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和女婿祝仁波
主持人：曹景行
講述人：顧利群（顧順章幸存的女兒，年近80）
張永琴（顧順章的第二任妻子95歲，原名張萍）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顧順章是一個謎：在觀眾麵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聲明在外的魔術大師；對於工人勞苦大眾來說，他是北伐時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總指揮；在江湖當中，他是青幫洪幫許多大爺的座上客；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看來，他是“紅隊”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腦；在中共黨內，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共保衛組織“特科”的負責人。正是因為顧順章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當他投靠國民黨之後，他也被稱作是“中共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1983年，原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來到上海特地約見了一對身世坎坷的母女。在那次見麵當中，他們談起了半個世紀前的“愛棠村事件”，談起了那個遙遠的名字——顧順章。
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中)和兒子(右)來訪者曹景行(左)
顧利群：“在1983年，李強到上海來接見我的母親，就是張萍（張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國際飯店，他跟我們談了一些話。他說現在這個事情已成為曆史了，在當時情況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這樣的行動，那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們澄清：一點，向忠發不是顧順章出賣的；第二點，‘伍豪事件’也不是顧順章所為。他唯一的就是出賣關在監獄裏的惲代英，其他他沒有什麽事情。這是李強親口對我母親講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李強是中共中央秘密保衛機構“特科”第四科的科長。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在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之下，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揚生。二科負責收集情報，科長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開國大將陳庚。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他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由顧順章兼任。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李強作為四科的科長，曾經與顧順章共事多年。
擔任外貿部部長時的李強
顧利群：“李強和顧順章是上下級關係。‘我今天請你們來，是因為我同顧順章是故舊故舊’，不是以工作的身份，以什麽組織身份，是以私人的身份來看看我們。看看顧順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兒、後來娶的妻子。
顧利群家裏一直保存著一張賀卡，是見麵後李強寄給她們的。那次見麵對於顧利群來說，雖然了解了一些真相，但是仍然有太多的謎團得不到解答。
李強每一年都給顧順章女兒寫賀年卡
顧利群的父親顧順章1904年生於上海郊區，在煙草公司當工人的時候，顧順章就因為在工人運動當中表現活躍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顧順章與陳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蘇聯學習特工技術》回國不久，他就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的總指揮。
特科成立之後，特科領導紅隊鏟除叛徒特務，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灘。顧順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賞識，他本人也當上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在當時，江西蘇區的領導人毛澤東在黨內也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顧利群：“我認為我父親短暫的一生，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點聰明的，樣樣事都會幹。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為共產黨服務的。”
