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鋼：“周惠談話”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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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舊址
1959年的廬山會議，因其波譎雲詭，打出一個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導致了中國當代曆史的一次逆轉，而為史家和世人關注。1980年代以來，官方陸續公開了一些檔案文獻，數位親曆者也先後發表了回憶錄。最引起關注者，就文獻而言，要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就回憶而言，當推李銳先生的著作《廬山會議實錄》。需要強調的是，《廬山會議實錄》絕非僅憑記憶之作，書中的大量敘述，如毛澤東的曆次講話、兩次中常委會議的發言、數十次小組討論以及會間印發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當年的筆記和會議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由於文獻史料的公開和親曆者記憶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麵，許多被顛倒的史實重新顛倒過來，許多以往模糊的情節逐漸清晰起來。這些年，研究者已經發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當然，研究沒有終結，任何來源真實的新史料（包括回憶），任何言之有據的新觀點，都值得人們重視和借鑒。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憶）應當是可靠的，觀點應當是嚴肅的，否則，隻會使曆史真相變得模糊甚至混亂。
黨史研究室有個周惠訪談錄？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張傑的文章（以下簡稱張文）在網絡上流傳，題目是《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張文稱，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搞了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員采訪經曆過黨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隻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曆。周惠是其采訪對象之一，有一段談話涉及1959年的廬山會議。張文接著披露了這篇”周惠談話”（以下簡稱”談話”）。在”談話”裏，周惠對采訪者說：”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周說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銳給毛澤東寫信，一件是李銳1959年8月11日的發言，一件是李銳”夜闖美廬”（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的住處），向毛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正是這三件事捅了婁子，”連累了”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沒有李銳的揭發，”軍事俱樂部”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廬山會議如此結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銳！張文披露”周惠談話”，似乎要顛覆人們已知的曆史敘述。顛覆已知的曆史敘述，不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據，如實地還原真相，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問題是，張文披露的所謂”談話”漏洞百出，疑點重重，不僅沒有還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曆史真相。
張文說依據的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訪談錄，但張本人並非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員，他連黨史研究室的來曆都沒有搞清楚（順便說一句，張文對周惠的生平介紹也有誤）。中央黨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早成立四個月，兩個機構並存了八年多，並不是張文所說的”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新的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於1988年8月，是撤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兩個機構之後組建的，也不簡單就是”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那麽，”1990年代中”中央黨史研究室有沒有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呢？說來也巧，”1990年代中”筆者恰在該機構供職。更巧的是，筆者的具體工作部門，是該室下設的第二研究室，專門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員了解廬山會議曆史，當屬第二研究室的任務，但是筆者既沒有聽說更沒有參與此事。會不會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詢問第二研究室當時的負責人和同事，均未與聞。因此，這份源自所謂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訪談錄，究竟來自何處？真實性如何？大可懷疑。
李銳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談話”對三件事的敘述。與相關文獻和回憶對照，”談話”錯誤甚多，根本經不起史料的驗證。
