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素有有色金屬、動物、植物三大王國的美譽，當年我下鄉的西雙版納就占了2項，我國的原始森林分布較廣，但類似於東南亞的熱帶雨林，僅在雲南的西雙版納保存了一些，主要在猛臘縣境內的幾處自然保護區，它與石油、煤炭一樣，不可再生，非常珍貴。
1969年4月，我們五個男知青被安排在縣猛臘縣猛侖區，城子鄉，曼掌社插隊。，這裏到1970年才正式成立人民公社，1971年才戈階級成份，這使我深感邊疆民族地區與內地的差別，曼掌隻有11戶口人家的小寨子，地處猛侖壩子的邊緣“掌”在傣語中就是大象。
在50年代時，這裏曾經有一群野象，由於原始森林的破壞，大象消失了，可喜的是，野象又回來了。傣族老鄉歡迎我們的到來，住房與各種生產工具也給我們準備好，傣家人特有的竹樓，非常適合這裏炎熱潮濕的氣候，很遺憾當時我們沒能住上，很羨慕其它寨子的知青能住上竹樓。因為國家給我們的安置費還有多餘，因此第一年我們的口糧由國家供應，每月還有11元，二兩油，加上我們從上海來時，家長與親朋好友送了不少吃的東西，開始一段時間，生活上的問題不是很突出，隊裏對我們實行同工同酬，苦活與難活一般不安排我們 幹，剛下鄉時正值這裏的旱季，由於水田數量不足，要種一部分旱稻，我們城市學生每年也要到農村參加“二搶”的勞動，但隻知有水稻，這是第一次知道還有種在山上的旱稻，這讓我們領略了什麽叫刀耕火種，第一次走進熱帶雨林，哇！哪種感覺真難以形容，參天的古樹，奇花異草、藤蔓繚繞、盤根錯節、陰森恐怖，不時有蛇在麵前穿過，我還真遇上準備攻擊的眼鏡蛇，嚇出一身冷汗，我們身上隨時帶著從上海帶來的蛇藥，以防不測，這裏真是動物與植物的天堂。為了糧食，我們毀林開荒，在劃定的範圍內，砍光所有的樹木，然後曬幹、火燒、堆攏、再燒，幾個來回後，可憐的原始森林變成了光禿禿的，帶有一片焦糊味的黑山，男勞力在坡上方將長杆在20公分間隔剁成一個個小洞，婦女與我們知青在坡下方將旱稻種播上，並用腳將泥土蓋上，由於氣候原因，這裏的草長的比莊稼還快，必須要鋤二到三次草，在35--40度的烈日下鋤草，對我們真是一個考驗，記得有一次，隊長岩喊我們分工，把我們帶到一顆大樹邊說：“你們砍倒就可收工，開始我們還以為今天可以收個早工，一看，嚇了我們一跳，足有一米多粗，少說也有幾百歲了，我們輪流上陣，一上一下，隻聽見斧子與大砍刀的聲音，卻看不到對方，光著膀子，穿著短褲，滿身大汗，樹終於被砍倒，我們也累癱了。
為了吃這些糧食，不知破壞了多少珍貴的熱帶雨林，還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代價，幾個月下來我們的手上長滿了老繭，我手指上至今還可以看到多處小傷疤。當然我們在艱苦的勞動中得到磨練每年11月後，是一個相對的閑季，我們曼掌在這個時節都要做一批傣族特色的大木箱，寨子一位50多歲的老波濤會這門手藝，隊長知道我也會一點木工活，讓我配合他一起做，這裏盛產“紅椿木質地和顏色都很好，做成框架，另一種白色可防蟲防潮的木料做麵板，即美觀又實用，深受當地傣家人的歡迎，25元一，非常好賣，供不應求，我曾向隊長建議，這樣的付業應長期做下去，一年下來可增加好幾千元的收入，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不知是何原因，隊裏仍然按老規，每年隻在閑季做一批。
