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峰 節選自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
（一）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參加中央的會議。當時我在下麵搞“四清”。7日，我從河北永年縣趕回北京，8日由北京飛到上海，行前對會議內容一無所知。
12月9日開始開會。會議由林彪主持，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羅瑞卿。
批判羅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讓葉群從蘇州到杭州向主席告羅的狀。林讓葉到杭州，告訴她要躲開什麽人，直接找到主席。葉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見到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麽事，讓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談了談。她在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主席本人講。葉群又去，寫了個條子，要求麵談。這樣才見到主席。
據說講了5個小時，主席聽了5個小時。主席問得很仔細，但一直不表態。最後，主席相信了葉群的話。
這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視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馬上回來，到上海開會，羅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接到通知就飛到上海。一下飛機，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迎接，將他送到一個地方，警衛森嚴，實際上是軟禁。羅瑞卿是搞保衛工作的，他一住下，馬上就明白自己已經失去自由，非常生氣，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為什麽。他始終沒有參加會議。李井泉不知道，還給羅瑞卿送桔子。
我參加的那個組是總理主持，有賀龍，還有葉群等知情人。
葉群在會上介紹了她與主席的談話過程。她揭發羅瑞卿和劉亞樓兩個人躺在床上，密談一直到天黑。（劉已於1965年5月病故，生前為空軍司令。）說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
1.林總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現在不退出，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
3.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
4.一切由羅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還說羅罵林是“占著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個小組，表現十分活躍，大講羅對毛、林的不滿，等等。
在會上，鄧小平比較和緩，傳達了主席在12月2日在海軍的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的批示，內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現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總理也很謹慎，態度很不明朗。賀龍講了幾句。
林彪在會議上宣布撤消羅瑞卿的職務（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
我當時想，羅是聽主席話的，和毛、林的關係從來都是可以的，怎麽現在一下子成了現在這樣？！
會上規定不準記錄，也沒有講怎麽傳達。會議開得十分秘密。13日會議結束。
16日我飛回北京。要向下傳達，因為沒有記錄，隻能是口頭傳達。我當時兼北京軍區政委，在軍隊本來應該由在軍隊的廖漢生同誌傳達，但他說軍隊地方一塊傳達，非要我傳達。我是第一政委，沒有辦法，隻好傳達了。我也沒多說，寫了一個很短的提綱，後來又在華北局傳達，要點就是主席決定開會，大家都讚成。會後，軍隊就開始批判羅瑞卿了。
搞掉羅瑞卿，不等於說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幹部是反複的，長期的。他批評彭德懷時就說過林彪：“別人的事情都是馬列主義，就是對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義。”林將自己的病看得過重，迷信中醫。抗美援朝這麽大的一件事，高級幹部應該為之拚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揮時，他竟推了，還認為不應出兵，自己跑到蘇聯養病去了。這件事與斯大林有什麽關係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崗這條線。斯大林和高崗有直接的來往，而高崗進行反劉少奇活動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聯係到早在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上林就反過主席，主席碰到困難的時候，林會怎麽樣？主席一定會反複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毛雷爾、齊奧塞斯庫在中國訪問期間，曾勸中國同蘇聯和好。主席頂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蘇聯總要有個表示，先講話（自我批評），90％的責任應該是他們的；林彪在一旁說99％。“文革”初期，主席講不宜搞急刹車；林彪趕快講：如果急刹車可能摔下來。林總是這樣，總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見完全相同，而且講的比主席講的還厲害。主席一講完，他馬上講兩句話，第一句是主席發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擁護。他的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從另一個方麵考慮：你一直捧我做啥？實際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覺。本來，把羅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對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軍隊，不然為什麽定了一條：文革期間不準調動軍隊，調一個排也要軍委主席簽字，就是必須有主席簽字？可見毛還是不完全放心，不讓林有權調動軍隊。
（二）
一九六六年三月
1966年上半年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醞釀時期。
