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遺作：漫長的革命
作者：埃德加.斯諾 著
伍協力 譯
文章來源：
漫長的革命
埃德加.斯諾 著
伍協力 譯
我把這本書獻給
如此充分地幫助了我丈夫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和護士們
並獻給
使這種愛護和關懷成為可能的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
洛伊斯.惠勒.斯諾
2008年12月
目 錄
譯者的話
第一部 一個不同的國家？ 3
（一）天安門上的會見 3
（二）周總理的一個暗示 5
（三）文化革命的實質 10
（四）普通公民王某 17
第二部 醫療和人口控製 23
（五）針刺流產 23
（六）什麽是針刺？ 26
（七）性和人口控製 31
（八）一些特殊情況 38
（九）“把重點放到農村去” 41
第三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47
（一○）崇拜的降溫 47
（一一）文化 52
（一二）通過宣傳搞陰謀 58
（一三）公開的戰爭 64
第四部 軍隊、黨和人民 70
（一四）一種軍隊專政？ 70
（一五）“為人民服務” 75
（一六）作為建設者的軍隊 78
（一七）艾麗斯在南泥灣 83
（一八）軍隊和人民 92
第五部 人民公社 98
（一九）開端 98
（二○）令人激動的旅行 99
（二一）富人和窮人 103
（二二）後顧前瞻 104
第六部 與總理一夕之談 108
（二三）周恩來與敞開的門 108
第七部 同主席共進早餐 117
（二四）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 117
第八部 尼克鬆要去紫禁城 125
（二五）實力地位 125
附錄：
一、山南海北 134
二、1964年同周恩來的談話 162
三、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 173
四、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諾采訪毛澤東紀要 189
五、在斯諾最後的日子裏 287
譯者的話
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他當過《芝加哥論壇報》、《紐約太陽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記者，到過中國、緬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後來擔任《星期六晚郵報》的副主筆，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亞洲和歐洲重大事件的采訪和報道。他一生寫過十一本書，很多是與中國有關的，如《西行漫記》、《走向起點的旅行》、《今日的紅色中國：大河彼岸》和《漫長的革命》等。
斯諾曾在中國居住過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來到中國。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間，曾在燕京大學擔任教職。1936年他訪問了我國陝北革命根據地。回到北京後，他寫了《西行漫記》一書，向美國和全世界人民介紹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鬥爭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又於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訪問我國，寫了許多介紹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諾病逝後，斯諾夫人遵照他的遺囑，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來中國安葬，於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儀式。廖承誌同誌在安葬儀式的講話中說：“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無論是在中國革命艱苦的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幾十年如一日，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漫長的革命》一書所報道的，主要是斯諾於1970年來我國訪問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接見他時的談話，以及他在各地訪問時看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變化；同時他對一些問題也談了自己的看法。這本書是斯諾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為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沒有能夠繼續寫下去。但誠如斯諾夫人所說，“在這部書裏，有著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新關係的種子。如果我們加以培育，它們就會發芽滋長。”
我們最初據鬆岡洋子的日文譯本譯出，後來又根據英文原著（美國蘭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訂一遍。全書八章二十五節，附錄四篇。除一些對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需要的注釋以外及附錄第三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和第四篇（“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未譯外，其餘均照原文譯出，僅個別地方作了一些刪節。原書附有銅版照片數十幅，也已略去。
譯者
1975年3月
第一部 一個不同的國家？
（一）天安門上的會見
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轉過身來，看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很快就領著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邊去了，在那裏，我們就在占人類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當眾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但這是什麽事情呢？
在下麵能容納五十萬人的大廣場上，一個大橫幅上寫著毛澤東1970年5月20日聲明中的一句話，相隔一條街也可以看清楚橫幅上寫的字。那是宣告中國堅決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反對朗諾的政變和反對朗諾的美國盟友，堅決支持剛剛建立起來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聯盟。為了強調這一點，西哈努克親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邊。親王麵帶笑容（他是喜歡笑的），對我的妻子所說的“反對入侵柬埔寨的美國人，不止我們兩個”這一句話，他熱情地回答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
毛的號召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國的宣傳用語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幫凶。
後來，在主席七十七歲壽辰那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把我說成是“美國友好人士”。那天，這家報紙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裏登了這樣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毛主席總是注意把各國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區分開來。如果需要一個象征來說明這一點的話，我是樂於作為這個象征的：就是說，代表著許多反對武裝侵略和毀壞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美國人。美國的反戰者終於正在使李奇微將軍曾經預言為“悲劇性的大錯誤”停下來，我站在那裏是為了接受人們對美國反戰者的致敬嗎？是的，是那樣——但又不僅如此……
外國報紙造謠說毛主席一隻手已經癱瘓，因此藏在他衣袖裏，但是我卻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樣堅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見到他時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現在才知道，那時他正要作出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生中也許是最關鍵和最勇敢的決定。這個決定就是清除他的黨所選定的接班人、共產黨副主席和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以及黨內其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他們的一切走狗），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對象。
當我們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動的彩車開過去的時候，毛簡略地向我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組織得多好啊！人們穿著各種顏色和各種式樣的服裝，同工人和知識分子日常穿著相同的單調的衣服形成對照。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的人民都出場了，大約有四十七個少數民族。他們講二十多種不同的語言，占總人口（現在七億五千萬至八億之間）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節日的主題是生產和備戰：到處都有穿著藍色和灰色軍裝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頭上梳著辮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們就很少看到武器。
頌揚毛的著作、語錄和批示的標語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廠、文化事業和軍事生活中怎樣遵循他的教導的，這些標語牌一個勝似一個。最為壯觀的，是群山為隧道所貫通，由橋梁連接起來，一列模型火車在上麵疾駛而過，象征著鐵路係統最後一環的完成，這個鐵路係統現在把最遙遠的新疆同緊靠越南的南部邊疆連接起來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隨處可見，有的很大，再現了站在我身邊的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領袖和倡導者的形象。這第二次解放是為了使革命像原來那樣純潔，是為了讓空前廣泛的群眾參加到革命中來。
在我們麵前通過的遊行隊伍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很多人的眼裏迸出了熱淚，不僅青年人是這樣。
我不由得指著懷有崇拜心情的遊行隊伍問道：“對這些您覺得怎麽樣？您的印象如何？”
毛皺一下眉，搖搖頭，又說很好，但看來他不是十分滿意的。是怎樣不滿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們的談話被走過來的遊行隊伍打斷了。隻是幾星期後，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我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時，他才非常坦率地談到，個人崇拜是“討厭”的。我這才發現，在國慶節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萬的人用來為毛語錄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鮮花。他想的是重建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恢複在文化大變革期間所喪失的生產節奏，加速結束越南戰爭，以及擴大中國同外麵世界的接觸等問題。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鬆進行對話呢？
他問我，是不是美國現在有著各種各樣的反叛？他對美國的反戰運動印象很深——他在五.二○聲明中讚揚了美國的反戰運動——並想進一步了解一下美國反戰運動的政治意義。他說，我們不久會再次見麵的。
（二）周總理的一個暗示
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時間中，我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過。1960年，我終於能重來中國，1964年至1965年又來過，這一次是在1970年來的。我的當演員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從未去過中國，雖然中國方麵給她入境簽證，讓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過去幾次，美國國務院拒不“批準”申請去中國旅行的護照，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國家利益”。這一次，她不等華盛頓的“批準”就來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國的護照，隻是在我的出版人向華盛頓的高級官員施加了壓力以後才“批準”的。後來我的訪華報告當然也受到這些高級官員的忽視。但十年來我未能把我的報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滲透到高層決策部門中去（還有1963年約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所說的“同中國開始新關係”的可能性，未等實現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總統任內，反而陷我們於越南的叢林之中），這些情況我已在別的地方談過了。
現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邊，她是進入中國的極少數幾個美國婦女之一，她以她的一雙機靈而敏悟的棕色眼睛來彌補我的眼力之不足。我們於8月初到達北京，正是北京人稱之為“秋老虎熱”的時候——現在由於綠樹成蔭，附近地區又造了林，因此炎熱多少減輕了。
自從文化革命初期以來，幾乎沒有任何外國人獲準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國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遊覽的名勝古跡——長城、明陵、西山，甚至富麗堂皇的故宮博物院，已經不向參觀者開放了。當我和洛伊斯開始重遊這些舊地時，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國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們是對的——“最緊張的時期”將要過去了。
我們在兩所我很熟悉的大學度過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裏講過課，還有一所是附近的清華，著名的工科學校。在那裏，我們聽到了在文化鬥爭和大學大變革年代的第一手情況介紹，以及有關紅衛兵的故事和農村的醫院、一個機車廠、一個鋼鐵廠，並且聽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麵的情況，我們乘飛機到了西北地區的陝西省，從省會西安又來到了著名的遊擊戰時期的首府延安。然後西行至保安（即誌丹，我們是1945年以來第一批去那裏的外國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會見毛澤東的山區，那時他是一個被通緝的“赤匪”。我們參觀了一個由軍隊管理的國營農場和一所政治改革學校，在那裏的前西安市委書記帶我們看了他現在負責管理的豬欄。後來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幾場戲，在美味的宴會上同許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談話，然後又到了長城外的東北。在那裏參觀了更多的工廠，訪問了解放軍針刺醫生辦的聾啞學校和巨大的鞍山鋼鐵聯合企業——以後南下到廣州，參觀了出口商品交易會。接著又去東部沿海地區和產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長江下遊地區，訪問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離開中國以前的六個月，我一共訪問了十一個公社，這樣，我在過去十年中參觀過的人民公社就達三十三個——它們遍布中國各個地區。現在，農村到處都是一片綠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築得也更好，綠樹成蔭，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許下的花園國家的宏願了。我們所到之處，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們為多年來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驚訝。當然，那還是發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幾個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來總理歡迎我回到中國來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場。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們被邀請去觀看北朝鮮和中國乒乓球隊的比賽，但由於事前已約好要出席一個宴會，所以就辭謝了。我正在吃著烤鴨的時候，我的朋友姚偉（過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曆險）打來電話，簡單地說：“請你準備走一趟。”這意味著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見麵：我猜想也許是總理，果然如此。我們在乒乓球體育館——一座擁有一萬八千個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築——見到了他，他同八十多歲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愛的夫人、李先念總理和許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們到後不久，周總理就離座了，一會兒我被召到下麵的一間會客室去，他已在那裏等著我。七十二歲的周還是同過去一樣地機敏，他的頭發開始稍呈銀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襪和涼鞋。他向我親切問好，談到了我的旅行計劃，不久話題就轉到政治方麵。（工作人員不斷把場上的比分記錄給他送來，讓他好在比賽結束時出場。當比賽達到高潮時，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的客人走進球場，同隊員們握手表示祝賀，並一起照相。）
總理問了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我不曉得他是不是認為我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國在亞洲采取新的重大軍事行動的主動權”呢。他要我自己答複這個問題，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著第二個威脅——百萬蘇聯軍隊壓境。
我問道：“如果中國尋求和解，是同俄國談判的可能性大呢，還是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說：“我也一直在向自己問這個問題。”
這時，乒乓賽的比分顯示比賽快要結束了。總理說這個問題下一次會麵時再談吧。我們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場上去同勝者和負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總理會見的時間很短，當時他說，美國人曾提議重新開始中美談判，但中國對此不感興趣。在10月晚些時候，我提了若幹問題留交給他。11月5日，當我回到北京以後，他就在人民大會堂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廳，同我進行了四小時的會見和談話。和往常一樣，總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講——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談話，是關於中美可能在北京舉行會談。
至於中國的條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國撤出它在台灣的駐軍和艦隻。1960年毛主席隻同意我直接從我們的談話中引述幾句話，其中有：“我們希望維持世界和平。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認為，不應該把戰爭作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糾紛的手段。但是，不僅中國而且美國也有責任維持和平。”他還說：“台灣是中國的事情。我們堅持這一點。”
現在，周重複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對我講過的話：“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因此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周說：“美國對那個地區的武裝侵略是另一個問題，是國際問題，我們願意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
這時，周又講了一些情況。他想起尼克鬆總統於1969年就職時，曾宣稱他願意緩和緊張局勢，要跟中國談判。此外，【尼克鬆曾通知北京說，如果華沙不是一個合適的地點，那麽談判可以在中國舉行。北京曾回答說，這很好。尼克鬆可以親自來，或者派一位使者來討論台灣問題。
但是，尼克鬆沒答複。接著就發生了1970年3月對柬埔寨的入侵。中國因而得出結論，尼克鬆說話是不算數的。】
“談判的門還開著嗎？”我問道。
“門是開著的，但是要看美國是否認真對待台灣問題而定。”他補充說，其他一切問題，都是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枝節問題”。
這一段正式談話，到此結束。從其他的評論中，我明顯地感到，中國人把尼克鬆的“和平倡議”看作是一種策略。他們密切注視著的不僅是尼克鬆在東南亞的前進“防禦陣地”的行動，以及通過損害中國來開始同俄國進行交易的可能性。
總理談得很隨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記者訪問到哪裏結束，而當時不能公開發表的談話又是從哪裏開始。我把根據我的筆記寫成的一份很長的電訊稿提請校正。一個星期後，校正稿送回來了。正式的譯文刪去了上麵那些加著重點（加重號以【】代替——編者）的話。就在那個星期，葉海亞.汗總統從巴基斯坦來到中國。正如現在眾所周知的，他帶來了尼克鬆總統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訪問北京的問題，在此之前，授權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討論台灣問題”。
幾星期後，我從毛主席那裏獲悉，尼克鬆的使者可能即將前來。
我問自己，為什麽要讓我知道這類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當我秘密地進入和離開中國西北部的紅色根據地時，我獲得了這樣的消息，即蔣介石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已經同紅軍達成秘密的協議，決定同他們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那時我為什麽竟能獲得這樣的消息，總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文化革命的實質
我已經提到，毛主席全神貫注的是重建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的問題。為什麽要重建呢？這個簡短的問題說來話長，以後再談，不過在這裏先提出幾個為什麽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來，也許是有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中國共產黨暫時解體，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暫時解體的話。
在毛的領導下，廣泛的清洗開始於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時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由留存下來的原有成員加上“新血液”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來告訴我，原來的黨員那時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複組織生活。恢複了組織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許多人還在等待完成“鬥、批、改”這個贖罪的三階段以後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標之一，是“精簡行政機構”和“消除機構重疊”。在省會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機構的削減是夠劇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簡尤其嚴格。1971年初，周總理告訴我，舉例來說，現在隻有兩位副總理協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說，“過去，中央政府直屬部門有九十個。現在隻剩下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管理，在每一個革委會中都有黨的核心小組起領導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有六萬多人。現在大約有一萬多人。”
那些換下來的幹部到哪裏去了呢？在北京，換下來的幹部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稱為“五.七幹校”的農村中心去了，五.七幹校這個名稱是因毛澤東在1968年5月7發出的一項指示而得名的。在這種學校裏，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裏進行的自給性勞動結合起來的，這種勞動通常是在新開墾的土地上進行。“下放”到公社學校去，並不是為了懲罰，而據說被看作是黨內的繼續再教育。今後，除了最高級幹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經受思想檢查，作為一種例行的政治療法。
周說，“從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幹部，將到各個（省）地方去加強那裏的領導，有的已經去了。加強過去直屬中央政府各部而現在下放給地方管理的工礦和院校的領導，這方麵需要很多人。至於其他的人，有許多人已經超過六十歲了，他們準備領取離退休金退休。有些人決定同他們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會有工作。
這種地方分權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強各地區和地方的自給自足，不僅要在糧食方麵自給，而且也在要以發展農村電力為基礎的工業化方麵達到自給。正在繼續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把城市知識青年和新就業的成年人遷移到內地的縣城和公社去。僅上海一地，從1965年以來就遷出近一百萬人。遷移的人數，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許多紅衛兵學生在內，估計有好幾百萬人。
但是領導機構的這些改革，隻是全國大變革的一個方麵。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黨的思想無產階級化，此外是要推動無產階級為他們自己真正掌好權，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一種擺脫了封建的和資產階級傳統統治的新文化。
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才深謀遠慮地不惜去冒使黨遭受破壞的危險，這個黨是他耗費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來的。起初，毛的意圖隻是撤換“一小撮”人。但是，最後觸及到了許多資格老的高級領導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劉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事情為什麽會發生，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自1935年以來，毛一直是黨的實際領導人，而且自1943年以來，一直是黨的正式主席，1956年，劉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對他的“接班人”們所組成的很多黨組織的實際控製，也失去了對國家行政機構的實際控製。1965年，毛無法在北京的黨報上發表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發表這個文件的目的是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宣傳階段——他在1970年是這樣告訴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冊子的方式在上海發表。這個“重要文件”是批判吳晗寫的劇本《海瑞罷官》的一篇長文章，那個劇本對毛澤東1959年在廬山舉行的一次黨的全會上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職，進行影射攻擊。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和陸的副部長周揚，都是反對發表那個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劉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員會的同夥，一直以毛的名義來管理國家領導機構、工會、黨校、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幾百萬黨的幹部和官員。也許大多數幹部都認為自己是忠誠的毛主義者。看來，劉和同劉一樣思想的那些同夥隻是在理論上容忍對毛的崇拜，而在實際上則藐視毛澤東思想，特別在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更是這樣。他們把經濟看得比人重要；他們把物質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熱情放在第二位；他們隻抓生產，不抓階級鬥爭；他們隻靠“專家”來提高技術水平；他們以經濟統帥政治，來為技術服務；他們偏重城市而輕視農村。他們主張擴大國家信貸（以及國家債務），而不要“大躍進”，並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過艱苦的集體勞動來積累資金。
這些就是產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們於1970年12月的談話中，我問他：“你是在什麽時候終於決定劉必須下台的呢？”
他回答說，是1965年1月作出這個決定的。當時，他把一個即將開展的文化革命的綱領提交政治局。那個綱領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結果，這個運動首先在軍隊內進行，然後擴大到公社，後來在城市裏進展不快。社會主義教育綱領的第一條，明確地抨擊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求撤他們的職。現在，它成了新的運動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條。毛說：劉在會上拚命反對這第一條。
“那麽，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見到你時，就決定要發動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說，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罷官》以後，事情就很快地展開了。
在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經設立了一個文化革命小組，以北京市長、有勢力的北京市委書記和吳晗的庇護人彭真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1966年2月，彭真企圖包庇發表過對毛和毛主義進行影射攻擊文章的吳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圖把他們的作品隻作為“學術性”錯誤來批判，而不是作為政治錯誤來批判。彭真沒有跟小組的其他成員商量，也沒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顯地被擯棄了。
毛說，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製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略。1966年8月，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綱領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洗。
“劉少奇有沒有反對十六條的決定？”我問道。
毛說，他在全會上對這個決定的態度十分曖昧，但實際上是完全反對的。那時候，他（毛）已經貼出了他的大字報。劉陷於驚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嗎？劉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嗎？”
是的，那時候對黨的權力，對宣傳工作的權力，對各省和地方黨委的權力，甚至對北京市委的權力，毛都管不了了。這就是為什麽他曾經說（1965年1月對我說過），那時還談不上“個人崇拜”，但是卻很需要有“個人崇拜”。
毛開始率直地訴諸他個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為主要鬥爭武器，以重新獲得決定革命政權方針的全部權力。
他說，1970年，就沒有這種必要了，“崇拜”應當降溫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時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來鼓舞全國，當時毛已經寫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領導使革命的追隨者為奪取最後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現在必須始終“政治掛帥”──毛的教導；如果這個陷於危險的國家，要在美國帝國主義和（或）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雙重戰爭威脅下生存，那就容不得異端和黨的分裂。那就意味著要在“人民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它意味著要更加地方分權；鼓勵群眾的首創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農民學習，也使農民向城市人民學習；優先滿足占全國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農民的需要；通過勞動和農民自己的集體投資來積累資金；以及在軍隊這個“人民的大學校”的指導下，消滅一切殘餘的資產階級影響。
一句話，毛要求無產階級政權的接班人重溫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經驗，以得到必然的結論。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產生一個新階級，即掌握官僚政治權力的特權階層，脫離勞動和脫離人民的官僚階層。還有一個與此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劉提出的要在中蘇僵局中尋求妥協——據毛主席對我說，劉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國轟炸緊靠中國邊境的越南，使中國受到入侵的威脅。劉要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去參加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目的是要恢複中蘇同盟。毛堅決拒絕被拉進一種從屬的和可能被出賣的地位。相反，他堅持在防禦性的人民戰爭基礎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態——與此同時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從中國對付外國侵略威脅的傳統戰略背景來看，毛的路線似乎是極端非正統的。“以夷製夷”，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基本原則，可與羅馬及其後繼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則相比擬。那些被傳統束縛住的中國人以及通曉中國曆史的西方“北京學家”，都說毛是發瘋了。看來這豈不是一個弱國在奉行一種使它的敵人聯合起來、從而招致“兩線作戰”的政策嗎？這豈不是要發動一場“使它們兩家都遭難”的國際宣傳攻勢嗎？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幹什麽。更大的威脅不在國外而在國內。當時同隨便哪一個超級大國妥協，隻能導致國內的分裂。一個堅決維護獨立和團結的中國是能夠經得起任何風暴的。一個被企圖從同俄國同盟中撈取好處的派別弄得內部分裂的中國，是站不住腳的。
在許多次要問題和具體政策上還存在著矛盾，但上麵提到的兩個問題是基本的。現在人們說，毛和劉從1921年成為共產黨員後，一開始就代表了“兩條路線”。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慣用的話來說，在他們兩人在黨內同樣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裏，這也是一個“非對抗性矛盾（逐步）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例子。是個人權力之爭嗎？主觀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在影響著偉大的中國革命命運的方法和目標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的鬥爭——當然，也包括個人崇拜的作用在內。
關於1966年8月作出決定以後發生的事情，已經寫得很多了，如：黨委以及共青團和工會等黨的外圍組織的解體，學校的停課（許多學校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停課了），放手讓數百萬非黨青年成立紅衛兵組織和從事於打倒黨內的特權階層，讓新領導者自由地進行奪權鬥爭，最後是軍隊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經以這樣一些目標深入人心：加速消滅城鄉差別；使工人、農民、士兵、幹部、技術人員和專家的物質和文化水準以及在物質和文化方麵享有的機會更接近平衡；在每個人的教育和生活經曆中，把車間生產勞動和課堂教學結合起來；粉碎一切資產階級思想；使學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勞動實踐和課堂上的理論結合起來，以使高等教育無產階級化；把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帶到農村群眾中去；訓練每一個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軍隊學習；造就屬於同一個階級的、多麵發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們被為國內外人民服務的理想所鼓舞，蔑視個人財富，具有麵向於使人類最終從饑餓、貪婪、無知、戰爭和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世界觀”。
就是這些？是的，但還有別的。在解釋文化革命過去是怎麽回事，現在又是怎麽回事時，我隻是就大意轉述了我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話，這些人不僅有官員和毛主義積極分子，還有受過毛思想“鍛煉”的那些人。
噯，但道路是漫長而艱難的，而且必須分階段走。今後還會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說的，飯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須吃完一口以後才去吃第二口。
同時，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勝利以後的兩年，非黨群眾——絕大多數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四）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們在街上遇見的普通人，1965年以來，他頭上既沒有長角，也沒有一圈光輪。在一家工廠的幼兒園裏，一些幼小的孩子給我唱了《毛主席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的歌兒，這個幼兒園設有自己的防空洞——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熱愛毛，看來沒有什麽理由去懷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說的不是真心話。可是，除了每個人都佩帶毛的像章外，公民們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見到的人，幾乎沒有什麽兩樣。
人們的衣著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藍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褲子，冬天則穿上棉衣褲，也有許多穿著陸軍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軍淡藍色衣服的人摻雜間。除了紅星帽和紅領章外，軍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來的。許多婦女在家裏穿色彩鮮豔和較好的衣服，幾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兩套絲綢或毛料衣服，準備在節日穿，但是現在街上看到的服裝式樣是無產階級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說，“你就能看到更多的變化了。看那邊的那些婦女，她們都披上了新式的頭巾，色彩更鮮豔了。這意味著一個馳緩的時期正在到來。”當我應邀去一個中國專業人員家裏作客時，我注意到他們的妻子正在仔細打量攤在桌上的幾段華麗的鮮花織物。她們正在專心看一本時裝書——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裏，知識分子和農民或工人現在更難區分了。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一些架子，並且小心翼翼地在群眾中培養他們的謙卑作風。由於幾乎全部兒童現在都上了學，在五年裏已經造就了更多識字的人。在中國的城市裏，已經很難找到五十歲以下的“瞎子”（中國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舉止上，人們顯得更加而莊重，彼此見麵時很有禮貌，具有一種沒有等級的新觀念。在新建的工廠裏，我發現現在的工人幾乎都是中學（高中）畢業生。
二十多年來的植樹造林，美化了城市和農村，對大地的全麵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舊貌煥然一新；看起來像新洗刷過似的。中國顯然從未這樣富裕過，但不是在私人財富方麵。
王某現在吃得很好，身體很健康，衣著合身，每周六個工作日都用在勞動、參加毛（學習）班和研究生產技術方麵。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時候是其他日子；為了減輕擁擠，休息日是錯開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遊泳池或江河湖海去遊泳——遊泳在中國仍是一項新運動。在冬天，他可能參加在農村地區進行的行軍活動。他也可能自願去挖地道和造磚修建防空洞——同一位醫生或一位教師一起勞動。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樣，屬於一個集體。在城市裏，他遵守執行黨的路線的居民委員會的紀律，居民委員會負責兒童的照管、衛生和汙染控製、調解糾紛、福利、保健以及對老年人和殘廢者的照料。在公社裏，這類工作是由村或生產隊分擔的。
我們沒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內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麽煩惱的話，那顯然不是食品價格上漲、醫藥費用或稅款增加。十多年來，物價一直是穩定或下降的，沒有通貨膨脹或黑市。王某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國家的歲入，來自國營市場物價管製形式下所包含的剩餘勞動價值，這種管製把消費控製在計劃供應的必需品的範圍之內。王某的生活並不富裕，但他沒有向銀行抵押借款或負債，也不必擔心折磨過他父母的饑餓和貧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園、運動場、博物館，參加演講會、音樂會，收聽廣播，看電視和看戲，所有這些收費很少或完全不收費。1970年，他選購的書籍隻限於教科書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長波收音機，或者可以買來零件，裝配一架短波收音機，但是要有電視機是很不容易的。電視機相對地比國外要貴，而且通常是由一個團體或機關集體所有的。全部節目的政治宣傳色彩很濃，演戲也是如此。戲票和體育比賽的入場券需求量很大，實際上（雖然有少數票子是門售的）隻有通過自己的單位才能弄到。電影院很多，票價也便宜，但影片品種不多。
我們這位朋友所讀到的牆報，上麵登著毛的指示或教導；報紙通常貼在布告板上，供人閱覽，但刊登的隻是有關黨的路線的新聞。外國消息很少，而且都經過了仔細的選擇；人們讀不到能夠推翻下麵這樣一種觀點的東西；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麵仍然落後，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確的。另一方麵，王先生也不會為這樣的消息而感到煩惱；暗殺事件，市場投機，色情文學，種族騷亂，離婚醜聞，販毒集團，謀財害命，賣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對富人的妒忌。富人現在已經沒有了。貪汙的官員、盜賊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雖然階級敵人依然存在，但他們大都要由國外的罪惡活動負責。
一句話，正如一個聰明人對我說的那樣，中國是一個真正的道德的淵藪。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過去相同的以外，並沒有多少新的變化。工資方麵，除低工資職工和中等工資職工的工資略有增加，高工資職工的工資稍有降低外，也沒有多大改變。例如，高級軍官最近自願降低工資百分之三十，這是我在杭州遇見的一位將軍這樣告訴我的。高級官員也是這樣。（據說毛澤東把對他的津貼削減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廠中，學徒級以上工資的幅度是從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幣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齡、級別和經驗而定，但是少數高級專家的工資可能和一個少將的工資相同，約一百美元。一個高級幹部或陸軍上將每月約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沒有家屬要贍養，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給國家。農民的收入差別很大，現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資少得多，但是實物收入和副業收益，卻使公社社員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於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訪問過的十二個大城市以及許多城鎮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費必需品的售價比1965年稍低，但質量有了改進。可以舉出幾個實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計，折算為美元的售價是：到貨旺、品種多的當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馬鈴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豬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點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魚的中國人是比較少的；現在，魚類到處有售，甚至在內地也買得到，半公斤售價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誇脫賣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飲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紅的）每瓶五十美分；杜鬆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雞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應外國人的商店裏，可以略高價格買到特製食品，如上好的黑魚子醬，每磅售價為2.5美元。
街上的飲食店供應花卷、醬菜、香腸和湯的簡單飯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廠食堂裏，飽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數中國人穿的是布底鞋，每雙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雙六美元至十美元；膠鞋每雙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襯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現成的幼兒服裝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頂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種類的皮或布做裏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纖上裝和褲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糧食製品、食油和棉織品仍然定量供應。各人的定量根據工種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間，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應豐富，這就很夠了。中國是世界上生產棉布最多的國家，棉布是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匯收入的一個大項目。所以在中國國內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嬰孩在內，每人大約十八英尺。合成纖維和毛織品是隨便購買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過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費品都是隨便購買的。
私人汽車已經沒有了，但是城市內和城市的間的公共汽車的服務已經有了改進——雖然公共汽車仍然很擁擠。中國的火車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車之一。交通費很低。
我們街道上（或農村小道上）遇見的人，他家裏也許至少有一輛自行車，價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間。他的房租（保養費）每間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類型很多，但一般說來都有了改善。在農村，農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納稅。工廠工人的醫療費用是由他們的組織支付的，公社也是這樣。藥品的售價隻占西方國家售價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過組織免費供應的。
除了這一切以外，隻有對文化革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廠、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農村公社、在衛生機構、在各種文化活動以及在軍隊中引起的組織上政治上的變化，是特別深刻的。在青年中間，參加海、陸、空軍是他們真正最為向往的事業，但隻有很少的有誌於此者被選上。毛的年輕接班人中的一種新的精神麵貌——遵照“忘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教導——可以在醫療衛生工作從城市推廣到農村這一點上，最顯著地看出來。
第二部 醫療和人口控製
（五）針刺流產
我們在一間小病房裏觀看針刺的一種新用途。我們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帶到這裏來的。一位麵帶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產手術。她是一個工廠工人，二十八歲，沒有用藥物麻醉，隻在她耳輪上紮了兩根針，但她並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國畢業的第一個中國婦科女醫生，後來在芝加哥當實習醫生。林大夫是中國現代醫務工作的一個先驅，五十年來一直在培育婦產科醫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這個問題上，有時要和她的朋友周恩來發生爭論。她的英語講得很流利動聽。但是她為她講的英語表示歉意，說它“已經生鏽了”。
“我開頭是個兒科醫生，”她說，“但是我不忍看到嬰兒死亡。因此我轉而從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歲了，已經過了退休年齡，但仍然精力充沛，身體雖然纖弱但性格很堅強。她是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積極分子和一所醫學院的教師，每天在前北京協和醫院內她所在的部門工作四小時到六小時。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而建立的協和醫學院，曾經是中國最先進的醫院和醫科學校。文化革命期間，它改稱反帝醫院。現在叫首都醫院。這所醫院的醫生、護士和職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婦女。在婦產科，婦女占到百分之九十。醫學院的學生則男女大致相等。
當病人允許我把手術進行情況拍攝下來時，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懷孕已十個星期了。同第八號擴張器相連的一根小小不鏽鋼管，通過皮管與一個容器相連，再通向一架電動壓縮空氣泵。相當於一個自行車打氣筒的拉力所產生的反壓力，就足夠用來進行真空吸引了。在農村地區，可以用腳踏產生的動力來開動這種器械。現在，一直到農村公社的衛生院一級，都普遍使用這種流產方法。
林大夫解釋說：“這種方法簡便，實際上無痛苦，不會出血，也沒有嚴重的副作用。”
在手術進行時，我從病人那裏得知，她已有兩個孩子，不想再要了。人們受到勸告，生兩個或三個孩子。城市地區的結婚適當年齡，女的是二十六歲，男的是二十八歲。越晚越好。這種“勸告”和“適齡”還遠遠沒有普遍執行，但社會上，特別是城市社會，現在對違反的事情是要皺眉頭的。不過，在文化革命中，無數年齡較輕的人結了婚，農村裏的人常常在二十歲到二十五歲就結婚，也沒有像外國傳說的那樣，遭到什麽“懲罰”或強迫分離。
“你感到痛嗎？”我用中國話問道。病人笑笑，搖搖頭。她說，她運用了毛澤東思想。也許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鍾，她就從手術台上下來了。
我不十分相信，幾天以後就又來看另一次流產，是給一位二十九歲的青年婦女做的。她在一家電器製造廠做工，已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她說，她已用子宮環避孕，但現在將改服避孕丸。這次也是用針刺來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樣愉快，好像什麽也沒有感覺到，直到有人告訴她手術已經完畢，她才覺得很驚奇。她坐了起來，又談了一會。
她說：“我現在可以有兩個星期的休假，工資照發，不過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廠工作。我覺得身體很好。廠裏需要我，我們都應該幫助來提前完成定額。”林大夫囑咐她躺一兩小時，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流產是免費的，隻要做母親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屬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試驗是從1964年開始的。之後，中國試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來越代替了子宮內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這種避孕丸是在月經來後的第五天開始服用。所有的醫療組織、巡回醫療隊、部隊和公社的醫療隊，都宣傳節製生育，並分發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產還趕不上需求。
顯然，在中國是不鼓勵用流產來代替種種避孕措施的。對已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孩子而又沒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親來說，流產通常是一種最後的手段。由於中國沒有私生子這種事情（父母應共同負責養育子女），流產並不是未婚婦女避免盡母職的正當手段。也有極少數每一次懷孕婦女要求流產，但一般都加以勸阻，除非懷孕危及母體的健康。
林大夫告訴我，用針刺麻醉來施行流產手術的試驗，開始於1968年，現在已廣泛使用。針刺也用於分娩。（在中國，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順產，遇難產時才使用針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這一方法雖然已證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專業麻醉師很少的農村地區，這種方法尤為重要。使我感到懊惱的是，反帝醫院革命委員會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況的照片或文章發表出去。若幹天後，周恩來總理問起我參觀的情況。他說，關於這種使用針刺的新聞報道，擱在他的辦公桌上等待批準，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了。他說，現在他感到滿意了，因此親自批準發表我參觀醫院的報道。我不能想像尼克鬆總統或柯西金總理會找時間來管這樣瑣細的事情。一個人怎能找到這種時間呢？周至少是一人頂了好幾個人的工作。
（六）什麽是針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國時，對針灸從來沒有認真地嚐試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數外國人一樣，以為憑經驗的中國醫學大都是江湖醫術。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國觀光，發現中國醫學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聽說1958年以後，所有西醫都應至少以六個月的時間來學習傳統醫學，中國的醫學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曆史，包括成千上萬的卷籍、處方和各種疾病及其治療的詳細記載。
關於針刺，我同中國醫生和外國醫生談過多次，但是我發現，關於針刺的最好的簡要說明，仍是美國公共衛生署的一位高級外科醫生威廉．Y．陳醫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報告，我以前也曾引用過他的話。陳醫生在全麵調查過程中，根據他個人關於中國方麵的知識，根據對最近訪問過中國的外國醫生的資料的研究，並根據對中國的專門醫學雜誌（“較重要”的二十五種）上的研究報告所作的分析，對針刺提出了這樣的評論：
中國的傳統醫學是一種憑經驗的醫術，有四千年的實際經驗作基礎。
它對健康和疾病的簡單概念，是身體機能上陰（反）和陽（正）兩種力量的調和或不調和。在解剖學和生理學方麵，中國的傳統醫學實際上沒有作出什麽貢獻；但有關草藥、藥物以及記錄了各種疾病觀察所得經驗的醫學論文等大量卷籍，卻是寶貴的。使用這些藥物和針灸、推拿、氣功等療法的效果，確實有其實驗價值。
針刺，包括熱針和冷針刺入身體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針可細可粗，可短可長（從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當針刺進去，並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的組織或器官時，就引起生理上的反應，從而產生療效。
現在，針刺醫生需要學習消毒技術，基礎解剖學和相當於“中級醫生”必修的各門科學課程。他們全都隸屬於醫院，差不多所有醫院都有專門的針刺醫生。很多人都使用低電壓的電針。針刺治療有時同放射療法結合起來。
陳醫生繼續寫道：
假設：紮針所產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經傳到了大腦皮層，並在大腦裏麵對病理的刺激起抑製作用。這樣的一種解釋，同巴浦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似乎是協調一致的。
針刺實際上已廣泛應用於各種疾病，從諸如闌尾炎那樣的外科症狀以至像糖尿病那樣的慢性症狀。據信，它對神經係統的疾病或由神經引起的疾病，療效最好。在治療臉部麻痹、關節和濕疹方麵，據報告也有良好的療效。一位俄國醫生聲稱，使他長期受苦的關節炎，針刺之後已大有好轉。1958年，一位去中國研究針刺的印度醫生，最初對針刺的價值有一定的懷疑。但是，後來他認為，中西醫結合已得到顯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竇炎，也用針刺治好了。（“醫藥與衛生”，《中國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醫院裏，就遇見患闌尾炎、濕疹、風濕症、竇炎、結核病、偏頭痛、支氣管炎和各種神經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國的傳統方法治療。我在漢口見到一位病人，到醫院時已不省人事，經西醫診斷為急性闌尾炎。用中藥和針刺治療後，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國的草藥和針刺是並用的，草藥醫生往往也是針刺醫生。翻譯中國的傳統醫學術語是困難的，但其基礎就是陰陽這個“矛盾”的概念。人體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疾病由於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間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療就是恢複平衡和協調。這是通過使八個主要方麵，即陰陽、表裏、冷熱、虛實的緊張“對立”得到緩和而實現的。
在針刺的詳細入門書中，根據那些原理和它們之間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體繪成了圖解。在正常情況下，非對抗性的“矛盾”處於均衡狀態。當發生“不統一”（疾病）時，那就是一個器官或一組機能已疲勞過度，刺激過度，受了損傷，或受到別種擾亂。醫生的任務，就在於消除對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複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醫院（那時稱為北京協和醫院）參觀時，有人對我講，“疾病有內因也有外因”。講這話的是該院的副院長徐鴻圖（譯音）醫生。他說：“當然，大腦的高級神經係統影響到整個生理狀態。我們所說的‘怒發衝冠’會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損傷。一個病人來看病時訴說疼痛，西醫可能診斷為由高血壓所引起，但中醫卻可能用藥物和針刺來治療。
“西醫常常隻問症候和病曆。中醫卻把一個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內部緊張所支配的統一體。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況，他同父母的關係，他是否喜歡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況如何，有什麽個人的不滿，生活上有什麽不調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所有這些都要作為診斷的參考。”
“南方還是北方？這也有關係嗎？”
“有關係，對北方人是‘熱性’的藥物，南方人服了會引起‘涼性’反應。”
“我想，這類詢問也會問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當然，所有各種矛盾衝突都要加以研討。”
從這次和以後各次談話來看，似乎很清楚，中醫病理學家也有幾分是精神分析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了，針刺是常被用作衝擊療法的。在現代中國，由不能解決的緊張或憂慮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國狂熱的競爭製度下為多，我不知道。據上麵引述過他的話的陳醫生報告說，在這兩個國家裏，高血壓心髒病的發病率（不管它證明了什麽）大致相同（中國醫務界的消息說，中國現在肯定比美國少）。我沒有關於中國的神經衰弱症統計數字，但我在各地醫院和療養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產黨人正在企圖建立的那種製度的社會壓力所引起的內心緊張，顯然是很厲害的，而且又很少有發泄的地方，因此求教於中醫的人數量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醫生最後說：“共產黨人企圖使傳統醫學同現代科學的醫學相結合，從而創造一種中國的新醫學，這一雄心壯誌能否獲得成功隻有等時間來證明了。不管結果怎樣，它的發展是值得我們不斷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國小說家奧爾德斯.赫克斯利，是一個熱烈相信針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報道說：“現在國際針刺會議正在召開，”幾百名歐洲醫生正在試圖“把西方醫學的科學和技術同古老的中國針刺科學和技術結合起來。”他還說：
把一根針紮到膝蓋下腿部的表皮裏麵（或別的部位，針也可紮得很深；操作很熟練，是不至於出血的），竟然會影響到肝的功能，這顯然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機體裏，（中國人認為）有氣血在不斷地循環。……針使氣血的流動改變方向和正常化。
據中國針刺醫生的說法，在人的四肢、軀幹和頭部裏分布著以某種方式與各個器官相連的肉眼看不見的“經絡”。赫克斯承認這是“一個由經驗所證明的事實的問題。”他接著說：
在這些經絡上有特別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針紮進其中一個穴位，就會影響同這個穴位所在的經絡相連的器官的機能。熟練的針刺醫生紮了若幹選擇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氣血的正常循環，從而使病人恢複健康。
我們會又一次聳聳肩膀，說這沒有什麽道理。但是，隻要讀了最近召開的針刺會議的會報，我們就知道，實驗人員使用精密的電子測量儀器，已能探索出中國人所說的經絡的路線。當針紮進一個重要穴位時，就能錄下電流狀態的較大變化。（倫敦《觀察家報》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說：“在中國古老的治療方法很有效驗”的那些病理症狀中，有“各種令人不快的精神狀態，例如，某幾種的抑鬱和憂慮，據推測它們同器官的受到擾亂有關，隻要氣血一恢複正常循環，這些症狀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學家的病榻上躺了幾年也得不到的療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針紮兩三下卻可能得到。”
想到中國的醫學文獻對於細菌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流行病學、內分泌學、性病學等基礎科學，嚴格說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知識，對於消毒也隻有樸素的概念，因此，人們對針和草藥療效的熱忱或許也有其限度的。在預防天花、斑疹傷寒、結核病、鼠疫、痢疾、霍亂、破傷風、黑熱病、瘧疾、絲蟲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麵，中醫學說實際上是無效的。甚至在1971年讓一個外行人去判斷，中國的那些可能仍在繼續反對中西醫結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幾分理由，也許仍然為時過早。
在我看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醫院裏遇到的一些醫生對於傳統的治療方法所得到的威信，還是感到不安的。許多醫生至少對強迫學習中醫這一點，一定很惱火，正像要所有的西醫學習接骨術那樣。在文化革命對西醫人員的影響中，除去更強調深入農村地區服務外，就是他們對於群眾認為什麽好、什麽不好的意見也采取了更加謙虛的態度。針刺的效果及其在應用中發展起來的新技術，到了七十年代，已經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歡迎，它的療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們討論把這種新的麻醉方法應用於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術，甚至應用於切開心髒的手術時，林巧稚大夫說，“現在還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學理論來說明針刺。”她最後說，“我國成千上萬的科學家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期望早日得到一個‘突破’”。
（七）性和人口控製
到一所醫院的一個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衛生保健工作中的一個巨大變化：節製生育的一切實用方法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員在使嬰兒出生方麵花的時間要比不讓嬰兒出生方麵多得多，例如她們要製止子宮癌的發生，要從事接生，要參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全國性計劃。
概括地說，現在是遵循毛澤東為醫務衛生工作人員規定的四項指導原則來行事的：第一，預防為主；第二，滿足工農兵的需要；第三，把農村和城市的公共衛生措施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第四，團結中西醫。
“預防為主”遠不僅是指計劃生育而言，但現在計劃生育是一個極其基本的問題，因此在報道“預防為主”的其他方麵以前，需要進一步討論它。
中國的避孕丸效果怎樣？據林大夫和其他專家說，他們的那種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沒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記服藥（有意或無意）的人“依然很多”。與此同時，現在正在加緊研究一種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說：自1969年以來，就在全國各地試驗使用這種避孕丸了。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參加一項節製生育的試驗計劃，其中包括醫務人員、工人及其家屬。
中國同世界各國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經的陰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觸。林大夫說：“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稱它為計劃生育戰鬥組——也在研究藥效較長的口服避孕藥。我們正在試驗三個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現在我們深信，我們能夠試製出一種有效期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劑。”用中國草藥作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藥也在繼續試驗中。（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想出用針刺來避孕的方法！）男子絕育（有了兩個孩子以後）是提倡的，自由的，但並不普遍。
避孕藥的應用已推廣到了什麽程度？在我訪問過的各省內，據說避孕丸到處都在應用，甚至在陝西省內地也是這樣。但林大夫說，還是供不應求。在中國，屬於生育年齡的婦女大致有七、八千萬，這意味著每年需生產約一百七十億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藥可以幫助彌補目前這種避孕丸的供應不足。
中國還需要大量的預防各種傳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現在已成為這方麵的最大生產者。北京的一家“超現代化的”藥廠（曾去參觀過這家藥廠的荷蘭醫生J.A.德哈斯對我說，它比歐洲的任何一家藥廠都大）每年生產疫苗八千萬單位。我的老朋友、美國出生的馬海德醫生告訴我，他在中國其他地區，曾看到有這樣生產能力的藥廠在十二家以上。
有關方麵正式告訴我，北京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屬於生育年齡的婦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務避孕丸，在周圍十個縣的農村公社，現在約有百分之四十的適齡婦女服用避孕丸。
關於全國人口增長的統計數字已有十多年沒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數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長率，官方宣稱是百分之一點六；在上海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別人告訴我那裏的人口增長率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長率據一位官員估計為百分之三。
無論如何，人口增長率還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興。我同他談起一般的進展情況時，我說我高興地發現這些日子裏避孕藥的使用更加廣泛了。“現在，至少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他說。我受騙了。在農村，如果一個婦女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她想有個男孩。如果第二個孩子仍是女孩，她還想再生個男孩。如果生了第三個，還是個女孩，她仍想再生個男孩。很快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那時她已經四十五歲了，所以就隻好這樣算了！
“不錯，但是現在反對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說，年輕人不反對節製生育……？”
毛說，他們仍然重男輕女。他想美國的情況大概也是一樣。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但是改變固執的思想是需要時間的。
毛對“沒有兒子”的家庭的節製生育表示懷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陳永貴的第一次會見，陳是山西省山區一個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隊負責人，曾被廣為宣傳過。陳帶領了三百六十名社員（一百七十八人是強壯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勞地開辟出新的土地。他們築起許多裏長的石頭渠道，引來了灌溉用水，他們開辟了果園，他們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頑強的大自然開戰，終於取得了勝利。在十年之內，他們把糧食的畝產量增加到三噸，這對那個窮山惡水的地方來說是一個新紀錄。陳是一個天生的領導人，精力充沛，富於才智，完全是社會發展農民本色。我問他公社裏的“計劃生育”情況。他似乎不熟悉這個術語，我說，我是指“節製生育”。
“哦，這個”，他咧著嘴笑了。“不，我們不需要這個。我們需要強壯的勞動者。”