1969年底，縣裏召開了知青總結評比大會，我們集體戶因勞動積極，與傣族老鄉友好相處，從未出現違法亂紀的事，被評為先進集體戶，我被評為先進個人，我的好友王以民因會唱樣板戲調縣宣傳隊，小陳因身體原因常在上海，寨裏隻有我們三個知青。傣族是一個善良、溫和、崇尚平等的民族，他們安居樂業，特有的風俗，別致的穿戴，婦次優美的發型，給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一年的勞動與生活，鍛煉了我們獨立生活能力， 學會了多種農活，，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最大的體會是，要學會適應環境，不能怕吃苦，在整個公社的知青中，我們的勞動出勤率是最高的，因此我們也有了強壯的身體。離曼掌近5公裏的地方，是大卡大隊的莫登生產隊，是哈尼族寨子，老隊長叫老大，是個老黨員，他去公社辦事，都要路過我們這裏，每次都要到我們住處坐坐，有時拿點水果給我們吃，常來常往，就熟悉起來。他告訴我，他們那原來也安排知青去，房子都蓋好了，後來取消了，他們很失望。我問為什麽。他說，他們幾次辦學，都失敗了。聽說知青要來，很高興，他們有60多個學齡丿L童，希望這些孩子能上學，不像他們大人，大都是文盲。老隊長用很樸實的語言，表達了他們的願望。莫登離公社有13公裏，也不具備到公社小學去讀書的條件。老隊長請我們到莫登去玩。
1970年的一天，我們3個知青帶著砍刀，走了一個多小時的森林小道，來到了處於半山腰的莫登寨子，這是我們第一次進入哈尼族生活的地方。在村口，一位40多歲的婦女招呼我們進屋休息，這是個養豬場，她拿甘蔗給我們吃，又煮南瓜，非常熱情，她叫咪內，也是後來我的哈尼幹媽，稱為老阿批，她把老隊長叫來了。他興致勃勃地帶我們在寨子裏轉了一圈，讓我們看了蓋好的知青住房，一群小孩子好奇地跟在我們後邊，寨子在半山腰，下邊有一條叫猛寬河，流向曼掌，上遊有個麻風寨。屬於景洪的橄欖壩，他們居住條件不如傣族，大都是矮小的草房，竹樓很少，有70多戶人家，近400人，我看後，覺得半山區的自然條件並不差，這裏的土地麵積比壩區寬多了。老隊長終於向我開口了，他希望我能去他們那裏，隻教書，不用下田勞動，並保證不讓我吃苦。我沒有答應，這不是一件小事，我在給父母的信中提到此事，他們不讚成，我還問了另外2個知青，他們也沒有這個想法，這件事就擺了下來。隔了一段時間，老隊長對我說，他己動員了曼勒寨的上海知青小陳，己同意上山，並再次動員我，可能是他對我比較了解，有些好感的原因。這時我開始被他的真誠與執著而感動，考慮到2人結伴上山，有個照應，父母放心，最終答應了。這個過程很多人不清楚，以為當時就我一個人去莫登。
在老隊長等人的帶領下，我和小陳一起上山，哈尼老鄉自然很高興，全寨動員建學校，熱情高漲，我與副隊長沙查，還有他弟弟3人一起做木工，要準備70來套的課桌椅、黑板、籃球架等教學用具。小陳一人開始上課，有40多個學生,我們吃住在一起，很融洽，咪內阿批與學生家長經常送吃的給我們。2個多月後的一天，小陳突然對我說，他想回曼勒去。我大吃一驚，問出了什麽事，他說是父母的意思。我說，你要找一個充分的理由告訴老隊長，後來隊裏沒有為難他，他離開了，但我明確地表示，我既然來了，就不會走，我是經過再二考慮之後，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請他們放心。他們真的擔心，我一個人會不會留下來。這樣，他們對我更加關心了。
我開始接替小陳上課，成了一名民辦教師，使用雲南統編一年級教材，沒有什麽難度。問題馬上出現了，學生不會漢語，學的又是漢語教材，這時我還沒學幾句哈尼話，這可不好教。我與老阿批也隻能靠手勢交流，必須盡快掌握哈尼語言，15歲的學生當龍，晚上與我住在一起，成了我的老師。我用筆記本將哈尼常用語譯成漢語。如：“你要去哪裏”？譯成：“惱阿給以對”。多記，多背、多講，因沒有文字，語法簡單，一段時間後，我與學生和老阿批可以簡單會話，學生也逐漸學會漢語，我們的一些上海知青，傣語講得非常好，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就是傣族，在民族地區，學習當地語言很重要的。
