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學的時候，在長江邊上的一個小鎮上有幾個愛好文學藝術的青年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我父親在他們幾個人中年齡居長，就成為他們的召集人。其他幾個人，有的擅長美術，有的擅長書法。秦文玉是他們當中的小弟弟，在鎮上(當時叫公社)寫作組工作，已經發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我父親帶著我參加他們的每次聚會。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父親讓我跟其中一位叔叔去學畫畫。他是畫國畫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後，他讓我磨了兩個小時墨。以後呢？就沒有以後了。我告訴我父親不想再去了。我父親說，那你想學什麽呢？我說，跟秦叔叔學習寫文章吧。最近和秦叔叔的妹妹聊到這件事，她誇獎我的好學精神。我心裏在偷偷笑，當初就是為了逃避磨墨，而選擇了自己喜歡而又容易的辦法，要是好學我就要去學畫畫了。
我父親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後來也發表了不少文章在“新華日報”、“揚州日報” 、“揚子晚報”上。他自認為水平比不上秦叔叔，但喜歡給我出作文題。隨後的兩年，就是每個月我父親出作文題，我寫完拿給秦叔叔，他再幫我批閱修改。
1973年，秦叔叔被推薦去上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那個暑假的一個晚上，月光如練，父母沒在家，我已經上床睡了，忽然聽到有人在敲窗戶。我爬起來開門，是秦叔叔。他問我家裏有沒有他的那一篇處女作小說“白馬橋上”。然後他又問我還想不想繼續跟他學習寫作文。我當然很高興了。他告訴我，他也不知道去了大學學習任務怎麽樣，能不能有時間幫助我。可不可以要等入學之後再告訴我父親。他離開我們鎮之後，和我父親一直保持通信。我父親把秦叔叔的每封來信都拿給我看。他們互相聯詩作詞填對聯。那時候還沒有複印機。他們幾個文友之間的詩詞是用複寫紙謄寫出來，再一起寄給另外幾個人的。大概半個學期之後，他給我父親來信，說他有時間幫我改作文了。隨後的幾年時間，我差不多每個月寫一篇作文，或附在我父親給他的信中，或者我單獨寄出，秦叔叔幫我修改後再寄回，直到1977年我複習高考。其中有一篇寫我們公社一位患肝癌去世的親民書記的文章來回改了四次。1978年我高考語文87分。那一年，江蘇省高考總分第一名477分，其中語文單科86分。我後來又在“人民日報”、“新民晚報”、“揚子晚報”、“羊城晚報”發表了不少文章。作為一個研究論文被諾獎得主多次引用的理工博士，我的中文寫作功底，沒有秦叔叔的指導，是不可能達到這個水平的。
1974年，秦叔叔寄給我父親一套豎排版的“紅樓夢”。那時候我還小，第一次拿起書來看了沒幾頁就讀不下去了。第二年黃梅季之後，我父母把家裏的藏書拿出來曬，讓我在旁邊看著。我坐三十幾度的大太陽底下，又把這套“紅樓夢”拿起來看，感覺很有意思，一口氣竟然把前五章背下來了。
1976年暑假，我到上海去了幾個星期。回家時，在從公交車站回家的路上，我父親讓我猜一下秦叔叔要到哪裏去工作，然後拿出一份“新華日報”，指著其中的一篇文章說，秦叔叔要去西藏了。我至今記得那篇文章的題目叫做“站在最前線”。
去西藏以後，秦叔叔參加了“西藏文藝”編輯部的籌備工作，並擔任副主編，後來還擔任西藏作協副主席。在“西藏文藝”創刊號上有一篇他的散文“日光城”。他懷著滿腔的熱情，謳歌了離太陽最近的城市--拉薩。這篇文章，我讀了好幾遍，把它背下來了。它也成了對我寫作文風影響最大的範文。
1978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學。當時我15歲，我父親38歲。可能有的朋友讀過秦叔叔的同學劉震雲的回憶文章，他父親恨不得把劉震雲兄弟兩個一起考上大學的喜訊告訴每個人。我父親也想把我的喜訊與別人分享。他在我拿到通知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讓我寫信告訴秦叔叔。
