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第一批萬噸輪》
胡可一 著
上海交通大學2017年3月出版
作者親述
曾經聆聽許多江南的老前輩和研究過江南製造局曆史的學者說過，一部江南史不僅僅是中國的民族工業史，更是一部愛國史、中國造船業的發展史。我在江南造船這個被稱之為“民族工業的搖籃”的造船企業迄今工作了34年，盡管一直處在江南這個曆史厚重、文化底蘊深厚的企業氛圍裏，耳熏目染著江南這一部厚重的曆史，但在船廠裏專注於技術工作的我，從來沒有也沒有想到我會有如此強勁的動力和熱情去深度研究江南造船所曆史上的一些典型船型。
如果說，當時在紀念二戰期間失蹤船員網站上發現江南造船所建造的“阿肯色”號完全是偶然，那麽好奇性驅使著我隨即以此為線索進一步擴展研究和分析。隨著對這些曆史資料研究和分析、圖紙檔案的研讀和分析的逐步深入，我對《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中所描述的：“江南造船所僅僅是以‘來料、來圖’的模式建造了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這個結論產生了質疑，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很有可能是江南造船所自行設計建造的。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是由江南造船所自行建造的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這樣設計圖紙的來源就變成了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研究的焦點也就集中到本書前言所談到的四個關鍵的焦點問題之上：
2、國外網站所述的江南造船所自行設計是否真實？
3、國內近代史研究學者和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對設計來源是否有誤判？
4、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的設計是否有母型船？
在本書的第六章中，我通過對大量曆史資料和圖紙檔案文件的分析，可以證明合同簽訂時的技術附件之一總布置圖是參考某型現有船舶繪製的，我的判斷是多數為EFC1013（Robert Dollar Type），但主尺度作了修改；另一份技術附件舯橫剖麵圖則是在這型船的基礎上加了一層遮蔽甲板（Shelter Deck）。這是為何江南造船所為何在1918年10月繪製了一張遮蔽甲板（Shelter Deck）結構圖，這是因為原來EFC1013（Robert Dollar Type）的設計是沒有遮蔽甲板的，如果要進行鋼板材料等估算工作沒有這張圖紙是不行的。盡管如此，如果從船舶設計的慣例哪怕是現代船舶設計的通行慣例，這種參照母型船設計方法也是完全可以認定為“自行設計“的。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了，美國政府海運委員會（USSB）認為戰時運輸將不再是此批船舶的任務，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商業運輸。因此，美國海運委員會在1918年11月對江南造船所提出修改設計以適應今後的商業運輸而不是戰時運輸，並將燃煤鍋爐改成了當時比較先進的燃油鍋爐。根據這個指導思想，江南造船所重新設計了這型船，對比1918年7-8月的合同設計和1919年4月24/25日改型後的第一版總布置圖（7007A和7008A）可以看出，兩個版本的設計差異非常大，可以這樣認定總布置圖（7007A和7008A）完全是一個全新的設計。
因此，根據我的分析判斷包括美國應急船隊公司（EFC）所述的江南造船所自行設計了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是真實的。同時，我也注意到國內近代史研究學者和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對設計來源的觀點主要來自《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中描述的引用，再加上他們對船舶設計的參考母型船的慣例、設計階段的分解並不完全了解。正如本書第六章中所述，可能是由於出版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認識上的局限性，在這本廠史裏原始訪談記錄中關於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的設計來源這個關鍵問題的描述被改寫了，因此造成了國內近代史研究學者和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對設計來源（絕大多數是引用了《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中的描述）產生了誤判。
