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鈞福
文革初期，對各大、中學和文教單位均進駐了工作組。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幾天後，他指責這些工作組鎮壓學生，阻礙運動，令全部撤回。後來按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提法，稱這段時間的運動為“五十天”的“白色恐怖”。
以往文革曆史研究的弱點是著重上層鬥爭而忽視群眾動態，著重大城市、重點單位而忽視全國基層的普遍情況。對於中學文革的敘述，往往以北京市那些著名學校為例證。那些著名學校確實起了帶頭羊的作用，但是即使在北京，多數一般學校的文革進程也顯著不同於清華附中、北師大女附中等名校。究其原因，是因為在文革初期（以及後來）受苦受難的全國幾百萬中小學教師仍處於弱勢地位，而主導文革研究的主流意識仍對從事這一最值得尊敬事業的群體所遭受的苦難缺乏足夠重視，致使現有文革史中留下若幹盲點，文革初期的中小學校教師集訓就是其一。
1966年7月14日，根據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北京市製定了《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送審稿）》，其中有組織中學教師集訓一項。集訓的目的和要求是：
“采取集訓辦法的好處：領導力量集中，工作對象集中，便於更好地交代政策和掌握政策，便於教師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於工作組做到胸中有數，有利於左派學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與校之間可以互相帶動，互相促進。”
“集訓的要求：一是著重解決各校領導核心的問題，重點批判黨內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思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二是促進大多數幹部、教師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三是提高左派師生的思想覺悟，鍛煉他們的作戰能力。”
北京市的一些中學也根據這一文件在暑期進行了集訓。可能與此有關，國內許多地方也在7月份後組織了中小學教師集訓。
關於北京市的教師集訓情況的材料所見很少，也許它們在北京市的文革史中所占地位不很重要。關於外地教師集訓的材料也不多，往往隻是在談論別的問題時順便提起。例如重慶1966年轟動一時的“八二八”江北事件就與參加集訓的教師有關。但是近年來各地均編撰了地方誌，有些學校編寫了校史或大事記。在這些誌書裏，均把教師集訓當作文革重要事件予以記述，其中有些還比較詳細，而且描述比較客觀可信，使我們得以較多地了解到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後果。
雖然毛澤東回京並指責派工作組的做法後，北京等大城市的運動發生了轉折，以後又有紅衛兵運動等事件發生。但全國基層的運動節奏與此有所不同，其進程不完全符合上述“五十天”模式。實際上，在教師集訓結束前，對於全國廣大中小學教師來說，都處於文革的第一階段。它又分為前後兩段。前段為工作組期，後段為集訓期。在這兩期裏，有四股力量在互動。他們是工作組、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在這四者中，工作組占據絕對的強勢地位，而教師處於絕對的弱勢。在工作組進駐期間，概括地說，就是工作組支持學生整領導和教師，和北京的著名中學一樣。但在北京著名中學裏，工作組隻處於相對強勢地位。
一般來說，學校領導並無很大主動權，隻有少數情況例外，如文革開始那幾天，有的學校領導，主要是黨支部，拋出教師檔案，企圖按照以往運動的經驗整老師。還有的領導配合工作組一起整老師，如在北京回民中學就是這樣（劉東聲《北京回民教育史略》，北京市回民學校，1999）。但是，絕大多數情況是學校領導和老師們一起受難。
少數學校在工作組進駐以前就有學生造反，攻擊學校領導和教師。工作組進駐以後，多半是支持這些學生的造反行動，兩者並無矛盾。在工作組後期，由於內部或外部原因，有學生和老師反抗工作組，但那屬於個別行為，和北京著名學校的情況有所區別。
