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玉成將軍女兒文章：我想替父親表達的歉疚
－－作者：老兵有情
說心裏話這些傷心往事在各自的心裏一定留下了巴痕，誰也不去提起，相互的不去觸碰，都因為我們是親人，可在我的心裏那是一份不說出來就不能了結的心結。
我有一個革命的大家庭，我上一輩的親人們都是那革命隊伍裏的戰友和同誌。他們在戰爭年代裏，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在和平年代裏又結成了錯綜複雜的兒女親家。
可在那苛政猛於虎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親曆了親人不敢相認，親情不能維係，眼淚掛在臉上，無情似刀般的割裂血脈。我也親曆了什麽是真正的親情，什麽是危難時的出手救援，那不是今天所說的用膽量來可以形容，在那黑不見光的日子裏，那是賭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出手相救！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我家從廣州搬到了北京，我的父親如同草雞般的落在了鳳凰枝頭。我家的大門口第一回有了許多的戰士把守，在門口警衛班的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來客登記簿”。所有來我家的人都要在那本本上寫的清清楚楚，開始我還不明白，八、九歲的我也喜歡在那本上塗鴉，可被戰士們給嚴厲的嗬斥了。我看見我的外婆來看我們孩子，也要清楚的寫明：“關係”、“姓名”、“年齡”、“地址”。再後來，我的外婆不能進我家的門了！我聽見爸爸對媽媽說：告訴她不要來了，那門口的登記簿是要上繳的，有人在監視著來家的都是些什麽人。媽說：那是我的母親啊！爸說：因為她是右派，會對我們有影響的。
我的外婆也是位老新四軍戰士，早年參加革命並不是因為生活的困難。是因為她的哥哥吳仲超為了理想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她是受哥哥的影響參加了革命。為營救陷入蘇州監獄的共產黨人，她舍得銀子還冒著風險的去擔保連坐，她也加入了上海的地下黨。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她的地下黨身份暴露了，連夜她帶上了自己的四個孩子投奔去了解放區。當時我的媽媽十五歲，大舅十二歲，姨媽十一歲，他們最小的弟弟隻有九歲。當然我媽媽他們的革命經曆就都是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算參加革命了，是我的外婆把孩子們都帶入了革命的大家庭。
我的父親也是新四軍，戰爭年代他和吳仲超、王必成、章蘊都曾是並肩作戰的戰友，都是隊伍裏的同誌。
1943年吳仲超（中）王必成（右）江渭清合影
解放了，我的父親在抗美援朝歸國後上了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在大家的撮合下，我外婆同意把自己的大女兒嫁給了我父親，這是段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婚姻。我的姨媽嫁給了章蘊的兒子，我們小輩人都按湖南人的習慣叫章蘊奶奶“娭毑 ”。章奶奶的愛人更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他叫李耘生，一九三二年犧牲在了南京的雨花台。我在百度裏找到了他們的資料：
章蘊（1905年－1995年），原名杜韞章，湖南長沙人，中國近代婦女活動家。中共南京特委書記李耘生之妻。
章蘊於1925年在漢口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部長。後又任漢口市喬口特區委組織部長、婦女部長。1936年起，曆任中共中心縣委書記，東南分局婦委負責人，蘇南區黨委委員、婦女部長，蘇中區第二地委書記，蘇中區黨委組織部長、婦女部長等。國共內戰期間，任華中分局委員、婦女部長，華東局婦女部長，豫皖蘇區黨委副書記、第三野戰軍婦女幹部學校校長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華東局婦委書記、上海市委婦委書記。1953年出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並兼任全國婦聯秘書長。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文革結束後於1978年出任中紀委副書記。1982年起任中顧委委員。1995年逝世。
吳仲超1927年秋，就讀於上海法科大學（今華東政法大學前身）。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回鄉從事地下工作。
