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疑案不疑
有不少讀者會問：當年陳永貴大紅大紫， “農業學大寨”，口號響徹雲霄。既然老陳堅定地站在劉格平和紅字號一邊，為什麽，他不能力挽狂瀾，拯救紅字號挫敗命運呢？——這個問題，直到幾十年後我采訪中間，仍時常聽到。要回答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實際情況是，從1968年中期到1969年“九大”前後，也就是中央學習班裏兩派鬥爭高潮期，陳永貴自身也是風雨飄搖，還險些出了大事。他有短處被人家捏在手裏了。在這段紅字號最艱險歲月裏，老陳同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讀者會問：陳永貴一老農民，到底能有多大個問題？且聽我慢慢道來。
改革開放之初，我曾經想寫一部反思學大寨運動的紀實文學作品。聽說人們對陳永貴早年曆史有說法，又聽說，老陳去世後，其個人檔案從中央轉回了山西省檔案局。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我找到了文藝評論家韓玉峰老師。韓老師當時在省委宣傳部任文藝處處長，他熱情地表示支持，說檔案局就在同一所大院裏，局長也熟識，咱們一塊兒找他便是。——結果令人大失所望。檔案局長告知：陳永貴檔案確實轉回了山西，但我們根本無權保管，更無權拆看，而是奉令轉運到大山中檔案國庫了，這所深山國庫，駐有重兵把守，直屬中央管轄，我省無權調動庫中任何材料。並且說，中央對於調看陳永貴檔案還有明確規定，即必須經中央政治局正式批準，山西省委也沒有這個權力。得到如此答複，我隻得作罷。
由於種種原因，這項寫作計劃流產了。而我對於陳永貴諸事，仍然保持著關注。1993年，我還深入大寨，編導攝製過一部關於大寨的紀錄片。二十多年來，看到關於老陳曆史問題諸多版本，說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漢奸，均不甚詳盡，亦不敢輕言。及至後來看到謝振華將軍自述和另外兩本書，敘述紮實，又可以相互印證，才覺得說清了問題，應是可靠的。同時也明白了文革中，陳永貴在全省同一派戰友最低潮時，被動原因究竟在哪裏。
這兩本書，一本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百戰將星》叢書，其中一本《謝振華》，由軍旅作家歐陽青先生擔綱撰寫，他直接采訪了謝振華將軍，寫清了陳永貴曆史問題來龍去脈；另一本，是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文盲宰相陳永貴》，撰寫者是新華社資深記者馮東書先生。
其他種種版本，雖有相關呼應，卻不及這兩本源於第一手資料的著作可靠。
陳永貴，究竟是不是一名為侵華日軍效力的有組織的成員呢？
先看《謝振華》一書。作家歐陽青寫道：“1968年初秋，全國搞清隊整黨，為黨的九大召開作組織準備。謝振華在負責山西清隊整黨工作時，查出了陳永貴的曆史問題，無形中加劇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事情的起因，是解放軍駐晉‘支左’領導小組辦公室收到一封人民來信，信中揭發了陳永貴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日偽組織，充當情報員的曆史問題。”
馮東書亦在書中寫了相似的情節：在1969年春九大召開以前，陳永貴“對自己在日軍占領昔陽時，當過村裏的偽代表，參加過日本人組織的興亞會，心裏有點兒發虛。他心裏沒底，怕成為重大政治曆史問題。……陽泉市清理階級隊伍，有幾個昔陽籍的人被查出參加過日偽興亞會，有人把他們視為漢奸，他們害怕挨整，便扯出了陳永貴，說陳永貴也是興亞會的，他怎麽就沒事？陽泉市當時是69軍一個師級幹部在那裏當領導，就把陳永貴這個情況反映到了軍黨委和省裏。”
接下來，歐陽青書中說：“具有豐富的安全保衛工作經驗的謝振華聞知此事後，非常重視。他對辦公室的幾位知情同誌說，我們要重調查研究，查清事實再說。目前要嚴守秘密。……謝振華與‘支左’領導小組的幾位負責同誌商量後，決定責成北京軍區保衛部在山西‘支左’的劉旭等三名同誌，負責查證此事。
