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革的社會基礎:為什麽太祖一張大字報,能喚起工農千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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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太祖時代,工人都是手捧鐵飯碗;換而言之,哪級官員,也不能隨便對工人說,不好好幹活就開除你;甚至都不能說,你不好好工作,就扣你的工資。

我朝太祖時代,工人都是在一個大鍋裏吃飯,總而言之,幹好幹壞、幹多幹少,並沒有明顯的差距。

既然工人們手捧鐵飯碗,在工作時,自然就會表現出一副吊兒啷當的樣子;反正你不能把我怎麽樣了。

 

既然大家在一個大鍋裏吃飯,勞苦大眾誰也不是傻子,誰會玩命多幹活呢?既然幹好幹壞一個樣,誰會費心費力好好幹活呢?

如果大家都這種心態,你說社會義建設,如何跑步前進呢?

 

也許有人會說,太祖時代的工人階級覺悟,可比你說得高多了。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這是以現在物欲、私欲橫流時代的人,想象太祖時代的人。

 

你想吧,我隻是一介書生,事過境遷許多年後,沒事隨便說幾句,也可能會引來無數不滿的聲音,總而言之,好像我這是在醜化太祖時代的勞動人。總而言之,那個時代的勞動人民都喜歡偷懶、耍滑頭。

劉幽公發表這種歪理邪說的時候,卻是工人階級都在“無私奉獻”、“一心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

所以,劉幽公這種觀點表達出來後,自然會激怒無數革命群眾。因為,你劉幽公這是標準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你這是以資本主義物欲、私欲橫流的思想,想象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啊?

 

總而言之,勞動人民都一心一意為建設社會主義毫無怨言的流汗苦幹,你一句客氣話也沒有,反而說勞動人民天天都偷懶、耍滑。你還叫東西嗎?什麽工人手捧鐵飯碗就不會好好工作;工作在大鍋裏吃飯,就不會好好工作,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當然了,當時劉幽公貴為一國之君,所以人們聽到劉幽公這一套歪理邪說,也隻是敢怒不敢言罷了。問題是,當太祖出麵訓斥、打擊劉幽公時,老百姓自然積極響應太祖了。

 

也許有人會說了,劉幽公這一套思想,在實踐中既可以提高社會勞動效率(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又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看看太宗皇帝這樣玩之後就可以知道),為什麽勞動人民卻跟著祖反對他呢?

 

這就好像,在一個公司裏麵,大家想遲到就遲到、想早退就早退、想曠工就曠,犯了錯也不扣錢,更不用擔心被炒魷魚。關鍵是到月底都會按時開資,雖然這點工資撐不死人,但也餓不死;至少靠這點工資,可以跟上社會平均消費水平。更主要的是,子女長大了,不用擔心就業,公司還會給他們安排工作。

在這種公司上班好不好啊?對於有上進心的人而言,這種公司自然沒有前途。問題是,對於大多數、並無雄心大誌的人而言,這種工作,恐怕是世上最好的工作。

 

大家在這種公司裏工作,突然有個高管說,公司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樣下去,公司遲早會破產的。所以,從明天開始,咱們得嚴格兩紀;而且嚴格獎罰條例;更主要的是,必須得拉開收入的檔次,總而言之,好好幹活的人,以後得多掙錢,不好好幹活的人,以後就必須少掙錢,甚至必須得炒他魷魚。隻有這樣,我們公司的效率才能提高。

 

處於局外的角度,自然會覺得,這個高管說的一點錯也沒有。後世,許多人認為劉幽公改製人心所向,就是因為後世的人都處於局外。

問題是,屁股決定大腦。誰在這個公司幹活,肯定也想操這個高管的大祖宗。如果有一天,上麵有人要整這個高管,你說工人們會什麽反應?肯定會覺得蒼天有眼、大快人心。因為,這種王 八 旦,就是讓槍斃了,也沒有人可憐他。

 

後來朱相的改革,處於局外的角度,也是非常有道理啊。

總而言之,一個企業隻有能盈利,才應該繼續存在;如果連年虧損,隻靠政府沒完沒了的補貼才能存活,這種企業就應該破產。處於局外的人,肯定會覺得它太有道理了。因為,憑什麽政府用納稅人的錢,養活這些手捧鐵飯碗、吃大鍋飯的人?