我問這位農民，1964年他這個大隊登記了多少出生的嬰兒？他立即回答說：“八個。”再問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說：“我們沒有人死亡。”甚至連一個曾祖父也沒有嗎？他搔搔頭。他記起有一個年老地主已經不在了。他補充說：“如果你把這叫作死的話。他已經好多年不是身強體壯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歲的男女農民，他們（現在可有點不好意思了）承認有五、六個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幾個通常又都是女孩，這是極其普遍的事。為了養大一個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個或更多的孩子，這種舊的宿命論觀點也是很難破除的。（我遇見過許多年紀大的人，他們的經曆就是如此。）農家的老大爺和老大娘，出於舊習慣，還在繼續推動他們的年輕後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總理告訴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時人口增長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現在我問他關於這方麵的情況時，他說，到1966年，全國人口增長率確實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補充說，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間，許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長率又急劇上升。許多人的早婚，助長了出生率的提高。隨著紀律的恢複，越軌的時期已成過去。由於簡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廣泛的使用，總理認為人口增長率又在下降了。
外國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國人也一樣！），避孕丸對很普遍的嚴格對待性關係的態度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在解放前的中國，一個未婚婦女不管怎樣清白，要是被人看見單獨和一個男人在一個地方漫步，是會喪失她的結婚資格的（或者會被人扔石頭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擾）。同時，窮苦人家則把女孩子賣給人家作妾、當妓女或為奴。所有這些都已消失了，供單身漢或還不滿足的已婚男子尋歡取樂的從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誘婦女是嚴重事件，強奸則是嚴重罪行。
男女同學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許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關係。有一兩次成對騎著自行車外出遊玩，就足夠證實這對男女已有婚約了。毀約會召來社會的輕視，尤其對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勞動時，甚至和一個男孩子坐在樹下同吃一頓便餐，也會引起這個女孩子的名譽受到損害，這些情況，是我在朋友家裏同一個十幾歲的以前紅衛兵幾小時談話中聽來的。
一對暗中已有“婚約”的男女會發生性愛關係嗎？一位醫生朋友回答說：“婚前發生關係的事例確實很少見。至於實際上的亂交，被認為是越軌行為，要受到社會的懲罰；屢教不改的，則要在監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為是少見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為比較起來，要多一些。”
中國人被問到這類問題時，容易受窘。但我的詢問已使人確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婦嬰保健處的一位副處長詢問婚前的禁欲情況——在這個國家裏，結婚的理想年齡，女的已推遲至二十六歲，男的是二十八歲。（在中國農村地區，建議的結婚年齡女的是二十三歲，男的是二十五歲。）我說，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普遍保持貞操，外國人是很難相信的。
她指出，現在婦女都有生產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樣的機會；在過去，一個女孩子二十歲還未結婚，是丟臉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為社會工作的理想的訓練，他們不是僅僅為了尋歡作樂而生活的。
“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而且這裏也沒有像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業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個得到了自由的婦女，難道不能有至少去結識一個她可能會選為結婚對象的男子的自由嗎？”
“這並不是那麽嚴格。男女雙方有了了解，並開始互相熟悉，這種機會是有的。我們不否認，有時會有婚前性行為，有時會發生懷孕的事情，雖然這是很少見的。在過去，這種婦女自己去流產，或想辦法流產，但現在，由於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產，那樣的事情就很少發生了。
“未婚母親去流產是極少的。以我國人口之多，這種流產人數這樣的少，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醫生對於頭胎要求流產，總是勸這個婦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親，而結婚又不是解決辦法——因為父親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個不良的匹配對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沒有人會堅持非把孩子生下來不可。就會采取流產手術。”
我和馬海德醫生的談話，也大體上證實了上述的觀察。這位醫生和他的美麗的中國妻子，已有一兒一女。就他的兒子來說，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個相愛過程中，他六年來“始終如一”，沒有和她發生過“肉體關係”。馬就是這樣想的。不管怎樣，他們最近在適當的年齡結了婚，接著馬海德夫婦很快就有了一個孫子了。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況，”每天要看幾十個病人的馬海德醫生說。“我不敢說避孕丸不會使事情起變化。這裏一切事物都在變。但在眼前，我們的青年人也許是世界上對性的態度最不隨便的了。”
總之，無論性關係今後是否會更加自由，免費使用避孕丸和流產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後（經過多年的計劃生育宣傳，打破了農民的保守主義和男尊女卑觀念）會導致人口增加率的進一步下降。但中國是個擁有廣大人口的平等社會，進步的好處必須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應提高也必須遍及廣大地區。
那麽，現在到底有多少中國人呢？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使外國人口學家的推測陷入迷途。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繼續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數字看作神聖不可侵犯，這些數字是以所謂中國的“第一次現代人口調查”為基礎的。那時公布的數是五億八千三百萬人；1957年的“人口抽樣調查”說有六億四千六百萬人。1960年，我會見的所有中國官員都用六億五千萬這一數字。隻有一個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長柯慶施說，“中國的人口有六億八千五百萬。”
五年以後，我問毛主席，他能否告訴我據說在前一年進行的“抽樣人口調查”的結果。他回答說，他實在不知道——有人說有六億八千萬到六億九千萬，但他不相信。哪能有這麽多！
“不可以單單根據定量供應的布票來得到一個接近的估計數字嗎？”我問道。
毛回答說，有時農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別是為了不去登記和避免被蔣介石抽壯丁，他們就隱瞞了生兒子。解放後，則傾向於多報人口而少報土地，並盡量少報收成而誇大災情。現在一生孩子馬上去申報，但要是誰死了，就可能幾個月都不提起。毫無疑問，出生率真的已經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後說，平均壽命已由大約三十歲增加到近五十歲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農村公社可能覺得這樣方便些，即為了繼續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應而不去申報死亡，並為了保留更多的糧食供家裏消費而盡量少報收獲量。他對過去和現在人口統計研究的懷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學家感到很為難，因為他們已經把中國的人口估計為八億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說的低數六億八千萬為底數，1965年1月以來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長率百分之二（根據周總理同我的談話，這估計可能偏低）計算，那麽今天的中國人口估計將達七億八千萬左右。1971年1月，我問總理，現在是否可以說中國人口已達到八億。周總理遲疑了一下，回答道：“不，還不到。”
在北京願意作出較明確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時包括台灣在內（約一千四百萬）的全國人口將超過八億，這種估計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從現在起年增長率隻有百分之一，這也意味著到公元2000年時將達到十億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話，從理論上來說，到那個時候將再增加二億五千萬。
現在糧食供應的餘額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總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獲成績：糧食總產量二億四千萬噸，另外有國家儲備糧四千萬噸。這個產量比1959－1962年“困難時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國的計劃工作人員將樂於看到人口增長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這是他們今後十年所要達到的目標，在此期間將繼續努力使全國的糧食節餘儲備迅速增加和工業生產不斷提高。
（八）一些特殊情況
毫無疑問，文化革命期間人口增長率的上升，不僅是由於紅衛兵及其浪漫行為的緣故，而且也是由於整個醫務界受到了一次劇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製工作陷於瓦解的緣故。大學關閉了將近三年，中學兩年，中級和大專醫科的學習都中斷了，教職員工星散，黨對醫院管理係統的領導也動搖或解體了，而1968年在軍隊的指導下，新的公共衛生組織的形成又很緩慢。
人們聽取任何官方的情況介紹時必須留神“受騙”，這些介紹大都忽視了革命變化期間為公共衛生工作中喪失的專業時間所付出的代價。像現在這樣的更加需要依靠針刺和傳統療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無數醫務工作者被派出“向農民學習”一段時間，去從事由別人來做將更加合適的勞動所引起的呢？不去提這個問題倒也很自然。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勝過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還不可能來下判斷。
先進科學的研究工作，顯然沒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擾亂，在核武器的研製之外，還有幾個方麵也取得了一些顯著的進展。1965年9月，中國的生化學家們成功地合成了胰島素，製出了生物學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質，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這項研究的國家。斷肢的治療繼續取得進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國在這方麵似乎已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斷指、斷趾、斷手、斷腳、斷臂和斷腿的再植技術，現在已予以廣泛傳授，在比較簡陋的農村醫院中也時常進行這種手術。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醫院裏，曾同工傷事故中斷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這隻手是被切斷兩個多小時後，從車間地板上拾起來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這隻手，功能已接近正常。這一次1970年，我在廣東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衛生院裏，遇見了一個施行過四個斷指再植手術的病人，他現在幾乎已經恢複使用那隻手了。
中國人取得的另一項技術成就，據說非西方所能比擬的，是對嚴重燒傷的治療。受到三度燒傷、燒傷麵積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複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親眼看到過這樣的一個病人，這個有點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詳細情節，在英國創傷外科學家洪若詩先生的報道中（《消滅一切害人蟲！》，倫敦，1969年，紐約，1970年。洪若詩，即喬舒亞.霍恩）有著使人印象深刻的記述，洪醫生於1969年歸國前曾在中國擔任教學和醫療工作長達十年以上。
問題自然就來了：中國工業中的工傷事故是否特別多。各地工廠給我的統計數字，看來並不過高，不過自1960年以來，這一項目的全國統計數字，像其他許多項目一樣，一直沒有公布過。在短暫的“百花齊放”的自由批評期間（1957年），對預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過許多責難。在我再次訪問的幾個工廠裏，隨著工廠的進一步現代化，安全條件已有了改進。把工廠勞動同從高小起的課堂教育結合起來，一個好處就是能教育每個人愛護機器和如何去使用它們。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時，我們訪問了一間是婦女的病房，她們正處於一種特殊類型癌症即絨毛膜上皮癌的恢複時期，這是生在子宮裏的一種癌。這種可怕的瘋長的細胞侵襲滋胚層，並迅速增長，轉移到肝髒。林大夫說：“這在過去被認為是不治之症。人們常說，‘如果你說治好了絨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絨毛膜上皮癌。’現在我們使用一種包括化學療法的混合療法。大約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經轉移，擴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宮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來為我們介紹她的同事，外科醫生戴玉華（譯音），戴本人就是用化學療法治愈了絨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宮沒有取去，後來還生了一個健康的嬰兒。當林大夫說明她之所以能夠複原一部分要歸功於信仰療法即對毛澤東的信仰時，戴醫生眼裏含著淚水。戴醫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的良好的意思嗎？全然不是。這個孩子這樣命名，是為了紀念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新黨章！（我後來在陝西遇見一個農婦，她的兩個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時我自然不再感到很驚奇了。不要叫我來解釋：那是中國——而且在進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誌願去農村做醫務工作，在長江以南湖南省的一個公社裏住過半年，最近才回來。她在那裏協助培訓助產士和“赤腳醫生”，這個稱呼是因為他們和其他農民一道下田勞動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醫務人員曾深入內地，在農村公社擔任醫務工作，並輔導這些年輕的“赤腳醫生”，使能擔任相當於經過訓練的護士一級的工作。他們的培訓（有些被送到縣或城市的醫院學習）費用，由他們所屬的生產隊或生產大隊支付，他們依然是公社的社員。
林大夫繼續說：“農民喜歡就地找赤腳醫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賴醫院。當然，這兩者我們都需要，但就小病而言，赤腳醫生是適合的。他們又是避孕丸和計劃生育教育的主要傳送人。”
（九）“把重點放到農村去”
換了個地方。現在我們是在北京的另一個綜合醫院。它有大約八百張病床，十三個科，二百五十一名西醫，九名中醫，二百五十四名護士，十一個病房。每天要接待門診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這所醫院原來是蘇聯人建造的，醫務和管理人員也是蘇聯人，當時稱為中蘇友誼醫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稱“反修醫院”，現在叫友誼醫院。
在參觀病房之前，我們在一張長桌旁坐下來，同座的有：北京衛生局革命委員會代表王康久；醫院軍宣隊的兩名負責人（即革委會領導人）；著名的兒科醫生，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煒遜，他以前是醫院的副院長，現在在一個外地公社的“貧下中農”生產大隊勞動（是請了短假到這裏來的）；另外還有十位醫務工作人員和革委會成員，其中有五位婦女。
在聽取革委會講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變化以前，回顧一下人民共和國在二十年前繼承下來的衛生問題之嚴重性是有益處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國公共衛生署威廉.Y.陳醫生向一次美國醫生組織的討論會提出的有文件證明的報告。
“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前……”他寫道，“醫療衛生組織尚在幼年時代，遠低於現代標準。貧窮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於“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有四百萬人，並有六千萬人需要“日常治療設施”。陳醫生對中國的需要所作的估計，表明了這個問題的廣度，他認為“最低標準”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個醫生，每一千人有五張醫院病床。
“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總人數（1949年），估計隻有一萬二千人；這個國家每年隻能向大約五百所醫院提供五百名醫科畢業生……。”醫院的病床總數是七萬一千張。
“因為在農村地區的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醫藥費，對這種悲劇的唯一及早解決辦法，據信是一種由國家（或社會）供應醫藥的製度。”早在1937年，中國的著名醫生們就持有這種主張了。而“縣保健中心製度的想法，則大都是受過美國訓練的醫生們所計劃、形成和實施的；他們中間許多人現在仍生活於中國，事實上構成了中國醫療衛生機構的骨幹。”
在頭十年中，符合西方條件的醫院病床和醫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這還遠低於陳醫生的“最低標準”，但他說，“衛生、保健教育和預防工作的改進方麵已有很大進展。……斑疹傷寒、回歸熱及其他必須‘通知’或‘報告’的傳染病，已經受到控製。在控製主要寄生蟲病方麵，也取得了很大進步。……幾百萬患瘧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療，其發病率顯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並且治好了三千六百萬鉤蟲病患者。
革命後七年就訪問人民共和國的英國醫生們，帶回了使“中國通”吃驚的報告，這是一個有關“對蒼蠅的成功控製、整潔的街道和家家戶戶非常清潔”的報告。利物浦熱帶醫學院院長布賴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衛生委員會的群眾工作和街道衛生描述為“對腸胃傳染病的預防有著深刻的影響”。對於任何一個了解過去中國農村肮髒情況的人來說，下麵引用的一節是特別引人注意的：
一種經常在進行的進一步控製（傳播血吸蟲病的釘螺）的方法，說明了已經達到的普遍協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夠以十分巨大的規模發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寶貴的肥料。幸而危險的血吸早卵在糞便中如果不與水是活不長的。因此隻要把糞便保藏好就不會傳染。由於高明的宣傳，糞便的這種必要的保存已成為一個經濟的和社會的事實了。現在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廁所，一隻手提的色彩鮮豔的桶。每天早上，把桶裏的東西倒在公用的陶製大容器裏，裝滿之後把容器密封，經過適當的時間使發生的氨起殺死蟲卵的作用，然後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於農田。家庭糞便的收集因為付給代價，所以是有保證的，根據年齡每人一天多少錢，按比例付給家庭。這個辦法也被用來控製漁民對河水的汙染，現在每條漁船都有收集糞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項收入來源。
感到驚異的不僅是中國通而已，我在1960年問過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麽，她喊道：“蒼蠅！我從沒有想到他們能把蒼蠅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傳染病，包括血吸蟲病和麻瘋，都已消滅、被控製或者減少。性病已在二十六個省裏（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製）絕跡（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膚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經撤銷了，馬海德醫生作為一個臨床醫生，也就能夠完全應該地半退休了。小兒麻痹症、麻疹、傷寒和斑疹傷寒，由於疫苗和衛生措施，已經得到預防。1969年，在反修醫院看病的大約九十萬病人中，隻發現兩個赤痢病例。當然，死亡的兩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現在，再回到前麵講過的北京衛生局的王康久醫生。他的職責及於整個北京市特別行政區，有大約六百萬人口，包括郊區十個縣、二百八十個人民公社。這裏共有十七個市級醫院和三十個區縣級醫院，病床總計二萬九千張，公社和工廠診所的病床未計在內。這個地區有醫科大學畢業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還有中醫二千人左右。
關於最近的“革命變化”，王康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事實：
“毛主席在1965年說過：‘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必須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人們已習慣於在指揮時把語錄當作政策一樣來背誦。）我們現在正在學習和運用毛主席思想。在過去三年中，我們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醫務衛生工作人員到農村去。我們還把六千名醫務衛生工作人員組成四百三十個巡回醫療隊，派到四川、雲南和內蒙古去。我們的醫生、護士和幹部輪流參加這一工作。
“這個地區有一萬三千名赤腳醫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齡二十歲。他們在衛生學校或醫院附設學校接受三個月的訓練（西醫和針刺相結合）後，回到公社在當地衛生院的輔導下工作一個時期。然後再回來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小病由他們在病人家裏或生產大隊的衛生所給以治療；比較嚴重的病號送到公社的衛生院。現在隻有疑難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醫院去。”
除訓練赤腳醫生外，所有的醫院還培訓隸屬於鄰近地區或工廠診療所的紅衛醫，並為人民解放軍培訓衛生員。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隊的衛生員，在市內的三百三十五處急救站“為人民服務”。反修醫院目前正在培訓四十一名這樣的青年，為期三個月。它還派出八名工作人員參加一支五十人的醫療隊，去幾內亞從事醫療工作。
“去年，這個醫院有九十六名醫務工作人員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我們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員經常分批到田間工作。巡回醫療隊的任務是：直接為群眾治病，提供預防性和醫療性服務，而以‘預防為主’；培訓當地的基本醫務人員；促進計劃生育；提高現有服務水平和公共衛生工作；把中西醫結合起來；與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和批判資產階級作風，以提高醫務工作人員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體所有製，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勞動人民繳納一部分）給社員提供健康保險。在城市，醫院同工廠和其他組織訂立勞保合同，費用由它們的福利基金提供，並由國家補助。勞動人民隻付夥食費（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費用則不需繳付。
我轉向從農村回來的張煒遜，他很瘦，皮膚呈古銅色，兩鬢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就認識他了，當時他是該校的一個醫科學生。他在美國學醫，後來回到中國來工作。我們有好多年沒有見麵了。他的英語仍講得很流利。
“老張，”我說，“你是怎麽離開北京的？”
“我是我們醫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醫務工作人員中的一個。現在我在大興縣采育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勞動。這個生產大隊有八百人。”
“誰派你去的？”
“誰也沒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農民結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這個醫院的兒科主任兼副院長。文化革命前，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反動的。在巡回醫療隊工作時，我才第一次知道農民是多麽需要醫藥和醫生啊。我是作為一個幹部下去參加體力勞動的，但農民知道我是一個醫生後，都來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們叫我‘先生’，把我當知識分子看待。當他們要我治療時，就說‘請您’。耕種和收獲季節，我白天黑夜地同他們一起勞動。現在他們叫我‘老張’，我們都一樣了。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決心在那裏過一輩子。過去，我脫離政治，脫離群眾。我也不懂針刺，不懂中醫。現在我已經學了一點，發現它很頂用。這樣我就學習了很多東西。我不再留戀城市生活了。我正在為需要醫生的各地培養青年醫務工作人員。有著廣闊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們仍在北京。他每月回來探望他們一次。當新的黨組織需要他時，也許會把他再召回城市來——當他已經把青年人培訓好，能接替他在生產大隊的工作時。也可能他的家搬到農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醫生、赤腳醫生、護士、病人和醫務界革委會委員們進行的許多小時談話的摘錄，它也許至少可以表達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氣氛。在這個時代裏，注意力已從享受特權的城市及其以自我為中心的專家主義轉到內地的田間和農村去了。全國約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裏的——而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就是人民給的。
“農民都全心全意地熱烈擁護毛主席”，老張說。在我到過的十一個公社裏，我沒有聽到過和這相反的話，但也不應得出結論說，他們全都已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模範了。毛對農民在靈魂深處已經拋棄如他所說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並不抱有幻想了。關於這一點和公社的其他問題，留待後麵再談。
第三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崇拜的降溫
在更周密地觀察那個從最近的內部鬥爭中出現的社會之前，人們必須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質進行深入一點的了解。開始時就已很複雜的情況，被一場熱戰的歪曲宣傳弄得更加複雜和混亂了，公眾在熱戰中所聽到的主要是勝利者的控訴。
關於這段饒有興味的曆史，即使要把目前看得見的幾條線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難的，可能在今後好多年內我們還看不到全部線索，或者還不能把所發生的事情描繪出一個簡單明了的圖案來。關於文化大革命，已經出版了很多書，就我個人所知，還有五本比較“權威性”的著作正在由西方的學者們執筆寫作中。但是要寫關於今天的中國的書，就沒有一本是能回避這個題材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仍處在一個“變化”的過程中。在1969年黨的“九大”表麵上恢複了團結的背後，辯證的發展還在繼續，它可能再次爆發為公開的、黨的慣用語所謂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以爭奪革命的領導權。
毛澤東在1967年說過：“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他在另一處又說過，即使在消滅了階級之後，……人和人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還是會有的，並且不可能沒有。……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要看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這是理解1966年到現在的各種事件的一個關鍵，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認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整個鬥爭是爭奪對崇拜的控製，是崇拜應由誰來利用和最重要的應該“為誰”而加以利用的問題。問題就在於：崇拜是成了黨的特權階層的專利品，由它來操縱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降為表麵上受尊重的有名無實的領袖呢；還是由毛澤東和他的忠實信徒們來運用，用它來普及毛的教導。普及毛的教導就是用思想武器來“武裝人民”，從政治上去反對那些在毛看來已成了一個“新階級”的享有特權的、反動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團所領導的篡權者們，並把被他們奪去的權力奪回來。
感情，對個人和集團的忠誠和敵視，以及同毛的非凡的號召力有關的個人和民族的自尊心等都是主觀的因素，這些主觀因素同發生這次大分裂的客觀現實混合在一起，以致一些外國觀察家斷定它無非是一場宮廷爭吵而已。
也許這是中國的一次大選吧？實際上，文化革命對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的衝擊，表現為在一個時間內隻能擁護一位主席的這個國家裏，兩位主席——和兩種神秘力量——的互相反對。作為按照憲法選舉出來的國家元首、國防委員會主席和黨的管理機構的有力組織者的劉少奇，是官僚機關勢力的化身。毛則是英雄形象、思想上的指導者、革命之父、黨的領袖，並通過他對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掌握而成為事實上的武裝部隊統帥，人們以為他同那個領導機構是一致的，實際上矛盾卻在增加。
當毛的進攻導致內部鬥爭，使許多黨支部的工作部分陷於停頓，國家的領導機構也瀕於解體時，一場真正的革命就顯然已經發生了。必須坦率地麵對現實，把獨立的國家領導機構這種喬裝打扮去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憲法依然披著這種偽裝，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憲法就是模仿蘇聯憲法的），盡管聲稱是唯一代表無產階級的黨的全麵專政已是彰明昭著的事情。
我已經說過，毛主席把他同劉少奇最後決裂的日期定在1965年1月——但為這樣一種可能發生的事件進行準備，則在1959年或更早的時候就已開始了。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提出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也正是在1965年1月，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可能同這裏所說的有關。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後又來到中國，舊地重遊，幾乎每一個地方的情況都大有好轉，這使我非常感動。1959年，中蘇之間的思想裂縫已擴大成為裂口，赫魯曉夫說了要給中國一個“原子彈樣品”的諾言；接著在1960年撤走了全部蘇聯技術顧問，撕毀了對中國工業化致關重要的幾百個合同。大躍進時期和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一些過火的做法，加上自我欺騙和錯誤，加劇了損失很大的生產下降。空前惡劣的氣候和歉收，也造成了延續到1963年的接近饑饉的景況。
然而，到了1964－1965年，經濟已大致恢複了平衡。1959－1962年的“困難時期”過去了，糧食已比較豐富，消費必需品和服務的供應都更加充足。工業的損失開始得到了彌補，集體農業看來進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擔心越南的戰火擴大以至同美國發生戰爭外，顯然普遍感到輕鬆和樂觀。
這個國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看來在政治上空前地團結起來了。
我在離開中國前不久，單獨和兩位老朋友進餐時曾說：“在整個情況中隻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來過分地頌揚了毛澤東。”現在他的巨幅畫像懸掛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擺在每一間會議室裏，他的書和像片到處都是，把別人排擠掉了，在長達四小時的革命歌舞劇《東方紅》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為這場有兩千人參加演唱的、專為來訪的阿富汗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和王後演出的歌舞劇的一個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畫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攝的一張相片複製的。這使我產生了一種複雜的心情，一方麵對攝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麵很感不安地起了戰時在俄國看到的對斯大林的類似的狂熱崇拜。
但是，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領導人的畫像在各機關、學校仍然可以看到，劉少奇的著作也到處有得出售。對一個人的崇拜還沒有普遍，但這種趨勢是明白無誤的了。
招待我的主人是燕京大學畢業的龔澎和她的丈夫喬冠華，當時他們兩人都是外交部部長助理。我繼續說：“這些陳列的範圍之廣，是使我詫異毛主席在這裏是否有敵人的唯一的一件事。毫無疑問，每個人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締造者，當然他本人也不需要這種誇大的奉承形式，不是嗎？這果真有必要嗎？”
龔澎表示領會地微笑了一下。她說：“我知道許多外國人有這樣的想法。讓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在革命初期，有件奇怪事情。當農民來參加10月紀念日，走過檢閱台時，許多人都向毛主席叩頭。我們不得不派人在那裏看守，以防止他們跪倒下來。要使人民明白毛主席不是皇帝或神仙，而是一個希望農民像人一樣地站起來的普通人，這是需要時間的。這可以幫助你了解有些人會做得多麽過火，而現在所容許的這種對主席表示尊敬的方式又是多麽的溫和了吧？”
這的確使人想起了中國三千年來對皇帝的崇拜，於是我對她表示了感謝。但當我見到主席時，我還是向他問道：“蘇聯批評中國在助長個人崇拜。這有根據嗎？”
毛回答說，也許有吧。據說斯大林曾是個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則完全沒有個人崇拜。批評的人說，中國人民有一些（這種感情或做法）。有一點個人崇拜也許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後說，赫魯曉夫垮台也許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
這話的含意很明白：毛確實有一些敵人。同時他說，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讚成社會主義，反對他的隻有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又是誰呢？我的確不知道（大多數中國人也的確不知道），他們是由被指定為毛的接班人的那個人所領導的。對於那些知道如何去解釋它的人來說，當時已經有了一些跡象，但政治局的團結一致仍在嚴密地防範著團結方麵的大部分裂痕，不使它被局外人看出來。
現在再回到1970年10月遊行檢閱中我會見主席時他說的一些話吧。
他對我說，我由於寫了一些東西而受到批評，但是他看過摘錄，認為裏麵並沒有什麽有害的東西。他們並不期望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同意他們，我保持一種獨立的觀點是對的。至於我寫的關於所謂個人崇拜，是有這樣的事嘛，為什麽不可以寫呢？
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進早餐時，又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他是讚成（探討社會現象的）科學研究者的，達爾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國的科學家，特別是研究原始社會的劉易斯.亨利.摩爾根，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歡他的著作。毛說，摩爾根關於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曆史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概念。從早些時候與主席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對於人類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類的事已仔細考慮了很久；並且，除了在這個問題上讚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神論外，他從這樣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訓。
後來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對我說過，是有一些個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點。那時候黨的權力他已經控製不住了。
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他說。它（崇拜）搞得已經過火了，有許多是形式主義。例如，所謂“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多麽討厭！早晚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留下“TEACHER”（導師）這個詞，那也就是教員。他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一個教員。其餘的要一概辭去。
（一一）文化
但是這位導師想要教導的、還沒有完全灌輸到群眾心中去的是什麽呢？除了由那個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許是“不老實的”中央宣傳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畫像的形式之外，還有什麽重要的內容呢？
四大卷《毛澤東選集》，另一卷還有正式發行但已在黨內流傳的“選集”，以及無數的各種聲明和報告，都是教導的基礎。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發動文化革命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十六條”的最後一條中所表明的：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掛帥。……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複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這位導師的教導——它包含黨和革命的曆史梗概——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從1962年開始，人民解放軍的報紙《解放軍報》——一個仍舊完全擁護毛的機關報——每天刊登一條語錄。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語錄（有的是很長的摘錄，有的甚至是整段）匯編成便於每個戰士攜帶的袖珍本，讓人人熟記，以便徹底教育軍隊，深入廣大農民的思想，並終於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傳。足足刊印了幾億冊，最後還用世界上各種重要文字印行出版。書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輸到每一個中國人心裏的教導的最簡明形式的範本。
《為人民服務》是寫給一個普通戰士“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當時（1944年）作的讚辭。那時他開始使為每一個死了的同誌，“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舉行追悼會成為製度。對於人民服務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服務”）
另一篇讚辭是《紀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醫生，他為中國的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讚揚白求恩“專門利人”的精神，“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他的“國主義的精神”是所有無產階級互相支持的光輝榜樣。（“國際主義”）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據中國的神話，講一個農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兩個兒子一道用鋤頭挖去擋住他家出路的兩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還是堅持挖下去，並說將來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會把他們剛開始的工作幹下去，最後他們是會成功的。就這樣，在神話裏，他們在上帝的幫助下，果然辦到了。毛把這兩座大山比作重重壓在中國頭上的兩個惡魔——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眾”，他們“一齊來挖”，就會使中國擺脫這兩個惡魔。
1945年寫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訓，包括告誡人們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扶助蔣介石，但要把美國人民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這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大家熟悉的論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這樣樸素的範例，很像是對天真的童子軍進行德育訓導，這也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一個特點，這種宣傳是為了同（中國和外國資產階級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後社會的“舊習慣、舊風俗、舊思想和舊文化”作鬥爭的。此外，通過刻苦學習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論著作《矛盾論》、《實踐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做到普及客觀的推理的標準理論方法，使人們係統地和統一地分析和“總結”具體問題。
如果認為我似乎已經遠離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為單通過編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從側麵來看看過去和現在毛的領導所要灌輸的“思想”的“性質”，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來”。
那麽劉少奇是不是反對上麵簡略介紹的三篇文章所示範的美德和訓誡呢？當然不是。毛劉之間發生攤牌，是因為在劉的控製下，黨奉行著一種實用主義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劉隻是在保持團結這個限度內力求使毛滿意，另方麵則保護和加強他自己的組織，以便在係統地、縱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義地執行實際行政任務時不受到幹涉。
劉和毛在工作作風和氣質上是非常不同的。劉比毛小七歲，兩人都是出生於湖南省。他們兩人在同一所師範學校學習而成為教師，但是他們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兩人都是1921年入黨的，但劉是在莫斯科入黨（由共產國際從中國招募去的），而毛卻成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長的黨的締造者。
劉不是親蘇的，但他在俄國度過的早年對他有影響；毛則通過組織農民遊擊隊學會了革命。劉對農民生活漠不關心；他寧願從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認為要取得成果，一個專業的組織機構和協調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熱情和鼓勵來得更重要。
毛厭惡和懷疑城市生活，他作為一個軍人政治家度過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歲月，他鄙薄從來沒有打過仗和種過地的“專家”和知識分子，他尊敬成為他的最優秀士兵的貧苦農民，他保護主要來自農村無產階級隊伍和在武裝中提高的“新幹部”免受城市的腐蝕。他通過打動青年信徒們的自信心、理想和愛國主義，把他們吸引到他的身邊來，正如同他從被歌頌的曆史、從人馴服自然的鬥爭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當中，為他的詩篇汲取主題一樣。
在中國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過渡到以工業為主的社會的時期，這兩個人在一起似乎互為補充得很理想。的確，1958年毛（據說）為了把全部時間用於黨的工作，因而辭去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職務讓劉來繼任時，情況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給黨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條》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國分裂的時間和方式，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和分歧，從1959年起就開始破壞毛劉搭配合作的節奏了。中蘇關係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已經開始出現膿皰；1959年6月赫魯曉夫撤銷了給中國提供原子彈的諾言，接著又訪問了戴維營之後，中蘇關係的惡化就舉世皆知了。9月，即赫魯曉夫訪問艾森豪威爾的同一個月內（毛相當懷疑地看待這次訪問），彭德懷被撤掉了國防部長的職務。
那是緊接著在廬山舉行的決定性的中央全會之後發生的，在會上彭向毛挑戰，毛為了使對彭的譴責得到通過，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進去以支持這場辯論。
彭德懷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同從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長彭真沒有關係。彭德懷是一個農民出身的，粗魯而直率的軍人，隻讀過兩年書。他生於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個縣裏的人，因受虐待而從他的農民家庭出走，成了一個被遺棄的人，後來在十幾歲時當了兵。1928年，當時他指揮著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領導了一次起義，帶著他的部下加入毛澤東的遊擊隊。此後，他擁護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師。彭在戰鬥中和思想上犯過很多錯誤（而且一再承認錯誤），但他成了一個能幹的戰術家，因而為毛所信任和喜歡。彭在軍隊裏比別人升遷得快，主要是靠毛對他的信任。
在朝鮮，彭是中國“誌願軍”的領導人。這樣，他成了一個民族英雄，並晉升為元帥、國防部長和人民解放軍的首長。他在朝鮮與俄國人密切合作時，蘇聯的後勤和對中國軍事工業現代化的幫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長的旅行中訪問了蘇聯和東歐，並且就在赫魯曉夫去戴維營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會晤了他。後來對彭的宣傳攻擊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給赫魯曉夫，說他在信中批評了毛的領導，但這封信沒有公布過。
毋庸置疑的是，當他回到中國，出現在廬山會議時，他大肆攻擊黨在毛的領導下的失敗，並為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以及與俄國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損失，對毛進行了出於推想的責備。他還對諸如“後院”煉鋼之類運動的誇大成績提出嚴重責問，他斷言這一實驗使中國損失了十億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和很早就和毛對立的黨的前總書記張聞天。
我在1936年初次見到彭德懷時，他是紅軍第一方麵軍的副司令——粗率、頑強、一個有著無限精力和革命熱情的人，但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不足。他從來沒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敵，1959年他輕易地就被以智取勝，表麵上低聲下氣，承認了錯誤，道了歉。毛曾認為彭的主要優點是勇敢和忠於領袖的軍事和政治的戰略戰術，因此對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雖然彭被從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員會裏，他說他將引退，“去種田”。
但是，據說彭在劉少奇的慫恿下堅持錯誤。他於1960－1961年抽時間去旅行，寫出了五篇等於是進一步反對毛的領導的“實地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在中央委員中進行了傳閱。1962年9月，在中央委員會的第十次全體會議上，彭提出了一個八萬字的文件，重複並大大地擴大了他的批評。這次他大概得到了劉少奇一夥的支持，他們企圖為彭進行“翻案和複職”。
前麵已經提及的其他兩件事是必須記住的。軍隊裏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時被稱為“職業軍人”）是讚成同俄國至少暫時妥協的。他們想得到俄國的幫助，來完成軍隊的技術現代化，包括把原子彈弄到手。他們隻有在基於不平等條件的聯盟中接受次一級的地位，像華沙條約的衛星國那樣，才能得到這種幫助，而毛是堅定不移地反對這樣做的。他們還有另一個動機，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
俄國武器援助的繼續，將意味著軍隊領導人和俄國軍隊指揮部在軍事行動上的繼續密切聯係。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在中國產生一個“職業軍人派”或集團，利用對俄國的依賴來對抗和限製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權。他們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國路線建立起來的由職業軍官帶領的軍隊，它不從事非軍事的生產和軍民工作，並同職業官僚製度取得密切聯係。他們要打破毛對軍隊的控製，利用他們對毛的“獨立性”來抑製或控製個人崇拜和決定軍事政策。
彭在黨的宣傳機關中有支持者，這是很明顯的。五十年代出現的一部流行電影《怒潮》和小說《保衛延安》，相當露骨地頌揚了彭，並相應地貶低了毛。當文化革命開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劉少奇的司令部時，這部電影和這本書都被揭露出來，同後來的諸如《海瑞罷官》那樣的文藝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現在再回到這場爭論中的劉少奇一方來。
1962年以前，劉少奇從來沒有公開反對過毛。在1959－1960年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中，劉堅定地捍衛毛的最高領導，並讚揚公社、大躍進和“總路線”。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魯曉夫發生決定性破裂的好幾個月以後，他在訪問莫斯科期間發表的一次講話中，卻出現了一種奇怪的不合時代的調子。他在俄國所作的十次公開報道的講話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沒有對毛的領導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話，從上下文奇怪地推論說毛希望“循著俄國人的路走”。對此他還補充說：“我個人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1961年到1966年，劉在中國和在朝鮮、巴基斯坦、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旅行期間，隻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與此同時，中央委員會於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暫時退卻——有點像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首先為農業服務”優先於重工業，土地的基本所有權歸公社村（合作社），農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權得到保證，有限製的自由市場也得到許可，同時在工業中采取了獎金製和其他的物質刺激。這是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和傾向於利別爾曼主義（在中國稱為“經濟主義”）的一個時機，是使新的富裕農民向富的地位轉化。
毛的“三麵紅旗”——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在1962年黨的各次會議上曾受到劉的批評，有關這些會議的報道在文化革命前當然沒有公開發表過。同年，發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許多外國的“中國觀察家”完全忽視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員陸定一領導的黨的宣傳部，下令大量重印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
（一二）通過宣傳搞陰謀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在延安最初問世時，共產黨員是人民中的極少數，他們企圖把動搖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爭取過來，在他們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愛國戰爭。《修養》貶低階級鬥爭，強調紀律和自我批評的重要性，提出做一個共產黨員要靠任何人都可以達到的一種道德精神觀。《修養》是從孔丘那裏來的，裏麵還有把“階級調和”作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含意。
這本書企圖適應統一戰線那個時期，有著很不適合六十年代的時代錯誤，那時無產階級專政已占有優勢，中國正在同蘇聯爭奪對革命的思想領導。劉少奇對該書作了若幹增刪，但重點和內容仍然照舊。錯誤在哪裏呢？例如：在引用列寧的一段重要的話時，劉很難加以辯解地刪去了這一句：“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與行政的鬥爭。”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還刪去了下麵一句話中這裏加有黑點的那幾個字：“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鬥，……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修養》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個人完善的高級倫理學的道德論文，從頭到尾，劉沒有把他的說教同毛的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學說結合起來，沒有同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根本的學說結合起來。最重要的是，他完全無視毛澤東在戰時和戰後所寫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上述各點在後來對進行的批判性的辯論中都著重地提了出來，同時他的書內還有暗示支持彭德懷和反對毛主席的領導的幾段話。劉說：
在過去某一時期內，某些教條主義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我們的黨員也果然拋棄了他們。然而我們是否能夠完全自信地說，在我們黨內從此不會再有這種人了呢？我們還不能這樣說。……任何黨員都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群眾擁護他作領袖或者保持他的領袖地位。
劉的批評在原意上顯然是針對毛以前的對手們的，像王明和李立三那樣的黨內有力人物，他們已經名譽掃地和被推翻了。這本書中還有許多段落可能是語義雙關的。為什麽劉要在1962年8月重印這部書呢（已刪去了其他不合時代的材料），當時彭正在散發他那份八萬言的批評，而劉又是知情的？
同時，劉又把他的《修養》（五萬字）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黨的理論性機關刊物）上刊載，廣泛加以利用。為什麽當軍隊正在大量采用毛澤東思想的啟蒙讀物、力求統一思想教育的時候，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要作出安排，分發劉的書作為軍隊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話，那麽是黨準備讓劉去替代毛的教導和毛本人嗎？劉的確好像在建立一個從事對抗宣傳的修正主義學派。不管怎樣，這成了1967年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展開的思想抨擊的普遍主題。
再舉一件揭露出來可作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從1961年起，劉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訪問農村和軍隊（這是他的習慣），長時間不在北京。在政治局會議和黨的“工作會議”上作出的一些重要決定，沒有和毛商量就執行了。
他們可能沒有向毛匯報的重要事項之一，就是中國話簡稱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擴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場，增加自負盈虧的小企業，和包產（公社的）到戶（個人經營）”。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經濟主義”和修正主義，它直接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生矛盾。最後它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製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四個領域內的社會主義整風。
到1964年經濟恢複以後，新實用主義者的幹部們企圖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毛反對他們這樣做，在軍隊的幫助下進行反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這樣在軍隊和農村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後來變得更加激進，成為最後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條的基礎。與此同時，通過總政治部（人民解放軍的黨的領導部門）建立起約有一百萬人的毛主義“積極分子”的隊伍。在整肅農村中那些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人時，他們起了主要作用。由於發動貧下中農大多數起來製止農民中機會主義分子的迅速發財致富思想，公社裏的修正主義傾向被刹住了。現在輪到城市了。
為什麽稱為“文化”革命呢？這是因為它最初衝擊的是黨內宣傳（文化）部門的領導人，據說他們在走資產階級的道路或“資本主義道路”，破壞毛主義的思想體係。在六十年代初期，對毛的領導的攻擊就已經在文藝作品和報刊上偷偷地開始了，這時在這些地方就更加越來公開地對主席進行批評和諷喻了。
1965年底，一開始被揪出來的第一個“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長彭真的密友、六個副市長之一的吳晗。彭真出身於工會，屬劉少奇的部下，是華北有勢力的政治局委員。吳晗是個曆史專家，是專治明史的相當多產的作家。我認識他時，他是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曆史家。他從未成為黨員，但支持共產黨人反對蔣介石。這時他寫了一些作品，頌揚他所喜愛的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個正直的清官，他敢於批評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懲罰，續篇《海瑞罷官》於1961年寫成。
在權力機構的有勢力人物的幕後支持下，吳（一個“馴服工具”？）的膽子更大了，他還夥同別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以諸如《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等為題在報刊上寫了長期連載的文章。吳的兩個密切合作者，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鄧拓和彭的統戰工作專家廖沫沙。這三個人共同用一個筆名寫文章。要是沒有負責宣傳的政治局委員會陸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員會周揚的暗中支持，他們的作品是沒有可能公開發表的。
吳晗、鄧拓和廖沫沙雖巧於偽裝，但他們在敘述似乎無害的曆史軼事和寓言的同時諷刺嘲笑毛和“三麵紅旗”的雙重目的，在老練的黨的內層圈子裏是掩飾不了的。這就是後來大家公認的說法，雖然在當時沒有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包括中國人在內，曾得出這樣推論來。當他們從1961年到1963年編造這些故事的時候，為什麽毛不加以製止呢？
不管吳晗是否有堂.吉訶德的想法要同毛較量一番，但毫無疑問，一些黨的領導人是這樣解釋《海瑞罷官》的。在他們看來，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領導下，對毛的權力進行的一場消耗戰。劉少奇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嗎？他後來否認這一點。毛在1967年寫道：“《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但隻是到了1967年，毛才這樣說；在1965年時由他自己來草率地展開這場攻擊是不合適的。誰來為他做這些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確信，要全國人民堅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認為這是唯一的道路——上來，就有必要進行一場第二次革命，把黨的某些最高領導人打倒。這件事就是，毛在華北找不到任何適當的黨人或知識分子來揭露吳晗，因為有勢力的人在庇護著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較年輕的作家，他在1957年對文藝和新聞界裏冒頭的資產階級勢力展開過一場出色的論戰，受到毛的稱讚。說得更確切些，是江青（毛澤東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積極地投入了反對吳晗和上海親劉的黨員的鬥爭，他們反對她的具有無產階級內容的新戲劇、新歌劇和新芭蕾舞劇的思想：這些戲是忠於毛的文藝為群眾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傳機關所強烈反對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罷官》和吳晗的文章。我們聽說文章修改了十一次。並經江青和毛看過，最後於11月間在上海發表——因為如前麵所述，最初毛無法使北京的黨報刊登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責吳晗有嚴重的思想錯誤，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無視群眾反對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階級鬥爭。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於把由大官僚奪去的土地的一半退還給原來的地主，以保護“這個製度”的穩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變得更加明確，對宣傳機關的那些負責人的反擊變得更加激烈，除了吳晗以外，這些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被點名。
這時彭真在嚴重壓力之下，想為吳晗開脫，因為吳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吳和其他親密的同夥被宣布為思想上的敵人，在性質上等於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負責。1965年10月中央委員會秘密地設立的負責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組，彭真是這個小組的成員。1966年2月，彭真以這個小組的名義打電報通報所有黨支部，說吳晗隻不過是犯了“學術上的”錯誤，企圖把他的罪行縮小到最低限度。同時，他的報告忽視了已由毛明確規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標，即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彭卻要求把運動限製在批評的範圍內，要在“有關的（黨的）領導部門的同意下”進行。
毛指責說，五人小組的其他成員沒有看過彭的電報，毛本人也沒有看過。主席極為憤怒，召開了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完全否定了彭的報告。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員會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它把彭列入了“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換言之，是一個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預示性地作了下麵的結論：
“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從那時起，“不用槍的內戰”就開始了——或多或少是這樣吧！
（一三）公開的戰爭
從1965年秋天開始，毛仍然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麵，1966年5月16日的會議和公報也沒有透露他的行蹤；會議和公報直到第二年為止仍是黨內的機密。毛的行蹤顯然隻有中央委員會的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才知道，這個小組已經取代了彭真的小組。流傳著這樣一種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複之中。
我也可能無意地助長了這種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見我時，他似乎有點不像他通常那麽精神飽滿。他兩次不可思議地說，他“快要去見上帝了”，在一些別的談話中則暗示準備把未來交給他的“接班人”，這些很難說是表示在準備就要開始的一場大鬥爭。後來在北京有人對我說，主席對我那樣講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敵人——在部署進攻戰略的時候，鼓勵他們進一步暴露自己。不過，這僅僅是推測而已。
事實上，毛在11月秘密地訪問了上海，同姚文元、張春橋等未來文化革命中黨的先鋒造反戰士進行了談話，他們不久就組織和領導了造反，要把那裏的黨、工會和文化機關中支持劉的負責人都打倒。毛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於奔走，發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員會的文化革命小組則準備對彭和尚未公開點名的那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最後一擊。在1962年的十中全會上，毛曾經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發表在上海的非官方報紙（《文匯報》）上。當時除了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報以外，上海和北京的黨報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軍隊報紙接管了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和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它宣布開展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來肅清“反黨黑線”，並在教育、文學、新聞、戲劇及其他文化活動中促進無產階級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項“中央委員會的決定”，解除該報原來的編輯部的職務。同一決定還宣布改組北京市委。沒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從那時起，他的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都沒有了。同他一道進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吳晗以及所有彭的“學術上的”同夥。另一個重大決定，是命令撤銷陸平和彭佩雲的北京大學領導職務。他們所領導的黨委，由新北京市市委選派的一個新“工作組”予以“改組”。
這些決定是怎樣做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會議，都不清楚，出席這些會議的人是經過慎重挑選，或是由文職和軍人候補委員們“加強力量”的嗎？是毛缺少一個中央委員會的必要多數來打倒根據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還是他情願那樣做呢？他轉向非黨群眾，動員和教育千千萬萬的青年（並指示軍隊“支左”）去清除盤踞著政治和學術權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義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報付諸實行的革命已經在各地展開，為8月召開的十一中全會作好準備。學校停課了，紅衛兵開始為控製一切文化機關而戰鬥，“大字報”的浪潮開始席卷全國，對“牛鬼蛇神”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了大規模的控訴和揭發。
正當風暴增強時，毛澤東於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現於華中大工業城市武漢，在那裏遊渡長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報紙和電視大規模地報道了這一消息。這位如旗幟標語中所稱的“我們心中的紅太陽”，顯然非常健康，充滿戰鬥精神，準備負起全責來掌好舵。接著他就意氣風發地回到北京去了。
對於毛的挑戰，劉少奇似乎沒作出任何有計劃的認真準備來進行全力迎戰，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像還沒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頭號目標。他指望把崇拜降低為一種表麵的東西，實際上由根據規章在職的人來掌握黨權，就以這樣的方法來消蝕毛的權力，這似乎是明顯的。
紅衛兵的出現，誰又能預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報中有一個字批準過他們嗎？當然沒有。劉認為，他們是非法的。誰能預料得到這位黨的締造者竟會號召群眾——不光是按照劉的黨的教育計劃訓練出來的“馴服工具”、即有組織性和守紀律的年輕共產黨員，而且還有難以駕馭的非黨群眾——起來造黨組織本身的反呢？的確，造反派幾乎違反了劉一夥花長時間辛苦製訂的1956年黨章的每一條規定（這個文件是緊緊地仿照蘇聯的藍本製訂的）。他們能違反國家憲法的規定，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動嗎？所有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讚許下幹的嗎？這怎麽可能呢？
劉也不是繼續不動的。從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費苦心地建立起來的黨組織，使它免受毛的危險的破壞路線的影響。我在各地從參加造反的人們口中所聽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為了試圖及時應付衝擊，以“工作隊”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幹部到學校、工廠和機關去，想把革命“引導”到無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黨的核心和組織的解體，並企圖使“鬧事者們”名譽掃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也有自己的幹部在工作；起初他們的人數很少，但非常有決心。中央委員會為了使課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學校一律停課。辯論和隨便抨擊領導蔚然成風，造反有理，抨擊當局的大字報也是如此。
紅衛兵首先於5月底出現於北京大學，但隨即被劉的“工作隊”指為“反黨”而遭到鎮壓。是誰發起紅衛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會到的那位將軍，對文化革命可毛的整修戰略非常熟悉，他對我說，紅衛兵這個事物既不是有計劃的，也不是事先就預見到的。然而，他們的潛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勵的紅衛兵再度在北大興起，並擴展到其他地方。他們再次被鎮壓，接著發生了拉鋸戰。後來在6月，毛宣告：“紅衛兵好得很”，於是紅衛兵運動在全國爆發了。
後來被認為是劉少奇自我批評的檢查書，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種孤傲的味道，而且不過份自貶，因而有幾點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點講到，6月1日以後，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劉通過他的工作隊，集中力量來貫徹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幾項目標。隻是在回顧的時候，他才認識到力圖孤立造反派和“反對揪鬥幹部”，是破壞了革命。
那份檢查書說：“我怕亂，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後，這是繼續親自指揮幹部的工作隊。他說，這是因為“在8月5日以前，（他還）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線錯誤和方向錯誤”，並且“總是想要維持舊秩序，反對革命精神。……”