我們找了一塊空地，決定帶學生種蔬菜，圍上竹欄，四周挖出深溝，防止家豬闖入，裏麵建了，男女兩個廁所。學生從沒有在廁所內方便的習慣，怕臭，我隻好強迫他們，時間長了也習慣。我們用人糞拌上牛糞與稻草，經發酵後，那可是最好的有機肥料。白菜、蓮花白等長得又大又嫩，這樣的綠色食口現在很難吃到，每個學生都分到一份，自己也吃不完。學生的的頭發是我全包的，有的長時間不理發，又亂，又髒，我全理成短發，既衛生，又精神。我們知青都是互相理發的，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麵鏡子，沒有推剪，仍然能理出好的頭型來。許多哈尼老鄉也來找我理發，後來他們看我忙不過來，來的人少了。理發是件小事，在理的過程中，我與他們多了交流的機會，也是我學哈尼話的好機會。在上課時，我對學生很嚴厲，他們都怕我。目的是讓他們能學到點知識，跟上教學的步伐。他們年齡懸殊很大，小的不到6歲，最大的15歲，接受能力不一樣，最麻煩的是，不斷有新生進來。我向老隊長建議，分成2個班，隊裏有位30來歲的婦女，讀過小學，我帶她一起教。後來我們是2個民辦教師，分大班與小班，我們的學生大都努力學習，由於隊幹部與家長的重視，我們的學校辦得是成功的。後來我得知，60來多個學生中，竟有10多個當了國家正式教師，作為他們的老師，能不感到欣慰嗎？隊裏有台嶄新的上海蜜峰牌縫紉機，在上海時我就學會使用，機器抬到我住處，開始時縫一些舊衣服，我發現男女老幼都喜歡戴漢族的解放帽，看似簡單，其實要做得周正、好看不容易。我到公社縫紉組去，在師傅的指點下，我掌握了要領。因送來的布料太多，我又不好意思讓他們等的時間太長，經常晚上點著馬燈踏機器。我的學生當龍幾次對我說，他要將這些布退給他們，說我忙不過來，還把幾個送布的人罵了一通。老隊長在開大會時也提到了此事，自然來的人少了許多。這裏民辦小學隻上天課，下午，我多數時間在做木活，有隊裏的，大量還是私人送來的，如小木箱，吃飯的桌子橈子等。我自己也做了書櫃、寫字台、沙發椅子等，老鄉送給我上好的紅椿木與香樟木，我帶回了上海，我從上海設法搞到了幾根無縫鋼管，送給他們做火藥槍，他們高興極了。
一天，老隊長與我商量，說隊裏還有點錢，想買一台手扶拖拉，我很讚成，也建議再買一台碾米機。這裏各民族春米的方式基本一樣，很原始。清晨，全寨子一片擱登的春米聲，我也嚐過種滋味，費時費力。那天，全寨子出動修路，我花了9個小時，將拖拉機開進村裏，而這裏的土壤很硬，手扶拖拉機犁不動，耙田還可以。碾米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最高興最受益的是婦女，每天他們可節省1個多小時，後來又來買了電動脫粒機，它可以頂幾十個勞動力。我們都嚐到了機械化的好處，而機械的維修自然落在我身上。
在公社農機員周正華的幫助下，我學會了柴油機修理。機器長時間的工作，經常會出故障，一次因買不到零件，停了幾天，一次因碾米篩子規格不同，又停了幾天。我與老隊長走50多公裏山路，到景洪才買到零件，這是易損品，我們買了許多，很重，老隊長不讓我背，在我再三堅持下，才分一小部分給我，內心很感動。我與他走過兩次，沿途讓我欣賞到了西雙版納的美麗景色，那是原始的美。
有了機器後，就有了依賴性，再用人工春米就不樂意了。1973年初，隊裏想利用一條小溪，建一個小水電，我去看了一下，水流雖不大，但可以形成高落差，我與老隊長立即去縣水利局，他們大力支持，說“國家、還有一部分資金補貼”並派2個技術員來。我去書店買了好幾本‘：關於小水電的技術書籍，請教技以：，術員，我知道將來的日常維修還要靠我們自己，全寨子動員起來，挖水渠、修蓄水池，做壓力水管。架高壓杆非常艱難，電站離寨子有3公裏，要翻一座高山。我帶領學生也去參加挖水渠，在縣裏公社的支持幫助下，20千瓦的小水電發電成功了，全寨子歡欣鼓舞。要知道，整個猛侖，電的村寨廖廖無幾。有了電，我們還建了一套鋸板機。我真敬佩哈尼這個民族，他們重視孩子的教育，對農業機械化的渴望，他們患厚、善良、不怕苦的品質，深深打動了我。
