嚎，這篇文章好像打你臉了

　1973年5月10日《文匯報》用一個半版發表本報記者撰寫的通訊《貧下中農的好兒女》

已經進入歡喜回憶往事的年歲，回憶過去采訪過的地方，更多的是回憶過去采訪過的人。對那些已經去世的，我想到他們墓前獻上一束鮮花，或一杯清茶；對那些還健在的，我想對他們再采訪一次，聽他們談談晚年生活及兒女情長，思念之激切，有時會在夢中和他們相見。

就在這樣的思緒綿綿中，我見到了四十年前采訪過的上海知識青年朱克家，那時是在雲南的僾伲族山寨。我們握住手，激動得反而平靜了。我說：“四十年不見了！”他說：“我也已經退休了！”我注視著他，他那蘋果紅而稚嫩的臉，變得黝黑了，粗獷中又帶著幾分滄桑，不是我常見的和他年歲相仿的上海人的麵色了。他是從雲南開遠煤礦賓館總經理的位子上退下來的。

記者和采訪對象相識，常常是偶然的。1973年，我還在報社評論組工作，為了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評論，就去坐落在威海路的上山下鄉辦公室找資料。我們帶回兩份資料，一份是在雲南插隊的朱克家，一份是在安徽蒙城插隊的俞自由和趙國平，都發了《文匯情況》。不幾天，姚文元把刊載朱克家事跡的《文匯情況》批示給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要求派人去雲南組織朱克家為《紅旗》雜誌寫一篇文章。市委寫作組要文匯報派一個人配合他們去雲南。報社領導不想轉載《紅旗》雜誌的稿件，但又不甘心失去專訪機會，除了派一個人去配合市委寫作組，又派我隨同前往，為《文匯報》寫稿。這樣，我和評論組的一個人去了雲南，另外兩位去了蒙城。當時評論組共四人，全部出去采訪了。

我們一行到了昆明，又去了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正值傣族新年潑水節，傣族的竹筒米飯、芭蕉葉蒸魚、米酒、蘆笙、象腳鼓、花團錦簇的傣族少女、碧藍的瀾滄江水以及潑水時的奔放狂熱……雖然新聞通訊中不允許對如此情景多作描述，但這些至今仍銘刻在我的腦海裏。

到了朱克家插隊的猛侖公社，走過懸索橋，在葫蘆島住下。這裏是中國科學院雲南植物研究所的熱帶植物園。第二天我們就隨朱克家上山。在原始森林裏穿行時，我邊走邊和朱克家交談，他如何從這條山路進寨，如何修路，如何把拖拉機開進山裏，如何當民辦教師，一路談了下來，他的基本情況我都清楚了。我們在僾伲族山寨看了小學，采訪了幾個人，吃了中飯，就下山了。他們連夜把朱克家拉去猛獵縣城，我繼續留在葫蘆島。

第二天，由猛侖公社一位老師陪同，我又上了僾伲族山寨，采訪了隊長、指導員、青年人、學生，特別采訪了待朱克家如同兒子的老阿匹（媽），還跟著社員去深山老林體驗刀耕火種的耕作，晚上睡在生產隊的倉庫裏，像小貓一樣大的老鼠在我身邊跑來跑去……下了山，我也沒有立即去猛獵，又在葫蘆島住了一天，訪問了植物學家蔡希陶，他是複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的內弟，帶我去園子裏看了他培養的油瓜等幾個新品種。回到上海之後，給虛白堂的劉旦宅說了潑水節盛況，他給我畫了《潑水節圖》；給大石齋唐雲看油瓜的照片，他畫了三張油瓜，有一張我送給了蔡先生。

打住這些題外話。我到了猛獵，他們已為朱克家寫出初稿。回到昆明又住了兩天，趁朱克家去昆明開先進分子會議時給他看了稿子。這次見麵，朱克家回憶說：你們住在翠湖賓館，我看到滿地都是稿紙，稿子寫得很長，《紅旗》雜誌發表時刪去了許多。

我回到上海才寫了一篇七千字的通訊《貧下中農的好兒女》，在《紅旗》雜誌的稿子發表之後，我寫的稿子才發表，由一版轉到二版。當時報紙隻有四個版麵，發表這樣長的稿子可謂優待了。另外兩位寫的俞自由、趙國平的長篇通訊也見報了。

其實，朱克家早就是雲南省知識青年先進人物了。在我們去采訪之前，大隊黨支部正考慮吸收他入黨的事，《人民日報》對他的先進事跡已經作過報道。這次見麵，朱克家告訴我：周恩來讀了《文匯報》報道朱克家的長篇通訊後，很欣賞朱能自己養活自己，認為在知識青年中值得提倡。周恩來把標題改為《農村是廣闊天地》，並要張春橋按照他的意思寫編者按，在《人民日報》上轉載。