8月5日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決定性意義的十一中全會召開前一星期，這次會議通過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條綱領，並把劉少奇在最高權力機構中的地位從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毛澤東寫出他自己那張大字報的一天。這張大字報的內容——《炮打司令部》——立即傳遍全國。其後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開參加紅衛兵革命造反派了。從那時候起到11月間，他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為推翻舊製度而鬥爭的一千一百萬青年。
8月5日，當劉在《人民日報》上讀到毛寫的以下幾行時，才終於明白了原來自己就是那個“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
劉寫道：“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委托我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煩多事的“五十天”中，劉就是這樣的認識他自己的。既沒有明確的指示，他又怎麽能知道他應該取消自己和以他為首的黨機關呢？他隻能一如既往地幹，並像毛多半預料他會那樣的行動——“保護幹部”，從而落入了一個準備得很巧妙的圈套裏。當主席在7月中出現，泰然地在長江遊泳時，劉的驚奇也許不下於全國其餘的人吧。
對劉來說，這場戰鬥已接近結束——以毛的說法，如果是劉揭開了戰幕的話——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報刊上被點名為“中國赫魯曉夫”，並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並聲名狼藉地被開除黨籍。
在那許多個月的時間裏，革命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青年們摧毀著舊機構，文革小組則設法領導他們在各級奪權，創建出一些更好的東西來。毛原以為要花大約一年的時間，結果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毛自己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造所締造的黨的那些當權派的反，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這架龐大機器對如此規模衝擊的頑強抵抗，也同樣使人感到十分驚異。這艘船建造得比許多人所想像的更為堅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預先說的那樣，上麵的簡要說明作為曆史是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們實際上沒有聽到被打敗者一方的訴說。它略去了許多重要的和變化著的事實，其中有像下列這樣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幹部之間的分裂，以及在社會各部門，包括軍隊在內，發生的各派之間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內戰時刻。又如，在這個局麵中周恩來應放到什麽位置上才合適呢——這個人在全國處於大變動、大動蕩的時期，幾乎是單人一手地在維持主要生產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敘述的故事從不久的過去轉到當前，轉到暴風雨過後比較平靜的今天，這個問題，就像許多別的問題一樣，也許可能得到較好的回答，如果隻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話。
第四部 軍隊、黨和人民
（一四）一種軍隊專政？
整個中國是一所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軍隊是這所學校的校長。“我們全都同軍隊連在一起，”周恩來總理說，他可以再加一句，“軍隊把我們全部連在一起了。”
周總理向我耐心地解釋，為什麽把重建後的黨和政府內的個人分成“軍人”和“非軍人”是錯誤的。毛澤東不是“軍人”嗎？他是軍隊之父，和朱德一起組織了這個軍隊並從開始就領導它，他也是黨的終身領袖。當毛任共和國的主席時（直到1958年止），他把黨、政、軍三位一體地統一於自身；作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終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來一直是事實上的最高統帥。
1936年我在中國老紅軍（成為人民解放軍之前）中第一次會見了周恩來時，他本人就是一位將軍，在陝北指揮著東線的紅軍。1965年取消軍銜製之前，林彪身著元帥星級的服裝。
在所開創的世界之內，黨居於一切的首位。但是，“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毛說，“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沒有黨。它們同生共長，相互依存，如中國人所說，“唇齒相依”。
內戰時期，當我在中國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紅軍的根據地時．對一個局外人來說，黨的政治活動家同戰鬥部隊中構共產黨員通常是分辨不出來的。大家都穿同樣的藍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製服，除有一塊紅領章以外，沒有軍階標誌（今天的情況還是這樣）。他們住在同樣的或差不多的宿舍裏，和農民吃大致相同的飯食，麵對著同樣的危險和因苦，極少物質鼓勵。政治委員常常就是司令員，司令員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員，他們相互學習。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和接著重新發生的內戰時期，情況都是如此。
l949年，隨著勝利的到來，毛澤東說：“軍隊就是一個學校，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等於幾千個大學和中學，一切工作幹部，主要地依靠軍隊本身來解決。”
經過22年連續不斷的武裝鬥爭，才創立起這個革命“學校”：從民間招來的新幹部也須來這裏吸取經驗，那時，城市工人階級多數人政治意識薄弱，持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於農民的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去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幹部，這就超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意料。
共產黨人接管這個大陸國家後，大規模地從軍隊外吸收黨員的工作就迅速開展起來。到1956年，人民共和國建國僅7周年，黨員己達1，000萬，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後入黨的。1960年，黨員有1，700萬，其中70％是朝鮮戰爭以後入黨的。而到1965年，據說黨員已接近2，800萬，另還有共青團員3，000萬。黨員中仍有2／3是農民出身，但行政人員中有許多資產階級出身的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除上層以外，老黨員是少數，並且人數在日益減少。
盡管如此，軍隊仍是一所“大學校”，是進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內，它的高級黨員，要比政府機關的任何其他一個部門都更為集中。
但至此畫屏暗淡下來，複雜的曆史情況在老兵之間造成了超過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條“戰線”上是經曆過長征或延安時代的人，在另一條“戰線”上是後來參加革命的人。在比較鞏固和已部分“社會主義化”的中國西北根據地，毛解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適應中國的情況，那裏處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影響問題的經驗比華東要少得多，華東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戰線後方的政權還不堅固的遊擊區裏訓練出來的。這後一種人要同更為複雜的階級問題打交道，在直至海濱的這片人煙稠密的廣大平原和盆地裏，階級問題是以豪紳支配的經濟為基礎的。
1949年，這“兩條戰線”匯合在一起，但是它們之間的隔閡決沒有完全消除。劉少奇一向是華東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員，領導城市的地下工作。勝利以後他成為黨內主管組織和訓練新幹部的頭號官員。在那個時候，劉成了以城市為方向的黨的化身，這個黨同多少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關係，同後來與蘇聯的技術援助項目有關的那些人的關係，同受到小資產階級傳統影響的一部分工人階級的關係，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長的經驗的化身，這種經驗在廣大農村深深紮根，在軍隊中實現了平等的傳統並使軍隊與農民密切聯係。
上述看法並不是去提供—個能“解釋一切問題”的簡單“公式”——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公式——而隻是從有許多方麵的複雜情況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個重點以提醒大家而已。當要去了解今天中國人生活中軍隊優勢的限度時，記住這一點是特別有用的。
有可信的證據表明，毛澤東曾希望彌合這個“裂縫”，徹底消除上麵提到的分歧，並把“兩條戰線”團結起來，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黨推選劉少奇擔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國家主席的職位讓給劉。早在1959年，毛意識到裂縫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這樣對待劉可能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我們已經看到，事情從那時起如何逐步發展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隻就劉與其墮落分子（毛是這樣看他們的）盤踞著管理部門官僚機構而論，革命的首要目的不隻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毀他們掌握的國家權力機構。建設階段——把權力“交給誰”的問題——甚至更加因難。1966年8月公報的指示“揭開”了第一階段，數百萬“基層隊伍”——幹部、學生、工人、普通群眾——迅速起來發泄對長期壓製他們的黨員特權分子的不滿。由於毛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推動和支持，黨支部和黨的外圍組織——共青團、工會、黨校，實際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眾組織，由紅衛兵、工代會、黨內造反派領導，奪取了地方的權力。“舊秩序”的領導者進行反擊，通過名義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來恢複控製。一個接一個的臨時委員會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的領導人上來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組”的指示下，上海是組成“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由“可靠的黨員幹部”、新成立的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代表組成）的第一個城市。盡管非常緩慢而鬥爭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員會也跟著成立了。
在各級組織中，造反派在選擇新的形式和新的領導人問題上意見難於統一；他們分裂成幾派，互相爭鬥，近乎無政府的狀態盛行一時。奉軍隊之命，軍隊不許動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舊秩序”的傀儡——為保護國家財產而進行幹預。有些地方的紅衛兵搶奪民兵的武器並成立司令部，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後來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初期內戰形勢迅即到處出現。
軍隊總政治部是唯一完整的有經驗的黨組織。1967年，毛不得不前去結束混亂局麵，在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
周總理告訴我，在軍隊開始用武力解除極端分子的武裝、製止派性爭鬥和領導各派組成革命委員會的過程前後，軍隊蒙受了“數十萬人的死傷”。從軍隊個抽調了200萬名“毛主席積極分子”去執行這項任務。逐漸地，從這種革命委員會形成了一個純潔的和“接班人”的黨，—個經過重建的無產階級國家。
這樣，軍隊從文化革命以來就顯得“非常巨大”，其勢力在將來會更加擴大。會不會比黨更大呢？歸根到底，每種製度，無論是封建製度、資產階級製度或是社會主義製度，都要依靠它的武裝力量才能生存。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軍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它不能離開支持它的階級利益而獨立。毛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但是毛又說，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注意，是黨指揮軍隊。黨也是指揮國家的領導機構，這為最近發生的事件再次證實，而且現今已明文寫進新黨章。文化革命期間向“黨的軍隊”發指示時，毛是作為黨的主席來辦事的，這個黨自稱同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黨應指揮它的一切組成部分，軍隊決不能例外。但當黨中央發生分裂時，它當然也會反映在軍隊領導部門的分裂之中。
為黨工作並按黨的指示辦事，中國的“人民軍隊”是聯係群眾生活的一個主要環節，它力圖通過組織、宣傳、生產和軍事等方麵的工作與群眾生活打成一片。
口號“全民皆兵”——它可以追溯到黨的早期曆史——已部分地實現了。所有身強力壯的成年男女，通過普通參加民兵而成為軍隊的一部分。受過民兵訓練的幾億預備隊有什麽用處呢？他們熟悉了武器、戰術和地形；他們在老戰士帶領下重新過著革命的戰鬥生活；他們學習領導原則，懂得生產與國防的關係，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和統一思想，並逐步認識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不是一個脫離群眾、不事生產、浪費國家資財的特權階層。至少，這是他們的目標。
1928年，毛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今天，全國人民“建在連上”。
不僅民兵，而且整個社會在作風上和組織上都“軍事化”了。從幼兒園起，學生都編成班、排、連、營。工廠工人、機關幹部和公社社員也都這樣。城市每條街道都有居民委員會，也是按同樣方式建立起來的。我們參觀過一個大型機車製造廠，在一個由家庭婦女和工人家屬組成的輔助車間裏，我聽到那個擔任管理的中年婦女被部下稱為“司令”——她們正忙於洗破布、縫補褲子和鞋子。
這個軍隊的首要任務是“為人民服務”。要這樣做就必須宣傳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幸好，這不是《我的奮鬥》。這裏麵沒有種族主義，對外征服或武裝輸出革命等教義。它確實支持社會革命，但不是通過武裝侵略。在國內，它教育人民通過無產階級政權的實現——包括對錯誤領導“造反有理”，來求得解放和備戰。
中國的軍事化達到了這種程度，這使許多不相信軍事化組織的人感到震驚。而怎樣使用這支中國軍隊——“為人民服務”，才是它特別吸引人的獨一無二之處。
（一五）“為人民服務”
我們到了沈陽一所“聾啞”兒童學校，沈陽是曾被西方人稱為滿州的東北的遼寧省省會。這所學校由一個人民解放軍醫療宣傳隊的五名針刺專家領導。到這兒來的學生不能聽和說，但他們不是先天性聾子。他們失去聽力是因為麻疹、腦膜炎和各種發高燒的熱病所致。
負責這個解放軍小隊的李春山告訴我們，這所學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過手語文流來教育學生。1966年，當毛主席接見幾百萬造反紅衛兵時，這所學校也派了一隊人，揮動著毛語錄小紅書去北京。
“當學生們見到毛主席時，他們高興得哭了，”李說，“但他們不能同別人一起高呼。他們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腳。見到這種情景，我們的指揮員就要我們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和為人民服務。我們醫護人員已經試驗過用針刺治療聾啞病。我們開始加緊在自己身上試驗，將針推進以超越舊的‘禁區’，直至我們能夠承受的深處。”
1968年11月，我們被派到這所學校負責衛生針刺醫生的培訓工作。我們授給學校工作人員技術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在很短的時間裏，許多學生都能聽和說了。他們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兩年時間我們治療了582名學生，93％以上恢複聽覺。80％左右能讀簡短的語錄，能唱《東方紅》。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語了。你現在聽到的是放聲唱歌和朗讀。
天真！人們應當看看孩子們逗人喜愛的臉，聽聽他們努力發出來的高音調。他們的年齡在9歲至20歲之間：身體健康，穿著暖和，眼睛發亮，望著人民解放軍的李指導員，好像他是神一樣。我們看了他們的日常針刺治療：針深深紮在洗得很幹淨的耳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個男孩子眼裏噙著淚喊道。“牢記《愚公移山》！”另一個喊道。
我們參觀了教室，教室裏的高年級學生在高聲背誦或朗讀。他們在這裏的功課使他們可以達到中學水平。我們熱烈鼓掌，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他們傾聽外國“叔叔”和“阿姨”談話，帶著難以形容的充滿信任和希望的動人微笑。當我們走向走廊時，他們拉著我們的手。接著，他們在一所鄰近中學樂隊的伴奏下，給我們表演了歌舞節目。他們隨我們到街上，一直微笑著，鼓掌。
“我們的美國朋友，再見，”當我們離開時，他們的尖尖告別聲在回響。
現在這類學校在中國的許多城鎮都有。我回到北京時，問遇見的一位荷蘭醫生和他的夫人，他們對此有何想法。他們倆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啞人學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歐州的先進技術。他們搖搖頭說：“家是在盧爾德，信心治好了病。”
針刺也許還不能用解剖學理論來解釋，但它大大超過盧爾德，現在愈來愈多的西方針刺學家都能予以證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個公社的村子裏，我停下來對著一所用石頭建造的很動人的農舍拍了一幅照片。走進裏麵，我發現除了胳膊和臉上紮著針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婦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軍裝的青年外，空蕩蕩的。她是赤腳醫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軍醫務工作者的進一步針刺訓練。在寬闊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塊莖和其他配中藥的東西。這些都是這位姑娘的醫療組從山上采集來的。炕上還放著她的紅十字標記的現代醫藥箱，藥箱中包括有避孕丸。這種場麵在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村裏到處可以見到。
我們在離長城不遠的石峪大隊的一戶農民家裏過了一夜。這是一所明淨、修建得好、有三個房間的石頭房子。瓦屋頂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橫梁，門前是一個整潔的園子，種滿綠油油的蔬菜，石砌的豬欄裏養著兩頭豬。村裏的房屋都和這一所差不多。這個家庭的母親是個寡婦，有三個成年的兒子、年齡都在30歲以下，兩個在家的還沒有結婚，因為家裏沒有要瞻養的人，全家收入超過平均水平。他們屋裏有裝滿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櫃，還有鍾、收錄機、大熱水瓶、電燈、自行車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們在沈陽城外度過一個早晨，同數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們準確地練習打靶。他們大多數不到25歲，來自各個工廠和學校，顯示他們操練和使用手榴彈、步槍、機關槍、迫擊炮、反坦克炮方麵的熟練本領。他們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遠的距離是300米。這裏充滿節日和運動場上的氣氛：掌聲不斷，歡笑四溢。
人民解放軍的負責軍官告訴我們，民兵分兩種：第一種是“基幹民兵”，年齡最高25歲、攜帶著武器工作；第二種是“普通民兵”，年齡從25歲到50歲或以上，他們包括預備隊員和特種隊伍。所有輕武器都是就近製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莊角落模型前，我們看到一次敵人的進攻。村民們運用遊擊戰術，很快把侵略者消滅了。（鼓掌）日本人，俄國人，還是美國人？這很難說，是洋鬼子就是了。接著，姓徐的一家入列隊進行：60歲的爺爺、他的58歲的妻子、兒子、兒媳和4個孫兒女。他們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機車廠工作。他們使用手提機關槍和步槍，在100米之外很快消滅了目標，隻有年紀最輕的一個是例外，這年紀最輕的一個是8歲，穿著紅小兵製服，有點神氣，他用了很多時間，俯伏在那裏，用一支普通步槍打中了三靶。
“還沒有槍高。”一位軍官笑著說。
“你們似乎在等候著一些不受歡迎的客人，”我說，“從哪個方向來的呢？”
“我們等待著他們，不管從哪個方向來。”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寫著這樣的字。“打倒美帝國主義！”
“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
（一六）作為建設者的軍隊
在中國西北陝西省的內地，有一塊狹長的盆地南泥灣，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約200公裏，延安東南90公裏。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這10年間曾是當時以八路軍著稱的中國共產黨遊擊隊的總部所在地。現在有一條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灣連接起來，而幾年之前還隻能靠步行走兩天才能到達。這條路穿越荒野的峽穀。到處都是榨樹、鬆樹、常青樹和羅望子樹。我們的汽車開過時，不時驚起雄雞、小羚羊或山羊。
“好獵場，”我們的向導，對外友協延安分會的主人說。“我們駐在南泥灣的士兵初到這裏時，除了打野味外，沒有別的肉食。”
我們所到的這個已開墾的狹窄的盆地有幾英裏長，四周是峻峭和多樹的小山。1941年，當延安根據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往北和往東被日本人封鎖時，南泥灣是響應毛提出的通過軍隊自己動手來達到自給自足和“豐衣足食”的號召而開發的一項試驗計劃。
“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毛說。“不知用全力幫助群眾發展生產，隻知向群眾要糧要款的觀點（國民黨觀點），是錯誤的。”
為了起帶頭作用，主要由參加過長征的年輕老兵擔任軍官的三五九旅，開發南泥灣的荒野峽穀，每個戰士都帶著步槍、鶴嘴鋤、鐵鏟和足夠一季用的糧種。像美國的拓荒者，他們開墾了足夠的土地種植莊稼；他們建窯洞、造披屋以便度過嚴冬。還動員了一些無地農民來幫助他們，他們製造木鍬和木犁，學會在榨樹皮上寫字，土地給帶來第一次收成後，又再播種，使收獲足夠有餘糧出售以買進幾頭耕畜。他們製造木紡織機，自織羊毛呢絨，並極力打通與國民黨地區的走私貿易。經過兩個近乎挨餓的冬天後，南泥灣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林區。
這故事來自一個親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經風霜的長征英雄，現在又回到他曾幫助開墾過的峽穀來了。朱在1944年離開南泥灣，參加過一係列的戰鬥。現在53歲了，他是人民解放軍建設兵團的一位團長。而南泥灣現在是一個國營農場——“屬全民所有”。他在大會議廳裏簡要地說明了這個地區的演變過程，這會議廳是一簇堅固樸素的磚瓦結構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時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後的鞏固和肅反時期，南泥灣成為一個勞改農場。中國不容許有“政治犯”這個範疇——隻曉得這裏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實上犯有政治動機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嚴厲的處置。南泥灣作為一個監禁農場，屬羅瑞卿統轄。羅瑞卿長期擔任公安部隊的首長，是文化革命情況中最早垮台的高層人士之一。
1965年，這個勞動改造農場顯然撤消了。改變成一個國營事業，許多以前的罪犯成了農戶人家留場定居。朱說，在當地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至1968年期間，“劉少奇在這裏的影響非常壞。許多青年離開了這裏，去參加紅衛兵的長途串聯。”
“這麽遠的地方劉少奇能有影響嗎？”我插了一句。
我想是出於向我作解答，就把我介紹給坐在團長旁邊的一位老戰士。他是農場一個大隊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這個人有一張堅韌的臉，高聳的眉毛下是一雙銳利的眼睛，笑的時候常常露出兩顆門牙，他叫王明德。他看起來像有100歲了，但後來我見他在田野走路時靈便得像年輕人，他告訴我們說他是66歲，後來得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參加老紅軍某團的同一個班的、實際上從此以後兩個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經百戰，在他漫談時，好像要把每次戰役都描述一遍似的，特別當他回憶南泥灣過去的艱苦日子時更是滔滔不絕。他使我想起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人民的領袖》中的那個加利福尼亞人，他曾率領一個馬車隊越過落基山，他隻要一講起這事就會講個不休。
在王無止無休、引人入勝的回憶中，時間漸漸過去。一個有關拓荒時期怎樣用野草製成一種“美麗的染料”染土製毛線的故事，得一年半載才能講完。有關劉少奇的問題我們就丟在一邊了，因而我無從知曉他究竟怎樣影響了這個遙遠地方的局勢。
在1966—1967年這個“壞年頭”之後，軍隊接管了這個農場，到1970年的現在，生產大有改善。所確定的指標將使南泥灣很快就趕上大多數國營農場的高產水平，總的說來．要比公社集體的平均產量要高得多。
據朱團長說，南泥灣農場現擁有耕地、果園、林場共18，000公頃。歸他領導的大約有30，000人，在這支混合勞動大軍中，有長期在此定居的帶著全家的農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黨的幹部、學生和以前的紅衛兵，並得到一個亦軍亦工亦農的勞動團體的支持。
這裏的全部生產歸國家所有。經營以工資製為基礎，像其他國營企業一樣。住房免費，平均工資每月40元，這個數目比工廠裏半熟練工的平均工資略少，但高於農村公社社員的現金收入。然而在南泥灣，工人必須交付自己的夥食費，每月平均12元。定居的農民家庭有他們自己的住屋、廚房和自留地，現金收入要少些，實行工分製。
南泥灣最有意思的一角是對黨的高級幹部進行再教育的五.七幹校，我先講幾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軍隊工作之後再來談它。
許多國營農場，可能全都在邊疆，長期以來由軍隊以各種形式加以管理，但在文化革命期間數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訪問過離西伯利亞不遠的佳木斯的一個國營農場，機械化程序已達90％，真是一個工廠式農場，完全實行工資製。在一般農村公社，機械化程度不到15％，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很大實際程度上，所有權和會計核算都屬於社員，最近的正式數字（1964年12月）表明，國營農場的麵積有1，000萬英畝，約為全國耕地麵積的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50％。
由人民解放軍及其黨組織領導的國營農場在每個省和每個邊疆地區都有。五.七幹校在哪裏開墾了新的土地，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財產”。在沿海和內地的沼澤地帶，軍隊建設兵團正忙於填築邊沿土地，供國內農業使用。
從新疆到嚴寒的東北邊境，軍隊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區，並同防禦係統相結合。中國和俄國的武裝部隊要在5，000英裏長的邊界線上脫離接觸的困難問題之一，據說是中國一邊的許多地區居民稠密，而俄國的西伯利亞和蒙古邊境，整片的地方除了軍隊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對俄國人來說，要使100萬駐邊軍隊獲得給養但缺少當地生產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給自足的與國營農場相結合的中國軍隊來，就要花費多得多的經費。在有些地方，如果雙方的武裝部隊各後撤10公裏，那麽俄國一邊就會顯得空蕩蕩、而中國一邊卻仍有許多居民（和民兵？）。這種前景使蘇聯當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戰部隊以外，居民和勞動力從哪裏來呢？黨的幹部隻構成一個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製度下，中學畢業生要參加三年體力勞動才能進大學，如果他們的班排和邊隊推薦他們的話。學校根據地區革命委員會製訂的計劃，決定有多少人進大學，多少人參軍，多少人到工廠，多少人到農村或邊疆。這些青年學習耕作時，僅給夥食、衣服和很少幾元“零用錢”。建設兵團訓練出數千萬的人——外國人決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們一起的還有城市下放來的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者。許多人在他們從事建設工作的地方落戶定居。
軍隊進行了大量的植樹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戰略意義的水壩、發電站、橋梁、隧道和道路，這對控製汙染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間，人民解放軍建設兵團完成了艱巨的成昆鐵路，這條鐵路現在已把越南和新疆連接起來。它建成了嶄新的地下鐵道。在整個中國，在北京，軍隊監督著交通網。廣泛進行的防空洞係統是在軍隊的指導下建造的。海軍軍官領導著上海的造船廠，我在那裏參觀了剛下水的新遠洋輪。在農村公社，軍隊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隊和生產隊。所有的軍事工業和核工業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軍掌握。
在有組織的文化生活方麵，軍官在革命委員會中起領導作用。在那些個“三結合”（“黨的可靠幹部”、群眾組織的代表和“負責的軍代表”）中，“負責的軍代表”總是居少數，但我發現他們幾乎總是擔任主任的職務。不僅大學和醫院接受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領導，我們在西安時到後台去訪問的一個芭蕾舞團的革命委員會也是如此。另—個在上海的芭蕾舞團的革委會也是這樣。
有一個地方，我沒有看見由軍人任主任，這便是南泥灣的五.七幹校。
（一七）艾麗斯在南泥灣
離開中國來寫五.七幹校，會使人感到所有這一切一定是發生在鏡中的幻景。在現場，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樣說與局外人聽呢？人們會想起紅衣皇後對艾麗斯的忠告：“當你想說什麽時行個屈膝禮，這樣省時間。”更好的辦法是：“從頭開始，一直說到末尾，然後停下來。”
在某種意義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五.七幹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學校。在南泥灣辦勞改農場的舊時期，那裏的人都不是自願的居民：頑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們整天勞動，同時學習社會主義課本。自我改造為一個初始的無產階級國家的好公民。在許多幹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灣五.七幹校裏，那些黨的官員，無論是自願參加或是組織派來，都在重新學習社會主義的意義。他們已變得“脫離生產和實際”，現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眾相結合”和“向農民和工人學習”。
在中國，像在別的地方一樣，如果我們能把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決定其政治解決辦法的各種曆史問題的來龍去脈中觀察，那麽它都是合乎邏輯和說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認識，”毛說。馬克思也這樣說過。如果是這樣，五.七幹校也決不例外。
它們是為貫徹毛主席1968年5月7日發布的一項指示而開辦的：“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員會作為文化革命期間的權力機構而組織起來，由黨的軍隊領導，開始推動“廣大幹部”到農村“下放勞動”。其中有的是大單位（大學、工廠、農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員會）的行政領導人，有的是黨校教員或嚴格的群眾組織的頭頭。
譬如說，為什麽大學校長要下放呢？
據說，這個國家的整個知識界的生活，已經滑到孟子的傳統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西方諺語說，豬耳上的毛織不出絲線袋。）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學校長和大學校長，用愈來愈難的考試把農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的基礎較差）都淘汰了。學製不是適應群眾的需要而縮短和改得更切實際，許多大學專科反而延長至6年、8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然而，對任何一個想建設一種激進的新社會秩序的人來說，這樣做所產生的社會後果是難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學正在促進社會分化，正在造成一個被利已野心驅使的特權階層。”一位美國學者約翰.加納德在他的《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一文中寫道，該文編在一本研究態度認真的1971年中國問題論文集裏。
從再度強調專家路線的主要的後果之一，是出身於工農家庭的大學生人數減少，而高幹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大學生人數相應增加。……因此，北京大學出身於工農家庭的學生人數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僅占38％，同時有“剝削階級”背景的學生人數則增加一倍以上。許多大學教授瞧不起無產階級學生，認為他們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來”，並對這種學生靠（政治上的）“進身之階”進入大學表示憤慨。1958年錄取進入自然科學的8個係的237名學生中，隻有45名如期畢業，餘下者不是被迫退學就是留級。……
在北京科技大學，保送的919名幹部和軍入學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華大學同樣淘汰了200人。北京財經學院被迫退學的108名學生中，大約94％是工人階級出身。……消息靈通和受歡迎的訪華人士韓素音（1967年）寫道：“對城市大學和高級中學進行的調查，令人感到震驚：社會主義的中國過了17年之後，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學生出身於資產階級、地主和資本家家庭，雖然這幾個階級僅占全國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說明五.七幹校，這裏談一點與教育革命有關的事是必要的。南泥灣五.七幹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師，主要由久經鍛煉的黨的行政幹部組成，他們也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負責教育工作。
劉雨生自我介紹說是管理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是高個子，腰杆挺直，30多歲，曬得黑黑的，肌肉發達。要不是這樣，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個“知識分子”類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識分子僅僅意味著識字人，現在則至少須到中學程度。從兩年前的10月4日這所學校創辦時起，劉就在那裏了。學校開辦時，從陝西省省會西安市的11個單位抽調來467人。
“他們不把自己稱做學生；他們是“五.七戰士，”劉先生解釋說。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訓練西安市和附近縣一級的高級領導幹部。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改造我們的世界觀；讓幹部向工農學習，在根本上同他們結合起來；一麵學習，一麵做群眾工作；同時一麵勞動，一麵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
“舊黨校脫離勞動，脫離群眾，脫離生產和實際，我們的學校也不同於過去的國營農場。它們隻生產。現在經過兩年鍛煉，我們已輸送了414名革命幹部。他們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數在農村安家落戶，還有什麽問題要問嗎？”
劉先生是怎樣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畢業的，留下來擔任政治領導人。他以前是幹什麽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領導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團書記。他身旁還坐著一位還算清秀的年輕婦女徐秋風，原是西安東方紅人民公社東區的黨委書記。現在屬於校“第一水稻生產連”。她好像還管炊事房，一會兒就從那裏端來了（圍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幫忙）一大盆一大盆滿滿的鮮豬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雞蛋、蘋果，以及其他十多種幹校農場生產的美味食品。
他們有920畝（合153英畝）土地，53頭牛，300多頭豬和許多雞鴨。有800畝種水稻和其他穀物，去年的產量達170，000斤（合85噸）。45畝種蔬菜和果樹，50畝種馬鈴薯，30畝種大麻。他們現在有身強力壯的“五.七戰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婦女，平均年齡30至40歲，隻有少數老年人，最大的60歲。他們之中有7位醫生。現在看來這個農場在糧食、住房和燃料（他們建了一座小型水壩和發電站）方麵都已差不多自給自足，但生活水平還是低的。
“戰士們”開墾了一些新耕地；他們用砍來的樹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幹各種零活（由國營農場借調來的農民指導），農閑時則在軍隊領導人的帶領下學習和討論政治。經過6個月或一年。他們可以成為“毛的積極分子”。什麽叫積極分子呢？一個由所屬班排推選出來的人，他不僅是個好學員．而且是個“活用毛澤東思想”的人。
有人告訴我，在幹校的所有學員仍按幹部級別保留原來的工資，他們的家屬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員會有30個人，我們在享受他們的樸素宴席時，各部門的負責人都來參加會見。同生產這些食物、經過改造的改造者們一起吃這種與大飯店大不相同、新鮮而簡單的飯菜，這又是多麽愉快啊！
說一個例子，這裏有一位譚衝，48歲，穿著淡紫色的短上衣，輕輕一笑時露出潔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會的一位高級幹部，現在管理學校的豬欄，剛剛被“我們連的戰士”推選為積極分子。他引用毛關於“下放農村”的教導，並說他已抓住了這個“機會”。
“實際上我並不認為自己對毛主席著作學得好。我過去在領導崗位上脫離實際，所以我選擇來這裏。他們安排我在豬欄工作，生產豬糞，學養豬。我學習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導，同農民相結合，他們是我的好老師。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逐漸接近了群眾，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觀。”這最後一句話意味“鬥私”並成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
拿李成壽來說，他50多歲，以前是西安市委書記。他漫長的革命經曆可回溯到延安時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彈”打中後，他失去與農村的聯係。現在他在“種玉米和水稻”，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著作——但還“差得遠”哩。
劉文元，40多歲，1950年入黨，1960年大學畢業，後來升任西安第24中學校長。他真的從來不知道農民勞動多麽艱苦。他怎能教書呢？現在他是一個“五.七戰土”，“在莊稼地裏幹體力活”。他還處於“鬥爭”（使自己擺脫不良階級背景的影響）和“自我批評”的階段，希望“改造”成為一個具有“新世界觀”的同誌。
坐在他旁邊的是王一平，38歲，前西安市共育團（現正在重新整頓）書記。1948年他在延安上學，在修正主義分子的影響下，被貪圖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誘而墜入城市的邪惡風氣中。他忘了過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義階級同工人和貧下中農是尖銳對立的階級。”毛說。官僚主義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本家，他們怎能有足夠的認識呢？”王來幹校已是第二年了。他還不是積極分子，但已經是“幹校第一水稻種植連領導”。這就是進步。
“在開始的時候，”劉主任說，“我們經過許多曲折和‘鬥爭’。為什麽要在遠離西安800英裏（240公裏）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幹校呢？有些學生‘怕苦’。為了使他們堅強起來，我們要每一個進幹校的人從這裏步行往返延安180裏，把這當作一種傳統。我們請三五九旅的老戰士來給我們講這裏‘過去的苦’。我們逐漸培養了對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現在看來以南泥灣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們在這裏重新過著革命生活。起初情況很差：快要坍塌的窯洞和幾間房屋。長滿荒草和未經開墾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們應該向西安求援嗎？大多數人說，不。我們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傳統為榜樣，砍倒樹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樣的方法建造房屋，還做了工具和籃子，並學會了燒磚瓦。”
“我們建造了自己的發電設備——我們得到一筆專用貸款。去年春這裏發洪水，溢洪口堆積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們的稻田都衝壞了。《愚公移山》使我們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們清理了溢洪口，用雙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複了我們的稻田，及時進行補種，獲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變了我們的精神麵貌。’依靠兩隻手，能做一切事’，已成為我們的口號。”
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專門花了一個下午去參觀農田，見到更多的“戰士”和他們的農民同誌，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農田和堅固的新建築，最後仔細參觀了齊整地建築在山坡窯洞裏的豬欄。這些善良的人在這裏似乎滿足於幹這種粗活，並且幹得差不多和農民一樣好。當時他們可敬可佩的精神給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羨慕他們用強大的集體力量所得到的益處。隻是到現在，當我在資產階級環境裏回想起我作的筆記時，我才記起那個白衣皇後。艾麗斯說：“我不能相信那個！”皇後用憐憫的口氣說：“你不相信嗎？我敢說，你還沒有多一些實際經曆。我是你這般年紀時，我總是一天幹它半時一刻。嗯，有的時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樁的不可能事情。”
幾百萬人已進過五.七幹校。據說將來所有的黨員都要這樣做。我的翻譯姚偉，就在這樣的公社幹校中勞動過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語專家，至今還在一所幹校裏。我的老朋友黃華，現在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1969年已經曆過這樣的“鍛煉”，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黨的負責人，同樣經過這樣的鍛煉。所有中國外交官從他們海外的工作崗位奉召回國後，都在公社幹校或類似的幹校裏勞動過。
藝術家也是這樣嗎？據傳毛曾說過：“讓歌唱家、詩人、編劇家、文學家都趕出城市，全趕到農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農村和工廠。不要讓他們老呆在辦公室裏。他們在那裏寫不出什麽東西來。於是他們也去了，當我在城市裏找他們時，許多人仍在農村“鍛煉”。
所有這些人都真心誠意地接受“改造”嗎？當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們隻是被強迫“下放”，那麽轉變過來的人就一定會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幹過一個時期，他告訴我這個製度比強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這樣的。不管你平常幹的是什麽工作，你屬於一個班，是連的組成部分。你要參加學習，一天兩小時，一星期兩、三次，每星期大約有一次與其他班聯合開會。你不隻是坐下來背誦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為一個主題，先朗讀，然後聯係實際來討論理解。以此為根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實際要差多遠。有時搞得很激烈，這樣縮小自我，暴露靈魂，一個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這個時候，他自願下放農村。”
像皈依宗教那樣嗎？，摸到點門道沒有？
“如果某些人從來沒有這種感覺怎麽辦？”
“嗯，這也許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經給你了，你開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著你，這就輪到你了——而你明白他們是要幫助你。在某種情況下全班或全組可能一起申請下放。對每個人來說，擺脫日常工作，去體驗一下勞動是好事。是的，我們回來都從這次經驗中得到很大收獲。”
如果你年輕，事情就容易些，並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齡較大，是專業人員，就可能會感到這對所剩無多的時間來說是一種可怕的浪費。如果你不習慣搞體力勞動，那就會感到很難辦，特別是班領導“壞”的話。我知道有人一連幾個月彎腰屈膝在稻田裏幹活，挑重擔子，幹他們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對知識分子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中，沒有比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勞動的了——他們從內心感到，不能把他們自己同幾乎不會讀又不會寫的農民或士兵等同起來。
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結合起來是那樣的新奇，以致聽到甚至在美國資產階級社會也有這種事情的消息時——雖然現在比較地少了——認為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我在23歲以前，在學校放假或課餘時間，就曾當過印刷廠學徒、飯館侍者、農場幫工和其他零雜工，後來還以當過海員而感到自豪。這樣我懂得了尊重勞動和鄙視懶惰。但這種工作現在不再吸引我，並且我體會到，為了賺錢或是獲得經驗而工作，同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樣的；當然我沒有企圖使自己同農民和工人“等同”起來。在這方麵的精神內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哲學分明是這樣的。
在離開這個題目之前應當注意到，在中國，從修正主義分子直到被稱為反革命分子的嚴重案件，比起那些自願成為“五.七戰士”的人來，要受到嚴厲得多的處理。據紅衛兵稱，一些國民黨特務和專門的破壞分子已被破獲。雖然毛澤東一再強調，即使對“人民的敵人”也不準打罵或虐待，千萬計的事例表明，他的話沒有受到重視。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許多人被紅衛兵根據捏造的罪名抓了起來。一經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關係都要受到審查。隨著掌權的委員會此起彼落，被這派抓起來的人可能為另一派所釋放，隻是為了進行報複，而去責難那些曾指控他們的人。這時軍隊介入了，撇開派別，成千上萬的曆史案件都得重新審查。在所有這些變化中，總有那麽一些人濫用他們的臨時權力，對他們所選中的受害者進行毆打或迫其“自殺”——有時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貢獻的革命家，他們至多是為了熱衷“修養”的準則而犯了“一些錯誤”。
毛澤東對我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他很不讚成。一個是講假活。（公開宣戰比口頭欺騙要好。）……主席最不高興的第二條是虐待“俘虜”。這不是過去戰爭年代紅軍或人民解放軍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劉易斯.卡羅爾的作品。“凡是我給你講過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沒有誰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雖然他可能講過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義取得權力的人中間，總有一些置若罔聞的聾子。那是誰呢？總之，是誰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一八）軍隊和人民
中國穿軍服的人到處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間他們大都不帶武器。他們在公開場所的行為堪稱模範，任何來訪者很快就能看得出，軍隊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學滿是紅小兵；我遇見的每個家庭，幾乎都希望他們的兒女中至少有一個能符合參加人民解放軍的高標準。國家憲法把服兵役列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之一。我在營房或其他地方詢問過的士兵中，從未碰到過一個人自認為是“良心上反對服兵役者”（當我把這個詞的意義向他講明以後），或是設想他自己將來會參加一場他的國家可能是處於“非正義的”一方的戰爭。
這是一支具有高度紀律、民主的工農軍隊，現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經提到過的許多方麵起著主要的領導作用。比起大多數國家的軍隊來，它加給人民的負擔無疑地輕得多。他們自我管理，生產自己消費的大部分糧食，沒有隨軍服務人員，並且隨時準備在緊急情況下去幫助農村或工廠。
自1959年以來，人民解放軍差不多已恢複延安時期的“作風”。軍階的標誌——肩章、高級製服、硬邊軍帽、勳章——以及摹仿俄國軍隊的以示軍官等級的其他明顯標誌，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間開展相互批評和軍官定期下去當兵得以恢複。所有指揮員都從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間的工資津貼和生活條件方麵的差別已經縮小，雖然距延安時代軍隊的“平等”還很遠。
十分強調政治方麵的訓練，政治意味著同人民的關係。應牢記（還要唱）的規則有“八項注意”，它實質上仍和原來紅軍時的一樣：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此外，還有“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還有所謂“三八作風”，在中文裏是用三句話和八個字來表示。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個人或集體榮獲“四好”榮譽，意味著他們的‘三八作風”好，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以及日常表現好。
任何授與“四好”戰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將其獎狀安裝在框子裏以掛在毛主席像旁。
總之，軍事訓練的原則是，必須思想優秀為先，必須按照毛的“政治是統帥”的教導。其方針是“四個第一”：在人和武裝之間，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種工作之間，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之間，思想工作第一；在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間，活的思想第一。
這些基本原則反映了毛的信條，即“人比武器更為重要”，沒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質，優良的武器或龐大的數字作用也小。這樣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對孫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間）思想的吸收。孫子是中國古代權威的戰略家，他的《孫子兵法》充滿智慧，以至在當今新時代仍熠熠生輝。孫子雲，戰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
當然，“政治掛帥”並不意味著人民解放軍輕視現代武器和對它的熟練使用。“政治和技術必須統一，”毛說，“這就是又紅又專。”這裏我並不打算同西方情報機關在估計中國的武器方麵作什麽競爭，隻是一般地談談，這是不成問題的。人民解放軍的300萬正規軍是亞洲最強大的地麵部隊，它有數以百萬計訓練有素的後備部隊和輔助部隊作為後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發揮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軍在這類武器和現代裝甲武器方麵是自給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仿照蘇聯米格一19型飛機生產了噴氣機引攀，到1970年據說已能生產自行設計的新型噴氣機，比俄國的米格一21型還要優越。她還正在生產數量有限的輕型和中型噴氣轟炸機。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軍艦艇方麵，中國雖不及超級大國，但它所擁有的聯合作戰能力，足以製止可能企圖用常規武器來考驗它的強大防禦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國已擁有一個規模雖小但須認真看待的核武器庫和區域性的運載工具，這就足以大大減輕以前在原子威脅麵前一無所恃的感覺。再也沒有一個大國可以向中國投擲原子彈而不受到嚴厲的報複了。中國在洲際導彈方麵早就有了潛力的消息，是使尼克鬆政府決定承認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現實、並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處體係內謀求兩國之間關係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這些都是大多數“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聰明的農民在內。中國百餘年來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淩辱和近於毀滅之後，終於依靠自力更生強大起來了，我就聽到過這些農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國建設的參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興，對他們來說，中國的武器是一項具體的成就，是他們付出了極大辛勞得來的，宣傳教育也使他們認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成就。他們全都相信這—點嗎？毛本人承認，還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對社會主義”。對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來說，軍隊是不準他們恢複祖傳土地的壓迫者嗎？是不準他們“成為富人和高官”的壓迫者嗎？是不準他們成為和尚、道士的壓迫者嗎？是不準他們成為空想的藝術家中“脫離實際”的作家的壓迫者嗎？在每月設法逃往香港的幾百人中間，大多數人看來是為了重溫發財美夢而去的。這些人中間確實很難發現有個把人民解放軍老戰士。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了個大學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軍人應該學會去鄙視個人的利欲貪心。他們應該“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國有句老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我常常見到目不識丁的壯丁脖子上套著繩子被拉去當兵。當官的通常侵吞薪餉和口糧，如果士兵發牢騷就毆打，他們自己則經商並搞黑市交易。（有點像南越西貢政府的軍官）今天的人民解放軍“戰士”都有文化，學習毛關於怎樣當好一個好的指揮員的著作，明確自己的權利，可以在“鬥爭”會和”批判”會上控訴。軍官腐化的事不是沒有聽到過，但這比婚前發生性行為的事或許更為少見。
就基本津貼和生活費而論，這支“優質”軍隊所開支的人民的錢少得令人難以相信。那有幾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聶榮臻旁邊，我同他初次會麵是在1936年，後來他成了元帥，現在是核科學發展委員會的負責人。我聽到的不是什麽原子彈方麵的秘密，而是許多有關人民解放軍的事。每個士兵一年發三件襯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裝和夏裝，還有不限定量的夥食。如果新兵需要瞻養父母．通常不會應征入伍，特殊情況下可以有瞻養家庭的補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們的訓練、教育、醫療和娛樂都免費，他們沒有夥食、住房或其他生活開支。他們的基本津貼每月6元，聶榮臻認為作為零用錢這是很寬裕的。
後來，我在浙江遇到用文江將軍，他告訴我，相當一等兵的士兵津貼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將軍還告訴我，最近大部分軍官自願減少工資30％。這樣，據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資等級，一位上將的收入將減少到每月350元左右。（當我第一次遇到聶榮臻時，紅軍的軍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錢。）一位在軍宣隊工作的陸軍中校告訴我，每月工資是70元——減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並沒有把人民解放軍的工資拉平，中級軍官的工資仍然沒有變動，而低級士兵的津貼提高了，高級軍官的工資則減低了。
像政府機關一樣，軍隊也遵守社會主義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同時考慮年齡、軍齡、家庭負擔和級別。中級軍官和中級以上的軍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麵的利益，包括專用宿舍和汽車的使用等等。
這一切看起來不錯，但是在中國，人們對黨內最高層官僚集團瓦解後由軍隊所繼承的權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種不安嗎？過去一戶農家總想有個兒子上學，希望他以後升官發財。“當幹部是為了做大官”這種傳統的精神狀態經常受到譴責，也是創辦五.七幹校的一個原因。那麽，對於“參軍為了做大官”又怎麽說呢？
人們被這樣提醒說，軍隊幹部畢竟還不到以前黨員數的1／10。他們能單獨管理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嗎？——把他們的全部生產任務和國防任務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被稱為“一小撮”嗎？怎樣才能防止一個黨內的軍人特權階層把老的官僚特權階層的權力繼承過去呢？
我已經部分引述過，自1967年以來在重建已解體的國家和黨的領導機構方麵擔負最重責任的那個人對此所作的解答。對劉少奇的權力結構發動進攻後仍留下來執政的最有經驗的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他在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所有三種成員中享有廣泛的威信，而這些革命委員會則必須設法結合成為統一的行政組織。這就涉及“解放”專家和在軍隊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衝擊的其他有經驗的黨員幹部這一微妙工作，他們中間許多人寧願繼續默默無聞，或者回避擔負新的責任。同樣艱巨的一項任務是，要從工代會（它代替了工會）和農村公社隊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鮮血液”注入那些組織中去，以使國家更加直接地對群眾——非黨非軍的大多數人負責。
一個軍隊特權階層？一個軍隊官僚集團？“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周恩來回答說，“我們在黨內大家都是一樣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內、在黨內、還是在軍隊內工作。軍隊幹部一旦去到政府機關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員，就再也不管軍隊的工作了。事實上他們是從軍隊中調出來了。這樣，過了幾年，他們就同我們一樣了。”
“就同我們一樣了”——意味同周恩來一樣嗎？50年的革命經驗，才產生像周這樣一個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輩離去之前，新的混合體能夠很快地產生出無產階級接班人以接上班嗎？我自己在進一步“深入農村”時，思索著這個問題。
第五部 人民公社
（一九）開端
“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是自1960年以來中國經濟實踐的指導方針。在那個嚴重饑荒和全麵危機的時期，中國領導人摒棄了過份強調發展重工業和對農業的投資不足。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隻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號了。他們把借用的蘇聯經驗棄置一邊，提出“工業為農業服務”，靠他們的獨自努力看好開發內地，使城鄉關係更加平衡。
最為重要的是，毛企求改變中國人的環境——從而改變人自身。必須有個翻天覆地變化、實現現代化的地方是農村地區，那擁有廣大人民的家鄉故園。
到1971年，農業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這裏麵除了5％到7％的小塊自留地仍歸農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體財產，還有5％是“全民所有”的國營農場。
中國幅員遼闊——大約有歐洲和俄國西部加起來那麽大——但2／3是祟山峻嶺、荒地或沙漠。開墾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勞動，整個耕地麵積隻占全國總麵積的大約13％，已經耕種和人煙稠密的地區仍然大部分在中國的東半部，在人煙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於200平方米．但由於大量施用有機肥料和化學肥料（兩者都是當地產品），並有灌溉、雜交良種和其他改進的耕作方法，一年兩熟和三熟已經很普遍。
據周總理說，中國的1800個縣分為大約70，000個農村公社，又再分為750，000個生產隊或村。一個大隊可以有幾個或更多的生產隊，生產隊是土地集體所有的基層單位和核算單位。大隊擁有重型農具和小型工廠。它們的大小相當於一個鄉或區。公社由若幹大隊組成，它是縣以下的行政單位。
在公社裏，約有5億5千萬人須得養活自己和供應城市和縣鎮的糧食。他們在約一億公頃的土地上生產糧食，在二千萬公頃土地上種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煙草、芝麻、蠶桑，發展畜牧業和其他“供銷作物”。這是可以為他們自己和政府統購部門帶來利益，並積累資金以實現他們自己的現代化，盡可能少要國家幫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熱情勞動下財富的穩步增長，決定整個中國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成功或失敗。
從1960年以來對人民中國的3次訪問中，從靠近西伯利亞邊境的極北地區，到同越南接壤的雲南，我已經參觀了30多個人民公社。這次我看了11個公社，其中3個我在1960年參觀過，是我要求重新去參觀的。再次訪問，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電氣化、機械化、土地開墾、住房和小工業方麵都有了改進——比現金收入的增加更為顯著。在農業持續增長8年之後，大多數農民現在相信對不能勞動的老年人實行“五保”（黨的指示許諾過）的真實可靠性。“五保”內容是：足夠的糧食、住房和衣著、燃料、醫療以及適當的安葬（火葬）。
“足夠嗎？”用西方擁有土地的農民的物質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公社還是很窮的。然而，他們所供應的生活是“足夠的”，超過了以前無田無地、終年過度勞作、充饑挨餓的文盲的夢想，這種人是革命前中國農民的大多數。
（二○）令人激動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窮的公社大隊在保安縣（現改名為誌丹縣），位於中國西北陝西省的中部。那兒每戶的平均總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離上海車子行駛不到一個鍾頭、有36，000人口的馬橋，是個“富的”郊區公社連在這個糧棉套種地區，1970年馬橋的總產值每戶約合720美元。
從大隊總收入中拿出3％至8％繳納國家的稅收，包括在占總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費中。糧食的15％至20％作為交售任務，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純收入中包括工業產品、畜牧業產品和供銷售的作物。從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為公積金，用於設備投資、土壤改良、福利和貸款基金、醫療保險和對老年人的照顧。這筆數目的80％至85％由大隊保管，餘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資和管理費用。
1969年馬橋每個勞動力的淨收入約合102美元，平均每戶（4．6人）約為274美元。在保安一個沒有機械化的大隊裏，稅收隻占總收入的3％左右，每戶純收入看來隻有半機械化的馬橋大隊的l／3。在馬橋公社，社辦工業和隊辦工業——造船、建材、機械和變壓器等等——計占生產總值的25％以上。這特別的高，在全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很遙遠，不過現在許多公社都有機械廠、小型拖拉機廠、水泥廠和小化肥廠，以滿足它們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自身需要。
像我在這裏所做的那樣，把人民幣折成美元——按官價匯率人民幣2．49元折合1美元——很可能發生誤解。在中國農村的商品經濟中，農民的收入大都是糧食。他們把超過個人需要的糧食——相當於他們所分得的1／4至一半——按國家市價出售。他們的人民幣現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麵引用的物價所表明的那樣．其購買力高於國外名義上的兌換價值。
許多公社現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水渠裏自己養魚，捕獲的一部分魚“免費分配”給社員家庭。蔬菜或自家種或購買，買價便宜得在開支中微不足道。“私人養豬”（在自留地裏飼養）使許多家庭現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達60美元的收入。這些家庭可能寧願多吃幾次豬肉，而少收入一些現金。（在過去，一般農民一年隻吃兩三次肉。）社員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們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給別人，公社財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動產——社員為改進農業的集體投資和土地所有權。
工資或集體收入的分成．現在取決於各人自報本人的工分——一種名譽製度——然後由他所屬的小組評議，或照算或增減。因為自報過高而被周圍的人反對就會失麵子，所以都傾向於報得低些。小組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生產隊也一樣。大隊的領導機構現在是革命委員會，大部分委員是農民，他們能使黨的幹部免於獨斷專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幹部獨斷專行的很多。在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管理和資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國家的全麵計劃範圍之內執行，是半自主的。從理論上講，婦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們的勞動貢獻也並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實際上這還沒有做到。
公社生活給農民帶來的好處，不能完全由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熱水瓶、自行車或一點現款來衡量。如果僅僅是這些，在毛澤東和他的“積極分子”看來，革命就要失敗。通過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為私利的集體辛勤勞動，來改變古老的中國大地的自然麵貌（在這個國家，過去爭先恐後地追求個人私利不亞於其他地方），這本身就是一種徹底革新的概念和實踐，它不可能不產生一種新的哲學和新的“世界觀”。
當我重來保安縣這地方時，就實際運用毛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和“要鬥私，為人民服務”的原理來說，沒有任何別的地方比我在這個陝北貧瘠山區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滿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進入保安，那時它是長征結束後的紅軍根據地。毛澤東在一個石窯洞裏設立了他的大本營，林彪將軍任校長的紅軍大學也設在窯洞裏。內戰還在進行。親紅軍的國民黨人帶我通過無人地帶、然後沿著崎嶇小道步行了三天，爬過高山、穿過峽穀，從延安來到保安。
1945年以後再沒有任何外國人到過保安，1937年以來隻有極少的人到過，那時毛把他的“首都”遷住延安，建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統一戰線後，第一次國共內戰便結束。現在，到延安西北120公裏的保安，已有一條通汽車的公路。我過去所知的這塊沒有道路的土地，盡是峭壁、荒嶺和深壑，非旱即澇，難得見到幾塊窩田或要崩塌的窯洞。為數很少的農民穿得破衣爛衫，他們的無人管教的孩子一絲不掛地到處跑，鹽、針、線和火柴都是珍貴之物。風調而順時，他們勉強能糊口，凶年就要餓肚子。在這裏隱蔽下來的遊擊隊，不得不在戰爭的間隙開墾棄地和荒地，種上自己的莊稼——這便是改變麵貌的開端。
農村的潛力——種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樹，總比人們最初的感觀要大。這種潛力有一部分現在已被挖掘出來了。新生的綠化了的山坡和峽穀、顯現出一派動人的秀麗的景色。
這條公路，是通向內蒙古的公路網的一部分，可以行駛卡車、吉普車和火車。我們乘坐的轎車的出現，引來附近所有的人都來歡迎，當我們的汽車駛過時，歡笑的孩子們那“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使得寧靜的群山一下子歡騰起來。公路是在黃土溝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開辟出來的，近期的雨水衝毀了多處地方。這些衝毀的地段，就通過廣播把生產小組動員起來盡快修複。他們在黃土路基上簡單地挖了一兩層土，然後用土來加固護路的邊牆。
當峽穀變得開闊時，我們開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頭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園般的層層梯田，蜿蜒河道旁築起新的攔河石壩，兩岸栽植的排排楊柳牢固地製服著河流，因而得到了寶貴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壯的綿羊（說是每戶有3頭）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個世紀以來從戈壁沙漠刮來的“黃土”非常肥沃，土層也厚，在這種坡地上，推土機是無能為力的，而且這裏也沒有。這裏全靠人力。我打聽到，築成這樣一塊占1／3英畝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擔20，000筐土。
大約經過兩個小時我們到了保安，發現這個山溝小城擠滿了人，比1936年我在這一帶幾個月旅行中任何一個地方（部隊除外）所見到的人都要多。當時這衰老的縣城住著不到百來戶老百姓，現在則有3，000人。當年紅軍曾利用一座小祠堂開群眾大會，現在則有一座一千個座位的戲院，貼出海報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劇《紅燈記》。過去這裏完全沒有工業，現在有13個手工業工場、一個機器修配廠和一個發電廠。1936年，整個縣隻看到一家商店。現在，一條主要街道上排滿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貨商店裏，我們看到許多種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還有一大塊詳細的教人如何防空的牆報。
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縣政府機關歡迎我們，這是一些小型的整潔的建築，還有招待所，坐落在河邊。宴會在露天舉行，我們同幹部和生產這些食物的農民一些吃飯：極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紅薯，辣味子雞和豬肉，陝西風味的大米飯，以及當地各式各樣的甘美水果。
（二一）富人和窮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樣艱巨，大寨是鄰近的山西省的一個著名的公社，現在被譽為全國的榜樣。毛澤東說要“學大寨”。經過25年的辛勤勞作，削幹了山崗，修建了長達數裏的蓄水石壩，大寨大隊現在每公頃土地能生產約8公噸糧食。（大寨的農民領導者陳永貴是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但仍參加田間勞動。）
我所見所聞的一個叫沙石峪的興旺生產大隊的故事同樣給我留下印象，它位於保安東北1，000多公裏，離海邊不遠。從前住在這裏的居民是連褲子都沒得穿的幾家窮人，他們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討飯，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來謀生為止。解放後，國家給了少量的幫助，原來的78戶人家用17條毛驢開始幹起來，年複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樹和耕種。他們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並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庫。
1970年，沙石峪現在的127戶農民，在過去曾是荒嶺現在已樹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獲了225噸糧食和115噸蘋果、桃、梨、葡萄、棗和核桃。在一個山崗上，100個人奮戰了10天運土上山，才開出1／5英畝的耕地。通過這樣的方法，沙石峪現在已經有了200多英畝的半水澆地。它用彩石——開鑿水井和水塘時得到的，亦用它鋪成整潔的石板路——築成的堅固住房，是中國最好的農民住房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在上海的公社裏——上海市特別行政區包括10個郊縣——我看到一些大隊在挖3米深的溝，準備在裏麵鋪設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過抽水機站，以代替地麵的渠道，這樣他們可以增加大約8％的寶貴耕地。這項3年工程計劃是利用農閑時間來進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隊自製的，據他們說，它還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二二）後顧前瞻