“劉旭等人立即奔赴陽泉市。通過查證，他們在陽泉市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的個人檔案中，發現1955年鎮反時，他交待自己曾參加昔陽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並當過情報員的罪行材料。同時供稱，情報員中有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還有大寨的陳永貴。於是，劉旭又翻閱查證王久榮的檔案材料。王久榮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他的供認記錄也承認自己參加了興亞會，並交待陳永貴還是他們情報小組的負責人。”
馮東書先生在書中說：“抗日戰爭中，日本人為了他們侵華戰爭的需要，引誘和強製當地農民參加他們的一些組織，這是他們‘以華製華’政策的一部分。參加者中有的很壞，日本人投降後被鎮壓了，陳永貴的這件事，在昔陽縣檔案中早有記錄，並不是文革中才發現的新問題。……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範銀懷，他太了解這件事了。他在1963年采訪大寨時，就在昔陽縣看過陳永貴的檔案，早就知道陳永貴曆史上的事。”
歐陽青書中接著說：“為了弄清事實真偽，調查組劉旭等人，又查證了抗日戰爭中八路軍129師敵工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確有陳永貴的名字，並注明他是偽村長、情報員，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陳永貴每周去昔陽城兩次，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係。為此，當地群眾給陳永貴取了個綽號，叫他陳二鬼子。抗戰勝利後，昔陽群眾對給日本人幹過事的人特別痛恨，用石頭砸死不少這些當過漢奸的人。陳永貴非常恐慌，也擔心自己被砸死。於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產黨員村長趙懷恩托孤，請求村長保護他的子女長大。趙懷恩比較實事求是，為陳永貴說了好話。……陳永貴終於保住了性命。——調查組的結果是：確有此事，證據確鑿。於是，立即向謝振華匯報……陳永貴得知後，主動找謝振華交待了自己的這段曆史。”
馮東書先生也寫了，陳永貴“主動向省裏說了自己的這個曆史問題”。歐陽青在書中繼續寫道：
“當時，謝振華把陳永貴約到太原迎澤賓館談話。在賓館第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陳永貴主動向謝振華司令員交待自己的曆史問題。他說：‘謝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
“謝振華心平氣和地開導他：不要著急，有什麽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陳永貴低聲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被日寇抓去，後來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本人送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
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位謝振華將軍，抗戰時期正在山西。他在擔任紅一方麵軍保衛局二科科長之後，轉在周恩來屬下，擔任“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政工科科長，與閻錫山勢力打交道。之後，轉戰劉伯承、鄧小平屬下，出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政委。1938年，鄧小平調謝振華任八路軍總部敵工部副部長兼黨的書記，專門開展太行山區隱蔽戰線的對敵鬥爭。抗戰後期，謝振華擔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軍工作訓練隊隊長兼黨支部書記。也就是說，在1940年7月，毛澤東親自談話，派謝前往華中地區擔任八路軍第五縱隊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兼組織部長之前，謝振華在山西對日抗戰前線，幹的正是對付日偽敵特這一行。陽泉、昔陽均在太行山區，距離武鄉縣八路軍總部並不遠，謝振華對那裏的敵特情況實不陌生。1949年以後，謝振華又在華東軍政大學擔任過基本係和情報係的領導工作。