教師集訓開始於“五十天”後期，或者說，“五十天”的退卻時期。此時，北京的運動重點已經有所轉移，工作組已遭遇種種困難。後來，毛澤東批判了工作組，工作組隨即撤銷。這股風傳到各地，各地進駐學校的工作組也很快撤銷。但是毛澤東沒有批判教師集訓會。這是因為，集訓會整的是教師，是“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是“革命學生”。於是，集訓會繼續照樣辦下去，有的甚至一直辦了幾個月，學校領導和老師遭受了長期的更厲害的折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參加博弈的四種力量在集訓會裏隻剩兩種。學校領導已無任何權威，和普通教師處於同樣挨整的地位。隻有少數學生，一般是被挑選出來作為革命力量參加老師集訓，隻能助桀為虐，不可能成為製衡力量。而且，在很多集訓會裏，除去學生作為“革命動力”，還有“貧下中農”代表參加，使集訓會裏“火藥味更濃”。這些“貧下中農”代表可能有些文化，在集訓會裏被逮捕、清除的教師的位置就由他們中的人頂替。他們又怎能不積極“幹革命”呢？
本文以陝西的地方誌、校誌、校史大事記等為材料，對該省文革初期的教師集訓會情況作一梳理和研究。共查閱該省市、地區和縣的相關誌書近百種，除很少數縣外，都有教師集訓的活動記述。引文出處不再具體給出。
1，教師集訓會的舉辦
一般來說，教師集訓會的舉辦是按照上級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部署進行的。例如略陽縣委於1966年7月下旬發出《貫徹省地委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部署的意見》。其中指出：“縣文教體單位是我縣這次運動的重點，略陽中學教師和高中生今年不放假，由縣委派去的工作組領導搞文化大革命，小學教師利用暑假集訓”，縣委在《小學教師暑假集訓會的安排意見》中說：“學校中絕大多數單位領導權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人物篡奪，是這條黑線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陣地”。所以這一活動的根本出發點乃是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論斷。
在陝西省，多數地區對於全部中小學教師都舉辦了集訓活動，其中少數地區的教師集訓會成立於1966年6月或7月上中旬，大多數成立於7月下旬，少數成立於8月，極少數成立於9月。所以，多數地區的集訓會的成立可能受了北京市舉辦教師集訓的影響。
這樣的集訓會一般以縣為單位。處於偏遠地區的縣，由於人口稀少、文化不發達、教師人數少（幾百人到千餘人），一般集中在一個地方舉辦。而大城市如西安、鹹陽附近，由於教師人數眾多，一般分幾個地方，以區為單位舉辦，或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分別舉辦。
2，組成
幾乎都是全體中小學教師和領導人員參加，有領導機關（市縣委）派工作組組織領導。此外，還廣泛派工人、貧下中農、學生代表參加作為“革命”動力。
例如渭南地區：“7月21-23日地委決定，對初中和初中以下學校2萬多教師集中集訓，同時派5千多工人、貧下中農、初中學生代表‘協助’。對高中則派工作組。”
大荔縣將全縣2461名中、小學教師集中起來進行集訓，並選派工人33人，貧下中農325人，學生代表467人參加。
府穀縣的“小教會”，參加集訓的公辦教師有236人，民辦教師356人。另有工人代表7人，農民代表26人，學生代表20人，共645人，劃為18個小組。縣委派出35人的工作組全權領導。工作組內又組建了“審幹委員會”，以隨時審查參加“集訓會”的任何人。
神木縣的中小學公、民辦教師集訓會，縣委派工作組領導。參加集訓會的有公辦、民辦教師1022人，幹部60人，貧下中農代表45人，學生代表53人，共1180人，分30個小組進行。
這批“積極分子”參加進去幹什麽？非常明確：太白縣委“相繼選派20名貧下中農積極分子、66名學生代表進駐‘集訓會’參與批鬥教師活動。”
他們為什麽能這麽積極呢？首先，“一大批左派卻因此被提拔或吸收入黨。”（府穀縣）其次，在乾縣，集訓會期間有120多人被開除公職，占受批判教師數的30%。“同時，從參加集訓會的農村積極分子中吸收公辦教師100多名。”
3，過程
以禮泉縣為例：“教師集訓會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放手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辦法揭露問題；第二階段，組織左派隊伍，開展思想批判，解放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第三階段，集中開展對敵鬥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鬥狠、鬥準、擊中要害；第四階段，整頓組織，建立革命化的領導班子，‘處理一大批’，‘選拔一大批’。”