1979年春節之後，我返校回到南大。有一天晚上在寢室自修的時候，秦叔叔來看我。他給我帶了一包花生。還跟我聊了書記處主要領導胡YB視察西藏時和他交流，鼓勵他努力工作的情形。他走了之後，我同寢室的同學一臉羨慕地問我，這個人是誰呀，做的工作能夠到高層的關注。
後來秦叔叔到魯迅文講所、北京大學作家班學習，並調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國作協機關副書記。1991年在紀念魯迅誕辰110周年大會上，他是和中央核心並排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是最邊上一個座位。
再後來他到作家出版社擔任主持常務工作的副總編兼“作家文摘”主編。1993年3月，我到北京出差，最後一次見到了秦叔叔。那天晚上我到他家時，他說下午剛輸掉一場官司。那個三條驢腿的窮棒子農業社社長起訴一名作家，把出版這部作品的作家出版社一起起訴了。他說，現在擔任行政工作,沒有什麽時間從事寫作了。談話中，我聊到剛剛上任的文化部部長是從南京某大學領導調到北京去的。江蘇長大又在南京讀書的秦叔叔說，我不知道他的這個背景呀。後來我和我父親聊起這次談話，我父親說你秦叔叔不是做大官的人。臨走的時候，秦叔叔送給我兩本米蘭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 “不朽”。
那次在他家中，秦叔叔還聊到了剛創刊不久的“作家文摘”。那是那個年頭中國最好的文摘類報紙，沒有之一。但那一年不能訂閱。我那時每周到報欄去買。後來訂閱了很多年。來美國以後。還請我國內的朋友幫我訂了十多年，過一段時間幫我寄過來。2009年回國，我朋友指著摞了一米多厚的“作家文摘”問我還要不要訂閱。那時已經有光盤版了。我說不訂了。現在我還在閱讀“作家文摘”公眾號。
1994年秋日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到報欄去買“作家文摘”。拿到手一看，頭版上有個黑框，是秦叔叔車禍去世的消息。我趕緊打電話給我父親。他怎麽也不肯相信，連忙打電話去作家出版社。確認之後，他向作家出版社的領導表達了對老朋友的哀悼。作家出版社給他寄來了有關秦叔叔去世和追悼的有關資料。
秦叔叔去世一個月之後，江蘇作家黃蓓佳在“揚子晚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朋友走了”。她也是我們那兒出去的作家。她的先生和我同時在南大讀博士。他和秦叔叔是好朋友。很多故事秦叔叔都和我講過。我個人的感覺,黃蓓佳的作品有點矯情，或者就是有點小資，不是我喜歡的那一類，但她這篇文章是她的真實情感，讓我感受她對好朋友的超越了朋友之上的那種友情。這篇文章通篇沒有提到秦文玉三個字，但每個字、每個故事都敲打在我心中。我知道其中的幾個故事。我一看就知道寫的是秦叔叔。我一直記在心裏的是，她說秦叔叔看人都是看到正麵的地方，把人都往好裏想。另一方麵，這也限製了他成為頂尖作家的腳步。和父親談起這篇文章時，我父親說你秦叔叔的眼睛不夠毒。如果他的他的眼睛像戴晴、劉賓雁那麽毒，他就不是秦文玉了。
我是一名理工學者，是文學圈外邊的人，甚至連文學青年都算不上。我看當代中國的作家風格，有的磅礴大氣，高屋建瓴，有的細膩含蓄，有的樸實通俗，有的詼諧幽默，有的刻薄尖酸。絕大多數作家寫作時置身事外，嘻笑怒罵，拿得起放得下。而秦叔叔和路遙、周克芹他們幾個是進入到作品中，和裏麵的人物同呼吸共喜樂，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寫作。從他們的作品看到是他們的一片赤誠，恨不得把心掏出來給人家。正如秦叔叔在“日光城”中講到的一樣，他的心中裝著一顆太陽。25年來，我一直沒有覺得他離開了。正如他妹妹和我講的，“我哥哥在我心中隻是出差到遠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