當時，陳永貴前來相談自己的曆史問題，作家歐陽青寫道：“老保衛科長出身的謝振華提問題會抓關鍵，他單刀直入地問陳永貴：‘你送情報和什麽人聯係？’陳永貴回答：‘是和日本陽泉憲兵隊的清水隊長直接聯係，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不過，情報有真有假……’
“謝振華認為問題已經非常清楚了，於是，讓陳永貴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組織，不要有過多想法。隨即，謝振華召開69軍黨委會，專門研究陳永貴的曆史問題。最後決定，嚴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則處理此事。1968年9月，謝振華派赴京出席全國軍工會議的副軍長李金時，專門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當即指示說：69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李金時從北京開完會回到太原，立即將周總理的指示向軍黨委作了傳達，並把有關事宜向謝振華作了匯報。12月，69軍正式以軍黨委名義，將陳永貴的曆史問題報北京軍區黨委，並轉呈中共中央；不久，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謝振華又當麵向總理請示有關陳永貴出席黨的九大代表問題。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此事作為曆史問題來處理。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隻當代表。’”
歐陽青先生最後闡明：謝振華作為山西九大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堅持原則，秉公辦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派性鬥爭萬分激烈情況下，還是把陳永貴作為農民代表，報他出席九大。並且嚴守了這一機密。陳永貴在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
馮東書先生也在書中說：“謝振華知道陳永貴這件事後，沒有公開拿出來做什麽文章”，而是“通過軍隊係統把陳永貴的曆史問題報告到北京軍區黨委，並請轉報中央。”
疑事講到這裏，一切都很清楚了。看來，陳永貴給日寇做過情報員，當過偽村長，參加過興亞會，並且是一個負責人，確屬事實。而在69軍審查陳永貴問題前後，正是中央學習班裏兩派鬥爭緊要關頭。軍隊暗查陳永貴，出手如劍。不難設想，唯在此時，陳永貴已經不再是“根紅苗正”巨大王牌，他必將謹慎言行，不敢大張旗鼓地為紅字號撐腰張目，還要主動檢討自己存在著派性錯誤。還有周恩來等中央大員在1969年春節除夕之夜，即2月16日晚，召集楊承效等山西兩大派頭頭解決問題，周恩來當眾批評了陳永貴有派性，這正是69軍及北京軍區關於陳永貴曆史問題報告之後，不久便發生的事。當時，陳永貴檢討了自己的派性，楊承效一派在會上高呼口號：“向陳永貴同誌學習！”周恩來馬上指出：“學習陳永貴，對的學習，你們不能學習他的派性！”並說了很重要的一番話。後章另有詳述，周恩來的批評，很快便公諸於世，這已經相當嚴重了。毛澤東號召全國學大寨，誰敢批評陳永貴有派性？那不是“反大寨”嗎？在當時，“反大寨”這頂帽子是很重很重的。而周恩來在這時——九大召開前夕，公開批評陳永貴，且毫不客氣，必定有其充分理由。陳永貴有短處捏在別人手裏，麵對批評，他哪裏還敢公開為紅字號一派撐腰說話？何況紅字號還被指責為“反軍”派呢。
我還看到過另一份材料，說陳永貴參加了“九大”，當了中央委員，周恩來曾找陳談話，告誡他一定要謙虛謹慎，給陳講解“時勢造英雄”的道理，大意是說，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大寨，你的腰杆子並不那麽硬嘛！
