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蘭德以及Andrew楊安澤有什麽關係呢？
有，這得從二十年前說起。那年，我在曼哈頓南端的世貿中心工作。
我當時剛拿到生平裏最後一個學位，開始工作。雖然這學生生涯很漫長，有十幾年，但是，走在大廈林立的紐約街道上，我時常想的是我的童年。倒不是留戀那往昔時光，而是慶幸自己終於逃離了那個改革開放前的世界。那是什麽樣的世界呢？第一，生活貧瘠。我記得我每天在爸媽下班前炒土豆絲，小心翼翼地隻用一小調羹油。而這件事，被爸媽作為美德在叔叔阿姨間廣泛傳頌。第二呢，理想很低調。我爸對我的職業期望雖然時有所變，但主題差不多。有天他對我說，你要好好寫毛筆字，以後公社裏搞宣傳，讓人第一就得找你。過些天他說，我給你找了個知青教你畫畫，以後公社裏搞宣傳，讓人第一就得找你。又過些天他說，我和老師說了讓你進學校宣傳隊學唱歌，以後公社裏搞宣傳，讓人第一就得找你。
我爸那時夢寐以求的事，就是以後公社裏搞宣傳，讓人第一就得找我。逐漸的，我也是這樣想。
雖然我和我爸想的都是我以後如何在那貧窮的世界裏有一個較好的棲身之地，絕對是私念，但是我作文裏說的最多的還是“大公無私”四個字。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有什麽矛盾之處，隻要老師讓我發言或者寫作文，不論什麽題目，我總能巧妙的把中心思想轉為大公無私，然後以“讓我們狠批私字一閃念，為了實現G產主義，大公無私，勇往直前”做收篇之語。
後來的一天，鄧小平忽然出現，我爸對我說：“現在世道變了，你要好好學習。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我很聽話，開始埋頭讀數理化，作文裏說的最多的改成了“廢寢忘食”四個字。功夫不負有心人，我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大學，再之後，我又到美國來學習，學校也不錯。這讓我常想，人隻要努力，總有出頭之日。
所以可想而知，那時候我對前途是非常的躊躇滿誌。到曼哈頓工作不久，我曾經站在自由女神下，遙望世貿雙塔，默念著：曼哈頓，世界的中心，我來了，我可以大展宏圖了！
這樣說來，我與安蘭德的相遇似乎命中注定。是這樣，有天中午，我在世貿廣場附近的一個小店買了一本減價的日記本。這個日記本有個主題，就是關於安蘭德（Ayn Rand)的。每隔一些頁，就有一頁她說過的話。我當時並不知道她是誰，我坐在世貿廣場中間的噴泉池子邊上，隨便翻看。忽然，我被這個人的話打動了，她說的話正是我一直要說的啊，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想法能像她這樣斬釘截鐵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她說了什麽呢？我舉一些例子。
“大公無私的利他主義認為，人無權為自己的生存而存在。相反，為他人服務是其生存的唯一道德理由，自我犧牲是他的最高道德義務。利他主義...認為人的生命和工作屬於國家，...。國家可以以任何方式處置個人，隻要國家認為是有利於集體利益的。”
“（在宣揚大公無私的社會裏），有能力的人因為有能力而被懲罰，成功的人因為成功而被懲罰，有生產力創造力的人因為不是隻會嫉妒的平庸之輩而被犧牲。”
相反：
“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自我利益和自尊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把誠信和守信作為基本美德，這些誠信和守信通過市場來得到回報，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依靠美德而不是邪惡來生存。”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富人的利益來源於對其他人的壓榨和奴役，來源於置他人於悲慘境地，這在幾個世紀的封建製度和君主專製裏都是這樣。（而美國這個國家則把人類一直沿襲的這個製度翻了個個），這裏，富人的利益建立在人民擁有普遍自由，生產力創造力不受限製，個人的權利得到保護。”
“實現Political自由花了人類幾個世紀的時間，這需要他們在智識和哲學上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實現。從亞裏斯多德到約翰·洛克，再到美國的開國元勳，這是一場漫長的努力。他們建立的這個製度不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不受限製的基礎上，恰恰相反，這個製度建立在對個人權利極其尊重的基礎之上，個人的權利不應被多數票否定也不能少數幾個人陰謀推翻。...（美國的）憲法製度是一種經過科學設計的製衡機製，以保護個人權利免受集體或領導的傷害。”