要回顧中國農村走向集體化的漫長的、有時是流血的鬥爭本身就需要一本書。簡而言之，革命後的發展過程是：沒收土地並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塊（1950年）；成立互助組（1950—1951年）；成立初級合作社，地契仍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級合作社，這時地契燒掉了，鄉村裏的土地和農具歸集體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幾個村聯合起來組成大隊，辦理較小單位不能建設的大的聯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壩、工廠、學校和醫院。
在每一個階段，富家都跳了出來，而“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在大多數貧農和中農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舊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思想又複活起來，以前的地主企圖反攻和破壞，被製止了，又再抬頭，又被不間斷的宣傳和有組織的教育訂退了。但這種反動潛力被壓下去的主要原因，在於黨的領導人能夠向一個人平耕地不到半英畝的國家的破產農民闡明，除了通過不斷的、自力更生的集體勞動來積累集體資金外，沒有別的發展辦法以確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難時期”，一個信念和實踐的大危機來臨了。領導公社和大躍進的黨的幹部由於腦子發熱、輕率和缺乏經驗，以致造成冒進。在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調整之前，空前惡劣的氣候降臨了，比自然災害更糟的是，1960年蘇聯突然撕毀了300多項大型工業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蘇聯顧問，甚至帶走了零件和工廠圖紙，使中國變得無以依靠。
麵對嚴峻現實，黨矯正了一些作法，對私人企業作了適度讓步。公社領導機構的規模和權力都縮小了，許多基本責任還歸村生產隊，安裝俄國人沒有搞完就丟下而去的工廠設備，和彌補糧食生產上的損失，花去4年時間。到1964年中國才重新達到1958年的糧食產量數字。部分黨的幹部嚐試一種有更多獎金和副業產品自由買賣的製度，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允許開墾土地歸私人所有，用來種糧食和果木——這是產生一個富農階級以與城市特權階層聯合的最後一次機會。
毛澤東於是看到這一點。1960年他作出的反應是，首先在軍隊，然後在公社，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目的是扭轉這種“自然的資本主義傾向”。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發時，公社中那些推行損公利已即現在所謂的“劉少奇路線”的幹部大都經過了清理和整頓，城市“走資派”與不妥協地要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鬥爭那時就展開了。
農業經濟受文化革命的影響比工業要少一些，由於能幹、熱情和有服務精神的城市知識青年大量注入農村以消滅城鄉差別，農村社會因而得到好處。直到197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才達到二億四千萬公噸，這個數字比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規定的1962年指標還差一千萬噸。此外，中國聲稱有儲備糧四千萬噸，盡管這個數寧隻是大致等於1960年到1970年這10年間從國外進口糧食的總量。1970年的糧食產量為1950年產量的兩倍，或者說這20年間每年增產約5％。1970年的中國糧食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過了人口的增長（年增長率約為2％）。
全中國每公頃土地平均隻能收獲糧食2．4噸，但是每公頃達到8噸或8噸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廣東西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頃收獲達7．5噸，超過了國外報道的“綠色奇跡”的成績。
中國今天的糧食自給自足，將來的發展會日益著重於生產“供銷作物”，以便增加出口，為農村的工業和機械化提供資金。由於現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正如張醫生在前麵說過的，“農村有著廣闊的前景”。雖然前頭有無數的困難，但這種“前景”是很現實的，因為城鄉結合，使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在隻有一個階級的社會裏聯合起來，使中國全力以赴地為和平的建設事業而工作——以一種革命的方式進行——直到2000年。
第六部 與總理一夕之談
（二三）周恩來與敞開的門
在兩次長談中，周恩來總理同我討論了中國某些對內對外政策和成就，並同意發表幾年來對他的最詳細的訪問錄。有一次會見時他提供了有關中國工農業產量的具體數字，這是北京近10年來第一次公開的數字。
我們坐在人民大會堂一間寬敞、安靜、拱形圓頂的接待室裏。和往常一樣，總理和藹、輕鬆而機敏。生人很難猜出他已72歲，並擔任人民共和國的總理21年。在最近5年中，可以看到他處於起穩定作用的中心，第二次革命即文化革命中把政府團結在一起。
在中國當前擴大國際外交和貿易聯係方麵所取得的成就後麵，農業和工業生產的節奏恢複了，這是在國家擺脫了不協調狀態之後比現的。由於這次變革的深刻性和新的國家領導機構的重建還未完成，因此我聽到總理說基礎經濟受到的損失不很大而感到吃驚。“在1967年和1968年，由於工廠出現的一些鬥爭，交通的中斷和工作時間的損失，工業生產是降低了一些。”他坦率地承認說。沒有縮小過去的困難，他斷言：“我們仍然可以說，我們的所得——指領導層的純潔和革命力量的發展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損失。”
總理說，盡管1967年和1968年生產下降。但1966年——1970年的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指標基本上達到了，而且有些指標大大超過了。我問到1970年工業總產值的估計數字。“大約900億美元。”他問答說，“這個數字隻包括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不包括商業和服務業。”
至於農業，總理說，“由於劉少奇的幹擾”在50年代後期犯了些錯誤，另外在1959年—1962年“困難時期”采取調整措施時也犯了一些錯誤。“現在我們的農業持續發展已經有九年了。”
他繼續說：“197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超過兩億四千萬噸。”西方經濟學家把糧食噸數看作是中國農業情況的指標，直到最近，他們之中許多人還繼續認為1957年是最高產糧食年，那年官方公布的產量是一億八千萬噸。此後，1958年的“浮誇”大大歪曲了中國統計數宇的可靠性。從那時起，很少有人敢於作出負責的估計。所以總理宣布的數字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們現在有了剩餘，幹嘛中國還要進口小麥呢？”
雖然中國1970年的糧食進口量已下降到其總生產量的1％還少，總理還是解釋了為什麽從國外進口有限數量小麥的必要，進口小麥在中國比大米便宜。中國把價格較廉的小麥供國內消費或儲備，為平衡而出口大米到例如古巴和錫蘭去換回糖和橡膠，大米也用於對非洲的貿易。中國還需要出口幾百萬噸大米以援助越南和其他國家。
周總理給出目前的化肥生產數字大約是一千四百萬噸，現比日本的產量高出不少。國內農業的需要量是三千萬噸到三千五百萬噸。這是中國在新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即1975年所要達到的目標，“一千萬噸的化肥可能多少是夠用了，但我們需要更多的化肥，因為不但糧食作物而且供出口銷售的作物也需要肥料。我們的磷酸鹽和尿素還不夠；我們的化肥廠主要生產硫酸氨。小型化肥廠已起了很大作們。由於建造了這樣的小型化肥廠，我們在自給自足的道路上已經大踏步前進。”
總理講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生產棉花、棉沙和棉布最多的國家。1970年，中國生產了85億米的棉布。
鋼產量也受到1967年和1968年革命鬥爭的影響，他說，在過去的五年中，平均產量在一千萬噸到—千八百萬噸之間。鋼的生產能力現正在擴大和加以現代化，1971年有可能迅速增加的跡象。
石油產量在1970年達到二千萬噸以上，按中國的需要來說已自給自足了。許多新的油田已被發現。鐵路裏程和複線大大增加了。在中國西南地區，一個新的艱巨的鐵路係統已經竣工，現在它把越南邊界同中亞的新疆連接起來了。
總理指出，1970年的農業產值占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的25％。根據這一比例計算，中國1970年的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的總產值約為1，200億美元。然而，沒有任何可靠的指數可用來把中國的“產值”換算成西方通用的國民生產總值。“產值”概念略去或縮小了重要的“勞務價值”，如租金、私人所有的農村房屋——現以數百萬計的猛增，都是相互幫工蓋成的——以及由軍隊和義務勞動修建起來的大人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沒有計入遍布全國城鄉的防空地道網，它們大部分是用不付報酬的就近的義務勞動隊修建的。這整個防空係統要是在別國就需花費幾十億美元。最近，怎樣把三千萬英畝邊際土地的價值計算進國民生產總值呢？這是過去10年間農民用令人難以置信的辛勤勞動新開出來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則幾乎同農民所消耗的糧食相差無幾。
中國的產值數是按價值不變的人民幣計算的。1953年以來，它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2．40元合一美元。直至現在，中國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國內物價穩走，並且許多商品降了價，低工資的購買力的提高已經超過了工資數額的增加。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總理自豪地指出。沒有個人所得稅，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比別的地方便宜，食品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現在品種繁多，數量充足。這是任何到中國的來訪者有目共睹的。
考慮到這些無法估量的因素，就可以試探著替中國估計出—個假設的國民生產總值，它應該比一般所設想的還要更接近那些較大的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但不可否認的事實仍然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麵，中國仍屬那些較為貧窮的國家之列，雖然采取了大規模的節育措施，其人口快接近8億之巨了。
談話轉入國內政治問題後，總理議論了一番他認為國外有誤解的情況。雖然有一個時期廣泛傳說，整個共產黨在文化革命期間被解散了，而事實上隻是黨員暫時停止活動。總理說，有不到1％的黨員被開除出黨。在一些領導部門自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1969午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和政治局委員，多數換成了文化革命期間湧現出來的新幹部。然而據周說，那些未繼續當選的人大多數仍是黨員，隻是已到農村去“鍛煉”罷了。
在毛澤東領導下，黨和國家機關現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重建。農民、工人、群眾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各係統的代表大會正準備派出參加新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目的是要製定一部新憲法，以確定新的國家性質，將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總理說，農村公社連年豐收，工業得到恢複並在新技術方麵取得進步，以及政府和黨在文化革命期間沒有解體和陷入無政府狀態，所有這些都應歸功於人民的團結一致和忠於毛澤東的教導和領導。這要在新憲法中明確地肯定下來，新憲法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另外還將“公開宣稱”，無產階級的國家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周還說，憲法也將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間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創造的新形式：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周總理補充說，憲法也要保障罷工的權利。
有一點總理希望人們清楚地予以了解。外國報紙大大誤解了軍隊的作用，說它在支配黨和政府。他說，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也永遠不會發生；對那些想要分析黨的領導權的人來說，將來會顯得更加清楚。
在周總理和其他官員的會見期間，我攜妻子在長城南北轉了一圈，重踏舊徑。也探視新的地方。我們會見了很多人，他們有的在農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業中工作（城鎮公社和重新辦起來的街道工場），有的在與學校掛鉤合作的現代化的大工業企業工作，有的在正搞教學改革和招生辦法試驗的大學工作。我們參觀了現代外科手術同針刺結合起來的醫院，那兒正在訓練叫做赤腳醫生的農村醫務人員。我們參觀了一個公社，那裏搞全家打靶訓練，家庭最小成員隻有6歲。我們遇見了在稻田裏勞動的教師、演員和高級官員，他們都說喜歡這種勞動。我們還觀看了電工在22萬伏高壓線上表演高空帶電作業，在一起觀看的人中包括中國最大一座鋼鐵廠的廠長和一個擁有百萬人口城市的革命委員會主任。
我們發現周總理的興趣在於我們對文化革命的印象，並很想知道有關美國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個回中國來收集材料向西方發表的美國作家，也許這件事本身就使這些談話具有重要意義。近20年來，美國的武裝力量護衛著台灣以及在那裏的被打敗了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這依然是重新打開被長期封閉的中美人民之間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礙。
總理回顧了中國國際關係的新形勢，這種新形勢以中國擴大對外貿易和外交關係為特點，自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認中國以來，中國的國際關係有了顯著的增進。人民共和國內的人們不是感到意外而是相信，持續的外交突破，包括聯合國內對待中國席位的票數變化，將越來越使台灣政權陷於孤立，越來越使美國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感到孤立。總理注意到，現在“反叛”已變得很普遍，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歐，隻剩少數幾個國家仍與蔣介石保持聯係，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認中國，已結束想在“兩個中國”上妥協或搞“一中一台”的幻想。
“如果聯合國投票讚成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在安理會中的席位，中國會作出什麽反應？”周總理回答說：“蔣幫完全被趕出聯合國嗎？如果是這樣，當然、我們將考慮這個問題。聯合國的前途是很難預料的。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組織上）將發生變化。另一種可能是遭到國際聯盟的同樣命運。從第二十五屆聯大可以看得很清楚，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甚至一些大國，都反對超級大國操縱聯合國，反對它們更為經常地越過聯合國去玩弄強權政治，劃分勢力範圍，甚至爭奪公海和空間。”
在世界的這一地區，中國仍然受到超級大國的戰爭威脅，周繼續說，在北麵和西麵，大約有100萬陸海空軍以及火箭部隊；在東麵，美國和正在重新武裝的日本結成聯盟，它們想通過台灣更加深入地滲入東南亞。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領上，所以美國對台灣的侵略被認為是中美分歧的關鍵；中美分歧已導致了印度支那的戰爭，中國在那裏現已張開了保護傘，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聯合抗美。總理回憶了1960和1964年他曾向我談過解決台灣問題和中美建立關係所須具備的條件。他說，這些條件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中國的要求是：第一，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須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第二，盡管社會製度不同。中美兩國仍應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實行和平共處。
“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隻有中國人民有權解放台灣。美國在那個地區的武裝侵略是另一個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我們願意對此進行談判。”周總理說。“門是敞開著的，但是這完全要看美國是否打算認真解決台灣問題。”他對美國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願意考慮“根據具體情況，具體處理中國的朋友”的訪華要求。
周恩來接著就一年多來的中蘇邊界談判目前的症結所在闡明了中國方麵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曾達成這樣一個諒解，即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進行，雙方應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一項協議。據周總理說，“有爭議地區”就是根據9世紀中俄邊界條約雙方地圖上所畫的邊界線互不一致的地方。“這就是說，這些地區，他們說是屬於他們的，而我們說是屬於我們的。這種爭議隻有就臨時性措施達成一項協議才能解決，這樣就可根據在平等的基礎上互諒、互讓和協商的原則加以調整。這實在是應該不難解決的。”
實際上，好像俄國人已經簡單地拒絕了就從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達成協議，而這一地區兩國邊界線互相交錯，就像兩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樣。
我問總理，60年代初中國曾呼籲召開禁止製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銷毀核武器的首腦會議，現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國的這一呼籲。
“讓我先講清楚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他回答說，“首先，我們的核武器還在試驗階段，每次試驗都是有限的。而且隻是在必要的時候才進行，我們試驗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核壟斷和核訛詐，製止核戰爭。所以，每當我們進行一次試驗時，我們都聲明，在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們同時又建議，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在一起召開各國首腦會議，達成一個全麵和全部銷毀核武器的協定，而作為第一步，可以先達成一個不使用核武器的協議。最近，我們在進行一次試驗（1970年10月14日）之後，日本社會黨表示支持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建議。”
超級大國的“所謂限製核武器”的會談，他說，目的僅僅是為了保持他們的核壟斷罷了。每一個超級大國都想”限製”對方，以便保持自己的優勢。美國和蘇聯的確都想“限製”一下維持它們的核壟斷所需要的費用，但是盡管他們在進行談判，這種費用卻繼續大量增加。至於他們的矛盾究竟如何解決，他說，“我們不是它們的參謀長！”“不要對這類裁軍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來，它們一直在擴軍，從來就沒有什麽裁軍。”
談到中國“對世界的看法”，周總理引用了毛主席的活：“各個國家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他說，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總理說，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發表的聲明，預見到美國革命的前景。的確，隻要你同中國一些負責的領導人進行深入的交談，你就不難發現他們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瓦解的種種跡象深為關注。然而，毛主席顯然不會期望美國的革命很早就發生。中國的外交政策並不尋求建立在這種推測之上。中國所要堅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製的。它不僅要求美軍從亞洲和台灣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國軍隊“都從它們占領的地方撤回本國去。這樣，各國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來威脅和幹涉的情況下解決自己問題的權利。”
我在中國訪問將近6個月以後的個人印象是，恢複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在對外方麵，中國在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重建和擴大國與國之間的聯係。中國並不想成為超級核大國，而是要發展可依靠的遏製力量，同時與中小國家合作，尋求結束超級大國對世界事務的獨霸、操縱。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運，中國的奮戰從來沒有進行得像現在這樣好，它準備通過履行它的支持河內和同北越結成聯盟的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義務，來挫敗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和政治企圖。
第七部 同主席共進早餐
（二四）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
毛澤東強調他不希望進行接見我的談話，我們進行的是一次交談，然而，我後來得到證實，他將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某些意見。我們在1970年12月10日談話，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於美國的女兒唐聞生筆記的。（唐先生任紐約《美洲華僑日報》的主編直至1949年，自那以後在中國供職，是對外文化和政治關係方麵的一位領導人。）還有一位中國女秘書也在座。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年輕婦女都沒有佩帶毛像章，而我會見官員卻沒有看到佩帶像章，也僅隻有這一次。
會見後我馬上進行回憶，把我們這次對話記錄下來，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的筆記抄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於紅牆內的舊紫禁城的西南角，離毛主席檢閱十月國慶節的遊行隊伍的天安門沒有多遠。在這黃色琉璃瓦頂的高牆內，亦曾為舊三朝官員的官邱。今天，政治局委員們就居住和工作在這裏，緊靠著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近旁，通過有兩個武警守衛著的西門，在空蕩蕩的林蔭道上繞了一個彎，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適中的中國式平房麵前。
入門處有兩個末佩帶武器的軍人迎上來，他們的服裝上沒有表示軍銜的標識。“他們是將軍”，唐聞生低聲說，她怎麽知道呢？當主席在他的書房門口迎接我時，他們就走開了。我對毛主席等候這一點表示了歉意，沒有預先的通知，傳喚我時我已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們共進了早餐，一直談到下午一點鍾光景。他有點輕度感冒，便高聲說，不曉得醫生幹什麽，連感冒那樣簡單的毛病也不能預防，使這麽多的時間都損失掉了。我提起萊納斯.波林醫生——主席聽說過這個人——他提倡用大劑量的維生素C作為對付感冒的萬靈藥。我提出給主席送一點來。他說他將試試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勞。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會受到責備。
毛的寬敞的書房裏四麵都是書架，上麵擺滿了數以百計的中文書籍，也有少量的外文書。許多書中夾著紙條，作為注釋書簽之用。大寫字桌上高高地堆著報刊和手稿。這是一位正在從事寫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過寬闊的窗戶，可以瞥見園中的景色，據說主席在園子裏種自己的菜，並搞農作物試驗，這可不是“自留地”，是屬於國家的，也許他需要產品，因為聽說他最近把他維持生活的“工資”減去了20％。
我們討論了我寫的關於我們上次1965年1月談話的報道。在那篇報道中，我寫道，他承認中國確有“個人崇拜”——而且有其緣由，因為我寫了這一點，有些人曾批評過我。
他說，就是寫了在中國有“個人崇拜”、又怎麽樣呢？有這樣一回事嘛。為什麽就不能寫呢？它是事實嘛……那些反對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來中國的官員，是屬於極左集團的，這些人曾一度奪了外交部的權，但是他們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繼續說，在我們1965年進行談話的時候，許多權力——各個省和各個地方黨委內，特別是北京市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他都管不了。這就是為什麽他那時說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以便鼓動群眾去摧毀反毛的、黨的官僚機構。
當然這個崇拜也搞得過份了，今天，情況就不同了，主席說，要人們去克服三千年的崇拜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困難的。所謂“四個偉人”——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傳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毛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其他的稱號一概辭去。
我說；“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擁護毛的口號最向、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在打著紅旗反紅旗，”
毛點了點頭，他說，這些人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說：“記得就在你1949年進北京之前，中央委員會曾通過一個決議，據說是根據你的建議，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來給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說，是的。他們避免了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現了。搞那麽多的標語、畫像和石膏像。紅衛兵堅持說，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他接著說，但是，難道說美國人就沒有自己的個人崇拜嗎？每個州長、每個總統和每個內閣成員，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麽混得下去呢？總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總是有人願意崇拜別人。他問我，你的書和文章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些個人崇拜嘛，這也適用於我。
毛主席對於這種有關神與上帝的現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別人顯然考慮過很多。在早先的幾次訪問中，他曾詳細談過這個問題。他現在76歲，一般來說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說到他“不久就要去見上帝”了。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人總得去見上帝。
“伏爾泰曾寫道，如果沒有上帝，人類也需要造一個。”我說。“在那個時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就可能掉腦袋。”
毛同意說，許多人掉了腦袋隻因說了比這要輕得多的話。
“自那時以來我們已取得了一些進步，”我說。“但人們在許多事情上已能改變上帝的觀點。其中的一件便是節製生育；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現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來，有了大變化。”
沒有，他說。我（按：指斯諾）是受人欺騙了，農村裏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頭幾個是女孩，她還想再生。……這種態度必須改變。但是要時間。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吧？
“中國在這方麵走在前麵了”，我說。“不過，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正在產生一些影響。美國婦女是最先獲得選舉權的，她們現正在學習如何行使這個權利。”
談至此，端來的幾杯茅台酒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茅台酒是貴州省釀製的一種烈性酒。我們舉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們祝酒，怎麽會是這樣，我還未把婦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說，要男女平等，現在不可能。但在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無需有偏見，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說，他是寄很大希望於這兩國的人民的。
如果蘇聯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麽他將寄希望於美國人民，單是美國就有兩億多入口。工業生產已高於其他任何國家，教育普及。他將樂於見到那裏出現一個黨來領導革命，雖然他並不指望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出現。
他說，同時，外交部打算研究讓美國人左、中、右都來訪問中國。是否應當讓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像尼克鬆這樣的右派來呢？應當歡迎他來，因為，毛解釋說，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各種問題需要跟尼克鬆商量解決。毛將樂於同他晤談，他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
遺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國，他說我不是壟斷資本家。我能夠解決台灣問題嗎？何必那麽僵著？蔣介石還沒有死。但是台灣關尼克鬆什麽事？這個問題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炮製的。
有一點提一下，也許是適宜的——這並非我同毛主席談話內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國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間人正在轉達華盛頓給中國政府的信。這種聯係的用意是向中國領導人說明尼克鬆先生對亞洲的“新看法”。據說，尼克鬆堅決要盡快撤出越南，謀求通過談判由各國共同保證東南亞的獨立，決心要通過理清台灣問題來結束中美關係的僵局，使這個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1970年有兩位重要的法國人到過中國，第一位是計劃部長安德烈.貝當古，第二位是戴高樂政權時的總理莫裏斯.顧夫.德姆維爾。莫顧大.德姆維爾為戴高樂將軍訪華作好了安排。這次訪問本來是在今年進行的。我從權威方麵獲悉，尼克鬆先生最早是向戴高樂將軍透露他打算謀求同中國取得真正緩和的。有些人當時曾預料，戴高樂在訪問時將在促成中美認真交談方麵起關鍵的作用，他的死使這一點未能實現。毛主席在給戴高樂夫人的唁電中對這位將軍表示的敬意，據人們所知，是自從羅斯福逝世以來他對任何一個非共產黨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讚揚。
與此同時，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動。一位已經造訪過尼克鬆總統一次的歐洲某個國家的駐北京使團團長，於去年12月再次前往華盛頓。他繞過國務院直接跑到白宮去商談，然後於1月回到中國。我在2月間離開北京前不久，曾從另一位絕對可靠的外交人士處獲悉，白宮也再次轉達一個信息詢問，如果總統派一位私人代表來中國首都同中國最高級領導人交談，他將會受到怎樣的接待。大約在同時，一位中國外交官神秘地告訴我說：“尼克鬆正在從越南脫身”，而他以前對這件事的看法則完全相反。
我必須再次強調，上述背景情況中沒有任何一點是毛澤東向我提供的。
當我們談話時，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國人民起來革命的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由於他們的侵略，他們激起中國人民進行戰鬥，並幫助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取得政權地位。
我提出幾天前西哈努克親王曾對我說：“尼克鬆是毛澤東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變成共產黨人。他是他們的最好的軍火運輸人。”毛同意說，是的，他喜歡那種幫助辦法。
我提醒他說，兩個月前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遊行時，在我同他談話時他曾告訴我，他“不滿意目前的狀況”。我請他解釋他那番話的意思。
他回答說，文化革命中有兩個東西他很不讚成，一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麵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麽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毛說，這是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
主席不高興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虜”——即罷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黨員和其他人。解放軍的老辦法——釋放俘虜，發路費回家，這曾使許多敵人兵士感化而誌願參加他們的隊伍——常常被忽視了，虐待俘虜現已拖延了黨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後說，如果一個人不講真話，怎麽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呢？誰相信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
“俄國人害怕中國嗎？”我問。
有人是這樣說，他回答說，但他們為什麽要害怕呢？中國的原子彈隻有這麽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比劃），俄國的原子彈有這麽大（他伸出大拇指比劃）。俄國和美國的原子彈加起來（他把兩個大拇指並在一起）有這麽大，一個小手指怎麽能夠對付兩個大拇指呢？
“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俄國人害怕中國嗎？”
聽說他們是有點怕，他回答說。一個人的房子裏有幾個老鼠，也就害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國挖防空洞，俄國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中國人鑽進防空洞，他們怎麽能夠打別人呢？
至於意識形態問題，是誰打第一炮的呢？俄國人叫中國人教條主義，後來中國人叫俄國人修正主義。中國發表了俄國人的批評文章，但是俄國人不敢發表中國的批評文章。他們後頭派了一些古巴人，隨後又派了羅馬尼亞人求中國人停止公開論戰。毛說不行，要爭論—萬年，如果必要的話。後頭柯西金本人來了，他們會談後，毛對他說，他將減少一千年，但不能再減了。
他說，俄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許多國家的人，他們以為隻要他們一句話，大家都會聽。他們不信也有不聽的，其中一個就是鄙人。盡管中俄意識形態的分歧現在是不可調和的——正如它們在柬埔寨問題上采取相互反對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樣——但是它們最終還是可以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再次提到美國時，毛主席說，中國要學美國的發展辦法，把責任和財富分到五十個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辦。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把什麽事都交給他辦是不行的（他把兩手一攤）。
當他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我說他這個人不複雜，真是簡單不過了。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
通過這次和其他幾次非正式的交談，使我相信，在今後的中美會談中，毛主席一定會堅持指導著中國的對外政策，它對意識形態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區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則的。另一方麵，我也相信，隨著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中國將謀求與歡迎他充分參與世界事務的一切友好國家和敵對國家中一切友好人民進行合作。
第八部 尼克鬆要去紫禁城
（二五）實力地位
關於尼克鬆總統為什麽要謀求和接受去北京訪問的邀請，已經有了許多解答和推測，但是中國人為什麽要作出這樣的反應呢？北京難道忘了，尼克鬆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國出賣給俄國的“國務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參議員和副總統地位的？毛澤東剛剛平安地進行了一次激烈的內部清洗，眼看美國在越南的冒險搞得一團糟，深信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已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之時，他為什麽要接受一枝姍姍來遲的橄欖枝呢？如果尼克鬆不是為了吃魚翅才去中國的，那麽他的東道主會端出什麽別的菜來呢？他們期望得到的回報能是什麽呢？
關於尼克鬆的問題，在我前麵的報道中，已由毛主席給我們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訴我，應當歡迎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尼克鬆來，同為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必須跟他解決。按照在他的辯證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說壞事能夠變成好事，壞人能夠變成好人——通過經驗和正確的教導。他對我說，是的，比起社會民主黨人和修正主義者來，他喜歡像尼克鬆這樣的人，因為那些人說的是一回事，當權以後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鬆可能有欺騙性，他繼續說．但比起其他一些人來也許要稍微少一些。尼克鬆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是的，尼克鬆坐上一架飛機就可能來嘛。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如果他願意來，主席願意和他談。事情好辦，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鬆當作旅行家也行，當作總統來說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會跟尼克鬆吵架，但是，他當然要批評尼克鬆。主人們也要作自我批評，談他們自己的錯誤、缺點——比如，他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
自1965年1月以來，發生了什麽情況改變了毛的想法呢？那時我曾問主席，是否有什麽信息可以由我轉達給約翰遜總統．他的回答是“無需”，就再未說什麽了。即使這樣，毛那時候說，越南衝突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仍然是召開一次新的日內瓦會議來結束戰爭，並保證印度支那的獨立。這個信息傳到了國務院，由於約翰遜轟炸北越，幾乎立即把這種“抉擇”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會見中，毛說得十分明白，他預料美國人在畏途難通、知道他們無法用軍事暴力把他們的政治意誌強加於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會罷手的。
中國人相信，是越南給美國的教訓，而不是更換了總統，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鬆時調子會有所改變，“經驗”使尼克鬆變得比較“好”了。其他的重大變化也改變了他們的看法：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一個受北京單方麵支持、聯合河內（越共）、柬埔寨和老撾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國自己內部也起了變化，這變化包括核導彈和運載工具的穩步發展。
中國人認為，從理論上說，尼克鬆麵前擺著多種抉擇，並且他確實在一個時期曾利用它們作為戰術上的威脅——如在柬埔寨和老撾，但是終點已經迫近。一旦決定從越南撤出，顯然美國同中國達成一項諒解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總統不僅要保衛他的後背地區不致遭受中國支持下的北越攻勢的可能破壞，而且也須對付撤軍在國內和全世界的政治反響。
這就是1970年從天安門所看到的總的形勢。但應付最壞局麵的準備也仍在繼續進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壞事。）
1969年夏，尼克鬆政府公開主張緩和同中國的緊張關係，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而中國人注意到了。美國還建議在雙方同意的時間和地點重開華沙會談。1970年1月，在華沙舉行了中美預備性會談。這個會談在美國入侵柬埔寨後立即停止了。但尼克鬆在向前走，實行分階段取消對中國的貿易禁運，並解除兩國間旅行的禁令。早在這年春天，一個總統屬下的委員會鼓吹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應歸大陸中國，並且第一次正式稱大陸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的領導人仍持懷疑——特別疑心莫斯科和華盛頓相勾結，幹出賣勾當。
到1970年秋末，好幾起緊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證明的探詢轉到了中國，表明總統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會受到接待。對這種探詢的間接答複，還包含在11月周恩來對我的談話中，當時他說，隻有當美國人對談判表示“認真”的願望時，中美會談才能開始。據了解，所謂“認真”首先意指抱著現實態度製定一個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認為的，這是解決所有其他亞洲問題的關鍵。充分的保證顯然是來到了。1970年國慶節檢閱遊行隊伍時，周恩來領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主席的身邊，並照了相．沒有任何美國人曾受到過這樣的重視。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鮮的事正在發生。接著來了個乒乓球上的姿態。毛主席在12月間同我談過，在乒乓球上作出姿態以後，我就能夠報道他將歡迎尼克鬆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來北京了。一種新局麵已經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雜誌上那篇關於我同主席談話的報道，已譯成漢文，並在中國政界和軍界領導人中廣泛傳聞，因此，他們對北京和華盛頓的聯合公報當然不會感到驚訝了。雖然中國的報紙可能隻登了幾行文字，但整個問題毫無疑問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級組織中進行了慎重的討論。隻有一種事可能使中國人驚訝：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訪華秘密。中國的領導人根據第二次大戰期間同美國外交官打交道的經驗，早就不相信美國人能夠守密。
當然，中國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鬆的計劃的國際影響，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國國內將會產生的影響，以及對他現在和將來的政治生涯帶來的好處。談論尼克鬆可能訪華時，主席隨便地提到，總統選舉在1972年舉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說，尼克鬆可能先派一個使者來，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會到北京來。
到1970年，中國已經經曆了大清洗的嚴峻考驗，國內建設已喪失了很多時間，為結束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許多籬笆必須修補或新建。內部的緊張時期大體上過去了。現在，如果有收複台灣的機會——毛統一全國的最後目標——並使中國作為平等的一員，它的大國地位、成就和潛力都受到重視，那為什麽不瞄準這樣的機會呢？毛的思想或教條中，從未號召過進行一場反美戰爭或進行一場征服外國的戰爭，毛的思想體係也從來不信原子彈，製造原子彈和用於反擊的地下發射井，負擔的確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會愈來愈重；中國不止一次呼籲完全銷毀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國的重視，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改善它對付俄國的戰略地位。如果美國離開了亞洲大陸，美蘇勾結的危險消失了，北京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恢複，其機動力量顯然會增強。
當時，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國是從具有實力的地位而不是軟弱的地位來準備會談的？中國領導人尊重基辛格，他們通過自己的情報係統和通過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個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談到基辛格，他也是周總理在政治上的親密同誌，他對將同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對手展開舌戰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興，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說，“可是個懂得兩個世界的語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他是我們所見過的像他那種地位的第一個美國人。同他應該可能談得攏。”
周和基辛格會晤時所要討論的眼前問題，以及總統來訪時會談的議程，都非常具體，對雙方來說都不可能是什麽太新的問題。在中國人看來，要解決的問題將包括下麵三項對尼克鬆來說是轉折點的決定：（1）恢複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把台灣還歸於大陸統治；（2）美國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開一個保證印度支那獨立的國際會議，並安排由河內和西貢商定一項解決辦法，據此美國炮製的政權將至少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可以保存其某些外形；（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必須把一些可以進行談判的初稿帶回給尼克鬆，以使他能夠接受周總理的邀請。
中國關於台灣問題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談判的，隻要美國領導人願意這樣做。正如一再闡明的那樣，這需要采取兩個步驟：首先，美國和中國共同宣布，兩國願意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它們之間的所有爭端，包括台灣的爭端。其次，美國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並同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武裝部隊。至於怎樣撤出和何時撤的具體步驟將是以後再討論的問題。
中國堅決主張，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爭端是一個國際問題，而它同蔣介石的中斷了的內戰則完全是內政問題。一旦美國在原則上承認同意從台灣撤出，許多條件都得明確起來。北京在兩個方麵多半會表現得通情達理，即取消美國地位的程序和同台灣本身的交涉方麵。——甚至可能給予蔣介石某種程度的自治權，如果他願意在那裏擔任省長而終其一生的話。
中國認為，在必要時用武力收複台灣是它的最終主權，它決不會公開宣布放棄這一主權。不過，現在有可能由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人他們自己商議出一個非軍事的解決辦法來，中美開始進行認真的會談，可能還促使台灣和北京恢複暗中的會商，以尋求可能的統一條件。這無疑是尼克鬆的希望之一。毛澤東向我指出，和平統一台灣是他的目的——他告訴我有關中國內戰時期一些省未經過戰鬥就過來了的幾則事例。
然而，台灣問題的解決，顯然不能同在越南達成停火協議和撤軍分開來，後一問題也不能等到前一問題解決之後。隻有一切外國軍隊撤出越南，北京的河內盟友才能滿足，這種預示已從河內的反對者那裏發來並警告北京防範尼克鬆的背信棄義。北京不能允許俄國利用這種本質的不同，這肯定使基辛格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河內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充分支持，中國不可能促成日內瓦會議的解決辦法。
這些區域性問題必須先行解決，然後才能在東亞和更廣泛的太平洋地區達到全麵的緩和。去說明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雖非迫切卻是平行的願望，不在這篇報道的範圍之內，但這些願望中包括繼續支持革命鬥爭——“為了中國和全世界的利益”——則是顯而易見的。
在他的北京之行中，總統將進入一個同他的國家完全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的真正元首並不擔任行政職務。尼克鬆肯定會同這位黨的主席會晤，但大部分的談判大多由周進行。
總統將見到的周恩來是怎樣一個人呢？顯然是世界上最能幹的談判人才之一。他俊美，精力過人，73歲了，都不知疲倦。1967年8月周通過談判擺脫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險的時刻。雖然受到青年的崇敬，但是他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裏，被50萬極左的紅衛兵包圍兩天兩夜以上。他們的頭頭——有一些後來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逮捕——企圖奪取中央委員會和周本人的檔案材料。毛和林彪都不在那裏，經過不分晝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的群眾談話，周逐漸說服了這些群眾——周和我談話時這樣稱呼他們——使他們離散而去。隻是在發生了這一事件之後，林彪調遣數以千計的軍隊進入首都，開始認真地停止紅衛兵串聯並把他們遣散——有較少的傷亡。
據說基辛格呆在北京的49小時裏，同周總理會談花了20小時，這不是什麽稀罕事，我對周訪問和交談過幾次，其中一次從傍晚用晚餐時開始，一直談到次日早晨6點鍾。我已精疲力盡了，他好像精神依然旺盛如常。我咕噥著說，“我須得讓你睡一會兒了。”
他把頭往後一仰，嗬嗬一笑，“我已經睡過，”他說，“現在我要去工作了。”晚餐前打個盹就算是夜間的休息。
周告訴我，他10年中曾度過一次假——生病休假一周。
小心翼翼地避免著去強求個人權力，總理向來是個貫徹執行國家和革命政權的政策的熱心工作者，他和藹可親的態度掩蓋了堅強而又靈活的內心；他是貫徹政策的大師，有無限的能力且細致入微。他的個人接觸多得不可勝數。凡需要他出現的場合他總無處不在，這與行政效率本來難以統一，他卻能使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他的忘我獻身精神，使他成為毛的不可缺少、完全信賴的戰友。
共生可能是描述他們關係的最適當的詞語。在工作作風和個性上非常之不同，毛和周卻能像套在一輛車上前後縱列的兩匹馬一樣，37年半一直相互信賴和相互依存。周從未做過清朝的官，但他的祖父做過，他認為自己有著封建背景，雖然他作為一名遊擊隊員在農民中間曾度過20年時光。毛是一個生於農民家庭的知識分子天才，他憑直覺和得之於人民的經驗知識，周習慣性地聽從。
毛是一位活動家，一種原動力，一位創始人，是交替動用奇襲、緊張和鬆弛而取得成功的戰略大師。他不相信長期的穩定，對變化的步伐從不滿足，但他重實際，對分階段地達到目標能有較大的耐心。
周喜歡具體細致地執行一項計劃——這使毛厭煩——而且問題越複雜越好。周能迅速抓住問題的中心，把不切實際的東西丟掉，必要時佯裝不知，且決不行險僥幸——如若無絕對把握的話，當革命鍾擺擺動至平穩之點時，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個建設者，不是詩人。
在我同中國的這兩位偉人談話時，小心慎重地回答主要問題的通常是周，而毛則叫人家講，插入幾句告誡或闡釋的話，打開寬廣而辯證的思路。周出席頻繁不斷的盛大宴會，興致盎然。毛厭倦宴會，喜歡少數的聚會，周飲食講究，但節儉，毛喜愛湖南辣味的簡單食物，兩人都很少喝酒，在久經陶冶中各自形成自己的風格。同尼克鬆總統談判時，周大概會擔任實際的談判工作，並與幕後的毛密切合作，但最後決定將由毛來作出。
不管中國人對尼克鬆的動機會怎樣想，他已獲得他們的一些好感，因為他有禮貌地前來會見他們，就會提高毛澤東的威望，增加全體人民的自豪感。以前番屬國的國王來北京進貢，但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元首這樣做前所未有，這種姿態本身就可能大大有助於減輕過去20年間積累的怨恨和憤慨。這種姿態可能被誤解從而有對美國人不利的風險，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欣然接受，從而增進互相和解的機會。
太平盛世似乎遙遙無期，眼下的前景是最紮手的調整和鬥爭。中國必須使朝鮮和越南滿意，美國則不能拋棄日本。危險在於，美國人可能想像中國人會放棄共產主義以及毛的世界觀，變為溫和的農業民主主義者，一個更為現實的世界確實已經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種幻想，認為將出現一個由各種意識形態摻和起來的可愛混合體，或者認為中國已喪失革命信念，那麽當幻想破滅時，隻能使深淵變得更深。在北京看來，一個不通過革命來加以變革的世界——中國最親密的友好國家也將是不革命的國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相對地和平的世界，對中國和美國一樣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附錄：
一、山南海北
（1965年1月9日斯諾同毛澤東主席的談話）
1、引子
我回到中國兩個多月後，1965年1月9日晚上毛澤東邀我去吃晚飯，我們一共交談了大約4個鍾頭。外國客人隻我一個，在座的兩位中國官員都是革命以前就認識的朋友：龔澎女士和她的丈夫喬冠華。龔澎和她的姐姐龔普生還是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現已成為清華大學的一部分）的學生時，我就認識她們，我戰前住在北京時，在那裏任教了一個短暫時期。後來，龔澎長時間任周恩來的私人秘書，現在是外交部部長助理。她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長。［1］
我沒有在事前書麵提出問題，也沒作記錄。我知道這次交談同1960年那次訪問主席一樣是不供發表的。一回到住處，我當夜盡其所憶，立即把談過的話都記下來。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被告知說，這次會見時的談話，隻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發表。幸好我得到已保存了一份書麵記錄的龔澎的幫助，能夠對照我記錄的談話筆記加以訂正，所以這篇記載應該說大體上是正確的。
我們談話所及的範圍，毛本人稱之“山南海北”，範圍“既寬且廣”，是謂“海闊天空”，具有某種特色。毛當然會見過無數的人，可是邀請非共產主義的西方人來同他一同用餐卻不常見。我相信自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是為發表文章而同他交談的第一個外國人。
為什麽我能作為一個例外呢？大概是因為從他被當作一名受通緝的“赤匪”，住陝西窯洞的那時起，我就認識他了。
作為—名年輕的新聞記者，1936年我進入中國的西北部，想去看一看蔣介石已費時10年企圖“消滅”的究竟是些什麽樣的人，我是第一個進入古老“紅區”的新聞記者，也是第一個同毛、周恩來、林彪及其他領導人會見的采訪記者。毛當時43歲，清瘦，個子比一般中國人高，在從華南開始的6，000英裏撤退中（途經西藏高原的東緣）曆盡艱難險阻而變得更加堅強，這次撤退現以“英雄的長征”而著稱。我在他的窯洞裏度過了好多個夜晚，他向我講自己的經曆，還把至那時為止的共產黨革命曆史作了梗概的介紹。
在整整一代的時間過去之後的今天，毛72歲了，他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內一個北京式裝飾的寬敞房間裏迎接我，人民大會堂與以前的紫禁城天安門相望，中間隔著廣場。
我同毛上一次會談是在1960年，當時中國正處於困難時期，遭到嚴重天災和人禍的雙重打擊。蘇聯專家突然撤走，工業機械的供應中斷，300多個重要項目的合同突然撕毀了，接著在第二年農業遭受了洪澇和幹旱，幾乎有一半的農作物遭到了部分或全部的毀壞，還在試驗階段的人民公社，由於太躍進中製訂的目標高得無法完成，正常的生產還陷於混亂。隻是由於實施了嚴格的定量配給製度，才避免了大規模的饑荒。
那時毛對我說，人民還不能吃飽。他預言，中國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麵趕上美國需要50年時間。
到1965年1月，情景大大改善了。連續三年的大豐收，全國人民不僅吃飽了肚子，還積累了一些糧食和肉類的儲備，各個地方的商店都陳列著廉價的主食品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國還償還了所欠蘇聯的最後一筆外債。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提供了一種新的地位象征，有助於恢複共產黨的——和愛國主義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毛主席在談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時可能感到自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毫無誇張。我發現他有哲人般的心緒，反映在他把死看得平淡，並似乎準備把他的政治遺產留待後世去評價。這位老戰士還有充沛的生命和時間去發動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導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影響，這直到第二年才充分顯示出來。
當時許多省的領導人都來首都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次的例會，毛同他們幾星期來日日夜夜緊張的會議剛剛結束，如果他身體欠佳的話，他這次同我的談話也許會很快地終止。看來他在整個交談過程中都很輕鬆，我們交談從下午6時開始，吃晚飯時在繼續著，飯後又談了兩小時左右。
事後主席的一個醫生告訴我，毛沒有器官性質毛病，除了年齡關係的正常疲倦外，安然無恙，他適量進食有辣椒的湖南菜，並保往常那樣隨便喝一兩杯中國葡萄酒。那個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煙。
在我們的交談開始之時，來了一位攝影記者，拍了一個電影短片，毛說是應我的請求而拍的。不抱太多成功的希望，我曾要求他準許將訪問過程全都摘成電視紀錄片。我說：“好多年前，我曾請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跡告訴我。開初你反對，而我爭辯說，讓中國和外國的人民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是什麽力量在推動你工作，這將是有好處的。我想你會同意，將你的事跡發表出來是件好事，而不是壞事。如今又有謠傳說你病得很厲害。把我們的會見情景在銀屏上公諸於世．以駁斥那種無稽謠言，這樣不是很好嗎？”
毛帶著苦笑回答說，關於這個，可能是有些懷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見上帝了。
我們在1960年的那次會見，中國報紙沒有報道過。1965年我們談話的那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被介紹為《西行漫記》的美國作者。在這裏第一次把談話的全文（僅僅應要求略去了一兩處）發表。這篇談話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報》，1965年2月17日又登載在東京的《朝日新聞》，接著登載的有漢堡的《明星報》、羅馬的《歐羅巴》、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新共和》雜誌［2］。我又根據自己的筆記，並核對龔澎的記錄，作了必要的細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發表的比較而言）。
發表了這次談話，政府和黨的機關刊物上又刊載了這次會見的報道，顯然加重了這件事的份量，它絕不是什麽普通的舊友重逢。在我看來，似乎毛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見解尤其是對越南問題的看法告知美國。
後來，1970年我回到中國時，有幾位朋友向我指出，主席1960年的那些話，特別是不久就要上見上帝這種話，可能是有意讓那些希望他趕快那樣的人判斷失誤，國外發表的我的訪問記從未在中國報紙上公開刊載，但知道它譯成中文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傳閱過。毛直截了當地聲明，除非中國領土受到直接攻擊，中國人會介入越南，這就預示了中國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在當時可能還沒有完全得到以劉少奇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同意。
［1］龔澎：1970年患腦瘤去世，她的同誌和無數外國友人深為哀悼。1971年11月，喬冠華就任聯合國的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
［2］美國各大報，包括《紐約時報》，都拒絕登載這篇談話。
2、西藏和神
我說：“自從上次我見到你以來，中國經曆了困難時期，但現在出現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1960年你告訴我，90％的人是擁護政府的，反對的隻有10％，現在怎樣呢？”
毛回答說，各處還有一些蔣介石分子，但他們的總人數很少。許多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思想，這些人今後可望更多，至於這些人的子女，他們是可以再教育的。總之，現在可說是大約有95％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團結一致和擁護社會主義的。
我想起了班禪喇嘛，他剛剛被撤銷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的職務。土地改革階段即將結束，以前屬於喇嘛寺廟及其經營人的土地，就要集體化了。在北京的監護下，對青年和無地農奴進行了13年教育後的今天，迅速壯大的共產黨似乎已作好準備要把古老的神權政治的殘餘影響完全消滅。由毛主義的教師新近教出來的識字人手中有了科學和工業，神權政治的權威現已被徹底摧毀了。喇嘛教和它的諸神變成快要被遺忘的民間傳說了。周恩來總理最近已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給予班禪喇嘛一個“重新做人的最後機會”。
“班禪喇嘛困難之所在，是一個他同統治以前農奴的舊喇嘛地主權力之間的封建聯係問題呢，”我問道，“亦或是你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宗教領袖的職責同與寺廟分離的新政權之間的衝突呢？”
毛回答說，它基本上是一個土地問題，而不是宗教自由問題。封建領主已失去了土地，他們的農奴得到了解放，現在作丁主人。班禪喇嘛同舊特權階級中的一些“壞蛋”搞到一起，他們不僅阻撓改革，而已還組織了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某些成員泄露了他們的陰謀。班禪周圍有些人還不是舊得不能改造，還可能表現出進步。班禪自己也可能改變思想。
他們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現在住在北京，隻要他願意，隨時可以回拉薩；這取決於他。
喇嘛教作為一種宗教，不會有人去壓迫真正信教的人，所有的寺廟都是開放的。宗教儀式亦照常舉行，［1］但問題在於，活佛們並不總是按照他們的教義行事的，遠不是不幹涉非宗教的事情。達賴喇嘛本人對毛說過，他不相信自己是—個活佛，雖然如有人公開這樣說達賴就要加以否認。許多基督教的牧師和教士，也不是完全相信他們所傳布的教義，不過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說，毛自己從來不信迷信，但事情並不是這樣，他示意過我，他的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常年拜佛；少年時他站在她一邊，反對他的不信佛的父親。有一天他父親走過一片荒林，碰到一隻老虎，不是紙老虎——一隻真老虎——他拚命跑回家，馬上燒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這樣嗎？碰到困難，就求神拜佛，但順利時就把它們全忘了。
“中國還有—些神嗎？”
當然有，據我所知，中國人不是隻有一個神，而是很多。
什麽東西都有神：門神、灶神、雨神、山神、大慈大悲的神，等等。不是連一塊石頭也會成為神嗎？仍然有幾百萬人信伊斯蘭教，另有幾百萬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還有幾百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還有些人真信喇嘛神。
“不知你去過西藏沒有？”
沒有，他從來沒有去過西藏，隻是在長征的時期曾路過西藏的東緣。那時他跑了許多地方，但是有些地區他沒有能夠去看看。例如他們（指國民黨人）就不讓他去看看雲南府（昆明），他們讓他去看過貴州，可就是不讓他去看看貴陽，如今他或許有可能去視察—下雲南了，他們還沒有這樣做，他也沒有去過新疆。
記得他第—次告訴我他父親碰到老虎的事是30年前，他他時說，正值同國民黨第一次戰爭將近結束，他們的條件很差。然而中國的老紅軍團結而堅強，盡管人數少。當我看見他們時，他們還隻有輕武器。
“此外還有窮人組織的民兵所扛的那些長矛。”
是啊，甚至還有掃帚把呢。決定勝負的從一開頭起就不是手中的武器。真正決定勝負的是勝利的決心和正確的目標。
其中包括許多因素。現在20多年過去了，他們的武器比過去好了，但同樣那些因素仍然決定著勝負。
“那時人們所想的主要是把中國從日本手裏解放出來。我那時的確沒有預見到革命的中國在世界上興起的全部重要意義。”
［1］文化革命期間，除少數之外，所有寺廟已一律關閉。
3、美國是怎樣給革命補充裝備的
主席回想起，當我在保安第一次訪問他的時候，他們剛剛開始準備進行抗日戰爭。1937年同蔣介石達成共同抗日的協議之後，毛的軍隊避免同敵人的主力部隊作戰，集中力量在農民中間建立遊擊根據地。日本人幫了大忙。他們掠奪和焚燒了華東廣大土地上的村莊。他們教育了人民、迅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他們創造條件，使得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能增加自己軍隊的數量，擴大了領土。今天，當日本人來見毛並向他謝罪時，他卻感謝他們的幫助。他說，他那時倒是希望日本軍隊能打到西安，甚至重慶。如果他們那樣做事，遊擊隊的力量會更快地壯大。不僅日本共產黨，而且日本社會黨的左右兩派也都認同，是日本軍閥幫助了中國共產黨人。
後來，在內戰期間，美國政府站到蔣介石一邊，這也幫助了他們。解放戰爭時期，他們主要依靠美國武器，那是由蔣介石的軍隊轉交給他們的，現今在越南，解放軍用同樣的方法由美國來武裝他們。
蔣委員長始終是他們的教員。沒有他的教育，連像毛這樣的人也很難使人民自己擺脫右傾機會主義，從而拿起武器同他進行鬥爭。真的，正是蔣介石和日本軍閥教會他們怎樣進行鬥爭，美國則是他們的間接教員。
“西貢某些美國評論家，把越共的力量同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大規模殲滅國民黨軍隊時期相比。兩者的情況大體上可以比擬嗎？”
主席不以為然。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戰爭已演化成解放整個廣大國土的戰爭。到1947年，人民解放軍已擁有100多萬人，同蔣介石幾百萬軍隊抗衡。當時人民解放軍已運用整師和整個兵團的兵力，而南越解放力量現在還隻是以營或至多以團的兵力作戰。在越南的美軍還是比較少的。當然，如果增加，他們就有助於加速把反對他們的人武裝起來。但是，如果我對美國領導人說，他們正在建立一個打敗他們的革命運動，他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總不讓越南人來決定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聽吳庭豔的嗎？胡誌明和他（毛）都認為吳庭豔還不是那麽壞，他們曾希望美國人多維持他幾年。但性情急躁的美國將軍們變得討厭吳庭豔了，就把他搞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殺之後，天地間的萬事是不是就更和平了呢？
“越共部隊現在能夠單獨靠他們的力量獲勝嗎？”
他說，是的，他認為他們是能夠的。比較而言他們的處境比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的共產黨的人要好一些。那時沒有外國的直接幹涉，但現在越共已經有美國的幹預來供給武器和教育一般士兵與軍官。反對美國的人不再限於解放軍了。就是吳庭豔也不想服從命令。
這種想要獨立的心情現已擴大到將軍們，美國教員正在取得成功。
我問是否不久有些將軍會參加到解放軍來。毛說是的，有些人最終會學那些轉到共產黨這邊來的國民黨將軍們的樣的。
4、第三世界
“美國幹涉越南、剛果和其它舊殖民地，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新殖民主義同法國人喜歡稱之為‘第三世界’一一亞、非、拉的所謂不發達國家、舊殖民地國家或仍然是殖民地的國家——的革命力量之間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矛盾？或是你認為，基本矛盾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說，他對這個問題還未形成見解。或許我可以幫助他？他想起肯尼迪總統也對這個問題有興趣。肯尼迪不是宣稱就美國、加拿大和西歐而論，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和基本的分歧？總統還說過，今後真正成問題的是在南半球。這位已故總統倡導建立“特種部隊”和進行對付“當地革命戰爭”的訓練，他可能已考慮過我現在提出的這個問題了。
另一方麵，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已經引起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它們反對殖民地革命的鬥爭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性質。那些戰爭的目的的不是為了再瓜分殖民地嗎？如果再發生一次大戰，其目的會不會是為了再劃分控製所謂不發達國家的勢力範圍？事實上，所謂發達國家今天也不是那麽團結的。隻要瞄一眼法國，人們可以看出戴高樂的政策有兩個動機。第一是擺脫美國的控製，維護獨立。第二是企圖調整法國的政策，以適應亞、非、拉國家發生的變化。其結果是加深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但是，法國是它所謂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嗎？關於這個問題他最近問過一些法國的來訪者，而他們都告訴他說不是，法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不可能是不發達國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員。看來問題並不是那麽簡單。
“或許能夠說，法國是在‘第三世界’之內，但不屬於‘第三世界’？”
也許是這樣，引起肯尼迪總統興趣的這個問題，曾促使他去研究毛有關軍事行動的論文（毛說他讀到過這則消息。）毛還從阿爾及利亞朋友那裏獲知，在他們同法國作戰時期，法國人也閱讀他的著作，運用他的論點去對付他們，但那時他已告訴過阿爾及利亞總理阿巴德，他自己的（毛的）書是根據中國的經驗寫的，反其道而行之是徒勞的。這些能用之於人民的解放戰爭，但對反人民的戰爭是無用的。它們並不能挽救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失敗。蔣介石也研究過共產黨人的材料，但是他也得不到挽救。
毛說中國人也研究美國人寫的書，但是他們用來打反人民的戰爭就不好了。例如，他讀過美國駐西貢大使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寫的《音響不變的號角》。泰勒將軍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將起決定性作用。他讚成發展核武器，但希望把發展的優先權給陸軍。現在他有機會試驗他的特種戰爭理論了。他是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呆的時間還沒有在朝鮮戰爭那麽長。泰勒將軍在越南將得到一些寶貴的經驗。
主席還看到過幾篇美國當局發給他們部隊的關於怎樣對付遊擊隊的文章。這些指示談到遊擊隊的缺陷和軍事弱點，認為美國必定能獲勝利。他們忽視了起決定作用的政治事實，即不管是吳庭豔還是其他傀儡，任何脫離群眾的政府決不會取得反解放戰爭的勝利。去幫助這樣的政府決不會有什麽好結果。然而，美國人（當局）是不會聽他的話的，他們也不會聽我的話。
“在東南亞，在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某些國家，存在在一些同引起中國革命的社會條件相似的社會條件，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解決的辦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將來發生的社會革命有許多地方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
他回答說，反封建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感情結合到一起，是從過去的壓迫和所做的壞事產生出來的結果。哪裏有壓迫和奴役，哪裏就有革命。但在我所說的大多數國家裏，人民隻求民族獨立，而不是社會主義——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歐洲國家也經曆過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國沒有真正的封建時代。
“美國南部的幾個州在奴隸時期經曆過短暫的局部封建時期。過了一百年之後，以前的奴隸仍在為爭取社會和政治的平等而鬥爭，所以不能說美國沒有封建勢力的影響。”
他說，美國先對英帝國主義打了一次進步的獨立戰爭，然後為建立自由勞務市場打了一次內戰。華盛頓和林肯都是他們時代的進步人物。美國起先成立為共和國的時候，歐洲所有的帝王都恨它和怕它。這表明當時美國人是革命的。現在，美國人民需要鬥爭從他們本國壟斷資本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他問我（按：指斯諾）是美國哪裏人？
“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蘇裏州，所處地理位置同你的故鄉湖南省很相近。我們沒出過革命家，但密蘇裏州出了馬克.吐溫和杜魯門——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物。密蘇裏不是一個蓄奴的州，但是從他們那裏奪過來還不到二百年的美國印第安人故鄉的一部分。美國人認為自己不是帝國主義者，但美國的印第安人持有不同意見。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掠奪就沒有這樣殘酷。3，000年後的今天，一半以上的國土仍是少數民族的家鄉，你們仍有近五千萬非漢族的自治區人民。今天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怎樣？”
他說正在改善中。一句話。重要的事情是尊重他們，對他們平等相待。
“如我們所知，屬於第三世界範疇的大約占地球陸地3／5的地區，存在著非常尖銳的種種問題。人口增長率和生產增長率之間差距變得越來越可以被人所利用。他們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在迅速擴大。在這種條件下，有時間等蘇聯來顯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於是便等一百年讓社會主義在不發達地區興起來和平地建立社會主義嗎？”
毛認為不會等那麽久。
“這個問題或許同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有聯係吧？”
他同意說，這有聯係。