中央以及軍隊首腦們沒有查處陳永貴，沒有追究其曆史汙點，無非是為了維護毛澤東 “農業學大寨”決策而已。總不能讓國內外笑看，偉大領袖樹了一杆紅旗，掌旗人卻是一名日寇興亞會情報組長呀。
從軍隊作家歐陽青和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筆下，我們知道了陳永貴曆史問題真相。那麽，謝振華本人對此又是怎樣看待的？他在晚年對陳永貴其人有說法嗎？
有。謝振華將軍“1992年1月31日寫於昆明”的一篇自述，題目是《難忘的回憶》。此文於1994年4月印刷成冊。謝振華在文首寫道：“我已經是七十八歲的人了，有責任將‘四人幫’這些罪惡曆史和已收集到的十一篇客觀文件，作為曆史證件一同編入，送存歸檔，以供後人鑒別。”在自述長文中，謝振華詳盡回憶了當年調查陳永貴曆史問題一事，內容與歐陽青和馮東書著述相一致。我發現其中一處稍有區別——謝振華寫道，我約陳永貴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而歐陽青書中沒提陳一坐下即“痛哭流涕”這句話，為陳永貴省略了一個辛酸細節。其餘對話，則是相同的。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陳永貴曆史疑案，便是如此了。但令人思索之處還有幾點：一是新華社記者範銀懷等人，早在文革前調研大寨事跡時，就把陳永貴曆史問題從昔陽縣檔案中看的明明白白，那麽，在樹立大寨典型時，新華社是否向省裏向中央稟報過此事呢？上頭又是如何對待的？此其一。第二，文革中，69軍黨委和北京軍區將陳事報告了周恩來並轉中央，那麽，毛澤東本人是否知曉？又是如何對待的？保密乎？保陳乎？第三，陳永貴在“九大”做了中央委員，在“十大”做了政治局委員，繼而做了國務院副總理，可謂一路攀升，並無大礙。這中間將要曆經多次考核審查，老陳又憑什麽平平安安過關？要說毛澤東始終不知其底細，當然說不過去。有朋友對我分析說，世人皆知毛澤東，隻要鬥爭需要，從來不按常理出牌，農業國策既定，堅守公社化體製，大寨就是紅旗，他還在乎陳永貴曆史上那點兒事嗎？還有一個觀點，包括謝振華將軍也這麽認為：隻因江青體係把陳永貴當做了有用之人，可以為其“政治目的當打手”所以才拉攏他扶助他。……這一切，唯有留待後人補正，留待史料公開了。
寫起以上段落，時在2006年冬季。末尾說，“這一切，唯有留待後人補正，留待史料公開了”，這話還有些功效。六載光陰逝去，現在是2012年9月，我再度提筆，將近年間搜集到的有關陳永貴曆史問題新材料，訴諸讀者。以下內容，可以看做本節前麵段落的補充。
《光明日報》有位著名記者，名叫陳英茨，晚年著有《陳永貴本事》一書。陳英茨先後做過報社理論部和群工部主任，秉筆平生，著述謹實；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議由複出後的黃克誠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次年春季，由中紀委張啟龍、魏文伯、張策等幾位副書記提議，黃克誠拍板，針對山西諸多問題，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中紀委山西工作組。組長由中紀委專職委員毛鐸擔任，抽調軍隊幹部孟蘇民和《光明日報》陳英茨等骨幹力量，於1979年4月14日進駐太原。先住並州飯店，後在迎澤賓館。工作組任務很重，其中一項使命，就是重新調查、甄別陳永貴的曆史問題。10年前，69軍黨委曾將這一問題呈報中央，之後文革動蕩，老陳升遷，此事並未得到再落實，也未見正式結論。工作組派赴山西時，陳永貴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因此，工作組展開調查必須慎之又慎，更要排除極“左”影響和派性幹擾。
陳英茨先生正值中年，身為工作組重要成員，全程參與了這次調查。《陳永貴本事》一開頭，即從這裏切入。該書經過數年征求意見和慎重修訂，於2008年5月由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李銳先生為其寫了很長的序言。此書分量深厚，史實清朗，走筆確鑿，親曆調研，是可以采信的。為簡短計，以下摘選書中材料，盡量不與前文重複：