上海會議後，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趕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藝革命”的問題。林向總政下達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據林的委托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江說：“在文藝方麵，有一條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3月22日林彪將座談會紀要報中央軍委。紀要經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報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發。
3月8日淩晨，邢台發生地震。我們正在天津召開華北局書記處生活會。8日晚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進行救護、救災工作。我當時表示要去邢台。總理說：你先不動，我先去。
總理赴邢台視察後，12日到16日在天津參加華北局的會議。16日總理作報告，會議結束，我們回到北京。
會議還未結束時，我就接到通知，讓我到杭州開會。
17日我從北京乘飛機到上海，而後乘火車到杭州，我們住在新落成的西泠賓館。忙中偷閑，住下後遊了蘇堤。
當天下午5時，我們到主席那裏開會，主席住在劉莊。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六大區書記，總理，彭真都在。小平同誌沒有來，他為了躲開處理羅的事，到三線視察去了。
這次會議我有記錄，會開得很自由，沒有正式報告。主要是主席講。他先是扯些閑話，很隨便的，然後講到文化革命，點了喬木的名（他未到會），批評了吳冷西。主席講吳冷西，喬木，“我看你們隻是半個馬列主義者，半個三民主義者，你們自己做結論，算不算馬列主義？”大家也聽出來，不隻是這幾個人的事，而是批評文化工作方麵的問題。主席也沒有講得那麽透。
大家聽著，啞口無聲，誰也不能表態，陶鑄是勇敢的，敢講話，這次也很謹慎。參加會議的人相互之間也不敢多說話，又都想試探一下，了解情況，但是誰也不主動，也不敢主動。
當時彭真的地位還可以，還是中央秘書長的角色，還管著羅的事。記得會議中間，他去接電話，回來說羅（3月18日）跳樓把腿摔壞了。這時主席有些驚訝的樣子，問：“為什麽跳樓？”然後講了一句：“真沒出息！”聽起來意思是官司剛開始打，就跳樓，官司還在後頭呢。我想主席還在觀察，從以後事態的發展也可以看出。主席為什麽講這句話，因為中央還未做任何結論麽。主席還在考慮還可能牽扯到什麽人。
3月會議主要點了楊尚昆，陸定一的事，還聽了江青介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會議對羅的揭露就多了。一邊倒，群情激憤，光聽會上揭發的事，那麽羅的問題就大了。
20日上午會議結束。
21日，陶鑄領頭，大區書記參觀了花塢、玉泉。我們離開杭州到上海。23日從上海飛回北京，當天召開書記處會議。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與各大中央局第一書記等合影，左一陶鑄，右二李雪峰
（三）
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召開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我於14日從邯鄲返京，15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飯店（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麽的？3月不是剛開了會？”
我說：“我也不知道。”
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後，要求和主席見麵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話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麵，隻講20分鍾。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知道事情大了。
會議還沒有正式開，18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麵發表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終沒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記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經到來。
19日開始開會。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裏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意在那裏住，他願意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聯係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都在西泠飯店。吃過飯，出去散步，六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和彭真並行，並且都不和他說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是我們也隻講點廢話，“天熱了……”等等。誰也不敢講正題。
4月21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為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
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主席的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到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隻記要點。我的記錄是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比如劉誌堅回憶：4月1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台8號樓說，中央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倆飛上海，當天康生，陳伯達，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5月1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經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沒有話講。開始三人在一起，麵對麵幹坐著，後來宋任窮離開前艙，到工作人員那邊，隻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裏都明白，我們倆的任務是“護送”他回來。
到機場後，我們各自坐車走了。後來有人說我把彭真交給了安子文了，這是不對的。
上海會議搞羅，三月會議點楊尚昆，陸定一，四月會議批北京市委，批彭。這時誰都知道，問題剛剛開了個頭，遠沒有完。誰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發展。這時北京大家都很緊張，到處打聽消息。
（四）
一九六六年五月