“你認為，不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不僅能夠完成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民族解放，而且也能完成它們的現代化？”
他說，用“完成”這個詞一定會使人感到躊躇。就大多數國家而論，離社會主義革命仍很遠。有些國家還完全沒有共產黨，而另外一些國家隻有修正主義的黨。據說拉美國家大約有20個共產黨，其中18個作出了反對中國的決議。他停了一下，最後說，隻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哪裏有嚴酷的壓迫，哪裏就會有革命。
5、赫魯曉夫與崇拜
“西方評論家，特別是意大利共產黨人，嚴厲批評蘇聯領導人用陰謀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你對這事的看法如何？”
毛沒有直接答複這個問題。他回答說，甚至在赫魯曉夫下台之前，他在中國就不是很得人心。極少看到他的畫像。但是他下台以前，赫魯曉夫的書在這裏的書店出售，而已現在還在出售，可是在蘇聯就不是這樣。這個世界需要赫魯曉夫；他的陰魂就不會散。喜歡他的人肯定還有。作為一個反麵典型，中國惦記著他。
“根據你自己三七開的標準，即一個人的工作有70％正確，隻有30％錯誤，就可以認為是滿意的了，你對現在蘇聯黨的領導是怎樣打分的呢？離及格還有多遠？”
毛說他不想用那樣的字眼來議論現在的領導人。
“中蘇關係有所改善嗎？”
可能有一些，但不多。主要差別是沒有了赫魯曉夫，他們那邊少了一個論戰的好目標。
我說：“在蘇聯，批評中國在助長‘個人崇拜’。這有根據嗎？”
毛認為也許有些根據。據說斯大林曾是個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魯曉夫卻完全沒有。批評家說，中國人民有這類的感情和作法。這樣說也許有些道理，赫魯曉夫先生的倒台，可能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
“你在中國進行一場革命時，你也革了外國‘中國學’的命，現在有了毛學和北京學種種學派。不久前我出席過一個會議，教授們爭議你對馬克思主義是否作出了首創性貢獻。會議結束之際，我問一位教授，如果能表明毛從未宣稱自己有過任何創造性貢獻，那麽這對他們的爭論有沒有影響？那位教授不耐煩地回答說，‘沒有，真的，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
毛笑了起來，二千多年前，他說，莊周寫了一篇關於老子的不朽著作（《莊子》），於是湧起百家思想學派，爭論《莊子》的意義。
“1960年我上一次見到你時，我問你曾否寫過自傳或打算寫自傳，你回答說沒有，除了你對我講過的有關你生平的一些事情外。然後，一些教授發現了你寫的‘自傳’。近來一個使教授們勞神費力的問題是，你的著名哲學論文《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否如你的《選集》中所說。真的是在1937年夏寫的，或實際上是過了幾年才寫的。我自己似乎還記得，1938年夏看到過這兩篇未出版的手抄翻譯稿，你能告訴我你寫成這兩篇論文的時間嗎？”
他回答說他的確是在1937年夏寫的。蘆溝橋事變［1］前後的幾周，他在延安有一段空閑。軍隊開赴了前線，毛騰出時間收集材料，以備在（延安）抗大講授基礎哲學之用。在短短三個月的課程中，一些簡單而基本的教材，對於受訓的青年學生來說，作為他們今後政治上的行動指南是需要的。在黨的堅持要求下．毛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寫成《矛盾論》和《實踐論》，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人的日常事例結合起來。毛說他大都是夜裏寫，白天睡。花了幾個星期寫成的東西，他講課兩個小時就講完了。毛還說，他自己認為《實踐論》是比《矛盾論》更重要的一篇文章。
“一篇稱之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論文，沒有收入你的《選集》，西方毛澤東研究專家把它當作你的著作［2］，你寫過這樣一篇論文嗎？”
毛要我把問題重複一遍。他問答說，他從未過寫過題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論文，他認為如果他寫過的話，他是會記得的。
“從1927年起，你非常忙碌於學習兵法。在1937年以前，你有時間讀黑格爾嗎？”
毛說他讀過黑格爾，在這之前還讀過恩格斯。他還說（也許想到了他的美國批評家們），他從未讀過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書。美國有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嗎？我問他在青年時代是否聽到過索爾斯坦.維布倫寫的《有閑階級論》？即使它被譯成中文，毛也未見過。我提到愛德華.貝拉米的《向後看》一書，它對19世紀美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有過很大影響，它的預言性今天法起來仍是饒有趣味的。我還舉了現代美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保羅.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毛說，遺憾的是，他沒有讀過這些書。
［1］日本入侵中國長城以南地區的開始，毛早已預料之中的事；他的準確性大大增加了他作為黨內和全國領袖人物的威信。
［2］見《中國季刊》倫敦第19期，1964年1－9月。
6、原子彈
“像我們過去那樣，說說老虎，”我說，“你現在還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那隻是一種談話方式，他說，一種形象的說法。當然，原子彈能夠屠殺人民。但最後人民將消滅原子彈。那時它就真的變成了紙老虎。
“有人引用你的話，說是因為人口眾多，所以中國不像別的國家那樣害怕原子彈。別人可能全被消滅了，但中國還會有兩三億人留下來，重新再來，這種報道有事實權據嗎？”
他問我，照報道所說的，他是在什麽時候和怎樣談起那些話的。我回答說，一個來源是來自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他宣稱毛說過，即使歐洲人全部被消滅掉，中國還會有三億人留下來。
毛答道，他記不起說過那樣的話，但是他可能說過。他想起了尼赫魯訪華時（1954年10月）同他的一次談話。根據他的回憶，他說過中國不要戰爭，他們都沒有原子彈，但是如果其他國家要打仗，那麽整個世界將大遭殃，就是要死許多人。究竟死多少，沒有人曉得，他不單是說中國，他不相信一顆原子彈會毀滅所有的人類，以致你想要找一個政府來談判和平都找不到。他同尼赫魯會談的時候，曾談到這一點。
尼赫魯說，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員會的主席，原子能的破壞力他是知道的，他確信沒有一個能生存下來。毛回答說，大概不致像尼赫魯所說的那樣吧，原有的政府可能消滅了，但別的政府會起來代替它的。
他聽說美國人拍了一部叫做《在海濱》的電影，描繪核戰爭帶來了世界末日。是一部科幻片嗎？
“這是所謂科學小說一類的東西。”
毛說，不久以前，赫魯曉夫先生宣稱他有一種能殺死所產生物的致命武器，後來他立刻收回他的聲明——不隻一次，而是多次。毛不會否認他說過的話，他也不希望我為他去否認這類所謂的傳聞（關於中國有幾億人能在核戰爭中生存下來的能力）。美國人也對原子彈的破壞力說了很多，赫魯曉夫對此更是大吹大擂。他們在這方麵（自誇他們的原子彈破壞力）部超過了他，所以他比他們落後得多，事情不正是這樣嗎？［1］
但是，他最近看到美國人在核試驗後6年視察比基尼群島的調查報告。從1959年起，研究工作者就在比基尼了，他們第一次進入主島時，不得不在灌木叢中開辟小道。他們發現老鼠跑來跑去，魚兒在溪流中遊戈如常，井水可供飲用，草林處處茂盛，鳥兒在枝頭鳴囀。細菌繁殖率達到每平方畝400公斤。原子彈試驗後也許有兩年情況不好，但自然界繼續發展著，那老鼠是怎麽死裏逃生的呢？植物被破壞了生存，但種子安然無恙，它們在地下冬眠，直到地麵上的汙染被清除。對細菌、鳥、老鼠和樹木來說，原子彈實在是隻紙老虎。對人類來說，它可能有所不同……
毛最後一句話的更深刻含義是——龔澎事後也同意我這個看法——即使人類從地球上消失了——進行大規模的自殺——可生命決不可能被人類的原子彈消滅。
［1］毛以含蓄的方式嘲笑那些人，他們以為他是個不懂得核恐怖的充分意義的無知農民。
7、裁軍？
所有的政府都在談徹底和全麵的裁軍。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就在建議裁軍。蘇聯也是這樣。美國老是談著裁軍，但我們看得到的卻是完全和徹底的重整軍備。
“約翰遜總統可能會發現難於一個又一個地解決東方問題。如果他想把那些問題的實際複雜性公之於世界，他也許會把問題弄得更糟，不如接受小國的倡議，召開一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來討論全麵銷毀核武器，這更能抓住問題的核心。”
毛表示同意，但最後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約翰遜先生本人願意有這麽一個會議，他終究不過是壟斷資本家的一個代理人——他們決不會允許他這樣做。中國隻進行過一次原子彈爆炸，但也許須要加以證明，一顆能分成兩顆，這樣分下去，以至無窮。但是中國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彈，既然未必有哪個國家敢於使用原子彈，所以它們實在毫無用處。
作科學實驗之用，有少數幾個也就夠了。中國手裏連一顆原子彈也不願意有。
“我記起你告訴我的一個故事，華南一個無知的地方軍閥貼出一張布告，懸賞捉拿，據傳率領一幫土匪製造了許多麻煩的‘蘇維埃先生’。［1］現在引起麻煩的卻是‘中國原子彈先生’，為什麽會這樣呢？”
是的，毛擔心他的名聲不佳；帝國主義者就是不喜歡他。
他們不喜歡“中國原子彈先生”然而把一切都歸咎於“中國原子彈先生”並掀起反華運動，這真的公平嗎？是中國殺了吳庭豔嗎？但這件事情畢竟是發生了。肯尼迪總統暗殺事件發生時，中國人（共產黨人）十分吃驚，他們可沒有謀劃暗殺他。赫魯曉夫在俄國被撤職時，中國人再次大吃一驚，他們並沒有下令叫這樣做啊。
［1］“蘇維埃”是俄文詞“Soviet”的音譯，並無意義，在中文裏有政治意義，並且簡單，所以那軍閥猜想他是用的一個渾名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江西時期共產黨人偶爾使用這個外國術語（作為一種內在的政治抱負）。
8、關於聯合國
“印度尼西亞已退出聯合國，並博得中國的喝彩。［1］你認為這個行動開了一個先例，其他國家將會跟著退出嗎？”
毛說，是美國開了先例，把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現在由於多數國家可能讚成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不顧美國的反對，於是又有了一個新花招，需要一個2／3的多數而不能單憑一個簡單的多數。但是問題在於，中國過去15年處於聯合國之外，究竟是有所得還是有所失？印度尼西亞覺得留在聯合國內好處不大，所以退出了。至於中國，它本身不就是一個聯合同嗎？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任何一個在人口和領土方麵都比聯合國中投票幫助剝奪中國席位的某些會員國要大得多。中國是個大國，它在聯合國外要做的事情還多得夠它忙的了。
叫我怎麽想呢？在過去15年內中國如果留在聯合國裏會更好嗎？
“是的，可能是這樣，如果它不意味著把一個中國分為兩個中國的話，但現在有些人說，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參加聯合國——？”
這樣說不好。如果聯合國2／3的國家邀請中國參加，而中國人不接受的話，那他們不是要被稱為民族主義者了嗎？（即反國際主義者。）但是，即使聯合國決定不承認台灣集團而承認大陸中國，不是仍舊存在著困難嗎？他們怎麽能在給中國以席位的同時仍指責它是侵略者呢？（指由於美軍進入北朝鮮後中國進行幹預，聯合國便作出決議稱中國為侵略者。）不過，假定從中國頭上拿掉侵略者這個稱號呢？那麽會怎樣吸？聯合國給美國加上一個越南侵略者的稱號了嗎？美國可能不會同意這樣的變化。因此，中國進入聯合國沒有什麽危險。
“考慮組織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的各國聯盟，現在是不是切實可行？”
毛指出這樣的論壇已經存在。一個例子是亞非會議。另一個例子是新興力量運動會，是在美國不讓中國參加奧林匹克之後組織起來的。
（預定1965年3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的亞非會議的籌備工作，由於許多問題而發生麻煩。這諸多問題中包括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的爭吵，以及參加萬隆會議的親華國家堅持蘇聯不能參加亞非會議，因為嚴格地說它是個歐洲國家。當時，中國把這個亞非組織當作一個基本上不依賴新殖民主義和西歐資本的第三世界有計劃地發展的潛在中心。在國內建設上遵循中國的“自力更生”原則，並在亞非各國之間實行互相支援，其現代化過程就可以避免用傳統的資產階級手段來積累資本那種既緩慢又痛苦的辦法。這樣一種理論上的道路選擇，當然意味著在缺乏資本的亞非各國將發生更為迅速和徹底的政治改革，和前社會主義條件的早日到來。長期以來，聯合國把中國和它最親密的盟國拒之門外，最近印度尼西亞也退出了聯合國，因而亞非會議也被看成是在被美國控製的聯合國之外獨立存在的由窮國組成的一個潛在的永久性機構，這早已是明顯的事了，事情在向不同的方向運行，在很大程度上為中蘇間的敵對所助長。）
［1］在軍隊推翻蘇加諾並摧毀印尼共產黨之後，印度尼西亞1966年重返聯合國。
9、有多少中國人？
“主席先生，在中國自己這個聯合國裏實際上有多少人？”
我問道，“你能給我一個最近的全國人口調查數字嗎？”［1］
主席回答說，他真的不曉得，有人說有6億8千萬至6億9千萬，但是他不相信，哪能有這麽多？
當我提出單按定量供應的票證（棉布和大米）來計算，應當不怎麽困難時，毛指出農民有時把情況攪混了。解放前，他們生了兒子隱瞞不報，為的是怕抽壯丁，解放後，傾向於多報人口，少報土地，隱瞞產量，誇大災情。現在，孩子一出生馬上申報，死人了，可能幾個月不報。（他的意思似乎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多得額外的定量供應票證。）毫無疑問，出生率確實下降了，但農民遲遲不搞計劃生育和節製生育。平均壽命從以前的30歲左右已延長到近50歲了。
［1］中國在1964年春夏進行過一次抽樣人口調查，但官方的結果沒有公布。
10、美國在越南
“你對美國有什麽勸告嗎？”
很久以前他們早就提過，美國應把軍隊撤走一點。美國把它的手伸到了全世界。美國統治者會照樣不聽你的。
美國人處境是困難的，特別是在越南，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哪裏有風吹草動，美國帝國主義者就會派出軍隊，先開到這裏，後開到那裏。
“我聽到有人在華盛頓爭辯說，艦隊和海軍陸戰隊就像駐在別的地方一樣，也完全可以駐紮在越南，不管在哪，總得付錢給你們。”
是啊，他們有許多事情好幹，反動派到處需要他們幫忙。比如，在剛果就是這樣。到最後，他們須得統統回老家去，過去可以看到中國的天津、青島、上海、甚至北京駐紮過美國軍隊。他們全都走了。實際上他們很快就走了。
中國取得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勝利的條件是，第一，由蔣介石領導的舊統治集團軟弱無能，這個人總是打敗仗。第二，人民解放軍強大，有得力的領導，人民也信賴它。凡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美國人就能插進來。否則他們就來不了或很快就得離開。
我們用晚餐時，毛問，我是否認為約翰遜先生能試行與其前任有所不同的越南政策。我說大概不會；更有可能的是循著舊車撤走向更深的陷阱，但是越南戰爭不得人心，而約翰遜先生卻想獲得好名望。他的政府麵臨許多國內問題，一場在亞洲的較大戰爭是不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然而，權衡一下，既然胡誌明和毛澤東大概不會給約翰遜提供“一條有吸引力的出路”，那麽他非到代價高昂時是不會離開的。我對陳毅外長說過自己的見解，“明年以前美軍在越南增加到10萬，對我來說是不會感到意外的。”
毛問，約翰遜先生麵臨著什麽樣的國內問題。
我舉了幾個明顯的例子，包括失業問題，特別是黑人中的高失業率問題，這助長了種族間的關係緊張。當然，戰爭能夠暫時減少失業人數。自動化也是失業的一個因素，我還談到大量人口從農場轉移出去，農場的機械化和資本化已經消天了很多小業主，把幾百萬喪失土地的人傾瀉到城市勞動力市場，現在隻需要占美國人口總數8％左右的人，就可以生產越過本國所須消費的糧食。
毛要我重複一下這個數字。我重複時他懷疑地搖了搖頭，那怎麽可能呢？這就是他所說的。
11、中國和美國
“過去15年，曆史的各種力量把美中兩國人民向實際上的一切交往都隔斷了，我個人自然感到遺憾。這個鴻溝在今天似乎比以往更大了。然而，我本人不會相信它最終會發展到戰爭，造成最大的曆史悲劇之一。”
毛說，曆史的各種力量終究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也許我是對的，在那以前，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隻有美國軍隊到中國來，才會有戰爭。他們可能來，他們也可能不來。如果他們來，他們確實不會占很多便宜。簡單說，這不會允許。美國領導人大概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不會侵略中國，這樣就不會有戰爭了，因為他們不派軍隊到中國來，中國當然也決不會派軍隊去進攻美國。
“因越南引起戰爭的可能性如何？我看到許多報紙消息說，美國在考慮把戰爭擴大到北越。”
不，那是不會發生的，臘斯克先生早些時候可能說過那樣的話，但是，現在他本人已更正了，說他從沒有作過這樣的聲明，所以北越不至於有什麽戰爭。
“根據我不時同包括臘斯克在內的幾位美國高級官員的談話判斷，我可以說，美國政策的製訂者和執行者，美國的統治者，簡直不了解你。”
為什麽會不了解呢？中國軍隊是不會超出國境去打仗的。
這是很清楚的。隻有當美國進攻中國時中國人才打仗。這還不清楚嗎？中國人自己國內的事情已經夠忙了。越出國境去打仗便是犯罪，中國人為什麽要那樣做呢？越南南方人民是能應付他們的局勢的。
“英國官員一再說，如果美國軍隊從越南撤走，那麽整個東南亞就要被侵占。”
毛說，問題在於被誰“侵占”，被中國人侵占還是被本地入侵占？中國為中國人所侵占，也僅僅是由中國人去侵占。
“越南現在有中國軍隊嗎？”
毛肯定在北越東南亞的任何地區都沒有中國軍隊，中國在境外沒有一兵一卒。
“臘斯克說過，如果中國放棄它的侵略政策，那麽美國將從越南撤退。他這是什麽意思？”
毛回答說，中國沒有什麽侵略政策好放棄。中國要侵略什麽地方呢？中國沒有任何侵略行為？中國支持革命運動，但不是靠侵略別的國家。當然，什麽時候一場解放鬥爭起來了，中國就會發表聲明並舉行示威來支持它，使帝國主義者煩惱的正是這些事情。
毛接著說，中國偶爾故意張張聲勢，例如在金門馬祖那些問題上。那裏一陣炮轟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也許美國人因此感到不安，他們離自己的家園太遠了。試想，中國人不過是在自己領海內打了幾發空炮彈，有什麽不得了。前不久，美國認為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不足以對付這樣的炮擊，又把第六艦隊的一部分調來，還從舊金山調來了一部分海軍。到了這裏，他們發現無事可做。所以，看來中國倒是能指揮美國部隊開這開那。
對蔣介石的軍隊也是一樣。他們能指揮蔣一會兒往這邊跑，一會兒往那邊跑。當然，那些水士兵穿暖了、吃飽了，總得給他們點事情做做嘛。但是，在自己家裏放了些空槍就被稱為侵略，而那些真正武裝幹涉、轟炸和焚燒別國人民的人，卻不算是侵略者，這是什麽道理？
一些美國人說過，中國革命是俄國侵略者領導的，但事實上中國革命的武裝是由美國人供給的。同樣，越南革命也是由美國武裝起來的，而不是中國。最近幾個月，解放軍不僅大量獲得了他們的美國武器供應，而且還從傀儡軍隊中得到由美國人訓練出來的人員補充。中國的解放軍曾把美國人為蔣介石訓練和裝備起來的軍隊補充到他們這邊來，因而在數量上和力量上都增加了。這個運動稱做“換帽子”。國民黨士兵之所以大批地換帽子，是因為對他們的長官不信任，感到自己會白白送掉性命，戴錯了帽會被農民殺死，到這時戰爭就快要結束了，現在在南越傀儡軍中，換帽子變得越來越盛行了。
“你的意思是說，現在南越呈現著解放陣線勝利的形勢？”
毛認為美軍現今還不準備離開。仗也許還要打一兩年，美軍發現呆下去沒有味道之後，可能回家或到別的什麽地方去。
“在最近和周總理的一次交談中，我理解到他所說的除非美軍先從越南撤軍，否則中國反對為實施1954年的條約而召開日內瓦會議。你們現在的政策是堅持要美軍撤退，然後才參加日內瓦會議，討論統一後的越南的國際地位嗎？”
主席說，他不知道周總理是怎麽對我講的。他自己認為有幾種可能性應該提一下。第一，會議可能先開，美國跟著撤軍；第二，會議可能推遲至撤軍以後開；第三，會議可能開，但美軍可能呆在西貢周圍，像南朝鮮的情況那樣；最後，南越解放陣線可能把美國人趕走，不開什麽會議，也不簽訂什麽國際協定。
1954年日內瓦會議規定法國軍隊從整個印度支那撤出，並禁止任何其他外國軍隊進行任何幹擾。可是美國破壞了日內瓦協議，這種事情可能還會發生……老實說，美軍留在南越倒是件好事。這訓練了人民，壯大了解放軍。單隻一個吳庭豔不夠，正像中國單隻一個蔣介石不夠一樣，須得要有一個日本來占領這個國家八年半之久。隻有那時，這個國家才鍛煉出能幹的領導人，才建成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才能夠打敗國內反動派並把美帝趕出去。
“如果美國采取和平政策，提出它從南朝鮮、台灣、整個東南亞和國外的所有地區撤軍，隻要中國和其他國家同意，不但全麵銷毀核武器，而且在世界實行全麵裁軍，那麽中國將如何作出反應呢？”
毛說，老實講，這種念頭他從來沒有想過。
“我從未見過約翰遜總統，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麽特別信息要給他，我也許能辦到。你有什麽話要對他講嗎？”
主席停了一下說，不需。
“在目前情況下”，我問，“你真的看到中美關係有改善的希望？”
是的，他認為有希望。不過這需要時間，在他這一代（他還活著的時候）也許不會有改善了，他不久要去見上帝了。［1］
［1］毛所使用的“上帝”，意味超出諸神之上的“帝神”，其地位不像“天”有兩種解釋，“天”既能意指自然神，又可意指宇宙原始秩序之神。
12、去見上帝
“說到你的健康，我們以前還未談過，從今晚來判斷，你看來景況甚佳。”
毛澤東苦笑著回答，說這也許有些疑問。他又說，他很快就要準備去見上帝了。我相信嗎？
“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要去弄清楚是否有一個上帝吧，你相信上帝嗎？”
不，他不相信，但一些自詡知識淵博的人說，是有一個上帝。似乎有許多上帝，而有時似乎又是同一個上帝能照顧到所有方麵，在歐洲的戰爭中，基督教的上帝曾站在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等其他人一邊，甚至在他們相互殘殺時也是這樣。在蘇伊士運河發生危機的時候，上帝合起來支持英國人和法國人，但那個時候真主卻支持另一方。
晚餐時，毛提起他的兩個弟弟都己被殺害。［2］他的第一個妻子也在革命時期（1930年）被害，他們的兒子戰死於朝鮮戰爭。他說，奇怪的是，死亡至今總是從他身旁擦過去。他好多次都為它作了準備，但死亡看來就是不要他。他能有什麽辦法呢？有幾次看來他會死的，他的警衛員被打死了，而他正站在毛的身旁，有一次他全身濺滿了另一名士兵的鮮血，可炸彈沒有碰到他。
“那是在延安嗎？”
在延安也是這樣。他的警衛員是在長征中被打死的。另外還有幾次狹路逢生，按照辯證法的規律，一切鬥爭最終都須得到解決，包括地球上人類的生存競爭。
“使你免遭厄運的意外事件，使得也許是中國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業成為可能。通觀全部中國曆史，我不記得有任何一個人曾像你這樣崛起於默默無聞的農村，不僅領導一場成功的社會革命。並且寫下它的曆史，判定出獲得軍事勝利的戰略。闡明了一種改變中國傳統思想的意識形態學說，然後把他的哲學實踐變成為一種對全世界具有廣泛意義的新文化。”
沉思片刻之後，毛說讓我知道，他是從一個小學教員開始生活的，他那時沒想到打仗。也沒想到成為共產黨人，他像我一樣，或多或少是個民主人士。後來——他有時也奇怪各種原因怎麽會湊到一起來——他才變得有誌於建立中國共產黨。不管怎樣，事情的發展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重要的是，中國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事實就是這樣……
“1937年聽過你演講的青年人，後來在實踐中懂得了革命，但對於今天的中國青年來說，有什麽能夠作代替的呢？”
當然，中國現今20歲以下的那些人從來沒有打過仗，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帝國主義者，也從不知道資本主義統治。他們對舊社會沒有一點直接知識。父母可以告訴他們，可是聽講曆史和讀書本，與生活在其中總不是同一回事。
“人類創造自己的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環境來創造的。
你已經根本改造了中國的環境，許多人不知在較為安逸的條件下培育出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麽來。你對這個問題是怎樣想的？”
他也不可能知道，他說。他不相信有什麽人能夠確有把握地知道。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革命繼續向著共產主義發展；另一種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幹壞事：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餘分子返回大陸，站到國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我問詢他的見解，他當然不希望他們反革命。但未來的事情要由未來的一代去決定，要根據我們所不能預見的那時的條件來決定。從長遠看來，未來一代應比我們更有知識，正像資產階級民主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更有知識一樣。他們的判斷將占優勢，而不是我們的。今天的青年和未來的青年將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價革命工作。
毛的聲音低下去了，他半眯著眼。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生存條件變化得越來越快了。他說，從現在起一千年之後，所有我們這些，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也許會顯得有些可笑吧。
在我起身告別之前，主席要我向美國人民致意，隻說他希望他們進步。如果他希望他們解放，有些人不就是不同意嗎？但是對其中那些沒有真正獲得解放和向往解放的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願。
毛澤東送我到門口，盡管我一再辭別，還是看我上了車，他一個人在那裏站了一會，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裏，未穿外套，以文化古邦的傳統方式向我揮手告別。我在大門口周圍沒有看到保安警衛人員，現在我回想不起整個晚上可曾見到有一個武警在我們近旁。隻有兩三個著裝簡樸的年輕婦女在房裏進出，有時站在後麵，像是服務員，她們會是毛的女兒嗎？當他站起來時有一位攙扶著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手，囑咐我要謹慎小心，引用的是一句中國的格言：“天有不測風雲”。
車子開動後，我回過頭去，望著毛挺直的身影，又徐步走進人民大會堂。
［1］毛的弟弟毛澤潭在1935年戰死了。二弟毛澤民長征之後於1942年在新疆的一次反共的清洗中被殺害。
二、1964年同周恩來的談話
（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在同周恩來總理的兩次會見中，他告知了我1964年中國工農業生產的一些事實和估計，這些都是四年來第一次從官方正式得到的材料。這些材料顯示，中國在糧食產量和一些選擇發展的工業已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中國人民已從1959年—1961年的連續歉收和蘇聯全麵撤消援助的挫折中大體恢複過來。總理謹慎地避免任何一點誇大，同這裏的看法一致，說中國還需要一到兩年獲得大豐收，才能保證穩步進入比較富裕的境地。
周恩來是在舊紫禁城內官寓中他的住所兩次接見我的。我們談了總共大約4個鍾頭。他顯得非常健康，對於謠傳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付之一笑。盡管他已66歲，但很少生華發。他言談中帶有對冒險主義和投機行為強烈厭惡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國家，還需要幾十年的努力，這遠遠超過了他自己的歲月。他談話的有些部分不供發表，但他同意其中大部分可以由我概括引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話。
在對外事關係的觀察中，總理對中美之間緊張關係的立即緩和不抱希望。他說，承認（有可能）台灣是個“獨立”政府會在多少年內也得不到緩和。如果聯合國也這樣做，中國將拒絕同那個組織發生任何關係。他讚揚戴高樂將軍“拯救”了法國，尤其讚揚他采取獨立的財政政策。在同赫魯曉夫俄國的大爭論中，他看到了一個向好的一麵轉化的變化：赫魯曉夫被撤換。中國堅決反對蘇聯參加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也同樣反對蘇聯新領導人重新主張召開赫魯曉夫所提議的國際共產黨會議。
周總理說，關於1964年中國糧食收成的初步報告，到年底還差10％左右沒交來，但他保守地估計總收獲量可達到大約2億噸。他說，這個數字是根據公社的實際交售量和向政府繳納的稅款計算出來的。總理說，另一種統計方法，就是統計工作人員比較喜歡用的根據“抽樣調查法”（計算不同情況下的典型產量）得出的數字來平均計算總產量。“抽樣調查”的估計表明，比1953年的收成增加14一15％。（根據這種方法計算，1964年的收成將達2.1億噸左右——這也許是曆史上最高的。但中國官方還在等待後一批報告，謹慎地避免作這樣高的估計。）
1964年大部分地區的棉花收成增加40—50％，總理說。（他沒有提供全國的估計。有理由相信全國平均比1963年增產不少於15％，這是一個新紀錄。）
農業生產恢複的原因是：水利率業的擴大，農村的電氣化，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加上風調雨順。（在同農業部副部長吳誠個別談話時，他告訴我說，1964年中國化肥產量達700萬噸。這比香港外國分析家提出的估計數高出大約一倍。）
鋼產量“仍然略低於過去曾經達到的高度”，但與1963年相比總產量增加了20％。總理宣稱，大多數工業產品在質量和品種方麵都大有改進，使中國有了一個較為平衡發展和現代化的工業經濟。（“後院”或大爐煉的鋼鐵產量比過去的數字提高了。那種方法現已大部分棄置不用。據北京的外國觀察家估計，1964年現代化的鋼產量在1300萬噸至1500萬噸之間。）
在一些老的和新的生產領域裏，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提高。總理舉了石油為例，現在中國的石油已經達到“自給自足”，主要由於新的大慶油田這個寶庫的發現。他預測1965年的石油產量可達1000萬噸。中國現在生產多種現代燃料。當我問起，早在1962年我曾報道過中國正在生產自己的噴氣式發動機和噴氣式飛機，這稍息是否正確時，總理回答說，情況是這樣，最近幾年質量有很大改進，他說。
總理強調，作為他的政府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貢獻，現在正在有組織地和廣泛地推廣計劃生育或節製生育。一個宣傳運動還在加強，但在農村地區隻能逐步深入。（所有現代的和實用的節育方法都在提倡和應用——包括根據要求而作的流產手術。）總理說明，中國的目的是逐漸降低人口增長率，目標要下降到和日本一樣。
在核領域，中國將“不做美國那樣的幾百次核試驗”的爆炸，周總理認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中國將來的核武器發展——大概是氫彈——“不會比工業先進國家的速度慢。”總理說，中國單方麵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確地排除了使用小型或戰術核武器。同時，中國仍將堅持要求全麵銷毀所有核武器。
關於越南問題的解決，北京的看法是必須履行實現越南和平統一的1954年日內瓦協議。總理強調說，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問題是保證美國軍隊撤出南越。“這樣，那裏的人民就可以自己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
周恩來否認邊境之爭是中蘇分歧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認意識形態的分歧的確影響許多的政策。使他深為欣慰的是：到1965年初中國就能全部還清它所欠蘇聯的債務。從此以後，中國將不借外債。中國的內債在1968年以前可以還清。（以前，中國同蘇聯集團的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80％。但在1964年，中國已同125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關係，其對外貿易的70％以上是同蘇聯以外的國家進行的。）
我們的談話從農業問題開始。在談論收成之後我便問，既然消息很好，為何中國還繼續從國外購買糧食。總理解釋說，兩三年前買的糧食是為了補充真正短缺，但當前購買屬於一種商業和調度性質。中國向“許多國家”錫蘭、古巴和印度尼西亞出售大米，先進口成本低的小麥以代替國內的大米消費，這是合算的。小麥大都在城市銷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儲藏在內地。這一政策將繼續執行。
國外的爭論之點是在何種程度上“恢複”靠以擴大自留地作為刺激來推動。我問道，據說從那個來源來的糧食多達總產量的20％。總理說，自留地不過占耕地麵積的7％，並且將不容許它增加到超過10％。自留地的總產量是難以知道的。它的產量往往不上報，但它已經包括在統計工作人員用“抽樣調查法”來表明的10％裏，這在國家計算1964年收成時是不在內的。很多自留地的產量無疑高於集體的土地。農民在空餘時間悉心照料自留地，並慷慨施用豬糞和其他肥料來增加作物的產量。
談話在繼續著：
問：“平均算起來，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體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總理：“農民賣一部分廄肥賣給集體以得到一些現款。但是他們一般都留出一些供自己施用（在自留地上）。
“我們現正在上演一出戲名叫《送肥記》，要每個人都像劇節描寫的那個公社社員那樣先進是不可能的，否則，就沒有必要演這個戲了。明眼人都知道，一出戲所號召的（在社會態度方麵），正是有些人仍然難於做到的事。這個戲把模範人物搬上舞台，是為了幫助後進入物趕上去。因此，西方記者沒有必要提出什麽批評。我們自己承認，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進的。我們歌頌先進就是為其他人樹立遵循的榜樣。”
“那些為了解實際情況而來中國的人，用不著去獵取什麽內部情報。他們從舞台或從我們的出版物就能發現我們的問題。當然，有時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有錯誤，但一般傾向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鼓勵好的和批評壞的，就意味著壞的東西確實還存在，而好的東西也還不夠完美。如果事事都變好了，我們肯定還要尋求更好的東西作為榜樣。”
“例如，我們現在把大寨生產大隊作為榜樣，廣為宣傳。
這個大隊在（山西省）太行山區，地處斜山坡，到處是峽穀，土壤貧瘠。可是，正是在這樣的地方，人們完全靠自力更生，用10多年的時間，把全部坡地改為梯田，發展了生產，變窮山溝為富山溝。”
“在過去11年時間裏，這個地方隻向國家貸過一次款，而且來年就還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山西省）正在修建幾個大型水利工程，這是事實；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當地居民建造的。過去11年間，大寨每戶人家平均每年賣給國家（通過集體）一噸糧食。這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過了這個數字。大寨當然是個好榜樣，這種榜樣在中國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國農村人口總數在1億2千萬戶以上。如果（全中國）每個公社或生產大隊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全都達到平均每戶一噸，那麽總數將超過1億2千萬噸。當然，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但我們必須發揚大寨精神，在將來確實是有這種可能的。”
據說公社在繳納稅款相交售國家征購糧以後還剩下他們糧食產量的60％左右。交給國家1億2千萬噸糧食，就意味著總收成超過3億噸——並把中國列入世界糧食輸出國的前幾名。大寨1964年有83戶，大隊總人口360人，平均每戶4.3人。對人口學家來說，要推算難以捉摸的中國“人口總數”和未經發表的1964年人口調查結果，這些數字可能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
問：“根據中國（1957年）的15年計劃，中國工業生產1973年將趕上英國。為什麽這些日子聽不到這個口號了？”
總理：“趕超英國不再是我們注意的中心了。1957年，蘇聯把總產值超過美國作為它的目標時，我們就提出了趕超英國的口號，作為奮鬥目標。在我們沿著自力更生的道路經過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的建設經驗以後，我們開始認識到這不應當是我國的主要目標。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不能僅僅通過幾項工業產品數量的增加來實現。以石油來說，英國實際上不生產石油，如果把這方麵的數字作為一項指標，那我們就可以一舉超過英國。但這將是一個很低的目標。我們怎能說這樣做就是已經趕超了英國呢？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什麽才是我們的高指標。以電力為例，經過幾個世紀以後，英國已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那裏電力的使用很廣泛。它不僅為工業所必需，而且也成了普通消費者的必需品。不管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會發生什麽危機——危機時期鋼和煤可能會減產——電力生產則不會有很大的下降。因為生產成本可以用從消費者那裏得來的收益償付。（非工業消費的固定需求保證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基本市場。）1964年中國農村的電力為1957年的12倍，但中國電力的人均要趕上英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由於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每個國家需要的特定工業產品數量是有所不同的，這個國家需要這種產品多些，另一個國家卻需要那種產品多些。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他們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它們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們的工業和技術的整體水平。”
問：“你能告訴我你對當前中國人口總數的估計嗎？我已經看到和聽到令人信服的證據，現在中國的生育製度正在認真尋求限製人口的增長。你預計什麽時候人口的增長會下降到2％以下？”
總理；“計劃生育是走向我們目標的第一步。在一些城市搞得好，但是在農村不能指望馬上收到重大成效。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得多。老年人活得比過去長了，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更加顯著。這是因為人民得到的最低限度生活資料有了改善。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人民已經富裕了。但是如你清楚地了解的，比起舊中國來。他們的情況好多了。現在中國的生活水平比美國當然低得多。但是我們沒有500萬人失業。美國失業家庭的生活是很痛苦的，而另一些人都享受比中國人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在中國，不同人之間的生活水平沒有很大差距，這就是死亡率低的原因所在。”
“我們鼓勵計劃生育。在城市，尤其在學校、工廠和政府，這方麵的工作很有成效，青年人都認識到晚婚的好處，並願意婚後實行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可行的，但需要進行適當的宣傳教育，並且需要時間。如果本世紀內中國人口的淨增率能降到1％以下，那就確實非常令人滿意了。”
問：“你看中美關係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嗎？你認為使一些科學家和學者互訪會有用嗎？”
總理：“為了改善中美關係，我們必須從原則問題開始，而不能從枝節問題開始。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我們總是提出以下兩點。一點是中國同美國應該在（萬隆）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達成和平共處的協議。另一點是美國必須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一旦在這兩點原則上達成協議，其他問題將比較容易解決。否則，僅僅抓住枝節問題，就解決不了基本問題。”
“華沙會談已經進行了九年多，但是美國始終拒絕同意這兩點原則。美國跟在別國後麵說它也要和平共處；可是當中國倡議和平共處時，美國卻加以拒絕。這不證明美國政府講的話是偽善的話？至於一些個別人訪華的問題在目前也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那些我們歡迎的人。美國政府不準他們來，而那些美國政府想派來中國的人．我們又不歡迎。總而言之，要是原則問題不解決，連枝節問題也會陷入僵局。也許你是一個例外。我們歡迎你，美國國務院最近也準許你來。”
我插進了一個有關製造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這個不切實際的計劃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問題。
“現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自稱代表中國。當然，沒有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會同意它。但是如果台灣有人墮落到唯美國之命是從和為美國政策的需要服務，竟然宣布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並且依靠在美國政府操縱和強迫下的聯合國的多數，繼續篡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那麽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複中美關係，而且，不僅如此，我們將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關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美對抗就決不是幾年的問題，而將是一個長時期的問題，我們也不知道會有多少年。這種狀況將繼續下去直到這樣的一天到來——我相信這一天會到來的——那時美國將發現自己不能再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於是便放棄這個政策。”
問：“日本的佐藤政府好像也支持一項美國打算采取的讓台灣獨立的計劃。你認為佐藤先生是打算以此作為收回衝繩的一筆代價嗎？”
總理：“這兩個問題沒有直接的聯係。如果日本有收回衝繩的能力，它的想法就不會跟美國的想法相同了。這樣的一個日本就不會是今天的日本了。目前它跟在美國政府後麵，叫嚷‘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或隻承認台灣。這是追隨美國的政策，為它們擂鼓助陣，這表明日本既無收回衝繩的意誌，也無收回衝繩的能力。”
問：“中國讚同召開一個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字國的會議，來結束南越的戰爭。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是否準備討論戴高樂將軍所提出的國際保證越南的獨立和中立化的建議？”
總理：“我們主張應當執行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條款，以便實現越南的和平和統一，並主張它的體製應根據越南人民的願望來決定。今天越南的問題並不是馬上召開一次會議的問題。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美軍必須從南越撤走，這樣南越人民就能自己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至於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獨立的問題，則應該立即召開日內瓦會議來進行討論。”
問：“從國外發表的報道來判斷，中國的原子彈比美國的專家們所預料的更‘高級’。這又意味著什麽？”
總理：“美國的專家根據他們收集的數據得出結論說，我們爆炸的原子彈的技術水平比美國、英國和法國的第一次核試驗都要高。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專家們知道的比你要多，或許比我知道的也多，你和我都不是專家嘛。”
問：“既然核武器實際上不能使用，它積存得越來越多就像孩子們玩木頭玩具一樣，是孩子氣。然而每一次都造成很大的威脅，使它更像是在一場俄國輪盤賭中在觸發器上又接了一下。那時它多起來是極為危險的，不是嗎？”
總理：“不至於那麽危險。你為什麽這樣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差不多20年過去了。”
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也是相隔20年。”
總理：“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是從辯證的觀點來看事物的。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已經有了幾個，現在誰也不敢冒險去使用它們。否則，為什麽泰勒（馬克斯韋伯.泰勒將軍）要發明‘特種戰爭’呢？有趣的是，他現在正在試驗他的新發明。我們中國的幹部（定期地）下放到農村基層單位去積累直接經驗，現在泰勒也在這樣做了（在越南）。但對他來說，去的是個苦地方。”
總理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越南遊擊戰爭所取得的成就，接著又提及法國的興起，因為它已經離開越南和阿爾及利亞，已成為一個能和美國挑戰的強國了。他繼續說道：
“為什麽戴高樂那樣的自豪呢？因為他中止了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他撤回了80萬軍隊和100萬平民，承認阿爾及利亞完全獨立，從表麵上看，他這樣做好像失了麵子，但實際上他挽救了法國，避免了一次經濟危機。美國能否產生一位總統，把駐紮在世界各地的全部美軍都撤走，從而徹底改變全世界對美國的看法呢？”
談及未來和目前仍很艱巨的任務時，總理列舉了經濟的一些生動對照事例：中國擁有堪稱與世界上同類機器相匹敵的16，000噸巨型水壓機，而運輸部還靠膠輪大車；擁有精密儀器和漿油機為動力的遠洋巨輪，而農民還使用艦板舟和植物油燈。“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他最後說。
“在上海，收集和裝運肥料的小船特別破舊；在蘇北，甚至能見到更為落後的現象。例如，在南通東南沿海的啟東縣，所有土地實際上是水田，連一頭牛都沒有，更不要說農業機械化了。為什麽呢？這裏不需要講。每個農民隻有一畝或稍多一點的地。不過產量高：皮棉畝產超過50公斤，糧食畝產約500公斤。實際上所有的地都是浸在水中的，隻能用人力耕種。不需要深耕。那個地方是河流密布的水網地帶，裝運肥料都用小船或靠人用肩挑。但產量是高的。人民的生活是比較好的。這樣的地方怎麽來實現機械化呢？這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題目。
“中國的情況非常複雜，以革命戰爭做例子，我們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們打敗了蔣介石。還同美國打過仗。這不僅僅是擺擺樣子，我們為此流了血，但是坦率地講，作為總理，我還沒有掌握中國的經濟建設，雖然搞了15年。我學到了一些，但不是很好。我們大家部在學習。經濟發展的規律格外地複雜。我們取得了一些經驗，但是我們必須取得更多的經驗。我們已經了解了一些規律，但還有許多經濟發展規律依然不了解。過去15年中有些事我們是做對了，但我們也做了一些錯事，一個人必須取得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過去的戰爭就是這種情況。有時我們打勝仗，有時我們打了敗仗，而且不止一次；隻有到那時，我們才豐富了我們的經驗，把革命引向勝利。建設也著實是同樣的情況。在我們看來，隻有敢於麵向困難，才能克服困難；隻有敢於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們才能改正它們。這樣，不斷克服困難，改正缺點和錯誤，我們就能繼續前進。
“那些不熟悉內情的人，也許會認為我們所做的每件事始終都是完善的。事情哪能是這樣？另一種則專門找岔子。當他們找到我們的一些缺點時，就認為中國是處於極端的經濟困難之中。現在中國的經濟情況已經好轉了，就又有人說一切都好極了。他們總不善於去正確地描繪中國的情景，就我們而論，我們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的進時，困難和缺點還會繼續出現，我們須得不斷地克服它們來一往無前。我們也必須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以便找到我們推進我們事業的更好辦法。革命鬥爭是這樣，生產和建設也是這樣。換句話說，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都是這樣。人類總得不斷地從實踐中總結經驗，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三、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
斯諾：我經常想給你寫信，但我真正寫信打擾你還隻有這一次。
毛澤東：怎麽是打擾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罵人，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麵內戰，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學了這句話，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
斯諾：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
毛澤東：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斯諾：有一個問題我還不大清楚，即主席對我講這些，是供公開發表用，還是作為介紹背景材料，還是朋友之間的交談，還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澤東：不供發表，就是作為學者、研究有，研究社會情況，研究將來，研究曆史嘛，我看你發表跟周恩來總理的談話比較好，同我的不要發表。意大利雜誌上的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從外國文翻譯成中文的。
斯諾：你看寫得可以不可以？
毛澤東：可以嘛。你的那些什麽錯誤有什麽要緊？比如：說我是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國都就叫作華盛頓。你們的華盛頓所在的那個地方就叫作哥倫比亞區。
斯諾：每個州裏麵還起碼都有一個名為華盛頓的市鎮。
毛澤東：可討嫌了！科學上的發明我讚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
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麽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鬆上台。為什麽呢？他的欺騙性有，但比較的少一點。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麽僵著？但是你美國是沒有秘密的，一個總統出國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國來，一定會大吹大擂，就會說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國整蘇聯，所以他現在還不敢。整蘇聯，現在對美國不利，整中國對於美國也不利。
你說，我的政策正確，五年之前就決定不出兵，所以尼克鬆不打中國。我說不是。我們在朝鮮出了一百萬兵，名曰誌願軍。麥克阿瑟汀定主意要轟炸滿洲，就是東北，結果杜魯門就把他撤了。這個麥克阿瑟後頭又變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這麽變來變去的。也有不變的，比如我們兩個就不變。
我看你這次來訪問比較前幾次要深。你接觸了工廠、農村、學校，這就是研究社會。
斯諾：現在中國的農業情況很好。
毛澤東：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隻手，靠鋤頭和牛耕種。
斯諾：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毛澤東：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後，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
斯諾：還是很不錯，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較。
毛澤東：說有所進步，我讚成；“很大的”，不能講。要謹慎。
斯諾：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澤東：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裏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四十五歲了，隻好算了。
斯諾：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澤東：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斯諾：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他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澤東：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第一是亞非拉囉，第二是歐洲、美洲和大洋洲。
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如果能出現一個領導的黨來進行革命，我高興。美國的產業高於世界各個國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麽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鬆，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鬆解決，在暫時。
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你說中國有很大的進步，我說不然，有所進步。美國革命有進步，我高興。我對中國的進步不滿意，曆來不滿意。當然，不是說沒有進步。三十五年前同現在比較，總進步一點吧，三十五年啊！
那時落後得很，隻有八千軍隊。那時候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都還沒有匯合。匯合後招兵買馬，在陝甘才鬧了兩萬五千人。我說是走了兩萬五千裏路，剩下兩萬五千人。但是比長征前的三十萬人、幾個根據地要強。政策改變了，王明路線被批判了。
斯諾：有一兩件事想跟你探討一下。第一是尼克鬆來華的問題，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目前他來是不現實的，但尼克鬆來華被認為是理想的。
毛澤東：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國，你不是壟斷資本家。
斯諾：當然，我也剛要這麽說。
毛澤東：那是尼克鬆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麵談，不要讓外交部知道，不要通過國務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開，又是這種消息非常機密。他選舉是哪一年？
斯諾：一九七二年。
毛澤東：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那個台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台灣關他什麽事？台灣是杜魯門、艾奇遜搞的。然後又是一個總統，那裏麵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後又是肯尼迪。尼克鬆當過副總統，他那時跑過台灣。他說台灣有一千多萬人，我說亞洲有十幾億人，非洲有三億，都在那裏造反。
這個世界你看怎麽樣？
斯諾：我同意主席說的，是一個控製的問題，一個美國要保持權利的問題。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的人口加起來有十五億，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亞洲的人口恐怕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半數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為一個工業大國，它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三個工業大國了。擁有如此眾多人口的中國，如果在生產能力方麵能夠趕上日本，那麽中國同日本加起來，其生產能力會遠遠地超過美國和歐洲。
毛澤東：這個要看政策。你們美國的華盛頓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時候，隻有三百萬人口，但能夠打敗擁有近三千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大英帝國。隻有幾根爛槍，幾個遊擊隊，幾個民團。華盛頓是個大地主。他生了氣了，打遊擊。這個英國人找不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這個牆角裏，那個牆角裏，嗵！嗵！嗵！從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後，到一七七六年才開了一個十三個州的會議，才正式選舉華盛頓為總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沒有多少，財政困難得很，發票子，但是打敗了英國人。
你看我們呢？我們，你那時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據地都丟了的嘛，隻有三萬人不到，一塊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地方。噢，還不到呢，因為那時候延安還沒有占領呢。蔣介石可厲害了。以後馬歇爾幫助他，就是杜魯門時代。
你看中國人那個時候，稀稀拉拉，隻有兩萬多兵，保安為根據地。這次你又去看了，那時候隻有二百戶人家。誰想到我們能夠占領大陸啊？
斯諾：你想到了。
毛澤東：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領還不知道啊。要到占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鬆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你們美國有個記者叫卡諾，過去在香港，現在在蘇聯，他引了這段話，他說美國人很蠢，煽動全世界人民覺悟。
斯諾：我過去報道過這樣一句話，許多人加以引用。
毛澤東：就是要宣傳這個。沒有日本人、美國人幫助蔣介石，我們就不能勝利。
斯諾：前幾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時，西哈努克也曾對我說：尼克鬆是毛澤東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澤東：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麽社會民主黨，什麽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麵，西德現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騙性。
斯諾：尼克鬆在南亞陷得越深，就越是發動人民起來反對他。
毛澤東：好！尼克鬆好！我能跟他談得來，不會吵架。
斯諾：我不認識尼克鬆，但如果我見到他的話，是否可以說……
毛澤東：你隻說，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這個勃列日涅夫不好，勃蘭特也不算怎麽好。
斯諾：我記得你說過：“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毛澤東：就是啊。什麽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層、剝削階級、少數，這一部分人可以講話，組織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廠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沒有這些人就不能組成民族。
斯諾：我想向你簡單地介紹我的經曆，作為背景材料，可能你會感興趣。……
我的經曆在我的這一代人中間可以說是典型的，即一邊讀書，一邊工作。
毛澤東：但是你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不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後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麽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後頭還是蔣介石幫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殺人了。當然，還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個知識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組成的時候隻有十二個代表，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這十二個人中間，犧牲了幾個，死掉的幾個，不幹的幾個，反革命的幾個，現在隻剩下兩個，董必武一個，毛澤東一個。
斯諾：我認為，你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是很重要的。
毛澤東：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裏，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
那個課堂上講課的方法我不讚成。你先生寫了講義，發給學生看嘛。然後，不懂的再去課堂上問先生。學生往往是調皮得很。如果學生出一百個題目，先生能答出五十個就很不錯了。剩下那五十個題目怎麽辦呢？就說：我不懂，跟你們一樣。然後大家研究，你們研究，我也研究。然後就說：“下課！”你看，多好啊！我講課就是這樣，不許記筆記。如果想睡覺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這個打瞌睡實在好。與其正正經經坐在那裏，又聽不進去，不如保養精神。
毛澤東：你這個記者才不怎麽樣呢！何必當個記者呢？寫個什麽書，出個什麽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記》是出名的。還有一本什麽人寫的書可以和你那個《西行漫記》相比的，是一個海員寫的，他那時候在廣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沒有到解放區去，叫作什麽Belden（貝爾登）。
斯諾：噢，對了，我知道那個人，他現在還在。
毛澤東：那個拉提摩爾怎麽樣了？
斯諾：他現在也還在，他原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在麥卡錫時期及以後的時期受到了迫害，現在住在英國。
斯諾：前兩年我到遠東來，見到一些學者，中國問題專家，總是問他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曾經寫過關於《海瑞罷官》一文的分析文章，並指出過該文的雙重含義。我沒有發現其中有任何一個人當時曾經看出這篇文章有什麽意義。因此他們就沒有預見到要進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也沒有能夠理解它。
毛澤東：就是關於《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曆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後頭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寫作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小冊子，看他們怎麽辦。北京隻有一家登了——《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不登。後頭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隻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
斯諾：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澤東：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麽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隻看一樣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第二個是現在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來也是湖南省的一個書記；第三個是甘肅省的第二把手胡繼宗。
斯諾：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
毛澤東：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
斯諾：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澤東：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黑書《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斯諾：是新版嗎？
毛澤東：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當個共產黨不奪取政權幹啥啊？所以他是混進共產黨裏的反動分子。
斯諾：那麽，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澤東：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罷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了中央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諾：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澤東：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持反對。
斯諾：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澤東：就是那張。
斯諾：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澤東：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斯諾：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
毛澤東：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我有時不知道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
毛澤東：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人家要叫萬歲嘛”，第在種是假的。他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澤東：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麽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衝，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你們的尼克鬆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斯諾：是不是新的憲法裏要寫上罷工？
毛澤東：新憲法要寫上。
所以我說中國很落後，兩個東西，又很先進，一個先進，一個落後，在進行鬥爭。
斯諾：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領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鬥爭的終止。
毛澤東：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麽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斯諾：你覺得黨現在怎麽樣？
毛澤東：不怎麽樣。
斯諾：是不是好一點了？
毛澤東：好一點，你說好一點我讚成。你說中國怎麽怎麽好，我不讚成。兩個東西在鬥，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後的。
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讚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麵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麽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好嘛，你這樣搞，我讚成。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
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
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的大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是大軍官還是小車官，解除了武裝嘛，你為什麽還要虐待啊？我們曆來就立了這個規矩的。所以許多的兵士在我們的感化下，一個星期就過來了，一個星期就參加我們的隊伍打仗了。
毛澤東：你回美國去，我希望你作點社會調查研究。對於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資本家、各個階層作調查，看他們的生活，看他們的情緒。去調查一個工廠，我是說中等工廠，千把人的，用一個星期夠了吧？
斯諾：夠了。
毛澤東：如果調查兩個工廠也隻有兩個星期。調查一個農場，一個星期也夠了吧？
斯諾：夠了。
毛澤東：調查兩個農場也是兩個星期。加起來四個星期，也隻有一個月嘛。再調查兩個學校，一所中學，一所大學，半個月時間。
調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夠真正認識的。第一，別人不一定講真話。第二，自己對於了解來的情況不一定能夠理解得好。這是我幾十年搞調查研究的經驗。當個知識分子，跟工人、農民談話很不容易。誰跟你談啊？他們怕你調查他的秘密。跟工人、農民交朋友很個容易。你們這些人跟知識分子、小官僚、小資產階級交朋友比較容易，跟工人、農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試試看嘛。如果你有決心，你就試試看嘛！
斯諾：不過我還得要工作呢。
毛澤東：我看研究美國，研究中國，研究歐洲就是工作。
斯諾：我會努力的，但是結果如何還難說。
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對美國有很人的影響。今天的美國處在更大的動蕩之中，主要是因為越南戰爭引起了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因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們的上一輩更為良好的教育，國家的科學也在發展，而行政機構所執行的政策和他們的言談之間的差距日益被人們所認識，以至於大多數公眾對他們所認定的行政機構失去了信任。
毛澤東：就是不講真話。一個人不講真話建立不起信任。
準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比如我們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見麵到現在，總沒有變嘛，還是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義是有一點，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評嘛。
斯諾：你們跟俄國的問題打算解決嗎？
毛澤東：俄國的問題總也要解決嘛。世界上各國的問題都總是要解決的呀！
斯諾：那是。
毛澤東：總要雙方都願意才行，隻一方願意不行。
斯諾：俄國到底要幹什麽？
毛澤東：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諾：俄國是不是怕中國？
毛澤東：中國有啥好怕！？中國的原子彈有這麽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劃），俄國的原子彈有這麽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劃），美國的原子彈有這麽大（主席伸出另一隻手的大拇指來比劃），它們兩個加起來有這麽大（主席把兩個大拇指並在一起），你看。
斯諾；如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怕不怕呢？
毛澤東：聽說是有點怕。一個人的房子裏有幾個老鼠，也有點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幾個老鼠在房子裏鑽來鑽去，他就睡不著覺，鬧得不安寧，有些驚慌失措。比如中國挖防空洞，他們也害怕。這有什麽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來嘛，我鑽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國批評他們的修正主義，他們也怕。那麽是誰先批評我們的呢？這場戰爭是誰開始打第一槍的呢？他叫我們教條主義。我們叫他修正主義。我們不怕他叫我們教條主義。我們把他批評我們教條主義的文章在我們的報上發表。他們就不敢發表我們批評他的文章，他們就怕。你說我是教條主義，你總有一個理由嘛。教條主義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嘛。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後頭又請古巴代表團來講和，說是要求停止公開論戰。又請羅馬尼亞來講和，要我們停止公開爭論。我說不行，要爭論一萬年。後頭柯西金到北京，我見了他。我說，你說我們是教條主義，好。但是這個發明者赫魯曉夫為什麽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決議上寫了的，說他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赫魯曉夫同誌”。為什麽這樣一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你們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們不要，我們請他來行不行？請他到北京大學當教授，教那個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又不給。我又說，但是你是總理，你是蘇聯國家的總理，我們的爭論是要進行一萬年的，因為看你的麵子，我讓步。一讓一大步，不減少猶可，一減少就是一千年，一讓就是一千年啊！他對我說那次談話的結果不錯。
這些俄國人他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許多國家的人，他以為隻要他一句話，人家就都會聽。誰知道，也有不聽的中一個就是鄙人。
斯諾：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簡單地談談我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澤東：你說的那個城鄉人民衝突的問題不嚴重。基本上是修正主義跟反修正主義的問題。要搞修正主義就要跟蘇聯妥協。蘇聯開二十三大，劉少奇、彭真就提建議要派代表參加。修正主義是有國際性的。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不聯合國際上的修正主義不行。當然後頭那個建議被我們打掉了。
至於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那是當然要發展的，現在還在發展。
中國是貧農多，占百分之六、七十，還要加上中農，要團結中農。至於富裕中農，他們每日、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這是列寧說的話，不是我們創造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農民這麽多啊。工人階級人數不那麽多，工人階級也年輕。工人階級好也好在這裏。在你們那些國家，搞革命也比較困難，壟斷資本厲害得很，它的宣傳機器那麽多。中國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諾：關於文化革命的問題，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來吧。你如果願意的話，歡迎你來。
斯諾：糧食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毛澤東：過去叫南糧北調，現在各省市逐步在解決。
再一個就是北煤南運，說是湖北、湖南、廣東、福建、浙江，還有江蘇的南部沒有煤炭．所以要從北邊運來。現在都有了。就是兩個積極性，中央的積極性和地方的積極性，就是要有這兩個積極性！讓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辦，你自己去找嘛！結果到處去找，每個公社去找，每個縣去找，每個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來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統統抓在我手裏不行啊，我管不了那麽多啊！要學你們美國的辦法，分到五十個州去。
斯諾：我這次來，注意到有很大變化。
毛澤東：就是這兩個積極性，中央一個積極性，地方一個積極性！講了十幾年了，就是不聽，有什麽辦法？現在聽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S形。
斯諾：有時候還要走O形，然後再設法衝破這個圈，重新開始。
毛澤東：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複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四、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諾采訪毛澤東紀要
1、前言
