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舞台上，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曾在1898年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史稱“戊戌變法”，然而這個在那一暗夜時代看似大放異彩的行動，卻虎頭蛇尾地草草結束了。
維新變法失敗的原因有很多，袁世凱的不支持，慈禧頑固派勢力的龐大，光緒帝的軟弱等等。不過最為主要的一個原因，還在於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太過於幼稚了，說白了，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也就小學生的水平，因此在治理國家的大舞台上，雖然精神可嘉，但他們的表現和行為就有些可笑了。
以譚嗣同為例，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被抓捕後，曾在獄中寫下了《獄中題壁》一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其獻身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讀來令人熱血沸騰，但真正參與到變法之中的譚嗣同，其思想行為卻是另外一回事。
1865年，譚嗣同出生，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清朝時期的巡撫，主管一省的民政事務，屬於地方大員，因此說譚嗣同的家境很好，是大家眼中的官宦子弟。但譚嗣同自幼聰明好學，沒有沾染上紈絝子弟的習氣。
青年時期，譚嗣同遊曆各地，以增長自我的見聞，這讓他的父親老譚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兒子學問深厚，是青年學子中的楷模；擔心的是，譚嗣同的身上總有一種豪俠之風，遇見不平敢於仗義執言，有點愣頭青的特質。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之後，清朝打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的內容一經公布，天下具有正義感的那些士子們，全部炸了鍋。譚嗣同也不例外，他果斷地參加了康有為所主導的“公車上書”運動。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深感“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由此讓他產生了變法圖強的思想。
是金子總會發光的。譚嗣同的積極表現，引起了康有為的重視，並隨之成為了維新人士的骨幹力量，等到維新變法運動開始後，一根筋的光緒帝，對譚嗣同深為激賞，於是就詢問他改革的路徑，尤其是在改革之時如何籌措到所需的經費。
譚嗣同倒也爽快，直截了當地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裏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簡言之，費用不夠不用擔心，將新疆賣於俄羅斯，西藏則可以同英國搞買賣，做生意，反而大清所管轄的國土廣大，而且在譚嗣同看來，這兩個地方還是個累贅，不如換點錢花才好，大有“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架勢，左宗棠當時要是還活著，非和他拚命不可。
更為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譚嗣同還有更厲害的後招，如果賣了這兩個地方，經費不足沒關係，還可以繼續賣，他在給光緒帝的奏折中寫道：“倘若費用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不用心疼，一切為了維新變革就好。
除了費用方麵的考慮之外，譚嗣同還認為：“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賣了地，俄羅斯和英吉利就會高興，所以也會幫助他們大清，這種言論真是驚世駭俗，大臣們一致嗤之以鼻，所以維新變法的失敗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