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1952年2月13日生於中國台灣高雄大寮鄉眷村，現代作家、曾擔任“台灣文化部部長”。1974年畢業於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外文係後，赴美國求學，後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988年遷居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歐洲》。
藝術有什麽用？
文 | 龍應台
摘要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種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Maurice Langaskens Dorp in de sneeuw met orgelman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 “文化為什麽重要” 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老人想必喜歡。從小聽他唱：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敵人的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公主聰慧而善良，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
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的片刻。身處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失聲痛哭：“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隻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紙巾。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發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四周多的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各奔東西，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變成了一個關係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會遇見父老們和他們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麽《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麽《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麽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裏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紮進肉裏的自責和痛苦。藝術像一塊蘸了藥水的紗布，輕輕擦拭他靈魂深處從未愈合的傷口。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種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發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或者對這段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經驗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穿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為它最重要的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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