第一件事，”談話”稱李銳”自作聰明”，給毛澤東寫信，發了”重誓”，卻在信裏”撒了謊”，”隱瞞”了”最敏感的話”。還說，”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彭德懷在廬山遭受批判，招致厄運，是因為他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那封批評”大躍進”的信，而不是受什麽人連累。黃克誠、周小舟的遭際，是因為他們發表了與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見，也不是受什麽人連累。批判彭德懷，是從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嚴厲指責彭德懷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現在要對事也要對人”的指示[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989頁]，對彭的批判升級。這時李銳還沒有寫信，怎麽會”連累”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呢？
李銳是7月30日寫信的，這時，不僅彭德懷已經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批判，而且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賈拓夫、陶魯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責和追問。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銳去黃克誠住處一事，成為小組會上追逼甚緊的問題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銳情緒激憤，發了一些尖銳議論，包括說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實情，後果何堪設想！李銳回憶：”為了消除毛澤東的疑慮，田家英轉告胡喬木一個主意，讓我給毛澤東寫一信，以釋去23號夜晚的猜疑，即’右傾活動’。”（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頁）李銳所說可從周小舟當年的檢討得到證實：”在主席懷疑我們有派別活動之後，喬木同誌示意田家英到主席處談清，同時李銳同誌向主席寫那封檢討的信。”（周小舟致毛澤東信，1959年8月13日）這說明李銳給毛寫信確實是胡喬木的意思，而不是”談話”裏說的什麽”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自作聰明”。
信的全文李銳已在書中公開，字裏行間，沒有揭發彭、黃、周、周的什麽問題。當然，李銳也坦承，信裏”隱瞞”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問題”（《廬山會議實錄》，第178頁）。這就是”談話”所說的”撒謊”、”欺君之罪”。倘若這算是”欺君之罪”，那麽，當年的當事人有誰沒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為例，李銳寫信的第三天，他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檢討自己的錯誤，卻同樣”隱瞞”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議論，最後還表示：”您幾次找我們談話，今天又特別給我寫信送書，情意深摯，我完全體會主席的意思，我誠懇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實實地向您告訴。”（周小舟致毛澤東信，1959年8月2日）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周惠，一開始也是”能瞞一點就瞞一點”，直到別人交代了之後，”才被迫地放棄蒙混過關的念頭”的。（周惠：《我的反黨錯誤》，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說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筆者以為，無論李銳還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當年”隱瞞”實情都談不上”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在那種極為險峻的政治環境中，三位當事人避重就輕，無非是不想讓事情更加複雜，不說是保護他人，至少也是一種出於生存本能的自我保護，何罪之有！它恰好說明了黨內政治鬥爭的嚴酷。
李銳緣何寫檢討？
第二件事，”談話”稱李銳8月11日發言，”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全盤認賬”，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讓二周”陷入極大的被動”。”談話”還稱，李銳此舉是為了”反戈一擊”，”立一功”。
這件事在李銳的書中也有記載，”談話”沒有提供什麽新東西，反倒是弄錯了史實：李銳不是作發言，而是寫檢討。（《廬山會議實錄》，第286頁）更要緊的是，”談話”故意”忽略”了李銳寫檢討的一個關鍵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黃克誠在會議第五組作檢討，分在第四組的李銳被人帶到第五組同黃克誠對質。對質的問題本來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無關，但黃見李突然被帶進會場，以為李已經說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動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況，揭出了關於毛澤東的私下議論。關於這一情節，李銳有詳盡回憶：
黃克誠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見我走進會場（而且我後麵還跟著羅瑞卿），我又不是這個組的，他當然馬上產生這樣的錯覺：李銳一定和盤托出。黃克誠隻好講了以下幾點……黃克誠說，關於”斯大林晚年”的話，彭德懷沒有同我談過，別的同誌說過。於是立即被追問：”是誰？”黃克誠說：”李銳。在23日講話後那天晚上，他們三人來我住處時，李銳問過我:’現在我們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說：’不能相比。'”這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嘩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雖然沒有精神準備，但由於多日來已經驚心動魄慣了，算是沉住了氣，就一五一十將23日夜的情況講了一遍。（《廬山會議實錄》，第281頁）