 

問題是,處於局內的人,自然會覺得朱相這叫大放狗 屁。因為,憑什麽啊?這是國企啊。更主要的是,企業為什麽會連年虧損,就是因為政府領導無方啊。你一句話,企業必須自付盈虧,不能盈利就得破產,你考慮過相關工人的利益沒有?

 

總的來說,屁股決定大腦。一個人處的位置不同,麵對同一個問題,得出的結論,常常是截然不同的。

劉幽公的這套思想,在官僚階層裏,自然容易得到了普遍好評、響應;也會得到精英階層的普遍好評、響應。

 

一個人處於管理階層,自然會對工人偷懶、耍滑、偷奸取巧的習慣,有著深刻的體會。總而言之,你想讓工人賣力幹活,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工人手捧鐵飯碗,工人吃大鍋飯的環境中,你想讓工人賣力幹活,那就更難了。

所以,卡耐基有一篇被現代企業管理者奉為經典的小冊子(好像叫什麽什麽的信),就在強調這個觀點。總而言之,大家都罵黑心老板,問題是,習慣偷懶、耍滑的工人呢?

 

總而言之,處於管理層,他們通常很容易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應該提高管理層的權力。

說得具體點,工人不好好幹活,管理層就有權扣工人的工資;再不行,管理層就有權炒工人魷魚。總而言之,不好好收拾這些他們,他們永遠也不會好好幹活的。

 

當然了,好好幹活的,管理層就給他們多發獎金;隻要工人幹得好,十萬獎金不行,咱們就給他百萬,百萬不行,咱們就給他千萬。隻要工人能幹好,錢不是問題。在農村自然就是,你有本事,就可以成為萬元戶;甚至可以成為大土豪。總而言之,有本事的人,就應該獲得最多的利益;再總而言之,重賞下必有勇夫;隻有如此,才能激發起勞動者無窮的幹勁。

 

在太祖時代,打擊劉幽公等人,最有力的說法,自然就是,劉幽公想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想讓勞動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這種說法,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幾乎成為一種被說濫的內容。我以前, 一直認為這就是空洞的說詞,後來社會經驗多了,卻漸漸發現,這其實是最具體煽動性的一種觀點。

 

事實上,太祖在九十年代後期再度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受戴,就是因為朱相朝著大鍋飯、鐵飯碗又來了重重一擊。這些人自然想起,在太祖時代,哪會有這種事啊?於是,太祖的形象瞬間在許多人心中越來越高大了。

 

我們不說後來的事,還是回到文革時代。看到劉幽公那套改製。工人自然會覺得,劉幽公就是把勞動人民當傻子玩。

因為你們所謂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無非是把張三的錢扣一部分,打到李四的工資卡上;或是把大家的錢扣了,打到某幾個人的工資卡上。

這就好像,公司以前人人都掙一千塊錢,經過改革之後,有人可以掙兩千、三千塊錢了。問題是,這樣一來,就有人連八百塊錢也掙不了。

因此掙兩三千塊錢的人,自然非常高興,問題因此變得隻能掙六七百塊錢的人,肯定想操大祖宗了。

 

這樣一來,管理層的人肯定會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的權力明顯增大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讓某些人多掙錢,也可以讓某些人少掙錢;還可以讓某些人吃魷魚;以後誰見了管理者不得趕緊巴結啊。這樣一來,所謂的精英階層,自然也會樂得哈哈大笑,因為他們的收入會明顯提高了。但是,廣大的勞動者呢?卻顯然會想著操某些人的大祖宗了。

 

後來,太宗改製相對進行的比較容易,很大程度是因為,我朝原始積累階段已接近尾聲。所以,我朝自然可以適當的拿出一大部分資金改善民生工程;在這種背景下,改革的利益對老百姓而言,自然更容易看到。

 

而在劉幽公時代,我朝瘋狂的進行原始積累。在這種背景下,改革的利益,對普遍老百姓而言,是看不到的;相關利益,隻會讓少數人看到。在這種背景下,改革的弊端,自然會被人們無限誇大。

 

當然了,大家在反對一項社會改革時,通常不會拿自己的私利說事,因為拿自己的私利說事,不夠高大上,也難以獲得大家的響應。

 

所以,大家都拿高大上的東西說事,比如什麽製度雲雲、思想雲雲,再比如怎樣才能代表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當然了,能代表我利益的製度、思想、方法,通常總能代表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當然了,損壞我利益的製度、思想、方法,通常總會損害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至於是不是如此,大家就坐在那裏扯淡吧。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無論看曆史,還是看社會,總會有一種錯覺,那就是大家爭來爭去,就是為了這些虛而又虛、又高又大又上的東西爭得天昏地暗。

 

劉幽公那一套方法,從提高勞動效率去看,自然是比較有成效的。問題是,從理論上說,這就是玩資本家、地主老財玩剩的那一套啊?因為哪個地主老財、資本家不是這樣想方設法讓勞動人民多幹活啊?