書中寫道：工作組調查陳永貴曆史問題，“一是陳永貴老家——昔陽縣石山村的群眾；二是解放前在昔陽縣活動的我武工隊和地下工作人員；三是陳永貴為日偽從事情報活動的同案人；四是知道陳永貴曾向日本憲兵隊遞送情報的知情者。所有揭發、舉報都經過了認真核實，並且都不是孤證。有些事實因沒有過硬證據或僅為孤證的，則留下來‘存疑’，未算在陳永貴頭上。全部材料是實事求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這顯然是一次獨立專案，是另起爐灶從根部查起，69軍的材料隻是線索與背景。
事畢，由直接負責這項調查的工作組成員孟蘇民，首先寫出一個調查報告初稿，然後按照毛鐸指示，由陳英茨參與修訂，依據孟稿，再出一個更嚴密的正式報告，這才報送中央審核。
從書中可見：陳永貴生於1915年，原名陳榮貴。父親陳誌如，好賭，沒有給後代留下土地。為還賭債，先賣了女兒，又將懷孕的妻子賣到和順縣楊家。因而受村人歧視，遂帶六歲的陳永貴離開本村，轉遷大寨度日；陳永貴沒能讀書識字，年齡稍大，即被送往平定縣“長成油鹽店”學徒，複到“福成油鹽店”學徒，亦好賭。兩被店主解雇，又去燒餅鋪當夥計，及至自己打燒餅，自打自賣。有時在平定，有時在昔陽、大寨；再大些，陳前往太原做工一些日子，下煤窯挖煤一些日子，販賣牲口幹牙行一些日子，反正幹啥也不長。他既不是守家在地的農民，也不是憑借技術吃飯的工人，屬於無傳承土地、無固定職業、無恒定財產的城鄉貧困遊民，理論上被稱為流氓無產者。
轉了一大圈兒，陳永貴轉回了昔陽鄉下。這時候，日寇攻陷太原，侵占山西大部，鬼子進村了。1938年以後，駐昔陽日軍有一百多人，其統治要靠偽軍駐守，要靠漢奸維持，各村還要出一名村代表，履行偽村長職責。
大寨村當時幾十戶人家，近200口人，無論貧富，誰也不願意出頭擔此“重任”。陳永貴適從外麵回來，“膽子大”，便擔當了大寨偽代表一職。書中說他就此“成了一村之長，有權有勢了，尤其是由村裏的地主、有錢人供他吃喝，再不用為生活發愁和奔波了”。
附近幾個村莊，也無人出麵擔當此職，“陳永貴便成了這幾個村子的聯村代表”。
日軍成立“興亞會”，全名叫做“振興東亞和平救國滅共會”，在昔陽縣先後歸屬憲兵隊長岸田、清水利和池尾工藤領導，係日寇外圍特務組織。陳永貴被日軍抓到“本部”威脅利誘，在當年日偽檔案中的記錄是“歸順釋放”。從此，陳永貴成為“興亞會”昔陽負責人之一，並發展組織成員，“主要任務是刺探我八路軍軍情，陳永貴成了本部主要骨幹。後來，本部搬到陽泉，陳永貴每周至少到陽泉去送一兩次情報，因此，陽泉不少人認識陳永貴，叫他二鬼子。……出入本部的人有一塊小牌，沒有小牌的人是不能隨便進出本部的。在昔陽做地下工作的老中醫郭韞文，就知道陳永貴有過這樣一塊牌子。”
工作組證實，陳永貴在日軍憲兵隊的登記表上確有實名，年齡為23歲。
新華社記者範銀懷，在《炎黃春秋》1999年第5期撰文，披露日偽侵占昔陽，敵我鬥爭極殘酷。日寇搶糧2100萬斤，牲畜29000多頭，殺害青壯年5000多人。而各村被害人最多的，要數大寨。全村不足200人，竟有27名青壯年被殺害，還有非正常死亡35人，合為62人。受害者比率畸高；另一慘案是，日寇襲擊西峪村我軍駐地，致我軍民犧牲300餘人。書中說，“據村民反映，有個賣燒餅的人在這一地區活動過，不幾天就發生了這次大慘案。人們認為這個賣燒餅的人就是陳永貴”。工作組對這兩起涉嫌陳永貴案，暫不認定，列為“存疑”。
書中明確寫道：陳永貴“是為敵人最賣力的一個。因此，我地下工作人員曾向武工隊負責人趙晉鑾、高如曉建議除掉他。當時確定要鎮壓的三個人中，就有陳永貴。……後來八路軍的政策改為以爭取為主，鎮壓為輔，才沒有殺他”。
陳永貴之子陳明珠，在《山西文史資料》1995年第5輯，發表文章《我的父親陳永貴》，也講了其父當過大寨偽村代表。
新華社記者範銀懷撰文，寫明自己奉總社之命，於1964年9月，到昔陽去，為確立大寨典型做前期調查，曾在縣委組織部查看陳永貴檔案，在陳黨員登記表《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一欄中，親見填寫了“興亞會”三個字。對此，陳英茨等人在工作組查實：在文革中陳永貴掌權期間，“陳永貴的秘書和昔陽縣委組織部長，將陳永貴舊的整黨登記表抽出，又填了新表塞入檔案，偽造了檔案材料”；為了反調查，陳永貴曾在昔陽一招東樓南套間內，與李韓鎖、前後兩任秘書、一名縣委副書記，開會研究多項事宜。如研究陳永貴被日軍抓捕的最佳時間，要與烈士王居仁就義時間吻合，表明陳是與抗日誌士一起被捕的，以便與陳永貴自編“被八路軍營救出來”的說法相一致，然後擬就補充材料，裝入檔案做假。
