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漫長的學習道路
劉潤清
（北京外國語大學 外國語言研究所，北京 100089）
劉潤清，1939年生於河北省。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自學考試委員會英語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著作有：《語言學入門》、《語言學教程》（主編之一）、《語言與文化》（合作）、《語言測試和它的方法》、《西方語言學流派》、《外語教學與學習》（合作）、《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主編之一）、《論大學英語教學》、《外語教學中的科研方法》、《中國英語教育研究》（合作）。
我在中學學的是俄語，１９６０年報考北外的
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錄音上隻有精讀課文和生詞，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聽力材料了。我還經常在黑板上練拚寫，寫滿一黑板，就擦掉又寫。單單這發音和拚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時間。我的語法還算好，當時沒有什麽專門的語法課，精讀課文中出現什麽語法現象，老師就順便講一下。但總的來說，在第一學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後一名。到一年級結束的時候，我才算入了門。
二年級仍以精讀課為主，它既是英語輸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口、筆語練習的主要場所。這時，還開了泛讀課，讓我們讀最簡單的英語小故事。從二年級起，老師還要求我們用英英詞典。我記得第一次拿到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時，查了一兩個詞，心裏就十分激動：我可以用英文解釋英文了！初用英英詞典時，當然也遇到不少困難。為了查一個詞，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詞。有時查來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個詞了。但是，英英詞典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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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係。但報到時卻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語係。我的同班同學都學過英語，至少知道８００個英語單詞，發音也沒有太大問題。唯獨我這個農村孩子一個英語單詞也不知道，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更可笑的是，別人說ｙｅｓ時，我會不自覺地說出俄語“是”的音／ｄａ／；別人說ｎｏ時，我會說／ｎｉｅｔ／。發英語的幾個元音時，我也遇到很多困難，經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紀最大，臉皮也厚，又是團幹部，因此無論別人怎麽笑，我也沒太在乎。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夏祖煃老師，不僅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又有真誠熱情的工作態度；他經常鼓勵我這個最落後的學生。老師和同學的幫助，給了我極大的信心，因此我從來沒有被困難嚇倒過。我把周末的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對著鏡子練發音，一練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嗓子都練啞了。當時全班隻有一個大型錄音機，要聽大家都聽，不聽誰也別聽；死沉死沉
們看到了英漢詞典中解釋的局限性和誤導性。從根本上說，查完英漢詞典和漢英詞典，並不能夠真正學會使用一個詞。隻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詞典，才能真正搞清一個詞的確切含義和用法。隨著詞匯量的擴大，使用英語詞典的興致也越來越高。有時，查上癮來，會查上個把小時，忘記了正在讀的文章。那時，我們都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上標的２５個句型背得滾瓜爛熟。總之，查英英詞典本身就是在學地道的英文。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精讀課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礎知識都來自於精讀課。此外，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那些簡易讀物。這些小書深深地吸引了我，並讓我眼界大開，因為裏麵有一種全新的文化。與此同時，我還驚歎於其中的簡單、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極強的表達力。那時，我的詞匯量極其有限，但這些小書帶我進入了一個又一個美妙的童話世界。一年之內，我讀了近百本簡易讀物。是這些書使我感受到英語的語言之美，讓我體驗到地道英語的味道，並逐漸培養了我對英語的一種“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這時候，我對英語的成語、習慣用法、動詞搭配、漂亮的語句等，已變得十分敏感。遇到這些內容，注意力會突然集中，並將它們立刻背下來或抄在筆記本上。對於好的句子或段落，我會反複讀，強行記，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在課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幾個背過的句子或短語，在同學麵前“顯擺”兩句，都感覺非常享受。因為看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到二年級時，我已經丟掉了“落後”的帽子，開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級的經曆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讀課文的人文味越來越濃了。這些課文不僅是語言的示範，同時也是很好的文學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來越多，語言越來越美，有講頭，有讀頭。其次，這時我開始讀原版英文小說了。從某種意義上說，讀原著才是英語教育的開始。