本書匯集了美國記者斯諾所記述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1936年在陝北保安同他的幾次談話。斯諾在宋慶齡先生和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於1936年7月間來到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所在地的陝北保安縣城。他是來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外國記者。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他的采訪活動甚為重視，他來後不久，毛澤東在7月16日就接見了他，並在幾天內同他進行了關於當時抗戰形勢的談話，在9月23日，進行了關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問題的談話。斯諾在陝北的三個多月裏，進行了廣泛的采訪活動，還到前線部隊去過，於10月間回保安。這時，毛澤東又同他談了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曆和長征的主要經過情況。這些異常珍貴的談話，不僅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年，即1936年7月，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的真知卓識，科學地深刻地分析了行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形勢和開展國內、國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戰的戰略，和中國必勝的根據。後來抗戰發展的進程，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的正確性。這是馬列主義科學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預見力的典範，是毛澤東半個多世紀領導我國革命締造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確的革命路線的光輝範例之一。
毛澤東在1938年5月寫《論持久戰》這篇著作時曾經引用了他同斯諾談話的幾個段落。他根據抗戰10個月的經驗，對於談話中所作的論述作了進一步的有係統的發揮，寫成了《論持久戰》這部指導抗戰直到完全勝利的光輝的名著。這一著作的主要論點，毛澤東早在兩年前同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指明了。
1936年10月間，斯諾從前線部隊回來，多次請求毛澤東談談自己的革命經曆，他考慮了很久才同意了。他談了自己的成長過程以及紅軍的長征經過。毛澤東的這次敘述，不僅是無比的珍貴，而且是如何對個人成長進行曆史唯物主義分析的光輝典範。他沒有任何的矯飾，辯證地唯物主義地闡述了自己如何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黑暗舊社會中鬥爭過來，如何從一個早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舊社會的舊思想的某些影響的少年成長起來的進程。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光輝燦爛的發展進程。毛澤東後來在1962年說：“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誌，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樣革法，革些什麽，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這是何等深刻的正確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教導。毛澤東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來敘述自己的革命經曆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關於長征的記述，雖然基本上是根據毛澤東的闡述，但可以看出他還吸收了其他同誌所提供的具體材料，並且是用他自己的語言寫的。毛澤東是遵義會議後直接指揮工農紅軍，轉敗為勝，取得曆史性偉大勝利、成功地結束長征的英明統帥。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毛澤東的領導和周恩來、朱德等對毛澤東的有力支持之下，結束了王明路線的統治，改組了黨中央的領導，奠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地位，從而在革命的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工農紅軍，挽救了革命。以後毛澤東又領導黨和紅軍粉碎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使英勇的長征能以偉大的勝利而告完成。如果不是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巧妙的戰略戰術，那麽英勇長征的工農紅軍，就有可能像石達開的太平軍那樣被反動派所消滅。我們的長征的勝利和往後的革命鬥爭的偉大勝利就根本談不到，我們革命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中國人民不知要再吃多少苦。斯諾的這一部分記述雖然沒有足夠地反映毛澤東在長征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但是看了長征路上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我們也就能進一步了解毛澤東在締造我們國家的革命曆史上的偉大功勳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的英明正確，更有力地推動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
斯諾寫的以毛澤東談話為主幹的《西行漫記》一書，1937至1938年在倫敦和紐約分別出版後，立即轟動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和全世界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成為當時國際上發行最廣、最多的著述之一。該書當時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譯本，毛澤東曾經看過，並曾在延安的一次幹部會議上提到這本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對它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地報道了我們情況，介紹了我們黨的政策的書。這書後來被譯成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各種文字，在國際上廣泛傳誦，全世界人民從這裏了解到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一些重要情況，促進了國際上反帝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
斯諾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新聞記者，可是，他是一個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他在幾十年的新聞采訪活動中，對於我們黨和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采取了熱情友好的態度。特別是通過采訪陝北的革命根據地，他親眼看到了革命根據地人民、軍隊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朱德不在保安）的偉大形象、英明領導和戰鬥生活，看到了許多革命幹部為祖國、為人民而奮鬥、犧牲的實況，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當斯諾開始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他還怕村裏的農民“共他的產”，分掉他所帶的財物，但是當他離開根據地的時候，他感覺好像“不是回家，而是離家”了。此後他積極地宣傳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後來提到斯諾說，他是在沒有別人願意來的時候到我們這裏來，了解我們的情況，並通過提供事實幫助了我們。又提到他是頭一個為統一戰線所必需的、建立友好關係的工作鋪路的人。他不僅是第一個廣泛報道中國革命根據地和革命軍隊真實情況的外國記者，而且對推動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兩國的對話起了良好的作用。由於他對中國的友好活動，50年代他曾經受到美國國內親蔣介石的反動集團的多方打擊，並曾經被迫離開美國遷居瑞士。他是1972年在瑞士去世的。他臨終時遺願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國，他的墓碑現在就矗立在他曾經執教過的燕京大學校園——現在的北大校園——的未名湖畔。毛澤東和周恩來生前都曾對斯諾作過多次積極評價。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這幾篇談話的整理出版，對於我國廣大群眾，一定會有重大的意義。這幾篇談話，由於我自己是當時的口譯者，而現在又是當事人中的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責任加以整理。我建議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記》所收錄的毛澤東談話以及斯諾當時發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澤東同他的其他三篇談話，匯編成一本書出版。
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我隻做了簡要記錄供口譯之用。當時在座的雖還有與斯諾同來蘇區的馬海德醫生，但他隻是在一邊旁聽，沒有實際參加談話；也沒有其他人做速記或做記錄，毛澤東是按照斯諾所提的問題，憑記憶而談，沒有寫成成篇文字。斯諾按我的口譯做了筆記。關於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曆部分，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後做了少數修改，交黃華照改後退給斯諾。經過了40多年，很可惜，現在這些有關的文字記錄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記的東西，經過戰爭年代多次轉移，也已蕩然無存。現在我們根據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和《密勒氏評論報》、《美亞》雜誌上發表的英文記述照譯過來，在可能範圍內做了某些校訂工作。
斯諾根據毛澤東的敘述撰寫的《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曆》，在《西行漫記》前後幾種英文版本裏，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顯然是斯諾自己後來做了修改。我們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記述，隻是個別地方采用後來一些版本的文字。還有個別地方，按我的記憶確實不符合毛澤東談話原來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訂正。斯諾當時是通過我的口譯，才了解到毛澤東談話的內容的，如果我作為當時的口譯者對斯諾的個別記敘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訂，以便更準確地表達毛澤東的原意，那麽我想，要是斯諾今天還在，是不會反對的吧！
在這幾篇記述中，有些人名、時間、地名不準確。毛澤東當時在沒有使用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進行口述，又經過斯諾用外文記述，發生某些差錯是難免的。現在，我們盡可能地做了校正，對於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說明。
《長征》這一節，斯諾並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澤東的話的形式，我們現在也就隻能照他的形式移譯了。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三篇談話記錄，都是根據斯諾的英文記述譯出的，隻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的有幾段話是按照《論持久戰》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內容完全一致，隻是文字繁簡不同。
斯諾所加的腳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說明，其中有些是針對外國讀者的需要而為中國讀者不需要的，我們這裏刪去了。本書的腳注，除了注明是斯諾所做的以外，其餘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誌們加上的。
在本書整理過程中，我們努力爭取做到事實準確，文字清楚，但是由於我個人見識有限，力不從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們印了幾百份征求意見本，分送中央領導、各方麵負責同誌求教。不久我們便收到了好些同誌的回示，特別是鄧穎超給予了親切的鼓勵，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軍事科學院的同誌提供了有關事實的訂正意見。有好幾位同誌幫助我進行了仔細的事實查證、認真的文字校訂。在這裏，我虔誠地請求廣大讀者多多指出我們工作中所尚存留的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以便在本書再版時進一步改正。
吳黎平
1979年8月
2、童年時代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張關於他個人的問題表，要求他答複。我為自己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猶如一個日本移民官應為他的無禮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覺那樣。
關於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項的五六組問題，毛談了十幾個晚上，但幾乎沒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敘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開始感到：指望他為我提供這些細節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無關緊要的。他和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隻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鬥、戰術、“措施”等等，卻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曆。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詳談他的同誌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因為知道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不是由於上述原因，而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這些個人瑣事。當我開始收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屢次發現，一個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他的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為紅軍的一員之後，他就把自己拋在一邊了；如果你不重複地問他，就不會再聽到關於他自己的事情，而隻聽到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鬥的日期和情況，以及千百個他們來往經過但別人從未聽說過的地名；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之所以有意義，似乎隻是因為他們作為集體而不是作為個人在那裏創造了曆史，隻是因為紅軍到過那裏，而在紅軍後麵，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他們就是在為這種意識形態而戰鬥。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但卻使我的報道工作發生困難。
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複以後，毛就開始處理我標有“個人曆史”這個題目的問題表。當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笑了一笑——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至少他是主張一夫一妻製的）有幾個老婆。不管怎樣，他是懷疑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是我爭辯說，從某一方麵來看，這比其他資料更為重要。我說：“人們讀了你所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流傳的關於你的一些謠言。”
我提醒他外間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以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卻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又有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結核病人，有的則堅持他是一個狂熱分子。他對人們竟然會把時間花在對他進行種種猜測有點感到意外。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再一次審閱了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不回答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給你，你覺得怎麽樣？我認為這樣會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後一樣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在這以後的好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像在密室談話一樣，蜷坐在那個窯洞裏的一張鋪著紅布的桌子旁邊，蠟燭在我們中間爆著火花，我記筆記直到困得要打盹了。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語，在這種方言裏，一隻雞的“雞”字不是說成地道北方話的“ji”，而是變成帶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一邊說我一邊記。我已經說過，這個筆記又被重譯成中文並經改正。除了耐心的吳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沒有企圖對它進行文學加工。下麵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我父親的名字是毛順生，我母親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親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他當了很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過做小買賣和別的營生，用心節約，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這時我家成了中農，擁有15畝田地。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擔穀。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擔——即每人7擔左右——有25擔剩餘。利用這個剩餘，我父親又積蓄了一點錢，過了一段時間又買了7畝地，這就使我家具有‘富’農①的地位了。我們當時每年可以收84擔穀。
“我10歲時家中有15畝地，一家5口人，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家買了外加的7畝地後，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個弟弟。然而我們每年仍然有49擔穀的剩餘，依靠這剩餘我父親就不斷地興旺起來了。
“當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他開始做販運穀子的買賣，從而賺了一些錢。他成為‘富’農之後，就把他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做這個買賣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且讓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勞動。我6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並沒有開店，他隻是從貧農們那裏把糧食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他可以得到較高的價錢。在冬天碾米的時候，他便加雇一個短工在地裏勞動。所以這個時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飯了。我們家吃得很節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8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裏讀書，一直在那裏讀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裏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我的國文老師是一個對學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10歲時曾經逃離學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什麽地方的山穀裏。我流浪了三天，最後還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這才知道我這次旅行隻是在兜圈子，走了那麽久，離我家大概才8裏路。
“可是，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況會有點改善。我父親稍微比過去體諒些了，老師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些了。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次勝利的‘罷課’嗬。
“我剛識了幾個字，我父親就讓我開始記家裏的帳。他要我學珠算。由於我父親對這事很堅持，我就開始在晚間記帳。他是一個嚴厲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可記，他就叫我去幹農活。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而且給我們吃最次的飯菜。他對雇工們作了讓步，每月逢十五在他們吃飯時給雞蛋吃，可是從來不給肉吃。對於我，他既不給肉也不給蛋。
“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人。她同情窮人，並且當他們在荒年裏前來討米的時候，常常送米給他們。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讚成施舍的。我家為了這事曾經多次發生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一個就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我母親和弟弟組成。有時甚至於連雇工們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她批評了任何公開動感情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利用我父親所引以為據的經書上麵的話來同他進行辯論的好辦法。我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引用經書裏關於長者必須慈愛的話來回敬他。針對他指責我懶惰，我反駁說，年長的應該比年輕的幹得更多，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做工作。我還說：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會比他勤快得多。
“這個上了年紀的人繼續‘積聚財富’，在這個小村子裏被認為是發了大財。他自己不再買進土地，但卻典進了很多別人的田地。他的資產增加到了兩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裏，辯證的鬥爭不斷地發展著。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在我大約13歲的時候，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我們兩人當著他們的麵爭論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罵了他，接著就離家出走。我母親追著我想勸我回去。父親也追上來，邊罵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邊，並且威脅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進水裏。在這種情況下，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來了。我父親堅持要我道歉並磕頭認錯。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隻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當我用公開反抗的辦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保持溫順的態度，他隻會更多地打罵我。
“回想起來，我認為我父親的嚴厲態度到頭來隻是自招失敗。我越來越恨他，我們建立了一條真正的統一戰線來反對他。同時，這大概對我也有好處，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記帳也仔細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來批評我。
“我父親上過兩年學，認識的字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卻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裏的‘學者’。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嶽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那是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禁書（毛在他的解說裏幽默地使用這些政治名詞，一邊追述這些事情，一邊大笑。——斯諾注）。
並把它們說成是邪書。我經常在學校裏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都可以背出來，而且反複討論過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裏的老人們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而且經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裏讀的。
“我13歲時，終於離開了小學，開始在地裏進行長時間的勞動，給雇工們當助手，白天幹一個整勞力的活，晚上替我父親記帳。盡管這樣，我還是能夠繼續學習，貪婪地閱讀我能夠找到的除了經書以外的一切書籍。這使我父親很煩惱，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他在一次訴訟失敗之後，更是這樣了，當時他由於他的對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適的經書上的話而敗訴。我經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間的窗戶遮起，好讓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像經書那樣‘有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裏麵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製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
“我父親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卻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曾因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9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當時和以後，我們試過很多辦法想讓他信佛，可是沒有成功。他隻是咒罵我們，我們被他的攻擊所壓倒，隻好退讓，另想新的辦法。但他總是不願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影響，我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懷疑神、佛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感到憂慮，責備我對於敬神拜佛的儀式漠不關心，可是我父親不表示意見；後來，有一天，他出門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見一隻老虎。老虎突然遇見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對此更加感到驚異的卻是我父親。事後他對自己這個奇跡般的脫險思考得很多。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從此，他對佛教比較尊重了，間或也燒些香。然而，當我變得越來越不信神的時候，老頭兒也並不幹涉。他隻是在自己處境不順當的時候，才禱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複學業的願望。同時，對地裏的勞動也感到厭倦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口角，最後我從家裏出走。我跑到一個失業的學法律的人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讀了更多的經史之類的書，而且還讀了許多當代的文章和幾本新書。
“這時，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堂外邊，我們學生看到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為什麽都離開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裏發生的一個大暴動的情況。
“那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在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沒有吃的。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濟。但撫台傲慢地回答他們說：‘為什麽你們沒有吃的？城裏有的是。我就從來沒餓過’。當撫台回答的話傳到人們耳朵裏的時候，他們怒不可遏。他們舉行了群眾集會，並且組織了一次遊行示威。他們攻打巡撫衙門，砍斷了作為官廳標誌的旗杆，趕走了撫台。在這以後，撫台衙門一個姓莊的特派大員騎了馬出來，告訴人們說政府將采取步驟幫助他們。姓莊的這個許願顯然是有誠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歡他，並且譴責他同‘暴民’勾結，結果他被革職。來了一個新撫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動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殺頭，他們的頭被掛在旗杆上示眾，作為對今後的‘暴民’的警告（這裏說的1910年的長沙搶米風潮的具體情節和事實有些出入。饑民群眾攻打巡撫衙門時，湖南巡撫岑春冥為群眾的勢力嚇倒把巡撫的職務交給了湖南布政使莊賡良。）
“這件事在我們學校裏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都同情‘叛亂分子’，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莊在未上台時表示同情群眾，所以曾受到群眾的歡迎，但是他在當上了代理巡撫後立即反過臉來，嚴厲地鎮壓群眾。群眾風潮繼續發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莊二人都撤職，另調官員擔任湖南巡撫。
觀者的立場看問題。他們並不明白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麽關係。他們隻是單純地把它看作一件聳人聽聞的事件而感到興趣。我卻從此把它記在心上。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後，韶山一個秘密會社哥老會的會員們同本地的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們。由於他是個有勢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過賄賂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的會員們敗訴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起來反抗地主和政府，並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在那裏建立了堡寨。政府派軍隊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散布謠言說，哥老會打起反旗的時候，曾經殺了一個小孩祭旗。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做彭鐵匠的人。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後來他終於被捕並被斬首；但是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裕的農戶接濟，他們開始了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盡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量糧食到城裏去。其中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沒收了。他怒不可遏。我並不同情他，但同時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是不對的。
“在這個時候，還有一件對我有影響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過激派’教師。說他‘過激’，是因為他反對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校。他是一個被人廣泛議論的人物。我欽佩他，並且讚成他的意見。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識的年輕的頭腦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也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我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甚至現在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它敘述了日本占領台灣的經過，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被外國侵占的情況。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父親決定送我到湘潭縣一家同他有來往的米店裏去當學徒。起先我並不反對，覺得這也許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說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新式學校，於是決心不顧父親的反對，到那裏去上學。這個學校設在我母親娘家所在的湘鄉縣。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他告訴我有關這個新式學校的情況和‘新法教育’帶來的變化。那裏不那麽注重經書，西方的‘新學’卻教得比較多。教學方法也是相當‘激進’的。
“我隨表兄到那所學校去注了冊。我說我是湘鄉人，因為我以為這所學校是專門為湘鄉人辦的。後來我發現這所學校對誰都開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貫了。我繳付1400銅板，作為5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最後，我父親也同意我進這個學校了，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道，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離家出門達50裏之遠。那時我16歲。
“在這所新式學校裏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新的西方學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師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那麽多孩子們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極少農民供得起孩子上這樣的學校。我比別人穿得差，隻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學生們不穿長袍，隻有教師才穿，而洋服則隻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闊學生看不起我，因為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可是在他們當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別有兩個人是我的好同誌。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我被人討厭，還因為我不是湘鄉人。你是否原籍湘鄉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從湘鄉哪一鄉來的也很重要。湘鄉有上、中、下三裏，上下兩裏人純粹由於地域觀念而鬥爭不休，彼此勢不兩立。我在這場鬥爭中采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本來就不是湘鄉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壓抑。
“我在這個學校很有進步。老師們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經書的老師，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對讀經書不感興趣。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那時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我當時認為他是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了反革命，成為鄉紳階級的一分子，並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派。
“許多學生因為假辮子而討厭那個‘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談日本的情況。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還記得裏麵的一些迷人的歌詞：
麻雀歌唱，
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
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畫圖。
“我當時知道並感到日本的美，並且從這首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歌曲（這首詩歌所描繪的顯然是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和俄日戰爭結束以後日本的春節和全國歡騰的情景。——斯諾注）裏感覺到一點她的驕傲和強大。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日本。
“這就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一切了。
“我還記得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都已死去——雖然新皇帝宣統（溥儀）已經登基兩年了。說實在的，當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製的人，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僅僅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進行變革罷了。關於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記載使我著迷，我讀了許多有關他們的書。同時我也學了一些外國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麵有這樣的話：‘經過八年苦戰，華盛頓獲得勝利，並建立了他的國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靈頓、格拉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
（同《毛澤東自述：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曆》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②）
注釋：
①這裏毛澤東說他父親成份是富農，韶山的同誌說解放後他們對毛澤東家的成份定為中農。我想這兩種說法沒有矛盾。問題是時間相隔四五十年，毛澤東家庭的經濟情況變了。按毛澤東對斯諾所談情況，他的父親，可以說是富農成份，我清楚記得他說的是“富農”，我譯為“Rich Peasant”。談了之後，斯諾照此寫成文字，黃華譯成中文給毛澤東審查時，他也未改動。韶山的同誌把毛澤東家裏的成份定為中農，當然是根據臨解放時的情況。
②這篇以及下一篇關於紅軍長征經過的談話，是在1936年10月間進行的，毛澤東就此同斯諾談了十幾個晚上。談話通常從晚上9點多鍾開始，未談正文之前，毛澤東常談一二個短故事（斯諾後來在寫書的時候說他很遺憾沒有把這些故事記下來）。談到十一二點鍾時，毛澤東招待他吃一頓便餐，有饅頭和簡單的菜，菜裏有一點點肉，這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已是十分難得的了。對客人來說，這是夜宵。但對毛澤東來說，則是正常的晚飯。因為毛澤東為了指揮戰爭和領導全國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間工作直到淩晨才休息。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要我去作翻譯。談話時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閑話，毛澤東的態度是那麽平易近人，談話又是那樣生動活潑，逸趣橫生，久久不倦。斯諾常說這是他生平經曆過的最可寶貴的談話。談話一般都談到夜間2點來鍾。談話時斯諾做了詳細筆記。斯諾在陝甘寧邊區，進行了廣泛的采訪活動，並曾到過前方的部隊，最後於1936年11月間離開邊區。他返回北平後，以毛澤東的談話為主幹，利用采訪所得的資料，寫成了《西行漫記》（RedStaroverChina，直譯是《中國上空的紅星》）一書。
3、長沙歲月
毛澤東接著說：
“我開始渴望到長沙去。長沙是一個大城市，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120裏。聽說這個城很大，有許許多多的人和不少學校，撫台衙門也在那裏。總之，它是一個繁華的地方！當時我非常想到那裏去，進入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老師介紹我到那裏去，老師同意了，於是我就步行到長沙去，當時心情非常激動，一半是擔心自己遭到拒絕不能入學；我幾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為這所了不起的學校的一名學生。使我驚訝的是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治事態正在急劇變化，我在那裏僅僅呆了半年。
“在長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個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這個起義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我深為這個故事所感動，並且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個報紙是於右任主編的，此人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著名的頭頭。這個時候，我也聽人談到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正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裏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川漢鐵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對外國投資的運動。人民對立憲的要求日益廣泛起來。麵對這種形勢，皇帝僅僅下詔設立一個諮政院。在我的學校裏，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他們用反對留辮子的行動來表達他們的反清情緒。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掉了我們的辮子，但是，別的相約剪辮子的人，後來卻沒有守約。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對他們進行突然襲擊，強行剪掉了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條辮子，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多麽能夠改變人的觀點！
“在這個剪辮子的插曲上，我和一個法政學堂裏的朋友發生了爭論，我們各自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相反的理論。這位法政學生引用經書來為他自己的論點找根據，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是，我自己和反對留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場上，提出一種相反的理論，駁得他啞口無言。
“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起義發生後，湖南宣布了戒嚴令。政治局麵迅速改觀。有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校長的許可，到中學裏來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會上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以對清廷的強烈譴責來表示對演講人的擁護，並且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會上人人聚精會神地聽他們講話。當那個鼓吹革命的演說家——黎元洪屬下的一個官員——向激動的學生演說時，會場裏鴉雀無聲。
“聽了這次演講以後四五天，我決心參加黎元洪的革命軍。我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一起到漢口去，我們從同班同學那裏籌到了一些錢。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駐紮在城外的軍隊裏的一個朋友那裏去借雨鞋。我被駐軍的衛兵攔住了。那個地方已經顯得非常活躍。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正在湧上街頭。
“起義軍正沿著粵漢路逼近市區，戰鬥已經打響。在長沙城外打了一場大仗。同時，城裏也發生暴動，各個城門都被工人攻占了。我穿過其中的一個城門，又回到城裏。然後我就站在一個高地上觀戰，直到看見‘漢旗’在衙門上升起。那是一麵白色的旗子，上麵寫著‘漢’字。我回到我的學校，發現它已經由軍隊守衛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會的兩個著名成員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設在前省諮議局的房子裏，議長原是譚延凱，後來他被免職，省諮議局本身被撤銷。在革命黨人發現的清廷文件中，有幾份請示召開國會的請願書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書寫的，他現在是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當時他切斷指尖，以表示至誠和決心。他的請願書是這樣開頭的：‘呼籲召開國會，予斷指以送（赴京省代表）。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職不久。他們不是壞人，而且有點革命的願望。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對他們不滿。沒有過幾天，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看見他們已經屍陳街頭了。原來譚延凱組織了一次叛亂來反對他們，譚是湖南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人物。
“這時，很多學生都參加了軍隊。一支學生軍已經組織起來，在這些學生裏有唐生智。我不喜歡學生軍，我認為它的基礎太混雜了。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為革命的成功盡力。當時清帝還沒有退位，還要經過一個鬥爭的時期。
“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但是，這比我現在在紅軍裏的收入要多。在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夥食上。我還得買水。士兵必須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個學生，不屑去挑水，隻好向挑水夫買。剩下的餉銀，都花在報紙上，我成了一個好讀報紙的人。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它經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這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一些江亢虎寫的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可是隻有一位同學回信表示讚同。
“在我那個班裏，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非常喜歡他們。其餘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個是流氓。我勸兩個學生參加了軍隊，我同排長和大多數士兵建立了友誼。我能寫，有些書本知識，他們敬佩我的‘博學’。我可以通過為他們寫信或做其他這類事來幫助他們。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有關領導權的鬥爭。在湖南，人們都說再次爆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反對清廷和袁世凱，組織了幾支軍隊，湖南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湖南人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協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於是脫離軍隊，決定回去念書。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當時許多學校正在開辦起來，它們利用報紙廣告招徠新生。我並沒有判斷學校優劣的特定標準；也不明確自己究竟想幹什麽。一個警政學校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它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是一則吸引人鼓舞人的廣告。它說製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會，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這裏也交了1元錢報名費。
“這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成了學法律的學生，他勸我進他們的學校。我也讀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下很多美願，答應在3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擔保3年期滿學生可以立即當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斷對我讚揚這個學校，一直到最後我寫信給家裏，重述了廣告上所許諾的一切，要求給我寄學費來。我向他們描繪了我將來當法律學家和做官的美好圖景。我向法政學堂交了1元報名費，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運又進行了一次幹擾，這次是通過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另一位朋友勸告我，說國家正處於經濟戰爭中，當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花了1元錢向這個商業中學報名。我果真被錄取了並且在那裏注了冊。可是與此同時，我還繼續閱讀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個廣告，介紹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優點。它是政府主辦的，設有很多課程，而且我聽說它的教員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認為最好能在那裏成為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1塊錢報名，然後把我的決定寫信告訴父親。他很高興。我父親是很容易理解善於經商的好處的。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耽了一個月。
“我發現，這所新學校的麻煩之處，在於很多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隻懂得一點點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幾乎一無所知。另一個障礙是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不滿，到了月底我就退學了，並且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我的下一個求學經曆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1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是一所很大的學校，有許多學生，畢業生更是難以計數。那裏的一位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我的文學愛好引起了他對我的注意。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禦批通鑒輯覽》，裏麵有乾隆皇帝的諭旨和禦批。
“大致就在這個時候，長沙的一個政府軍火庫發生爆炸，引起大火。我們學生卻感到非常有趣。成噸的槍彈炮彈不斷爆炸，火藥燃燒成一片烈焰。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過了一個月左右，譚延凱被袁世凱趕走，那時袁已控製了民國的政治機器。湯薌銘接替了譚延凱，並開始為袁籌備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不如獨自看書學習。我入學6個月就退學了，訂立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讀書。我非常認真地堅持執行這個計劃。我認為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對我是極有價值的。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我僅僅休息片刻，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圖書館裏一直閱讀到閉館的時候。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很多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曆史。在圖書館裏我第一次看到並以很大的興趣學習了一幅世界地圖。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斯.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學習俄、美、英、法等國的曆史地理的同時，也穿插閱讀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我當時住在湘鄉會館裏。很多士兵也住在那裏，他們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鄉人。既沒有工作，又沒有什麽錢。在會館裏，學生和士兵總是吵架。一天晚上，他們之間的這種敵對爆發成為武鬥。士兵們襲擊學生，並且企圖殺死他們。我躲到廁所裏去，一直耽到戰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裏拒絕供給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由於我在會館裏不能再住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了。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個動人的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讀到它的好處時很感興趣：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我的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圖寫信告訴家裏，取得了他們的同意。我替這兩個朋友寫了作文，也給自己寫了一篇。三個人都被錄取了——所以，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頂替朋友作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隻看作是事關友誼而已。3
“我在師範學校當了5年學生，並且抵住了後來所有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經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最早的社會經驗也是在這裏取得的。
3“這所新學校有許多規則，我隻讚成其中的極少數。首先，我反對把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也不去鑽研，所以這些課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數很低。我最討厭的是靜物寫生這門必修課，認為它是極端無聊的。我總是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課室。記得有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麵加了一個半圓，來表現‘半壁見海日’的畫意（“半壁見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詩中的一句。——斯諾注）。還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個40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課程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把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扯平了。
“學校裏有一個國文老師，學生給他起了個‘袁大胡子’的外號。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措辭。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
“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他是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後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係。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於社會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而且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師常常給我一些舊的《民報》看，我興致勃勃地閱讀這些報紙。從這些報紙裏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民報》，上麵刊載著兩名中國學生旅遊全國的故事，他們到達了西康（舊省名。包括現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區東部地區。解放後於1955年撤銷該省。）的打箭爐。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可是我沒有錢，我想我應當先試著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曆了5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和我作伴，我們走過這5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既給我們吃的又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我們都受到很友善的歡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這個家夥，後來在南京當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國民黨官吏。易培基當時是湖南師範的校長，以後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給蕭瑜謀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監守的職位。蕭瑜盜賣了博物院裏一些最珍貴的文物，於1934年卷款潛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開闊，需要結交幾個親密朋友，於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以後又轉向了。另外兩個青年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那‘半’個響應來自一個沒有明確表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聽了我要說的一切之後，沒有提出任何明確建議就走了。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展到友誼。
“但是，我逐漸地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學生，這批學生形成後來的一個學會①（①新民學會。——斯諾注）的核心，這個學會往後對中國的事情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人數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認真的人，不屑於議論瑣事。他們所做和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認為時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沒有時間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我14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20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當時也幾乎沒有想到過她。在這種年齡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議論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裏去，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而且當我的麵把他的傭人叫來，同傭人談買肉的事，然後吩咐他去買。我感到惱火，以後再也不同這個家夥見麵了。我的朋友們和我隻樂於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的性質，中國的性質，世界，宇宙！
“我們也成了熱心的體育鍛煉者。寒假裏，我們徒步穿過田野，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河過江。碰到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衫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脫掉襯衫，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大聲叫嚷，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體育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裏，我們露天睡覺，甚至於到11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鍛煉身體’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質也許很有幫助，我後來在中國南方的多次往返行軍，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路上，特別需要這樣的體質。
“我同住在其他城鎮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發起新民學會。學會有70到80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李維漢），現任黨中央的組織部長；夏曦，現在在第二方麵軍；何叔衡，原中央蘇區的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後來被蔣介石殺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運動組織者，1930年被何鍵殺害；蕭子暲（肖三），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31年（原文誤為1927年）被蔣介石殺害；易禮容，後來當過中央委員，以後又‘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譯者），一個著名的黨的領導人，是在最初的建黨協議上簽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殺害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同新民學會相似的團體組織起來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為共產黨員。其中有黨的領導人惲代英，他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中被殺害。現在負責白軍工作的張浩也是社員。北平也有一個會社，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特別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②，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們也組織起一些激進的團體，那時他們已經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我早已拋棄康、梁二人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我1913年③進入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
注釋：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員，其實他並不是。——斯諾注
②在天津的這種團體是“覺悟社”，它在組織激進青年的工作方麵是領先的。周恩來是它的創始人之一。創始人中還有鄧穎超女士等。——斯諾注
③原文誤為1912年。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澤東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所談的關於他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事實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對毛在保安的大多數同誌來說，也是這個情況。後來，當我向其他紅色領導人收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事常常圍攏來興致勃勃地聆聽這些第一次聽到的故事。盡管他們已經在一起戰鬥了多年，他們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黨以前的情況，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種黑暗時代，人們的真正的生命隻是在入黨以後才開始。
在另一個晚上，毛盤膝而坐，背靠在兩個公文箱上。他點燃了一支香煙，接著頭一天晚上中斷的故事線索繼續講下去。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隻花了160塊錢——其中包括我的許多次報名費；在這筆錢裏，大概有1／3花在報紙上，訂閱費每月約1元。我還常常買報攤上的書籍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時為止，我從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①，這樣我更沒有回家的興趣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京去。當時很多湖南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在出國前打算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裏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為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40多歲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為一名共產黨員。（①毛澤東的母親是在1919年10月5日去世的。）
“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當時跟李石曾（現任中法大學校長）學習法文，我沒有這樣做。我另有計劃。
“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們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以後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8塊大洋。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認識了一些同學，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做大官；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遇見了現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①、後來在加利福尼亞參加‘三K’黨的康白情和現任南京教育部次長的段錫朋。我在這裏還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又在北京成為我的一位真摯的朋友。”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尋找出路。
注釋：
①張國燾1938年叛黨，投靠蔣介石國民黨。——斯諾
5、國民革命時期
毛澤東這時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早在1919年，陳獨秀就通過住在北京的俄國人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係。1920年，第三國際的代表維金斯基到上海來，安排同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建立聯係。不久以後，陳獨秀在上海召集了一個會議，幾乎與此同時一群中國學生在巴黎開會，建議在那裏成立一個共產黨的組織。
如果我們沒有忘掉在1937年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16歲的青少年，那麽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而且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以擁有一支自己的軍隊而自豪的共產黨。
另一個晚上，毛澤東繼續往下說：
“1921年5月，①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人都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最出色的領導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麵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②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③。我們總共是12個人。當年10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工作過的有：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殺）、李達和李啟漢。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黨校校長）、許白昊、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崗和一些著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和彭湃（1929年被殺害）。山東省委的創始人中有王盡美和鄧恩銘。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它幾乎是同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裏的黨的創始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支部，隻是時間稍後一些；其成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當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20多個工會。那年冬天，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當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則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礦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學生也幾乎全部組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上，鬥爭極其頻繁。1922年冬天（應是1922年1月。）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結果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恒惕的宣傳運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翼工人運動的一個首領，這個工人運動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而且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支持了他們。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當時已經組織成為湖南全省勞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了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阻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1922年）7月（原文誤為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我回到湖南後，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空前壯大。