對於前述69軍在“九大”前查證陳案一事，陳英茨先生也在書中補充了不少情況，更具體地理清了69軍當年辦案的來龍去脈，證實以謝振華為首的69軍黨委是求真慎重的。
書中可見：時任69軍207師副政委、陽泉市委書記的周雲濤回憶說：“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時間是1968年9月份，發現了陳永貴的曆史問題。當時，陽泉市商業局核心小組副組長王敏，向陽泉市武裝部副部長王牛孩，報送了一份1955年“肅反”檔案材料。內中有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大寨鄉武家坪村人），用毛筆豎行寫在毛邊紙上的交待材料。李坦白自己在抗戰時期參加了“興亞會”，給日偽當情報員，同案中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大寨鄉金石坡村人），領導是陳永貴。王牛孩將這份“肅反”檔案報送到我這裏，我看後感到事關重大，當即做了三條指示，一是調查此事的專案組立即解散，向已經知道此事的人講清楚，不準擴散；二是命令公安局把李觀海關起來，保護性的；三是立即向軍長謝振華報告。
謝振華將軍長接到我的報告，立即派69軍政治部主任、山西省支左辦公室主任甄連興同誌，從太原趕到陽泉，拿走了這份檔案…
周雲濤表明69軍調查陳永貴曆史問題，起源於1955年“肅反”檔案原始材料，是第一手的東西。周雲濤當時是陽泉市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後任河北省軍區副政委。
接下來，69軍謝振華軍長、曹中南政委審議了甄連興取回來的“肅反”檔案，馬上召集山西“支左”領導組幾位負責人開會，決定對此事要嚴格保密，同時責成身在山西“支左”的北京軍區保衛部劉旭等三人展開複查。對象包括檔案中提到的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查王在“肅反”中的供認原始記錄，與同案李觀海交待吻合；進而查閱原八路軍129師鋤奸部“昔陽縣情報人員花名冊”，和現在敵偽檔案，“陳永貴大名都在其中，並注明他是偽村長、興亞會昔陽分會負責人之一”。對此，劉旭小組向69軍黨委上報了複查結論：“確有此事，證據確鑿”。
除了李觀海、王久榮之外，還有一個參加過日偽興亞會的案犯，名叫趙新元，曾被政府判處八年徒刑。文革中趙還活著。書中披露：“陳永貴親自找到趙新元，當麵對趙說，你還認得我嗎？趙說怎麽不認得，你是陳永貴。陳永貴說，如果有人調查興亞會的事，你就說我是一般成員，不要講我是頭頭。而趙新元事後講，我沒有答應陳永貴的要求，我還是實話實說的。”
69軍黨委查清陳案後，即派副軍長李金時赴京向周恩來匯報，周作出“複印件可報中央”等指示。據此，69軍重新整理正式材料，時在1968年12月。這份報告，由69軍政委曹中南指令軍政治部趙誌祥為主執筆完成，然後報送北京軍區黨委呈轉中央。這位趙誌祥後任石家莊市政府人事局局長，足資證明。
關於陳永貴去迎澤賓館向謝振華“痛苦流涕”當麵承認“我有罪”一事，陳英茨先生也在書中增添了佐證。當時，除謝振華聽取了陳永貴認錯外，身在現場數人，尚有謝振華秘書蘇林，後任國防大學教授；有69軍政治部主任甄連興，後以軍副政委一職離休在保定休幹所；有69軍政治部組織幹事黃祥初和政治部保衛幹事馮閣林等。諸人回憶的地點，是迎澤賓館603房間，時間是1968年11月底或12月初。
另有一些令人感到苦澀的情節，這裏也順勢一談。文革中期以後，盡管陳永貴從山寨升到了中央，身居顯貴，如日中天，但他對自己抗戰中“那點兒事兒”，總是放心不下，當今詞語叫做“糾結”。範銀懷先生在《炎黃春秋》1999年第5期發表《陳永貴過“關”記》，文中說，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紀登奎、倪誌福、陳永貴等人接見山西代表，陳永貴見到山西人，忍不住抱怨：“到現在還搞我的曆史背景！”王洪文回應：“搞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問題……誰搞的，關起來！”——就這麽一個態勢，在山西，在晉中，在陽泉，在昔陽，一批曾反對和揭發陳永貴的人，吃盡了苦頭。