原著中的語言不再是為照顧學習者的水平和語法的需要而改編，而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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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深刻、細膩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於語言大師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會背景、風俗習慣、法律製度、宗教信仰、倫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強精神，以及如何開玩笑，如何帶來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讀者帶入一個全新的世界。當時，老師告訴我們，不讀上幾十本原著，英文是學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語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級開設了正式的寫作課。在此之前，我以為說英語最難，因為沒有足夠的思考時間。後來，我又感到，聽英語最難（如聽英語廣播），因為你不能控製對方的講話速度。等到開始學習寫作，我才意識到，一個人英語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書麵英語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為把重要的話寫下來就是作文。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錯誤的理解。書麵英語是最講究、最嚴謹、需要經過反複推敲的語言。語言之美，多體現在書麵語上。講話不能像背書；同樣，寫作也不能像講話。記得有一次我寫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師上來就是一個大紅道：“Too chatty! This is not writing!”；當我連續使用同一個結構時，老師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個詞在相鄰的句子中同時出現，老師會劃出該詞，並批上“Bad style!”的字樣。老師改過幾次作文之後，我悟出了一些寫作之道。可以說，我現在對書麵英語的認識，以及我現在的英文寫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於三年級的寫作課，是寫作課為我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
四年級時，學校開設了一個高級翻譯班，俗稱尖子班，入選的有吳一安、秦秀白、薑恩柱、王英凡、唐聞生、我等九個人（但不知為什麽，這個班辦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這個班的初衷是要把這些人培養成高級外交翻譯。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讓伊莎白把我們的語音語調重新糾正了一遍。她先讓我們聽一家英國出版公司出版的錄音帶，有詩歌、劇本，也有小說。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國上
層社會的發音，漂亮極了。然後，她讓我們模仿一些段落。最後，她還讓我們設想是在人大會堂宣讀一個領導人的發言。她說我們底氣不足，聲音不穩，一拉長聲就走調。她要求我們兩個人相隔50米對著講，每天早晨至少練半個小時。雖然沒有當上大翻譯，我的朗讀水平卻大大提高了，能把一個故事讀出感情、讀出抑揚頓挫、輕重緩急，這些都是那一年長的出息。第二件事，是學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翻譯。我們當時把Beijing Review（那時叫Peking Review）看了個遍，把當時的重要文件、社論、評論員文章（國際的）都拿來進行英漢對照閱讀。學了很多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譯法，包括“三麵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以糧為綱”等。開始的時候很不習慣，讀慣了英文小說原著的人剛接觸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總感到有一種語言與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語不是為這種中國式的表達而造的。後來就慢慢習慣了，而且也認識到，要想向世界介紹中國，這種英語是我們的唯一選擇。盡管有人常批評China Daily 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濃的中文味，但是這種英文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被廣為接受。而且，像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英語一樣，已經成為英語的一種變體。語言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百分之百的翻譯是不可能的，但總可以找到解釋原文的方法。有點中國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鄉土氣息，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講四美”、“三個代表”等短語，隻能先直譯過去，再加個長長的腳注。但是，應該說明的是，剛開始學英文時，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課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寫的地道的英文做課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後，再讀Beijing Review，就不會影響你對英語的直感了。
對五年級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兩件事值得一提，隻是時間的先後順序記不太清了。一是我們學了翻譯，特別是漢譯英。教我們的是薄冰和鍾述孔兩位老師，他們都很有水平，上課也非常有趣。這門課使我認識到，英文不
學到家，翻譯是談不上的。與此同時，我還意識到，漢語文字看似已懂，實則不然。例如，漢語的小句，在英語中要降格為從句，才能真正體現原文中兩句話之間的關係，並保證譯文準確、可讀。翻譯遠不是詞與詞、結構與結構的一一對應；要比這複雜得多。沒有對漢語的透徹理解，沒有足夠的英語造詣，是做不了翻譯的。比如遇到“搖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謀的諸葛亮），若直譯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敗筆，因為外國人根本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見《漢英詞典》1183頁，外研社）。但有時這個典故也用作貶義，指在幕後操縱或出壞點子的人，這時，可譯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過，上述例子仍屬於翻譯中淺層的、局部的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駕馭兩種語言的能力之外，譯者的閱曆和文化底蘊與作者不能相去太遠。要想翻譯《紅樓夢》，如果不了解曹雪芹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和社會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譯文最多也隻能是貌合神離。