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國民黨駐武漢特務機構的負責人蔡孟堅後來說，抓獲顧順章是有可能改變中國近現代曆史的大事件，他認為，如果一切順利，顧順章將幫助他們徹底擊潰在上海的中共組織。蔡孟堅回憶說，被捕後不久，顧順章就主動要求去南京麵見蔣介石，“談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有資料表示，顧順章一再提醒蔡孟堅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麵，但是蔡孟堅的回憶當中對這一切卻隻字不提，他隻是說，因顧藐視一切，事先不稍吐實，因此照正常方式與南京中央黨部不斷通電，正式注明顧順章自首。蔡孟堅發往南京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六封絕密電報全部被隱藏在那裏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且設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顧利群：“他（顧順章）的心裏麵不是說馬上就想到國民黨那裏工作，他想有機會還是想快點脫離，但是機會沒有。他跟他們講，你們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話，不要用兵艦，用飛機快一點，我可以爭取時間，但有些話我現在不能講，到了南京以後我會再講。但是武漢方麵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兩天之後的4月27日，蔡孟堅專門派了一艘小火輪和一個排的憲兵將顧順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後，顧順章得知錢壯飛已經離開，當時就向蔡孟堅說，如果錢壯飛逃到上少租界向周恩來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艱險。就在當天，顧順章被帶進了蔣介石的官邸，但是蔣介石對他非常冷淡，三言兩語之後徑自離開。蔡孟堅回憶說，顧順章知道自己已經是階下囚了，立刻把一個重要情報告訴蔡孟堅，那就是中共領袖惲（yun4）代英已經被捕，但是由於身份尚未暴露即將獲得釋放。因為的顧順章的出賣，惲代英在兩天後就遭到了槍殺。與此同時，上海對於共產黨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開。然而中共的許多秘密聯絡點此時已經人去樓空，其中也包括顧順章在上海的家。
顧利群：“國民黨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來，結果撲了幾個點都撲空了。顧順章已經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麽樣？’”
顧順章曾經對後來的妻子張永琴說過，在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在上海有兩個機關，一個設在顧順章和妻子張杏華家，一個在顧順章的哥嫂家，兩處都有顧家的人和親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顧順章被捕之後，他的家人忽然失蹤。
顧利群：“我舅舅（張長庚）在鬆江讀中學，住校的，一個星期才回來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裏門反鎖在那裏，沒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裏，也是。他很奇怪，家裏人都哪裏去了。”
張長庚後來得知姐夫顧順章的下落和表弟葉其蓁一起來到南京，見到了顧順章。
顧利群：“顧順章那時候還是沒有人身自由，關在那裏。就說‘你們找到這兒來，真好，我心裏很急。你們兩個人趕快回到上海，在馬路上多轉轉，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認識的共產黨方麵的人呢。’我那個表舅（葉其蓁）就跟我舅舅（張長庚）回上海天天在馬路上轉。結果有一天看見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黨。當時上海的巡捕房暗地裏也跟隨葉其蓁跟張長庚，在馬路上看他發現什麽目標吧。就把王世德請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紅隊的成員，過去顧順章的部下。王世德後來叛變，並且告訴顧順章，他的家人已經被殺。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周恩來》當中，提到顧順章叛變之後，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行動，周下令或默許，按上海地下工作的傳統開展反屠殺活動。顧順章的家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紅隊殺死的。死者包括顧順章的妻子、嶽父母、哥嫂以及幾個親戚，一共九人。他們當時大多在從事地下黨的一些基層工作。同時被殺的還有當時在他們家裏打麻將的三兩個外人。