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般說法是3日開始，先召開了幾個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華北局，準備開匯報工作會議。工作十分緊張。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麵對主席台的左手。我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我走進去，坐下看見桌子上放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來看是林彪的手書，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說他證明：
（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二）葉群與王實味、ＸＸＸ根本沒有戀愛過。
（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
（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
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裏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
他剛開始講，有人在後麵，手裏拿著什麽資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後麵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馬上製止，吵架就停了。
此時，當我拿起來看林彪的手書，還未看明白，就聽聶帥拿著林彪手書，生氣地衝著主席台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這等於給主席台上提意見。
這事與政治局又沒關係，這種事還發文件，丟人！可笑！這個文件是針對陸定一和他的夫人嚴慰冰的。這麽嚴肅的會議，發這種文件，真讓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
從會上看，劉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認為他有錯誤，但不同意這麽搞。看得出少奇有氣，壓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會議，等於反對他自己。總理也很慎重，不講話。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
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讚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點批判“二月提綱”，說它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嚴重的話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通知”一通過。形勢就嚴重了。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會議休息了兩天，到18日繼續開，仍是劉少奇主持。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即有名的“五一八講話”。
林彪在正式講話前問陸定一：“我對你怎麽樣？”
陸定一說：“很好。”
林說：“我對知識分子曆來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學生），你怎麽那麽整我？”
因為林彪點了名，會後，政治局常委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散會了，我們知道常委在那裏開會沒有走，陸定一在旁邊屋裏等著。
鄧小平喊我進屋，讓我和李富春去和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
富春非要我領頭。我讓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們倆站起來，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的門口隻有幾步路，誰也不願意走在前麵，一直並行，走得很慢。走到門口，他推我，我年輕，隻好服從。一進門，我就靠邊坐下。坐下後，應由他先說，他又推說讓我先說。陸都看到了。我隻好先說。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誌出席這個會議。”這是鄧小平找我談的，誰找富春說的我不知道底細，隻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
陸定一說：“雪峰同誌，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
我勸慰：“會議定了，休息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富春也說：“是啊，事情總會弄清楚的，中央決定……”
林彪講話事先做了準備，他有個簡單提綱，字有桃核大，他說：“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主席召集政治局擴大會，集中解決了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來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係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他殺氣騰騰，大談“政變”，從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國政變，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有。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話。
林對楊問題的講法也同鄧小平對我講的不同。小平說：楊尚昆是單幹戶，他是有事。但是什麽事，他沒有說。
5月23日，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調查。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調葉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我任北京第一書記。討論時我說：“我一個人不行，調一個人做副書記。”候選人提了兩個人，吳德和華北局什麽人。1936年我和吳德搭過班子。他在棗園工作過，康生了解他。最後決定吳德任第二書記，郭影秋，高揚文，馬力為書記。
24日又發了“關於陸定一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這兩個文件都下發到縣團級。
（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學生食堂的東牆貼出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什麽？”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珮雲是北大黨委副書記。大字報的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校黨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後來才知道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軼歐等人在北京大學串聯了。
