／著，新星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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