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懷縣誌》：“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省糧廳從全省各地調來紅糧支援，即遵義專區11萬斤，畢節專區29萬斤，銅仁專區10萬斤、黔東南州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桐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息烽縣1萬斤，加上本縣20萬斤，共117萬斤，仍然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了當年下沙需要。”縣誌為官方主持編修，所說必有依據，這證實了調糧的說法。
質疑者所說“必須用當地特產紅纓子高粱”也是不了解情況。茅台酒的生產，主要原料是高粱和小麥，小麥做曲、高粱造沙。仁懷當地所產高粱，最適合茅台酒傳統、獨特的工藝要求，但這不是說除當地高粱外就不能作為原料。據《茅台酒廠誌》記載，1954年茅台產量擴大至136噸，“約需用紅高粱和小麥約800噸，仁懷縣不能滿足需要。從1955年開始，原料收購範圍便由仁懷縣擴大到鄰縣遵義、金沙、桐梓、習水、赤水、古藺、武勝等縣……1959年、1960年茅台酒年產量增長到800噸至900噸，需釀酒用糧4000噸到5000噸，當地每年最多隻能解決500噸，絕大多數要靠外縣、外省調進。”這段記載說明，上世紀50年代，釀製茅台酒的高粱的確不僅僅止於仁懷本地所產。
至於生產茅台酒的高粱是否必須用紅纓子高粱，《茅台酒廠誌》說：“據1956年的曆史資料記載，有4個紅高粱品種最適合於釀造茅台酒：（1）矮子高粱；（2）中心高粱；（3）麻雞婆高粱；（4）紅纓子高粱。”而在《仁懷縣誌》中，內容完全相同，但高粱隻有3種，缺第四種“紅纓子高粱”。不管“1956年的曆史資料”所記到底是3種還是4種，可以確定的是釀造茅台並非隻能用“紅纓子高粱”。
還有質疑說，“為什麽各地調集這麽多糧食，但釀造出來的1965年酒卻是有史以來最低產量？”這種質疑也是不了解情況所致。首先，1965年茅台酒產量是246.8噸，比1964年產量222噸略高，並不是“有史以來最低”，至於這兩年的產量低，原因如上所述，是因為質量下降和虧損。其次，這種質疑缺乏基本常識，即不清楚產量是指原酒產量。茅台酒生產一年一個周期，生產過程8次發酵，7次接取原酒，產量均指當年生產的原酒數量。原酒經過數年窖藏、勾兌後再出廠銷售，出廠量和產量不是一回事。
生產1斤茅台酒需要5斤糧食（高粱、小麥各半），1960年茅台酒產量高達912噸，需糧食4560噸，即912萬斤（實際用糧990萬斤）。據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王民三在其日記中所記，當年貴州全省糧食極其緊張，他自己每月23斤糧食定量，得了中度浮腫，一家六口，浮腫就有四個；在農村，每人每天6兩（一斤16兩製）糧食都不能保證；大街上搶糧、搶飯時有發生，聚眾搶糧事件也不少見。990萬斤糧食，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這些糧食從哪裏來？
上世紀50年代的茅台酒廠，實際上隻是個生產車間。公司誌對茅台產銷有個說明：“1951年至1979年，茅台酒廠產品銷售一直處於國家計劃嚴格控製之中，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屬典型的生產型企業。生產的全部產品均由國家統一計劃安排，由企業按出廠價調出。產品調撥權屬貴州省酒類專賣事業局，業務由仁懷縣酒類專賣局代理，產品全由國家糖煙酒公司及外貿部門負責包銷，企業沒有銷售權。生產發展所需的原料、資金也由國家全部負責安排，企業基本上不直接參與市場經銷活動。”
由此可知，茅台酒的生產、銷售計劃不由酒廠自己決定，原料也由“國家全部負責安排”。王民三的日記中提到：1959年4月3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上，王民三在匯報壓縮糧食銷售時，“談到壓縮釀酒用糧，餘部長馬上插話，茅台酒用糧可不能壓呀！”餘部長，指糧食部副部長餘傑。1962年元月19日，“省委開會研究茅台酒的生產和糧食供應，確定今年拿出600萬斤糧食（小麥、紅糧各半）。我說，在糧食困難情況下，要力爭加以照顧，糧食部長也打過招呼要支持生產。當然，酒的產量目前還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這就說明，茅台酒的原料由貴州省委乃至國家糧食部安排，除仁懷當地外，可以從貴州各地乃至鄰近的四川省調運，這與上述調糧地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