大字報一出來就將黨內矛盾公開了，而且這是1957年以來第一次在北大出現大字報，一下子引起轟動。學校內部，學生馬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反對大字報的，一派是擁護大字報的。兩派各說各有理，互不相讓，形成對立。在辯論中青年人火氣大，有個別人動手，發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許多留學生，消息馬上傳到國外。北大校門曆來是開放的，外麵的人聞訊後紛紛進去看大字報。
這天晚上我接到陳伯達的電話，他要我去北大，說：“形勢嚴重，怕大字報上街，怕串聯。現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報，怕人們上街遊行。”看來他們放了火，還不知道主席的態度，怕火燒到自己，急於穩住陣地。
我說：“我不能去，因為中央沒有正式通知，師出無名。”這時吳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吳德還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華北局的名義去也不行。
陳講：“形勢嚴重，很可能發生遊行。在北大如何貼大字報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講話不可，我也不能給主席打電話，現在半夜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聯係，因而沒有答應。又拖了一下。
陳伯達急了，第三次給我打電話，話講到這種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還是不答應，他又說：“我們一塊去。”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已內定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負責運動的。我沒有辦法，隻好同意了。
這時外事辦副主任張彥也來電話說：我剛從康老那裏回來，康老要你和蔣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見是：大字報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個學校去，不要上街。總理也指示了幾條：正麵講毛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做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要負責人親自去做工作。張彥說：先和你打個招呼，康生還要找你。
過了一會，康生就來電話了。我先講了張彥轉告的話，他說：蔣南翔已經來過了，你不來也可以。我說：陳伯達來過電話，要我講話。康生聽了沒有多的話，表示可以。
這時陳伯達又來電話催我。我說：“我等你。”我考慮，我一個人上台讓群眾一包圍，我連個報信的人也沒有。我抓解學恭、池必卿來開會商量。我說我在台上，你們散在台下，聶元梓是太行幹部，池必卿能做她的工作，和外麵的人通信。這一切安排好了，已是12點多。我與陳伯達聯係。陳這時卻說：“我正在改一篇社論，去不了。”陳伯達要我去北大後開個緊急會議。（這暴露了康陳兩個人的互相勾結。）
我趕到北大臨湖軒時，陸平正在主持校黨委會。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副部長劉仰嶠也在。他們在禮堂召開八百人的黨團員幹部會議，而且已經開過了。我先聽了一段匯報，就說：“已經開過了，那就算了吧。”蔣說：“雪峰同誌你既然來了，我們就再開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劉仰嶠和張彥。又要開會我講什麽？我就叫張彥提供一些情況，傳達周、康、陳的指示。我一邊聽，一邊想，心裏生氣，為什麽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請張彥先講講，我主持會。他不講，我問總理還有什麽指示，他說沒有。
等於原班人馬又開了一次會，在黨團幹部會上我講了25分鍾。後來群眾概括為幾條：1，不提倡寫大字報；2，大字報要內外有別；3，要有領導；4，要有步驟；5，不一定開大會聲討；等等。
會後我回到家裏，睡不著，心裏考慮，中央還未吭氣，我這樣做合適不合適？天還沒有亮，就給少奇打了個電話，不想碰了釘子。我剛說我在會上代表中央、包括總理講了一個話，他馬上頂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趕快就說：“那怎麽辦？我馬上寫一個檢討，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說：“那也不要。”說完了，他就把電話掛上了。我一聽就知道事情不在我這兒。這句話把我解脫了。
通過這一天的事，覺得康、陳是對我來了個突然襲擊。本來我對康、陳有些看法，但當時也不敢太懷疑，因為他們都是老資格的同誌。
（六）
一九六六年六月
5月31日，陳伯達親自到“人民日報”社，改組“人民日報”社，撤了吳冷西的社長職務，宣布中央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這是中央派的第一個工作組，而且由陳伯達宣布，並由他領導。
改組後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無論有著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這篇社論實際將林彪“五一八”講話精神公布與眾。社論宣布“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6月1日，我們正在開華北局會議，由我傳達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下麵遞了一個條子，說是由康老那裏送過來的文件。我打開一看是康生寫的條子。內容是主席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並說今天就要公布。主席批示的內容，因為時間倉促，看得匆忙，我已經記不清了。因為事關重大，我在會上念了康生的條子。
6月1日晚八點，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了聶元梓的大字報，被稱為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一下子火就點起來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會上說：“大字報廣播後，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報廣播後我就十分被動，因為我在北大的講話與主席的評價顯然不同。
當天晚上，張承先率少數工作隊員進了北京大學。
6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醒目標題“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說“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並說北大的黨組織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說“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施殘酷無情的打擊”。各高等院校紛紛仿效北大，揪鬥校係領導，衝垮各級組織，從此全國高校陷於混亂，一發不可收。
晚年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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