一開始是揭發階段，普遍開花，大部分教師受到攻擊。例如在子洲縣有1032名教師參加集訓，在集訓會上張貼大字報10440張，涉及558人。在長安縣“全縣10所初中450名教職員參加的集訓會，長達57天，並有學生代表和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火藥味甚濃。會上共貼出大字報45600多張，揭出23500餘件所謂問題，揪出所謂反革命和有‘反動言行’的238人。”
在第二階段，即對參加人員進行分類排隊。所根據的，主要是人事檔案和揭發出來的“問題”。按照政治運動的一般規則，一般分為四類。一類是好的，二類是比較好的，三類是有問題的，四類是問題嚴重的，三四類屬於批鬥對象。四類一般保持在10%以下，而三類為百分之十幾，二類合計20%左右。但是各地區掌握有所不同，如以下三個縣的數據。
縣 名稱 日期 一類 二類 三類 四類
府穀 小教會8，3-11，3 27.4%43.9% 21% 7.6%
三原 集訓會7，28-9月中 13.4%7.5%
神木 集訓會7月-38.16% 49.1% 8.61% 4.1%
進入第三階段，就該批鬥三四類人物了。第四階段主要是組織處理。
4，受難者
在教師集訓會上，什麽人的什麽問題被揭發批判呢？和曆次政治運動一樣，揭發的問題分曆史問題和現行問題，一般先曆史後現行。曆史問題可以從查檔案入手。
所謂曆史問題包含極廣。“凡出身為地主、富農、中農、小土地出租、市民或舊社會當過職員、店員的教師，人人過關。”（白河縣）“解放前上過中小學的教師被強令交待什麽‘曆史問題’，出身為剝削階級家庭的教師，被當作什麽‘孝子賢孫’批判，一些曆史問題本來查清並作過結論的教師，被作為‘反革命’鬥爭。”（千陽縣）
其次追“現行”問題：“在教師，學生中摸底排隊，號召‘要篩子篩，籮子籮’，從對學生作業批改、筆記記錄中查找教師的‘問題’線索”。（白水縣）“一些中、小學校長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或黑幫分子；一些學有專長、教學有方的教師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些有曆史問題、錯誤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師，被視為牛鬼蛇神，進行大、小會批鬥。”（高陵縣）
“把一些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而學有專長的業務骨幹和威望較高的幹部和教師，一律視為‘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牛鬼蛇神’，進行殘酷批鬥。大造‘知識越多越反動’、‘越有名氣越修正’的謬論。”甚而至於“愛好花木蟲鳥、生活方式比較講究的人，都統統定為‘牛鬼蛇神’”。（蘭田縣）
這樣一來，大多數教師陷入羅網之中。
5，迫害方式
在這些集訓會裏，不但繼承傳統政治運動的“對敵鬥爭”手段，而且在後期受紅衛兵運動的影響，對被批鬥者采取極為殘忍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將人性惡的方麵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白河縣：“先是大字報圍攻，再小會、大會輪番批鬥，由口誅筆伐‘觸及靈魂’到觸及皮肉、站板凳、戴高帽、掛黑牌、抹黑手、塗黑臉、揪頭發、戳臉、打耳光、卡脖子、揪耳朵、陪鬥碰頭、罰跪曬太陽、淋雨、皮鞋踢等等。有的人受辱、被打，忍受不了投河自盡。”
在長安縣：“集訓中揪鬥52人，被揪教師白天輪番挨鬥，晚上還被拉到宿舍外邊遊鬥，還要發出‘牛鬼蛇神’的怪叫聲，叫得不像還得挨打。一次批鬥，台上放著桌子，桌子上放著凳子，被批鬥的某校長被推到凳子上，頭頂用若幹個廢紙簍糊的帽子，帽底放三塊磚，帽尖頂房頂，一動不許動。”
在靖邊縣：“更有甚者，在一次‘黑幫’遊街中，給一些‘黑幫’分子戴上驢頭、狗頭麵具，強令其學驢叫、犬吠，人身汙辱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興平縣文教局長高忠仕（興平地下黨支部書記，建國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等），因遭受誣陷，不堪忍受摧殘於8月24日服毒自殺，事後還召開聲討會，給戴上“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開除出黨”。