我每天實際幹活的時間有10多個小時，老百姓稱我是寨裏最忙的一個人，這是真實的。我心裏很清楚，要在這裏堅持下來，不能閑著，讓自己隨時保持疲勞的狀態，一覺睡到天亮，沒有時間去胡思亂想。隊幹部、老鄉、尤其是老阿批，他們愛護我，照顧我，他們多次用同樣的話對我說：“我們300多人，你 才1人，我們每人給你一點，你吃不完。”的確如此，在生活方麵我不用操心，主要由老阿批照顧，她沒有子女丈夫也去世了，將我當親人一樣，每天都來，給我做的哈尼族的衣服。現在我還保存一件，以作留念。她經常對我說，不要太累了。我很慶幸，有一個慈祥善良的哈尼幹媽，內心充滿了感激之到了莫登之後，我沒有做過農活，隊長不讓我去。一次，學生放假，我堅持要與他們去“睡田”，背上行李，爬了5個多小時的山路，這裏離邊界己不遠了，有10多畝水田，一部分山地，花了10來天時間，把農活做好。一切都那麽原始，雖然很辛苦，內心很充實。我第一次看到江對麵罕見的大龍竹，其根部直徑有40多厘米，彎彎的竹尖有10多層樓房高。通過這次“睡田”，我更感受到這個民族多麽不容易啊！我無力改變他們的麵貌，隻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們到處誇我，宣傳我，引起公社、縣以及上海慰問團的重視。
（作者介紹上圖：這是一張生活照，中間這位叫米內，大我10多歲，我叫她阿皮（老大娘意思）丈夫早過逝，無子女，我與另二位知青去木等寨，在村口我們進了養豬場喝水，阿皮不會漢話，用手勢招呼我們，拿甘蔗煮南瓜給我們吃，純樸，善良，後我上木等後，那幾年主要是她在生活上照顧我，一天來我處好幾次，每次都拿吃的東西來，在生活上不用我操心，我們形影不離，親密無間，當她得知我要去上大學，我發現她流淚了，我的良心讓我留下了，旁邊這位叫米婆，我帶她出來，她教小班，我教大班，配合很好，98年，我帶手下20多人去版納回寨子，阿皮抱我一起哭了，一些老人也抱我哭了，足矣。）
1970年我入了團，1971年9月、《人民日報》用《邊疆煉紅心，山寨辦學堂》作了報道，《雲南日報》也報道了我的情況，1972年整黨時，我跟老隊長與指導員談了想入黨的願望，寫了入黨申請書。一次大隊支書車瑞來莫登，找我談了話，他聽到了對我一片的讚揚聲，叫我繼續努力，爭取在下一批，我當然明白，入黨不比入團，但一定要爭取。
1972年8月，我接到公社文書劉思源的通知，他告訴我，經公社推薦，縣裏決定，讓我上工農兵大學，是雲南師範學物理係，車票己買好，叫我回去收拾一下，叫老鄉送一送，明天坐班車去昆明報到。由於沒有心理準備，太突然、太意外了，無論是誰，有這樣的機遇都會心花怒放。對於當時的知青，上大學可是離開農村的最佳途徑，我從小喜歡自然科學，特別是航空、航天，小學五年級就開始看航空雜誌，中學是航模隊員，多次參加航模比賽，又是班幹部，學習成績一直在前幾名，最大的夢想是考上航空學院。如今，雖然不想往的大學，畢竟物理也是自己喜。
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思緒萬千。兩年多時間不算長，老隊長，老阿批，學生，還有許多哈尼朋友，我們朝夕相處，這種感情隻有自己能體會，我也明白，他們不希望我走，舍不得我走，除了感情之外，他們又要麵對學校怎麽辦下去的問題。我去莫登，就是建民辦小學，讓學齡兒童有讀書的機會，我也必須麵對。我一走之了，他們怎麽辦？過去他們四次辦學都失敗了，難道這次也將以失敗告終嗎？離寨子越近，心裏越不安，內心充滿了矛盾，我邁著沉重的腳步回到了住處，老阿批在幫我做飯，她不說話，我感覺到，她己知道了，我怎麽開口跟她說呢？我真走了，她會很難過，其實我也一樣，在過去的那些日子裏，我對她在生活上己經產生了依賴性。學生陸續來了，7個隊幹部全來了，我的住處擠滿了人，我心裏明白，今天這一關對我是個考驗，我忍住不開口，想先聽聽他們的，指導員的女兒才7歲，學習好，很聰明，長得也很清秀，我很喜歡她，她帶頭哭了，其他一些學生也跟著哭了。這個滋味不好受。他們說了許多話，其實隻有一句：“你走了，我們怎麽辦啊？不要走。”貧協主任差儂先開口：“朱老師上大學是好事，上級的決定，我們不能反對，我們隊幹部有一個想法，請你再留上一年，把那位女教師帶出來，能獨立教書再走。”指導員說：“她女丿L叫他不讓朱老師離開，她太想讀書了。”新上任的隊長沙查對我說：“我們全寨子人都舍不得你走，老阿批更是了。”我一看，老阿批沒有在場，她有意回避。老隊長說：“老阿批很難過，她想明天再和你告別。”