當年上海眾多報刊如《申報》、《時報》等對此案件有詳細連續報道，這是《民國日報》的現場采訪報道
顧利群：“我自己的親屬九口人被當時的地下黨的紅隊，就是顧順章自己領導的人，反而被他們弄掉了，他們怎麽弄掉的，不能開槍的，勒斃。這個也是我以後才知道的。勒斃過程當中，兩個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顧益群。我三歲，我弟弟兩歲。他們就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講，兩個小孩，你們想辦法給他送到什麽地方去寄養吧。所以，當時把我送到吳淞不知道什麽鄉村裏麵去，把我弟弟送到鬆江。”
在告訴顧順章他家人的死訊之後，王世德帶領著顧順章的妻弟張長庚以及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人員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愛棠村11號一處空房的庭院裏，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屍體。當時的上海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稱之為“愛棠村事件”。顧利群說，1979年，她的舅舅張長庚遇到了曾經的特科一科科長洪揚生。洪揚生親手殺死了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又把顧利群送到了鄉下。
顧利群：“（張長庚）把（洪揚生）領到我家裏來的。洪揚生講的，周恩來當時，曉得把這個事情完了以後，兩個孩子已經送到農村，但是他也歎息過，他從來不抽煙，但是問他們要了一根煙，抽了一半，他講，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曆史怎麽樣評價我。”
主持人：有沒有問洪揚生細節的事情？
顧利群：“我也不敢多問。他看見我，他首先就哭，老淚縱橫。具體的細節，他不肯透露。因為他自己是，講句不好聽的話是個劊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麽好講。”
對於顧順章家人的被殺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叛變之後不久，為了在危急之中保護中共中央的安全，紅隊痛下殺手。還有一種說法是，顧順章的家人先是被控製了起來，幾個月之後才被殺死。
主持人：顧順章跟你講過他家裏的人給殺掉這個事情嗎？怎麽回事情？
張永琴：“講過。啊呀，這筆賬啊。我對你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是他們傳來傳去，是吧？我要瞎說要負責的。這個毛毛的媽媽怎麽了？其實你也曉得這個事情，對吧？你現在叫我講出來，我也不敢講。也沒有講清楚，怎麽好隨便講。這個事情是這樣。”
1931年12月1日，在江西中央蘇區的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親自簽發了一份通緝令，叫做《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通緝令要求蘇區各級政府、紅軍、赤衛隊以及全國的工農群眾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通緝令上說，在“蘇區”如果有人遇到顧順章應當把他交給革命法庭，如果在“白區”遇到了顧順章，每一個戰士和工農都有責任將他“撲滅”。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說是對顧順章下達了“格殺勿論”的命令。在中共曆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發出這種“通緝令”是相當罕見的。
1932年，19歲的張永琴是南京的一個高中生，一個小業主家庭的女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讓她和26歲的顧順章走到了一起。張永琴說，那個年代相親時一般都是由雙方家長陪同，年輕男女在公園那種公共場合見個麵。而顧順章卻直接來到了她的家裏。
張永琴：“我現在想想才知道，他好像是一個危險人物，害怕嘛，到人家家裏來嘛，他了解情況，他就上來了。（第一印象）能說會道。”
幾個月後，顧順章與張永琴在南京中央飯店結婚。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負責人徐恩曾親自到場祝賀。蔣介石也派人送來禮金1000元。婚後，顧順章與張永琴住在南京細柳巷的一處二層樓房裏。在此之前，顧順章已經把女兒顧利群、侄子顧益群接到了南京。
張永琴：“（顧在家裏）勤快倒是蠻勤快的，喜歡掃掃弄弄，倒不是做老爺。（主持人：他會變戲法是吧？）小玩意兒，這點方麵很聰明，小聰明。”