安蘭德這些話（對我來說）擲地有聲。自那天起，我成了她的信徒。二十年間，我一直信奉她的話，相信個人主義，個人自由，個人創新，個人奮鬥，個人權利，堅決反對任何集體主義，任何福利製度。我也對自己這種觀點很自豪，甚至有些虛榮，美國的一些著名“成功人士”，比如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前國會議長Paul Ryan，國會議員Ron Paul，參議員Rand Paul ，著名企業家Peter Thiel，都持這種觀點。
而安蘭德最讓我激動，最能鞭策我的是這樣一段話：
有史以來，兩大陣營始終針鋒相對，他們是截然相反的兩種人：主動者和被動者。主動者是生產者，是創造者，是發明者，是個人主義者。他的根本需求是獨立——為了思考和工作。他既不需要也不追求控製他人的權力，他也不會在任何壓力下工作。任何有益於人類的工作——從堆砌磚瓦到創作交響樂，都是由主動者來完成的。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他們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人的獨立性和創造力發揮的程度決定了他作為勞動者的才能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被動者在社會各階層隨處可見，不論是在貧民窟還是在豪宅別墅，這種人的標誌是他對獨立的恐懼。他是寄生蟲，希望被別人照顧，希望別人給他指令讓他服從。他喜歡集體主義，因為集體主義為他排除了任何需要自主思考或行動的機會。
如果社會以被動者的需要為根本，主動者就會毀滅，可是主動者毀滅之後，被動者也無法生存。如果社會以主動者的需要為根本，主動者就會憑借自己的能量與被動者攜手同行，讓他們和整個社會共同進步。這，就是所有人類進步的模式。
有些人道主義者出於對無能者或被動者的憐憫，要求建立集體主義的政權。為了這些被動者，他們希望束縛主動者。但是，被束縛的主動者無法發揮效能，一旦他被消滅，被動者也隨之滅亡。如果憐憫是人道主義考慮的第一要素，那麽就算是看在憐憫的份上，為了幫助被動者，他們也應該把自由交還給主動者。除此之外，再無幫助被動者的方法。不幸的是，在集體主義社會裏，主動者已經滅絕了。
這些話，她是在《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裏麵說的。因為這段話，我從不支持福利製度，反對一切等著政府補助的個人和組織，認為窮人的窮主要出於他們的懶惰。
但是二十年過後的一天，我想起我爸爸，想起我的童年，在一瞬間，我有了更全麵的領悟。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人生軌跡，我有了新的想法。
我在想，在我童年的成長中，我有一個非同尋常的父親，他用他有限的視野，不斷地給我指引，他是在與時俱進。在他對我說“學好數理化”的時候，他想盡辦法讓我學好，甚至給我訂了一些學術期刊, 包括"數學學報"，"力學學報"等等。他看不懂，我隻能看懂幾個詞，可憐天下父母心。而在那之前，有次我爸帶我回老家，中間在長春停一夜。夜幕中我們尋找著旅店，不知什麽原因他帶我走到了一個很好看的大樓。推門的一瞬間，內部燈火輝煌的樣子突然出現在我的麵前，眩目的光明中有一些外國人走來走去。爸爸說這是國際旅行社, 是給外國人住的。我們住不起，也不讓住，他隻是想讓我見識一下，讓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不同的生活。要知道我住的地方在當時才剛有電燈, 以前都是用煤油燈或者點蠟燭。所以那個旅行社的燈光給了我很深的印象，讓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也就是說，我雖然很努力，很勤奮，但我的成功，首先來自我有個偉大的父親。在我童年的那個公社，或者我那個縣，我那個市，我那個省，我那個國，我也很幸運有個好父親。因為還有很多人，雖然很勤奮，但他們沒有這樣的父親，沒有視野，甚至可能連怎麽勤奮，勤奮到哪個方麵，勤奮能導致什麽，都不知道。
而就算我努力學習了，我的今天其實也得靠天意。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往事，講述我如何從我家的那個公社，來到了市裏的高中：
那年夏天的一個上午, 我二姑父忽然從市裏趕到公社。因為他從沒說過要來，所以當他出現在我家院子裏的時候，我們感到很突然。
他對我爸說：二哥，我需要孩子的戶口本兒。市一中剛剛說要全地區招生，包括你們這兒。快給我找到，我馬上拿回去給他報名。