根據本書的分析，我認為盡管建造所用的鋼材、鍋爐 等設備是從美國進口的，但認定江南造船所建造的四艘萬噸級運輸艦是自行設計的是符合船舶設計的慣例，其證據是比較充分的。“東風”號萬噸輪不僅僅是自行設計，而且船上所用的鋼材、主機和設備都是國產的。這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國要自力更生打破蘇聯的封鎖，“東風”號萬噸輪的建造成功是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相比之下，四艘萬噸級運輸艦的承接建造雖然也有一些中美兩國政治上的考慮，但更多是江南造船所外籍管理人員從企業經營角度上的考慮，力求提高船舶建造的檔次和水平，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在現代船舶設計的通行慣例中，自行設計和采用國產設備是不完全掛鉤的，即便是中國造船業已經躋身世界前列的今天，中國船舶配套設備仍然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
正如本書所述，我認為江南造船所的蘇格蘭籍總工程師毛根在承接、設計和建造四艘萬噸級運輸艦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在自行設計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的過程，江南造船所的外籍設計團隊和中方的一批年輕的技術人員的努力也是值得讚譽和肯定的。我認為，應該本著還原真實、尊重史實的宗旨，讓這四艘具有裏程碑意義“中國第一批萬噸輪”的設計建造在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中有其應有的地位。
在研究這四艘萬噸級運輸艦設計來源的同時，我還以一個船舶設計者的專業視角，結合該型船的78份設計圖紙和3份“疑似母型船”的圖紙，對該型船設計的深度、鉚接船體和蒸汽動力船舶的特點、關鍵人物的評價以及這四艘美國萬噸級運輸艦交付以後的營運生命周期內的史實等進行了補充、核實和甄別，同時對一些曆史和技術要點諸如當時江南造船所的造船設計、設備設施能力、四艘美國萬噸級運輸艦造船合同簽訂的背景也進行了深度分析。這些是史料的融入也大大地豐富了本書曆史感和展現承接、設計和建造過程的係統性和完整性。
通過這近兩年對江南造船所“中國第一批萬噸輪”研究和史料分析，我有幾點深刻的體會：
首先，江南製造局乃至江南造船所不愧是中國第一廠、民族工業的搖籃，其曆史沉積是如此的厚重、曆史內涵是如此豐富，是一部讀不完、敘不盡的史書。有很多很多曆史事件的凝聚點、人物和產品值得去深度發掘和研究；
其次，關於近代船舶工業史的研究應該更加重視方法論。我在研究“中國第一批萬噸輪”的史料過程中，發現船舶工業史、廠史（企業史）和廠誌都是以時間為主線平鋪直敘的，在每個時間節點上的組織機構和具體船型和產品上展開的卻不多。造船工業史研究如果不和每個曆史時期的標誌性船型的技術研究相結合，船舶工業史的研究深度是不夠的也不會有豐富的內涵。
第三，近代船舶工業史的研究應該本著還原真實、尊重史實的宗旨，力求突破不同時代認識上的局限性，再現一部真實客觀、以江南為代表的中國造船工業史和中國民族工業史是一項當務之急的任務。我認為盡管《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作為1922年出版的《江南造船所紀要》和1931年出版的《海軍江南造船所報告書》的補充，但《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書中的關鍵曆史要點是需要進一步甄別和還原。
第四，在研究“中國第一批萬噸輪”的史料過程中，我發現從江南製造局、江南造船所到江南造船廠再到現在的江南造船集團，這些曆史研究史料還是相對比較完整的。但在上海先於江南製造局的外資造船廠的曆史呢？先於局塢分家成立的求新造船廠呢？這些相關的曆史史料則要少得多。此外，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日本占領上海期間江南造船所的記載，比較偏重於人文曆史和工人的鬥爭史，而對江南造船所作為一個船廠運作的記載則比較少。對此，日本三菱重工的一些當事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論據，我覺得這是江南造船廠史研究的一個盲點並缺失的曆史時間段。
第五，由於當時江南造船所是由造船部和造機部兩個部門組成的，因此檔案也是分開的，舾裝和輪機部分的資料未按船號進行歸檔，而是散布在各類設備的資料之中，故未能找到蒸汽機等主要設備的圖紙，隻有一些外圍的附件圖紙。不免心存遺憾，但我認為這並不影響本書對這四艘萬噸輪設計來源所作出的結論。更令我感到慶幸的是，隨著塵封已久的四艘萬噸級運輸艦的史料重現於世，這個中國造船曆史上一段空白得以填補，一些重要細節也得到了補充。
——胡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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