顧利群：“南京那因為家裏地方比較大，也有平台，他在平台上變魔術。這個時候大概我有五六歲左右，我也做他的小助手。”
顧順章留存至今的照片極少，唯一一張他的照片還是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之後的一張合影。
顧利群：“（印象中父親的外貌）中等身材，人長得很結實的，眼睛也蠻大，鼻梁也很高的。我的母親講，你父親眼睛都能說話，他眼睛怎麽樣一來，他手下人全部知道的。而且我的父親化妝的手法很高明，一經化妝，人家認不出他來的。好象有一次他從家裏後門出去，前門有保衛——國民黨派來名義上保護他，暗裏麵也就是監視他的舉動——他前麵講，我要找某人，他們就帶他進去，進去後，我跟我母親在客廳裏麵。他們說，找顧順章，我媽媽說，你等一下吧。叫毛毛叫爸爸。怎麽我進去以後呢，出來，我說爸爸沒在裏麵，到啥地方去了？結果這個來的人把眼鏡拿掉，把假胡子拿掉，假牙齒拿掉，是我父親。我跟我母親大笑，怎麽是儂嘛。”
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後來成為著名的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統”。它的負責人徐恩曾後來回憶說，顧順章成為他的下屬之後，他們在全國各地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尤其在破獲很多大城市的中共地下組織的過程中顧順章的作用很大。徐恩曾說，他好象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隻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共在許多城市中的組織都遭到破壞，有些組織長期不能恢複。顧順章還組織過特務訓練班，並編寫過有關特務工作的書籍。許恩曾在回憶錄中說，他很遺憾，顧順章並沒有與他們合作到底。
主持人：“他跟徐恩曾兩個人好不好？”
張永琴：“不好，不怎麽好。他們不會吵架的，頂多不聽指揮，就是這樣子。不過他很苦悶，總之他們不怎麽合作，一直別別扭扭。”
顧利群：“我就看見父親，他一個人把手背在後麵在那裏來回踱步，好像在想心事。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敢打擾他。”
張永琴：“顧順章這個人很矛盾，他要做好事，他又做不出來。”
顧順章的生活條件很優越，但是住在家裏的秘書、保鏢都是徐恩曾的眼線，這一點彼此心照不宣。據說軍統頭目戴笠對顧順章本領非常欣賞。一次顧順章給戴笠寄信，這件事被顧順章的保鏢告訴了徐恩曾，這使徐恩曾大為不滿，同時，徐恩曾還懷疑顧順章殺了他手下的一個重要特工。
顧利群：“中央黨部請我父親去開過好幾次會，他手槍帶在大衣口袋裏，在開會當中一個姓顧的，叫顧建中就把手槍擺台上，他講，怎麽樣，你再不好好地幹，不跟我們幹，我要你的命，手槍拿出來。顧順章這個時候，你拿手槍，我也拔手槍。這個時候他們沒有對顧順章下手，人家放他回來。他回來以後，當晚就跟張永琴講了，我今天很危險啊，如果我不帶這把手槍，可能我已經回不來了。”
此後顧順章一直稱病在家休養。張永琴說，顧順章經常與一些境遇相同的共產黨變節分子一起聊天，發泄不滿。顧順章還收藏了一些古董，他準備獲得自由之後就脫離政治開古董店維生。不久之後，女作家丁玲和她當時的太遠馮達也被關押在顧順章的家中。徐恩曾要求顧順章看管丁玲夫婦。
張永琴：“我很同情她（丁玲），我總幫助她的。他們把她關起來，我偷偷地把他們帶出去買東西。所以我們的感情蠻好。他（顧順章）對他們也同情，所以就由我去帶他們出去買東西。這個風險蠻大的。丁玲逃掉，他交不了差了。是吧？所以他也很矛盾。”
顧利群：“他已經跟徐恩曾提了辭呈，想離開。但是還在挽留他。他的辭呈寫好以後，叫我媽媽去拿給丁玲看，叫丁玲再修改一下。丁玲有沒有給他修改，也不曉得。”
1933年初，顧順章又一次在上海出現。所說，這是他在1931年被捕之後第一次回到上海。兩年之前，他還是一位在共產黨內受到尊敬令敵人心存畏懼的頂級特工，而兩年之後他變成了共產黨人一定要除之而後快的大叛徒，又是被國民黨特務密切監視著的“異類”。
顧利群：“他曾經跟繼母帶我一起到吳淞掃過墓，那裏有一個很大的墳，墳裏麵大概埋著九口棺木了。”
顧利群說，顧順章在上海瞞著國民黨方麵秘密托付家人把一份藏匿起來的中共絕密文件加以銷毀。
顧利群：“顧順章在離開上海，掃好墓離開，特地叫張長庚同葉奇蓁，問他，我托你們，叫你們辦的辦好沒有？千萬要。我們一起親眼看見他取出來全部燒掉了。我說雖然顧順章在南京為國民黨辦事，但是他心裏麵也想到共產黨很多機密。”
主持人：“這件事你是聽誰講的？”
顧利群：“我舅舅也講過，我的這個繼母也講過。”
1933年、1934年，顧順章奉命兩次搬家。一家人住進了小房子。1934年春天，顧順章以養病的名義遠赴日本。他在1934年9月下旬回到了國內，在10月2日就遭到逮捕。
顧利群：“我記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麵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車停在門口，好象請他上車去開會。我在那裏玩，我就看見父親從裏麵出來，夾的大衣還有禮帽戴的，在門口朝我看看，摸摸我頭，他講，你等會兒進去吃飯了，我要跑出去開會。我就講，好的，爸爸再見。他就走了，一輛黑色汽車把他帶走。是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離開家以後，從此沒有回來。”