黃克誠自述完全印證了李銳的回憶：”大約在8月10日，組裏正在追問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銳到我那裏到底談論些什麽。這時羅瑞卿帶著李銳到我這組來參加會議。我馬上緊張起來，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們說的話被揭露了。這裏最關鍵問題議論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話……組裏正在窮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問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員，怎麽能對組織隱瞞，隻好如實說了那晚的前後經過，並說明我認為說話人並無不良用心，隻是一時的衝動失言。”（《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頁）
誰也沒有料到，這個陰差陽錯的情節，揭出了”斯大林晚年”這個”爆炸性”的問題。接下來狂風驟雨般的批判和窮追猛打式的逼問，令李銳憂心忡忡：會議繼續追逼下去，會牽連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對薄一波談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檢討，人事關係隻到周小舟、周惠、黃克誠為止，因為這些已經眾所周知，無可隱晦，絕不能再扯寬了。薄很讚同，還要他”先發製人”。（《廬山會議實錄》，第285-286頁）李銳這才寫了檢討。
如此重要的背景，”談話”隻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而不詳細交代事情的原委，卻渲染所謂”突然”轉彎，給人印象似乎是李銳別有用心。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動”的？
據李銳回憶，他是8月11日上午交出檢討的，題為《我的反黨、反中央、反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關於這一點，李銳在書中已有回憶，坦承檢討的”內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間交換過的各種意見，直到23日夜晚的活動”。（《廬山會議實錄》，第286頁）”談話”稱，正是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這個發言，讓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
如李銳所說，他的檢討的確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論，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對李”極其不滿”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銳當時的考慮是他和二周的活動已經”眾所周知”，”無可隱諱”，但不能讓人再追查下去，因為有可能牽扯出田家英、胡喬木等人，那樣隻會使事情更加複雜。此舉實際上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將事情做一個切割，避免引發更嚴重的後果。事後看來，李銳的想法或許過於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人於不義。何況李銳的檢討除了交代二周，還交代了自己的情況。幾十年後，李銳感慨：”不料我這點’苦心’，使得周小舟極其不滿，因為我曾同他談過一些田、胡同我談過的東西，他認為我’言不由衷，推卸責任’……這些細節已無關緊要，但也說明當時情況的複雜。’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種’藝術’，多麽難於掌握啊！”（《廬山會議實錄》，第286-287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周、周、李而言，廬山會議期間最要害的問題，是7月23日之夜關於”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議論。揭出這個問題，才是二周（其實也包括李銳）”陷入極大的被動”的關鍵。
8月10日上午黃克誠、李銳先後交代後，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問：黃克誠同誌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銳三同誌說，現在是不是達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沒有集體領導，現在反右會不會出亂子？這些話你都說了沒有？周小舟答：我說了。接著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論：”二十三日晚上到黃克誠同誌那裏，我心情緊張。李銳和我講得多，周惠講得少。講到毛澤東同誌這樣講，是什麽道理？這樣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認為廬山會議原來提出十八個問題，現在不提了，隻提反右，並提彭的信是反總路線的綱領，我有抵觸。還講到黨有分裂的危險；主席對彭這樣的態度，到底是怎麽回事？這中間是什麽原因？是不是毛澤東同誌一時的憤慨？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見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決定的，還是主席一個人決定的？是否會造成黨的分裂，影響到毛澤東同誌的威信？當時黃克誠同誌說，不能這樣看，主席的話是有道理的。”（《廬山會議實錄》第283頁）周惠也在當天承認自己”陷入了軍事俱樂部”，一如他在檢討裏所說：”我始終是隱瞞了最重要的真實情況，直到八月十日下午聽說黃克誠同誌已開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時我才被迫地放棄蒙混過關的念頭，改變原來避重就輕、能瞞一點就瞞一點的根本不夠一個黨員品質的錯誤態度”。（周惠：《我的反黨錯誤》，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當年的檢討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他是聽說黃克誠交代之後，才”被迫放棄蒙混過關”的念頭，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實情況”的。
”最重要的真實情況”都揭了出來，還有什麽比這更能讓他們”陷入極大的被動”呢？可以肯定，對周小舟、周惠（無疑也包括李銳）而言，8月10日才是他們的”黑色星期五”，他們正是在這天”陷入極大的被動”的；而李銳第二天才寫檢討，顯然與此無關。