1931年起，先後在上海、江蘇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南匯、無錫中心縣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中共蘇南特委書記，蘇皖區委書記，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政治委員，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揮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6師江南東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京滬路東特委書記，茅山地委書記，蘇皖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兼蘇南行署副主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兼蘇南行署主任，蘇浙區黨委委員兼組織部部長，蘇浙軍區政治部秘書長。參加1941年蘇南反“清鄉”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秘書長。期間，為黨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華東黨校副校長兼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助理，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父親不準外婆進家來看我們了，可我外婆這老地下黨員還是有辦法的，她會在我放學時等在校門口，帶給我們她親手做的放在飯盒裏的好吃。然後悄悄的告訴我們：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她會從住在鼓樓的舅爺家到北海公園的大門口等我們。父親曾經警告過我們不能去，可我不聽。因為我愛我的外婆，更喜歡她精心為我們做的小吃。每到星期六，我就會自己跑去北海公園的門口找外婆。她會拿出“糖蓮藕和八寶飯”“驢打滾和糖卷咕”給我吃，回家時偶爾地會被父親發現，他會罵我兩句，我隻當吹耳旁風。現在回想：外婆對我的慈愛是那樣的深，那樣的厚重。她是第一位遭到我父親拒絕和傷害的人！
我的姨媽在文革時，也是瞬間變成了“反革命家屬”。為什麽？因為她的丈夫在兩歲時出賣了共產黨員！他的父親。那是一九三二年，國民黨抓住了李耘生，但不能確定他的身份。可國民黨在家裏也抓住了他唯一的兒子，上演了一場“父子相認”的詭計。兩歲的孩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隻是在見到爸爸時喊了出來。李耘生犧牲了，我的姨夫進了孤兒院。這就成了“文革”時他是反革命的理由，莫須有啊！沒有人再說他是烈士的遺孤。
姨媽帶著我的表弟來看她的大姐，被堵在了門外。表弟哭了，問媽媽：為什麽大姨媽不見我們？我的姨媽無法回答兒子的問題，她也難以理解那和藹可親的大姐過去從未如此的冷酷過，他們曾經是那樣的喜歡和熱愛的大姐變得非常的陌生。這是我父親第二次的拒絕和傷害了親人。
在我家的老相冊裏，有一張我的父母剛結婚時的照片。他們坐在草地上懷裏各自摟著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這對孩子就是章蘊的弟弟杜平叔叔的兒女。
戰友遭難，杜平叔叔在文革中受到了衝擊，他的女兒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親，小雅姐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門口，我們正在吃晚飯。小的時候在廣州，我們就認識了小雅姐姐，我們都非常喜歡她這漂亮的姐姐。聽說她在門口時，我們都從桌子旁跳起歡呼。可我的父親製止了我們的動作，我不死心，順著牆根沿著夾道溜到了大門口。趴在夾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見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會挨打的。姐姐哭了，傷心的走了。她眼裏的溫叔叔不再是可以把她摟在懷裏的依靠，不再是親人，也和她的父親不再是同生共死的戰友了。這是我父親在我眼裏留下的第三次拒絕和傷害到了親人！
世事捉弄人，在那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革命隊伍裏”沒有人不會遇上衝擊和陷害，任誰都躲不過那飛來的子彈，命中率比在戰場上的死亡率還要高出許多！沒有誰可以當那一世的鳳凰。
我的父親也被關押起來，我們孩子也成了“反革命的子女”。我的母親沒了工作，我們被趕出了部隊的房子，搬到了四周都是農田的郊區。
在我們被楚歌四麵包圍著的時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是我的姨媽不顧一切的衝到了四川！來看望她那受到打擊的大姐，看望我們孩子，帶給我們溫暖的親情和物質上的關懷。她全然的不記得我的父母是曾經那樣的傷害過她，也忘記了她自己還背著的“反革命家屬”。對我的母親來說，那是又得到了家庭的溫暖和關懷，有了可以也願意聽她說話的親人，身邊有了貼心的人，高度緊張的神經得以放緩，沒有崩潰。