徐恩曾後來回憶說，他發現顧順章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徐恩曾的手下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些中統內部文件，後來“證實”是顧順章傳出去的。不久又有顧順章的部下向徐恩曾告密說，顧順章有實行暗殺計劃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徐恩曾說自己在經辦的幾十起“自新轉變案件”當中，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裏的一個。也有資料顯示，當時顧順章有意在共產黨變節分子當中籌組一個“新共產黨”，由此引來了殺身之禍。
顧利群：“我的母親非常擔心，就怕他們無情地把我父親弄死，所以經常要去找他們。找徐恩曾啊，顧順章怎麽一回事？（他說）顧順章他不聽我們的話，不肯真心實意地為我們工作。他大概好像還想私下裏要營黨結派吧，好象要跟我們對著幹。這種人，好像是我們現在已經對他不感興趣。”
1934年10月6日，顧順章被捕的4天之後，張永琴的母親被看管她們的特務開槍射殺，就倒在張永琴的眼前。
顧利群：“我母親也上南京的最高法院打官司，把家裏一係列情況都端到南京地方法院去，法院不敢受理，因為這個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到中央去看，我們專門是民事官司的機構了，我們沒有辦法告到中央。我母親當然心裏很憤憤不平，丈夫被你們關押去了，母親又死掉了，而且我外公為此馬上就中風，後來總算搶救過來，但是嘴巴總歸有一點歪。”
1934年底，徐恩曾同意張永琴去蘇州反省院看望顧順章，張永琴當時收到了一個顧順章托人送來的字條，要她“千萬勿來”。
顧利群：“大概這個時候是1935年，春天的時候，等到我母親到了蘇州反省院，他們已經把他轉移了，把顧順章轉到鎮江看守所去了，我的母親就撲了個空。在蘇州反省院，他們就不放她回來，就被送到反省院去反省。一反省就是一年半多的時間。”
張永琴：“他那有什麽理講呢，我不聽他的，他就揍我嘛。”
與此同時，顧順章的妻舅張長庚也被關進了杭州反省院。大約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曾經當過顧順章秘書的王思成把張永琴叫起來談話，他告訴張永琴說，她的丈夫顧順章已經在鎮江遭到了槍決。
顧順章在國民黨特務當中的名氣很大，人們傳說他不僅精通易容、魔術，而且還會催眠術和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用鐵鏈穿在顧順章的琵琶骨上，以鎮其“邪術”。
顧利群：“他在鎮江被國民黨槍殺掉，司機把車子開到那裏的，顧順章知道，今天是已經完了，他仍舊很冷靜。他在鎮江反省院事先做好準備了。他把紙條塞到了帽子裏頭，臨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給司機，他講我感謝你好像，把我帽子送給你。你把帽子檢查一下，好不好戴。大概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後來司機不知道通過什麽渠道，就把這個紙條送給我母親了。”
1936年秋天，張永琴在被關押了22個月之後獲得了釋放。她的家裏被特務機關抄走了許多東西，對方陪了幾百元錢，張永琴用來安葬了顧順章。
張永琴：“他死在鎮江，我（把他）葬在鎮江。本來想遷回吳淞的，沒有力量。”
顧利群：“我母親很善良的，她跟長庚講，你到吳淞去，把那個大墓裏頭你姐姐的棺木取出來，跟你姐夫合葬吧。所以那個墓裏不但有我父親，還有我的生母張杏華。一直在鎮江。”
抗戰暴發之後，張永琴和顧順章的親生女兒顧濟群死於疾病。張永琴後來改名叫做張萍，她將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和侄兒顧益群撫養長大。在文革當中，張永琴受到顧順章問題的株連，遭到了迫害，在文革之後她獲得平反。
顧利群在少女時代便改姓張，在1949年之後，她一直以孤兒自稱，不曾透露父親的身份，平安地渡過了曆次運動。
張永琴：“我和顧順章的結合，是一樁錯誤的結合。我是一個小市民，不認不得他，我高攀不上。為什麽弄一個錯誤的結合。跟你講，陰差陽錯。顧順章笨蛋，不聰明。小聰明，在大的方麵政治修養基礎太差，聰明反被簡明誤。”
顧利群說，繼續張永琴過去經常和她一起談起顧順章曲折的經曆，她們都覺得，顧順章早年投身地下黨鬥爭，對於共產黨的事業有過貢獻。可惜的是，他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為中共黨史上“最具破壞力、最具危險性的頭號叛徒”。對於父親顧順章的一生，顧利群自己很難評價，隻是想起“愛棠村事件”當中的無辜生命，她常常夜不能寐。
顧利群：“雖然外麵眾說紛紜，但是我怎麽樣說呢。我對我親生父親，我覺得他本事很大，為地下黨做了許多工作。但是我對那些莫名其妙株連的九個親屬呢，我心裏一直是有一種憤懣，有一種不平的感覺。他們又沒有出賣過革命，應該為這個無辜的受牽連的幾個人昭雪平反，可是沒有。他們從來沒有提起，完全消失掉了。也沒有人再談起當年那些很悲慘的場麵。”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