第二個印象是我們在五年級學了不少《毛澤東選集》的英譯文章。這是1965年，全國正在醞釀“文化大革命”。教學上開始強調“政治掛帥”，《毛選》的英文版進入了課堂。客觀地說，《毛選》英譯本是我國幾十位翻譯家，花了多年的時間，經過反複推敲而打造出來的一部精品。裘克安、莊繹傳老師都參加過此書的翻譯，並給我們講過翻譯過程中的酸甜苦辣。現在，沒有人再拿英譯《毛選》當課本了，或者有人始終看不起這樣的翻譯。但是，我要說，我們從英譯《毛選》中學到了很多有用的東西：它幫助我們體驗翻譯過程，認識翻譯技巧，感受文化異同。舉幾個有趣的例子吧。當時我們每天背誦的一句毛主席語錄是：“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這句話簡直沒辦法譯成英文。等我讀了英譯文才知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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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己根本就沒讀懂原文。“階級鬥爭”一詞，我一直把它當作名詞詞組來看待，所以沒法翻譯。而英譯文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 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譯得妙極了。有些中國俗語譯成英文也相當困難，要想譯得準確、地道，必須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條毛主席語錄說，“凡事應該動腦筋想一想。俗語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 英文是“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 A common saying goes: ‘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語“We”，注意“hit upon a stratagem”譯得好，還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處。這些用詞，隻有英語語言造詣極深的人才想得出來。另一條語錄是“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體。一個蛤蟆坐在井裏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 英語譯文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 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這裏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準確，將“坐”字漏掉，處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複。
回憶起來，在北外學習期間，我遇到了好老師、好教材和合適的教法。那時，雖然我們沒有“快譯通”、“文曲星”等“現代武器”，也沒有現在這麽多英文書籍，甚至連像樣的課本都沒有，都是些油印的篇子，但我們學的是地道的英語，有大量的聽、說、讀、寫、譯的練習。老師講的英文非常漂亮，作業改得細致到家，也沒有這樣、那樣的考試。真慶幸，那時“托福”式的考試還沒有問世，我們沒有靠打鉤鉤學英文，沒有在選擇題上浪費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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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們當時的學製是五年，畢業時也覺得學了不少英文，但一開始教書卻發現，大學期間隻是打了個基礎。教過幾年書之後，才懂得什麽叫教學相長。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與其說是在教學生，不如說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備課時，我通過大量查詞典，搞清了許多詞的詞義和用法。備課時，我比學生查的詞多得多，有些詞是先查英英詞典，再查英漢詞典；有些是先查漢英詞典，再查英英詞典。查詞典的過程中，我還常常被其中的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時在一個詞上花上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記下很多與備課任務無關的短語或搭配，而且還感覺樂在其中。接著，我就借助詞典，參考教案，轉述（paraphrase）課文上的難句。一課下來，自己要編寫幾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來，以便在課堂上使用。這種備課方式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我的口、筆語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來越講究了。剛教書時，由於我是教研室裏最年輕的，因此室裏的“小差使”一般由我來承擔，結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鍛煉。例如，二年級教學組決定每周給學生廣播兩次英語新聞，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為了這15分鍾的廣播，我要找5-6條新聞，寫出7-8頁的英文，請劉承沛老師修改，最後才能播出。劉承沛老師拿過筆來唰唰就改。不一會兒，我寫的東西就變得麵目全非。他下筆之快，用詞之準，文體之瀟灑，實在讓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對我這份“兼職”的最好的回報。再比如，三年級時的翻譯練習答案沒有人做，又是我做。做完後，由鍾述孔或薄冰老師修改，然後再打出來發給每位老師。同上個例子中的情形一樣，每次我寫的東西都被改得滿篇是紅，有時真叫我無地自容，但是我從中學到的東西和悟出的道理卻讓我受益終生。還有，教書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識儲備。我什麽課都教過，精讀、泛讀、口語、聽力、寫作、翻譯、報刊閱讀。每一種課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識背景，才能講得深，學生才不至於浮在表麵。為此，我