6月18日，寶雞市鬥雞中學青年教師張升華觸電自殺。張死後，學校召開大會宣布開除其公職及工會會籍，並聲討其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的“罪行”，還舉辦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張升華畏罪自殺罪證展覽”。
絕大部分縣誌記載了集訓期間教師的自殺事件，鹹陽地區自殺18人。寶雞地區自殺7人。全省在此期間自殺身亡的教師數目肯定在百人以上，如果連同工作組期間，可能達數百人。
6，處理
在集訓會的第四階段，“一大批”教師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
在彬縣，參加集訓的全縣中小學教師945人中，有200餘名教師被圍攻、批鬥，119名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壞分子，其中2名被逼自殺，1名失蹤，62名被開除公職，13名受到開除留用處分，10名臨時工被處理回家。
在高陵縣，全縣中小學教職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鬥，325人長期被審查，121人被清出教師隊伍。
在旬邑縣，全縣舉辦810人參加的70多天教師集訓會，有111名教師受到批判鬥爭，41人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而開除公職，2人被迫自殺，1人跳崖致殘。
在眉縣，縣委舉辦913名中小學教師參加的集訓會，100餘名教師受到批判，其中16名被開除公職，16名被逮捕，8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在隴縣，縣委舉辦945人參加的全縣中、小學教師暑期學習會，被揪出進行批鬥的所謂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150多人。受到黨紀、政紀和法律處理的156人，其中開除公職、開除留用的93人。
在藍田縣，全縣中小學教師2024人，被整1621人，受處分或長期審查的427人。其中被開除公職267人，法辦21人，受迫害自殺6人。孟村中學有教師42人，被打成“牛鬼蛇神”25人，占教師總數的59.5%(其中逮捕3名，開除11名，準備逮捕7名)。
綜上所述，在很多縣裏，被開除、勸退而清除出教師隊伍的達百分之十左右，還有相當數量的教師受到逮捕等“法律處理”。
7，從集訓會到集訓隊
教師集訓會一般結束於紅衛兵運動階段，少數結束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曆時一個半月到三個月，很少數達半年。有的是按照計劃自行結束的，有的是在外界衝擊下被迫結束的。多數教師暫時脫離了苦海，但是仍有少數教師陷入更悲慘的境地。他們是三四類教師或有問題未查清者，多為骨幹教師，被留下繼續“整訓”或“集訓”，均被視為“黑幫”或“牛鬼蛇神”而從事艱苦勞動或被批鬥。其組織形式有不同名稱，現統稱為集訓隊。
例如在白河縣，“留縣整訓的幾十名‘黑幫分子’，集中在縣文化館一邊交待‘問題’，一邊勞動改造，挖土抬石，修建體育場司令台。10月10日，縣委通知把留訓的‘黑幫’教師分散到大雙公社花灣大隊、倉上公社紅花大隊、卡子公社紅旗大隊‘勞動改造’。淩晨，自背行李徒步出發。‘黑幫’教師走到哪裏，批鬥到哪裏，到卡子的20人還沒有顧上吃飯，就接受當地的‘下馬威批鬥會’。各人自報姓名，雙手高舉，頭要低下，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竹棍、木棒、柳條來回抽打，邊打邊罵，有人別出心裁，拉出幾個‘黑幫’教師跪在馬路中間，令舉起手低著頭，麵前點盞煤油燈接受煙熏。有的女教師連不滿周歲的孩子也不讓抱，放在地上也得高舉雙手。”
白水縣教師集訓隊設立於中小學教師學習會9月2日結束之時，解散於1967年元月2日，曆時4個月。地址先設在新興路縣劇院窯內，秋收後搬至白水中學西側盲流人口收容站，縣委派工作組負責管理，被“集訓”教師幹部共109人（其中行政幹部4人）。“集訓”期間，無人身自由，家屬探望送物要檢查，上廁所要報告，白天勞動，晚上寫檢查交代材料。“集訓”中罰以重體力勞動，當時6個人拉1輛架子車，裝800多斤石頭，從縣西河溝底拉上坡，到縣城南門外卸於粉碎場，全長約4華裏；1輛車有1名“紅衛兵”跟押，上坡時還要勒令趕超畜力馬車，個個疲累不堪。這樣笨重的勞動，持續約兩三個月。教師趙金倉（家庭地主成份），因“曆史問題”，加之身體瘦弱，不堪其辱，一日夜晚服毒自殺。
8，對社會各界的影響