”談話”還稱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銳——筆者注）保護，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準確、是否嚴肅，另當別論。隻說李銳擔心牽連田家英一事，連對李銳不滿的周小舟當時也承認。周小舟在給毛澤東的信裏說，”他（指李銳——引者注）的用意是喬木、伯達、家英、冷西等同誌確實都是好人，不要連累他們，並且又把事情弄得愈來愈複雜。他的交代不談到這些，我認為這一點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澤東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書麵檢討裏的這番話是否發自內心，筆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說明了一點：李銳的初衷，確實想避免牽連田家英等人。
李銳”夜闖美廬”？
第三件事，”談話”稱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夜闖美廬，跪在毛的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說彭德懷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寫給毛的信事先給張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出自張的手筆，而張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還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說受了毛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幹擾了主席，大家今後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再跟別人說了。
這番敘述，繪聲繪色，活靈活現，簡直就是一幕電影。這恐怕是”談話”披露的最聳人聽聞的”史實”了！可這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所謂”史實”。據”談話”稱，此事是周惠聽周小舟說的，周小舟又是聽田家英說的。田、周、周均已作古，這聳人聽聞的”史實”竟死無對證！
問題還在於，”談話”的敘述完全站不住腳。按”談話”的說法，李銳”夜闖美廬”是在他寫檢討的前一天或前兩天。如果是前兩天，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為”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還沒揭出來。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為10日上午追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會議的主持者當即與各小組組長商定，當天晚上各小組繼續開會，分別對周小舟、周惠、李銳進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銳正在小組會上受到追查和批判，如何”夜闖美廬”呢？難道有”分身術”不成？
從李銳8月11日寫的檢討看，也不可能”夜闖美廬”。按”談話”所說，李銳”夜闖美廬”一是揭發彭德懷、張聞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論。如果真是這樣，第二天李銳寫出的檢討一定會有”夜闖美廬”時揭發的那些事情。但事實恰好相反，李銳的檢討無一字涉及”談話”所說的那些彭、張的活動，甚至連張聞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於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議論，李銳的交代並不比頭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銳要是真”想反戈一擊，立一功”，為什麽第二天交出的書麵檢討不寫”夜闖美廬”揭發的那些事呢？這不是個”立功”的機會嗎？反過來說，倘若李銳”夜闖美廬”，已經向毛告發了彭、張，第二天的檢討敢隻字不提嗎？殊不知，黨內鬥爭中，毛澤東是非常看重文字”證據”的。僅舉廬山會議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澤東住處談話。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寫成詳細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給毛的複信中恰好透露了這個細節：”今早十時，接到您的來信，要我寫成詳細材料。”毛如此看重證據，李銳能不寫在書麵檢討裏嗎？這隻能說明，所謂”夜闖美廬”，子虛烏有。
還要補充一點，彭、張之間關於”斯大林晚年”的議論，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黃克誠還要早。8月9日下午，張聞天在第二組被逼交代：彭德懷談到中央常委會上隻有毛主席一個人講得多，別人很少講話，他一個人說了算。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對反冒進的同誌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種鬥爭方法，是否隻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沒有注意集體威信。還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以及毛澤東讀中國的舊書很多，熟悉舊社會對付人的那套辦法，很厲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組開會批判，有人追問彭”斯大林晚年”的問題，彭也作了交代：張聞天有兩次到我那裏去，我與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時我們談過幾次，也談論過南寧會議的問題。張聞天說，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什麽情況也不了解，他不滿意。我對毛澤東同誌有成見，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沒有結合在一起，有時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會議批評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問題，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講的。我聽到講沒有表示態度。（參見《廬山會議實錄》，第280-281、284-285頁）張、彭的交代，李銳都知道，李與彭還分在一個臨時小組（第四組）。彭、張自己都已經交代了問題，何需李銳”夜闖美廬”再作”揭發”呢？