在我因為父親“反革命”的原因失學後，我的精神頻於崩潰的邊緣。當時的成都軍區司令員還是沒有放過我這孩子，派來“保衛部”的人要抓我這十三歲的人去下鄉，還不告訴我的母親我是要被送到哪裏的鄉下。慌亂中，我的母親還是隻想到了她的母親和妹妹可以救我，連夜把我塞上了火車。是我的外婆和姨媽在我最危機的關頭伸手接住了我，我躲到了上海。
最令人可笑的是那想要我們命的“司令”，自己的家後來也被趕出了成都軍區。文革結束時，人人都要做“結論”。他的結論叫“上了賊船”，背上了處分，而我父親的結論裏就沒有這些個亂七八糟。
我的落難生涯並沒因為躲在了上海而結束，中美要建交，那該死的尼克鬆不知道為什麽偏偏要路過上海再滾回美國。我被那“裏弄偵緝隊”發現了是個沒有戶口、身份不明的黑鬼，而且住在這房子裏的一堆人身份都是很“黑”，“右派”、“反革命家屬”、“黑幫的孩子”，我們被告之不準出門，吃喝由街道給送至門口。外婆帶著我又開始了躲避，我們潛伏進了北京，我住進了故宮的宿舍。我的舅爺沒有因為我父親的問題而害怕，沒有把我拒之門外。這和當年我父親的做法差距之大！可故宮宿舍也是個難以藏身之地，時間久了人人都在疑問：吳老這是你的孫女嗎？舅爺從不含糊地回答：這是我的孫女啊！所以，現在故宮的許多老人和他們的下一代也還都知道：“吳老有一個孫女”。
我在北京的日子就是今天住這家明天住那家，章蘊奶奶也把我收到過自己的身邊，我也躲過燈市口的全國婦聯宿舍。當他們一家家的收留我時，我的內心就會在一遍遍的反問，當年我父親為什麽就不能象他們一樣？伸出你的手？我深深的體會了一個需要救援的人遭到了拒絕會是多麽的絕望，一群被你拒絕過的親人又在不記過往的努力救援你女兒時，你女兒內心所受的煎熬和慚愧不是文字所能表達。
最讓我痛苦的是：我外婆、舅爺和父母的老戰友、老朋友彭炎伯伯和阮波阿姨的一習話！從小我們兩家就是來往密切的親朋，我要是跟著外婆去他們的家，我要喊彭炎伯伯叫彭公公、阮婆婆，跟著我父親去吃飯就叫彭伯伯、阮波阿姨。我在北京逃難時也躲過他們家，阮波阿姨含著眼淚對我說：“小露露，你知道嗎？抓我們去坐牢的逮捕令上蓋的是你爸爸的圖章啊！”我震驚了，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
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我的父親回到了家中。我也從北京趕回了四川去看分別了六年的父親，我曾哭著問父親：你為什麽會下得去手？去抓你的戰友和朋友？父親茫然了，父親痛苦的回答我：這些我都完全的不知道啊，因為那“衛戍區司令的圖章”不是在我的身上。
為什麽我的父親能在粉碎“四人幫”後馬上就被放出來？那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周恩來臨死前對李先念和陳錫聯有交代：你們幫我去找找老溫，他在哪裏。我是沒辦法啊，被江青逼得要這樣做。為什麽？因為在那權利相爭的年代，你想自保很難！想去保你想保的人更難。如果連他也要倒了，那就更沒有人能去找機會救人了。我的父親明白他的難處，在幫他分擔。那“衛戍區司令的圖章”也就交給了他，以至於有那麽多的在文革中受到了傷害的人，最後把帳都算到了父親的頭上，父親幫他背了黑鍋。可從未有人想過那來救你的人，也是蓋章抓你的人。是非總是如此的被顛倒著，黑白永遠的難以分辨。因為是那“上帝”打翻了調色板！
我的父親也是被整的糊塗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一切。他搞不懂為什麽他按照領導的指示辦事，小心的活著，謹小慎微的工作著，“文革”中沒幹壞事，可結果是要被千夫所指，後半生灰溜溜的做人。
對文革中的“檢討”來回的說那：“對不起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同誌”。我呸！在這件事上，我的父親沒有錯！收到檢舉信逐級的上繳，哪裏有錯？誰知道那信會流向誰的手中？現在不也還有許多的實名舉報信被交到了被舉報人的手中嗎？你怎能全看清了那蜘蛛是怎麽拉的網？你個李必達到現在也沒有公開過你寫給江青的“檢舉信”是什麽內容，我是否還可理解為你是個想投靠效忠“四人幫”的走狗？抓了你也是活該。
我到認為在文革中，我父親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對親人間的傷害，他不該因為害怕膽小就將所有的親人拒之門外，戰場走過來的戰友情加上親情變得如此的脆弱。頭上的烏紗和屁股底下的板凳，與血肉相連的親情和生死相交的戰友情哪個來得可靠？這才是父親沒有看到和想清楚的錯誤。
我原諒他！因為他是個老粗，沒有文化，做人思維簡單。在那個年代，當你的女兒都會指著你的鼻子問：你是哪個“司令部”的時候，你一定也是想回答她：我是那“紅色”司令部的一員。可在那黑白顛倒的日子裏，哪裏可以找到對與錯？都是那混君惹得禍，你們都不知道那“兔死狗烹”的故事。
這是我那可愛的小表弟，現在也已經成長的一表人才，他來南京看他的大姨媽，我的媽媽很開心。我的姨媽也為他驕傲，姨媽有個好兒子，他也是我家的第三代將軍了。
轉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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