“1923年，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曆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國共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了上海，在黨中央委員會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中央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局的委員，國民黨執行局的其他委員有汪精衛（以後在南京當行政院長）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性革命運動的規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本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農村裏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運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20多個農民協會，這激起了地主的憤怒。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
趙恒惕派軍隊來逮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裏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了滇係軍閥楊希閔和桂係軍閥劉震寰。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擔任了《政治周報》的編輯，這是國民黨宣傳部（部長是汪精衛）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翼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運組織者，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有來自21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到廣州後不久，便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伯渠當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組織部長（原文誤為工人部長）。
“我的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同時我在共產黨內對農民工作擔負特殊責任。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所表示的意見，這個小冊子主張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的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廣州的《中國農民》和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政策持不同意見。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但是我們之間的鬥爭一直要到1927年才達到頂點。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蔣介石圖謀在那裏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和解，國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後，我於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原文誤為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1924年1月毛澤東出席了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5年10月毛澤東到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這個時候，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具有曆史意義的北伐戰爭在1926年秋天開始了。
“我在湖南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采取一條新的路線。第二年春初我到達武漢時，一個省際的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了這個會議並在會上討論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分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采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1927年四五月間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黨仍然在陳獨秀操縱之下。盡管蔣介石已經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並且開始在上海和南京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壓製所有的反對意見，奉行右傾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有關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更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和武裝起來，開展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麽，蘇維埃就會更早並更有力地在全國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在革命中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通過一個恰當的土地綱領。對我要求迅速加強土地鬥爭的意見，甚至沒有進行討論。這是由於當時也在陳獨秀操縱之下的中央委員會，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審議。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占有500畝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於是就不再考慮土地問題了。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而且它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全國農民協會組織起來了，我是負責人。
“到了1927年春天，盡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采取不冷不熱的態度，而國民黨則感到明顯的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級的官員和軍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已經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要我對那裏發生的一些事情負責。
“4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發生了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在廣州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5月21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廢除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並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10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掌兵權的唐生智。這時，黨的工作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台了。”
注釋：
①據查是陰曆，陽曆應是6月。
②何叔衡，毛澤東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創辦了新民學會，1935年被國民黨殺害。——斯諾注
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還有：董必武、陳潭秋、李達、李漢俊、劉仁靜、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一共13人。但據董必武、李達的回憶，包惠僧不是作為正式代表參加會議的。
6、蘇維埃運動
毛澤東有一次同我談話的內容是關於1927年春天發生的，引起人們很多爭論的那些事件。我覺得在這裏是值得一提的。這不是他同我談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這些事件是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曆中的一個轉折點，因此，把這次談話作為他個人的看法在這裏提一下，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在他看來，誰應該對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以及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負最大的責任。毛認為陳獨秀應該負最大的責任，陳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那繼續妥協明顯地意味著災難臨頭的時刻，使黨喪失果斷的領導和它自己的獨立路線。”
第二個對失敗應負主要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自己的立場，他在1926年是讚成激進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卻又竭力反對，而且對自己的搖擺沒有提供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說。“他願意竭盡全力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而且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產國際的代表印度人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的左邊一點點，可是他隻是站著而已”。據毛說，他“能說會道，而且說得太多，卻提不出任何實現的辦法。”毛認為，在客觀上，羅易是個蠢才，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則是一名不自覺的叛徒。“陳獨秀的確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當武裝暴動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麵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將怎樣發展。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慌和失敗。”
當時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大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甚至於也不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迫使共產黨同國民黨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文件，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拿到了一個副本，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當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做法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驅逐出去，從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潰；其後不久它自己也被蔣介石摧毀了。
看來共產國際在1927年並不是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忠告”，而是幹脆下命令。顯然，中國黨甚至無權拒絕這些命令。當然，武漢的慘敗成了俄國國內圍繞世界革命性質問題的爭論的中心。也就是緊接著這個時期，俄國國內的反對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被批倒，蘇聯開始認真地“在一個國家裏建立社會主義”——從這一點出發，蘇聯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壘的地位。
可是毛認為即使當時共產黨采取了更為大膽的政策，並且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已經從工人和農民中創建了黨的軍隊，反革命也不會在1927年被打敗。“但蘇維埃一開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發展，並且獲得一個根據地，使那裏的蘇維埃以後再也不會被消滅掉。……”
毛在他的自述裏，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在革命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甚至於還要赤手空拳地從失敗中鬥出新的勝利來。他接著說：
“1927年8月1日，賀龍率領二十軍和葉挺率領的十一軍二十四師①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昌起義②，紅軍的前身就這樣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8月7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緊急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1923年③廣州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中央委員，我積極參加作出這個決定。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瞿秋白。黨采取了一條新的路線，放棄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因為國民黨已經不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實行民主革命的任務了。奪取政權的長期和公開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裏的綱領，要求實現下列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係；（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一直到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
“9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紅軍的最早的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冶萍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支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被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一部分武漢警備部隊。第二團由漢冶萍礦工等組成。第三團由瀏陽等縣的農民武裝組成。①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準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它似乎隻是采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①原文將一團誤為三團、二團誤為一團、三團誤為二團）。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裏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裏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盡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麽地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新部隊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備部隊的一個指揮官餘灑度，任第一師師長①（①原文誤為第一軍軍長）。餘多少是由於部下的壓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國民黨那裏去了。現在他在南京為蔣介石工作。
“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遭受很多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餘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在到達寧岡時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殘餘部隊的指揮官，約有一團人；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這支最早的部隊中，有許多人始終忠心耿耿，直到今天還在紅軍中，例如羅榮桓，第一軍團政委；楊立三，現在是一個軍的司令員。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時候，人數總共隻有1000左右。
“由於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批準，又由於第一師遭受了一些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的觀點來看，這個運動似乎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就明確地指責我。我被撤銷政治局和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杆子運動’。盡管這樣，我們在井岡山還是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的人員又充實了，我成了師長。
“從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1927年11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縣成立，選出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譚震林。在這個蘇區以及後來的蘇區，我們在緩慢然而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推行了一種民主的綱領和穩妥的政策。這樣一來，井岡山就遭到黨內盲動主義者的斥責，他們要求對地主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來使他們喪膽。第一師前敵委員會拒絕采用這種政策，所以被頭腦發熱的人汙蔑為‘改良主義者’。我因為沒有實行更加‘激進的’政策，遭到他們的猛烈攻擊。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地方武裝首領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命為團長，我是師長。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革命，準備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1928年4月④，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匯合了。我們一同製訂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工農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擴展。這個戰略同黨組織的建議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發展。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兩種傾向作鬥爭：第一種是要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為是冒險主義；第二種是要向南撤退到廣東境內，這我們認為是‘退卻逃跑主義’。我們當時認為，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一進程。當時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買賣（同白區），優待被俘敵軍，以及總的說是溫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⑤，在井岡山召開了一個代表大會，出席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的代表。在蘇區的黨員中，對於上述各點仍然有一些意見分歧。在這次會議上，各種不同的意見都充分地發表出來。少數人認為在上述政策的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將大受限製，但是大多數人對這個政策抱有信心，因此當宣告蘇維埃運動將獲得勝利的決議案提交表決時，很容易地就通過了。但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準這個運動。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消息傳到井岡山的時候，才得到了批準。
“六次代表大會所采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人和農村地區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消除了，重新建立了黨的一致。
“六大的決議總結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的經驗，並且作出讚成重視土地運動的結論。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起義，為建立新蘇區打下了基礎。在西麵的賀龍和在東麵的徐海東，開始建立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地區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張國燾等人都到那裏去了。1927年冬天，方誌敏和邵式平在鄰近福建的江西東北部邊境，也開展了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堅強的蘇維埃根據地。南昌起義失敗後⑥，彭湃率領一部分忠誠的部隊到海陸豐，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由於它執行了盲動主義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毀了。它的一部分軍隊在古大存指揮下離開那個地區，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聯係，後來成為紅軍第十一軍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領導的遊擊隊，開始在江西的興國和東固活躍起來。這個運動以吉安一帶為根據地，這些遊擊隊後來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地區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閩西，張鼎丞、鄧子恢和後來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蘇維埃。
“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鬥爭’時期，第一師打敗了白軍兩次攻占井岡山的企圖。對於我們正在建立的那種機動部隊說來，井岡山是一個非常好的根據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種的莊稼足夠供養一支小小的軍隊。它方圓有500裏，縱橫約80裏。井岡山在當地又稱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廢的山），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大、小、上、下、中井，山上的五個村子就是以這五口井命名的。
“我們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以後，進行了改編，創建了著名的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我任黨代表。1928年冬天，何鍵的部隊發生暴動和嘩變以後，井岡山來了更多的軍隊，這樣就產生了紅軍第五軍。軍長是彭德懷。除了彭以外，還有鄧萍（長征中在貴州遵義犧牲）、黃公略（1931年在江西犧牲）和滕代遠等人也都在第五軍。
“來了那麽多軍隊，山上的條件變得很差。部隊沒有冬衣，糧食奇缺。我們有好幾個月幾乎全靠吃南瓜過活，戰士們喊出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南瓜！’——因為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衝破了白軍的封鎖，讓彭德懷留守井岡山；1929年1月，我們在這個壁壘森嚴的山上的第一次駐紮結束了。
“第四軍這時開始了打通贛南的戰鬥，而且很快就取得順利的進展。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當地的紅軍部隊會合。我們接著就分兵挺進永定、上杭和龍岩，在這幾縣都成立了蘇維埃。紅軍來到以前就存在於這些地區的戰鬥的群眾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並使我們能夠在穩定的基礎上，非常迅速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通過群眾性的分田地運動和遊擊隊活動，紅軍的影響擴大到其他好幾個縣，但是共產黨人到後來才在那裏完全掌權。
“紅軍的條件在物質上和政治上都開始有了改進，但是還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例如‘遊擊主義’就是一種弱點，表現於缺乏紀律，極端民主化和組織鬆懈等等。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流寇思想’——不願意安心做建立政權的認真工作，喜歡流動、變換環境以及新奇的經曆和事件。還有軍閥主義的殘餘，有的指揮員虐待或者甚至毆打戰士，憑個人好惡，對人歧視或者偏愛。
“1929年12月在閩西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以後，許多這樣的弱點都被克服了。大會討論了改進的辦法，消除了很多錯誤認識，通過了新的計劃，這就為在紅軍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領導奠定了基礎。在這以前，上麵所說那些傾向是十分嚴重的，而且被黨內和部隊領導內的一個托洛茨基派別用來削弱運動的力量。於是開展了猛烈的鬥爭來批判他們，有些人被撤銷了黨內職務和軍隊的指揮職務。部隊指揮員劉敵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人們發現他們企圖在對敵作戰時用使紅軍陷入困境的辦法來消滅紅軍。
“幾次作戰失敗後，他們的計劃暴露得相當明顯。他們惡毒地攻擊我們的綱領和我們所提出的一切主張。經驗已經表明他們的錯誤，他們被撤去領導職務，福建會議以後，他們的影響就被消除了。
“這次會議為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我們就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贛南都落到紅軍手裏。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蘇維埃今後的綱領。當地黨、軍、政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會上詳細地討論了土地政策問題，由那些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領導的所謂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被打敗了。會議決定實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加速建立蘇維埃，在這以前，紅軍隻組織了地方的和區的蘇維埃，這次會議決定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我們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鬥爭。”
“共產黨對農民運動采取不冷不熱的態度，而國民黨則感到明顯的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級的官員和軍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已經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要我對那裏發生的一些事情負責。4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發生了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在廣州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5月21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廢除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並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10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掌兵權的唐生智。這時，黨的工作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台了。”
注釋：
①原文誤為賀龍和葉挺率領的二十軍。
②周恩來是“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當時他是前敵委員會書記。
③原文誤為1924年。
④原文誤為5月。
⑤原文誤為秋天。
⑥原文誤為廣州起義失敗後。
7、紅軍的成長
毛澤東的敘述，至此開始越出“個人曆史”的範疇，並且以某種方式不知不覺地把個人曆史溶於一個偉大運動的曆程之中；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保持著主導作用，但是人們卻看不清他個人的活動情況。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曆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觀察家的客觀記載了，而這個觀察家所關心的，是作為曆史的人類集體命運的轉變。
隨著他的敘述的將近結束，我越發需要追問他自己的事情。在那個時候他在幹什麽？當時他擔任什麽職務？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他的態度是什麽？我的追問，總的說來，使得他在這個敘述的最後一章中有幾處提到自己：
“逐漸地，紅軍的群眾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農民到處開始自願幫助革命了。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就給戰士們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會議（第二次茅坪會議）以後，為了大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這八項是：
一、上門板；
二、捆鋪草；
三、對老百姓說話要和氣，要隨時幫助他們；
四、借東西要還；
五、損壞東西要賠；
六、買賣公平；
七、買東西要付錢；
八、要講衛生，蓋廁所離住房要遠。
“最後兩項是林彪①添加的。這八項注意執行得越來越成功，至今仍是紅軍戰士的準則，他們經常背誦。另外還向紅軍宣講三項守則，作為它的主要任務：第一、對敵人要拚死鬥爭；第二、要武裝群眾；第三、要籌款支持鬥爭。
“1930年春②，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幾支遊擊隊改編為紅軍第三軍，由黃公略任指揮，陳毅任政委。在同一時期，朱培德的民團有一部分嘩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在國民黨指揮員羅炳輝的率領下轉到共產黨營壘來的，他對國民黨的幻想破滅了，願意參加紅軍。現在他是紅軍第二方麵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遊擊隊和紅軍正規部隊的骨幹中又創立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中豪指揮，譚震林任政委。後來伍中豪作戰犧牲，由羅炳輝繼任。（①林彪後來叛黨叛國，於1971年9月13日私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②原文誤為1929年初。）
“紅軍第一軍團也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司令員是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軍、林彪指揮的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組成。黨的領導是前敵委員會，我是前委書記。那時第一軍團已經有1萬多人，編成10個師。除了這支主力，還有許多地方的獨立團、遊擊隊和赤衛隊。
“除了這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以外，紅軍的戰略戰術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軍事上的勝利發展。我們在井岡山采取了四個口號，這四個口號可以約略說明我們所采用的遊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遊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
一、敵進我退！
二、敵駐我擾！
三、敵疲我打！
四、敵退我追！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讚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很多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隻要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它就不能打勝仗。我們的軍隊很小，敵人超過我們10倍到20倍；我們的資源和作戰物資有限，隻有把運動戰和遊擊戰巧妙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指望在反對國民黨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因為國民黨是在遠為雄厚和優越的基礎上作戰的。
“紅軍最重要的一條戰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能夠在進攻時集中主力，隨後又能迅速分散。這意味著避免陣地戰，力求在運動中迎擊並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軍奇妙的機動性和神速有力的速決戰，就是在上述戰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擴大蘇區時，紅軍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進政策，而不是跳躍式的不紮實的推進，不去深入地鞏固既得地區。這種政策同上麵說過的戰術一樣，是切合實際的，是從多年的集體軍事經驗和政治經驗中產生出來的。這些戰術，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評，他主張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紅軍手裏，把一切遊擊隊合並到紅軍中。他隻要進攻，不要鞏固；隻要前進，不要保衛後方；隻要聳人聽聞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動和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在蘇區以外的黨組織中占統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夠的影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強迫紅軍違反戰地指揮部的判斷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個結果是進攻長沙；另一個結果是向南昌進軍。但是在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它的遊擊隊的活動而把後方暴露給敵人。
“1929年秋天，紅軍挺進江西北部，攻占了許多城市，多次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第一軍團在挺進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時候，突然急轉向西，向長沙進擊。在這次進軍中，第一軍團同彭德懷的部隊匯合了。彭曾一度占領長沙，但是為了避免被強大得多的敵軍所包圍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離井岡山到贛南活動，結果他的部隊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紅軍主力重新會合，接著召開了會議，決定彭的第三軍團在湘贛邊界活動，朱德和我則向福建進軍。1930年8月①，第三軍團和第一軍團再次會師，並開始第二次攻打長沙。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合並為第一方麵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委。在這樣一個領導下，我們到達長沙城外。（①原文誤為6月。）
“大致在這個時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了，我當選為主席。紅軍在湖南有廣泛的影響，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湖南農民對我的名字很熟悉，因為國民黨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以及我弟弟毛澤民、毛澤覃兩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他人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望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裏，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當時種我家的地的人，說我已經回來視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裏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①毛在大革命中將收得的地租用於湖南農民運動。——斯諾注；②指堂妹毛澤建。）
“但是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了。國民黨派來大批援軍，城內有重兵防守；9月間，新的部隊又紛紛開進湖南來攻打紅軍。在圍城期間，隻發生過一次重大的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消滅了敵軍的兩個旅。但是，它未能占領長沙城，幾星期以後就撤到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會成為災難的對武漢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並在新的農村地區建立蘇維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已攻占的地區。為完成這一任務，攻打長沙沒有必要，而且還包含了冒險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占領長沙作為一種暫時行動，而不企圖守住它並在那裏建立國家政權，也許還能產生有益的結果，因為這將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應。但是在後方蘇維埃尚未鞏固的時候企圖把長沙當作根據地，卻是戰略和策略上的錯誤。”
我要暫時打斷一下毛的敘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常來往於上海和漢口——共產黨在那裏設有“地下”總部，直到1931年以後才把中央委員會轉到蘇區。從1929到1930年①，他支配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他被解除政治局的職務，並被派到莫斯科去“學習”。李立三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大城市采取有力的進攻策略。他要在農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要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要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後方陷於癱瘓。毛接著談下去：“李立三既過高地估計了當時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地估計了全國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正在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當時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正在進行的曠日持久和損耗很大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維埃，所以這不是搞這種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個估計證明是完全正確的。（①原文誤為1931年。）
“隨著在湖南發生的事件，紅軍的撤回江西，特別是攻克吉安以後，部隊中的‘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證明是犯了錯誤以後，很快就在黨內喪失了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部隊曾經曆一個危急的時期。第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讚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第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去。然而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有力的鬥爭，從而保持了他統率下的部隊的團結及其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但是，劉鐵超領導下的第二十軍卻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幹部，並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政治攻擊。這件事發生在富田，被稱為‘富田事件’。富田位於當時蘇區的心髒吉安的附近，這個事件震動一時，肯定有許多人以為革命的前途取決於這場鬥爭的結果。但是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是由於第三軍團的忠誠、黨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持。劉鐵超被逮捕，其他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並被清除。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壓了下去，從而使蘇維埃運動以後又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時南京已被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所震驚並在1930年年底開始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總數超過10萬的敵軍在魯滌平的總指揮下，分兵五路進犯蘇區。當時紅軍可以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4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戰術，迎擊並戰勝了第一次‘圍剿’，取得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去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對孤立的國民黨部隊發動突然襲擊，取得主動地位，使我們能夠在一個短時間裏包圍他們，從而把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打敗了。我認為如果紅軍沒有在‘圍剿’開始前不久創造的三個條件，就不可能取得這次勝利：第一、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線；第三、黨戰勝了紅軍內和蘇區內的AB團（劉鐵超等）及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
“僅僅經過4個月的休整，南京就以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指揮，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他的兵力超過20萬，分七路進犯蘇區。當時紅軍的處境被認為是非常危險的。蘇維埃政權管轄的地區很小，資源有限，裝備奇缺，敵人的物質力量在各方麵都大大超過紅軍。但是，紅軍仍然堅持迄今賴以製勝的戰術來對付這次進攻。我們放各路敵軍深入蘇區，然後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敵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個團，摧毀了他們的進攻力量。緊接著我們迅速地相繼進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敵軍，依次擊敗他們。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滅。在15天內，紅軍打了5個仗①，走了8天路，結果得到了決定性的勝利。蔣光鼐和蔡廷鍇指揮的一路軍，在其他六路被打敗或退卻以後，沒有認真打一仗就撤退了。（①原文誤為在14天內打了6個仗。）
“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親自統率30萬軍隊，企圖‘最後撲滅’‘赤匪’。協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將領陳銘樞、何應欽和朱紹良，每人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指望用長驅直入的辦法占領蘇區——迅速地‘掃蕩赤匪’。他一開始就每天進軍80裏，深入蘇區的腹地。這為紅軍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戰條件，很快就證明蔣介石的戰術犯了嚴重錯誤。我軍主力當時隻有3萬人，依靠一係列巧妙的機動行動，在5天之中進攻了五路敵軍。第一仗紅軍就俘虜了許多敵軍，繳獲了大批彈藥、槍炮和裝備。到9月間，蔣介石就不得不承認第三次‘圍剿’已失敗，10月間撤退了他的軍隊。?“這時候紅軍進入一個比較和平的成長時期。發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①召開，建立了中央蘇維埃政府，我擔任主席。朱德當選為紅軍總司令。在12月，發生了寧都暴動，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有1萬多人起義②，參加了紅軍。他們是由董振堂和趙博生率領的。趙後來在江西作戰犧牲，董今天仍然是紅五軍團的司令員——第五軍團就是由寧都暴動後過來的部隊建立的。（①原文誤為1931年12月11日。②原文誤為第二十八路軍，2萬多人。）
“紅軍現在發動自己的攻勢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個大仗，占領了這個城市。在南麵，紅軍在南雄進攻了陳濟棠，而在對著蔣介石的戰線上，紅軍猛攻樂安、黎川、建寧和泰寧。它還攻打了贛州，但沒有占領。從1932年10月起，直到長征開始，我把自己的時間幾乎都用在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上，軍事指揮工作交給了朱德和別的同誌。
“1933年2月①，南京開始向中央蘇區第四次，而且對它來說也許是敗得最慘的一次‘圍剿’。這一次紅軍第一仗就殲滅了敵人兩個師，俘虜了兩名師長。敵第五十九師被部分消滅，第五十二師被全部消滅。在樂安和宜黃之間東陂、黃陂地方②打的這一仗中，紅軍一舉就俘虜了1.3萬敵軍。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國民黨第十一師接著也被殲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受了重傷。這幾個戰役構成了決定性的轉折點，第四次‘圍剿’隨即結束。當時蔣介石寫信給他的戰地司令官陳誠，說他認為這次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讚成搞這種‘圍剿’的。他當時對人說，在他看來，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生的工作’，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那裏，他就解除了陳誠的高級指揮職務。（①原文誤為4月。②原文係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匯。）
“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100萬人，並且采取了新的戰術和戰略。蔣介石根據德國顧問們的建議，在第四次‘圍剿’時就已經開始采用堡壘主義。在第五次‘圍剿’中，他就完全依賴這個了。
“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其一是沒有在1933年福建事變中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機動戰術而采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戰術。用陣地戰對付占巨大優勢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紅軍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精神上都不善於打陣地戰。“由於犯了這些錯誤和蔣在‘圍剿’中采用的新戰略和戰術，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技術上的壓倒優勢，到了1934年，紅軍就不得不竭力改變它在江西的迅速惡化的處境。其次，全國的政治形勢也促使我們決定將主要的活動中心轉移到西北去。隨著日本的入侵東北和上海，蘇維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①就已經正式對日宣戰。但由於國民黨軍隊對蘇維埃中國的封鎖包圍，這一宣戰自然沒法生效。接著，蘇維埃政府又發表宣言，號召全國所有的武裝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1933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願在下列基礎上同任何白軍合作：停止內戰，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保障民眾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武裝人民進行抗日戰爭。（①原文誤為2月。）
“第五次‘圍剿’於1933年10月開始。1934年1月，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總結革命的成就。我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大會選出了中央蘇維埃政府——就是現在的這批人員。不久以後，我們就準備長征了。長征開始於1934年10月，剛好在蔣介石發動他的最後一次‘圍剿’一年以後，這是幾乎不斷地作戰和鬥爭的一年，雙方的損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紅軍主力到達貴州遵義。在隨後的四個月，部隊幾乎不斷地在行軍，並且進行了最劇烈的戰鬥。紅軍經曆了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危險的江河，越過中國一些最高和最險峻的山口。通過強悍的土著居民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草地，經受嚴寒酷暑、風霜雨雪，在占全中國白軍半數的敵人的追擊下，通過了所有這一切天然險阻，並且突破了湘、粵、桂、黔、滇、川、康、甘、陝各省地方軍隊的堵截，終於在1935年10月到達了陝北，並在中國的大西北擴大了現在這個根據地。
“紅軍的勝利行軍，以及它的勝利到達甘陝並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骨幹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熱情。中國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都忠於馬列主義，並將繼續進行鬥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勝和必然取得最後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這種決心”。
8、長征第五次“圍剿”①
在這裏，我甚至不能概括一下中國南方蘇維埃的引人入勝然而迄今隻有片斷記載的6年曆史——這是注定要成為長征史詩的序曲的一個時期。毛澤東曾經簡短地談過蘇維埃的有機發展和紅軍的誕生。他談過共產黨人怎樣從幾百名衣衫襤褸、受饑挨餓然而年輕有為的革命者中建立起一支幾萬人的工農軍隊，到了1930年，他們已經成為那麽重要的奪取政權的力量，以至於南京不得不對他們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進攻。最初的一次“圍剿”和隨後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圍剿”，都失敗了。在這幾次戰役中，紅軍每次都消滅了國民黨許多個旅和整師整師的軍隊，補充了自己的武器彈藥，吸收了新戰士，擴大了自己的領土。
同時，在紅色非正規軍的攻不破的戰線這一邊，人們過著怎麽樣的生活呢？在南方蘇維埃的整個曆史中，竟然沒有一個“外麵的”外國觀察家進入過這個紅色區域——除了蘇聯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時代令人驚奇的事實之一。因此，外國人所寫的關於中國南方蘇區的一切情況，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點現在已經可以從友敵雙方的報道中得到證實。這些要點清楚地表明紅軍受到擁護的基礎。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捐稅減輕了。集體事業大規模地建立起來，到1933年，單單在江西就有了上千個蘇維埃合作社。失業、鴉片、娼妓、奴役兒童和強迫婚姻都被消滅了，不打仗的地區的工人和貧農的生活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在鞏固的蘇區裏，群眾教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陽初主辦的花了許多錢的定縣群眾教育實驗在內。在共產黨的模範縣興國，將近80％的人口都識字了。
這些成就至少現在已被大量客觀的證據所證實。但是關於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其他方麵，雖有許多文獻資料可證，討論它們時仍不免引起爭論，而這不是本書的範圍所及。假如共產黨能保持和鞏固南方的根據地，他們會取得什麽樣的成就呢？在這裏我們會陷入純粹的預言，我們所下的結論自然會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
對南方蘇區的任何推測現已成為學究式的行為。因為在1933年10月，南京發動了第五次，也就是它最大的一次反共戰爭，一年以後紅軍終於被迫實行總退卻。當時幾乎人人都以為這是事情的終結，是紅軍的喪禮進行曲。他們這種看法是如何的大錯特錯，差不多要兩年以後才顯示出來，一個曆史上罕見的、非同尋常的卷土重來，隨著事態的發展達到了高潮——蔣介石自己的生命竟然會落入共產黨人手中，而蔣卻一度曾經真的相信他自己吹的牛皮，以為他已經“消滅共產主義之威脅”。
在反共戰爭進入第7年之前，消滅共產黨的嚐試沒有取得任何顯著的成就。共產黨人當時在江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福建、湖南的廣大區域享有實際的行政控製權。此外還有一些同江西不直接毗連的其他蘇區，它們位於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陝西等省。
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90萬左右的兵力來攻打紅軍，其中大概有40萬人——約360個團，積極參加了江西福建地區的作戰以及針對鄂豫皖紅軍的作戰。但江西是整個戰役的關鍵。在江西，正規紅軍能夠動員18萬人的總兵力，包括所有的後備師，此外，大概還有20萬遊擊隊和赤衛隊；但是他們總共隻能集合起不到10萬枝槍，他們沒有重炮，而手榴彈、炮彈和其他彈藥的供應又非常有限，都是瑞金的紅軍兵工廠製造的。
蔣采用了一種新的戰略，來充分發揮他的最大長處——優越的資源、技術裝備，從外界得到源源不絕的供應的便利（而紅軍卻沒有通向外界的渠道），機械化戰爭，以及一支由將近400架可飛行的作戰飛機組成的現代空軍。紅軍曾經繳獲幾架蔣機，他們也有三四名飛行員，但是他們沒有汽油、炸彈和機械師。這一次蔣不再侵入紅色區域並試圖用優勢兵力進行猛攻的辦法來占領蘇區，這種辦法在過去已被證明是招致災難的了。他現在用他的大部分軍隊來包圍“赤匪”，並對他們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
這樣做的代價是很大的。蔣介石建築了幾百公裏軍用公路和數以千計的小碉堡，這些碉堡可以用機關槍火力或炮火連接起來。他的以奪為攻的戰略戰術，有助於削弱紅軍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並且突出了紅軍人數少和資源缺乏的不利條件。實際上蔣在他著名的第五次“圍剿”中在蘇區周圍建起一道長城並逐漸把它往裏推。它的最終目標是要像一把鉗子那樣包圍和粉碎紅軍。
蔣狡猾地避免把大量的軍隊暴露在他的公路網和碉堡網以外。他們隻是在重炮、裝甲車、坦克和飛機的嚴密掩護下才向前推進，而且很少前進到距離碉堡線幾百公尺以外的地方，這種碉堡線貫穿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廣西諸省。紅軍失去了誘攻、伏擊或者在廣闊的戰場上出奇製勝的機會，不得不采取新的戰術。他們開始主要地依靠陣地戰——這個決定的錯誤及其原因，將在下麵提到。
據說第五次“圍剿”主要是由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策劃的，特別是德國陸軍的馮.福肯豪森將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首席顧問。這種新的戰術是徹底的，但也是非常緩慢和費錢的。作戰持續了好幾個月，南京仍未能給予它的敵人的主力以決定性的打擊。但是封鎖卻對紅區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食鹽的完全缺乏。這個小小的紅色根據地，逐漸無力擊退對它施加的軍事的和經濟的聯合壓力了。紅軍在這次戰役中為了保持長達一年的抵抗，必須對農民實行相當重的征收。同時應該記得，大多數紅軍戰士是得到了公民權的農民和由於新獲得的土地而感到自豪的土地所有人。單單為了土地，中國的大多數農民就會戰鬥到底的。江西人民懂得國民黨的回來，也就意味著地主的回來。
南京以為它消滅紅軍的努力已經接近成功了；敵人已經成為籠中之鳥，無法逃脫。估計有數以萬計的農民死於每天的空中轟炸和機槍掃射，或者死於國民黨在它重新占領的地區裏所進行的“清洗”。據周恩來說，紅軍本身在這次圍攻期間就死傷了6萬多人，老百姓的生命犧牲也非常慘重。有些地區居民絕跡，這有時是由於強迫集體遷移，有時是由於更加簡便的集體屠殺。據國民黨報紙估計，在收複江西蘇區的過程中，100來萬人民被殺死或餓死。
盡管這樣，第五次“圍剿”並非決定性的。它沒有達到消滅紅軍有生力量的目的。紅軍在瑞金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撤退，把紅軍主力轉移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去。這個要延續整整一年的偉大的遠征，計劃得十分完備有效。這些計劃或許顯示了共產黨人在他們發動攻勢期間沒有表現出來的某種軍事天才。因為指揮一支勝利前進的軍隊是一回事，而再在現已出名的通往西北的長征中將會遇到的那種不利條件下勝利完成撤退的計劃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紅軍撤出江西，顯然是那樣地迅速秘密，以至於直到估計約有9萬人的紅軍主力已經行軍好幾天之後，敵人的總部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紅軍是在江西南部進行集結的，把大部分正規部隊從北線撤走，用遊擊隊替換他們。這些行動總是在夜間進行。當整個紅軍實際上已經集中到贛南雩都附近時，長征的命令就頒發了。長征是從1934年10月16日開始的。
一連三個晚上，紅軍分兩路向西和向南挺進；第四天晚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在進軍途中幾乎同時攻打湖南和廣東的碉堡防線，猛烈襲擊並占領了這兩條防線，使驚慌失措的敵人潰逃。他們片刻不停地向前挺進，直到他們占領了南線的一連串封鎖碉堡和防禦工事群；這樣他們就打通了南下和西進的道路，他們的先頭部隊就沿著這些道路開始了驚人的征程。
除了紅軍的主力部隊，還有成千的紅色農民參加這次行軍——老的和少的，男人、婦女、兒童，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紅軍的兵工廠被拆除，所有的工廠也被卸走，機器裝在騾背和驢背上——凡是能夠搬動和有價值的東西，都隨著這支奇特的隊伍前進。隨著行軍越來越遠，他們不得不拋棄許多這樣的負擔。紅軍人員現在會告訴你說，有成千成萬的步槍和機關槍，很多機器、彈藥，甚至於白銀，被埋藏在他們從南方出來後所走過的漫長道路上。他們說，現在被成千上萬的敵人警備部隊所包圍的紅色農民，總有一天會把這些東西挖出來並且重新建立他們的蘇維埃。
他們隻是在等待信號，而即將爆發的抗日戰爭很可能就是那樣的信號。紅軍主力撤出江西之後，又過了好幾個星期，南京的軍隊才占領了主要的紅色城鎮。成千的農民赤衛隊和遊擊隊員，在少數正規部隊成員的領導下，團結一致一直奮戰到底。很多這樣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自願留下來準備犧牲自己的，共產黨人現在用各種方式紀念他們的英雄品質。紅軍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揮員：陳毅、粟裕、譚震林、項英、方誌敏、劉曉、鄧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張鼎丞。但是，他們的正規部隊隻有6000名身體健康的人，另有2萬名傷員在農民中隱蔽下來。其中有成千人被捕並被殺害。他們所進行的後衛戰，使得紅軍主力在國民黨能夠調動足夠的軍隊在行軍道上包圍和消滅他們以前，就已經走得很遠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貴州有一些地區還在紅軍所留下的這些部隊手中，而且直到最近，政府還宣布要在福建進行又一次反共戰役來“最後掃蕩”他們。
注釋：
①這篇基本上是根據毛澤東的敘述，但可以看出有若幹地方斯諾采用了別人提供的一些具體資料。有些評論性的話是斯諾自己的話。
9、長征：一個國家的遷移
紅軍勝利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線之後，就開始了它的劃時代的、曆時一年的、向西和向北方向的征程，這是一次絢麗多彩和富於故事性的遠征，在這裏我隻能最簡單地概述一下。共產黨人現在正在編寫一部集體記述長征的書，由幾十位參加過長征的人供稿，已經寫成了30多萬字，然而仍未完成。冒險，探索，發現，人類的勇敢和怯懦，狂歡和勝利，苦難、犧牲和忠誠——像火焰一樣貫穿這一切的是成千上萬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熱情、不滅的希望和驚人的革命樂觀主義，這些青年人不承認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會給他們帶來失敗。所有這一切和更多的東西都包含在一部當代無與倫比的長征曆史中。3
紅軍自己通常稱之為“二萬五千裏長征”。從福建的最遠點到遠在西北的陝西的旅程終點，加上途中的許多迂回曲折和進退，許多長征戰士毫無疑問是走了2.5萬裏或更多路程的。第一軍團所製的分段行軍記錄①表明，長征路線共長18088裏或6000英裏——約為美洲寬度的兩倍——這個數字可信為主力部隊最低限度的行程。同時必須記得，整個旅程是靠兩條腿走過來的，要經過一些世界上最難通行的小道，其中大多數都沒法讓車輛通過，還要越過亞洲一些最高的山脈和最大的河流。這自始至終是一場漫長的戰鬥。
中國南方的蘇區有四道主要的防禦工事包圍著它，這些工事由一串串混凝土構築的機槍陣地和碉堡掩護著，紅軍必須打破這些防線，才能進到西麵沒有被封鎖的地區。設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線於1934年10月21日被擊破；設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線是在11月3日占領的；一個星期以後，位於湖南的第三道防線，經過血戰以後也落入紅軍手中。11月29日，廣西和湖南的軍隊放棄了第四道也就是最後的一道防線，於是紅軍向北轉入湖南，開始沿著一條直線向四川推進，打算到那裏的蘇區去同徐向前領導下的第四方麵軍會合。在上述期間，打了9次大仗。南京及各省的軍閥陳濟棠、何鍵、白崇禧一共調集了110個團的兵力去堵截他們。在經過江西、廣東、廣西和湖南的行軍中，紅軍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損失。他們到達貴州邊境的時候，人數減少了1／3左右。這首先是因為大批輜重妨礙了行動，單是從事輜重運輸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頭部隊受到嚴重的拖累，這在許多情況下，使敵人有時間進行充分的準備來堵截紅軍。其次是因為從江西出發後紅軍保持著一條毫不偏離地向西北方向行進的路線，這使南京能夠預料到紅軍的大多數行動。這些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促使紅軍在貴州采取新的戰術。他們不再作箭頭式的推進，而開始采取一係列分散敵人注意力的行動，使得南京的飛機越來越難以偵察出紅軍主力部隊每天行軍的目的地。兩個縱隊，有時多達四個縱隊，在中央縱隊的側翼作一連串迷惑敵人的行動；先頭部隊也展開了一種鉗形的陣勢。隻保留最少和最輕的必要裝備，人數大大減少了的輜重隊——他們是每天空襲的目標——這時通常都在夜間行軍了。蔣介石預期紅軍會試圖渡過長江進入四川，於是從湖北、安徽和江西抽調了數以萬計的軍隊，急急忙忙地把它們向西運送，想（從北麵）來切斷紅軍的進路。所有的渡口都用重兵把守，一切渡船都被拖到長江北岸去，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鎖起來；大片地區的糧食被搜括一空。成千上萬的南京軍隊源源開進貴州，增援軍閥王家烈的抽鴉片的地方部隊，這支軍隊最後幾乎被紅軍打得土崩瓦解。還有一些軍隊被派到雲南邊境，在那裏設置障礙。因此紅軍在貴州遇上了由幾十萬軍隊組成的“接待委員會”，一路上處處受到堵截。這使紅軍有必要在川、黔、滇②進行兩次大規模的回旋行軍和一次環繞貴州省會的大迂回。在川、黔、滇③的運動占去了紅軍4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們摧毀了敵人5個師，攻占了貴州省軍閥王家烈的司令部，占了他在遵義的洋式宮殿，補充了約2萬兵員，到過該省大部分城鎮，到處召開群眾大會，並在青年中培養共產黨幹部。這時他們的損失是比較小的，但是他們仍然麵臨著如何渡過長江的問題。蔣介石通過迅速地把軍隊集中在川黔邊境上，已經巧妙地堵住了直通長江的近路。此時他把消滅紅軍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阻止紅軍在任何地點渡江，指望把紅軍逼到邊遠的西南地區或者西藏的荒野裏去。他打電報給他的各級司令官們和各省軍閥們說：“黨國命運係於圍殲赤黨於長江以南”。1935年5月初，紅軍突然掉頭往南，進入雲南，這是中國同緬甸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紅軍經過4天速度驚人的行軍，出現在離省會昆明不到30裏的地方，軍閥龍雲慌忙把所有能調動的軍隊集結起來進行防衛。這時候，蔣的增援部隊尾隨紅軍從貴州進入雲南。耽在昆明的蔣介石本人和宋美齡卻慌慌張張地從滇越鐵路逃跑了。一大隊南京的轟炸機天天在紅軍頭上下蛋，但紅軍仍不斷前進。可是不久，驚慌消失了。人們發現紅軍挺進昆明隻是一種少數部隊所進行的佯攻。紅軍主力正在向西推進，顯然是打算在龍街渡渡江——這裏是長江上遊很少幾個通航點之一。在高山縱橫的雲南境內，長江流經巨大的峽穀，水深流急，有些地方兩邊懸崖夾峙，長達一英裏以上，峻峭的岩壁幾乎垂直地矗立在兩岸。那很少數的幾個渡口，早已被政府軍隊全部占領。蔣介石這時很得意。他下令把所有的船隻拖到長江北岸去燒掉。接著，他調動他自己的和龍雲的軍隊，對紅軍展開包抄行動，指望在這條曆史上有名的波濤洶湧的江邊，一下子把紅軍永遠消滅掉。
紅軍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似的，繼續分三路朝著龍街渡飛速西進。那裏的船隻都早已被燒毀，南京的飛機駕駛員報告說，紅軍一支先頭部隊已經在開始搭竹橋。蔣變得更加放心了；因為搭橋需要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但是，有一天晚上，一個營的紅軍突然不聲不響地倒轉了它的方向。在一次神速的急行軍中，他們一晝夜走了85英裏，傍晚來到了皎平渡——附近唯一可能過江的另一個渡口。這一營紅軍穿著繳獲的南京軍服，在黃昏時候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就進入這個地方，並且悄悄地解除了守軍的武裝。船隻已經被撤到北岸，可是沒有被毀掉。（國民黨軍可能是這樣想的，為什麽要糟蹋船隻呢？紅軍還在好幾百裏以外，而且根本沒有向著這裏來呀！）可是怎樣才能把一條船搞到南岸來呢？天黑以後，紅軍帶著村長來到河邊，要他向對岸的衛兵喊話，說來了一些政府軍隊，需要一隻船。對岸沒有起疑就把一隻船放了過來。一小隊這種“南京”士兵擠進船裏，很快就登上北岸——終於到了四川了。他們很鎮靜地走進哨所，發現守軍正在安閑無事地打麻將，他們的槍支安然地靠牆放著。當紅軍命令他們舉起雙手並繳了他們的武器的時候，他們隻是瞪著眼睛，張口發愣。過了很久，他們還明白不過來，為什麽成了他們以為還遠在至少三天路程以外的“赤匪”的俘虜。
同時，紅軍主力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回旋行軍，到了第二天中午，先頭部隊到達這個渡口。現在，渡河是一件簡單的事了。6隻大船川流不息地忙了9天。整個紅軍沒有損失一人就進入了四川。運送工作一完成，紅軍就立即把船隻毀掉，然後躺下睡覺。兩天以後，蔣軍到達河邊時，紅軍的後衛部隊樂嗬嗬地從北岸招呼他們過河，說遊泳可舒服呢。蔣介石軍隊不得不繞道200多英裏到最近的一個渡口去，這樣紅軍就把他們甩在後麵了。蔣介石大動肝火，飛到四川，在那裏集結了新的軍隊，來阻攔前進的紅軍隊伍，指望能在另一條處於戰略地位的河流——大渡河邊把他們截住。
注釋：
①《長征記錄》，1936年8月第一軍團製於預旺堡。——斯諾
②③原文均係貴州省，不準確。
10、長征：大渡河上的英雄
渡大渡河是長征途中的最關鍵的事件。如果紅軍在那裏失敗了，它就很可能被消滅。這種命運，在曆史上早有先例。在遙遠的大渡河兩岸，“三國”時代的英雄們和後來的許多武士遭到了失敗；19世紀時，太平天國的最後一支叛軍——翼王石達開統率的10萬大軍，就在這些峽穀裏被有名的曾國藩指揮的清朝軍隊包圍和全殲。蔣介石現在打電報給他在四川的同盟者軍閥劉湘和劉文輝以及指揮政府追擊部隊的他自己的將領們，勉勵他們重演太平天國時候的曆史。他滿以為，紅軍在這裏將會不可避免地遭到毀滅。
但是紅軍也知道石達開的故事，知道石達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致命的延誤時機。翼王石達開到達大渡河岸以後，曾經停留了三天來慶祝他的兒子——一位王子的誕生。這幾天的休息使他的敵人有機會集中兵力對付他，在他後麵快速行軍，切斷了他的退路。等到翼王發覺自己的錯誤，已經太晚了。他試圖衝破敵人的包圍，但在這種狹窄的峽穀地帶沒法實施機動，結果他被從地球上抹掉了。
紅軍決心不重犯他的錯誤。他們迅速地從金沙江北上，深入四川，不久就進入好戰的土著部落的地區——四川彝族①居住的地區。這些強悍的彝族人從來沒有被居住在他們周圍的漢人所征服和同化過，他們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占據著四川境內這個山多林密的馬蹄形的地區，它的邊界西挨西康，東靠長江，往南形成一個大弓形。蔣介石有信心地指望紅軍會在這裏長期耽擱並受到削弱，使他得以在大渡河北岸集中兵力。彝族人過去一向仇恨漢人，漢人軍隊進入他們的境內，很少有不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不被消滅的。
但是，紅軍卻有辦法。他們已經安全地通過了貴州、雲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瑤族人的部落地區，並且贏得了他們的友誼，甚至還從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員。這時，他們先派出使者先去和彝族人談判。他們在行軍途中攻占了鄰近的彝族居住地區的幾個城鎮，在那裏發現一些被漢人地方軍閥當作人質而拘禁起來的彝族頭人。紅軍釋放了他們，把他們送回去，這些人自然是稱讚紅軍的。在紅軍先遣部隊裏有指揮員劉伯承，他曾經在四川軍閥的軍隊裏當過軍官。劉了解部落人民的情況，了解他們的內部爭執和不滿。他特別了解他們對漢人的仇恨，而且會說一點彝族話。他接受了同彝族人商談締結友好聯盟的使命。進入了他們的地區，同他們的頭人會談。他說，彝族人反對軍閥劉湘、劉文輝和國民黨，紅軍也反對他們。彝族人要保持自己的獨立，紅軍的政策是讚成中國一切少數民族實行自治。彝族人仇恨漢人，因為他們受到漢人壓迫；但是漢人人有“白”的和“紅”的之分，一貫屠殺和壓迫彝族的是“白”漢人。難道“紅”漢人和彝族人民不應該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白”漢人嗎？彝族人聽得很有興趣。他們機靈地要求紅軍為他們提供武器和彈藥，以保衛他們的獨立並幫助“紅”漢人打“白”漢人。使他們驚訝的是，這兩樣紅軍居然都給了他們。
結果是一條不僅能迅速通過而且能安全並愉快地通過的道路被打開了。成百的彝族人參加了“紅”漢人的隊伍，挺進到大渡河攻打共同的敵人。其中有些彝族人一直走到了西北。劉伯承當著彝族大頭人的麵喝了一碗滴了剛宰的公雞的血的酒，那個大頭人也喝了，他們按照部落的儀式歃血為盟結成兄弟。紅軍在誓言中宣稱，誰違反了盟約的條款，誰就像那隻剛被宰的雞那樣軟弱、怯懦。
這樣，紅軍第一軍團的一個先遣師在林彪率領下到達了大渡河。在最後一天行軍中，他們從彝族地區的森林裏（茂密的樹葉使南京的飛機駕駛員完全找不到他們的蹤跡）走出來，突然來到河邊的小鎮安順場，就像他們曾經出其不意地到達皎平渡一樣。
先遣隊由彝族人帶路通過狹窄的山道，悄悄地來到這座小鎮，他們從高處俯視河岸，驚喜交加地看到三隻渡船中的一隻還拴在南岸！這一下他們又一次交了好運。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原來對岸隻有四川省的兩個獨裁者之一劉文輝將軍的一團人。其他四川軍隊和南京的增援部隊，還在慢條斯理地走向大渡河。當時這一團人看來是足夠的。要是全部船隻都停泊在北岸，隻用一個班也就行了。但是那個團的團長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紅軍必須經過的那些地方，也了解他們穿過那些地方來到河岸需要多少時間。他告訴他的士兵說，紅軍還要過很多天才能到這裏呢。他的妻子是安順場本地的人，他必須過河到南岸去探親訪友，同他們吃吃喝喝。結果紅軍出其不意地占領了這個小鎮，俘虜了團長和他的船，奪得了他們到北岸去的通道。
5個連的紅軍，每連有16個人主動請求乘第一隻船過河去把那兩隻船帶回來，同時，紅軍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機關槍，組成掩護火力網，集中掃射對岸敵人的暴露陣地。當時是5月。山洪爆發，河流湍急，河麵比長江還寬。渡船從上遊出發，用了兩個小時才到達小鎮對岸。安順場的村民在南岸屏氣凝神地注視著，怕這些人會被消滅掉！但是別著急。他們看到過河的人幾乎就在敵人的槍口下上了岸。接著他們又想這些上岸的人肯定要完蛋了。然而……，紅軍的機槍不停地吼著。他們看到這一小隊人爬上了岸，迅速地隱蔽起來，接著緩慢地攀登一座可以俯瞰敵人陣地的峭壁。在峭壁上他們架起了自己的輕機關槍，向沿河的敵人工事發射出暴雨般的槍彈和手榴彈。
突然，白軍停止了射擊，從他們的工事裏跑出來，退到第二道防線，接著又退到第三道防線。南岸的人大聲議論起來，叫好聲漂過河麵傳到已經奪得了渡口的那一小隊人耳朵裏。這時，第一隻船回來了，還拖回另外兩隻船。第二次渡河，每隻船都載80個人。敵人完全逃跑了。當天和第二天、第三天，安順場的這三隻渡船日夜來回運人，直到最後把將近一師人全部運送到了北岸。
但是，河水越流越急，擺渡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到了第三天，運一船人過河需要4個小時。按這個速度，把全軍人馬和給養運過河去，需要好幾個星期的時間。在運送工作遠沒有完成以前，他們就會被敵人包圍。這時第一軍團已經湧進安順場，後麵是側翼部隊、輜重隊和後衛部隊。蔣介石的飛機已經發現了這個目標，進行猛烈的轟炸。敵軍正在從東南方向趕來；其他敵軍則從北麵進逼。林彪急忙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這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已經到達河岸。他們作出了決定，並立即貫徹執行。?在安順場以北約400裏的地方，山峽高峙，兩岸狹窄，水流既深且急。那裏有一座有名的鐵索吊橋，名叫瀘定橋。這是西康以東大渡河上最後一個可能渡過的渡口。赤著腳的紅軍，現在沿著峽穀裏一條曲折的小道向這個地點推進，他們有時往上爬幾千尺，有時又向下走到漲水的河邊，在齊腰的泥漿中跋涉前進。如果他們能奪取瀘定橋，全軍就能夠進入四川中部。如果失敗，他們就得從原路折回，經過彝族地區重入雲南，向西打到鄰近西康的麗江——這樣得繞道1000英裏，就沒有多少人可以指望活下來。