那時候個人家裏幾乎沒有電話，通訊主要是靠寫信。他大概是早上從廣播上聽到這件事，怕寫信來不及，就乘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親自來了。
如果不到一中, 我就不會見到那麽多更有競爭力的學生, 也會很難考到全國有名的學府，也很難有後來到現在這樣的經曆! 就這樣, 我的命運變了個方向。
想到這些往事，我對安蘭德有了更好的理解。不是說她錯，而是她沒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沒有看到世界的全部。她的觀點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你死我活。世界不是那個樣子。
因為：很多被動者的被動，並不是出於他的本性，而是無奈。是的，有很多不幸家庭的人走出了逆境，但從概率上很少。曾經有個富裕的人做了個實驗，她想看看窮人走出貧窮有多難。她不動積蓄，不求朋友，不用自己的學曆，從一點點錢做起。為了省錢，住在很遠的地方，找到最低工資的工作，每天奔波。六個月之後，她說，她不僅走不出困境，感覺自己智商急劇下降。
因此，我們可以用勤勞來激勵人們，但是他們有一個好的父母來指點嗎？在他們需要最低生活保證的時候，有父母朋友伸出援手嗎？我們有什麽理由身處優裕，要求所有人都有鐵一般的意誌呢？對比來說，出身優越的人，有一些自暴自棄，或其它原因沒有做的很好，但概率上較小可能成為社會最底層。環顧四周這是明顯的事實。但是，那些過得不錯的人經常會自以為自己是天下最勤勞的人。試問，一個從優秀高中畢業，進入名牌大學，得到高等學位，真的就比富士康裏的工人更勤勞嗎？一般不是。有也是寥寥特例，大部分是由於我們的出身：我們父母的眼界，可以給我們指出一個更光明的道路，我們的環境讓我們知道有更多的可能，我們父母的經費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很容易的伸出援手。對於大多數窮人來說，他們的不幸，主要是由於他們出身的不幸。他們的父母既沒有眼界給他們指點人生，他們的環境讓他們看不到更多的可能，他們的家庭也沒有經濟基礎來幫助他們。更何況在美國還有膚色的問題。我們固然不希望劫富濟貧，但也沒有對窮人進行道德教育的權利。
那我的思想怎麽與Andrew楊安澤相遇的呢。可以說，我的思想與他的思想一拍即合，我在聽了他幾個演講之後馬上成為楊幫成員。因為我既不讚成各種福利製度，我也不讚成對底層人的苦難視而不見，讓他們自生自滅，隻是對他們喊著要勤奮。窮人無論什麽原因淪為窮人，他仍然與你一樣有一張選票。富人的影響力在日常生活中在競選捐款時固然超過窮人，但窮人也會利用他的一票來爭取他的利益。政客們還是要拉攏窮人，而這可以通過三條路，一條是給窮人各種福利，可以說是劫富濟貧，一條是給他們樹立虛幻的敵人讓他們覺得他們的困境是由於移民，是由於不同膚色的另一半，是不同思想的另一半所造成，從而讓他們互毆。這兩條路都如盲人騎瞎馬，既沒有發現問題也沒有解決問題。社會在左右的謾罵聲中拔河，在兩黨爭執的鎖鏈束縛下蹣跚前行。但是，還有另一條路，這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給窮人一塊墊腳石，扶他們一下，讓他們從被動變為主動。這條路不左不右，讓社會健康輕鬆地前行。而在第三條路，就是Andrew楊給大家提供的道路，冷靜地想一下，你會發現，在自動化代替人工的今天別無它途。安蘭德的道路並不是《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我相信Andrew楊的才是。當然，Andrew楊的想法並不是他的，但他是第一個以此理念競選的首位總統參選人。
有的人說，自動化哪有那麽嚴重。其實比比皆是，商店的收款店員已被機器代替。而前幾天，我在紐瓦克下飛機過海關，幾個月的功夫海關人員都不見了，過關麵對的是機器。我在想，那些人去哪裏了呢？是升官發財了，還是培訓成電子工程師了？這些都是未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機器的發明者是發了財的。他們不應該拿出一部分收入給那些機器取代的人嗎？
這個世界是多相的，窮人和富人共存，勤勞與懶惰共存，出身的高與低共存，被動與主動共存。主動的有責任多勤勞，被動的也許就是慢牛，任憑鞭打也走不快，所以謾罵責備道德評論之後，多相還是共存，不以你的意誌為轉移。你隻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需要一個聰明人，這就是Andrew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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