還有一個情節也很苦澀，是《陳永貴本事》一書披露的。眾所周知，華國鋒主政時期，遵從毛澤東方針路線，堅持農業學大寨，因而關心陳永貴的命運。而陳永貴向華交待自己的曆史問題，卻不敢講實話。他向華國鋒遞交報告，竟說昔陽縣石山村老家，有兩個陳永貴，當漢奸的是另一個陳永貴，不是我。陳英茨對此評議，“陳永貴在華國鋒麵前，真是昏了頭腦，亂了方寸。說有兩個陳永貴，那個陳永貴是誰？多年來他就這樣講。陳永貴這個一貫說謊的騙子，竟當麵騙起了中央主席來了。”想一想，的確難為“永貴大叔”了，曆史上一個基本事實，硬梆梆擺在那裏，實在讓人編排不圓啊。
陳永貴曆史問題，講到這裏已經非常清楚了。以毛鐸為主、有陳英茨等人參加的1979年中紀委山西工作組，完成了使命。補充一句，這次工作組赴晉，還結合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及省公安廳負責幹部，與毛鐸共同組成了領導組。因此說，王謙書記也是知情人。一起參加工作組查案者，尚有省紀委增派的一名大學生，“這位同誌後來在山西省紀委和有關廳局擔任重要工作”。
毛鐸工作組回京匯報後，中共中央對陳永貴曆史問題十分重視。為慎重起見，高層又相繼兩次派出調查組對陳案再做複查。一次是中組部調查組，一次是中紀委和中組部聯合調查組，為期一年多結束。最終取得一致意見，認為陳永貴在抗戰期間事敵一案，“準確無誤”。
除了謝振華、歐陽青、馮東書、範銀懷、周雲濤、陳英茨等多人的文章及著作，另外還有更權威文獻可做結論：
如果，審查黨員幹部最高權威機構——中共中央組織部有了定案結論，進而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正式轉發，即構成了執政黨正式公文，也就是十分嚴肅的曆史文獻了。
根據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夕69軍黨委首次對陳案做出調查報告，又據1979年4月以後中紀委工作組、中組部調查組、中紀委和中組部聯合調查組，對陳案做出的三次調查報告，大的事實趨於一致。據此，1980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做出了《關於陳永貴同誌曆史問題的審查結論》，確認“陳永貴同誌在入黨前，曆史上有三個問題”：一是“關於當偽村代表的問題”，二是“關於參加興亞會的問題”，三是“關於被日偽警察所逮捕的問題”，基本事實清楚。中組部從輕發落，對前兩條定性為“屬於一般曆史問題”，對第三條結論為“這次被捕沒有問題”；陳永貴對此《審查結論》簽署本人意見，寫了“同意。陳永貴1980•11•6”字樣。
很快，1980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轉發以上中組部《關於陳永貴同誌曆史問題的審查結論》，形成了《中發【1980】85號文件》，多年來圍繞陳永貴曆史疑點的傳聞與爭端，可以平定了。
當月，即1980年12月，山西省選舉中共十二大代表，陳永貴因是上屆政治局委員，按照慣例至少應該當一名代表。但在選舉中，陳永貴僅得到27票，反對票高達309票，落了一個27：309的懸殊結果。這位顯赫一時的人物，終於被故鄉大多數共產黨員拋在一旁了……
從中央發文批轉中組部《關於陳永貴同誌曆史問題的審查結論》，至今三十多年，人們對文革慘案，對強迫學大寨，對陳永貴生平汙點，竟已淡忘。以致對與錯的坐標模糊顛倒，孰是孰非失去了界線。不久前，從學術上反思研討陳永貴曆史問題的學者，居然成了誹謗案的被告，受到了所謂法律上的整治，真是咄咄怪事，匪夷所思。而當前學界出現全局性犬儒化傾向，奮起呼喚真理的聲音異常稀薄，很令人沉痛。
陳英茨先生在《陳永貴本事》前言中說，“近年來，關於陳永貴與大寨的出版物，還在對大寨和陳永貴歌功頌德。……作為知情人之一，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有責任和義務把真相告訴全國人民。”殊可歎，中國十五年學大寨，並非農民自發而來。這場運動，實在是毛澤東為掩飾大躍進和公社化的失敗而發起的。李銳先生在陳著“序言”中說的痛切：“陳永貴在政治上的發跡，步步高升，是伴隨毛澤東日益偏離‘八大’的正確路線造成的，並於文革中達到頂峰。……一個半文盲、基層農村幹部，居然能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興風作浪，翻起一片烏雲……是當年階級鬥爭為綱、砸爛一切的政治上的需要。水平低、素質差、能力弱、沒文化，這些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一曰聲氣相求，二曰滿腔愚忠。……陳永貴造反奪權在昔陽縣，之後一兩年拉杆子搞武鬥，遊走的地盤也限於山西晉中地區。而‘九大’躍身龍門後，解放前他幾十年浪跡社會底層形成的劣根性，即我國自古相傳的遊民意識、痞子精神，才得以帶到國家政治活動中。陳永貴攀附在文革這根毒藤上，吸吮著它的毒汁，與日俱強，與時俱進。……對文革罪孽的清算，不知為什麽總是有人諱莫如深，難道是怕動搖執政黨的政治基礎？或是擔心利益集團的整體顛覆？滋生毒瘤的母體如不刨根，會不會萌發新芽呢？真令人擔心啊……”