當紅軍主力部隊沿著西岸向北推進的時候，已經在北岸的那個紅軍師也在向北推進。有時他們之間的峽穀非常狹窄，兩路紅軍可以彼此隔河呼應；但有時他們之間的間隔如此之大，以致他們擔心大渡河將會把他們永遠分離，於是他們就加快了步伐。夜間，當他們的長龍隊形沿著峭壁蜿蜒前進的時候，他們的上萬枝火把射出一道道火光，斜映到擋在他們麵前的河流的黑暗而又不可捉摸的水麵上。白天黑夜，這些先頭部隊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疾進，隻停留短短的十來分鍾坐下休息和吃飯。那時戰士們就傾聽疲憊不堪的政治工作人員向他們講話，反複說明這個行動的重要性，勉勵他們每個人要在當前的考驗中獻出最後一滴血、拿出最後一股勁去爭取勝利。這裏一絲一毫不容許鬆懈、疲塌，不容許半心半意。勝利則生，失敗必死。
第二天，在右岸的先頭部隊落後了。四川的軍隊在路上構築了陣地，發生了小規模的遭遇戰。在西岸的部隊更加堅韌不拔地向前推進。不久，對岸出現了新的部隊，紅軍用望遠鏡看出那是白軍增援部隊，正在急忙地向瀘定橋趕去！兩支軍隊沿著河岸賽跑了整整一天，可是，紅軍先頭部隊——紅軍的精華，逐漸把疲憊的敵軍士兵甩到後麵了，敵軍休息的時間越來越長，次數也越來越多了，他們好像更加精疲力竭，而且他們畢竟不急於去為一座橋送死。
瀘定橋是幾百年前建築的，其構造方式同中國西部深水江河上所有其他的橋一樣。16條長約百米左右粗鐵鏈橫跨河麵，兩頭埋置在兩岸石砌的橋頭下麵用水泥膠接的大石堆裏。鐵鏈上捆著厚木板，構成通行的橋麵，但在紅軍到達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隻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關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麵是由一團白軍把守的陣地。這座橋當然是應該被毀掉的。但是四川人對他們的極少幾座橋很有感情；重建不容易，而且又費錢。單說這座瀘定橋，據說是由“十八省捐款興建的”。而且無論如何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地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河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不容耽誤。必須在敵人增援部隊到達以前拿下這座橋。這一次也號召自動報名。紅軍戰士一個個站了出來，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從這些報名的人中，挑選了30人。他們把手榴彈和毛瑟槍捆在背上，用兩隻手交替抓住鐵鏈，搖搖晃晃地向前移動，很快就竄到了奔騰的河流之上。紅軍的機關槍嗒嗒地向著敵人的工事怒吼，子彈傾瀉在橋頭堡上。敵人也用機關槍回擊，狙擊手對著高懸在水麵上逐漸向他們逼近的紅軍戰士射擊。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麵的水流裏；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但是，其他戰士越來越接近橋中心，那些沒有被抽掉的橋板多少起到保護這些敢死隊員的作用，敵人的大多數子彈從他們身邊擦過去，或者打到對岸的懸崖上了。四川人過去也許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戰士——他們當兵不是僅僅為了混飯吃，他們是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去爭取勝利的青年人！這些迷信的四川人在想：他們是人嗎？還是瘋子或者是神呢？白軍士兵本身的士氣是否受到了影響？也許他們放槍不是為了打死對方吧？也許他們當中有些人還暗中祝願這些紅軍達到目的吧？最後，一名紅軍戰士從橋板上爬過去，打開一個手榴彈，十分準確地把它扔到敵人的工事裏。白軍軍官發急了，下令把殘存的橋板抽掉，但已經太晚了。更多的紅軍戰士爬到他麵前來了。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始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20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突然，南岸的同誌們開始歡呼起來。“紅軍萬歲！革命萬歲！30位大渡河英雄萬歲！”這時敵人正在亂成一團地倉惶逃跑。突擊的戰士們全速跑過殘存的橋板，穿過燒向他們的火焰，敏捷地跳進敵人的工事，掉轉敵人丟棄的機關槍，向岸上的敵人掃射。
這時，更多的紅軍擁到鐵索上來，趕過去救火和更換橋板。沒有多久，在安順場過河的那個紅軍師也出現了，他們從側麵攻擊殘存的敵人陣地。白軍一會兒就全跑了，也就是說，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紅軍；約有100名川軍在這裏放下武器，轉而加入紅軍。一兩個小時以後，整個紅軍興高采烈地高歌邁進，跨過了大渡河，進入四川內地。蔣介石的飛機在高空中氣憤而又無可奈何地咆哮著，紅軍則欣喜若狂地大聲叫喊，向它們挑戰。當共產黨部隊蜂擁過河時，這些飛機企圖轟擊鐵索橋，但炸彈隻不過在河裏濺起了許多美麗的水花！
安順場和瀘定橋的英雄們，由於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國紅軍的最高獎章——紅星獎章。後來我在寧夏見到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我對他們年歲之輕感到驚奇，因為他們全都在25歲以下。
注釋：①當地稱“倮倮人”。
11、過大草地
紅軍安然渡過大渡河以後，迅速進入了比較能有行動自由的四川西部，那裏碉堡係統還沒有建成，主動權在很大程度上操在紅軍手中。但是，戰鬥的困難，沒有過去。前麵還有2000英裏的行軍道路，中間分布著7條大山脈。
在大渡河以北，紅軍爬上了1.6萬英尺高的大雪山，從它的空氣稀薄的頂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見一片白雪皚皚的山峰組成的海洋——西康。這時已經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氣很暖，可是過大雪山的時候，許多衣服單薄、身體瘦弱的南方人，由於不適應高山氣候而死亡。更難的是攀登荒無人煙的炮銅崗，實際上要自己開路才能上山。他們砍下大竹杆，把它們鋪在彎彎曲曲、深與腰齊的泥濘地上，修成一條過道。毛澤東告訴我：“在這個山峰上，有一個軍團損失了2／3的馱畜。好幾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他們不斷地爬山前進。第二個山脈是邛徠山脈，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損失。他們跨過了景色絢麗的夢筆山，接著又跨過了打鼓山，這兩座山又使他們更多的人喪生。最後，1935年6月13日（原文誤為7月20日），他們進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區，同第四方麵軍會合了。在這裏他們終於停下來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休整，清點了損失，整頓了隊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軍團9個月以前從江西出發時，約有9萬武裝人員，到這時，集結在錘子鐮刀旗幟下的不過4.5萬人左右。減員並不都是由於死亡、散失或被俘。紅軍在湖南、貴州、雲南行軍途中，作為防禦戰術的一部分。把少數正規部隊的幹部留了下來，以便在農民中組織遊擊隊，並在敵人側翼進行擾亂和牽製活動。紅軍沿路散發了數以百計的繳獲的槍支，這樣從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現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煩的地區。那時賀龍仍舊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蘇區，而且蕭克的軍隊已經到那裏同他們會合了。許多新建立起來的遊擊隊開始緩慢地向那個地區靠攏。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也沒有能把賀龍趕走，他隻是在後來接到紅軍總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轉移的命令之後才被“趕走”的；他克服了許多驚人的障礙——經由西康——才完成這次轉移。
江西紅軍迄此為止的行軍，為他們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紅軍贏得了許多新朋友，也結下了許多死仇。他們沿路“沒收”地主、官僚、豪紳等富人的財物來解決了自己的給養。對窮人，他們是保護的。財政部長林祖涵告訴我，這次沒收是依照蘇維埃法律有組織地進行的，而且隻有財政部的沒收機構才有權分配沒收的東西。財政部主管軍隊的資財，通過無線電收到有關沒收情況的報告，並向長征部隊的各個單位分配一定數量的給養。這個隊伍往往成為長達50英裏的長蛇形在山間蜿蜒行進。
有時有大量的“剩餘”物資，多得紅軍都攜帶不了，這些東西就分配給當地的窮人。紅軍在雲南曾經從有錢的批發商那裏沒收了成千隻火腿，農民從周圍好幾裏路的地方前來領一份不要錢的火腿——這是火腿業曆史上一件新鮮的事情。他們還用同樣辦法分配了成噸成噸的食鹽。在貴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養鴨場被沒收，紅軍天天吃鴨子，吃得他們“簡直見到鴨子就膩了”。紅軍從江西出發時從自己的銀行裏帶來了南京的鈔票、銀元和金、銀條，路過窮苦的地區時，他們就用這錢購買所需要的東西。紅軍所到之處，地契燒毀了，捐稅取消了，貧苦農民武裝起來了。
紅軍人員告訴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經曆外，他們到處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他們的名聲早在他們來到以前就傳開了，常常有被壓迫的農民派人來請求紅軍繞道去“解放”他們的地區。他們對紅軍的政治綱領當然並沒有多少認識；他們隻知道紅軍是“窮人的軍隊”，這就夠了。毛澤東笑著告訴我，有這麽一個代表團跑來歡迎“蘇維埃先生”！但是，這些莊稼人並不比福建軍閥盧興邦更無知，盧興邦有一次在他的統治地區到處張貼布告，懸賞“緝拿蘇維埃，不論死活”。盧宣布說，這個家夥到處為非作歹，必須處決。
在毛兒蓋，從南方來到的紅軍休息了三個星期，在此期間，革命軍事委員會、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人員，討論了今後的計劃。
這裏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據地的紅軍第四方麵軍，最初是在鄂豫皖蘇區創建起來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張國燾這兩個老共產黨員的領導下從河南行軍到四川的，下文還要提到他們。卓越的成就——和悲劇性的過火行為，標誌著四方麵軍在四川的征戰；整個四川北部曾經一度為他們所統治。
當他們在懋功同從南方來的共產黨人會合的時候，徐向前的軍隊約有5萬人。所以，1935年7月，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紅軍聯合兵力將近有10萬人。
在這裏，這兩支軍隊又分手了，一部分從南方來到的部隊繼續北上，其餘的則和第四方麵軍一起留在四川。對於走哪一條路才是正確的問題，存在著意見分歧。張國燾等主張留在四川，打算在長江以南重振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朱德和政治局大多數人決心繼續前往西北。這個猶豫不決的時期，由於兩個因素而結束。第一個因素是蔣介石軍隊包圍運動的迅速完成，他們從東麵和北麵進入四川，在兩部分紅軍之間打進了一個楔子。第二個因素是四川的一條湍急的河流迅速上漲，這條河當時分割著兩支軍隊，突然間它變得無法渡過了。此外還有黨內鬥爭的其他因素摻雜其間，這裏不去討論了。
8月間，從江西來的紅軍主力，以第一軍因為先遣部隊，繼續向北推進，朱德和劉伯承則留在張國燾那一路部隊裏。第四方麵軍在這裏和西康又停留了一年之後，同賀龍的第二方麵軍會合，然後才開始了挺進甘肅的大行軍。
1935年8月率領紅軍隊伍向川西北邊境的大草地前進的，是林彪、彭德懷、左權、陳賡、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指揮員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員和大多數黨中央委員。他們在開始進行這最後階段的長征時，約有3萬人。擺在他們麵前的是最危險和最驚心動魄的一段旅程，因為他們所選擇的路線要通過藏族人部落和遊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涼地區，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帶的一個好戰的部族。紅軍經過藏民的地區時，第一次遇見了聯合起來對他們采取敵視態度的居民，他們在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難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他們有錢也買不到吃的。他們有槍，可是對手是看不見的。當他們進入茂密的森林和越過十幾條大河的源頭的時候，這些部族人民就從紅軍行軍路線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裏的東西搬空，帶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趕到高地上去，整個地區簡直不見人煙。
然而，在道路兩旁幾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紅軍戰士冒險出去弄一隻羊來吃，就再也回不來了。山民埋伏在密林裏狙擊行進中的“入侵者”。他們爬到山上，等紅軍縱隊通過既深又窄、有時隻容一兩個人牽手通過的岩石隘口的時候，就把大石頭滾下來砸紅軍和他們的牲口。在這裏，既沒有解釋“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的機會，也沒有建立友好聯盟的機會。藏民的女酋長，對於什麽樣的漢人都懷有不可調和的傳統仇恨，認不清“紅”和“白”的差別。她威脅說，誰要是幫助那些過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紅軍不用繳獲的辦法就無法得到食物，為了幾頭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澤東告訴我，那時他們有一個說法：“買一隻羊，要一條命。”他們從藏民的地裏收割青稞和甜菜、蘿卜之類的蔬菜。據毛澤東說，這種蘿卜很大，一個“夠15個人吃”。他們就是依靠這樣貧乏的給養走過大草地。毛澤東幽默地對我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一定要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取自他們的給養。”紅軍隻有俘虜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這地區帶路的向導。但是，他們同這些向導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區以後繼續跟著紅軍長征。有些人現在成了陝西黨校的學員了，他們將來可能回到家鄉去向人民說明“紅”漢人和“白”漢人的區別。
在草地裏走了十來天，還看不見人煙。在這個沼澤地裏幾乎一直不停地下雨。隻有沿著給紅軍帶路的當地山區居民才認識的錯綜複雜的狹窄小道走，才能穿過草地的中部。在這裏紅軍又損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進這個神秘莫測的濕草之海裏，一下子就陷下沼澤深處而沒頂了，旁邊的同誌們救都沒法救。這裏沒有柴火；他們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這裏甚至沒有遮蔭的樹木，而輕裝的紅軍又沒有帶帳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擠在捆起來的草叢下過夜，這起不了什麽遮雨的作用。但是，紅軍還是勝利地經受住了這種種考驗——至少要比那些追趕他們的白軍強得多。這些白軍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時隻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損失。
現在紅軍已到達甘肅邊境。前麵仍然有好多戰鬥等待著他們，其中任何一次戰鬥的失利都可能意味著決定性的失敗。更多的南京軍隊和東北軍、回族馬家軍集結於甘肅南部來堵截紅軍，但紅軍設法衝破了所有這些阻礙，並且在作戰過程中從回族馬家騎兵手裏俘獲了好幾百匹馬——有的人原來蠻有信心地預言這些騎兵會把紅軍一舉消滅的。腳走痛了，人疲倦了，達到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限，但紅軍最後終於進入了就在長城下麵的陝北。1935年10月20日，紅軍從江西出發一年以後，第一方麵軍的先頭部隊和紅軍第二十五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會合了，那後兩個軍（原文誤為那三個軍。——斯諾注）在1933年就已經在陝西建立了一個不大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這時候紅軍留存下來的不到2萬人，但他們可以安頓下來去領會他們所取得的成就的意義了。
關於長征的統計摘要（載於《長征記錄》——斯諾注），給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幾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戰鬥，總共有15個整天從事於大規模的戰鬥。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於白天行軍，18天用於夜間行軍。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過的，在其餘長達5000英裏的路程中隻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裏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裏，即將近24英裏。一支大軍帶了輜重，以這樣的平均速度通過世界上一些最艱險的地區，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據左權司令員提供給我的材料，紅軍總共爬過18座山脈——其中5座是終年積雪的，渡過了24條河流。他們經過11個省份（注：原文誤為12個省。），占領過62個城鎮。除了擊敗、避開或用謀略製勝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們的各種部隊以外，他們還打破了10省軍閥軍隊的包圍。他們進入並成功地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而且深入到多少年來漢人軍隊沒有到過的地區。不管人們對紅軍和紅軍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業有什麽樣的看法（這是大有爭論餘地的），誰都不可能否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偉大業績。在亞洲，隻有蒙古族人超過他們。而近300年來，則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熱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書中描述的“土爾扈特部的遷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還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舉國武裝大遷徙。與紅軍長征相比，漢尼拔（Hannibal）越過阿爾卑斯山簡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個更有趣的對比是拿破侖從莫斯科敗退，當時他的大軍被完全擊潰和陷於混亂。
毫無疑問，紅軍長征西北是一種戰略退卻，不能把它看成是潰敗，因為共產黨最後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他們的核心沒有遭到損失，士氣和政治意誌顯然和以前一樣堅強。共產黨人自己宣稱並且顯然相信，他們是在挺進到抗日前線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於他們把一種有可能變成敗壞士氣的退卻轉變為鬥誌昂揚的勝利進軍。曆史隨後表明，他們強調的無疑是長征的第二個基本理由挺進到有戰略意義的西北去——是正確的。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將對中國、日本和蘇俄的當前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巧妙的宣傳，應被看成是一項卓越的政治戰略。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次英勇的長征的成功。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大規模轉移是曆史上最大的武裝宣傳旅行。紅軍經過的省份，人口在2億以上。他們在大小戰鬥的間隙，在每一個攻克的城鎮裏召開群眾大會，舉行戲劇演出，向富人多“征稅”，解放了很多奴隸（其中有的參加了紅軍），宣傳“自由、平等、民主”，沒收“賣國賊”（官僚、大地主和稅吏）的財產，並把他們的東西分給窮人。千百萬農民看到了紅軍並且聽到了紅軍的講話，他們再也不怕紅軍了。共產黨說明了他們土地革命的目的和抗日政策。他們武裝了成千的農民，並且留下一些幹部來訓練紅色遊擊隊，這些遊擊隊從此使南京的軍隊忙個不停。在這個漫長的可歌可泣的進軍中，成千的人掉了隊，可是另外卻還有成千的人——農民、工人、學徒、奴隸、國民黨軍隊的逃兵以及一切被剝奪了權利的人——參加了紅軍，補充了紅軍的隊伍。
有一天會有人把這次驚心動魄的遠征寫成完整的史詩。現在我必須繼續把我的故事講下去，因為我們已經講到共產黨人在西北的會合了。我用毛澤東主席——一個既善於領導征戰又善於寫詩的叛逆者——寫的一首關於這次6000英裏長征的舊體詩作為結尾。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12、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保安，1936年7月16日1936年7月初，我進入陝北蘇區，希望能訪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並且親眼見識一下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所建立的政權。紅色區域目前已擁有陝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區，西—蘭公路以北甘肅省的事實上全部地區，包括富饒的黃河河穀，以及長城以南黃河以東寧夏省的大部分地區。
此外，陝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綏遠省（舊省名，1954年撤銷，並入內蒙古自治區。）南部長城一帶以及蘭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紅軍遊擊隊的小部隊活動。
目前的蘇區是紅軍迄今占領過的最大的連成一片的土地。在紅軍的曆史上，各路軍隊的高級指揮員第一次都集結在一個統一的地區裏——朱德、彭德懷、肖克、羅炳輝、張國燾、徐向前、徐海東、賀龍、林彪、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紅色中國呆了4個月。在這期間，我奔波於共產黨控製的陝甘寧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線與紅軍共同生活了一個月。在臨時首都保安，我訪問了蘇區大部分領導幹部。我對中國中央蘇維埃政府主席兼紅軍指揮官毛澤東的訪問總是在夜間進行的，我們之間的談話往往延續到深夜一兩點鍾。毛澤東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後半夜從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這個習慣也許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聞工作的時候。我們的談話非常長，範圍也非常廣，無法在這裏全文發表。但是下麵摘選出來的問答似乎對當前局勢具有特殊的意義。
毛澤東懂一點英語，這是他在長沙師範學校（他是該校的畢業生）時學的，但是進行這些談話時一個名叫吳黎平的留學生為我們當翻譯，他是保安的一個年輕的蘇維埃幹部。我的訪問記先是全部用英語寫出，然後重新譯成中文並由毛澤東校正，他以對細節的準確性要求很嚴而著稱（這篇《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下一篇《論統一戰線》，最初斯諾是用“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訪問記”的總題目一起發表的。在這總題目下，斯諾寫了如上的一段說明。）
我問：如果日本被打敗，並被趕出中國，你是否認為外國帝國主義這個主要問題大體上在中國得到了解決？
毛澤東答：是的。如果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日本那樣行動，如果中國打敗了日本，這將意味著中國人民大眾已經覺醒了，已經動員起來，並已取得了獨立。因此，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也就得到解決了。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發表了許多呼籲和宣言，主張建立一個由各黨各派和各方麵的軍隊等等組成的統一戰線，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誓死鬥爭，把日本軍隊從中國趕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國目前能單獨打敗日本——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外國支援的條件下打敗日本？
答：讓我先提醒你，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國家；東方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日本有它潛在的盟國——例如德國與意大利。中國想要成功地反對日本，也必須爭取別國的支援。但是，這並非說，沒有外援，中國就無法和日本進行戰爭。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等到有了同外國的聯盟才能開始抗日。
中國蘊藏著極其巨大的潛力，這些力量，在一個偉大的鬥爭的時期是能夠組織起來投到強大的抗日戰線上去的。在1927年以來反革命發動的長期內戰中，中國人民早已對這股力量有了很多認識，並且找到了一個依靠共產黨來領導它鬥爭的好辦法。中國人民大眾在其長期的政治經驗中，已經掌握了反對敵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別是從1931年9月18日以來賣國賊的欺騙宣傳已經破產了，已經沒有什麽人會上他們的當了。人民群眾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是誰代表他們的真正利益。連某些國民黨員都已經參加、或是打算參加抗日運動了。
我們深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的。我們深信他們會把他們的巨大潛力動員起來，投到抗日的戰場上去的，他們會全力以赴地去對付侵略者的挑戰。在這場鬥爭中，最後勝利必定屬於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單獨作戰，相對地說，犧牲就會大些，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長些，因為日本是一個充分武裝的強國，而且還會有它的盟國。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以最小的代價贏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中國必須首先實現國內的統一戰線，其次，還必須努力把這條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係的國家。
問：在什麽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麵和縱的方麵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隻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隻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遊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隻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1萬萬至2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而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如果發生中日戰爭，你認為日本會發生革命嗎？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問：你認為蘇俄與外蒙會卷入這場戰爭並支援中國嗎？在什麽情況之下會這樣？
答：當然，蘇聯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它不能對遠東的事態漠不關心，采取消極的態度。它會坐視日本征服全中國，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呢，還是會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贏得獨立，與蘇聯人民建立友好的關係呢？我們認為蘇聯是會選擇後一條道路的。
一旦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開始抗戰，並且願意與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建立友好同盟，我們相信，蘇聯將會站在與我們握手的國家的前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世界性的任務，作為世界一部分的蘇聯和英美一樣，是無法繼續保持中立的。
問：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從日本手中收複所有的失地呢，還是僅僅把日本從華北與長城以外的中國領土上趕出去？
答：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複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南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複。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至於內蒙，那是漢族與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從內蒙趕出去，幫助內蒙建立自治。當我們光複中國的失地之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對他們的獨立鬥爭提供熱情的援助。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在實際行動中，共產黨政府和紅軍怎麽能與國民黨軍隊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說，在一場對外戰爭中，必須將所有的中國軍隊置於統一的指揮之下。如果紅軍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中享有代表權，紅軍同意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和政治決定嗎？
答：是的。隻要這樣一個委員會是真正抗日的，我們的政府將衷心服從它的決定。
問：紅軍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隊開進國民黨軍隊占領的地區，也不調動它的部隊指向這些地區？
答：是的。我們當然不會把我們的軍隊開進抗日軍隊占領的任何地區去——一段時期以來，我們也沒有這樣做過。紅軍是不會采取機會主義的辦法來利用任何戰爭局勢的。
問：作為這種合作的報答，共產黨會提出什麽要求呢？
答：共產黨會堅持要求對日本的侵略展開決定性的、最後的抗戰。此外，它還會要求實施我們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國防政府的呼籲中所提出的主張。（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最近向國民黨發出的幾個宣言中論述了這些主張。——斯諾）
問：為了進行抗日戰爭，紅軍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論基地大小，紅軍都能進行戰爭。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動員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強大。如果我們有三四個省，我們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還要大，還更有效率的抗日隊伍投入到戰爭中去。至於外援，我們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沒有任何外援，我們也能對付得很好。在沒有任何援助的情況下，我們已經進行了10年的革命鬥爭了。
問：怎樣才能最好地武裝、組織和訓練人民，使他們參加到這樣一場戰爭中來呢？
答：人民必須享有組織與武裝自己的權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盡管有嚴厲的鎮壓，學生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並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準備。但學生與革命的抗日群眾仍然沒有自由，不能得到動員、訓練和武裝。如果情況與此相反，人民群眾能享有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自由，那麽他們的力量將能成百倍地增長，國家的真正力量將顯示出來。
紅軍通過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中贏得了自由，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抗日義勇軍從日本壓迫者手中贏得了自由，並以同樣的方式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都得到訓練、武裝和組織，他們也同樣能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麽？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隻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須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遊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隻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麵，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被我們俘虜和解除武裝的日軍官兵將受到優待。我們不會殺死他們，而是會像兄弟那樣對待他們。我們將采取一切措施使得與我們並無衝突的日本無產階級出身的士兵站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法西斯壓迫者。我們的口號將是：“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頭子”。反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3、論統一戰線
保安，1936年9月23日
問：能否請你解釋一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它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改變。
答：有三個主要因素使我們決定最近的宣言中所公布的政策。（這個宣言8月25日在保安發表，通知了國民黨。——斯諾）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嚴重性：它日益加劇，造成那麽大的威脅，以致所有的中國軍隊必須在它麵前團結起來。除了共產黨以外，我們當然承認中國其他黨派和軍隊的存在，而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如果不合作，我們現有的力量要進行抗日戰爭是不夠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其結果是對抗日運動不利的。
第二，從去年（1935年）8月以來，共產黨通過發表宣言，一直在呼籲全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對於這個綱領，人民群眾的反應是讚同的。今天，中國人民和許多愛國官員，都熱切盼望兩黨為了民族救亡的目標團結起來。他們熱切希望結束內戰。這一點不實現，抗日運動就會遇到極大的障礙。
第三，即使在國民黨內部，現在也有許多愛國人士讚成和共產黨重新聯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內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鑒於民族的危急存亡，準備實行聯合。
以上這些就是當前中國形勢的主要特點。由於有這些特點，我們必須重新仔細地考慮能夠使民族解放運動的這種合作成為可能的具體方案。事實上，這種方案已經在我們最近和國民黨的談判中提出來了。我們所堅持的團結的基點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則。為了實現這個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國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一、抵抗外國侵略者，二、給廣大人民以民主權利，三、加速發展國民經濟。這樣一個綱領符合當前人民的意願，並將得到人民的一致擁護，蘇維埃政府讚成建立這樣一個統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們將支持成立一個有國會的代議製政府，一個抗日救亡的政府——一個保護和支持一切人民愛國力量的政府。如果這樣一個共和國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將成為它的一部分。我們的地區將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采取同樣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議製政府。
問：這是不是說，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在蘇區也同樣有效？
答：是的。
問：這是不是說，蘇區的現行法律，特別是有關土地問題的法律，將被廢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統一戰線，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當然，我們知道日本與中國的親日派會強烈地反對這個綱領。這個綱領的原則是和他們的利益直接衝突的。但是中國人民將會歡迎這個綱領，我們相信他們將進行鬥爭以促其實現。每一個有良心的人一定會看到，如果不這樣做（即，如果不建立統一戰線，內戰繼續下去。——斯諾），就要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人民就要滅亡。
我們知道，一部分國民黨人已在反對進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們自己的工人和農民中一樣，在廣大人民中，在各階層中，在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職業者中，已經出現了有組織的抗日愛國團體，我們衷心希望同這些團體攜手合作。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會組成一個聯合的力量去壓倒親日派的影響。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會幫助恢複並再次實現孫中山在大革命時代實行的基本原則，即：一、聯合蘇聯與一切平等待我的國家；二、聯合中國共產黨；三、保護中國勞動階級的根本利益。我們希望這些人士將能幫助實現孫中山的遺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如果這樣的運動在國民黨中發展起來，我們準備同它合作，給予支持，並同它組成一條反帝統一戰線，就像1925年——1927年存在過的統一戰線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救國的唯一途徑。如果這樣的綱領實現了，我們是不必懼怕日本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無法打敗真正團結、武裝和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的。不過，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打算組成它自己的反共戰線。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實際上是一條滅亡中國的戰線。我們要建立一條民族解放戰線，它的成功將意味著抗日鬥爭的勝利，這個勝利，歸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因為隻有獲得這樣的勝利，中國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並肩前進。
問：你所說的“代議製”政府的確切涵義是什麽？例如，在選舉權方麵，你將堅持什麽樣的最低條件呢？
答：選舉權應該是普遍的，不受財產、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別的限製。
問：如果南京接受這樣的綱領，紅軍將同意改變它的名稱，並服從南京的上級命令嗎？
答：我們承認（在早先一次訪問中已提到過），在一場抵抗日本的戰爭中，全國軍隊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但是我們也認為軍事委員會應該是有代表性的。應該強調指出：這一點隻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戰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有些國民黨分子也在談什麽“統一”，但是卻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運動。實際上很清楚，沒有真正的反帝鬥爭就沒有國家的統一。
至於紅軍換不換名稱，要視重新聯合的情況而定。
問：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著共產黨承認，必須首先實現民族解放，然後才能完成階級革命？
答：在現階段，必須將反帝運動進行到底，這是共產黨目前的而且也是曆來一貫的原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強調抗日民族鬥爭並不是什麽新的論點。同時，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我們相信，隻有同時實現被壓迫農民的解放和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即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抗日運動才能有效地開展。
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否意味著共產黨願意放棄，或者無限期地推遲執行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其重新分給貧窮、無地的農民的政策？
答：這也要取決於抗日運動的發展。不過，我們深信，如果不減輕農民的負擔，抗日的綱領是無法實現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它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並不反對目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我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這一原則是符合國內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們衷心支持它。
問：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的統一戰線，是不是實際上意味著立即向日本宣戰？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聯合，明天就會爆發戰爭。
在我和各方麵的蘇維埃的官員交談中，他們向我保證，蘇維埃政府可能同意改變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稱。在紅軍的旗幟上，它的名稱已由“工農紅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先鋒紅軍”。在非正式的“紅—白”談判中已提出，蘇維埃地區可能改稱為“試驗區”或“特別行政區”。總的看來，共產黨人似願在名稱方麵作這樣的修改以利於達成協議，但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共產黨和紅軍的獨立作用。共產黨顯然不會堅持參加建議成立的“民主共和國”的內閣。他們準備遵守它的紀律。對舉行普選這一點也許不會堅持。他們的中心要求將是保證公民自由權，保證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以及釋放政治犯。毛澤東也向我保證，共產黨將同意不組織違反民族救亡統一戰線原則的群眾運動，不“推動”階級鬥爭。——斯諾
北平，1936年11月5日
14、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
1936年7月初，我到了中國西北部的中華蘇維埃地區，研究共產黨及其有多年曆史的紅軍所建立的政權。當時的蘇區包括陝北地區的大部分，西安—蘭州公路以北、黃河以東的甘肅部分，以及長城以南、黃河以東的寧夏部分。今天紅色區域的範圍，大致如此。
我在陝甘寧同共產黨相處了近4個月，我還在前線同紅軍生活了一個月。在陝北的保安——當時蘇維埃的“臨時首都”——我會見了大部分共產黨領導人，並同中央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談了很多晚上。下麵這篇談話是我們一係列談話（其中有些已經發表了）中的一部分。談話先是全部用英文寫出，之後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譯成中文，再經他審閱通過。因此，它應該不會有多大錯誤的。
我問：蘇維埃政府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政策是什麽？
毛澤東答：在討論政策問題時，我必須請你經常記住，中國人民今天麵對的根本問題是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蘇維埃的對外政策肯定受到這一鬥爭的製約。日本軍閥想征服全中國，使中國人民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奴隸。反對日本侵略，反對日本軍事和經濟侵略的鬥爭——這些主要任務是我們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
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我們期望於外國的是什麽呢？我們至少期望各友好國家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它們積極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問：蘇維埃政府如何區別友好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
答：關於帝國主義問題，一般說來，我們看到列強中有的表示不願參加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有的不願看到日本占領中國：像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這些國家。其次是一些長期處於侵略成性的強國威脅之下的國家和較小的民族、自治領、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羅、菲律賓、中美各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脅。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至於奉行和平方針、無意於征服或剝削任何國家的蘇聯，自然是我們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
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中，凡是願意參加這個共同戰線的，都將作為友好國家受到我們的歡迎，不管它在促使這條共同戰線成為反對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麵能做出多大貢獻。
隻有當南京決心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並同人民革命聯合起來組織民主的國防政府時，隻有到那時，這種援助才能對中華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從兩個方麵體現：（1）向中國抗日力量提供信貸和借款，出售軍需品和飛機；或（2）在抗戰實際開始時對日本進行封鎖。如果美國和英國能夠提供這樣的援助，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將會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誼和同情。
問：蘇維埃政府是否承認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締結的對外條約？如果承認，是哪些條約？
答：日本人事實上已在破壞這些條約。他們通過對東北的軍事占領，在華北走私，以及各種非法活動，正在逐步破壞這些條約。尤其在東北，我們可以看到各國喪失其條約地位。正常的商務和外貿正在被日本破壞。因此，如果其他國家想同中國保持和平的通商關係，就必須製止日本，因為它們目前尚保有的貿易權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脅。
別國政府可能要問：“你們對於我們同以前的中國政府簽訂的條約采取什麽態度？”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明確的。什麽更為迫切？是修改條約，還是民族救亡？顯然，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蘇維埃政府和中國人民將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這個任務上。
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假如蘇維埃政府打敗日本，收複中國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國的主權，到那時它對類如治外法權這樣的問題將采取什麽態度？”
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到那時候，如果有一個中國人民政府而蘇維埃是其一部分的話，我們將力主根據這些國家戰時的表現來製訂政策。那些曾在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戰爭中給予援助或未曾反華的國家可以享有同中國親密友好和互利的關係。積極協助過日本的那些國家當然不會得到同樣的待遇：例如，已同“滿洲國”建立特殊關係的德國，就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同中國人民友好的國家。
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4億5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並被用於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相反地，卻受到了壓製——受到本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製。
在我們贏得獨立之後，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對於日本，我們現在隻有一種辦法，武裝抵抗的辦法。但是同其他國家，中國準備進行規模比現在更大的合作，並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它們建立這樣的關係。至於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包括像“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和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
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方麵，我們共產黨人不讚成任何可能使中國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處於不利的國際地位的步驟。
問：你們的政府是否承認外國在中國的財產權，也就是說是否承認現有的外國投資？如不全部承認，那麽哪些類別的外國投資將得到承認，在什麽情況下外國商人能夠在中國經營？
答：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隻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後，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於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也隻有自由的中國，由於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於建設的外債，我們都將認為是合法的。我們將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認任何用於打內戰、打紅軍或其用途違背整個中國人民利益的借款。我們將承認用於建設鐵路、電訊、無線電、航空線、發展工業或農業、救濟災荒等等的借款。
問：關於（甲）外國政治權利和（乙）外國投資，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同國民黨的政策有什麽基本不同？
答：國民黨將其外債主要用於進行軍閥內戰或打紅軍，或者把錢浪費在其他愚蠢的行動上。它的借款給中國的政治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隻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
問：蘇維埃對外國傳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著將承認他們的財產權？他們是否將繼續享有傳教、教書、擁有土地、辦學校和其他事業的權利？
答：是的。但這不包括日本傳教士。
問：蘇維埃政府目前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是什麽？美國政府和人民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中國人民？
答：我們認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形勢注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並且相信，他們將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這是他們目前能幫助中國的最好辦法。許多美國人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中國人民之友”、“太平洋關係學會”、“泛太平洋協會”、“中國學會”等等，表達了他們對中國的感情，證明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真正同情。我們以全體中國人民的名義對“中國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別表示感謝。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我們共產黨人認為這是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隨著曆史麵貌的進一步暴露，我們相信他們會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將覺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
問：蘇維埃政府目前對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的希望是什麽？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中國人民？
答：我們對英國人民的態度同對美國人民的態度差不多。英國人民中也有類似“中國人民之友”的社團。我們尊敬並歡迎這種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英國朋友。
十分清楚，英國政治家中有一派過去采取了錯誤的政策。英國政府奉行的政策實際上使得日本占領中國領土成為可能，即使它在事實上沒有鼓勵日本這樣做。英國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來它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在世界的這一部分貫徹它的信念。英國如繼續動搖並像過去那樣采取觀望政策，如繼續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將對英國毫無好處。日本帝國主義的麵目已經一清二楚。對英國來說，它不是一張友善的麵孔，而是破壞的形象。
問：很多人認為中國如果蘇維埃化，蘇維埃中國將受到蘇聯的支配，其內外政策將置於“莫斯科控製”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傳中包含的真實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幾乎無法看到。當墨索裏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亞時，他宣稱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隸。當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時，他對德國人民說光榮勝於麵包，對歐洲人民則說他是一個和平愛好者。日本軍閥在吞並東北時也說，他們是在解放中國人民。
現在，如你所說，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囂“莫斯科控製中國”。如果這一切都屬實，那麽造一條鐵路通往火星並向威爾斯（H.G.Wells）先生買一張火車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傳多麽愚蠢，少數人還是受了騙。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虛假性。由於中國現在謀求同蘇聯訂立一個條約，法西斯分子就斷言俄國企圖“收買”中國。如果這樣，那法國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塊殖民地了——歐洲其他幾個同蘇聯簽訂條約的國家也都如此了。
事實上，法西斯分子的這個“邏輯”表明了他們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國的欲望——就像日本在東北和華北的行動，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等等。他們不能設想兩國人民之間除了一個要吞掉另一個之外還有任何其他接觸的基礎。希特勒在歐洲某些部分的行動，日本在東亞的行動，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動——其中的每一個行動，可以說都不僅是法西斯控製的威脅而且是確確實實的“法西斯控製”。但在這些地區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們都沒有看到“莫斯科控製”的任何跡象。
可是，曆史的發展畢竟將是另外一個樣子。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將能夠把俄國人民當作真正的兄弟來歡迎，正如他們能把其他國家的自由人民當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來歡迎一樣。中國人民不僅同蘇聯，而且將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關係，並同它們聯合起來反對企圖阻止曆史前進的法西斯國家。
日本人現在叫嚷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但全體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賣國賊之外，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抗日，意味著民族解放鬥爭，那麽大多數中國人民就不怕這樣的共產主義，隻有在漢奸賣國賊的惡夢裏才存在所謂的“赤色威脅”。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
假如你認為共產主義對中國人民是個“威脅”，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將領，問問他的意見。他將告訴你，共產主義在中國意味著民族解放運動、自由和民族主權，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締結條約來反對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這個，中國人民所要的就正是這個。中國人民不怕這樣的運動，因為這恰恰是他們所要求的。他們將高呼：“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萬歲！一個自由、團結、自主和完整的中國萬歲！”
斯大林在同一個美國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說：“革命不能輸出。”同樣正確的是，革命也不能輸入。中國人民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對日本的最好辦法。
在共產國際的所有決定或在蘇聯的憲法中，我們找不出蘇聯統治蘇維埃中國的任何規定。這樣的事在共產主義的全部曆史中當然也從未討論過。但是，我們不用到遠處去找，就在我們的鄰國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對中國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十分具體的計劃。
我們從曆史事實中可以知道，蘇聯以完全平等和真誠的態度幫助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我們知道，它不企圖從任何其他國家取得一寸領土或一個人。
問：“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張同外國組成一個反帝、反法西斯聯盟。中國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這樣的聯盟？
答：反法西斯聯盟的性質是和平聯盟，是為了共同抵抗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中國若與蘇聯締結條約，那必然是因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國也是蘇聯的敵人。“共同保衛和平”是現有法蘇條約的根本基礎。它也可以成為類似的太平洋各國抗日條約的基礎。
中國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參加反法西斯戰線以實行自衛，是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的。
擺在各國麵前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將完全殖民地化，還是抵抗侵略者並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後一種情況下，外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將非常之多，因為中國將獲得自由，中國人民將成為獨立的人民，有獨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組織。這樣的中國將永遠是世界上一支偉大的有益的力量，將是正義事業和世界文化發展的同盟軍；任何國家都不能對這樣一個中國的影響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
必須作出抉擇。中國人民自己將走同壓迫者進行鬥爭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將同我們一起在這條道路上邁進，而不要走帝國主義血腥曆史鋪設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這個基礎上，你聽到我們蘇維埃中國的人民在高呼：“各國人民聯合起來！抵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我們相信這種聯合實際上可以實現，因為我們找不到正當的理由認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區一切真誠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類的心願。
五、在斯諾最後的日子裏
周冠宇
1972年，中國人民的朋友、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先生病重期間，中國政府從在阿爾及利亞援助的中國醫療隊選派了一支醫療小組奔赴日內瓦，到斯諾先生寓所為他治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讚譽。
（一）
那是一段銘心刻骨的記憶。
1971年3月，斯諾先生偕夫人從中國旅行歸去，回到了瑞士的故園。就在他們繼那部震驚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之後，正著手準備另一部反映中國革命曆程的《漫長的革命》的時候，癌魔悄悄地向斯諾襲來，而且來勢凶猛。
斯諾住進了洛桑醫院。經過4個多小時的胰腺癌探查手術，醫生發現癌細胞已經廣泛地轉移到腹腔、肝髒，肝功能衰竭，惡液質嚴重，治療相當困難。當手術車把斯諾推回病房時，隻見他眼窩深陷，目光遲鈍、臉色滲白，嘴角顫抖，痛苦地低吟著。
當斯諾夫人疲於奔波，為孩子的父親尋求良醫妙方不得而瀕臨絕望的時候，周恩來總理的一封信使他們全家驚喜萬分。信中附有毛主席和鄧穎超的囑筆問候，誠摯地希望斯諾來北京治療。這封凝聚著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情深意厚的信對躺在病床上的斯諾來說，無疑是一針強心劑。他決心要以頑強的毅力恢複“最低限度活動能力”，完成那構思已久的《漫長的革命》。
中國駐瑞士大使陳誌方及夫人王靜又一次來到斯諾家中探望，並把中國政府的決定告訴了斯諾夫人：毛主席、周總理派出的醫療小組已登上飛往瑞士的飛機；北京已在天壇醫院準備了一套房間，接待斯諾一家4口——斯諾及夫人、兒子克裏斯多弗及女兒西安；還租好了法國航空公司一架飛機，專設一張病床直飛中國。
然而，66歲的斯諾先生手術後非常虛弱，已經無法支持近20小時的高空飛行。馬海德博士立即向國內匯報了這一情況。中國政府隻好改變初衷，決定就近從在阿爾及利亞工作的醫療隊抽派一支醫療小組趕赴日內瓦，協同馬海德博士率領的北京醫療小組到斯諾寓所為他治病。
1972年1月22日。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館內，林中大使在召開緊急會議，他神情嚴肅地對匆匆趕來的4名醫療隊員說：“我們接到國內緊急命令，決定派你們4人立即趕赴日內瓦，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斯諾先生治病，盡一切可能減少他的痛苦，延長生命。每兩天把情況向國內匯報一次。”
一向沉靜、穩重、臨床經驗豐富的張錦坤被委任負責帶隊。他接受任務後，心中一怔，似有千斤重擔落在肩上。隊員們都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國際任務，他們不僅要履行救死扶傷的神聖職責，而且還肩負著傳播友誼的光榮使命。
張錦坤帶領的醫療小組的另3名成員，在24小時中迅速作好了各種準備工作。配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輸血、輸液裝置，各種必需藥品、器材和搶救設備，並根據斯諾先生的血型，準備了大冰筒的鮮血，登上了當日抵日內瓦的飛機。
（二）
1972年1月24日，對斯諾一家人來說，是一個曆史性的日子。
3輛黑色轎車慢慢地駛過車道，停在日內瓦蒙萊湖畔的一幢別墅旁。馬海德博士首先從車上跳下來，快步走進屋，斯諾夫人迎上前，他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毛主席、周總理派我們來了！”馬海德博士急切地說。這時，斯諾夫人激動的淚珠又一次滾滿兩腮：是啊！毛主席、周總理，派馬海德和醫療隊來了……
接著進來的是北京外科醫生黃國俊和護士李仲萍，後麵是從阿爾及利亞趕來的醫療小組的同誌們。
被譽為“胃腸道的堅強衛士”的武漢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消化科專家張錦坤，神情嚴肅、專注，頗有學者風度；
武漢醫學院附屬二院麻醉師丁素琴，年屆“而立”，看上去卻精神煥發，像個女大學生；
武漢市兒童醫院護士長卜秀蓮，溫柔、秀麗，是照顧重病號有經驗的護士；
北京中醫研究針灸醫師張貽弓，一位典型的既通中醫又懂西醫的東方女醫生。
斯諾夫人熱淚盈眶，激動地同她們一一握手。突然，門口一個個熟悉的麵孔闖入眼簾：那是秀氣的徐爾維——一年前斯諾夫婦在中國旅行時的向導、翻譯，大使及夫人王靜，司機李培根和趙英家。
醫療隊的到來，使斯諾先生非常興奮。他咬著牙硬撐著從床上坐起來，熱情地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白衣天使。當陳大使告訴他“中國政府，毛主席、周總理派醫生護士來探望您”時，他笑起來了，並風趣地說：“謝謝，你們來得真快。現在陸軍、海軍都備齊了，隻剩空軍了！”（意思是說他馬上就能坐飛機去北京了。）
中國醫療小組的同誌們向斯諾一家作了短暫的問候，就下樓商量治療方案，開始了搶救斯諾先生的緊張戰鬥。
（三）
當天晚上，馬海德對斯諾夫人說：“我們原準備在北京把一所醫院改成您的家；現在我們要把你們的家改成一所醫院。”
於是，斯諾夫婦臥室裏的一張大床，被一張醫療床替換了，房間布置得安靜、雅致。窗台上擺著斯諾最喜歡的“聖誕節一品紅”。窗外，是一直延伸到湖邊的田野．冬日的太陽從果樹叢間透過來，驅散了陣陣寒意。底樓是書房，這裏除了沙發和坐椅外，幾乎全被書占領。牆上掛著1936年斯諾在陝北為毛主席拍攝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和1970年訪華時斯諾夫婦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很快，這間小書房變成了小藥房。書架給騰了出來。放置各式各樣的藥罐、藥瓶、藥水和藥片，標簽上漢字夾雜著拉丁字母。這間小書房還成了醫療小組開會，討論病曆，交接班的醫療護理辦公室和會議室。
醫療小組6個同誌分成兩組，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們在馬海德博士的指揮下，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大家隻有一個願望：把中國人民對這位美國朋友的濃厚感情全部傾注於對他的精心治療和悉心護理中。無論有多大的困難，隻要能減輕他的痛苦，延長他的生命，他們都要竭盡全力去克服。
每天清晨、傍晚，醫療小組舉行例行的交班討論會。有時，他們也邀請斯諾夫人和孩子們參加，以便斯諾家人能清楚地知道斯諾的病情和治療方案。討論時，大家不分醫護，不分專業，激烈而認真。
為了讓斯諾夫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時間與斯諾呆在一起，除開治療和護理外，醫生、護士都在屋外觀察。張錦坤醫生的英文很好，用詞精確，每遇到他值班的時候，斯諾夫人總叫他進到裏屋，坐在斯諾先生旁邊，中國京劇是他們談論最多的話題。高興時，斯諾先生還“炮製”幾句俏皮的中國話。
馬海德博士是總指揮，就住在斯諾家，其他隊員住在大使館。所以，他每天總是最後一個上床，最早一個起床。無論什麽時候，斯諾想要聊天、翻身、起床，他總像事先知曉似的，適時出現在斯諾身旁。晚上，子夜已過，馬海德規勸滿臉倦容的斯諾夫人上床休息，而自己卻毫無倦意地守護著。翌日清晨，斯諾夫人一覺醒來，首先展現在眼前的是博士伺候斯諾吃早飯的情景。
斯諾夫人感到這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醫生、護士、翻譯、司機都像兄弟姐妹，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家心心相連，家和醫院融為一體，斯諾先生既是病人，也是親人，醫療小組不僅千方百計為他解除身體上的痛苦，還給他帶來精神的慰藉、生活的溫馨。
（四）
病魔的摧殘，使斯諾的身體日漸虛弱，中國醫療小組把加強營養支撐療法作為減輕斯諾的痛苦、增強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們為斯諾製訂了科學的營養補充方案。除了營養藥物潤劑外，還編配了合適的食譜。
一天，輪到張錦坤醫生值班做飯，斯諾夫人特別感興趣，說要學手藝。張醫生自知烹調技術不高，但想到中國菜舉世聞名，雖不能與國內名廚相比，但總可以在她麵前露一手。飯菜做成後，他要夫人品嚐，夫人稱讚不絕：“Very Nice，Very Nice！”（“太好了！太好了！”）實際上讚賞的不僅是張大夫的“手藝”，更多的是張大夫那顆美好的心靈。
廚房就是大家聚會、聊天的場所，西安和克裏斯多弗也喜歡到這裏來湊熱鬧。有一次他們邊做飯邊爭論。妹妹西安說：“我的名字好，聽說中國有個地方叫西安，爸爸是從那裏去延安的。”哥哥克裏斯多弗說：“那麽，我就叫延安吧！我為什麽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誌，斯諾早已在他們純潔的心靈中播撒了同中國人民世代友好的種子。這美好的情誼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遠閃耀著令人向往的光輝；這美好的情誼像延安的寶塔山，永遠蘊繞著支援中國革命的異國友人的深情。
經過中國醫療小組一個星期的精心治療和護理，斯諾先生病情有了明顯轉機。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時還下樓到客廳坐著談幾個小時，接待一些重要的采訪客人。一天，他拉著馬海德的手問：“你對我有什麽計劃？我能過多久恢複工作？”馬海德知道他想起來寫那本關於中國革命的書，便安慰他說；“隨著春天的到來，你的體力就會恢複。到時候你就可以繼續你的《漫長的革命》的寫作。”他緊緊握住馬老的手，兩眼閃爍著興奮相喜悅的光芒。
對於晚期癌症患者來說，胰腺癌帶來的痛苦是最厲害的。無論吃什麽止痛藥，都難以緩解，但斯諾很堅強，極少呻吟。
夜深了，張錦坤仍在燈下低著頭，查閱醫學分類詞典，尋找歐洲買不到的中國藥的成分在歐洲的名稱；尋找當時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藥物和方法。
為了把斯諾的病情隨時報告給國內，陳誌方大使和夫人王靜，幾乎每天都驅車在伯爾尼至日內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諾的病情，給斯諾捎新鮮餃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雞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時，他們和醫務人員一道，徹夜不眠地守護，眼睛熬得通紅。
病是無情的，盡管中國醫療小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搶救，但仍不能抵擋住凶狠的病魔對斯諾的侵蝕。正當斯諾處於半昏迷狀態時，我國獲聯合國大使黃華代表黨和政府，專程前來探望他。張錦坤醫生給他用了藥，他又清醒過來。當黃華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語向他問好時，斯諾先生認出了黃華，見到久別的老朋友格外高興——30年前，毛主席和這個美國人在延安的窯洞裏進行通宵談話時，黃華曾但任翻譯。斯諾想坐起來，黃華連忙把他正在拾起的頭扶回枕頭上。雖然，他們都意識到這將是最後一次長談，但談得仍是那麽輕鬆，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傍晚，黃華又同斯諾夫人及孩子們進行了長時間交談。向克裏斯多弗和西安談到中國人民感謝他的父親對促進全世界了解中國革命所做的貢獻，談到中國人民對他的父親正直人格的尊祟，並轉達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對他們親切的問候。
斯諾的病情不斷惡化：肝昏迷合並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點，醫療小組的同誌交接完了班，但是全體醫生、護士都沒有離開。斯諾夫人預感到情況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邊；兩個孩子卻沉默不語。醫生繼續給斯諾用升壓藥和強心藥，想盡一切辦法全力搶救。
但是，不幸的時刻終於來了。
1972年2月15日淩晨2點16分，斯諾莊嚴、平靜地與世長辭了。在場的所有人悲痛欲絕。
醫療小組的同誌們兩眼淚涔涔地為斯諾刮了臉、洗了澡、整了容，給他穿上黑色高領毛衣和一條褐色長褲，外麵套了一件淡藍色晚禮服。床上重新換上了淡綠色印花床單和白色枕頭。他們還將別墅裏所有的鮮花都摘下來，放在斯諾先生的周圍。斯諾安詳地躺在花叢中，恬靜、堅毅。
滿麵淚水的斯諾夫人緩緩地走過來，擁抱和親吻醫療小組的每一個人。她說：“用金錢是買不到醫生的眼淚的。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你們幫助了我們。你們發揚祟高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延續了他的生命，使他贏得了時間，減輕了他的疼痛，讓他莊重離去。這就是奇跡。”她深情地說：“過去我們經曆過許多事情，卻是一件件從記憶的銀幕上閃現過去了，但印象最深的還是你們在這裏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熒光屏上，相信我們的子女會從你們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貢獻他們的力量。請你們轉告毛主席、周總理，中國的一片虔心將永遠銘刻在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史冊上。”
中國醫療小組為斯諾治病的消息不脛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讚譽。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諾先生的遺囑，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這個他曾教育過青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