“軍事俱樂部”的帽子是誰扣上的？
”談話”還稱，”軍事俱樂部”這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這又不符合史實。如前所述，李銳在檢討裏根本沒有涉及彭德懷在廬山的活動，倒是說過這麽一段話：”雖然我同彭德懷同誌沒有直接的活動關係，雖然小舟同誌同彭的勾結我不清楚，黃、彭的關係我也不清楚，但由於以下三點，我是陷入這個軍事俱樂部的一員。”（李銳：《我的反黨、反中央、反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這就是李銳對彭德懷的”揭發”？毛澤東就是憑李銳的這一點”揭發”，給彭德懷戴上了”軍事俱樂部”的帽子？
事實上，”軍事俱樂部”的帽子是毛澤東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銳寫檢討之前早已扣上。據李銳回憶，7月26日以後，由於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發，分組會內外已經傳開”湖南集團”、”軍事俱樂部”的種種議論和傳言。（《廬山會議實錄》，第168頁）如果說李銳所說還屬於記憶，那麽，毛澤東8月2日致張聞天的信則是白紙黑字的文獻：”怎麽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毛還挖苦道：”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99頁）也就是這一天，周恩來在會上第一次公開了毛澤東的”軍事俱樂部”的說法：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總參謀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廬山會議實錄》，第219頁）此後的分組討論中，批判”軍事俱樂部”的聲音便不絕於耳。
就在李銳寫檢討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澤東還在一個批語裏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
這些材料足以證明，”軍事俱樂部”的帽子來自毛澤東，與李銳的檢討根本沒有關係。有一個疑問，周惠當年的檢討交代過這樣一個情況：”李銳有一天晚上到我們住處，他說，中央已注意到我們二十三日夜到黃處談話這件事，說已經起草’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他想給主席寫信……”（周惠：《我的反黨錯誤》，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說李銳寫信，就是李銳7月30日寫信一事。周小舟當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時候，他（指李銳——引者注）聽說中央已在起草反對反黨集團的決議了。”（周小舟致毛澤東信，1959年8月13日）李銳後來回憶：”7月23日到29日之間，我同周小舟、周惠還是有些來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聯係。有天晚上，田家英來到我的住處特意告訴我，在起草反黨集團文件，周小舟在內，讓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謹慎。”（《廬山會議實錄》，第171頁）二周的檢討和李銳的回憶，都說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經知道起草關於”反黨集團”決議一事。而”反黨集團”的定性，正是從”軍事俱樂部”的帽子來的。1980年代中，楊尚昆接受采訪曾經談到此事：”後來寫決議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指楊尚昆、胡喬木等人——引者注）商量，說無論如何不能寫成個’反黨集團’啊，你喬木也是在啊。後來喬木說是毛主席要他寫’反黨集團’，特別是有個’軍事俱樂部’問題提出來後，這個就非’反黨集團’不行了。”（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這些史料表明：扣上”軍事俱樂部”的帽子在先，起草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在後。周惠當年在李銳寫檢討之前已得知起草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怎麽幾十年後說是李銳的檢討才使得彭、黃、張、周戴上”軍事俱樂部”帽子的呢？一個是當年的文本，一個是後來的記憶，哪個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麽周惠記憶有誤，要麽幹脆是張文虛構。
張文稱，1990年代，周惠曾經對采訪他的權延赤說，廬山會議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張文的信息來源何處，筆者不知。但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筆者所見史料，情況恰好與此相反。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周惠是相當寬大的，不許將周惠劃入”軍事俱樂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銳交出檢討的當天下午，毛在大會講話，談到了周惠：”周惠跟他們有區別，這個人據我看，與’俱樂部’隻是沾了一點邊，你說他是’俱樂部’的正式成員，我不相信。”（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的講話，1959年8月11日）毛的講話確鑿無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沒有劃入”反黨集團”。事實上，廬山會議通過的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也沒有提到周惠。至於會後的結局，就周、周、李三人來說，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下放到瀏陽縣任大瑤公社黨委副書記，直至1962年調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不是”談話”所說的”廣州分院”）副院長；李銳則被打成”李銳反黨集團”，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隻有周惠官居原職，繼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直到1961年調任交通部交通工業局副局長。