朱克家的文章在《紅旗》雜誌發表時，發生了朱克家在九個小時內入黨的插曲。姚文元看市委寫作組為朱克家代筆的文章時，發現朱克家還不是黨員，就隨手批示：像朱克家這樣的都沒有入黨，什麽人還能入黨。北京一個電話打到昆明，昆明一個電話打到景洪，景洪又一個電話打到猛侖公社，朱克家入黨了。朱克家談到這件事時，苦笑一下，說：“你看，我成為突擊入黨的人物了。”

朱克家說：“我成為中共十大代表，並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那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有些突擊的味道。”1973年8月24日，朱克家作為雲南黨代表參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會上，周恩來把他拉到前麵向代表們介紹說：我們代表中年齡最長的是董（必武）老，最年輕的是知識青年朱克家。據朱克家介紹說：黨代表中有三位知識青年，邢燕子、侯雋和朱克家，在醞釀中央候補委員時，知識青年的代表是邢燕子和侯雋，沒有朱克家。是周恩來作了精心安排，認為知識青年中央委員以一男一女、南方和北方各有一位為好，周恩來做邢燕子的思想工作，這樣朱克家就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當時，我看到朱克家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消息時，並沒有為他高興，隻是覺得太快了！話又說回來，即使朱克家被選為候補委員，仍然把他作為知識青年的代表，讓他留在山寨教書，也未嚐不可。

1975年我再去西雙版納采訪，回到昆明後，我去雲南省委大院看望朱克家。他這時是雲南省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他的辦公室裏除了辦公桌，還放著一張木板單人床，衣架上掛著一把小手槍。我說：你怎麽帶槍了？他說：這裏的幹部下去都要帶槍的。我看到他情緒不高。他說對這裏的生活很不適應，想回山寨。我很直截了當地說：這裏是是非之地，不是你呆的地方，離開山寨，你就失去代表性了。他說：是啊，我已經幾次提出要回去，他們就是不讓回去。

這時正是鄧小平抓整頓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形勢變化迅速而微妙，我真的替朱克家擔心。我的直覺經驗是：凡是資曆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被推到第一線，總是當擋箭牌，最後當替罪羊。

朱克家並不回避，勇於承擔，他說：“事情出在批鄧打招呼會議之後——”他說，1975年在京西賓館批鄧打招呼會議上，那種聲勢逼人的高壓幾乎使他透不過氣來，“京西賓館會議，不表態就不讓回去，在批鄧中我是有些責任的”。但他還是留了一個心眼，在會議期間，不開會時就躲在屋裏，不串門，不交流，即使是上海的那幾個人，也不往來。一天吃飯的時候，他看到一位老人，吃完飯並不走，似乎是有意等他。他吃完飯，老人走過來自我介紹：“我是上海的馬天水，今後在雲南有什麽困難可找我。”朱克家和他寒暄幾句就躲開了。

雖然如此，朱克家的位子也使他“罪責”難逃，被開除黨籍，還坐了五年監獄。從監獄出來之後，朱克家要求仍然回僾伲山寨，朱克家說：“他們不讓我回山寨，怕我跑到外國去，我這種人怎麽會往外國跑呢。”回山寨不成，就被安排在開遠煤礦工作。

我說：我們的文章給你帶來了災難！

他說：你的那篇文章倒沒有啥，審判人員抓住以我的名字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追查我和上海那幾個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這是很容易說清楚的。但是提到一些很有趣的問題。那篇文章寫了我在僾伲山寨上幾個第一，我看稿子也沒有注意。比如說我是山寨裏的第一個縫紉匠，審問時問：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總不能不穿衣服吧，怎能是第一呢？文章寫我是山寨裏第一個理發匠，審問時也問：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總不能不理發吧。審問的問題很巧妙，我想想也對，我在這方麵不能算第一呀。但我是山寨裏第一名拖拉機手，這總是真的吧。文章還說，我已經被保送到昆明師範學院讀書，我放棄了，繼續留在山寨裏教書。審問時也問：是否嫌昆明師範學院不好才放棄的，如果保送到北大、清華去不去。我說：按我的成績，可以進北大、清華，但我不去。老阿匹（媽）的沉默、學生的眼淚、生產隊幹部的挽留，使我無法離開，我是真心實意留在僾伲山寨教書。

從監獄出來之後，朱克家幾次回到僾伲族山寨，他覺得僾伲族最了解他，生活在最了解他的人中間，不會有任何負擔。敘舊是為了對老朋友有個交待，他最想談的是：他的學生有十幾人上了大學或別的學校，老阿匹（媽）已經八十多歲了，身體還很健康，山寨已經通了路，小小的山寨已經有十多輛私家車。他帶著幾分快慰地說：“當年進山寨，不就是為了這個理想嗎！”我說：“退休了，還不回上海？”他說：“不回來了，當年承諾把根紮在雲南，我的這個承諾沒有作廢，還是算數的。”

這是時代的承諾。

2013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