在許多地方，文革初期的教師集訓會作為搞運動的樣板，領導部門試圖將這樣的組織形式和做法推廣到其它各界。例如在延安縣：“9月初，集訓教師全處於揪鬥高潮時，延安縣委、縣人委決定召開縣、社兩級幹部會。會址選在馬家灣的第四中學，並學習集訓教師的做法，黨政幹部人心惶惶。後因‘紅衛兵’大串聯的衝擊而結束。”
在宜川縣：“並將‘教師會’的做法推廣全縣。揭發批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使用掛牌子、戴紙帽子、跪凳子、遊街、遊村、強行體力勞動、刑訊逼供等形式進行人身侮辱和摧殘。”
在白河縣：“8、9兩月，整訓會上的公、民辦教師已不能隨便走出中學大門，更不準請假回家。‘教師裏出了大批黑幫分子’的傳聞和詳細批鬥情況早已傳遍全縣城鄉。當時，縣上各單位和農村生產隊也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鬥會遍及全縣。”
9，和紅衛兵運動的互動
1966年8月份，紅衛兵運動在北京興起並達到高潮，迅速發展到全國。紅衛兵運動的內涵比較複雜，從初期的“破四舊”、整五類分子和知識階層發展到衝擊各級領導機關，所以對教師集訓會的影響也是多方麵的。
紅衛兵在校園裏毆打教師的暴行被教師集訓會學了去，例如在府穀縣：“8月下旬，會上的‘左’派，從府中‘紅衛兵’那裏學來推花頭、站板凳、抹黑臉、掛紙牌、戴紙帽、罰跪、‘坐噴氣式飛機’、敲鑼串院、上街遊鬥等多種侮辱人身的做法批鬥‘三、四類’人。”在武功縣，一些中學生於9月5日赴教師集訓會揪鬥被點名的教師，與教師發生衝突，未遂而撤回。
但是，當北京和當地的紅衛兵宣傳“造反有理”，炮轟領導機關時，教師集訓會的領導就組織教師圍攻這些紅衛兵了。例如“8月中旬，首都‘紅衛兵’和西安交大學生來乾縣‘煽風點火’，教師集訓會立即組織教師圍攻學生。8月25日，乾縣師範、乾縣一中學生走上街頭，傳抄中央領導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張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炮轟乾縣縣委’等大字報。中共乾縣縣委對迅猛發展的形勢束手無策。8月28日晚，縣城內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和群眾衝突的事件，上街宣傳‘造反’的學生遭到群眾和正在搞集訓教師的圍鬥。”8月14-15日在戶縣也發生類似事件。這些事件類似於8月28日在重慶江北發生的“八二八”事件。對於在“八二八”事件中參與圍攻造反學生的集訓教師的境遇和心態，何蜀先生在《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一書中作了這樣的分析：“教師們普遍處於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以為又一場‘反右派’運動來了，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運，他們不得不拚命表現自己‘保衛黨組織’的決心。”（見該書第25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
當然，另一方麵，紅衛兵運動也衝擊了教師集訓會。不是所有參加集訓的教師都甘於被驅使與學生作對，而且學生的造反行動可能啟發了他們的反抗意識。於是，“學生的造反運動，衝擊了教師集訓會，為穩定集訓會秩序，進一步加強了對揭批對象的管理和批判，圍鬥、轟打手段更加殘酷。”（乾縣）
當時不少地區的領導為保自身，動員組織工人農民圍攻造反學生。陝西省在這方麵很突出。但是我們注意到還存在另一種工人對學生“造反”的幹涉，如在長安縣：“韋曲一中從校長到教職工22人被打成‘黑幫’和‘反革命’，被驅趕在38℃的高溫下跪在露天講台邊曬太陽。有的學生還給他們頭上澆墨水，給身上貼大字報。‘造反’學生押著脖子上掛著用細鐵絲拴著一摞磚的校長和被駕成‘噴氣式’的‘黑幫’教師在校園內遊鬥。縣財貿、工交係統幹部和工人300餘人看不慣這種做法，拿著榔頭、鉗子到韋曲一中、長安師範表示反對，工交局副局長因此被打成‘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
10，集訓的最終結束
1966年10月以後，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一些尚在進行的集訓會被迫解散。但是地方上的運動開展滯後，一些集訓會特別是集訓隊，直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才解散。