經常幫助學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層意義、社會意義、文體意義，在這個基礎上去欣賞文字的美與力量。這似乎是北外的傳統。老師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來教我的學生。在我的課堂上，不僅有語言信息，更充滿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課上得引人入勝，師生雙方在課堂教學中的生命質量（教育家葉瀾先生語）都得到提升。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我經常查英文百科全書、英國文學指南、美國文學指南、曆史和文化書籍等。有一次，為了講幾篇有關中東的報刊文章，我把中東戰爭史查了個遍。學生聽得異常興奮，無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語言知識。為了把曆史講解得更生動、精彩，我隨後還閱讀了《邱吉爾戰爭回憶錄》、《艾登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等書，這批書從另一方麵開闊了我的視野。這些書都是關於當代的重要曆史事件的，史料翔實，風格大氣，語言堪稱精品。特別是邱吉爾的書，氣勢宏偉，場麵壯觀，思想深刻，充滿智慧。他的語言使我對語言的力量與神奇感到驚訝。這樣教過幾年書之後我才認識到，教外語決不單純是外語知識的傳授，而是要與文化知識、社會背景等緊密結合。因為語言是載體，文化知識是內涵，沒有內涵的語言教學必定是蒼白的、枯燥的、不受歡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讀了北外的碩士研究生，這是文革之後的第一批研究生，我們當時師從許國璋、王佐良等先生，學的是英語語言文學。撇開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和普通語言學的專業知識不說，僅就英語學習而言，那幾年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等到研究生畢業，我才算比較成熟了。許老他們每周給我們上一節課，我們盼一星期才能見他們50分鍾。可是這50分鍾卻是莫大的享受。他們那種博古通今的氣派，讓學生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的治學嚴謹與大師風範，又讓學生們心生敬畏。當時，同學中流傳的一句話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
們都記得許老有一次給我們批作業，有幾個人得的是從上到下的大紅叉，被說成一頁紙全是狗屁不通。我們讀書，常常不記作者，許老對此大為惱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記著剛讀過的《語法》這本書是Palmer寫的，不曾想許老卻問：“哪一個Palmer？有兩個Palmer！”我隻能對自己的無知搖頭歎息。我與王公談起莎士比亞的劇本，他問：“哪個社出的？”我得意地回答：“劍橋大學出版社。”他接著問：“哪年的版本？”我又被問住了。最後，他告訴我，“讀莎士比亞，版本很重要。”在有過多次這樣的羞愧難當的經曆後，我才慢慢懂得書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許老能夠背誦莎士比亞劇中的一些對話，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誦英語詩。當我們對此表示驚奇時，許老說，“這算什麽？我們在英國上學時，老師們沒有一個是念稿子的。引到什麽劇本，第幾場、第幾幕都是背出來的。”他還告訴我們，錢鍾書等幾位著名學者聚會時，幾個人圍著桌子坐下，一個人喊道：“好了，現在開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場，從你開始。”於是，大家就開始背，主持人點到誰，誰就接著往下背。沒有人討價還價，也沒有人忘詞，背錯了就受罰。看到許國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學問如此淵博，我們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實的。兩位先生讓我們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這句話後來在我們同學中廣為流傳。我特別欣賞“humanly possible”的說法，因為我們很容易為自己的懶惰找借口，用天賦不夠當幌子，就不再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研究生班開班不久，許國璋先生就帶著我們這些弟子參觀了英語係的資料室和學校圖書館。他站在離書架三米開外的地方說，“要練出兩種本事。一是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認出一部書，也就是說，要記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係資料室的某一個section應該有的書。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們缺某部詞典（如C.O.D.），或缺某種雜誌（如美國的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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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圖書館的一書架 Language雜誌合訂本前，他得意地說，“我們是最近才開始訂Language 的，我還親自給雜誌社寫信，把過期的幾十期統統補齊了。要等現在再補，可能已經絕版了。”兩個多小時的參觀，他在多處駐足，評說著詞典、百科全書、companions（指南）、文學名著、文藝批評、西方哲學、文化、曆史等書籍及國內外的多種雜誌。讓我們吃驚的是，點評哪個角落的書，他都如數家珍。若某本書不在，他會發現放錯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員詢問書的去處。他還說，書要年年購買，要留意國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書就一定買到，否則別人會笑話。言談之中，他對書的至愛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次參觀在弟子們心中留下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何時才能對北外的圖書館熟悉到這個份上？