 

麵對這種批評,支持劉幽公的人,就拿出一句,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理論。總而言之,什麽姓資姓社?我們不就想提高勞動效率嗎?現在勞動效率不是也提高了嗎?

 

問題是,廣大勞動人民會這樣想嗎?估計是不會的。

因為,什麽提高勞動效率?不就是想方設法讓工人多幹活嗎?

 

對於太祖與劉幽公相爭的故事。我們拿生活中的一些事舉個例子。

當科長嚴格兩紀時,底下的工人不用問,永遠也是群情激憤的。當然了,某個副科長想嚴格兩紀時,底下的工人也是群情激憤的。

如果科長與幾個副科長比較團結。嚴格兩紀,通常比較容易進行。如果科長與幾個副科長不團結。通常就會出現這種結果,那就是科長嚴格兩紀時,引得工人群情激憤,副科長不但不幫著作思想工作,而在旁邊煽風點火;當然了,反過來也一樣。

在這種背景下,那個破壞工作,天天在旁邊煽風點火的科長(或副科長),總會受到工人的愛戴。因為在工人看來,他才是最維護工人利益的。

 

其實,一個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出現類似的事情。其實,太祖當時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就是因為太祖扮演了那個並不光彩的角色。

 

太祖與劉幽公之間誰能獲勝,自然要看他們的影響力以及手段優劣 但是更得看,他們誰玩的那一套,能獲得最多、最強的人支持。

我們許多人把太祖說得神乎其神,無非是因為他們認為,並沒有多少人支持太祖,太祖伸出一枝手,就讓社會潮流逆轉了。事實上,當時支持太祖的人多的去了,所以太祖振臂一呼,才會讓我朝瞬間變成紅色的海洋。

 

當然了,總的來說,劉幽公獲得了精英階層、官僚係統的支持,而太祖獲得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當然了,我並不認為,廣大勞動人民都支持太祖,但是太祖的主要力量就是從這裏汲取來的。如果沒有這種力量支持,從太祖想發一篇文章,都那樣難的情形去看,太祖還真沒有機會翻盤了。

 

當然了,當時的社會矛盾,並不是這樣簡單。因為,精英階層、官僚階層擁有著比勞動人民更優越的生活條件;如果有人借此誇大當時的兩級分化,也容易激起老百姓的憤怒。

我看過一篇文革時的大字報,都是勞動人民揭露精英階層奢侈腐化生活的內容。許多內容,拿到現在看,自然不是什麽事,在當年,顯然真稱得上奢侈腐化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些精英階層的人,家裏養的貓狗,吃得也比勞動人民都好。這種內容,應該不是胡編亂造的。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在太祖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才有傳說,太祖最奢侈的享受,也就是吃紅燒肉。其實呢,這都不過是在扯淡罷了。

 

最簡單而言,太祖時代每年生產的茅台酒是多少呢?都是以百噸、千噸計算的,要知道那可是幾十萬斤、上百萬斤啊。其它名酒呢?恐怕也差不到哪裏去。這些東西誰消費了?普通老百姓家,肯定是見不著的。

當然了,酒是如此,各種上點檔次的肉食、麵食也是如此的。原諒我就拿這種吃吃喝喝的東西說事,問題是,以小見大,其它東西也是如此的。

 

我無意說,太祖當年就是花天酒地。但是,整個上層社會的消費水平,與下層的消費水平,實在是差距很大的。我記得,十多年前羅帥的女兒寫一本回憶錄,有一段內容在網上大肆轉載,人們關心的並不是什麽政治秘聞,而是她與自己小夥伴們在六零年時的生活。總的來說,多少有點朱門酒肉臭的感覺。

 

總的來說,太祖當時的主要法寶,就是順應老百姓不的滿情緒,想辦法推波助瀾,讓老百姓的這種不滿越來越強大。劉幽公本來以為自己代表了時代的潮流,本來以為自己的改製,是得到普遍人支持的。卻沒有想到,卻是看到一片紅色的海洋,於是當時就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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