最後一個老話題：69軍查證陳永貴“曆史重案”又經北京軍區報呈中央，毛澤東等人到底什麽態度？文革酷烈，許多人曆史上僅僅一星半點小嫌疑、小瑕疵，都絕難過關，老陳當過偽村代表，是縣裏“興亞會”頭頭，案子不輕，又該怎麽辦？對於這個問題，前文談過幾句，後來也有了補充材料，現在一並寫給讀者。
先看陳英茨在《本事》一書中的說法。陳英茨認為，“中國有個投鼠忌器的傳統。陳永貴是毛澤東一手提拔起來的，講陳永貴這些醜事，必然影響毛澤東的威信，所以這些醜事就被長期掩蓋起來了。據說毛澤東認為陳是個窮人，他的那些醜惡曆史可以諒解。後來，有人又把陳永貴的曆史問題，說成雖然是敵我矛盾，但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矛盾性質可以相互轉變，“全憑領導人一句話”。這是陳英茨先生的觀點，但不甚具體。
再看範銀懷先生在《陳永貴過“關”記》中的說法，則是有名有姓的。範銀懷寫道，此案“關係到陳永貴政治命運的問題，與他一起造反掌了權的戰友都捏著一把汗”。到了江青“炮轟”謝振華、曹中南的1974年，各派對於查證陳案並報告中央，算不算“整黑材料”問題，鬥爭對立，又起風波。範文說：“正在爭執不下，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是文革中能夠直接聽到毛澤東指示的軍政要員。他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向69軍領導傳達毛澤東的聲音：陳永貴曆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毛主席知道了，這在當時如同下達了聖旨，誰都不吭氣了。……這是當做絕對保密隻在少數有關的高級軍政領導中傳達的。”範銀懷先生還寫道：“據說，毛澤東認為陳是受壓迫的窮苦人，所以對陳永貴的曆史問題不予追究，保持過關”，“陳錫聯代表中央作解釋工作，說自己抗戰初期就在昔陽一帶打仗，那時的玉米長得隻有膝蓋那麽高，現在長得一人高。他語重心長地說，農業還得靠大寨！陳永貴又一次有驚無險，不僅未追究曆史問題，反而平步青雲。”
範銀懷的文章同時披露：當69軍查證陳案時，陳永貴與同派的張懷英，很快就擬就了一套說法。張懷英表明自己長期在昔陽工作，了解當地抗戰中社會情況，極力為陳永貴開脫。張懷英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知情人的名義寫出材料後，即由劉格平呈報給中央文革小組。劉格平還將這件事告訴了陳永貴。
這個罕見的情節使我聯想到，很可能，劉格平所報送的張懷英材料，到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那裏，與69軍材料構成了某種抗衡，對陳永貴“九大”當代表，起到了過渡和保護作用。張懷英在關鍵時刻保護住老陳，也就保護了自己，並進而保護同一派與對立派鬥爭下去。
然而無論怎麽說，當紅字號和聯字號血火交戰最激烈的時候，陳永貴尚且隻是一個省級常委，在中央沒有任職。他本身曆史上不幹不淨，這時還得別人保護他，靠巨人幫助他。
“九大”前後的老陳隨同諸多省常委進京，始到高層亮相，他可不敢也不便拍脯子保護紅字號。1968年北京“十二月會議”解決山西問題，重新對省常委進行分工，給陳永貴分管的職責唯有四個字“大寨工作”。
總而言之，中央學習班前後，紅字號一派，不論是太原的楊承效，還是陽泉的安克、梁保貴，包括晉東南的程首創等等，都沒有沾上陳永貴什麽光，而是潰敗下來並且無可挽回。陳永貴，隻因有毛澤東罩著他，才渡過難關，沒吃什麽虧。到林彪出事，中共匆匆召開“十大”時，也就趁勢走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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