此外，我們那個研究生班還有幸請到多位外國專家來講學。講語言學的是英國人John Reed。此人閑話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讓我們真正接觸普通語言學。我們這些毫無語言學根底的人，首次讀到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但還沒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記得那時我們對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鮮。當時因為圖書資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講的講課錄音一字不漏地聽寫下來。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這次大規模的聽寫，許多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在我的頭腦中牢固地建立起來。另一位講語言學的是來自匹茲堡大學的安東尼先生，一位熱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們介紹了美國語言學的發展狀況（十年文革使我們對外界了解甚少）。盡管這些信息已經過了二、三十年，但是對我們來說，卻顯得那麽新鮮。還有一位教英國文學的專家是英國文化處派來的布朗先生，此公學問不錯，但是態度傲慢。他的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憤怒的年輕人運動”（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這裏，我不是單純列舉事實，而是想說明，我們當時因為深感自己耳目閉塞，因此下定了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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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追的決心。當時的十幾名學生學習起來如饑人覓食，勢不可擋。拿到一部經典、名著，常愛不釋手，讀個通宵。讀研究生的前兩年，我就寫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評論“憤怒的年青人運動。”我讀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閱了當時（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背景，又讀了重要作家對此次文學運動的介紹和評論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給布朗先生一閱。他大為高興，在我的文章後批上“Tour de force” （法語，意為“出色之作”），他還當麵對我說：“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後，這個傲慢的人也變得友善了許多。得到鼓勵後，我大著膽子把文章給王佐良先生看。幾天之後，他在飯桌上對我說，“你把文章譯成中文，明年三月我們在《外國文學》的第一期給你登一登。”還有一篇文章是介紹喬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於第二年發表在複旦主辦的《現代英語研究》上。那似乎是國內生成音位學的第一篇文章。當時，是許老讓我讀了這本書。讀過之後，我用英文寫了個paper，並將文章給安東尼先生看。他說：“It’s very good. You’re a complex person. 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聽了他的話，我放心了。接著，我又把文章變成漢語，給許老看。許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後麵那些元音重讀規則過於技術性，他沒有看，就說，“你寄出去，讓他們去改吧，複旦會有人懂。”雖然那篇文章隻介紹了喬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簡單的三章，但它的發表給一個初學者帶來的自信與愉悅卻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因為這意味著我能讀懂當代最深奧的音位學了。
總之，學習道路是漫長的。當時，這些事情一件一件發生的時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
立的、隨意的。現在回憶起來，它們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聯係的、有計劃的。把這些事件串起來，使我們看到北外英語係的偉大的教學傳統，看到那些老師們的教學理念和思想軌跡。所有這些都為我們指出了成功學習者不可偏離太遠的學習道路。這條路是漫長的、艱辛的；同時，也是愉悅、慰籍心靈的。路上有一座座裏程碑，一道道風景線，一個比一個殊勝，最終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懷舊。我們當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卻落得個耳靜心靜。每個人的工資都是幾十元錢，每個人住的都是筒子樓，沒有紅眼病，不用為買車買房去拚命教課掙錢。除了學習還是學習，除了教書還是教書。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時要操勞得多，這是這一代人為追求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所付出的代價。這種現實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年輕人學問與教學的精細。當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心裏像長了草。有的人學了兩、三年英語就認為夠用了，著急忙慌地找個外企上班掙錢。而我們這些人，學了那麽多年，仍然認為自己學得很不夠。王佐良先生經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輕視學問的種種表現，最終會使教育事業付出沉重代價。
還有一件值得討論的事是，前幾年，有人反對“文學路子”，認為英語課上的文學材料過多了，過時了，要多講科普和科技英語。多些自然科學的材料本無可厚非。但不讓文學進課堂，卻實在是欠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學語言不學點文學，無論如何也學不出味道來。科普英語，結構和意義都比較直截了當，沒有太多好講的，也不能培養出學生的語感。可充當課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長的，必須經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學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文教育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沒有一定的人文教育，隻能培養出按電鈕的野人。而人文教育就是要教
會學生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麵對生活——特別是如何頂住壓力，如何克服困難，如何對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麵對成功和榮譽。中國的獨生子女太需要這方麵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國的外語學習的大環境而言，我以為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表麵上看是方法問題，實際上，方法背後是深層的學習理念問題。