廬山教訓該如何總結？
廬山會議由”降溫”始，以反右終，無疑是毛澤東翻的盤。論責任，也許很多人都有責任，但”很大的責任”、第一位的責任無疑在毛澤東，無論如何也推不到李銳的頭上。
說到這裏，筆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以下簡稱朱文）。朱文比張文稍早流傳於網上，也是談廬山變故的責任的，認為不能把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人表達意見的時機、場合、技巧有缺陷，沒有達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的曆史悲劇”。朱文從不同視角和側麵分析廬山變故的原因，這種研究方法是筆者認同的，因為它有益於更全麵和深入地解讀曆史（當然，這種分析應該首先建立在對史實準確還原的基礎上。就這一點而言，朱文不是沒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認定的彭德懷等人表達意見的”缺陷”當做”教訓”，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寶貴”的”教訓”，這樣的”總結”筆者不能同意。
彭德懷等人有沒有缺陷，盡管可以討論。問題是，即便有缺陷，把這種”缺陷”作為廬山悲劇的”教訓”，首先就同毛澤東的”黨建理論”相抵牾。毛澤東早已宣布：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說，毛沒有對言者預設任何條件。事實上，毛還多次鼓動黨內同誌：”批評要尖銳……你不那樣尖銳，不切實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誌們講，你頭上長’角’沒有？你們各位同誌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誌是長了’角’的，有些同誌長了’角’但不那樣尖銳，還有些同誌根本沒有長’角’。我看，還是長兩隻’角’好，因為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講話，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懷寫信前的一百天，毛澤東還號召黨內同誌批評他的缺點，甚至要求學習海瑞：”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同誌看了。你看海瑞那麽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我們的同誌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1959年4月5日）從毛澤東的公開表達看，他倒是希望黨內批評不要顧忌”時機、場合、技巧”。其次還同中共黨章相衝突。按照中共黨章的規定，黨員有在黨的會議上或者在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的自由的、切實的討論的權利，有對於黨的工作提出建議的權利，有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有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的權利。黨章沒有對黨員行使這些權利附加諸如”時機、場合、技巧”等任何條件。黨章還規定，黨員和黨的組織的負責人如果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給予批評和教育；如果侵害黨員的這些權利，就是違反黨的紀律，應當給予紀律處分。（《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年9月26日）彭德懷等人無論有什麽缺陷，至少沒有逾越黨內批評的原則和黨章的規定，怎麽能成廬山會議”沉痛而寶貴”的”教訓”呢？
廬山之變的關鍵在毛澤東。胡喬木當時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說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銳著：《”大躍進”親曆記》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頁）一語成讖，廬山之變證實了胡喬木的擔心。在黨內表達意見，本來是彭德懷等人作為黨員所擁有的權利。毛澤東因個人不滿彭信，發動對彭德懷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懷等人作為黨員的正常權利，按黨章本應受到批評和紀律處分。毛不僅沒有受到批評和處分，反而將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對彭等人嚴加處分。毛能夠以一己之力覆雨翻雲，深刻的原因是黨內鑄造了一套集權的權力架構和製度。這個架構和製度實際上賦予了領袖至高無上的權力，領袖因此可以憑自己的意誌剝奪他人的權利，而這個架構和製度對領袖幾無製約和平衡的機製。黨內權力架構和製度存在嚴重的缺失和弊端。這才是廬山變故的深刻教訓。朱文曾談到廬山會議的曆史教訓，在於”在黨內營造一個和諧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圍”。筆者讚同這個看法。應該補充的是，僅有民主的”氛圍”是遠遠不夠的，更根本的還在於建立民主的”製度”。不從製度的層麵”總結教訓”，而去追究彭德懷等人表達意見方式的”缺陷”，甚至以為這是”非常沉痛而又寶貴”的”教訓”，筆者以為，這是南轅北轍。
最後做一點說明。張傑的文章在網上流傳後，網上出現了一篇”黨史專家金春銘”的文章，談張傑”披露”的”周惠談話”，對張文多有肯定，並稱張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筆者從未聽說”黨史專家金春銘”,但知道並且認識黨史專家金春明。會不會是筆者認識的金春明教授？為核實此事，筆者與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聯係。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這麽回事，也不大上網，既沒有看過張傑的文章，更沒有就張文或”周惠談話”寫過任何文章，他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也沒有一個叫”張傑”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筆者在此作出正式說明。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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