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嚴歌苓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吃了一頓以牛奶為主的“站立午餐”，心裏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因為是心血來潮，往往在電話那端有了應答時，發現自己並不知想說什麽，隻不過覺得母親的聲音比之信中的字更來得有聲色些，更物質些，並且使我和母親遠隔重洋的溝通，又多出一維空間。這天我那識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媽媽的號碼。對父母的電話號碼的記憶，早已不必經過大腦，手指頭就如鋼琴家熟識琴鍵上的音階那樣。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裏。有時我連個“喂”都來不及招呼，媽媽那邊已經喚起來：“嘿！女兒！媽媽就知道是你。”而這回接電話的不是媽媽那相當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尋常了。
我劈頭就問：“媽媽呢？”繼父沒直接回答，反問我失眠症可有好轉。無數猜測造成了我瞬間的木訥，任繼父例行公事地問我的寫作，問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曆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爺子喋喋不休地陳述手術過程時，我重複地對自己說：有時噩夢也會如此真切，最終總要醒的，發現它不過是個唬人的夢。我隻希望此時有個人來猛力推推我，告訴我，我隻是讓夢魘所陷。但是沒有這個把我拉出噩夢的人了。這噩夢我是要做到生命終結的。
媽媽是個那麽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麽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拾起（扛起、背起）我所有的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裏給我開道，我卻甩著兩隻空手，不斷懇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讓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為在她眼裏我一向柔弱，渾身沒三兩力氣。有時我會跟她叫嚷：“媽媽，別人看見我這樣甩著兩隻空手，讓你老太太當挑夫，會說這個女兒真夠‘孝順’的！”她仍是不理會，隻是像個坦克一般闖去。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麽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哥哥一家和繼父的兒女們都覺得輪不上他們來給予媽媽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於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裏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篇幅。
從火車站到醫院的路上，我隻感到將遭判決的是我，而不是媽媽。人們在計程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講著媽媽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沒聽進去，隻在心裏組合那個最殘忍的句子。我還一遍遍說服自己：媽媽應該知道真相，媽媽有權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邊，她會添很多力量來接受這有著巨大殺傷力的真理，我還相信媽媽的堅強，她那些磨難若擱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個死亡。我在穿過腫瘤科的長走廊時，話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髒。媽媽眼中，那等電話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車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兒……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張向我，叫一聲：“女兒！”
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於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裏待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我想，我們把真實瞞著她，其實不是為她好，而是為我們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虛假的安寧氣氛。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幹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嗎？”
我瞠目看著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眼裏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顴骨。
我的手在媽媽的兩隻掌心裏越發冷下去。我說：“別瞎猜。不是的，隻不過是嚴重胃潰瘍。”媽媽看著我，有淚在我眼中燒灼，她笑了一下，帶出一口歎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來，就是要我同她一塊兒承受這份真實的，卻發現我也禁不住真實，我也站進了對她隱瞞真相的人群中，靠著謊言，混一天是一天。看來她隻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實的負荷。我眼淚再也噙不住，她卻輕快地拍拍我的手，說：“好好，不是就不是！”這種時候，她和我隻有不朝那痛處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說穿它。
這天以後，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回最新鮮的魚和菜蔬。看媽媽吃飯，是我最緊張和痛苦的時候。她是吃給我看的，機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於她都不複存在了；再別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裏都嚼成一塊蠟。化療越來越使她的進食變成一種折磨。媽媽卻還總說：“嗯，好吃！聞起來就香！”當然，這話她也是說給我聽的。我跨了重洋歸來，幫她回憶她從童年至今所愛的一個個菜譜，一些失傳的，一些刁鑽的，也都使出渾身解數為她做出來，她即使再難下咽，也領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領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進入病房，大聲哈哈道：“媽媽，你今天氣色特好！”她總是領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覺得不錯。”
第二次化療後，媽媽常從頭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頭發，似敗草一樣。媽媽曾有好極的一頭厚發，演《雷雨》中四鳳，編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那樣活的一根辮子，一甩一揮都是生命。話題就從頭發開端，媽媽講起她演的一出出話劇中的一個個角色，講到得意時，她是完全康複了。退回到了幾十年前的歲月，眼睛也是二十歲的眼睛，那早已拖長而形成一條深皺的酒窩，又圓了。媽媽是好看的，年輕時更是，榮耀的日子有過不少，似乎什麽都有過，隻是從沒得到過爸爸的愛。
五月份，我必須回美國完成一些寫作，處理一些事務。那時媽媽的情形也相對穩定。臨走前的晚上，我在媽媽床邊坐到很晚。她忽然講起她生我時的情形。她講得很仔細，一個細節也不滑過。她說我是在三分鍾內就衝鋒到了她的體外，當護士告訴她是個女兒時，她從產床上躥起，拉起醫生護士的手就說：“謝謝！謝謝！”似乎是醫生護士們成全了她對女兒的渴盼。
我沒想到，媽媽會在離別時講這件事。也許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轉移到媽媽的脊椎，破壞了全身的造血機能。身體裏已基本沒有紅血球，媽媽在靠輸血過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對我封鎖消息，擔心我失眠症再次大發作。似乎是某種感應使我早早訂了機票，於八月六日趕到上海。剛在旅館下榻，我便撥了電話，通報我的到達。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話是：媽媽昨天早晨過世了。
我連一聲驚訝都無力表示了。下麵的話我全聽不懂似的，隻是僵僵地把話筒漸漸從我耳畔挪開。我什麽也沒說，直接把電話掛斷了。似乎是一把刀刺進來，血尚要有一會兒才會流出來，疼痛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追上我的知覺。我一再問自己：我是個沒母親的人了？一個沒了母親的人是誰？我是什麽人？住在這空寂的旅館，走出去，外麵將是個沒有母親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來。我坐在旅館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約是十二點多了，我吞服了三倍於平常劑量的安眠藥，躺在床上，等著痛楚追上來，等著眼淚追上來。安眠藥半點效力也沒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劑量的藥。此時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無夢無眠亦無思。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裏，從此是缺了一塊的。
五點鍾，我起來，撥通了美國的長途，我先生恰在等我電話。我不知道講了些什麽，隻知道講得很長，抽泣使句子很斷裂。之後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車。我坐在那兒，心裏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轉動。車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熱鬧地買著沿途每一種特產食品。我沒了媽媽，人們照樣啃無錫肉骨頭。
追悼會安排在我到達的第二天。隻有一小時，因為殯儀館四點鍾關門。我臨時寫了悼詞，語辭文法都稍嫌錯亂，隻以滿腹遺憾，通體悲傷，將全文凝聚起來。我僅念了第一句：“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不過已太遲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轟”的一聲大哭起來。四十歲的哥哥，我是頭一次看見他的眼淚。
媽媽躺在鮮花叢裏，嘴唇微啟。哥哥告訴我，媽媽的最後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說：“不知還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媽媽年輕時同台演戲的朋友們都來了。還叫著我的乳名，還口口聲聲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錯覺來了。似乎又是幾十年前，我在後台，穿梭於這些熟識的演員叔叔、阿姨之間，尋找媽媽。總會有個人喊：“賈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了，門外的蟬聲仍在號哭。我有一點明白，媽媽為何把我出生的經過那樣仔仔細細地告訴了我。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