那天晚上，他們離開時已是淩晨2點多了。我不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麵對這樣的陣勢，人的良心起了主導作用，而並不是我有多崇高的思想境界，他們說的也有道理，明年、後年還有機會，我相信如果別人與我有相似的經曆，也會做這樣的選擇。我留下了，一位曾采訪過我的記者對我說：“你要真想上大學，隻有一種方式，就是接到通知後，不回寨子，直接走，你隻要一回去，就注定走不了了。是你的特殊經曆與性格決定的。”當然，這一決定，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有人問我，你後悔當初的放棄嗎？坦率地說：在自己處於艱難的時期也後悔過，當初如狠心一走了之，不是沒有後麵的事了嗎？許多知青進了大學，不少成了教授、副教授，我也有這個可能啊！我不比他們差，後來，我端正了心態，泰然處之。許多人都理解我。包括過去的老領導，原猛侖公社黨委禾書記（白族軍代表）來信安慰我，原猛臘縣委刀書記（傣族）多次來曲靖看我，原西雙版納州委徐政委，思茅軍分區張司令員來我家看望我。老隊長去世了，他的兒子與原副隊長阿四，代表全寨子來看我，猛臘縣楊副縣長（哈尼族）也來過，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8年底，對我的審查結束後，在征求我的意見時，我明確表態，想回莫登去，他們仍然會要我的，繼續當我的民辦教師。很可惜，這個願望沒能實現，我被安排到省屬的一個煤礦，下放勞動，下過井，做過重體力勞動，我自學無線電。
1986年調礦工會，管理電視轉播台，幾乎每年都評上先進工作者。
1995年,我在曲靖恩洪大廈當經理 。
1998帶愛人與手下的員工到西雙版納旅遊，離別22年，第一次回莫登，內心又激動又不安，由於自己的原因，影響了他們。這裏已通了公路，與原來有了很大的差別。我們的車到時，公路兩邊站滿了迎接我的哈尼老鄉。看到了一直思念的老阿批，我們抱在一起哭了，一些老人拉著我，我己聽不太懂她們的話，卻感受到了她們的真情厚意。周正華（原人大副主任，哈尼族），和鎮、村委會的幾個領導，還有留下的七八位上海知青，我們聚在莫登寨，村裏宰豬、殺雞，擺了幾十桌， 晚上開聯歡晚會，我感動極了。周正華對我說：“你為老百性做的好事，他們一直記在心裏。”我在莫登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與老阿批聊到了深夜，我隻能送一點錢給她，表示感激之情。老人們為我拴紅線，祝我平安。
臨走時，他們將各種吃的東西塞滿了2輛車，我望著他們，依依不舍，再次流下辛酸的眼淚，她們也流淚了.我的員工大都是20來歲的女青年，他們說，“我們相信你過去在這裏真的有過一段不同凡響的經曆。”的確，在西雙版納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終生難忘。誰說這不是人生的一筆財富呢。
（此文是為慶祝西雙版納自治州成立60周年。應西雙版納州政協出版2013年8月《我與版納》一書的約稿，寫於雲南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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