首先，對待學習要有科學、踏實的態度。學習任何一門科學都需要下紮紮實實的功夫，不要總想投機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誘你投機、以使他賺錢的歪門邪道。所謂的“瘋子英語”、“傻瓜英語”、“雙向英語”、“學習方法革命”等，都曾經迷惑過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隻要稍稍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幾百年來，那麽多的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用畢生之精力從事科學研究，都沒發現什麽“成功秘訣”。近年來，北外的《英語學習》刊登了多篇“專家如是說”，上外出版了《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大外出版了《外語名家論要》，寫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眾口一詞，都說學外語沒有什麽捷徑好走，隻能是多讀、多聽、多說、多寫。唯獨在21世紀初，中國出了救世英雄，能用靈丹妙藥讓中國人在幾個月內學會英語，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難道那麽多的哲人都比他們笨？那麽多的科學家都比他們傻？根本不可能！他們之間的區別隻有一點：哲人與科學家尊重真理，不想騙人；而“救世英雄”卻是以錢掛帥，不顧事實，無知無畏。你可以“瘋”，也可以“狂”。但有一點，你能“瘋”會莎士比亞，我才信服。你能“狂”會同聲傳譯，那才算真本事。僅僅是為了克服羞澀感，用不著去發瘋發狂，隻需在心理上做些調整就可以了。用不著在樓頂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麽多的青年人相信這些歪門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給英語教師做報告時，曾多次提到，“相信‘瘋子英語’、‘傻瓜英語’就相當於癡迷歪理邪說”，在場的數百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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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此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可見，絕大多數老師都是認同這種說法的。
其次，學習工具不能代替學習過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記憶。現在，學習外語的條件實在是太好了。英語的文字材料、聲像資料應有盡有；收音機、錄音機、錄像機、文曲星、快譯通、詞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該如何看待這些東西呢？當然，這些都是有助於學習的工具。問題是學習者該如何使用這些工具。適當使用，有益學習；使用不當，則影響學習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選精品來學。桌子上擺滿了書，結果是摸摸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讀任何一本。古人雲：“心頭書要多，案頭書要少”，就是說要專心致誌。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譯通，有些學習者認為，再也不用去背單詞、查詞典了。這是非常錯誤的認識。快譯通再好、再快，裏麵的東西仍然在你的頭腦之外，不是你的知識的一部分，也不構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會上做口譯或用英語宣讀論文時，總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譯通來解圍吧。就是在筆譯和寫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譯通。這些工具隻能在應急時用，要想真正學好英文，還是要借助於好的詞典，這樣的詞典將詞意、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點東西，還是要靠查詞典這種慢功夫；急是出不來悟性的。再說，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詞堆在一起，也隻不過是中國式的英文，而決不會是地道的英文。總之，外語學習是慢功、是細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決不可能學好的。
最後，不要用考試代替學習，不要用試題集代替課本。目前，應試教育現象十分普遍，考試過多，很多試題或題型不夠科學。學習者花了大量的時間做題，最後拿個什麽證，但是英文卻沒有學到手。這是為什麽？因為，學一
門外語，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有死記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學習詞匯、語法等，是硬記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學規律；但是，使用語言，卻需要多練，是藝術性的工作。現在的考試，多半是多項選擇題。這種題型，易於測詞匯、語法知識，不容易測出語言運用能力。再加上寫作所占比例太低，又沒有口語考試，最後的結果就是分數很高，但語言運用能力卻十分低下。目前，擁有各種外語證書的人已經達到幾千萬了，為什麽外語人才仍然相當匱乏呢？在這裏，我想告訴學習者：凡是經過突擊可以提高分數的考試，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試；凡是用大量的上課時間教你考試技巧的老師，決不是真正負責的老師；靠劃ABCD是永遠學不好英語的。 我勸學習者不要太在乎拿個什麽證，那不過是中國的土糧票，是自我安慰。中國加入WTO後，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職者的英語能力，才不會去理睬你手中的那個證書呢。國際人才競爭，要靠本事吃飯；七大姑八大姨沒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證書也不值錢了。還是老老實實學點真正的英文吧。
動筆之前，我決心要寫出幾句有意義的話來，以免愧對讀者。但寫完之後回頭一看，不過是一本流水賬。可見，一個人要超越自我是多麽難啊。因此，以上文字，與其說是想給讀者什麽啟迪與教誨，還不如說是在重溫自己的學習經曆，回憶自己在與恩師的交往中所獲得的心靈的愉悅與精神的升華。
收稿日期：2002-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