在澄城縣，“集訓會結束後，又留下一批‘問題嚴重’者組成集訓隊繼續集訓。被集訓教師無人身自由，家屬探望送物要檢查，上廁所要‘報告’，白天勞動改造，晚上加班寫檢查交代材料。為了安全防範，集訓隊還日夜組織站崗放哨。10月，從北京傳來反工作組的消息，說派工作組和辦教師集訓會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2月底集訓隊被迫解散。1967年2月12日，中共澄城縣委成立教師集訓會平反小組，開始為部分受批鬥的教師平反，並銷毀了集訓期間所整理的材料。”
在定邊縣，“集訓會於11月中旬草草收場，36名教師被關進‘牛棚’（集中住宿集體勞動，限製自由），強製勞動改造。不久，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謂‘牛鬼蛇神’們自行解散。次年初，縣委在北大操場當眾燒毀了整教師的‘黑材料’，縣委在人民劇院召開平反大會，馮懷亮代表縣委做了檢討，宣布對批鬥和處理的教師、學生全部‘平反’”。
在府穀縣，“本來10月上旬，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即平反文件)已下達縣一級黨委。當時縣委不僅沒有按這一文件精神立即給受害者平反，反而變本加厲地整所謂‘三、四類’人。‘小教會’後又采取了觀望、拖延態度，直到此項工作全國各地基本結束，才於1967年2月底召開了小學教師平反會。3月7日，由縣委書記和原‘小教會’的工作組長，在縣城體育場當眾宣布：原定‘三、四類’教師一律無效；所形成材料當即焚毀；在‘小教會’上提拔、調動的教師各自恢複原職回原單位。但對小學教導主任以上的領導被認為是‘當權派’，隻取消定性，將大字報底稿、‘揭發檢舉’材料，‘外調證明’等交單位‘革命造反派’，個人檢查交本人。因未給予徹底的平反，結果回校後，再次受到揪鬥，致1人死亡，多人受害。”
在一些縣裏，直到被迫害的教師起來造反，集訓隊才宣告結束或為被迫害教師平反。例如在寧強縣，“12月7日，受外地來寧串聯的紅衛兵衝擊，被集訓的58名教師起來造反，成立‘12•7’戰鬥隊，集訓會方告結束。”在嵐皋縣，“直到1967年3月，受害教師周泉成等3人赴京告狀後，才為暑期教師集訓會挨整教師平反。”許多在教師集訓會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在平反後參加了造反派。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筆者是親曆者。所說的政治迫害，也不過十幾天的工夫。真正受到嚴重摧殘的，是那些經曆了教師集訓會或集訓隊的，本應受到社會最大尊敬的城鄉廣大普通中小學教師。可以將文革開始的1966年6月初到1967年初的階段分為工作組、紅衛兵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奪權四個時期，那麽遍及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教師集訓活動在時間上的跨度如上圖所示。也就是說，盡管在主要城市，運動的方向發生了反複，但是在這很長的時期裏，全國百萬以上的教師處在輪回之外，遭受的苦難依舊，且較工作組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大約占總數10-20%的部分骨幹教師，遭受長達半年的更殘酷的迫害。而且在這之後，廣大中小學教師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陷入了更大的劫難。盡管他們可能仍不屬於林達所說的“猶太人群體”，但庶幾近之。即使今日，他們所受苦難被漠視的程度，也庶幾近之。
雖說一般都同意文革確實是一場浩劫，但是目前對於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評價卻有很大分歧甚至對立。即使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這樣的運動，也有人認為有積極的方麵。對於運動初期向文教單位派遣工作組一事，更是眾說紛紜，不少研究者強調應“全麵”予以評價。在許多近年來各地編輯的地方誌和校史中，絕大多數對其是否定的，也有少數材料認為工作組起穩定局麵作用。但是唯獨文革初期的教師集訓活動，我所見材料均一致予以強烈譴責，無人為其辯護，可以說達到社會共識。本文所引主要資料來自官方編纂的陝西地方誌，反映了當前基層執政者對這一事件的看法，立場與其它材料並無二致。
《記憶》2012年11月30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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